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緣與編緣
王培元：在我的近20年的編輯生涯當中，還從來沒有一本書，像這一部這樣，整個編發書稿的過程，自始至終伴隨著魂靈的震悸、泫然的淚水，哀痛和幸福的情感交匯在一起，蕩滌著我的身心，彷彿經受了一場精神洗禮。魯迅說，從水管裡流出的是水，從血管裡流出的是血。我覺得，這部書，字字句句都是從血管裡噴湧出來的。可以說，這是充滿著血淚的、“攖人心”之作。
世事滄桑，歷史如煙如夢。幾十年逝去了，史良、儲安平、張伯駒、潘素、康同璧、羅儀鳳、聶紺弩、周穎、羅隆基，當然還有作者的父親章伯鈞、母親李健生，這些作者所熟悉的、已經走入歷史的人物，作者至今依然無法忘懷，筆酣墨飽地把他們敘寫出來，折射出整整一個時代的風光雲影，讀來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矣。
章詒和：我寫這幾篇文章的動機，如《自序》中所言，是為陷入絕境中的我，尋找一個繼續生存的理由和支撐，以拯救自己即將枯萎的心。還有一個遠因——我在入獄前，是接受了父親撕心裂肺般的重托的。具體情況，我以後會講述，如果我的條件也容許我講述。
命名與敘述
王培元：梅志寫過一本叫《往事如煙》的書，黃秋耘也出過一本書，書名和這一部完全一樣，一字不差。“往事”二字，何以使三位作者如此“鍾情”？恐怕原因在於，在他們看來，曾經親歷的往事，那些熟悉的人物的歌笑悲哭、哀樂離合、生活命運，風煙散盡、已然消失的無影無蹤的歷史，是刻骨銘心的、決不能忘卻的。魯迅曾痛心於、悲憤於中國人的麻木、健忘。這種寫作與命名本身，就已具有一種抵扼遺忘的意義和努力。
從歷史記憶到歷史書寫，不僅需要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且還需要歷史敘述的獨特方式。在章詒和的筆下，歷史是真切的、形象的、活生生的人的歷史，時代、社會是人物活動的不可或缺的場景和舞台。她刻畫的歷史人物，人人有血有肉，個個呼之欲出。正由於作者每每以她所擅長的以個性化的對話和生動的細節，來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靈魂，這部書的很多地方，即使並未描寫人物的外貌，卻可使讀者看了對話和細節，便好像目睹了談話與行動著的那些人，可謂“如臨其境，如見其人”。
著力寫細節，寫頗具戲劇性的場景，甚至會讓人讀來有看小說之感。其實，這恰恰是司馬遷開創的中國史傳文的優秀傳統。然而，作者對這一優秀傳統的繼承，又決不僅僅是敘事方式、寫作技巧層面的。《史記》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像郭預衡先生所說，魯迅之所謂“絕唱”，主要是就揚雄《法言·重黎》所稱的“實錄”而言的（《中國散文史》第一卷295頁）。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指出：“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物，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往事並不如煙》（以下簡稱《往事》）雖不是《史記》那樣的體制完備的正史，但是“不虛美”、“不隱善”的“實錄”精神，卻是一脈相承的。劉知幾說過，“史之不正，代有其書”（《史通·曲筆》）；又說，“世途之多艱”，“實錄之難遇”（《史通·直書》），誠哉斯言。敘寫歷史者，敢於秉筆直書，敢於“實錄”，殊為難得，極其可貴。章詒和致力於此，她對自己的描寫對象，不為尊者諱，亦不為親者諱，並未因為他們是父母的友人、是自己的親人，就迴避其性格、為人等方面的弱點，如“坦蕩蕩之君子”與“常慼慼之小人”集於一身的羅隆基的刻畫，便是如此。
回憶：“唯一”的生活
章詒和：關於記憶，我只想說明這樣一個情況：1957年以後的我，過著沒有同窗友誼、沒有社會交往、沒有精神享受、沒有異性愛情的日子。再以後便是被孤立、被管制、被打鬥、被判刑，且喪父、喪母、喪夫……數十年間，我只有向內心尋求生活。內心生活為何物？那就是回憶，也只有回憶。特別是獄中十年，我是靠不停地翻檢記憶，獲得靈魂的呼吸，撫慰飄搖無著的心。20世紀80年代，我重返社會，即開始了對回憶的記錄。從獄中故事到羅隆基、儲安平、張伯駒的第一稿，均寫於1980～1989年之間。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紙都脆了。何況，那些紛紛離我而去的人，是那麼的美麗，想忘都忘不了。而記憶是必須包括細節在內的，只知道個大概，還叫記憶嗎？我現在還清楚記得35年前——宣判公審大會上懸掛的十條巨幅標語，判刑後第一天清晨從鐵窗外看到的天空顏色，在勞改隊過第一個春節時的菜單，等等。
王培元：當然，如作者在《自序》裡所說，《往事》只是“對往事的片斷回憶”，並不是“完整的回憶錄”。這是作者本人的歷史記憶，是她個人化的歷史書寫，是事過境遷之後，透過茫茫煙雲，穿越歷史時空，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重新打量、追憶和敘述。它不但使我想起以“實錄”而為“絕唱”的《史記》作者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裡“聖賢發憤著書”、“述往事，思來者”的說法；而且讓我也想到了魯迅的關於歷史的若干議論，如：“歷史（指官方之史——王注）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墳·忽然想到四》）。自然，《往事》一書，野史而已。它讓你感到沉痛，感到悲愴，感到蒼涼，心潮滾滾湧起，久久難平。而魯迅在他著名的《病後雜談之餘——關於“舒憤懣”》一文中，就這樣說過，“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義憤填膺的人。” 野史之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章詒和：我是個絕對悲觀主義者，想得最多的是關於死亡；最大的快樂是到天國與父母團聚。我這個人沒有什麼成就，也沒有多大志向，深知自己幾斤幾兩，既不懂外文，也不通古文。至於現代作家的種種手法，別說學，我連看都看不懂。再說到了這把年紀，學什麼都晚了。我不是作家，也不想當作家。朋友看了我寫的東西，稱讚自己，那都是鼓勵，怕我一個人活不下去。
王培元：說起回憶錄，我還想到了兩部我最喜歡的外國作家的著作，不能不提，一是俄羅斯作家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一是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兩者都既真實地再現了作者親歷的往事，成為一個時代的有力見證，又栩栩如生地描繪了眾多同時代文化名人的肖像和個性。類似於小說的精彩片斷，在書中亦隨處可見。看來，濃烈的文學色彩，不光是中國史傳文學之特徵，外國作家的此種佳作也有相似之處。這種文字，這種歷史敘事方式，不但可以“啟人思”，而且能夠“增人感”（魯迅語），自有其獨特的優長。
有看過《往事》的朋友說，作者的記憶力實在令人驚歎，幾十年之前的事情，竟記得如此清楚！說來簡直有些不可思議。龔自珍《己亥雜詩》有云：“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章詒和早慧，小時候就對大人們的事情，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年幼的她，過早地進入大人們的世界，感染父母及其友人的憂憤和焦思、痛苦與無奈。書中多次提到，家裡來了客人，她也喜歡往客廳裡湊。父親有時訓她，“小孩子不要聽大人的談話！”於是，她就悄悄躲在客廳的玻璃隔扇後面，偷聽偷看。她說：“對我來說，聽他們聊天就跟讀書聽課一樣。”書裡多次出現的這個躲在玻璃隔扇後偷聽的小姑娘，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種特殊的人生閱歷，對她幾十年後撰寫《往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準備和積累，成為一種精神寶藏。
章詒和的記憶力確實驚人。70年代末，她和母親去拜訪聶紺弩，還一清二楚地記得，三年困難時期，在莫斯科餐廳見到聶，他當時說的兩段話。而有意思的是，章詒和又總是說自己記性不好。人的記憶，大約是有選擇性的，有的事銘記心頭，有的事則忘得乾乾淨淨。不知讀者是否注意到，章詒和出獄回京後，第一個夜晚，與母親、女兒，三代人共眠一榻。母親講述父親之死的每一句話，她都“死死記住，記到我死”。我把作者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書寫，視為對價值理想、對文化傳統的無比珍愛，對傳統人文精神的格外尊重。
關於“貴族精神”
章詒和：文化上的事情極複雜，自有其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傳統不是你想搶救，就能搶救的；作品不是你評為經典，就是經典。而且，動機和效果常常相悖。就拿我所熟悉的中國戲曲來說，“推陳出新”的方針多好，在官方諸多的文藝方針政策裡，這個方針可能是最正確的。半個世紀過去了，誰也沒想到“推陳出新”的最終結果，是凋敝、衰敗和滅亡。舉個簡單例子，袁世海會四百出戲，如今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會的戲也只有十幾出。所以，在文化上，今人未必勝古人，現在的傑作未必超過了前人的著述。我正在閱讀沉櫻，她的散文簡約純樸，感情真摯，不眩惑於奇巧華麗，不刻意追求藝術特色。我能學到她的一半，便滿足了。可能一半也學不到。文學藝術屬於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有主流，有支流，也有逆流。在一段歷史時期，主流盛行，支流枯竭，逆流消失。但無論什麼樣的文化流脈，它們所蘊涵的精神價值都會沉澱、積累下來。即使消失了的，其中有價值的那一部分，也終將被重新開掘出來。
王培元：一位友人認為，無論《往事》的內容，還是其文字，都具有一種“貴族精神”。我很贊同這個看法。為什麼會有這種精神呢？因為作者所寫的人物，幾乎都是現當代中國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文化名人。他們的訴求與失敗，他們的喜憂與哀傷，他們的人格與遭際，通過作者的史筆，繪聲繪色、惟妙惟肖、酣暢淋漓地表現了出來，使全書從字裡行間蒸騰起一種高層次、高格調的文化氣息。像持守著“以不變應萬變”的處世原則、俠骨柔腸的康同璧、沉迷於琴棋書畫生活中的、散淡的張伯駒這樣的文化名流，他們的人生經歷，他們的遺聞佚事，對於今日的讀者來說，大都是聞所未聞的。他們表現出的貴族精神及其文化氣息，在我們的文化和文字中，似乎是久違了。作者以凝重而又優雅的文筆，細膩而又潤澤的語言，極富表現力地展示了上述人物鮮為人知的獨特人生和卓異個性，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他們的人格尊嚴、高貴心靈、淵博學識和優雅風度，極大地滿足了讀者瞭解其人其事的強烈願望和濃厚興趣。
譬如，作者把張伯駒對傳統文化的癡迷、對舊戲曲的珍愛，以及他的精神的落伍與孤獨，他的人生態度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寫得出神入化，讀者也由此而進入了人物的內心世界，真切地感受他的文人氣節的人格尊嚴，猶如一曲中國傳統文化的輓歌，如泣如訴，余聲裊裊不絕。解讀了張伯駒這個人物，恐怕也就理解了章伯鈞說的一句話：“最優秀的，往往是最固執的。”
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書寫歷史、回憶人物的時候，往往有一種多角度的大視野觀照，有一種超越性的襟懷與氣度，不光是寫了人物與政治的糾葛衝突，而且更寫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運，透視出人與時代、性格與命運的繁複錯雜的互動關係，讓你既感到沉重，但又不壓抑，意蘊豐富深厚，韻味綿長。
關於批評
章詒和：關於批評。我一向認為，各種批評的最大差別在於和意識形態發生的關聯上。說意識形態和批評的關聯，並非是講批評代表著某個政治觀點，而是指它是一定意識形態氛圍下形成的，批評主體（即批評家）又是受到一定社會文化模式的支配。比如，一個北歐的文學批評家，看了《斯人寂寞》後的感想是：好漢無好妻。這讓我哭笑不得，但這個“哭笑不得”又極能說明問題——即對作品的臧否褒貶無不是批評家自己經過思考作出的。但他們的意見，其實都是各自所屬的文化背景下可能產生的種種意見當中的一種。所以，面對一篇文章，眾說紛紜，才是合乎常規、符合常態的批評現象。我這個人的大半輩子是在被批判中過活，很習慣。
王培元：對於《往事》，印在封底的龔育之、嚴家炎、孫郁諸位先生的評語，從各自不同的視角，或整體宏觀、或深入細緻地進行了簡練、精闢的評說，亦可謂見仁見智，各抒己見。每位讀者讀了這部書，恐怕都會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吧。
章詒和：一個作品寫出來，作者就和它沒什麼關係了。寫作的衝動、願望、目的、成敗、意義及其想要達到的效果，都靠作品本身來判定。所以，我反對作家自己跑出來大談創作感受和經驗，更覺得那些用別人的錢來研討自己的舉動和場面，更是庸俗，甚至卑劣。
2003年12月12日——2004年1月22日，於北京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