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學美國。一九三一年與張君勱等同組再生社，次年改組為中國國家社會黨。曾任清華、光華、南開、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新月》雜誌主編，北京《晨報》社社長，天津《益世報》主筆等職。一九四一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為中國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代表民盟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並任民盟中央常務委員。一九四七年民盟被迫宣佈解散，在上海被國民黨軟禁。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曾任政務院政務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職。
——摘自《簡明社會科學詞典》
關於羅隆基的這個條目，似乎缺少了一項重要的內容。那就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劃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這個身份遠比他的任何學位、職務、頭銜，要響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終身，直至亡故。此外，他還是毛澤東親自圈定的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的二號人物。這個經御筆定下的鐵案，至今也未見發佈官方文件，予以廢除或更正。我聽別人說，在八十年代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曾發過一個文件，說明章羅聯盟的“不存在”，可惜這個文件幾乎無人知曉。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章伯鈞）讓我對一個西服革履、風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叫：“羅伯伯。”
這個羅伯伯，就是羅隆基。他比父親小三歲，由於愛打扮，講究衣著，所以看上去這個羅伯伯比父親要小五、六歲的樣子。似乎父親對他並無好感。他也不常來找父親，要等民盟在我家開會的時候，才看得見他的身影。會畢，他起身就走，不像史良，還要閒聊幾句。
我對羅隆基的認識和記憶，準確地說是從他劃為右派的前後開始的。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並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整風。
五月，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應邀參加。二十二日，他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它還要公開鼓勵大家有什麼冤枉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應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相應成立這樣的委員會，使之成為一個系統。
——羅隆基的這個發言，引起一片震動。
他的意見被概括為“平反委員會”，和父親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並稱為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
鑒於儲安平“黨天下”言論在社會上產生的強大衝擊，六月二日，時任國家森林工業部部長的羅隆基，作為中國友好代表團成員飛赴錫蘭訪問的前一天，對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打了個招呼：“部中鳴放要注意，不要過火。共產黨政策隨時都在變。”
羅隆基說對了，當他還在科倫坡街頭的商店，興致勃勃地給乾女兒挑選絲巾和香水的時候，國內形勢果然風雲驟變，由整風轉為反右了。六月二十一日，他如期回國，等候他的不是熱烈的歡迎，而是嚴酷的鬥爭。
最初，面對報紙刊載的有關他的批判文章，羅隆基是鎮靜的。二十五日下午，即回國後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廳的沙發上，對一臉驚慌的趙文璧說：“你何必那樣慌嘛。”
趙文璧的確擔心，且提醒羅隆基：“你的群眾關係太壞，部內、部外都壞。”還特別點明：“你在生活作風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羅隆基立即打斷他的話頭：“你不要談我的生活作風，我的脾氣不好，這些都是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現在主要是政治立場問題……，所以，你要冷靜地分析問題，不要沉不住氣。”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中，在批判該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
的同時，指責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外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而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後被稱章羅聯盟）”。
父親閱後大驚，說：“我這次講話（指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幫助中共整風提意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上了大當。”並從文筆、語調、氣勢上一口斷定，這篇社論必為毛澤東所書。
他憮然良久，又道：“老毛是要借我的頭，來解國家的困難了”。
羅隆基讀罷，也沉不住氣了，最受不了的一個名詞，就是“章羅聯盟”。他兩次跑到我家，質問父親：“伯鈞，憑什麼說我倆搞聯盟？”
父親答：“我也不知道，我無法回答你。”
是的，對羅隆基來說，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羅聯盟”。為了表達憤懣之氣與決絕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時候，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進門便怒顏相對，厲言相加，所有的話都是站在客廳中央講的，整座院子都能聽見咆哮之聲。父親則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為“章羅聯盟”之於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
臨走時，發指眥裂的羅隆基，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羅是否聯盟？或是否有過聯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統戰部的人，當一清二楚，。因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倆就是冤家對頭、對頭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終。若答此問，則必追溯到民盟的緣起和構成，而決非個人因素所能解釋。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黨三派，是為組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在中共的積極支持下，一九四一年於重慶成立。三黨是指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即今日之中國農工民主黨）、左舜生領導的青年黨、張君勱領導的國家社會黨；三派是指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後有沈鈞儒、史良領導的救國會加入）。這樣的一個結構組合，就注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為症。抗戰勝利後，民盟的這個疾症非但沒有消弭，反而大有發展。當時在民盟得勢的，是沈鈞儒領導的救國會和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因為國家社會黨和青年黨被趕走，職業教育社和鄉村建設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一九四七年在上海，黃炎培去醫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羅隆基的時候，曾同他商議要把盟內個人份子（在重慶是以組織單位加入民盟的）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同救國會、第三黨並列、且相互制衡。後黃炎培轉到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當負責人，便放棄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則由羅隆基去實踐了。當然，退出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此時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內以形成一個力量。這樣，從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在民盟終於有了一個人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他們是：潘光旦、曾昭掄、范樸齋、張志和、劉王立明、周鯨文、葉篤義、羅德先、張東蓀。這個“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自己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象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而此時，代表第三黨的父親又是與救國會的史良親密合作。於是，民盟中央內部便形成了楚漢相爭的局面。一邊是章史聯手的當權派，因統戰部的支持，他們自命為左派；一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領的非當權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義者色彩，被人理所當然地視為右派。而民盟領袖沈鈞儒、張瀾，對這兩派也是各有側重。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中央統戰部，就連毛澤東、周恩來也是心知肚明。一九四九年，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儒、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和在一起。因為周公知道：他倆碰面只有吵，什麼事情也討論不出一個結果來。
直至反右前夕，這種情況依舊。一九五六年的八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談李維漢（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講話。會議由黃藥眠主持，一整天的會，共提出一百條意見。其中針對民盟中央領導的意見，就是宗派問題。
與會者說：“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徵，就是宗派。大家只須閉上眼睛，就能知道誰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這幾年不特未消滅，而且更發展，不過形式更隱蔽更深入更巧妙罷了，事實俱在，不承認是不行的。”
“表現在人事安排上，他們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利於誰；不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不利於誰。”
“他們小宗派之間的妥協，表面上象團結，實際上是分贓。”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問：“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團，盟裡為什麼派黃琪翔去？根據什麼原則？”黃琪翔來自第三黨，顯然，這個質問是針對父親的。而言者為“無形組織”成員，自屬羅隆基手下。可見，章羅關係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瞭解以上的歷史情況，對羅隆基看到父親承認章羅聯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態度，便不足為奇了。
個性強直的他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認章羅聯盟，在會上不但面無懼色，還敢指天發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
這麼囂張，自然要被好好地收拾了。羅隆基的主要身份是民主黨派，於是，主要由民盟中央出面，組織高密度、長時間、強火力的批判。批判會一個緊挨一個，有時是挑燈夜戰，午場接晚場。
6月30日下午和晚上，在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的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風座談會，名曰座談，實為批判。它拉開了揭發鬥爭羅隆基專場的序幕。
7月3日晚，在文化俱樂部舉行的民盟中央第三次整風座談會，繼續揭批羅隆基。
7月5日晚7時半至11時，在同一地點舉行的民盟中央第四次整風座談會，仍是揭批羅隆基。然而，於一周之內搞的這三個“批羅”專場，統戰部和民盟中央的左派都未收到預想的效果。
在反右批鬥會上，羅隆基的“無形組織”與右派小集團無異，成了眾矢之的。有人把北京的吳景超、費孝通，上海的彭文應、陳仁炳，四川的潘大逵，山西的王文光，湖北的馬哲民，蘇州的陸欽墀，江西的許德瑗，浙江的姜震中，雲南的李德家，湖南的杜邁之，青島的陳仰之，南京的樊光等，也都歸到“無形組織”中去。挨批挨罵的羅隆基在對自己的“罪行”死不認帳的同時，不得不向左派求饒，懇請他們能實事求是一些，不要把所有留英留美的教授、學者或與他有私人往來的高級知識份子，都歸入“無形組織”。民盟中央的左派及其背後指揮者哪裡容得，終將他們一網打盡，個個點名批鬥。
7月21日至31日，根據統戰部的指示，民盟中央的整風機構和人事安排，做了組織上的全面調整，整風領導小組下設四個工作組。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組，即調查研究組組長和整風辦公室的主任均由胡愈之兼任，他的夫人沈茲九任調研組副組長。
上邊認為對付羅隆基這樣的人，還須對外發動宣傳攻勢，對內鼓舞士氣。於是，7月31日下午，民盟中央邀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有關同志，專門研究了對民盟中央反右鬥爭的宣傳事宜。第2天（8月1日下午2時半），邀請民盟中央全體幹部參加中央統戰部機關黨委舉辦的慶祝八一建軍節30週年紀念大會。民主黨派的反右將士從中共領導機關那裡，獲得了直接的教育、鼓勵和推動。
8月5日下午2時半，重新組合的以胡愈之為核心的民盟左派骨幹力量，全部聚集在東總布胡同24號，即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的家中，召開關於商討對羅隆基揭發批判問題。這個對付羅隆基的商討會，開了整整3天，到7日下午結束。
8月9日下午3時，整風領導小組召開了碰頭會，具體研究了定於翌日舉行的批判羅隆基大會的準備工作。其中重要的內容是佈置發言。發言者的名單送統戰部批准。
8月10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負責宣傳的工作組，在文化俱樂部舉行新聞記者招待會，發佈了定於當日下午揭批羅隆基的消息和經過周密準備的某些內容。民盟有些副主席，如素來講話平平的高崇民，怕不是他的對手，故主持人由其靈魂人物胡愈之，親自披掛上陣。規模也空前擴大，民盟在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北京市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各基層組織負責人，共200餘人與會參戰。批判的火力配置相當充足：長槍、高炮、短刀、暗箭，一應俱全。民盟在赤日炎炎的天氣裡開的這個批判會，其深度、廣度、長度讓其他幾個民主黨派，難望其項背。這讓記憶力驚人的羅隆基記了一輩子，恨了一輩子。
下午2時半在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批判會開始（會議稱為“民盟中央第六次擴大整風座談會”）。會上，胡愈之首先點明要羅隆基交代對共產黨的態度，具體一點說，是對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態度。羅隆基支吾了30分鐘，只承認自己在統戰部座談會上所講的“平反委員會”是反共的，只承認他和其他右派份子存在著精神上或思想上的聯繫。其他概不交代，並說：“一定要我交代，我只有扣帽子過關了。”
在大家表示了極大憤慨之後，隨即對羅隆基的反動言行進行了有準備的揭發批判。
吳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個發言。他登台便罵，罵羅隆基是“撒謊大家”，罵他“從腐朽的英美資產階級那裡學會一套撒謊學和詭辯術，無恥到極點”。接著，用大量篇幅揭發羅隆基的反共老底，說他“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國主義獻計，企圖聯合反共了。”
歷史學家吳晗對羅隆基個人歷史的敘述還在其次，而其中的兩條揭發材料，因頗能突顯羅隆基的政治意向，才是最具歷史價值的內容。一是解放前夕，吳晗從上海轉到解放區，羅隆基托他帶封信給沈鈞儒，信中羅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幾個條件：（一）不要向蘇聯一邊倒，實行協和外交；（二）民盟成員與中共黨員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據此與中共訂立協議，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為在野黨。”
話說至此，吳晗聲明：“我當即覺得信中主張十分荒謬，也就沒有將信交出，而信內所言條件，自己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後來證明，這封信是張瀾、黃炎培等幾人在羅隆基的病房裡商量好，由他執筆的。
吳晗揭發的另一條材料，是羅隆基與周恩來的一次對話——那是在1949年政協召開前夕，羅隆基到達北平，周恩來與之會面。
周公說：民主黨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無產階級。
羅隆基當即表示，不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說：“你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你們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我們成立人民陣線，你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我們代表另一部分人民，這樣來共同協商合作組織聯合政府。”——吳晗對此批判道：“羅隆基的這一段話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狂妄地自封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產黨面對面講價錢。”
對吳晗的發言，羅隆基很不以為然，他和父親一致認為：吳晗的積極反右，意在表白自己的左，含個人目的。即使在反右以前，十分對立的章羅在對吳晗的看法上，卻十分相同。
梁思成的發言，是從羅隆基在1929年於《新月》雜誌發表的《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這樣兩篇文章談起，批判他“一貫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是創造‘黨天下’謬論的鼻祖。”
梁思成的話是對的。的確，羅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對“一黨獨裁”，“黨在國上”。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第一個試驗“一黨獨裁”的是俄國共產黨，故在文章裡寫道：“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文章，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劉邦、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地‘黨天下’。”
羅隆基既然早在20年代，就第一個提出了“黨天下”的概念，又明確地闡釋了它的政治文化內涵。那麼，梁思成所說的“儲安平不過是重複羅隆基的話”，該是恰當的了。這個與羅隆基同為清華校友的梁思成，既沒有造謠，也沒有說錯。
從1929年即在吳淞中國公學社會科學院與羅隆基共事、有著中共黨員身份的周新民揭發的是羅隆基堅持“中間路線”的罪行。由於周新民是法學家（生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所以，他的揭發是切中命脈。
他說羅隆基在建國前，曾為張瀾起草一信給沈鈞儒、朱蘊山、章伯鈞、周鯨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發表文件響應中共“51”號召的時候，要留意兩點：（一）“積極標明民盟一貫政策為‘和平、民主、統一、團結’並說明此項政策，至今未變，但和平團結之路線，必為政治協商，而民主統一之保障，必為聯合政府”。（二）“強調說明民盟為獨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團體，堅守政綱政策，絕對獨立，明辨是非曲直，決非中立”。
周新民揭發的另一項內容，是關於1949年12月～1950年1月，民盟開4中全會擴大會議時，章羅兩派為爭奪領導權而僵持一個多月的事情。這事，民盟中央的人曉得個表皮，但經他的陳述，其內質得以顯現。周新民說：“這次全會，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羅隆基、張東蓀深為不滿，但是他們鑒於大勢所趨，又不敢公開反對，乃借人事安排鬧得4中全會開了一個多月，無法閉幕。羅隆基、張東蓀、潘光旦、范樸齋等4人曾請求周恩來出來幫助和指導。周總理接受他們的請求，約定沈老（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張東蓀以及其他負責同志於某一日晚間，到國務院西花廳商談，沈老和其他負責同志均準時到會。等到深夜12點鐘，羅隆基和張東蓀仍拒絕不來，四處打電話催促，羅、張始寫一信派范樸齋送來。經周總理嚴厲批評，范樸齋又倉皇奔回，報告羅、張，到了深夜一點多鐘，羅隆基、張東蓀才狼狽而來。”後由毛澤東親自出面，雙方遂達成妥協——盟章上從此明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對盟章總綱裡是否寫入“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一語，精通政治學和法學的羅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因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識和政治概念裡面，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的黨綱註明接受另一個政黨的領導。事後，他遺憾地說：“盟章有了這樣一條，民盟的生命就結束了。”
而那時的父親，正跟中共並肩作戰，親密無間。眼前的現實，使他難以認識到“接受黨的領導”的深遠意義。
這裡，我又聯想起與此相類似的另一件事：羅隆基一直很想參加新中國修改憲法的工作，特別是想修改憲法裡的總則部分。1956年他曾對別人講，現在中國的這部憲法仍是一個各黨派擬定的“共同綱領”，實在不像一部法。這也是因為在他看來：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絕無動用憲法去確認一個具體政治黨派之領導地位的先例和規矩。在這方面，父親的覺悟要晚些。他是從事事必須請示統戰部、交叉黨員過多、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等行為與現象中，才懂得什麼叫“接受黨的領導”，並認識其理論荒謬。幸虧羅隆基死得早，沒瞧見毛澤東用黨章來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則，他那張嘴，不知還要說出些什麼難聽的話來。
第3個發言的，是費孝通。他必須要站出來揭發批判。因為1956年羅隆基3次在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的發言稿裡所談知識份子問題，曾向費孝通徵求意見；費孝通所寫《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也深受羅隆基觀點的影響。所以，用費孝通的話來說：“在民盟批判會上的揭批，既是對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檢查，也是對羅隆基陰謀的見證”。
費孝通氣憤地說羅隆基：“做的3次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發言，是公開挑撥知識份子和黨的關係，拉攏落後知識份子，宣傳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針，煽動反黨情緒，而且發出向黨進攻的號令。”
羅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樣一個莊嚴的會場上大談特談知識份子，是因為他始終認為新政權存在著一個如何對待知識份子的問題，尤其是如何對待高級知識份子的問題。他說，當前知識份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鳴”，是心存顧慮。顧慮有二：一為政治顧慮，一為業務顧慮。是種種顧慮使得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的潛能沒有發揮，個別留學生甚至在“拉板車和擺煙攤”。其原因既來自“黨對他們的使用和待遇不當”，也由於“三反、五反、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的偏差”。於是，羅隆基提出了一個“黨和非黨關係問題”的概念，並認為解決中國的知識份子問題，就是解決黨和非黨的關係問題。要消除兩者間的隔膜，關鍵在於“黨員幹部怎樣來改進領導方法”。
羅隆基這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從回國就在大學任教，在清華大學、光華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都開課。熱情高漲的他既用筆、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美國學到的西方國家關於民主憲政的一整套理論及行為模式，帶給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帶給年輕的學子。建國後，羅隆基做了官，不再當教授，但高等院校仍是其關注的重要領域。他很快發現了問題，對留美歸來，在北大任教務長的化學教授曾昭掄說：“高校學習蘇聯、進行教學改革是教條主義。政府不應該強迫教授去學俄文。對於院系調整許多大學教授都反對，只是沒有辦法才服從，他們心裡是不舒服的。”
在批判會上，曾昭掄把羅隆基的這個談話作為他反對共產黨文教政策的言論揭發出來，並聲明：“據我所知，與羅所說的相反，1952年以後，絕大多數的大學教授，對院系調整是真誠擁護的。政府行政部門只是鼓勵教師學俄文，並沒有強迫任何人學。”
其實，民盟的人都知道這個曾國藩的五世孫與羅隆基私交甚厚，今天他是必須站出來，說出點東西才行。
繼曾昭掄發言的是盟員趙文璧，他頗得羅隆基的信任，被羅從上海調至北京，安插在森工部。反右開始的時候，趙文璧對羅隆基是有幾分同情的，曾勸他主動交代的，在聽了羅隆基傷感地說到“10年的親密朋友浦熙修當面絕交，八年秘書邵雲慈寫信檢舉，還有孫平毅秘書在民盟整風會上也聲色俱厲駁斥我”的時候，也是悲哀難嚥，不覺淚下。而此刻面對這樣一個批判會，他也不得不加入檢舉者的行列了。因為惟有實實在在的揭發檢舉，才有可能使自己逃離惡浪狂濤，不致滅頂。
趙文璧的檢舉揭發的內容分7大類，共52條。一類是羅隆基的近期反動言論，如他說：“胡風問題搞錯了，得罪了300萬知識份子，使知識份子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社會主義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競爭。”“黨員水平低，是造成經濟建設上特別是基本建設上的損失的主要原因”。一類是羅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黨行為，比如當部長上班第1天，便講：“在行政單位，是以政為首的，不是以黨為中心的，黨必須服從政”。再一類是關於“無形組織”繼續往來的記錄，均有文字為憑。還有一類是有關羅隆基的品質問題，如說羅隆基是“無錢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藥生意”，“托梅（梅貽琦）夫人由重慶帶藥”……等等。
羅隆基對趙文璧的發言，可謂印象深刻。因為在幾年後，他對父親談起反右批判會的情形，總說：“我自己說的話，常常忘了，而有人記性好，多少年的事兒，說出來的時間、地點和當事人，沒半點含糊。”這其中所指“記性好”的人，便有羅列52條罪狀的趙文璧。
羅隆基與民盟主席張瀾的關係一向不錯，現在一些報刊發表羅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1949年5月2人在上海的合影。他倆身著長衫，面帶微笑，悠然的神態與融洽的關係，在洋樓與松柏的映襯下，是那樣地生動。羅隆基非常珍視和喜歡這張照片，因為它記載著1947年冬民盟被蔣介石宣佈非法後，羅隆基同張瀾共患難的歲月滄桑。1948年9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請張瀾和羅隆基同赴解放區的。張瀾患有口吃症，所以對外工作，如接見新聞記者和外國記者，都十分倚重羅隆基。瞭解到這樣一個歷史情況，民盟整風領導小組和統戰部讓張瀾的秘書呂光光出場，則顯得很有必要。而呂光光的發言，也正是控訴羅隆基“為了實現反共陰謀和政治野心，一貫要挾、劫持、陷害、辱罵張主席的罪行。”控訴之前，特別聲明“別以為張主席死無對證了”，他“作為張主席生前的秘書，有責任就張主席生前告訴過我的事實，揭發出來。”
浦熙修是與羅隆基同居10載的女友。她是拿著《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為題目的發言稿，最後一個登台的。她的揭發，從羅隆基的家世說起。浦熙修說：“羅隆基自己講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實，這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楓田鄉的一個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清算了。父母雙亡，主持家務的寡嫂亦被鬥。羅隆基曾說自己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錢回去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於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證明羅隆基的這種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羅隆基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她穿著一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看探視。羅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怒從何起。批判會上，浦熙修找到了“怒從何起”的由來，她說：“原來羅隆基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麼要買紅色膠鞋？”
浦熙修又講了個蔣介石觀劇（曹禺話劇《蛻變》）看到一個紅肚兜，即大發脾氣的故事。她把兩者並列在一起，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這正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上，對共產黨有著深刻的階級仇恨。”
為什麼說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護士王愛蘭的例子做實證。虐待的起因是羅丟了200元錢，懷疑是王所為，王不承認，便大發脾氣，後羅隆基又藉故說王偷看《參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脅。事後查清，偷錢者為勤務員。王愛蘭要求羅隆基寫張個人行為清白的證明信，以便另謀生路，羅卻置之不理。——王愛蘭是個勞動者，羅隆基對勞動人民象狼一樣凶狠。跟著，浦熙修又敘述了另一件事情，即1948年7月南京《新民報》停刊的時候，羅隆基在療養院揮汗如雨整3日，幫助報業女老闆鄧季惺向國民黨寫萬言哀訴書；1949年6月羅隆基剛到北京不久，又幫助鄧季惺寫向人民悔罪的檢討書，以求過關繼續辦報當老闆。——老闆鄧季惺是個有產者，羅隆基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
“對勞動人民象狼一樣凶狠，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羅隆基不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又能是什麼呢？”浦熙修大聲質問坐在台下的羅隆基。
羅隆基把頭扭到了一邊，眼睛盯著窗外。
羅隆基的傲慢點燃了浦熙修心頭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繼續揭發，說：“羅隆基解放後對於美帝國主義並未死心，在家中曾說張東蓀勾結個美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而他自己始終想和美國頭等特務搭上關係。”
聽到這樣的揭發內容，羅隆基全身冰涼，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張紙或一片葉，被暴風雨隨意吹打。
發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進入了情感狀態。她說：“周恩來在人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份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墮落為右派份子羅隆基的俘虜，感謝這次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清醒了我的頭腦，我願意痛改前非，照著周總理的話去做。但周總理談話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當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認識了羅隆基的醜惡面目，揭露了羅隆基的罪惡行為的時候，我的精神就覺得輕鬆而愉快些。”
由於羅隆基曾說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親密的朋友關係”，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須用事實對“親密朋友關係”做出一個否定。她聲淚俱下，說：“象狼一樣的羅隆基毫無人性可言，對我也並不好些。1949年，我從南京出獄後，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解放後，每當我一有進步要求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工作，1950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多少脾氣，最後使我屈服而後已。”
末了，她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後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的朋友關係丟進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
“……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父親讀罷這篇發言，對母親說：“無論是出於解脫自己，還是真的以為努生反動，看來，浦熙修是下決心要和老羅分手了。”
僅隔一日，8月12日民盟中央繼續召開羅隆基的批鬥會，被稱之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風座談會。會議仍由胡愈之主持，首發陣容是抱病而來的馬敘倫。老頭可憐，只講了5分鐘。說了句“羅隆基一貫堅持‘中間路線’，所以反黨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細胞的。”便被人攙扶著離開了會場。實際上，上邊也不需要馬敘倫多說，表個態就行了。
相繼發言的人有：高天、馮素陶、許廣平等人。大軸，仍由浦熙修擔綱。
8月19日民盟中央舉行第八次整風座談會。這次批鬥羅隆基的會議，由史良主持。也許是因為民盟左派事先準備不夠充分，也許由於史羅之間曾有過的感情瓜葛，這一天，羅隆基的表現尤為惡劣，不僅對別人的揭發，概不認帳；而且“把上次說過的話，又全部賴掉”。站在台上的史良，氣得痛斥他“是一個以狡猾無賴著稱的傢伙”，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訓，秣馬厲兵整10日。這其間於28日下午3時，在沈鈞儒家中，舉行了整風領導小組會議。會上，史良報告：（一）羅隆基交代與張東蓀的關係問題的這部分，因涉及張東蓀叛國案，《人民日報》未予發表。這是中共全面考慮問題，是正確的。（二）本周內決定連續兩次批判羅隆基。（三）雖然大家要揭發徹底，但一定要責令羅隆基自己老實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辦法，在統戰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鑒了“肅胡（風）”運動的手段，收繳到羅隆基從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並製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準備停當，於8月30日和31日，連續舉行第9次擴大整風座談會，繼續批鬥羅隆基。會是以他的交代做開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適、同張東蓀等人的關係問題以及關於“無形組織”的問題。儘管他足足講了兩個多小時，但是以胡愈之為首的民盟中央左派認為，羅隆基“仍舊是避重就輕，避近就遠。”“只承認了一些雞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實，只承認自己思想落後，特別是對於他的反共集團在1952年以後的陰謀矢口否認。”
為什麼統戰部和民盟左派會認為羅隆基的態度惡劣？除了批判會上的態度惡劣，他私底下的表現也惡劣。會上，羅隆基秘書邵雲慈揭發他在家裡不老實寫交代問題，居然給劉少奇委員長寫信，說：“人大江西小組和民盟中央只許交代，不容解釋。解釋則說成狡辯……就是法庭被告亦應有解釋權利。”又說：“上邊（指中共）對我們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大冤獄的事自古皆有，岳飛不是屈死的麼？”這樣的話，令領導反右的人和擁護反右的民盟左派無比憤怒。
有著中共黨員身份的李文宜和薩空了，亮出羅隆基寫給趙文璧、潘大逵、范樸齋等人的“密信”，邊宣讀、邊分析、邊批判，有力地證明羅隆基反共集團所進行的陰謀活動。可以說，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羅隆基心窩的利箭。
繼而，浦熙修、趙文璧、葉篤義、曾昭掄在一條又一條的補充揭發中反戈一擊、爭取立功贖罪。全國政協國際問題組副組長吳茂蓀、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徐伯昕、黃炎培之子黃大能、張瀾之子張喬薔，還從各自的角度相繼揭發羅隆基的反共言行。
與民盟批鬥會相穿插的，還有全國人大組織的、全國政協組織的、森工部組織的、新聞界組織的、外交界組織的批判會。羅隆基在哪裡兼職，哪裡就有批鬥。兼職越多，批鬥也越多。於是，羅隆基活像一個趕場的名角，趕了一場又一場，回到家中，已是疲憊不堪。每次批鬥會上的發言經過整理歸納，形成新華社通稿，第2天載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中央報刊。民盟更是及時地把這些材料歸納整理，打印出來，並裝訂成冊，發送到每個中央委員手裡。
人緣這東西，在中國厲害無比。羅隆基的批鬥會之所以開得最多、最長。態度惡劣、拒不認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氣壞、人緣差，則是讓他吃大虧的另一個原因。羅隆基雄才大略，卻又炫才揚己。憂國憂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維敏捷，縱橫捭闔，可性格外露，喜怒於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長文擅辯；也度量狹窄，錙銖必較。有大手筆，也耍小聰明。他是坦蕩蕩君子，也是常慼慼之小人。中國官場的秘訣是少說少錯，多說多錯，不說不錯。羅隆基終身從政，卻口無遮攔。研究“57”反右運動史的人，都在尋找毛澤東於15天的時間長度裡，決定由整風轉為反右的具體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據說，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羅隆基講的那句“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領導資產階級大知識份子”的話，傳到了他的耳朵裡，傷了臉面，刺痛了心。當然了，老人家勢必要記恨的。因為羅隆基這句政治話語，表達的卻是一種最深刻的文化歧視。
父親對羅隆基的性格是有認識的。他常說：“努生的脾氣在歐美無所謂，在中國就要得罪人。”有一次，還舉了個得罪鄧初民的例子。
我問：“是不是羅伯伯做了對不起鄧初民的事？”
父親答：“不，他沒有做虧心事，只是因為一句話。”
那是在1956年，為了商量《文匯報》復刊的事，羅隆基在家裡請了陳叔通、鄭振鐸、葉聖陶、章乃器、徐鑄成等人，做個復刊籌劃。鄧初民、陳劭先也趕來，這兩個人一到，羅隆基的心裡就不大高興。可作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裡，敷衍敷衍也就算了。羅隆基偏不，把臉一拉，說：“現在有兩個教條主義者在座，我不好談話。”話一出口，把個鄧初民氣得要死。
父親說：“努生這樣做，自以為占強，其實吃虧的多是自己。我主張中庸，民盟中央開工作會議，我請地方同志吃便飯，在飯桌上我半開玩笑地講：‘把父母、兄弟、夫妻、同事、朋友之間相處的社會關係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馬列主義。’這話讓人家批判我是搞兩面派，政客作風。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我認為必須這樣處世。努生的性格有可愛之處，有度量的領袖還可以容納他，但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他的生活作風在內，恐怕只有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才有他的活動天地。”
果然，在眾多的批鬥會上，羅隆基愛發脾氣、喜好女人和斤斤計較的性格缺陷，成為一個政治攻擊點，一個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領導反右運動的人，當然也鼓勵大家從這個地方入手。他們找來一些人專門揭發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羅隆基反動罪行材料，也不忘將這方面的事納入其內。
在羅隆基家當護士的王愛蘭是被請到民盟中央批判會的人，她的發言集中於生活瑣事，很有吸引力。她說：“我在他家3年零6個月，朝夕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楊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女演員）來吃飯，我就更倒霉，責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來時又說我菜弄多了。只要楊薇一來，任何人都不見，浦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薇在，他總說有人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薇不知道在搞什麼。”
羅隆基愛擺弄一個小巧的收音機，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緒不錯，邊擺弄邊對王愛蘭說：“這個收音機是進口的，你知道是誰送的嗎？”王自然想知道。羅隆基告訴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愛蘭記住了這個“周佛海的小老婆”，揭發出來，使得會議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關係。
這個護士還揭發了羅隆基賣藥的事實，說：“他曾叫我清點鏈黴素還剩多少，並說：‘這些藥都是朋友送我的，留著不要用，要藥就到北京醫院去拿。’1953年秋，他問我：‘藥過期了沒有？’我檢查一下說：‘快過期了。’他說：‘給我賣掉。’我問；‘拿到哪裡去賣？’他很不耐煩地說：‘拿到王府井藥房去賣，還不知道嗎？’我費了很多力，才賣掉40瓶。這些鏈黴素是美國特務司徒雷登送給他的。最可恨的是毛主席送給他的中藥，他也叫我去賣，結果沒有賣掉，從這裡可以看出羅隆基是如此惟利是圖。”
王愛蘭的發言時間不短，但她仍說：“今天因為時間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傾訴出來，總之，1年365天，一天一小罵，三天一大罵，從來沒有見過他一次好臉，但是他對楊薇卻是低聲和氣，滿臉笑容，他對張東蓀也格外親密。”
羅隆基的警衛員張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請來的第2個做重點發言的人。一上台，他即表現出極大的義憤，說：“羅隆基罵我們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縫衣服，又辱罵裁縫偷了他的布。他對燒暖氣的工人百般為難，他規定暖氣只燒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時燒得高一些，他就罵道：‘你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有時燒低了一些，他又罵道：‘我是病人，你們要凍死我嗎？’羅隆基還常罵警衛：‘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你們來保衛我的，還是監視我的？’”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揭發羅隆基在國外斤斤計較生活享受的事情。說他每到一個地方，總同別人比住的房間，比汽車，甚至連抽中華牌香煙也要比，看誰抽筒子煙，誰抽紙包的。1955年到赫爾辛基開和平大會。代表團第1天的深夜抵達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勞，而住在六層的羅隆基忽然打電話給住在一層的工作人員，問：“你們怎麼分配房間的？為什麼我的房間裡的浴池沒有水？”等翻譯找到旅館的服務員一同爬到六樓，他又說：“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這些工作人員還說，他每次出國對開會沒有興趣，最感興趣的是看美國電影和雜誌，遛大街，辦貨。他借公家許多外匯買衣料、藥品和香煙。不僅自己買，還給浦熙修和乾女兒買。
體育運動委員會辦公廳的人揭發羅隆基每逢體育館有精彩的球賽，總來要票，一不如意，就大發脾氣。他曾直接打電話質問：“為什麼黨員部長可以坐主席台，而我這個四級部長卻不能？主席台的請柬都發到哪裡去了？”
全國政協的工作人員說羅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視察，大擺老爺架子，堅持單獨坐一輛小轎車，不與他人共乘……
羅隆基這個人的個性表現，就像一齣戲。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說：“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像他這樣的政治家，沒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種政治鬥爭。古人講：“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千萬別低估這些小事、瑣事，它們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綁在一起，便有了很強的殺傷力，不僅讓愛面子的羅隆基丟盡了面子，而且還給他製造出一副形同惡棍的嘴臉。當一個人被推至險境，這種無可逃遁的告密、叛賣，也最為驚心動魄。
七斗八斗，從盛夏鬥到寒冬，特別是12月21日、22日、23日連續3天在豐盛胡同中直俱樂部進行的戰鬥，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在12月26日這一天，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從發誓“把自己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社會主義”，轉化為承認自己“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是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這個檢查由於符合毛澤東定下的結論，而獲得毛澤東的認可。統戰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鬆一口氣。因為經統戰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3個月反右派鬥爭計劃要點》裡，必須按時全部拿下中央一級的右派。羅隆基是最後一個被拿下的。而這一刻，距離規定的期限僅有4日。在拿下他的當晚，工作步驟已經落後於其他黨派的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立即遵照統戰部要求，著手討論右派份子的處理問題。
美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於建國後在知識份子群體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運動，無一不是在反反覆覆、鋪天蓋地、無休無止的檢查、反省、交代、檢舉、揭發、批判、鬥爭中，控制環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們的內疚和自慚，產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處境，緊張的情緒，加上持久的社會壓力和反覆的思想灌輸，在摧毀一個人的內在個性的時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於權威，至少是暫時接受“新”的思想和觀念，此外別無出路。西方學者的分析很精闢，但父親和羅隆基的認罪服輸，又略有不同。
父親認罪在先，而且很快，對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沒有骨氣”。而父親是這樣對家人解釋的：“你不認錯，難道讓中共認錯？老毛什麼時候承認自己錯了？再說，我不低頭，繼續頂下去，這個運動怎麼收場？那些受我牽連的民盟、農工（指農工民主黨）的成員，又該怎麼弄？我不曉得自己現在是政治家，還是別人說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敗的能力，盡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羅隆基投降在後，且遲疑再三。7月上旬，他從統戰部談話回家，對秘書說：“李維漢對我還是很客氣，當年對張東蓀可不是這樣。”那時的羅隆基，對自己的結局還沒有做充分的估計。8月在人大會議期間，羅隆基雖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對秘書說：“人大頂多撤消我的部長職務，不會取消我的代表資格。”幾天後，在會議閉幕前夕，他決定寫一份“初步交代”，忽然聽到父親和章乃器要在大會上做檢討的消息，他急了，催秘書盡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並說：“我不去交代，要吃虧。”在對他的批鬥達到圍剿程度的時候，羅隆基不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氣絕的哀痛，而且開始把交代認罪與事情的後果，直接聯繫起來考慮了。於是，他一再對秘書講：“這事將來怎麼收場呢？總不會送我們去勞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斷地打探摸底、權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盡後慢慢倒下的；是一種非常現實的原因，使他認了輸，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羅隆基節節敗退的過程，當然也得益於羅隆基的性格：身邊的秘書分明是個告密者，他還一直視為貼心人。
1958年1月下旬，父母雙雙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們去參加26日下午2時半在北京南河沿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舉行第17次（擴大）會議。父親請了假，讓母親去，說：“有一雙耳朵聽，就夠了。”
會議開到6點多，肚子空空而並不感到餓、滿身涼氣卻不覺得冷的母親走在歸途，已是華燈初上。門鈴聲一響，久等在家的父親立刻從沙發上站起來，並叫我：“小愚（我的小名），快去接我們的媽媽。”
母親懂得父親欲知詳情的急切，洗了把臉，接過熱茶，便細述會議的情況。她說：“老羅（隆基）去了，還看見潘光旦、曾昭掄、錢端升、郭翹然、馬哲民、費孝通、黃藥眠、吳景超、浦熙修、黃琪翔、錢偉長、劉王立明、陶大鏞。廣東的丘哲、上海的沈志遠、四川的潘大逵、陝西的韓兆鶚沒有來。會場的空氣非常緊張。別說左派不理右派，就是右派之間，也互不理睬了。”
其實，心情緊張的不止是被宣佈處理的右派，還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擔心羅隆基不服處理，所以在頭天（25日）晚上舉行的整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反覆強調並一再叮囑：“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準備，若右派份子對自己的處理表示接受，確已低頭就很好，萬一他們鑽空子，態度表現不好，我們應及時展開批評。”
會上，胡愈之先做人員出席情況說明，由沈老（鈞儒）宣佈開會，過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當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風領導小組作《中國民主同盟反右派鬥爭的基本情況報告》。楊明軒作《關於處理本盟中央一級右派份子的工作經過說明》。然後，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提出《各民主黨派中央關於處理黨派內部右派的若干原則規定》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關於處理本盟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右派的決定》（草案）。這些規定和決定在史良主持下，舉手通過。
當“不劃不戴”、“劃而不戴”、“又劃又戴”（“劃”指劃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詞兒從母親嘴裡“蹦”出來，我倍感新奇。它們活像食譜菜單上的“干炸帶魚”、“五香帶魚”、“紅燒帶魚”等名目，那麼地豐富、別緻，且又能在同一品類中體現諸多差別。父親和羅隆基同屬“又劃又戴”類，受降職、降級、降薪處理。
母親說：“民盟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59人劃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們佔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三分之一。聽到這個數字，我非常難過。可民盟中央的人，從大會主席到普通幹部，居然都很振奮。會議的最後一項內容是討論和發言。發言的人裡有左派，如徐壽軒，陳望道、楚圖南、劉清揚、鄧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費孝通、葉篤義。左派表示衷心擁護黨和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的決定，慶祝民盟取得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謝黨和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的決定，及時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當中，最獲寬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動地說——是黨和盟組織使她從右派泥坑裡爬出來，看見了敞開的社會主義大門。在講這話的時候，我瞥了老羅一眼，只見他的臉氣得鐵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罷晚飯。母親讓我早早睡下，她和父親臥室的燈一直亮著……
“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從此，天下所有的壞名聲，都歸集到章羅的身上。他們，開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類人生。
1958年春季，民主黨派結束了運動，恢復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裡，反右以後的民主黨派工作，似乎只剩了兩項事情，即政治學習和學習政治。父親接到了民盟中央數次參加政治學習的會議通知之後，覺得總是請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選了一個旮旯的座位坐下，靜候開會。沒多大的工夫，吳晗、鄧初民等人相繼到會。他們一眼就看見父親，卻跟沒瞧見一樣，選的座位都離父親很遠。羅隆基來得最晚，他走進會議室，發現基本滿座。雖有零星空缺，但左派們的臉色，個個難看。顯然，誰都不想與他為鄰，倒是父親旁邊有空位子。
他猶豫片刻，才走過去。對父親低聲道：“今天，我暫時和你聯盟吧。”這話，讓父親記起了那根摔成三節的枴杖和永不聯盟的誓言。
他倆並排而坐，互不交談，只是在聽別人大講思想認識，大談心得體會。結束時，胡愈之在做內容歸納的同時，仍不忘批判章羅聯盟。宣佈散會了，羅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紅大門的一側，看著父親坐著老“別克”車開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親接了一個電話，笑著對母親說：“健生，你猜是誰打來的電話？”
母親答：“不知道，現在還有誰給我們家打電話。”
父親說：“是努生。他也不問候一句，便說：‘伯鈞，看來先低頭認罪的人，還是得了些好處呀！’”
母親不解其意。
父親道：“他這話是有感於昨日散會時，我坐車、他走路的情景。”
我問：“爸爸，你和羅伯伯不都是降職降薪嗎？為什麼你能坐車，他卻要走路呢？”
母親告訴我，雖然兩個人都是降職降薪的處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親是從行政3級降到7級，後來徐冰（即邢西萍，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還把50元的保姆費，加了進去。羅隆基是從4級降至9級。人降到9級，專車便沒有了。
父親又補充道：“這也難怪努生把坐車的事看得那麼重，因為在缺車少油的中國，坐小汽車是個權力和地位的標誌。把我的車從蘇聯老大哥的新車‘吉姆’，變為美國的舊貨‘別克’，也是在於要體現一個‘降’字。”
由此，父親和羅隆基開始了電話聯絡。最初的情況，往往是在雙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國政協的會議通知的時候，彼此問問去不去赴會。
數月後，大概是1958年9月間，羅隆基打來電話，說：“伯鈞，我想到你家坐坐，歡不歡迎呀？再問問李大姐（這是他對我母親的稱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歡迎，因為他們正過著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載陽，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層金黃，院子裡的核桃樹、柿樹、石榴樹、枸杞樹的纍纍果實，嵌綴在綠蔭之中。這些花果樹木是父親在1950年從北京飯店搬到這座大四合院，親手栽植的。光陰七載，匆忙之間沒有誰留意它們的生長。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臨近墜落的成熟。放下電話的父親，徘徊於秋陽綠蔭之間。母親在耳房準備茶食，儘管客人只有一個。我按捺不住興奮，畢竟好久好久沒有看見羅隆基了。他還像從前那樣西服筆挺，風度翩翩嗎？
“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哪！”羅隆基的身影和這兩句詩，一起飛臨而至。
父親含笑與他握手，道：“我們都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親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華香煙和一杯清茶，擺到了跟前。香茶瀰漫，客心安然。羅隆基環顧客廳，長出一口氣，說：“到了你們這裡，覺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像個客棧了。”
父親很高興，知道我躲在客廳的玻璃隔扇後面，故高聲說：“小愚，出來看看羅伯伯吧。”
羅隆基從沙發上站起來，拉著我的手說：“一年時間，我們的小愚，長成大姑娘了。好好看看你的羅伯伯，變老變醜沒有？”
他一點沒有變，風度依舊，性格依舊，話未說上三句，便對父親講：“今天來你家，我是向政協要的車。”
父親聽懂了，吩咐洪秘書到傳達室，叫政協的司機把車開回去，對羅隆基說：“等你走的時候，用我的車。”他聽了，很滿意。
他們的第一話題，是反右。對此，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陷之罪哇。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對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都鬥得很苦，像潘光旦，劉王立明。一個老百姓不管有無問題，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何況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教授。在民主黨派裡，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肅反時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無法申訴。這麼，我才提出建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它必須自成系統，而且一定要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分開來。我的這個提議，目的無非是為受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後來毛公又搞胡風，我當時就跟范樸齋、張松濤講，共產黨這次肯定也是錯了。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屬於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做右派的罪狀。”
父親則告訴他，自己的劃成右派的依據共五條。第一條，是主張輪流執政。而這麼至關重要的話，並非自己所講，乃出自程潛之口。第5條是反對文字改革，純學術問題，也充做反黨言論。罪狀由共產黨定下，概不與本人核實。
你一言，我一語。羅隆基越說越起勁了：“對共產黨，有些道理是講不通的。憲法制定的時候，我早說它不大象法，仍舊是屬於‘共同綱領’性質。現在怎麼樣？事實說明問題。我們還沒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佈‘有罪’。國家主席或執政黨領袖的講話，即可成為判罪的標準？一點法律上的正當手續也沒有，何況它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訴訟的法。國家憲法的要義，就是政府守法。老實講，毛澤東的搞法是違憲。——伯鈞哪，可以說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羅隆基的九載清華校園生活以及留學生涯，使他對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有著跟他同代知識份子很不一樣的認識份子。這些個人的親身經歷與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便能產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羅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著自信，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國家尚無法，中國人的基本權利問題沒有解決——這是羅隆基在新中國成立後，堅持的一個基本觀點。經歷反右運動，他是愈發地堅持了。
用車把羅隆基送走後，父親對我說：“老羅的話雖不錯，但他太天真了。”
我問：“羅伯伯天真在什麼地方？”
父親講道：“他的天真表現在和共產黨打了半輩子交道，還沒有認識共產黨。比如，努生常講的那個立法問題。不是國家不立法，憲法也有了。實際上是共產黨管理國家的辦法，不需要法。‘如今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這話，我在鳴放時講過，被人揭發，傷害了老毛和中共領導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視現實。現實是什麼？現實是我們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會專制主義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蘇聯學習，搬來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們國家的政治是用這麼一部機器操作的。老羅所說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變，中共也只會擺在那裡，做做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