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台灣號稱「恐怖十年」，國民政府絕命掙扎，「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佈，士農工商黨政軍都不斷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也驚。」我在「敏感媒體」廣播工作，每當看見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處死了（據報紙公佈，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總計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難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台灣發展地下組織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連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論行業、論生活圈子，我跟他們中間沒有任何關連，仍然受到驚恐。更不幸的是國防醫學院學生出現匪諜案，學生遲紹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這兩人是抗戰時期流亡學校的同學，案發之前我曾到國防醫學院的宿舍去探望他們，那時沒有事先預約的習慣，我撲了個空，給他們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流落何處？它可是個禍根哪！……
我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戰戰兢兢地「擁護領袖、反共抗俄」。
那時「匪諜案」用軍法審判，軍法並不追求社會正義，它是伸張統帥權、鼓舞士氣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內部的正當性，沒有普遍的正當性。被捕不可怕，槍斃可怕；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像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的夫人那樣，「匪諜」的妻子兒女都是危險分子，所有的關係人都和他們劃分界限，斷絕他們生存的資源，這是慢性的滅門滅族。
記得有一天，名記者王大空在「中廣」辦公室裡大發議論，說什麼「引刀成一快」，正好「中廣」那英俊高大的特務小頭目站在旁邊，那人立刻用鼻音反擊：「哼！沒那麼快！」聽聽那一聲「哼」吧，那聲音只有蓄勢待發的惡犬才有，人間難得幾回聞！夠你回家做連床噩夢。
亂世夢多，我常常夢見解放軍追捕我、公審我、挖個坑要活埋我，我大叫驚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夢見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銬、灌了冷水、押到「馬場町」執行槍決，我又大叫驚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審問自己，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理由懷疑我、懲治我，我兩面都有虧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場上檢查自己，有罪；我站在台灣保安司令部的立場上檢查自己，也有罪。
多年以後，我在海外對一位台灣本土生長的官員說，當年你們只做一種噩夢，我們做兩種噩夢，我們的恐怖是雙料的，你們的恐怖縮了水。你們只怕蔣介石，不怕毛澤東，你們不知道毛澤東更可怕，你們到底比我們幸福。你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也許認為只要推翻蔣介石就可以了。我們不行，我們有人怕他，有人恨他，大家還得保著他，兩害取其輕，靠他抵抗共產黨。我們惟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灣不領這個情，我們勞碌一生，也許三面不是人。他聽了哈哈大笑。
一九五○年我進「中國廣播公司」以後，漸漸感受到治安機關對文化人查察嚴密，編輯組長寇世遠被捕，牽連播音員王玫，廣播劇作家胡閬仙被捕，節目部氣氛緊張，我也趕上熱鬧，遭保安司令部傳訊。
那時捕人並不公佈案情，別人的事我不知道，而我自己是因為寫錯了一篇文章。
一九五○年，國軍在台灣和前線各島推行「克難運動」，號召全軍勤勞節約，克服困難。
那時，軍人眷屬的生活十分困難，住屋劈竹編牆，塗上石灰，號稱「竹骨水泥」，鐵皮搭頂，時常有銹落下來，夫妻兒女擁擠在一間屋子裡，有門無窗，夏天像蒸籠一樣熱，遇上大風大雨的天氣，關起門來燒煤做飯，隨時有中毒的危險。
那時，下級軍官的太太常到菜市場撿人家剝下來丟掉的白菜皮，一家大小每天吃一個白水煮蛋，由母親分配，女孩子分食蛋白，男孩子分食蛋黃，因為「蛋黃的營養比較大」。那時有些孩子饞得燒蟑螂，吸進氣味先嘔吐出來。我坐公共汽車的時候，常見士兵赤腳上車下車，背著「傳令袋」（傳令兵可以免費乘車），後來我在一處軍營裡看見佈告，禁止士兵赤腳入城。
我每星期寫一篇廣播稿鼓吹「克難運動」，心中別有思量。克難運動初期還沒教軍營種菜養豬，也沒輔導軍眷從事家庭副業，我也沒有所謂「積極性的想法」，只覺得生活條件已經這樣匱乏，如何能再降低水準？我寫了一篇「故事新編」，孔子提倡克難，要大家吃青菜、喝白開水、枕著手臂睡覺，大弟子顏淵完全照著老師的話去做，結果營養不良，生病死了！夫子自己吃飯要擺好席位，講求菜色刀法調味，活到七十多歲。文章登在創刊不久的《民族晚報》上，結果麻煩來了。
從保安司令部來了個年輕人，「請」我到他們辦公室談談，還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請假」，等於說一定要去，沒有理由可以推拖。說到保安司令部我得鄭重介紹，它後來改組為警備司令部，再改為警備「總」司令部，今天談恐怖時期，「警總」惡名昭彰，殊不知一路改組都有些改進，到了警總已經文明得多了。
我傻傻地坐上吉普車，來到西寧南路，登上一座破舊的樓房。他們也是大辦公室，我站在一角聽候傳見，大約枯等了一個小時，忽有一彪形大漢指著牆壁向我大喝一聲：「轉過臉去！」接著從我背後朝前一推，我的鼻樑撞上牆壁，牆壁新近粉刷，貼滿通告之類的印刷品，我飽吸油墨和灰石的氣味，還好，沒有流血。後來知道，「中廣」公司主管偵測員工思想的那個英俊高大的人，要躲在隔壁「旁聽」我跟保安官員的對答，參加分析研判。他遲到了，我不可以看見他走進來。後來進一步知道，特務機構第一次傳訊，照例對應訊的人來個「下馬威」，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進入拘留所之後，首先要挨一頓毒打，而且是脫光了衣服打，打得你滿地翻滾，然後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點子資歷聲望，那點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無倚仗，再無希望，你已不再是原來的那個人。你看見但丁描寫的地獄，門口懸匾大書「入此門者一無所有」。那天我在保安司令部雖然僅僅受到一聲斷喝，立時也有前塵如夢之感。
他們把我引進一個小房間，面對一個兩頰瘦削的人，他厲聲斥責我，他說《孔子克難記》一文破壞國軍的克難運動，要我交代寫作的動機，我矢口否認他的指控。然後他拿出我的另一篇文章，那是我根據《詩經·汝墳》篇構想的一個情節，詩中有一句「魴魚赬尾」，小注說，魴魚發怒的時候尾巴變成紅色，魚也有發怒的時候，那一定是忍無可忍了罷。我覺得好可怕，好像將要發生不可測的行動，我藉著故事人物的口說：「你不可欺人太甚。」我寫這個小故事只是炫耀一下我讀過《詩經》而已，可是受「孔夫子克難」連累，保安官員也做了有罪推定，他惡狠狠地指著我的鼻子：「你們這套把戲我清楚明白，魚代表老百姓，紅色代表共產黨，你分明鼓吹農民暴動！」我也矢口否認。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我知道要你說實話不容易，我叫人拿大槓子壓你。」我知道「壓槓子」是酷刑，可是我還沒看見槓子，我必須堅決否認，要我說謊話也沒那麼容易。
我這才知道他們注意我已經很久了！他摔給我幾張紙，要我寫一篇自傳，由六歲寫到現在，寫我幹過的職業，讀過的書，到過的地方，認識的人，怎麼到台灣來的，怎麼進「中廣」公司的。吩咐完畢，走出小房間。那時報館和電台已把我訓練成一名快手，我毫不躊躇，振筆疾書。不久有人送進來一碗蛋炒飯，我才發覺時間已經到了中午。事後知道這碗蛋炒飯大大有名，保安司令部每天都要約人談話，作業模式相同，早晨把人接過來，下午放回去，中間供給蛋炒飯作午餐，「吃過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飯」也就成了一句暗語，一項資格。
我一口氣吃完蛋炒飯，然後一口氣寫好自傳。後來知道他們暗中觀察我，見我能吃能寫，一心不亂，判斷我應該只是個不成熟的作者，背後沒有什麼秘密組織。也許因為如此，下午換了一個白白胖胖的人審查我的自傳，態度十分和善。天津失陷，我進了解放軍的俘虜營，他對我這一段經歷並未盤詰。他和我談安徽阜陽一帶的流亡學校，問我這個雜誌看過沒有，那個雜誌看過沒有，我都沒有看過，他又問我這個劇團的演出看過沒有，那個劇團的演出看過沒有，我也都沒有看過。他提出來的雜誌和劇團都是共產黨人的文化活動，這位保安官對當年「淮上」的情形很熟悉，他旁敲側擊，比剛才那人的虛聲恫喝要高明多了。
然後他的興趣轉移到蕭鐵身上。蕭先生介紹我進《掃蕩報》，《掃蕩報》停刊，他又介紹我進「中廣」公司。這位保安官問我蕭鐵對時下局勢的看法。我說最近王雲五創辦華國出版社，出版蕭鐵的劇本《黃河樓邊》，蕭不肯賣斷版權，他要抽版稅，因為版稅可以終身享有，看來他對台灣的前途有信心。他問蕭鐵近來讀什麼書，跟哪些人交遊，我說我從未到他家去過，他下了班就回家，沒看見他約朋友喝茶看電影。保安官對我的答覆不滿意，叮囑我用心瞭解蕭鐵，隨時向他報告。後來知道，蕭老編介紹我進「中廣」，我向蕭老編推薦一同寫稿的駱仁逸，蕭又推薦駱進「中廣」，我調編撰，駱仁逸介紹他的同鄉趙漢明補我的缺。保安司令部對這樣援引串聯起了疑心，正好我的文章觸犯時忌，他們就從我切入，瞭解情況，瓦解我們四個人的關係。
話題一轉，保安官問我對邱楠和姚善輝有什麼看法。我的天！他們一個是節目主任，一個是工程主任，我只是個新進的小職員，剛剛試用期滿，我能對他們有什麼看法！他問我最近看什麼書，我的答案中有曹禺和李健吾，他兩眼一瞪：你從哪裡弄到他們的書！我告訴他，這是公司的參考書，公開擺在資料科的圖書室裡。幾個月後，公司裡突然出現保安人員，沒收了這批文藝作品，緊接著大搜全省各地中小學圖書館，各縣市舊書攤，打算做到一本不留，看來都是我惹的禍。
好不容易，保安官說：「你回去吧！」來時有車接你，去時沒車送你，正好我也需要步行舒解心中鬱悶。回到「中廣」節目部，公園裡已有暮色，節目部主任邱楠、資料組組長蔣頤都坐在辦公室裡守候。他們知道保安司令部效率奇高，如果我已被留置訊問，保安官隨時可能打電話來問長問短，或者派人來調閱我寫的文稿。後來知道，那天節目部氣氛緊張，無人知道我究竟是一塊浮冰還是冰山一角。
節目部有位老者，隻身在台，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一人有個小小的辦公室，小到沒有窗戶，為了流通空氣，經常開著房門。他對我很關心，我不由得走進他的小房間，向他訴說保安司令部約談的經過。我告訴他，要我為政府宣傳，我得先有被信任的感覺，我無法在懷疑監視下工作，我想辭職。他很嚴肅地說：「別處也是一樣，這裡還有幾個人瞭解你，別處就未必。」我說保安官員要我每星期去報到一次，向他報告蕭鐵、駱仁逸、趙漢明的言行交遊，甚至還有姚善輝和邱楠，我怎麼能去！他說，「還是去吧，你不去，他們會另外找一個人。」
老者的話我聽從了一半，沒辭職，也沒定時到保安司令部打小報告，我想等他們來催促責備我再去也不遲。他們再也沒有動靜，我也慢慢鬆懈了。可是老者的話終於應驗，他們果然從我們中間另外找了一個人，那人知道怎樣規劃自己的前途，後來進「革命實踐研究院」木柵分院受訓，步步高陞，我做了他的墊腳石。
我很感激那老者，對他很尊敬，經常到他的小房間傾心吐膽，可是我還是得罪了他。有一天，他和我討論一條新聞，莽漢懷疑妻有外遇，動刀殺人，完全捕風捉影。老者說，莽漢未經調查，沒有證據，犯下大錯，一門之內尚且如此，可見「安全工作」對國家如何重要。又有一次讀《三國演義》，談到曹操「夢中殺人」，他認為曹操「幼稚」，冤殺許多好人；現代國家有調查機構，可以幫助當局作出正確判斷，所以安全工作名副其實，可以使大家更安全。我這才知道他在節目部他做什麼，不禁脫口而出：「我忠黨愛國，但是不做特務！」他變色不語，從此不再理我。
我還得罪了另外的人。蕭鐵是抗戰時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他有一個同期同隊的校友干特務，此人服務的那個單位有人發起戒煙，需要寫一篇《戒煙公約》，他們找蕭老編執筆，蕭推薦我。我想搞這玩意兒得用文言，最好四六句法，我記得第一段是這樣寫的：
「蓋聞修身慎微，古之明訓，崇儉務實，今有定則，小惡不為，眾好必察，此君子其九思之，賢者所三省也。況復生逢斯世，目蒿時艱，我等或投班筆，或奮祖鞭，群懷殷憂，共當大難。禮不雲乎？居敬行簡，易不雲乎？夕惕朝乾，正宜朝食減享以起兮，夜甲積冰而鏗然！」
以下說到吸煙的害處，戒煙的決心，違背誓約的罰則，四六到底，一氣呵成。他們那個單位的主管看了大為欣賞，聽說我是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兼擅白話與文言，有意吸收我去栽培一番。他的算盤是，我替他寫演講稿應酬信，我做「師爺」的工作，可是僅能支「小弟」的待遇，他伸出來的誘餌則是保送受訓和未來陞遷。
蕭老編的那同學屢次和我接觸，他打電話約我到新公園裡見面，從不進「中廣」大門。經過一番觀察試驗和調查之後，有一天，在新公園那棵傘蓋一樣的大樹底下，他正式勸我加入他們的組織。我當場辭謝，他的表情是出乎意料之外。「今天我們只有跟著國民黨走，與其留在外圍，不如進入核心，這樣難得的機會你為什麼要放棄？是否有另外的幻想、另外的出路？」我趕快告訴他想做作家，他很納悶：「作家算什麼？社會根本沒給作家排座位，我請你屋子裡坐，你為什麼要站在院子裡？」
他放棄了我，他們也從此「發現」了我，不斷發生一連串事情。辦公桌抽屜上的鎖被人撬掉了，我不聲張，也不修理，留下破壞的痕跡任人參觀。幾天以後，事務組忍不住了，自動派工匠來換鎖，我把新鎖和鑰匙都放在抽屜裡不再使用。中國文藝協會發給我的證件不見了，可想而知，小細胞發現這張蓋了大印的文件，以為是什麼罪證，拿去給他的小頭目表功。我知道他們不會把原件歸還原處，他希望失主自己思量「忘記了放在什麼地方」，倘若失而復得，失主就會恍然大悟。員工信件由專人統收分發，我的信總是比別人晚一兩天，封口的漿糊未干，那當然是先拿到什麼地方拆開看了。
那時偌大的辦公室只有一具電話，我接電話的時候，總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們讓我看見「豎起耳朵來聽」是個什麼樣子。他們好像無所用心，低著頭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滾動，耳輪的肌肉形狀異乎尋常。如我會客，總有一個工友慇勤送茶換茶，垂著眼皮，豎著耳朵。這些人懂什麼！有能力複述我的言論嗎！簡直是對我的侮辱。那時，工友是他們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組織」的一員，見了上司表面很恭順，實際上肆無忌憚。
那時還沒設「安全室」，安全人員隱藏在人事室裡，重要骨幹是那個英俊高大的人。人事室在仁愛路三段辦公，他每天照例到新公園節目部「看看」，如果我會客的時候恰巧他來了，他必到會客室觀察我的客人，目光炯炯，嚇得客人慌忙告辭。那位長駐節目部的老者尤其盡責，不管哪位同事會客，他都在室外逡巡，低著頭，背著手，心無二用，即使大熱天他也穿球鞋，腳步輕快無聲。
星期天如果我逛書店或者看電影，總是遇見人事室的一個胖子，他跟我保持一定的距離，眼睛從不看我。幾次巧合以後，我決定做一個測驗，我到公共汽車站候車，他也跟著排隊，車來了、又去了，我不上車，他也不能上車，最後剩下我們倆，他十分窘迫，滿面通紅，狼狽而去，始終不和我交談。
我覺得耶穌布道那幾年，一定常和特務打交道。福音書記載，有人跑來問他是否應該納稅，那人一定是特務。耶穌告訴門徒：「那時兩個人在田里，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他是在描摹大逮捕的情況。他警告門徒：「你們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內室附耳所說的，將要在房上被人宣揚。」翻譯成明碼，就是特務的小報告和公審的指控。最明顯的是，耶穌發現有人跟蹤他，他就回頭朝那些人走去，那些人「看不見他」，他就脫離了監視，看似「神跡」，其實「盯梢」一旦曝光就失敗了，盯梢的人最怕「對像」突然回頭走，一旦彼此撞上，任務立即取消，那些小特務並非「看不見他」，而是裝做沒看見他。這是我的獨得之秘，解經家沒有想到。
一九五六年，劇作家趙之誠來做編審組長。這年冬天，他約我一同去某處參加會議，討論如何用廣播劇宣傳反共。那時節目部主任邱楠致力發展廣播劇，趙之誠和我都是助手，有人重視這個新劇種，我樂見樂聞。會議的召集者是黨部嗎，不是，是新聞局嗎，不是，還有誰管這檔子事呢，他沒說，奇怪。入座以後，與會者只有我和劉非烈，「中廣」的台柱編劇劉枋、朱白水，當家導播崔小萍，還有經常供給劇本的丁衣、張永祥，並無一人在列，奇怪。大家坐定以後，裡面走出來一個胖子，皮膚粗糙黧黑，臉上凸起一顆很大的痣，痣中心長出一根又粗又長又亮的毛，最大的特徵是眼大有神，精光直射，使我想起防空部隊的探照燈，他不是文化人嘛，奇怪。他說話很少，會議時間也很短，自始至終由他身旁的人穿針引線，但未曾介紹主持人的身份。趙之誠陪著東拉西扯，也從未稱呼主持人的銜名，頂奇怪的是並無一人一語涉及廣播劇。
後來知道，那主持人竟是情報界聲名顯赫的紀元樸，談劇本不需要他那樣高層次的情治官員出馬，那天只是他要觀察我，陪我同去的都在演戲。他臉上那根長毛很出名，那雙眼睛更出名，他生有異稟，他的目光「令人搜索自己有什麼可以招供的沒有」。幸虧趙之誠事先把我蒙在鼓裡，我完全沒有心理防線，他看到了我的無猜和幼稚，對我非常有利。
以前種種後來又是怎麼知道的呢，都是他們自己說出來的。人生如戲，莎士比亞的台詞有一句：「台上演戲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後什麼都會說出來。」人有洩漏機密的天性，人到中年，會說出自己幼年的「齷齪」，人到老年，會說出自己中年的「齷齪」；因緣無常，效忠的手下隨時可能脫離掌握，抖出內幕，死黨很難到死，除非你有本事殺他滅口。齷齪的腦子、齷齪的手，都有一天會曝光。歲月無情，江山易改，最後「萬歲」已成木乃伊，江山風化為散沙，這些曾經是特務的朋友、或曾經是朋友的特務，一個一個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國了，他出於成就感，或是幽默感，或是罪惡感，讓我知道當年他手中怎樣握住我的命運而沒有傷害我。
其實他仍然傷害了我。那些年，同船渡海的族人漸漸不進「中廣」的大門，他們覺得氣氛不對。一向親近的幾個同事漸漸疏遠，因為有人要求他們偵察我的言行，久不通問的朋友忽然從台中來看我，而且每月一次，因為來了才可以交差。我極力避免寫信，也不和別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我必偷偷地剪成碎屑丟進公廁的馬桶。我不保存來信，我把信件放在水桶裡泡爛搗成紙漿，再借傾盆大雨沖走。特務抓人，順籐摸瓜，照片信件都是「籐」。我很容易感冒，天天帶病上班，夏天穿冬天的衣服。我的左胸時常疼痛，多次向胸腔專科名醫星兆鐸求診，他只是說：「你的情形我瞭解」，不肯進一步檢查。後來知道全是壓力造成，那時沒人談減壓或心理輔導。
有人做了一副對聯形容騎摩托車很危險：「早出事、晚出事、早晚出事；大受傷、小受傷、大小受傷。」我的處境和職業正是如此。每月惟一有意義的事情，好像領到薪水袋，到郵局給弟弟妹妹寄零用錢，向母親的在天之靈交代一句「我這樣做了」。有時想起「刀口上舐血」，想起「殺頭的生意有人做」，雖然老早就知道這兩句話，以前僅僅是認識那幾個字罷了。
四年內戰期間我味覺遲鈍，到台灣後只有加重，這才瞭解什麼是「食不甘味」、「味同嚼蠟」。大米飯囫圇吞嚥，常常懷疑我到底吃過飯沒有。口乾舌苦，吃糖，吃下去是酸的。有時到美而廉喝黑咖啡，沒有糖沒有奶精，「我苦故我在」。有時我到中華路喝兩杯高粱酒，或者吃一條豆瓣魚，「我辣故我在」。
儘管如此，日子照樣像流水般過去，我想起抗戰時期空軍飛行員的太太們有一種特殊的人生觀，她們的丈夫常在空戰中殉職，她們因恐懼而不知恐懼，因耽憂而不覺耽憂。慢慢的，我也好像如此了。
那些年，我常常對著鏡子仔細端詳，看我究竟哪只眼睛哪只耳朵像特務，看我哪塊肉哪根骨頭可以做特務，為什麼特務忽而吸收我忽而調查我。我對間諜小說、間諜電影、間諜傳記發生很大的興趣，常言道：「讀了三國會做官，讀了紅樓會吃穿」，讀間諜小說看間諜電影，我漸漸明白怎樣捉間諜，怎樣做間諜，怎樣做了間諜又讓他捉不著。漸漸的我覺得我的談吐像個間諜，漸漸的我自以為倘若我做間諜他們一定抓不著，如此這般我給自己製造一點樂趣，減少胸中的二氧化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