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慶北碚李子壩的半山新村。
新村有兩幢二層小洋房，每幢可安置兩家。第一幢裡，一號住的是莊明遠，二號住的是鄧初民。第二幢內，三號住的是我們全家，四號住的是翦伯贊夫婦。所以，章、翦兩家是緊挨著的鄰居。
如果說我從娘胎裡出來，第一眼是認識了父母的話。那麼，我的第二眼就是認識了翦伯贊。
有一天，在溫暖的陽光下，母親、姨媽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裡，仔細端詳。母親突然發現我的左眼角有個小小的黑點兒，以為是早晨沒把臉洗乾淨，便讓姨媽抱著我，自己跑到臥室找了塊濕毛巾，給我擦洗。可那黑點兒，怎麼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間，舉著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來，對母親說：“可能是毛巾太軟了，我拿乾淨刷子試試。”
母親用兩隻手，將我的頭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來蹭去。結果，黑點兒依舊。還是從事幼教事業的姨媽看出來了，說：“這是塊記！”
後來，小黑點兒變成了一片樹葉形狀，顏色隨之越來越淡。父親（即章伯鈞）和翦伯贊還對它做過討論。
父親說：“女孩子的記掛在臉上，不如長在屁股上。”
翦伯贊瞪著眼睛，說：“小愚的記掛在臉上，有什麼不好！還不容易搞丟呢。丟了，也好認。”
父親笑了。
以後，我長成了大姑娘，翦伯贊見到我，也還要搬起我的腦袋“辨認”一番，嚴肅地說：“記還在，這丫頭是小愚！”
重慶又稱陪都，黨、政、軍、學、文各界精英，於1940年前後不約而至。天下之士，雲合霧集。起初，翦伯贊居無定所，在重慶市內搬來挪去。是父親的安徽老鄉陶行知介紹他來半山新村的。
乍一聽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個石階——體力欠佳的翦伯贊有點發怵。可陶行知說：“房子雖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鄰居呀。”
“誰住在那裡？”
“緊挨著你的鄰居是章伯鈞。還有鄧初民。”
“去，去，我去。”翦伯贊為了鄰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過來。
新村三面環淺山，一面臨路（由北碚至重慶的公路）。四周樹木稀疏，梯田層疊，大多種植水稻和紅薯。翦伯贊給自己制定了一個山路行走方略。即上山時，每走三十台階，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時，每走五十台階，停片刻，需停六回。經反覆實踐，很有效，亦不覺其累。於是，到處推廣。父親效仿，果然靈驗，儘管行走、間歇的規範性和精確度遠趕不上翦伯贊。
那時的翦伯贊和父親都是活躍人物。父親忙著抗日民主運動，忙著把第三黨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贊除了忙於動筆撰寫《中國史綱》之外，還擔任馮玉祥的歷史教員，還到陶行知的育才學校講課，還應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之邀，去做學術講演。但兩人再忙，也總要湊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親，偏偏喜好文史。翦家若有史學界的朋友來做客，父親是一定跑去摻合。去時揣上一包香煙，既不看看裡面還剩幾支，也不管煙絲有多劣質。抽到煙霧繚繞，山窮水盡時，聚會才算結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贊先後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一卷和《中國史論集》第一輯。翦伯讚的文好，詩也好。他常與郭沫若、柳亞子、田漢彼此唱和。這讓站在一邊卻不會作詩的父親欣羨不已。當然，翦伯贊也有敗筆。敗筆就是他在《群眾》週刊上發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讀者大嘩。”“對杜詩的誤解以及這樣那樣的硬傷，不勝枚舉。”有人寫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誤。翦伯贊不作答辯，始終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寫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紀念明朝滅亡三百週年。跟著4月15日，翦伯贊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還寫了極富革命戰鬥性的《評實驗主義的歷史觀》，文章是為批判胡適而作。
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的住所，還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又稱第三黨）中央機關之所在。許多第三黨骨幹分子來這裡接頭工作，開會議事。母親大鍋大鍋地煮飯，請嬌小玲瓏卻能幹萬分的戴淑婉過來幫著燒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問題。像楊逸棠、郭則沉、張雲川這樣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鄧家去住。
周恩來有要事相商，會跨過三百台階到我家。那時的周公與民主人士在一起，說到高興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煩，他會緊鎖濃眉。言至傷心處，他要落淚。重慶只呆了數月、身體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門，態度謙和而禮貌。徐冰（即邢西萍）則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計較，有酒即可。如無，他便要瞪眼，還時不時罵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麼又吃又罵，這王八蛋是指誰呀？”母親問。
邢西萍笑著解釋道：“我罵東洋鬼子呢！都是他們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頓好飯菜。”
飯菜做好，父親就要對母親說：“快去把老翦叫來。”
總之，那個時候中共和民主黨派之間的關係，才叫“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呢！
在半山新村，父親創辦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刊物《中華論壇》，且自任主編。在發刊詞裡，他闡明尊重思想言論自由，維護和發揚民主的信念與態度。這個半月刊既是第三黨的輿論宣傳工具，又具有面向社會的學術性質。為此，父親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學者約稿。其中，最踴躍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鄰居翦伯贊。他的《南明史上的永歷時代》、 《論王莽改制及其失敗》、《學術與暴力》、《春秋之義》、《兩漢的尚書檯與宮廷政治》、《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學術論文，皆經父親之手，刊於《中華論壇》。每次交稿，翦伯贊一定要讓父親“審閱”，父親則必拱手相謝。
每期刊物出來，父親定拿數冊給翦伯贊，請他轉送學界朋友。翦伯贊在《中華論壇》還讀到鄧初民的《歷史、歷史記載、歷史科學》、《略論清代的學風與士氣及其文化政策》、《中國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周谷城的《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英國民主運動之發展》，侯外廬的《康有為在民國初年的反民主理論》、《“五四”文化運動與“孫文學說”的關係》、《我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答案與世界歷史家商榷》，胡繩的《“猛回頭”“警世鍾”及其作者》，施復亮的《撲滅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當前的經濟問題》、《戰後經濟民主化管理的我見》，陳家康的《真知與真情》，吳澤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劉伯溫論元末》、《個人領袖英雄的歷史作用論》，石嘯沖的《環繞地中海的美蘇鬥爭》、《看國際形勢》、《國會選舉的美國政治動向》、《評印度局勢》，吳晗的《論中立》，夏康農的《正視彌天的戰火》、《論中美商約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關於呂梁英雄傳》，秦牧的《牛羊陣》、《西園庵的掛綠》等等。幾期下來，《中華論壇》很受知識界的中上層的歡迎，稱它是“民主政治的號角”。
許多史學家，不僅和父親相識，且為好友。他們發表的新作，在送給翦伯讚的同時，也必送父親。記得文革抄家後，父親從地板上揀起一本侯外廬的書——《船山學案》，灰色封面上，毛筆楷體寫著：“伯鈞兄教正”。封底註明：重慶三友書店發行，中華民國33年4月。以後的二十年間，這本書連同翦伯贊、郭沫若等人送的書，經重慶帶到上海，從上海轉至香港，由香港運回北京。“文革”中，父親拿出被抄家紅衛兵遺失的這本書，對我說：“人（指侯外廬）看不到了，只有看書。”
“山色入江流不盡，古今一夢莫思量。”我想，父親定是回想起重慶北碚和翦伯贊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軍攻陷了圍困47天的衡陽後，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淪陷，那是翦伯讚的家鄉。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淚寫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淪陷記》：
“桃源，這個具有神奇傳說的地方，是我的家鄉。在這裡，我度過了我的幼年時……”
“常德，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這裡，我度過了我的中學時代。
“靜靜的沅江，灰色的城牆，古舊的廟宇，舊式門面的商店，各式各樣的手工業作坊，用石板鋪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來，也許沒有什麼改變。如果說這裡也有近代的裝潢，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鐘樓，聳立在這個古城的天空——然而，這兩個小縣城，被攻陷時死者兩萬有餘，傷者五千，被強姦的婦女七千多，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父親閱後很激動。對翦伯贊說：“把稿子給我吧！把它登在《中華論壇》上。”
在重慶，父親穿著件舊長衫，白天東奔西跑，搞社會活動，夜裡伏案奮筆，寫政論文章。凡是由父親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筆。
翦伯贊很佩服，對母親說：“伯鈞是個幹大事的人。”
那時還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黨、三派以及社會賢達（即今日之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醞釀籌建期中，針對同盟的綱領、章程、領導人選等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溝通，調停，甚至妥協的方式去解決。在這個過程裡，父親是個中堅力量。每遇難題，常和翦伯贊研究、商量。而翦伯贊在應對現實政治方面，表現出燮理陰陽的智慧。父親非常佩服，歎道：“說老翦是個歷史學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月1月，舊政協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共三十八人。民盟由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九人組成代表團。父親與羅隆基兩人是憲法草案組成員，他還擔任國民大會組成員。在二十二天的會議期間，工作量大，要動腦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條和中共的聯絡渠道。於是，身為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兼組織委員會主任的父親，提議聘請翦伯贊擔任民盟出席政協的顧問。此議立即獲得通過，在1月10日給他發了聘書。
應該說，翦伯贊從重慶的半山新村起步，長期周旋於民盟、中共之間，成為一個統戰高手。也就從這裡開始，他既要徘徊於歷史科學的殿堂，又要穿梭於現實政治的廟廊，且於同一時刻進入兩個不同的社會文化圈子。為靠攏、聯絡中國的名流、高士、賢達、俊傑一起抗日並對付老蔣，當時的中共要的就是像翦伯讚這種複合式、應用性的高級人才。但對翦伯贊而言，身為史家而心繫革命或者說心為史家而身繫革命，無論判定為前者還是斷定為後者，其性格的複雜性，也就此注定。其未來命運，也就此注定。在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分歧，學術和政治的衝突，由來已久。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這個分歧和衝突或許還難以凸顯，可到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年月，翦伯贊則無時無刻不在體味這種分歧和衝突了，隨即也陷入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禦的思想矛盾和現實擠壓之中。我覺得，共產黨對中國文化學術圈的思想滲透，對中國思想文化精英的政治梳理，是從陪都重慶開始的。而這種滲透與梳理，既通過中共的直接宣傳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負責人的直接出面進行，也是靠翦伯贊等統戰高手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來操作。
父母在半山新村過著又窮又忙的日子，哪裡顧得上姐姐和我，常常是白天把我倆放在紅薯地裡。餓了，倆人就用手挖紅薯吃。一直呆到天黑，眼巴巴望著通向公路的石階，淚汪汪地等著，等著。時近黃昏，身軀瘦弱、面帶倦色的母親出現在遠處。我立刻舉著沾滿泥巴的手，哭個不歇。
我人小肚皮大。一天到晚，總有飢餓感，跑到廚房去翻，什麼也沒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偷偷溜到翦家的廚房。哈！居然讓我發現一笸籮的鍋巴。鍋巴又硬又冷，可我瞧著它就要流口水。用手掰了一小塊兒，塞進嘴裡——天哪！又香又脆，實在是太好吃了。我又掰，再掰，反覆地掰，且越掰越大。後來，索性就拿一整塊了。再後來，就幾塊幾塊地拿。這樣，我每天都要溜到翦家的廚房去，看看有沒有鍋巴。如有，就必偷，必吃。
一天，母親叫我到她和父親的臥室去。進門，就見戴淑婉坐在籐椅上。平時的她總是笑瞇瞇的，今天的臉上怎麼一絲笑容也沒有了？——鍋巴！忽然想到了鍋巴，那萬惡的鍋巴，害得我去偷吃它！還沒開審，我的臉就紅了。
母親向戴淑婉努努嘴。原來繃著臉的她笑著問道：“小愚，我放在廚房的鍋巴，是不是你偷吃了呀？”
我站她跟前，羞得抬不起頭。
“你說，是不是偷吃了！”母親的追問，比戴淑婉的聲音嚴厲多了。
我點點頭，眼淚就流了出來。
母親厲聲再問：“你為什麼要去偷吃別人家的東西？”
“我餓，翦伯母的鍋巴又太好吃。”說到這裡，我放聲大哭。
戴淑婉，我的翦伯母，一把將我摟在懷裡。母親的眼圈也是紅紅的。
抗戰勝利後，我們一家去了上海，住愚園路聯安坊（現為上海市長寧區政府所在地）。翦伯贊一家，先去南京，後到上海，住愚園路中實新村。因國共內戰爆發，政治形勢緊張，章翦兩家雖同住一條馬路，但不能像在重慶那樣朝夕相處、隨意走動了。
翦伯贊與妻子食宿於斗室，樸素簡單，而工作卻是千頭萬緒。作為中共黨員，翦伯贊和中共上海工委書記華崗保持聯繫，參加各種秘密活動，傳達黨的指示，執行黨的任務。作為史學家，在坐黃包車到大學授課的同時，繼續寫著《中國史綱》。1946年夏，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總編輯，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二卷和《中國史論集》第二集。他撰文繼續批判胡適，發表《正在氾濫之史學的反動傾向》等文。對北平一些注重考證、潛心學問的老史學家也作了批判，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研究與運動不可偏廢”，即要把學術研究和反內戰、反獨裁、反老蔣的政治運動緊密地結合起來。不知道別人怎樣看待他，而雙重身份的翦伯贊是必須這樣去做，一心二用。年行半百，頭髮半白。忙，窮，累，病，他都齊了。
1947年中國學生對社會動盪局勢的關注和參與，成為一種以學潮為形式的鬥爭勢態。4月，翦伯贊和張志讓、周谷城、夏康農、吳澤、鄧初民等名教授發起成立“上海市大學教授聯誼會”。5月初，他在父親創辦的《現代新聞》第一次座談會上，以《現階段的民主運動》為題做了發言（後載於該刊）。正在這個時刻，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二零”血案，國民黨政府使用暴力，對付請願遊行的學生。義憤填膺的翦伯贊連續寫出《學潮平議》、《為學生辯誣》、《陳東與靖康元年的太學生的伏闕》三篇文章。
《陳東與靖康元年的太學生的伏闕》一文，說的是北宋末年發生在京城汴梁的一次太學生運動。那時，金兵南下，包圍了汴梁。宋欽宗準備投降，罷斥主戰派李綱。二月初五，即京都被圍的第29日，陳東率太學生和京城居民十萬餘人拜伏於宮闕，向皇帝上書要求革除奸佞，起用主戰派李綱。欽宗迫於壓力，恢復了李綱等人的職務，金兵撤退——-翦伯贊在分析了這場古代學運的起因、經過與結果之後，寫道：“學生在請願的當時，總算平安度過，但當時的權奸並沒有忘記昨天的仇恨。當請願隊伍解散以後，他們便開始對付學生……太學生率眾伏闕，意在生變，不可不治。”結局是顯然的，也是必然的——此後，不斷發生迫害太學生的事情，陳東被殺。
翦伯贊最後是這樣總結的：“靖康元年的太學生伏闕，已經是八百年前的歷史，但二月五日卻是中國知識青年應該紀念的一個日子，陳東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這個人物也是中國知識青年應該學習的人物。”
文章登在7月1日出版的《大學月刊》上。刊物一出，夏康農就趕忙拿著它跑到聯安坊，叫父親先睹為快。
“好文章呀！”父親讀後，連聲稱讚。
感懷舊事之際，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民主人士成為迫害目標。據說單在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個城市，就有二千多人被殺，六萬人列入黑名單。危險似乎比死亡還要可怕。民盟中央常委、西北總支負責人杜斌丞遇害的消息傳來，父親徹夜無眠。他把形勢估計得很嚴重，立即命令母親把我和姐姐終日關在家中，不准出門。經驗老到的父親，一向認為：在中國，進步是點點滴滴的，艱辛又緩慢；但要倒退起來，那肯定比坐飛機還要快了。別說是百姓，頭腦聰慧的知識分子也多被搞得措手不及。
果然——10月22日民盟總部被特務包圍。23日，中共上海地下黨通知翦伯贊轉移香港。
父親走得晚些。怕我扭住他不讓走。走的當日，特意帶著我去看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電影，興奮萬分。看到電影裡的好人受氣受苦，我又淚流不止，完全忘記了身邊的人和事。等出了電影院，竟發現父親沒有了。我嚎啕大哭，跌坐於地，誰勸都不行了。
天氣更冷的時候，母親帶著我們也偷偷去了香港。
1947年——1948年，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精英數百人，雲集香港。我們一家先住柯士甸道，後搬至勝利道。翦伯贊先住在山林道，後遷居尖沙咀防海道。一到香港，他即與胡繩會面，接上組織關係。在繼續統戰工作的同時，他在香港達德學院講授中國歷史，並兼任《文匯報》“史地週刊”的主編。父親到了香港的頭等大事，就是為恢復民盟而忙碌，幾乎天天不見人影。那時的我，做了培正中學（兼設小學）的一名學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中，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提出，召開新政協，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
5月5日，民革的李濟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鈞儒、章伯鈞，民進的馬敘倫、王紹鏊，農工的彭澤民，致公的陳其尤，救國會的李章達，以及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聯合致電毛澤東，表示擁護“口號”裡的號召，共商建國大計。月光斟滿了志士的酒杯，詩請激盪著文人的胸懷。他們已然望見了光明。
5月8日，翦伯贊在香港《華商報》舉辦“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座談會上，做了題為《擁護新政協的召開》的發言，出席的民主人士和有聲望的文化人多達數十人。這是中共香港工委展開新政協宣傳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中共南方局的運籌下，翦伯贊和父親在這一年乘船離開香港。
等我再見到翦伯贊夫婦的時候，已是在1949年的北京了。兩家均住在北京飯店的二層。我家住214號房間，是套間；翦氏夫婦住201號房間，是單間。
戴淑婉見到我，劈臉即問：“小愚，我家的鍋巴好不好吃呀？”
“好吃，好吃，我還要偷吃！”我這樣嚷嚷著，一頭紮到她的懷裡。
全家大笑。
翦伯贊剛安頓下來，即讓吳晗陪同，拜訪北京大學的向達，俞平伯，輔仁大學的余嘉錫等著名學者、教授。這是禮節性拜訪，彼此客客氣氣。但父親說：“這是老翦的高明之處。”
“你為什麼說他高明呢？”母親有些不解。
“當然高明哪！你想呀，他從前批判那些不問政治，專心學術的人，現在這些人都要和自己共事了。再說，他的‘史綱’被不被這些人承認，還是個問題。”
翦伯贊從香港轉來北京，並沒有進入北大、清華、北師大、輔仁的歷史系任教，是被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聘為教授。那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有鄭天挺、向達、楊人楩、朱慶永、張政烺、余遜、鄧廣銘、胡鍾達、楊翼驤、汪籛等十餘人。這些人聚攏起來，即為胡適校長在任時的全班人馬；分散開來，個個皆為飽學之士。1949年前，這些人不喜歡國民黨，也不想沾共產黨。現在共產黨來了，為了保住飯碗，恐怕也得湊上去學學馬列主義吧？於是，決定讓時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鄭天挺，去請馬列主義史學家來校座談。
應邀而來的賓客是郭沫若、翦伯贊、杜國庠、侯外廬。來聽講的是北大歷史系全體教師。賓客本該主講，胡適舊部理應恭聽。誰知半路殺出一個青年教師，對這四位來賓的學識頗不以為然，便針對奴隸制社會問題，引出對西方史學的長篇論述，竟旁若無人地講了一個多小時。會後，翦伯贊大怒。出門，即憤然道：北大的會是在唱鴻門宴，幕後導演則是向達。
這事的確深深地傷害了翦伯讚的自尊心。
1952年1月，中共展開了“三反”運動。它落實到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教授群體，便成為一個反覆檢查個人政治立場、學術觀點和工作態度的思想改造運動。身為燕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同時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東蓀成為了運動的重點、民盟的焦點和社會的看點。在燕大與他一起列為改造對象的還有校長陸志韋，以及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在這三個人裡，張東蓀的份量最重。對他的批判和處理，由統戰部直接掌管，毛澤東親自過問。
運動一開始，張東蓀就輪流在燕大歷史、哲學、國文、心理系（又稱小文學院）檢討，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過。這也毫不奇怪。民主觀念浸入骨髓的他，從來就對“檢討、檢查”之類的做法非常反感，認為這是中共控制思想、侵犯人權的行為。鑒於張東蓀的“檢討不老實坦白”和“對群眾的批評置之不顧”，燕大以節約檢查委員會名義在2月29日這一天舉行了全校師生員工批評張東蓀大會，“討論他的三次檢討”。大會長達五個小時，共有二十五人發言。發言的內容顯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是對其清算歷史。
在這個大會上，有兩個人的發言引人注目。一是擔任燕大教務長的無黨派人士翁獨健，這個哈佛畢業的大蒙古史專家的發言，太令官方失望。總共不到二百字，講了不足五分鐘，只是希望張東蓀“真誠向人民低頭認罪”。另一個就是已經調到歷史系並有權代表歷史系教師發言的翦伯贊。他的講話辭鋒凌厲，暗含殺機，指認張東蓀所謂的“中間路線”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張東蓀敵視馬克思主義的言行，是他發言的中心主題。為此，翦伯贊列舉了以下事實作例證：（一）張東蓀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學》一書裡，就說“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都就會餓死。”又說“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恥，是思想史上的大污點。”（二）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裡，張東蓀說“馬克思派的企圖不但不會成功，其結果只弄成既非科學又非哲學的東西，終謂四不像而已。”（三）1946年出版的《思想與社會》一書裡，張東蓀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制，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除此以外，翦伯贊還揭發了張東蓀私下裡講“解放三年來一直覺得不自由”等言論。
翦伯讚的發言意義在於為張東蓀的歷史問題定下了“四反”（即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列主義）基調。伴隨翦伯贊等人系統的揭批，是不斷響起“徹底肅清反動親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的口號。中國民主同盟“燕大”分部的全體盟員立即要求上級撤消張東蓀在盟內外的職務。與此同時，《新燕京》校刊特意把張東蓀在《唯物辯證法論戰》（1934年版）一書的題辭——“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與絞刑（柯亨語）。”重新公開。頓時，硝煙瀰漫，人心駭然。
疲憊不堪的張東蓀深受震動，他致函民盟中央（張瀾、沈鈞儒）表示如果群眾還不滿意他的檢討，自己願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其實，張東蓀心裡也清楚——哪裡是群眾（包括翦伯贊在內）不滿意他。不久，在張瀾家裡，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副部長邢西萍、由沈鈞儒和父親陪同，與張東蓀談話。張既表示悔悟，也說明許多揭發並非事實。接著，經過民盟中央召開的第二十五次會議，一致決議撤消了張東蓀的盟內職務。張東蓀又開始了檢查，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過。突然，他的問題從“四反”變成了“特務”，由“思想改造”變成了“叛國罪行”。別說是翦伯贊，章伯鈞，就是張瀾，沈鈞儒也驚呆，嚇傻了。
至今張東蓀案件的內幕，誰也不清楚，連公安部長羅瑞卿都蒙在鼓裡。唯有一人是明白的。他，就是毛澤東。
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樣，像燕京大學這樣的教會學校也是必須改造的。改造的方式就是拆掉。
“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令父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1952年在官方進行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過程裡，鄭天挺被調到南開大學，清華歷史系資格最老的雷海宗教授，也被弄到了南開。接替鄭天挺出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別人，正是翦伯贊。
作為翦伯讚的老友，父親為他高興，但同時又很替鄭天挺惋惜，對母親說：“鄭天挺從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就任北大秘書長。抗戰勝利還是北大秘書長，兼任史學系主任。史學功底比老翦深，可南開的學術環境怎麼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馬列主義史學，位子自然要讓給老翦了。”
記得中學畢業的我決定報考大學文科的時候，父親還說：“除了報北大歷史系，你還可以報南開歷史系嘛，那裡有個鄭天挺。”
我問：“他的學問有什麼好？”
父親說：“他的學問是遵循嚴格的治史之道訓練和積累起來的。特別是清史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清朝的禮儀、習俗，皇室的氏族血統和八旗兵之類的問題，就去請教他。”
父親還拍著胸脯說：“要是考上南開歷史系，我就修書一封，讓你去做鄭天挺的入室弟子。”
“幹嘛要入室？”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課，質量是大不一樣的。”
鄭天挺前腳剛走，翦伯贊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擔心自己領導不好這樣一個由三部分人（胡適舊部、蔣廷黻舊部、洪業舊部）合成的北大歷史系教師隊伍。但翦伯贊是統戰高手，有調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裡的工作就上了軌道，大家相處也還不錯。當然，經過院系調整，包括北大在內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據中共的意志恢復了秩序，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通過政治思想改造學習運動，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運動和三五反運動，高級知識分子已無人存有抗拒新領導的膽量和勇氣了。再說，他們之中誰不想保住教授的飯碗呢？後來，父親問向達。向達大叫冤枉，說：“誰敢給這四個人設鴻門宴！何況，我也不會去當舞劍之項莊哇。”
父親認為向達講的是老實話。
翦伯贊在行政領導工作方面還是順利的，無論老、中、青，他都能善處。但教學業務方面則顯現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裡討論如何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講稿。他主張按照自己的《中國史綱》的框架模式去編寫，任何朝代都先講經濟基礎，再述上層建築；在上層建築領域，先講政治，再說軍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師心裡是反對的，覺得憑空地先講一些經濟現象，反倒使歷史的脈絡變得模糊不清，應當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社會的各種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綜合性論述。為了讓翦伯贊放棄自己的主張，聰明的鄧廣銘搬出了由斯大林親自定稿的蘇聯官方頒布的一個關於怎樣講授歷史的決議來。那上面明確寫道：不要把歷史講成抽像的社會發展史，而是要嚴格依照歷史的年代順序，具體講授那些豐富又具體的歷史事實，歷史現象，歷史問題，歷史人物等等。“蘇聯老大哥的權威畢竟高於翦伯讚的權威，這場爭論就因此而結束了”。
把寬闊宛轉的歷史之河，拉扯成一條乾巴粗糙的社會發展線，其教學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讀於北大歷史系的曹女士說：“那時，老師講中國古代史，總是經濟基礎、階級鬥爭、農民起義那一套。講文化很少，甚至不講。但也有例外，鄧廣銘先生講唐史，就介紹了元稹的《會真記》，還興致勃勃地吟誦了其中的詩句——‘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同學們聽得都入了神。我當時就把這首詩記住了，一記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歷史削成一根冷漠樹幹的時候，鄧廣銘的授課，無非是修復出糾纏的枝葉罷了。
翦氏夫婦搬到北大燕東園後，父親去探望過他。
回得家來，父親高興地向我們描述了他的居所，說：“共產黨給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樓，有專車，有炊事員，有保姆，有秘書。我看，這是官員的規格，而非教授的享用。”但父親又生發出另一番感歎：“中共對知識不見得重視，受重視的是政治。對人的評價也多是政治性的。” 其實，中共給他的待遇還真是從政治出發。只不過那時的父親，不知道翦伯贊是中共黨員。
院系調整後，在知識界緊接著進行批判胡適、批判《紅樓夢》、批判胡風的運動。北大處在這些運動的中心，高級知識分子誰也別想跑掉。儘管翦伯贊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適，但對於這樣一些帶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質的運動，身為系主任的他只限於政治表態、口頭髮言。運動的領導組織工作，均由系黨總支負責。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翦伯贊不能從容不迫且又游刃有餘地協調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學術良心之間的矛盾了。他畢竟是個學者、史學家。歷史的思辨能力賦予他洞察現實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讓他保持著正直，而倔強的脾氣又驅動著他發出了屬於自己卻並不怎麼符合政治要求的聲音。
比如，1953年他在作“訪蘇（聯）報告”時，說：“在衛國戰爭的嚴重時期，蘇聯的博物館工作者，也沒有停止科學研究工作，他們仍然積極進行考古的工作，研究藝術上的問題，並且不斷地提出爭取學位的論文，舉行學術性的專題報告。”——顯然，翦伯讚的這番話是針對中國高等教學機構和研究機構因政治運動而業務停擺的情況，有感而發。
又如，在1954年10月22日的一次院級領導會議上，他說：“關於學習蘇聯教學方法的問題，我原則上是同意的，但不是同意立刻按蘇聯辦法全部實行，江（隆基）副校長提出的變通之法，我倒是贊成的（按：江隆基提出北大各系貫徹蘇聯教學法可分成三種類型——１全部實行；２部分實行３暫不實行）。有人說我工作做得少，但我夜裡常常工作到十二點。不是為北大工作，也是在為國家工作。現在學校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影響了經常性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例如目前就有調整工資，修訂教學大綱，批判胡適，成立教學研究會等工作，使群眾感到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我建議：第一，不要為突擊性工作影響經常性工作；第二，不要因為外來工作影響本位工作；第三，不要因為未來的工作影響目前各種教學工作。就好像天天研究如何吃飯，而實際上沒有飯吃或吃得很少一樣。”
他還說：“領導希望我們一步登天，學習蘇聯要‘愈像愈好’。”又說：“如果給了我們木船，我們還要汽船，那是我們保守。但如果不給船，要我們泅水過去，那就是領導冒進了。教務處說我們過去對教學的專門化注意不夠是一個偏向，但我認為過去根本沒有力量搞專門化。”
此言一出，四座皆驚。有人立即將他的談話匯報上去。
可以說，在北大歷史系，腳踏政治、學術兩隻圈子的翦伯贊在竭力維護和保持兩者之間的平衡。這特別體現在對青年教師的培養上。他一方面引導他們學習馬列主義的具體理論，另一方面則強調對歷史資料的廣泛搜集。幾年下來，到了反右前夕，他領導的歷史系已經有了一批業務優秀的教學人才和骨幹。
1956年夏季，翦伯贊等人參加了全國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視察。他專門考察了長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當認真，但是越看越生氣。為了說出一肚子的不滿，在座談會上他特意拉上身份卻非同一般的章士釗。
翦伯讚的發言，可謂開門見山。他說：“我對文教工作大為不滿。這方面缺點是省領導忙於經濟建設，放鬆了對文教工作領導所造成的。例如，《新湖南報》就很少關於文化、藝術、教育等方面的報道，很單調（章士釗插話，說：對，對，我們要知道的，報上都沒有）。新華書店儘是宣傳品，自然科學書籍實在太少，連近代史資料都沒有一套。考古和文物發掘、管理方面，文化局就沒有管。文物發掘工作者發掘了七百箱文物，發掘後就封箱，所以考古工作者反映，這些文物是‘出土入土’。中山圖書館有五十萬冊書（一說六十萬冊），由於圖書館書庫不夠，分散在長沙、岳陽等地六、七處地方，有二十萬冊放在烈士公園一個要倒塌的潮濕房子裡，有的放在河邊潮濕的房子裡。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保管的一部分宋版、抄本等極有價值的書，因為沒有房子放，放在走廊上，任憑風吹雨打，一部分已經完了。據我瞭解，還有大批珍貴文物進了造紙廠和造銅廠。中山圖書館每月買書經費只一千多元，買不了好書，書庫又少。圖書館幾乎成了看連環畫的兒童閱覽室。因此，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飯、吃肉，不要文化一樣。”說這些話的時候，章士釗在一旁不住地點頭。
他又接著說：“從教育方面來看，師範學院師生們反映圖書不夠，科學研究工作沒有條件。小學更糟糕些。我看了一個最壞的小學，牆壁出水，地下出水，光線不好、沒有操場，廁所靠近教室，許多小孩子因為沒有一角六分錢買藥，一肚子的蛔蟲。其他中學、小學有的也不像學校的樣子。”
一向喜歡民間藝術的翦伯贊談到湖南地方戲情況，竟激動起來。他說：“戲劇工作最糟糕。藝人們反映，沒有從人民政府那裡得到一點幫助（指私營劇團），得到的只是輕視和侮辱（章士釗插話，說：是，是）。省文化局一個副科長曾對藝人說：‘戲子、王八、吹鼓手，都不是好人。’有的戲院都快倒了，下雨天真的不敢去看戲。有的化裝室面對廁所。藝聯戲院藝人住的宿舍是一間大而潮濕的房子。一個房子住幾對夫婦，中間以蚊帳為界。有個劇團演《文天祥》，主角沒有宿舍，睡在走廊上。一個得獎的年青女演員金國純，很有天才。但每月收入只有十五元。這十五元她要買旦角用的粉、紅。每月吃不到肉和蛋。有個清唱館，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四元。這個清唱館名為公私合營，但公家卻未管過。為什麼不管呢？可能是其中有些過去是妓女（章士釗插話，說：因為文化局幹部認為跟她們接觸是可恥的）。就是妓女也要管，這並不可恥。總的來說，在戲劇界存在三個矛盾：國營與私營的矛盾；幹部與群眾的矛盾；藝術與生活的矛盾。這是領導上對藝術的政治教育作用瞭解不夠所致。”
繼而，他提及湖南的少數民族情況。翦伯贊是維吾爾人，對中國的民族問題既有歷史研究，又保持著現實關懷。故此番視察，他去了有維族居住的地區。看後，心潮難平，語調沉重地說：“常德有一千多個維吾爾族人，有一個維吾爾清真寺，現在成爛泥坑。維吾爾人很傷心，曾經請示上級修理，但沒有批准。這說明憲法上規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這次我去看了，心裡很難過，但還是向他們解釋了。有一個伊斯蘭教小學，是我小時候讀過書的地方。它現在和我以前讀書時一樣，沒有增加過一片瓦、一根柱頭，維吾爾人民說：不但沒有添加，還有‘五不’來限制。‘五不’就是不增加班次，不增添房屋，不增加經費，不增加教員，不增加學生。這簡直是要我們維吾爾族永遠落後。這個‘五不’實在不應該。常德專署專員問我：‘這次撤區並鄉，桃源楓樹鄉維吾爾族民族鄉是否也可以撤消？’我堅決反對！撤區並鄉不要太機械化了。我到老家桃源楓樹鄉去了。我去時，農民包圍了我。我只接見了解放前後都是貧農的人。我一問生活，大家就哭，說沒有飯吃，吃樹皮、野菜、菜餅、糠。原因是去年定產太高，徵收公糧後就缺糧。貧農就連糠也買不到，因為幹部說：‘糠不賣，要餵豬！’（章士釗插話，說：人還不如豬）。全鄉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飯吃。現在已經餓死了一個人。我問他們為什麼不找幹部，他們說怕幹部‘戴鋼盔’（即扣帽子）。有個老農民說：‘滿清時候的官還讓我們說話，現在幹部反而不准我們講。’（章士釗插話，說：現在還不如滿清啦）。我在鄉里給群眾解釋了黨的政策，說共產黨、毛主席是好的。農民說：‘共產黨、毛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飽。’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臉。鄉里的房子越來越少，雞犬無聲。過去是機杼之聲相聞，現在一切副業都取消了。鄉幹部作風太惡劣，得罪了所有的貧農。我看一定要撤職。他們給黨帶來了太不好的影響，應該加以挽回——上面的話，我發誓，沒有一句誇大了的，而且我說的時候還沒有農民那樣激動。因為，我沒有他們那樣的情緒。當然這些話，我也不會拿到群眾中去講。”
最後，翦伯贊說：“我看有些人就有大漢族主義，不然，為何來個‘五不’呢？有大漢族主義，就會有狹隘的民族主義。雖然，兩者都是反動的，但狹隘的民族主義是為了抵抗大民族主義產生的。取消民族鄉，我就堅決反對。我要向中央民委反映這個意見。我是維吾爾族，我就有這種民族性格。”
翦伯贊講完後，章士釗遂作簡短補充：“文教部門我是同翦老去的。他講的話，我都同意，只是繁簡不同。總之，忙於經濟建設，頭緒紛紜。”言罷起身，語氣很重地說：“官僚主義很嚴重，簡直就是無政府狀態！”
這個份量很重的視察發言，被很快整理成材料反映上去。
陪同視察的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秘書長則對別人說：“農民在和翦伯贊談話時，可能有誇張，而翦伯贊不知道。”
一年後，即1957年的夏季，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蜜月”正式結束。民盟、農工這兩個民主黨派，被毛澤東確認為運動的中心。身兼兩黨要職的父親，自然被置放在運動中心的中心。自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後，父親便到處接受批判。
批判會結束，身心疲憊不堪的他坐在沙發上發愣。愣上一陣子以後，又自語：“我怎麼就錯了？我這是錯在哪裡呀？”
無人回答。
一個下午，父親對母親說：“健生，我想請民盟的一些人，來家裡坐坐談談。”
話說到這裡，被母親一口打斷：“你還要座談什麼？”
母親的激烈，令父親吃驚。他瞪大眼睛，似乎想以同等激烈回敬母親，但很快平靜下來，苦笑著說：“你不要那麼急呀，聽我把話講完。”
“你說吧。”母親恢復了往昔的平和。
父親起身，站在母親的面前，說：“現在，大家都說我錯了。我呢，也口口聲聲說自己錯了。可我從心裡想不通，我為什麼錯了？我今年62歲，年過花甲。讀了書，留了洋，在政界搞了幾十年，也算得上是會思考、能想問題的人吧。可我現在怎麼也看不透老毛搞的這個反右！更想不通章伯鈞怎麼就錯了？講老實話，胡愈之的講話，吳晗的發言，我都用心聽了，通篇哪有一點道理，不是帽子棍子，就是扯歷史舊賬。連‘右’的事實都排列不清楚，更不要說分析我之所以‘右’的原因了。要我檢討容易，我現在不是就在天天檢討、處處認錯嗎？但我自己還是要想通問題。做不到全通，也要爭取想個半通。所以，我想請幾個人來，專門給我提提意見，幫助幫助我分析問題。你看怎麼樣？”
母親同意了。接著，母親和他一起商量到家裡來提意見的名單。當然，這裡面不包括積極投入反右運動、並領導民盟中央反右運動的史良、胡愈之、吳晗、鄧初民。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他們來了。其中有周新民，楚圖南， 郭則沉，薩空了，共八、九人。自聽到父親要開這個“意見會”的決定，我也給自己做了決定——-一定要偷聽這個意見會，聽聽他們是怎麼給我爹提意見的。
太叫人失望了。我從大客廳的玻璃隔扇看去——個個呆坐著，呆到連眼珠都不轉一下，好似廟裡無言對坐的泥塑菩薩。白天在民盟反右批判會上，那義憤填膺的表情和抑揚頓挫的語調，咋都沒了？
我站在那裡半天，終於聽到薩空了的講話。他乾咳一聲，說：“伯鈞，我來給你提一條意見——你的政治生活不夠嚴肅。你我的交往很久了。你的知識，見解，氣度和能力，我是知道的，在座的也都清楚。就民盟這個範圍來說，你最突出的表現和成績，是在發起組織民盟和民盟被國民黨宣佈非法以後，這麼兩個階段。那時的你不怕風險，艱苦奮鬥，謙虛謹慎，也很能團結人，為了抗日反蔣和共產黨並肩作戰。新中國成立後，你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的政務委員、交通部部長、農工民主黨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後來又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還在許多對外機構任職。我看你變了，首先是產生了驕傲情緒。覺得這個不如你，那個也不如你。驕傲的骨子裡是個人主義思想。你總以為自己是最正確的，是最被中共信任的。在民盟你和羅隆基長期不和，這裡面有政見分歧。應該說在建國以後，你和他的政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為什麼還鬧矛盾？這就是個人主義對付個人主義了。羅隆基原本就驕傲，但凡不是留學英美的，他一律看不上眼。現在你覺得自己的地位比他高，好像共產黨也更信任你。於是乎，你也驕傲起來。民盟只要討論問題，特別是人事問題，你倆的私心就來了，鉤心鬥角。”
薩空了呷口茶，繼續說道：“驕傲情緒改變了你的工作態度以及日常作風。在重慶，在上海，在香港，你是最能幹的，也是最能吃苦的。現在呢？東搞搞，西搞搞。在交通部呆上一陣子，又去民盟開會。開完了，你對別人講：‘我還有個小攤子，需要去收拾。’包括我在內，民盟的朋友都知道，你所說的小攤子，就是指農工。農工，這是一個政黨！伯鈞，你怎麼能把它叫做小攤子呢？很不嚴肅。所以，我建議你通過這次政治運動，今後能嚴肅起政治生活來。”
郭則沉立即附和，說：“空了的意見，我很同意。他不講，我也會提這個意見。你的不嚴肅性還表現在愛逛舊書店，愛玩古董上。我看你對這些事情的熱情比對交通部、民盟或農工的熱情都要高。自己的工資花乾淨了，還跟公家借錢買古書和字畫。伯鈞，有句老話叫玩物喪志。你快到玩物喪志的地步了。”
此後，即使有誰講話，或零零落落，或支離破碎，再無人提出什麼像樣的意見。
周新民大概是最後一個講話的。他的態度有些猶疑不決，語句不很流暢地說：“伯鈞，現在你要大家給你提意見，恐怕一時也說不好。依我之見，關鍵問題還在於你的立場和態度。批判會上的發言是比較激烈的，但你要正確對待，細心體察別人的用意——忠言逆耳呀！”
顯然，這番講話是總結性的，也是暗示性的，暗示著——散會。
會散了。大家一致不讓父親送客，每個人匆忙離去，消失在夏夜庭院的濃蔭之中。
茶几上擺放的玻璃茶杯裡的茶水，幾乎都是紋絲未動：滿滿的，亮亮的，綠綠的。前來收拾杯盤的女傭直心疼，不停地叨嘮：“早知不喝，我還不沏呢！可惜了的好茶葉。”
父親苦悶而沮喪，目光散散的。其實，父親真的是想聽取意見，內心隱藏著被理解的渴望，但民盟的這些老友什麼也沒給他。他感受到的是敷衍、搪塞、疏遠和冷漠。父親太可憐了。我不能躲在旮旯看著父親那可憐的樣子，便一腳從玻璃隔扇跨進了客廳，趴在他背後，摸著他的頭說：“爸，你們剛才的會，我都偷聽了。”父親沒責怪我，只是把我的手從頭頂拿開。
父親的氣度一向如山如海，思量事情皆出之以冷靜。這次可大不一樣了，冰窖似的寒冷，無名的惆悵，難堪，焦灼都一起朝他侵襲過來。他歎了一口氣，對母親說：“健生，你聽見了吧，他們提的都是些什麼意見——私心，個人主義，工作不嚴肅，買古書，玩古董。好！這些我都承認，但這個缺點同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有什麼直接聯繫？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呀！”
母親無以為答。
我猛地從太師椅的背後，站到父親的跟前，大聲說：“爸，他們在這裡講的不痛不癢，就是想在批判會上說得你又痛又癢。”
父親笑了。說：“調皮是小愚，正經也是小愚。”
父親笑了，就好。
第二天的晚上，我在父親的書房玩。
他對我說：“去把你媽媽叫來，有件事要商量。”
母親來了，站立在大寫字檯一側。問：“什麼事？”
父親說：“想叫翦伯贊來一趟，請這個歷史學家分析分析我現在的問題。健生，你看怎麼樣？”
“好，太好了。”母親十分贊同。我特別高興，又能見到從娘胎裡鑽出來就認得的翦伯伯了。
洪秘書馬上聯繫，得到的回話兒是：一定來，但最近很忙，具體會面的日子，通過電話商量。
這話，已經讓父親很知足了。一有電話鈴響，父親就豎起耳朵聽，聽聽是不是翦家打來的。隔了兩、三天的樣子，翦家的電話來了，說是當日下午來看章先生。父親按捺不住興奮！內心積攢了無數的話，無數個問。他自己要問個徹底，也要翦伯贊說個明白。
翦伯贊下午沒有來。父親坐不住了，東張西望，來回轉悠。後翦家打來電話，說：晚上才能來。這樣，父親又催著開飯。於是，全家早早地圍坐於東屋圓餐桌，頂著盛夏火一般的夕陽，大汗淋漓地吃著晚飯。父親一句話不說，三刨兩扒地把半碗米飯吞下，甩下筷子走了。那樣子比情人約會還著急。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在銀白的月色下，庭院中的假山、影壁、柳樹葉，馬尾松，呈現出怪異的姿態，花也格外地香——那是兩棵高高的洋槐散發出來的。門鈴響了。聽到這聲音，不知怎地我一整天的喜悅，突然沒有了。而這時的父親，眼睛裡閃著光。
父親事先跟母親和孩子都打了招呼，誰也不准“參加會晤”，尤其是我。父親事先也跟洪秘書交代了：翦伯贊來，引至西屋。西屋是啥屋？是父母的臥室，從不接待客人。雖有兩張單人進口沙發，但那是供父母歇腳的。
不參加會晤，偷聽總可以吧。我躡手躡腳地溜到西屋，躲在磨花玻璃門後面。在明亮的燈光下，翦伯讚那極其漂亮的淺灰色西服和極為鮮艷的絳紫色領帶，差點沒讓我因吃驚而大叫！恐怕父親也沒見過老翦穿這套行頭。我想：端正正，新嶄嶄的，翦伯怕是來和父親告別的吧？再不，就是剛參加了什麼重要的外事活動，來不及改戲換裝了。
父親把民盟、農工以及交通部從整風到反右的過程敘述了一遍，又把自己從整風到反右的表現講解了一回。再把前兩日在家裡召開的“提意見會”的情況介紹了一番。翦伯讚仰頭閉目，靠在沙發上。精神顯然不夠好，但父親的每句話，他是聽進去了。
接著，父親問：“老翦，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突然成了政治上的右派？而且，這個右是用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做註解的。”
翦伯贊不回答，眼睛卻睜開，望著雪白的天花板。
“老兄，我請你來，就是想求得一個答案。沒有答案，有個合乎邏輯、合乎事實的解釋也可以。”
翦伯贊仍未開口。
“老翦，你知道嗎？自從6月8號的《人民日報》社論登出來以後，我就不停地在檢討，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但是，在我的內心，沒有一分鐘是服氣的。在思想上，沒有一分種是想通了的。”
翦伯贊還是默不作聲。
父親有些激動了，站到他的面前，說：“我不揣測別人怎樣看待我，也不畏懼老毛會怎樣打發我。但我自己必須要把問題想通——”
翦伯贊唰地站起來，和父親面對面，帶著一股凶狠的表情，說：“你能做個老百姓嗎？或者像個老百姓，稱他為毛主席嗎？”
父親愣在那兒，一動不動。
翦伯讚捧起茶杯，一飲而盡。
“我叫他三聲主席，再三呼萬歲，他也不會視我為百姓。”父親的語氣凝重。
“講對了。你的問題如果能從這裡開始想下去，就想通了。”
父親大驚，問：“為什麼？”
“伯鈞，你知道自己現在的地位嗎？”說這話的時候，翦伯贊解開西服上衣的紐扣，在房間徘徊。不知怎地，我覺得他此時很激動。
“我知道——部長，兩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還有政協副主席。”
翦伯贊直視父親，說：“不，你現在是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搞明白了嗎？”
“我不這樣看自己。”
“你是不是這樣看，已不重要。事實如此。”
“事實如此，那又怎麼樣呢？”
翦伯贊一手扶牆，背靠著父親。聽到這個問話，猛地轉過身來，正色道：“你怎麼還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說穿？”
“要說穿，因為我現在是最愚蠢的。”
“我問你，‘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是個什麼含義？”
“什麼含義？”
“含義就是你們的關係變了。從前你和他是朋友。現在是——”說到此，翦伯贊有些遲疑。
“現在是君臣關係？君臣！對嗎？”父親毫不猶疑地替他把話說完。
翦伯贊不說對，也不說不對；不點頭，也不搖頭。
始終站立的父親，緩慢地坐進了沙發。自語道：“懂了，全懂了。我們只有‘信’而無‘思’，大家只有去跪拜……”
翦伯讚的三言兩語，像一隻古舊卻依然管用的探海燈，在父親眼前頓放光明。這使得由毛澤東掌舵的社會主義政治艦艇浮到了水面，面目獰惡可怖。而父親和羅隆基這些人立於礁石之顛，還在歡呼雀躍。殊不知航道已改，礁石四周皆為絕壁懸崖。
父親拍著寬大的沙發扶手，說：“可笑之至，愚蠢之至。我居然還請民盟的朋友來提意見。”
翦伯贊很快結束了談話，並告辭。
臨歧握手，曷勝依依。翦伯贊愴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沒有了。”
父親說：“我很感謝，很感謝。”
是夜，月色如鏡。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說，讓我感到父親的未來定是凶多吉少。
夜深了，只見父親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顧——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卻無所之。
是呀，自古以來中國文人的抱負都建立在君主的依附上。但對歷代君主的認識和君臣關係構成的矛盾，又是他們事先缺乏思想準備的。包括像父親、羅隆基這樣的政治型文人，在參政前對君聖臣賢的關係也都存有不少想像的成分。而參政後，才在屢屢挫折中丟掉幻想——原來君與臣之間的不協調是絕對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點綴。所以，文人的責任感愈是強烈，遭到的打擊也愈發的慘重。
翌日，父親吃早飯時，情緒頗好。對母親說：“希望已絕，人倒安心了。”
我聽不大懂，遂問：“什麼希望？”
“還想當個左派的希望呀！”說這話的時候，父親臉上竟泛出微笑。
又過了兩日。晚飯後，見父親沒有到庭院乘涼，搖扇。便跑到書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裡散步。
我一把將父親看的德文書闔上，用嘴對著他的耳朵悄聲說：“爸，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談話，我都聽見了。”
“你怎麼聽的？”
“還是偷聽的唄！”
父親無責言，亦無怒色。
我又說：“爸，翦伯伯會不會把那晚上的談話，匯報給統戰部？”
如冰水激膚，父親的手有些顫抖。他用一片憐愛的目光打量著我，說：“也許會，也許不會。你想的這個問題，我居然沒想到。”
我說：“我們同學裡面，就興思想匯報，而且專門匯報別人。”
書房裡寂無聲息，與父女為伴者，熒然一燈。我和父親甚親，而心甚戚。
父親注意到，在7月14日——24日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批判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即章（伯鈞）羅（隆基）以民盟中央名義制定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座談會上，與父親私交極深的院長兼會議主席郭沫若開口一個章（伯鈞）羅（隆基），閉口一個章羅地批判著。而翦伯讚的通篇發言，一個右派的名字也沒點。在發言結尾處，竟這樣講：“我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在大鳴大放期間都說了一點，走了點火，雖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動機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對黨提些意見，雖然過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緊，只要動機是好的，不是想搞垮黨，搞垮社會主義，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麼言者無罪，而且今後還可以講……”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會科學界批判右派的大會上，翦伯贊所做的題為《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的長篇發言裡，調子大變。他說史學界“有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們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這些人在過去幾年中尚有所顧忌，在章羅聯盟發動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前後，就明目張膽地發表了各種謬論，並假借學術名義對共產黨進行政治性的攻擊活動，徹底暴露了他的本來面目。”接著，他把揭發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學術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達以及榮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