聶紺弩是當代作家。許多年輕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誰。我所供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算是高級知分子的一個密集點。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飯。提及聶紺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則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聶紺弩在小說、詩歌、雜文、散文、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是繼魯迅之後的第二人。特別是他的舊體詩，形類打油，旨同莊騷，讀來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稱“聶體”，是“異端”詩的高峰。
聶紺弩敢想、敢怒、敢罵、敢笑、敢哭。魯迅說：“救救孩子。”聶紺弩“孩子救救我們。”魯迅撰有《我們怎樣做父親》；聶紺弩寫下《怎樣做母親》。看過《紅樓夢》的人大多不喜歡陰柔的寶釵、襲人；聶紺弩認為“不寫寶釵、襲人是壞人，《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意義就更深。”人家學習馬列，圖的是政治進步；聶紺弩看《資本論》第一卷，讀到少年女工自覺是女性後，常到河邊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聯繫“王安石詩，《聊齋誌異》的‘績女’，魯迅的文章，融會貫通，有所徹悟。”舉一反三，探究“聊齋”的思想性。蹲過大牢的人，都恨監獄；聶紺弩常常懷念監獄，說“監獄是學習聖地，監獄裡醫療衛生方便”。
他在號子裡回憶過去讀過的舊小說，偶有所見，就記在筆記簿上，居然寫了一二十冊。聶紺弩受胡風事件牽連數十年，數十年間不斷地懷念胡風，不停地寫詩贈故人：“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因三十萬言書獲罪，受三十年牢獄流徙之災）”。所有胡風分子無不憎嫌以出賣胡風為進身之階的人；聶紺弩為其開脫，說“媚骨生成豈我儕，與時無忤有何哉？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紂廷咒惡來？”——聶紺弩種種特立獨行的做派和一貫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輩子在批判、撤職、監督、察看、戴帽、勞改、關押、冤屈、喪親、疾病中度過。人生成敗若以幸福快樂為標準去衡量，他是徹底的敗者。
父親（章伯鈞）不認識聶紺弩，他是母親（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後期的朋友。這個後期的具體劃分是在1970年前後。我因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聶紺弩因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關押於山西。母親與周穎原本相識，因同為反革命罪犯家屬而驟然接近起來。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親和周穎成了親密的朋友。她們有兩個固定話題。一是交換聶紺弩和我在獄中的情況，特別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時候，要共同探究，力圖解讀出字裡行間的全部內容。二是不斷地打聽消息，分析形勢，尋找各種關係，商議能夠營救我們出獄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開某個全國性會議的消息，二人立即分頭行動，各自寫出遞交首長的“求情信”。然後，母親去叩響農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門，懇請他會見四川省省長，為我“高抬貴手”。周穎則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學范家中，煩勞他找到山西省負責人，能否為聶紺弩“法外施恩”。其結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周穎的精神狀態不如母親，情緒波動，極易受到外界的影響。母親是很理解人的，心懷悲憫的她對周穎肺肝直陳：“老聶歲數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體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聶。”感動萬分的周穎老淚縱橫，涕泣不止。
母親一諾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處奔走，尋找機會和辦法。1971年的秋季，農工黨老成員、因1957年劃為右派而身處困境的朱靜芳，從淮安鄉下來到北京謀生。她下了火車，便直奔我家，希望獲得母親的幫助。住房緊窄的母親二話不說，讓朱靜芳與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母親工資一百四，她幾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進朱靜芳的口袋，直至右派問題得到圓滿解決。朱靜芳解放前就攻讀法學，劃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審員，感覺敏銳的母親覺得搭救聶紺弩的機會到了。這大概是在1971年。母親把朱靜芳介紹給周穎。周穎看著南京來客落泊寒酸的樣子，心想：連自己都要投靠別人，這樣的人能管用嗎？故態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對母親的熱忱，也礙於情面，她還是把聶紺弩的“犯罪”情況和關押情況告訴給朱靜芳。朱靜芳當然察覺到周穎的冷淡，但看在母親的情份上，也看在聶紺弩的名分上，她表示願意幫這個忙。會面的當日，周穎便向朱靜芳提出去山西稷山縣看守所看望聶紺弩的要求。母親說：“還是讓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盤纏由我承擔。”巧了，朱靜芳從前在法院工作的一個同事的丈夫，正擔任看守所所長。她表示願意前往，並說自己必須假稱是聶紺弩的親戚才行。三人的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攏。
當聶紺弩在看守所所長辦公室，看到一個叫朱靜芳的女人口口聲聲稱自己為“表姐夫”的時候，驚異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靜芳見他的身體和氣色都還算不錯的時候，一顆懸著的心也就放了下來。所長告訴朱靜芳：由於覺得聶紺弩人好，又很有學問，索性沒有叫他幹什麼勞動。朱靜芳帶來由母親和周穎買的罐頭、茶葉、香煙、白糖、點心。所長叫一個姓李的年輕人將它們拿回監捨。在所長辦公室，朱靜芳和“犯人”的會見持續了三天。在這個看守所歷史上，是個絕對的例外。聶紺弩是有問必答，只是在問到“犯罪案情”的時候，才變得支支吾吾，說自己也搞不明白，為什麼還沒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裡，瞅著這個操著蘇北口音、高大結實的女人直納悶兒：這個“朱大姐”到底是誰？
從哪兒鑽出來的？他把自己的親戚和周穎的親戚在腦子裡翻了個遍，也沒能考證出來。見到了人，人又還健康——母親覺得朱靜芳是首戰告捷，便毫不客氣地對周穎說：“你該請客！為老朱接風。”
“請客，請客！”周穎一個勁兒地點頭。
飯是在座落於交道口大街的康樂飯館吃的，周穎做東，全家出席。席間，氣氛熱烈。母親不停地給朱靜芳夾菜遞湯。朱靜芳直到今天都記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兒叫黃魚羹。
聶紺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時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溫暖。同號同鋪的小李，不但照顧他的生活，還一起讀馬列，小李每有所悟，聶紺弩會驚喜異常。聶紺弩搞不懂馬克思論述的“級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給老人補習數學知識。潛心於理論不光為打發時間，更重要的是聶紺弩想以此驗證自己的人生觀。
另一個同號的囚犯，是一個叫包於軌的人。他與聶紺弩是共用一副手銬押赴稷山的，故聶紺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狽”的詩句相戲，相贈。這個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的包先生，博學多識，通文史，精詩詞，尤擅對聯，曾在王府井畫店舉辦個人書法展覽。聶紺弩對他的學問佩服的不得了，稱他是活字典。“鬼話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號間逢。”監獄不得高聲喧嘩，聶紺弩又有些“耳背”，所以倆人經常交頭接耳，“鬼話”連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撫慰受傷的筋骨、受辱的心。後來包於軌病死看守所，草葬於獄內空地。這令聶紺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聶紺弩被判處無期徒刑，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緒激動又萬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紅紅的，“是淚是花還是血？頻揩老眼不分明。”悲憤難忍的聶紺弩向周穎報告了這個最壞的消息，覺得自己只欠一死，別無它途。周穎跌跌撞撞地來到我家，對母親和朱靜芳說：“事情不好了，老聶判處了無期徒刑，他不服，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她拿出聶紺弩的信，信中寫道：“我是永遠回不了北京城。”
母親黯然無語，而周穎早變成了木石，呆坐在沙發。
冷靜的朱靜芳問：“周大姐，你可知老聶現在關押何處？”“臨汾。”朱靜芳想了想，說：“那就在省第三監獄了。”遂安慰周穎，道：“不要急，有辦法，省三監我有認識的人。”周穎聽到這句話，情緒稍許安定。她走後，朱靜芳告訴母親：“我如今是個農民，靠種莊稼吃飯。所以，現在必須趕回南京鄉下插秧，等秧子插完，就趕來北京，專跑老聶的事。”母親馬上給朱靜芳買了南下的火車票，並反覆叮囑：“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們救人要緊。”
朱靜芳前腳剛走，周穎後腳病倒在床。學醫出身的母親話不說，把周穎接到家中，一住數月，親自護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腳我家的朱靜芳看著母親跑前跑後，燉湯拿藥的情景，慨然道：“這才叫患難與共，肝膽相照呀。”
經過反覆思考，朱靜芳認為：放出聶紺弩只有一條路，即保外就醫，而獲得保外就醫則必先獲得減刑，改判為‘有期’，才有可能。“老聶怎樣才能減刑呢？”周穎的反問，卻令她一時無法回答。母親建議朱靜芳還是先與她所認識的監獄管理人員聯繫，再商討減刑之策。誰料想事情又那麼湊巧，朱靜芳與山西省第三監獄的獄政科長老彭元芳相識，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愛人姓楊，是這所監獄的監獄長。朱靜芳隨即給老彭寫了封信。信中說，自己有個姓聶的表姐夫在省三監服刑。母親把信看了一遍，問：“你為什麼不寫明自己的親戚是聶紺弩呢？”“不能寫明，這樣的事只能面談。”
老彭沒有回信，這令母親和周穎有些失望。朱靜芳卻說：“周大姐，我們可以去臨汾了。她是不會覆信的。”
母親為朱靜芳買了去太原的車票（周穎的車票是自己買的），又給了她幾十元錢，做逗留臨汾和返程的花銷。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車坐汽車，近午時分到了監獄。老彭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熱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請朱靜芳坐沙發，把周穎理所當然地視為罪犯家屬，端個矮腳小板凳叫她靠牆角呆著，還叫了一個管理人員陪同。見此情狀，朱靜芳覺得無法進行實質性談話。當晚，朱靜芳決定讓周穎住縣招待所，自己則搬到老彭的家裡。晚飯後，朱靜芳向老彭詳細介紹了聶紺弩的身份、資歷、為人、成就等情況，還拿出了一本隨身攜帶的聶紺弩作品，請她翻閱。為摸清案情，朱靜芳提出想看看聶紺弩的檔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開卷宗，內裡只有一張判決書。內容簡單得像簡歷，案情概括得像口號，且通篇措辭嚴厲。指認他犯有現行反革命罪，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判決書上的最後一句是：由於認罪好，特寬大處理，判處無期徒刑。
第二天接見“犯人”，老彭的態度明顯改變，接見地點沒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見室”，接見時間也沒有遵守“只許半小時”的規定。穿著囚衣、戴著囚帽的聶紺弩，從關押區向管理區緩慢走來。他很快認出了朱靜芳，眼睛裡流露出笑意，說：“朱大姐，你長胖了。”這本是句淡話，不知怎地令朱靜芳辛酸無比，淚珠在眼眶裡直打轉，趕忙掉過頭，淚水便沿著面頰滾滾而落。她請老彭離開辦公室，自己也站到院子裡，好讓周穎單獨和聶紺弩會面。
會面結束了，朱靜芳迫不及待問周穎：“你問清楚了沒有，老聶到底犯了些什麼？”周穎答：“他告訴我主要犯罪事實是辱罵了江青和林禿子。”“辱罵的具體內容呢？”“說他講‘江青和林禿子有曖昧關係’，但老聶始終沒有承認；人家追問這話是誰說的，他東扯一個西拉一個，都沒能落實，所以公檢法認定還是他自己講的。”“還有呢？”朱靜芳問。“還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牛肉。”監獄哪兒有什麼五香牛肉？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部隊駐地借了五斤肉回來，給北京來客和聶紺弩包了頓餃子，算是改善生活。
患難夫妻的會面長達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間朱靜芳加緊做老彭的工作，最後，索性攤牌：“無論如何，你們也要把人給我放出來。”老彭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老聶的身體不好，害過一場大病。我們把他弄到太原的醫院，治了幾個月才救活的。按這裡的做法，判了無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們覺得他身體太差，就沒有叫他去。在這裡，也是做些輕微的勞動。”“什麼叫輕微勞動？”朱靜芳問。“比如在監獄的廚房洗洗菜。”朱靜芳說：“你一定要想辦法。先要保證他的健康，再做到保釋就醫。”又說：“老聶是個作家，給他一些書看，精神上也好有個寄托。”分手的時候，心裡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監獄大門，對朱靜芳說：“你放心吧，我保證把老聶健康地送還給你們。”
回到北京的朱靜芳連續給老彭寫了幾封信，均無回音。但她得知：聶紺弩的生活條件有了改善——從大牢搬到小屋；屋裡放了書桌，書桌上擺了紙筆；北京寄去的或托人帶去的罐頭、臘肉、香腸、鹹鴨蛋等食品一律由老彭轉交。老彭和一個姓張的勞改幹部命令在廚房幹活的犯人，每天給他或蒸一碟臘肉，或切一盤香腸，或開一個罐頭，或送一個鹹鴨蛋。聶紺弩從心眼裡感激朱靜芳，說：自她去了監獄，自己的生活完全變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監獄裡從未有過的。而朱靜芳打心眼裡感謝老彭、老楊和老張，說他們如此地敢於擔責冒險，真的夠朋友。過了幾個月，情緒又開始消沉的周穎對朱靜芳說：“我想離開北京，在老聶的監獄附近找個房子住下來，就在旁邊陪他到老。”朱靜芳說：“你要這樣也可以。不過，我和李大姐還是要盡量想辦法，把老聶搞出來。”話雖如此，卻無良策。儘管勞動改造表現好的犯人可以減刑，可聶紺弩早已不參加勞動了，減刑又從何談起？老彭他們也是乾著急。
1975年冬季，毛澤東決定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一律寬大釋放，並適當安排工作。願意回台灣的，可提供方便。這個“決定”在全國範圍迅速傳達，果斷落實。這個文件我是在四川監獄裡聽到的，與我同牢而居的國民黨舊軍政人員先是不敢相信，後是徹夜不眠。那些夠不上縣團級的老反革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惡小、軍階低。
“決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門。根據檔案，上邊通知山西省第三監獄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共有8名。經核對，監獄領導發現只有7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們覺得讓聶紺弩出獄的機會到了。因為只要能頂上這個空額，便可矇混過去。但完全矇混也不行，於是，他們開始翻查聶紺弩的檔案，看看是否能夠在他的政歷上找到一絲與國民黨的聯繫。這時，得知“決定”的朱靜芳火速投書，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畢竟她是經過母親介紹認識的周穎夫婦，所以並不十分清楚聶紺弩的全部歷史。還是監獄領導在提取的聶紺弩檔案裡，發現他有“於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習”的經歷。有了黃埔軍校的履歷，就足夠了。老彭立即告訴朱靜芳：事情辦好了。聶紺弩以老共產黨的身份進的監獄，以老國民黨的名義出的牢門；以現行反革命的犯罪抓進去，以歷史反革命案情放出來。
1976年秋，母親徵得周穎的同意，拜託電影家戴浩去山西接獲釋的聶紺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領取生活費30元。他從母親那裡接過買車票的錢，又向母親借閱一套明朝版線裝書，說是“以破長途之寂”。生性慷爽的母親不忍拂其意，猶豫片刻，還是將書拿出。結果，人接回來了，書卻丟了。許多年以後，母親對我提起那套明版書還心痛不已，帶著埋怨說：“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戴浩非要那套書？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遺物。”聶紺弩回到北京，卻報不上北京戶口。仍是朱靜芳拋頭露面，找到與派出所、公安局關係極好的一個老太太（即文懷沙之母），請她出面為聶紺弩報上了北京市居民戶口。
急人之急女朱家，兩度河汾走飛車。刀筆縱橫光閃閃。
化楊枝水灑枯花。勸君更進一杯茶，千里萬里亦中華。
聶紺弩對朱靜芳心懷感激，寫了這樣一首六句詩送給她。聶紺弩獲釋經過，朱靜芳對外人談及很少。後來，周穎曾對別人便講：“我們老聶能夠出來，是由於某首長出面。”話傳到朱靜芳耳朵裡，惹出一肚子火。氣憤的她當著聶紺弩的面，質問周穎。又說：“你這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我講不過你。”理屈的周穎說罷，便去衛生間。趁著這空當兒，坐在一邊旁聽的聶紺弩樂滋滋對朱靜芳地說：“她怕你。”過後，朱靜芳心裡很難過。她對我說：“小愚，我想辦法救老聶，一方面是由於你的母親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為老聶實在是太冤。”
我說：“朱阿姨，沒有你的幫助，聶伯伯也能出來。不過，他要在監獄裡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國的冤假錯案，時間至少要推遲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著再坐365天的牢。對個老弱病殘來說，在一千多天的日子裡，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
朱靜芳不住地點頭，感歎道：“別看周穎一頭白髮，還不如小愚懂。”
關於聶紺弩的“犯罪”，不禁讓我聯想起戴浩對我講的一段話。我出獄不久，戴浩來我家閒聊，母親留飯。飯後，我送戴浩去建國門大街的1路汽車站。正值殘夏，陽光耀眼，熱氣灼人，幾隻蜻蜓在空中盤旋。我倆揀著有樹蔭的地方走。走著，走著，他停下腳步，突然地說：“現在背著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陳大姐（即陳鳳兮），我向你提個問題：把你關進大牢，冤不冤？”
“當然，冤呀！”
“我也認為冤。章詒和不就是章伯鈞的女兒嗎？小愚不就是有感於江青從政，在日記裡寫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麼一句話嘛。”
我點點頭。
接著，他又問：“你說把聶紺弩關進大牢冤不冤？”
“當然，也冤呀！”
“錯了，與你相比，老聶可不冤哪。”
看著我瞠目結舌的樣子，他笑了，拍著我的肩膀，說：“用不著吃驚，戴叔叔解釋幾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斷，老聶是冤枉。可拿當時的政策去衡量，聶紺弩可是真的有罪。”
“為什麼？”
“因為他真是像判決書寫的那樣，惡毒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我現在可以告訴你，老聶罵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語言，粗鄙到我無法對你重複他的話。”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聶把自己的‘犯罪情節’全都告訴給我。我曾經告訴給你的母親，她叮囑我今後不要再對別人講了。”
在以後的接觸中，我發現性情狷介的聶紺弩對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語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話，一點不假。聶紺弩為什麼如此肆無忌憚底辱罵“副統帥”呢？我覺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資歷也是個不容忽視的原因。不錯，聶紺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個老革命，且“老”到與林彪同讀黃埔（聶為二期、林為四期），同為湖北老鄉。有著這樣的一個背景，即使對方變成了革命權威、政治領袖、毛澤東接班人，他也決然不會去仰視、去擁戴的。在聶紺弩的眼裡，林彪就像面對面辦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樣普通熟悉。因此是可以隨時隨地的批評乃至詬病其缺陷的，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虛榮、伎倆和作風。周穎來我家，一坐便是一天。母親定是留飯的，擅長烹飪的姐夫洗手下廚，燒出的菜雖非美饌，卻頗適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說：“好，真是太好了，我還要帶些走呢。”
聶紺弩釋放回京以後，她帶菜的習慣仍保持著，且加大了力度——帶走的菜餚都改用我家大號鋁飯盒，且塞得滿滿的。周穎一邊把菜裝飯盒，一邊解釋說：“我們老聶就愛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聽此言，母親臉上泛起微笑，姐夫則一副得意神情。菜帶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願。後來，有一次母親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齋買些素什錦回來，竟發現家裡所有的飯盒都沒了。問姐夫，回答說：“章家的飯盒都在聶家碗櫃裡放著呢！”
母親去看望聶紺弩，常讓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會帶上許多新鮮魚肉及蔬菜，親自做給“聶伯伯”品嚐。看著滿桌子的可口菜餚，聶紺弩特別高興。他說：“我顛簸了一輩子，吃到的快樂遠沒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樂的，大家是快樂的。”
一天下午，母親正在清理父親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壺。1966年8月紅衛兵抄家時只認得瓷器，不知道這些用泥巴做的茶壺也是古董、“四舊”、好玩意兒且價格不菲。所以經過無數的洗劫之後，家裡還剩得幾把宜興老壺。母親剛把茶壺擦洗乾淨，擺在地上晾乾，周穎、朱靜芳二人就進了門。周穎見每把茶壺都那麼漂亮，便說：“李大姐，這些壺真好看，送給我一把啦！”見母親沒有吭聲，即又說：“我們老聶總愛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聽是拿回去給聶紺弩使用，母親就讓周穎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靜芳也挑了一把。事後，母親提起這兩把茶壺又很有些心疼，並念叨：“也不知老聶用上茶壺沒有？”
出獄後的聶紺弩很想為母親做些事。一次，他知道母親在大街上摔傷了胳膊，就毛遂自薦，說要領著母親去找個醫生。母親問：“你帶我找中醫，還是西醫？”
“中醫。”
“此人有名嗎？”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誰？”
“蕭軍。”
母親嗔怪道：“老聶，你別是在跟我開玩笑吧。蕭軍是個作家，你帶我找他做什麼？”聶紺弩笑了，笑裡透著得意。說：“李大姐，你說得不錯。但你不知道，他還是個正骨中醫。”受聶紺弩熱情誠摯的感動，母親同意了。他們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剎海附近的蕭軍的住所。“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鈞夫人。”紅光滿面的蕭軍聽了聶紺弩的介紹，緊握母親的手，說“認識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們。”
聶紺弩說：“我們不是來做客的，是來看病的。”結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母親的胳膊讓健碩無比的蕭軍“三下五除二”地給擺弄好了；他們也成了朋友，同聶紺弩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飯，又在湖邊合影。
1977年11月，北京市政協重新開張，恢復活動，召開了五屆一次會議。從前一直是北京市政協委員的母親卻未接到“當選委員，參加會議”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員都先後收到了。她不明白到底是什麼原因獨獨沒有自己的份兒。她來到聶家，對聶紺弩夫婦說，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氣。聶紺弩對周穎說：“你去買些酒菜來，中午我請李大姐在家裡吃飯。”周穎不善家務，也沒有僱傭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況下，母親是不在他家吃飯的。但今天例外，母親同意了。飯桌上，聶紺弩持箸進菜，慇勤相勸，又向母親舉杯，而且一定要“干”了。過後，對母親說：“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詩吧！怎麼樣？”
女歸才美，閒官罷才清。中年多隱痛，垂老淡虛名。
無預北京市，寧非李健生。
酒杯當響碰，天馬要行空。
聽著聽著，母親的臉紅了。“李大姐，你看我說得對嗎？”聶紺弩問。“對得很。‘無預北京市，寧非李健生。’這兩句多好。”母親笑了。“你說好，那就好。”三日後，聶紺弩將詩寫於信內，寄來。在以後的日子裡，母親偶遇不快，便常吟這首《李大姐乾杯》。
1978年秋，我被釋放出獄，回到北京，卻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母親對我說：“我要帶你去認識一下聶紺弩。”我倆是搭乘公共汽車去的。頭天，我們已經準備好了熟食和水果。母親路上叮囑我，千萬不要談論有關子女的事。這時我才知道聶紺弩和周穎有個獨女，叫海燕，在歌劇院供職。女婿姓方，人稱小方。令老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獄前的一個月海燕自殺了，死因不明。小方被批鬥，其所在單位領導和群眾一致認為他對妻子的死負有不可推卸之責。沒幾天，小方也自殺了。周穎對聶紺弩瞞著這宗命案，謊稱海燕出差在外。聶紺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床。過了半年多的時間，經母親和其他幾個老大姐商量，覺得總瞞下去不是個辦法，再說聶紺弩也不是個承受不了打擊的人，於是決定由陳鳳兮找個單獨的機會告訴他。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陳鳳兮靜靜地講，聶紺弩默默地聽，講者與聽者的眼睛裡都閃動著淚花。當晚，聶紺弩徹夜無眠。第二天早晨，周穎進丈夫的臥室，“只見紺弩面朝牆壁睡著，半邊枕上猶有濕痕。桌上的煙盒空了，地上有一堆煙頭。筆筒壓著一張薛濤紙，紙上是一首七律詩。”但在聶紺弩的心裡，仍藏著一個死亡之謎，即女兒為什麼要自殺？
周穎把家從地安門附近的東不壓橋胡同34號的平房，搬到了左家莊地區的新源裡單元樓。回到北京的聶紺弩按被釋放的國民黨軍警特人員待遇，每月從街道領取18元生活費。他不能安於這樣的身份，也不能安於這樣的生活，便給擔任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寫信，說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況。鄧小平將信批轉給時任全國政協秘書長的齊燕銘，齊燕銘向鄧小平匯報了聶紺弩“軍警特”待遇的近況。鄧小平聽後，兩眼一瞪，說：“他是什麼軍警特！”齊燕銘遂立即派人，給聶紺弩送去二百元營養費；跟著，齊燕銘責成有關方面，將“文革”中紅衛兵抄走的現金——約有七、八千元，如數退還。
聶紺弩單薄、瘦削。無論行走，還是坐立，身體都有些前傾，背微駝。從我看到的第一眼開始，便覺得聶紺弩是一幅線條洗練、輪廓分明的肖像版畫。令人難忘的是他在文人派頭裡所顯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氣質。即使有客人對面而坐，聶紺弩也常沉默不語，似乎總帶有幾分痛苦。其實，聶紺弩並不憂鬱，只要一笑，瞇縫著兩眼，讓人覺得慈祥可親，是個仁厚的長者。當他正眼看你的時候，那目光竟是那樣地坦白，彷彿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胸膛直達心底。
我向他淺淺地鞠了個躬，母親介紹說：“這就是小愚了，剛放出來。”
聶紺弩問：“你是在四川的監獄吧？”
“是的。”
周穎說：“小愚關押的時間比你長一些。”
“你在哪裡做什麼？”聶紺弩又問。
“我種了五年茶，織了五年布。聶伯伯，你呢？”
“我沒有怎麼勞動。”
我還告訴他，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和母親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的時候，就曾見到過他。聶紺弩說：“想不起來，忘記了。”我說：“那時餐廳的服務員都神氣得很，催她們上菜，帶搭不理的，還從眼角看人。你生氣了，對我和母親說：‘什麼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註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聶紺弩大笑。我又說：“在咱們四個人等著上菜的時候，母親問你的工作情況。你說：‘眼下的工作單位好極了。’母親問：‘好在哪兒？’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儀）在一起了，你說這個單位（指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室）還不好？’”聶紺弩又是大笑，並誇我的記性好。
我說：“我腦子裡淨記這樣一些沒用的東西，不像你滿腹經綸，記的都是學問。”聶紺弩聽了，向我瞪著眼睛說：“我有什麼學問？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張履歷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陽光重沐。聶紺弩的情緒該振作，心情應舒暢。可我感覺他的心情並不怎麼好，脾氣也不夠好。
母親的解釋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氣；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氣就更大了。周穎是不參加我們談話的。不一會兒，她拎著個黑塑料提包走過來，對母親說：“李大姐，你們聊吧，我到外面去辦點事兒，老聶今天特別高興。”
周穎剛出門，聶紺弩的臉色驀地陰沉起來，說：“小愚出來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聶伯伯！”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對母親說：“李大姐，還是監獄好。”
母親說：“老聶，有些事要看得開，想得通，我們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為什麼死？說他們（指海燕夫婦）夫妻關係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兩口子還發生了性關係。按說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穎）應該是相依為命的。可我後來讀到海燕早就寫好了的遺囑，才知道事情很複雜。女兒在遺囑裡說：‘我政治上受騙了，生活上也受騙了。’又說‘我的兩個小孩千萬不要讓母親帶。’為什麼女兒不信任母親？所謂‘生活上也受騙了’，是指誰？是小方一個人騙了她，還是連同周穎兩個人都騙了她？海燕是怎麼知道自己受騙的？她看到了或者發現了什麼？這些到底都是怎麼回事？李大姐，我總該弄清楚吧？”
母親是看過遺囑的。這一連串的發問，卻令她無法應對。只能寬慰他，說：“老聶，事情已然過去，你要超脫出來。周穎一人在外，實在也是萬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徹底安頓下來，以前的，都不去想啦！還有許多事在等著你去做呢。”聶紺弩搖頭，說：“事情我要做，問題也要想。再說，海燕的死是有果無因，怎麼能說‘事情已然過去’？”母親再無話可說。海燕的死因及遺囑，是聶紺弩腦子裡的謎團，也是心中的死結。
我是第一次登門拜望，聶紺弩說什麼也要留我們母女吃午飯。我第一個把飯吃完,按照規矩，將一雙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當中，欠身說：“聶伯伯，謝謝。你們慢用。”低頭吃飯的聶紺弩抬頭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帶著挖苦的神態，說：“不要謝我。”遂指著周穎說：“謝她。我現在是靠老婆養活的。”
“你不會永遠拿18塊。”母親說。飯畢，即告辭。母女同行一路。許久，母親長歎一口氣，說：“老聶，可憐。”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從成都來到北京。母親說：“你們夫妻好不容易團圓了，帶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聶紺弩吧。”說著，把寫著東直門外左家莊新源裡西9樓3單元33號地址的便條，遞給了唐良友。
我問：“萬一聶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個電話？”
“周穎可能不在，紺弩是一定在家的。”
臨走時，母親對唐良友說：“記住，不要在他家吃飯。。”
給我們開門的，是聶紺弩。
進屋後未見周穎，便問：“聶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來，母親的話是對的。
聶紺弩坐在了床沿，指著床旁邊的一張舊籐椅叫我坐下。然後，他上下打量著唐良友，直聲問：“他是誰？”
“我的愛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愛人？”聶紺弩毫不掩飾自己的懷疑與驚異。
我點點頭。
“真的？”他輕輕搖著頭，問唐良友：“你是做什麼的？”
“在川劇團搞器樂。”
“什麼樂器？”
“從嗩吶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個什麼感受，但我從這樣的笑容裡，讀出了幾層含義：一，聶紺弩不僅覺得唐良友過於年輕，更覺得他過於漂亮；二，對這種年紀、相貌以及職業，有些鄙薄；三，這種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對男人的選擇標準，或許還有對男女性關係的聯想，等等。我很想對他解釋一下，講講自己所經歷的如電視連續劇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對的不是一個小市民。
很快，我們進入了談話的正題。正題就是對監獄的認識與感受，這是我和聶紺弩唯一的共同點，恐怕也是唯一的話題。
“小愚，你對坐牢都有些什麼體會？”聶紺弩首先發問。
“我初到監獄，有三個‘想不到’。”
“哪三個？”
“一想不到監獄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長。”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監獄狀況如此之差。”
聽了這三個“想不到”，聶紺弩似乎覺得我多少是個可以聊上幾句的人，而非只會選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擱在寫字檯上的香煙，唐良友忙從自己的口袋裡掏出打火機，打燃。他點上煙，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頭，兩條腿挪到床沿邊，平擱著。
見他有了興致，我的心緒平穩了許多，說話的聲音也放大了：“聶伯伯，後來我發現所謂的三個‘想不到’，不過是表面現象罷了。”
“你還有更深的認識嗎？說來我聽聽。”眼神裡，流露出關切和暖意。
我說：“有兩點來自對人的認識。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質。換句話說，人不是不想做壞事，而是不敢做壞事。另外，從前我以為壞人就是壞人，蹲上兩年（大牢）便明白一個人壞了，可以再壞，再壞以後，還可以更壞。壞是無底的。”
“舉個例子，說說看。”
“比如，一些年輕女犯是盜竊罪，即慣偷。勞改隊的勞動強度大，肚子總填不飽。除了在農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們便想方設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個窩頭，一個窩頭也就值五分錢。她們本來壞在偷盜上，現在又多了個賣淫的毛病。犯人誰不想出獄？我們的勞改條例又鼓勵密告。對他人有重大檢舉，自己可獲減刑。於是，告密成風。再沾上這一條，人就更壞了。”
聶紺弩笑問：“你告過密嗎？”
“我告過，而且後果嚴重。”
“什麼後果？”
“把人給斃了。”
他問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倆不由自主地被對方的態度所感染。聶紺弩忽然發現沒有給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著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葉，並抱歉地說：“對不起，我現在才給你們泡茶。”用不怎麼開的水泡上兩杯綠茶後，他又靠在床背，恢復了原來的姿勢。這時的他，像個等著聽故事的孩子。從這一刻開始，我感覺雙方才是對等的。我說：“聶伯伯，我家庭環境好，受教育好，從無生活惡習。我不過是個政治犯，更準確地說是個思想犯，但進了大牢後，我學會了罵人，學會了打架，學會了偷東西。因為不這樣，就活不下去。打架罵人，是犯人之間流通的公共語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樣用拳頭撕扯扭打；像老潑婦那樣當眾罵街。偷，專偷吃的，是因為餓。餓是什麼？是一種關乎生命的本質性痛苦。說句不好聽的，除了廁所裡撈出來的，不吃，我什麼都吃。你的歲數大，又不勞動，肯定對這種痛苦體會不深，而且，可能還把食物和朱阿姨帶給你的食品，分給幫助照料你的年輕犯人吃，對嗎？”聶紺弩點頭，道：“是這樣的。”繼而，他把話題拉了回來：“你跟我說說那件後果嚴重的事情。”
我開始了講述：“最初的幾年，我是在苗溪茶場。三十多個新、老反革命女犯擠在二十多平米的監捨。睡在我斜對面的一個濃眉大眼的中年婦女，叫張家鳳。她生性活潑，多才多藝，有一條好嗓兒，會唱許多中外歌曲。高興起來的話，還要講幾句英語。我覺得她是眾多女囚中最可愛的，但是組長警告我說：‘張家鳳是個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發現她的精神不夠正常，自說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春茶採摘的季節，她越是發作。別人一天採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簍卻是空的。消極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鬥，犯人斗犯人。多數犯人為了表現自己靠攏政府，接受改造，批鬥時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頭髮，煽她耳光，我嚇得躲在旮旯，但張家鳳卻習以為常，甚至面帶微笑。組長又告訴我：‘她的態度如此囂張，是仗著自己軍人出身、軍大畢業。打過幾次殺威棒，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個首長搞了以後，甩了，從此對共產黨懷恨在心。’”
“這樣經歷的女同志，在建國初期是不罕見的。即使有些年輕女同志被組織安排給了某首長做老婆，多數也不幸福。”聶紺弩插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採摘春茶的時候，張家鳳的舊病復發了，而且很嚴重。她咒罵的不光是那個曾經玩弄自己的部隊首長，也不單是把她送進監獄的軍事法庭。她咒罵的是毛澤東。很多犯人都聽見了，大家爭先恐後地去揭發。事情匯報上去，管教幹事發話下來，說：‘章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採茶了，拿著紙和筆，跟在張家鳳的後面。聽到一句反動話，就寫下一句。再佈置另外幾個犯人靠近張家鳳勞動，一邊採茶，一邊用心記下她說的，晚上讓她們找人寫成揭發材料，作旁證。’當時正是下午四點鐘的樣子，從清晨四點開始爬上茶山，人已經幹了一圈兒（即12小時）。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斷了。一聽到這個任務，忙甩下茶簍，心裡別提多高興啦。只覺得自己可以從筋疲力竭中逃出來，而不去想想我記錄下的材料是幹嘛用的。我跟了她兩個下午，她在咒罵的時候，仍稱毛澤東為毛主席。她真的瘋了——這一點，別人不懂，我應該懂。大約過了半年，在‘十一’國慶節之前，張家鳳被押走了。9月30日，勞改茶場召開寬嚴大會。寬大處理的樣板是我們的那個組長，減刑半年；從嚴懲治的便是張家鳳了，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而判處死刑。宣判後的二十分鐘，遠處傳來了兩聲槍響，數千人的會場如一潭死水。子彈射穿她的同時，彷彿也擊中了我。張家鳳死了，我覺得是我用筆和紙害死的。”我說不下去了。聶紺弩起身把茶杯端給我，說：“喝口水，喝口水。”
“聶伯伯，你知道嗎？從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認為自己無罪。但從槍斃張家鳳的那一天開始，我便覺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錯不在你。”聶紺弩的目光沉鬱，彷彿人類的善良、憂患及苦難都隨著目光，流溢而出。他吸煙的時候，嘴唇原是緊閉的。這時卻張開了，一股青煙冒出，隨即散開，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霧氣。他仰著頭，看著這飄動的青煙漸漸散去，語調平緩地說：“密告，自古有之，也算個職業了，是由國家機器派生出來的。國家越是專制，密告的數量就越多，質量也越高。人們通常只是去譴責猶大，而放過了殘暴的總督。其實，不管猶大是否告密，總督遲早也會對耶蘇下手。”
“聶伯伯，我在獄中呆了十年，體會到對一個囚犯來說，貪生可能是最強烈的感情。而獄政管理的許多做法，正是利用了這種感情。”我們還談起各自的“犯罪”情況，一對案情，倆人都笑了。原來在我倆的判決書上都有“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罪狀。
我說：“我們的毛病都是太愛說話。”我的這句話，聶紺弩有些不受聽。氣呼呼地說：“禍從口出——這條古訓，中國的老百姓誰敢不牢記在心？他老人家不開口則罷，一開口，必是雷霆萬鈞，人頭落地。我們這個國家什麼工作都可以癱瘓，惟獨專政機器照樣運轉。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關押，被勞改，被槍斃，可革命照舊進行，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這就是我們這個國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會特色和特徵吧。”聶紺弩停頓片刻，突然提高了聲音，說：“但是，無論我們怎麼坐牢，今天的結果比老人家強。”
“你認為，他老人家的結果是什麼？”
聶紺弩伸出四個手指，說：“四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眾叛親離，等到一切真相被揭開，他還要遺臭萬年。”
“聶伯伯，‘文革’中我的父親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認為——毛澤東幾十年的執政錯誤給中國的每個家庭，都製造了災難和痛苦，別看現在是‘紅海洋’，將來會是個悲劇的收場。”
“你的父親是先知先覺，你的母親是大慈大悲。你雖受了父母的連累，但你該為他們自豪。”
我說：“我在牢裡，支撐我的就是死去的父親和活著的母親。即使我死了，我的靈魂也會回到他們的身邊。”
“好。”說罷，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怕他聯想起海燕，扯開話題，問起他獄中生活。他告訴我，自己有書看，還能寫東西，處境比我好。
“聶伯伯，你看些什麼書？”
“主要是看《資本論》，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來。說來你也許不信，我一共讀了17遍。讀《The Capital》，有魚躍於淵之樂。”
我大為吃驚：“天哪！你該不是把《資本論》當成了《聖經》吧？”
“算你說對了。”他有些興奮，好像很欣賞我的這個比喻：“我就是把它當作《聖經》，其實，《資本論》也像《聖經》。”
“為什麼？”
“因為它是從哲學的觀點出發的；又因為它寫出了真理；還因為它的文筆。‘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弱都無濟於事。’小愚，你說這段話像不像《聖經》？你說馬克思的文筆好不好？《資本論》當然是論述經濟問題與規律的，但它把權力、選舉等政治因素概括進來，又涉及思想、輿論、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開來讀，每個部分都說得很明晰；合起來看，整部書又非常完整。這個特點不也很像《聖經》嗎？中國人當共產黨，有幾個人讀了《資本論》？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共產黨員，為什麼要參加革命？原因分析起來，不外乎兩個。一部分人是為了尋找個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於對當地政府或頂頭上司的不滿。懷著這樣的動機，哪裡需要《資本論》？從前的我，也是不看這種書的。”聶紺弩又讚歎道：“《資本論》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寫下的讀書筆記，有幾大本。可惜，讓他們（指監獄管理人員）都拿了去。”
“聶伯伯，你讀《資本論》17遍之後，有什麼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懷疑理想。共產黨建黨至今，不知道給我們樹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產主義，低到公共食堂。無論高或低，幾乎都很少實現。即使實現了，也很快失敗。包括現在我們這個不高不低理想——社會主義，也不成功。為什麼總是實現不了？我們都是在路線、方針、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其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錯了。我們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說的共產主義和德國大鬍子講的共產主義完全不同。而且，事實證明——基於反抗壓迫的革命，並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說：“父親講，讀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蘇聯的俄譯本不行，中共的譯本就更不準確了。1960、61年的時候，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核心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父親聽了怒不可遏，說：‘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叫混蛋邏輯。’話的尖銳以及聲音之大，把我和媽媽都嚇呆了。他很反感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親認為，想用一種理論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沒有的。他還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質是書生，學者。馬克思主義是學術性質的，中國文人說法叫書生之見。只是後來的列寧、斯大林和再後來的毛澤東，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當作了工具使用。誰讀了德文本的馬恩全集，誰就能把這些荒謬矯正過來。”
“你父親說的是內行話。”
就這樣東扯西拉，不覺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親臨行前的叮囑，便對聶紺弩說：“我和小唐告辭了。”
他從床上起來，握著我的手說：“問候你母親，下次和她一道來。”
出了聶家，發現唐良友一聲不吭，臉上陰雲密佈。我恍然大悟：剛才兩個小時的談話，聶紺弩居然沒和他說上一句話，哪怕是扯上一句閒話。
半年後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發急性胰腺炎，大叫一聲斷了氣，死在我的懷裡。死的那一刻，從眼角流出一顆碩大晶瑩的眼淚，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儀式和我的平反大會舉行後，我從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穎清早就來看我。踏進門，就哭著對我說：“小愚，你的命咋這樣苦？”我似乎已經麻木，怔怔地望著她，出神。周穎又道：“聶伯伯要我對你說：‘小唐前後只和你生活了幾個月，卻於牢門之外守候十載。他是個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綠水千里，青山萬重。聶紺弩的稱讚，不知黃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聽到？——我覺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從以外，又能怎麼樣？
1979年的年初，中共中央決定給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發文以前，社會上就傳言“57年的反右要一風吹”。又風聞“要給右派補發工資。”一日上午，我和母親正在看報，忽聽履聲跫跫的來了一陣，來者是戴浩。他興沖沖說：“李大姐，你知道嗎？共產黨要解決右派問題了，章伯老該是頭名。”母親一擺手，說：“都是社會上吹出來的風，中央統戰部可沒透一點消息。”我插了話：“戴叔，你別忘了，發落右派的各種原則和招式，可都是鄧大人一手制定和操辦的。”接著，戴浩給我們母女講了一些關於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狠抓落實政策的事情，我卻堅持認為他對現實的判斷過於樂觀。而母親並不關心自己的右派問題，只是想著父親冤屈。過了些日子，戴浩又跑來，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說：“電梯壞了，我是爬樓梯上來的。李大姐，小愚，我給你們看一樣東西。”說著，從上衣口袋裡掏出幾張紙。紙又薄又皺，用原珠筆複寫的。原來這是一份中發關於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戴，你從哪裡搞來的？”母親問。
“李大姐，文件的來路就別管了，總之很可靠。從文件精神來看，右派真的要一風吹了。”
母親說：“這還僅僅是文件，不知落實起來會是個什麼樣子？”
戴浩把複寫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裝入口袋，對母親說：“我要去告訴老聶。”
“你在這兒吃了午飯，再去不遲。”
“不，我馬上就去。”
母親說：“那我們就等你來吃晚飯。”他答應了。
幾小時後，戴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興奮之色，一掃而空。
母親問：“你怎麼啦？”
戴浩一頭倒在沙發上，苦笑道：“我去報喜，反倒挨罵。”
“是老聶罵你了吧？”母親給他遞上茶與煙。
濃茶下肚，嘴吐出一個個煙圈兒，戴浩恢復了精神。他告訴我們：“周穎先看的文件，一邊讀，一邊說：‘有了這個文件，事情就好辦了，咱們的問題都能解決。’周穎要老聶也看看，老聶不看。他還帶著冷笑譏刺我和周穎：‘見到幾張紙，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時候，你們該要感激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話，有多刻毒。”母親認為，聶紺弩的話不是針對戴浩的。我想，聶紺弩的滿不在乎，是另一種淒然。
這一年的10月，在北京舉行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十分緊張。幾乎所有的作家藝術家，都要求參加。老的，要借此恢復名譽，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總之，能成為一名代表簡直就是粉碎“四人幫”後，重新進入文壇藝苑的身份確認及社會認可。許多人為此四處奔走，八方聯絡，各顯神通。那時負責大會組織工作的林默涵家裡的電話，鈴聲不斷。
對此，聶紺弩表現得十分冷淡。周穎對母親說：“老聶說了，這種會參不參加兩可。倒是別人比他自己還要關心這件事。”文代會開幕前夕，母親接到周穎電話，說：“我們老聶正式接到開會的通知了。”不久，又來電話。母親把話筒遞給我，說：“周穎找你，說有點事要辦。”我能辦什麼事？那邊周穎傳來的聲音：
“小愚呀，再過幾天就開文代會了，我家現在的來客人就不少了。你的聶伯伯也要去參加。我把從前的衣服翻出來，看了看，襯衫褲子他都能穿。只有那件華達呢風衣，大概時間擱久了，被蟲子咬了幾個洞。你不是在監獄裡學過織補嗎？你自己織補的呢子大衣多好呀。所以，我想現在就把風衣送過來，你用一、兩天的時間給織補好，再燙平整，好嗎？算你替我給聶伯伯做件事。”我說：“周姨，非要我織補當然也可以。但我總覺得，這次聶伯伯參加文代會，你該給他買件新的才對。”“那好吧，我去買新的。”電話被掛斷，從語調上看，周穎顯然不滿意我的態度。可母親稱讚我：“拒絕得好。就是不開會，她也該給老聶買件新大衣。”母親為周穎的摳門，還真的生了點兒氣。
文代會結束以後，周穎來我家聊天。她說：“聶伯伯要我謝謝小愚。”“謝什麼？我又沒能給他織補大衣。”
周穎轉臉兒對母親說：“老聶誇小愚知道疼人，還說比我強呢。”我被這樣的一句簡單誇獎，竟樂得合不上嘴。母親問；“老聶認為文代會開得怎麼樣？”“咳，他壓根兒就沒去會場，所有的工夫都拿來會友，聊天。他的房間從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連門都關不上。來的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反正都是別人來看他。他自己不出門，一個都不去拜訪。這次大會最出風頭的是蕭軍，人也活躍，會上發言說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勸老聶講幾句。他不幹，私底下說：‘別看都是文人，可文壇自來就是一個小朝廷，不歇風雨。’又說，‘如果這個文代會能計算出自建國以來，我們的領袖為歌頌領袖，我們的黨為歌頌黨，花了多少錢？再計算一下從批判《武訓傳》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因為思想言論丟了多少條命？該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現實，聶紺弩看清了現實。看看那張滄桑的臉，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記下了。我能想像出聶紺弩說這話的神情——笑瞇瞇的，帶著一點調侃。這譏諷的神情和輕描淡寫式的語氣，使我透過文學帷幕感受到他對現實的基本態度——一個服從社會背後掩蓋著的不服從。正是這樣一個“不服從”的靈魂，讓聶紺弩在一個要求“向前看”的場合發出“向後看”的呼籲，在和諧的樂章裡彈奏出非和諧音符來。
1980年，聶紺弩病了，病得不輕，住進了醫院。母親約了朱靜芳、陳鳳兮一起去探視。周穎告訴母親：老聶住在郵電醫院。母親去了，還買了許多補品。聶紺弩見到這幾個大姐，非常高興。趁著周穎到外面買晚報的工夫，他用一種自嘲的口吻對母親說：“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這個醫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現在不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還沾了朱學范的光呢。”母親知道周穎和朱學范在總工會、郵電部、民革中央是幾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級關係。故勸慰道：“老聶，你說這話，我可要批評你兩句了。人家周大姐通過朱學范，讓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給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麼不對啦！”陳鳳兮和朱靜芳也附和著母親觀點。聶紺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後，國家的形勢越來越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既是官方提出的口號，也是每個人渴望的目標。“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開張”。個個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鄧麗君，喇叭褲，速溶咖啡，萬元戶等新事物，如洪水突發，滾滾而至。在意識形態領域，人們覺得比從前寬鬆了許多，性描寫，意識流，朦朧詩，像時裝展覽一樣，不斷地花樣翻新。也就是從八十年代起，周穎不再常來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擔任了組織部副部長。母親也很少去新源裡，她對我說：“老聶安心寫作，和周穎一起過上好日子，我們也就不必去打攪了。”
但從朋友那裡一次次傳來的消息，似乎並非是“過上好日子”。他們說，老聶的脾氣越來越怪，常對周穎發火。又說，老聶的心情不好，一天說不了幾句話，整天價躺在床上。再又說，老聶氣色也壞，不愛吃東西，光抽煙。別人送的高級食品和高級器皿，都胡亂堆在地上或旮旯。母親越聽越不放心了，她請朱靜芳、陳鳳兮去看看老聶，再好好聊聊。患難時期都熬過來了，現在團圓日子反倒過不好了，究竟是什麼原因。
第二天，朱靜芳和陳鳳兮去了。當日下午，朱靜芳就來到我家，向母親“匯報”，說：“去得很巧，周穎、不在家。我和陳大姐對老聶說：‘李大姐聽說你心情和身體都不夠好，特地要我們來看看你。’老聶見到我倆很高興，還責怪說，‘我回來了，你們卻都不來了？’”
母親說：“老朱，造成他心情鬱悶的原因是什麼，你們問了嗎？”
“問了。”
“他說了嗎？”
“說了。”吐了這兩個字，爽快的朱靜芳竟停頓下來。
“怎麼啦？老朱。”母親很奇怪。
朱靜芳神色淒迷，語氣低沉地說：“聶紺弩對我和陳大姐講：‘你知道我現在頭上的帽子，有幾頂？’‘幾頂？’老聶拍著腦袋說：‘有三頂。’我倆奇怪：‘怎麼會是三頂？’‘當然是三頂啦！’我扳著手指給他算——右派帽子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頂。還有一頂呢？我問老聶。‘這最後一頂，還用我說穿？’老聶講到這裡，臉色鐵青。”母親驚駭不已。她向朱靜芳伸出張開的手掌，彷彿要阻止這個消息的到來。
朱靜芳壓底了嗓門，繼續道：“老聶又講：‘她要是美人，閉月羞花，也行。英雄愛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難抑嘛！可她什麼都不是，是又老又醜。年輕的時候，就有過這種事。一次她徹夜不歸，我知道人在哪裡。早晨六點，我去了那位詩人的家。推開門一看，倆人睡在了一頭。我沒叫醒他們，輕輕地把門帶上，走了，讓他倆睡吧。那時是因為年輕，可現在是因為什麼？是因為我坐了大牢，判了無期？老朱，你這個當法官的，能解釋給我聽嗎？’老聶越講越激憤，他又對我們說：‘現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種關係了。’我和陳大姐聽不大懂，便問：‘這剩下的一種關係是指什麼？’老聶瞪大眼睛，說：‘金錢關係呀！還能是別的？我再告訴你們——我死以前，會把自己所有的稿費、存款都交了黨費。一分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