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趙友培教授成立「中國語文學會」，創辦《中國語文月刊》，我有了為中學生效勞的機會。
既然有了「中國文藝協會」（一九五○），為什麼又成立「中國語文學會」呢？「文協」成立時，趙友培負責所有事務性工作，並連續多屆擔任常務理事。「文協」是綜合性「全國性」的組織，包容了不同背景、不同動機、不同行為風格的文藝名流，張道藩又不親會務，缺乏強勢領導，個人空有理想，很難有所作為。
趙友培教授認為語文教育是文藝事業的根本，無論文藝創作，文藝批評，文藝欣賞，都得先有某種程度的語文修養，推行語文教育的主場在中小學校，中小學校可視為文藝事業的外郭，他鼓勵學生「從生活中學習語文」，「閱讀教學就是把文字還原為生活，寫作教學就是把生活改換為文字」，這就把國語國文的功課和文學作品接通了源頭。從外郭播種扎根，既可為文藝的發展作十年百年的大計，也避開「文協」的人事派系困擾。
趙教授進一步擴大其說：國文也是歷史地理的根本，語文程度若是低於標準，怎麼能看得懂記得住史地課文，而且那時考試有「發揮題」，要用敘述或議論寫出答案。語文程度甚至也是學好數學的重要條件，數學有「應用題」，學生根據文字敘述的情況進行演算。友老在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教書，他的理念得到當時師範學院劉真院長的支持，劉院長有個口號：「師範第一，國語文為先。」於是師範學院成為「中國語文學會」的推手，「中國語文學會」又是《中國語文月刊》的搖籃。
那時台灣的漢語漢文水準偏低，市政府修路，「警示牌」上寫著「工程中禁行」（日文直譯）。我在公共汽車站候車，常見空車駛過，車窗上寫著「車內無人」（英文直譯），候車的人頓足大罵，既然車內無人，為何不停車載客。市政府對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行文，把「娛樂」寫成「誤樂」。政府推行「勿忘在莒」運動，用戰國時期田單收復失地的故事，勉勵上下一心爭取反共勝利，公文輾轉下達到鄉鎮，已是一份油印文件，「莒」字模糊不清，許多鄉鎮長不知出典，到裡民大會去宣揚「勿忘在營」，勸青年踴躍從軍。
曾經聽一個學生家長講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女兒讀初中，每星期要寫一篇周記，有一天女兒不聽話，他一怒之下出手就打，女兒在周記中寫了一句：「今天父親對我非禮。」級任導師批語：「家醜不可外揚！」這位家長發現了，衝進學校向校長大吼大叫：「狗屁不通！你們都狗屁不通！」他揚言要向教育廳投訴，校長一面敬煙點火，一面勸他：「不可外揚！不可外揚！」
那時劉真院長講過一則軼聞：學生作文把「落伍」寫成「落五」，老師改作文把「落五」改成「落武」，於是「學生落伍一半，老師全部落伍」！一位教師說，他以「我的母親」為題，全班學生作文只有一個學生寫得通順，他以這篇作文為例，對全班學生講述作文方法，然後讓全班學生再寫一次「我的母親」。那篇用作為範例的作文開頭說：「我的媽媽姓劉」，班上有一半學生開頭也寫「我的媽媽姓劉」。我的妹妹在師範學院讀書，晚上到私立中學的初中夜間部兼課，發現新生之中有十幾個學生還寫不出自己的名字。（他們已經小學畢業。）
於是有一個故事流傳：縣政府的督學到某中學視察，他問一個學生：「阿房宮是誰燒掉的？」這個學生連忙回答：「不是我！」督學把他測試的結果告訴校長，校長連忙說：「本校一向注重學生的品德，他們不說謊話。」督學回去寫報告，強調文史教育重要，縣長批示：「阿房宮既然重要，可以撥款給他們另蓋一個。」
這個小故事用文學手法反映兩個現象，除了國文程度低落，還有人口增加，政府對教育大量投資，學校紛紛蓋教室、蓋實驗室、蓋圖書室、蓋大禮堂。敝族尊長一然先生做過幾任小學校長，他曾經很幽默地說：「做三年立法委員可以當律師，做三年校長可以當土木工程師，因為他會蓋房子。」一然先生辦學認真，多方設法提高學生的語文程度。學校蓋房子，他不收回扣，不吃花酒。他體形魁梧，氣宇軒昂，駐軍侵佔學校的操場，被他威風凜凜地趕走。他從來不向教育科長送禮，也不用上等酒席接待督學，他常說：「他們隨時可以趕我走，我無所謂，那是台灣的損失。」
「中國語文學會」成立以後，按照會章定期開理事會和會員大會，每次會議都有許多提案，所有的提案、決議和建議，分送「教育部」、「教育廳」、「僑務委員會」參考，內容切中時弊而又切實可行，他們馬上採納。以我的感覺，每年會員大會以後，政府在教育方面總要做一些小事情，或者研討一兩件大事情。
《中國語文月刊》創刊以後按時出版，從未脫期，內容針對中學小學語文教師教學的需要作出設計，並且表揚優秀的老師，培養學生文藝欣賞的能力，提供中學生發表的園地，成立「中國語文通訊研究部」解答語文教師的疑難，出版活頁文選，滿足特別喜愛文學的青年。
六十年代之初我一度擔任月刊主編，七十年代初期月刊財務困難，一度由張席珍、胡兆奇（季薇）和我三人合編，不支薪水。我針對中學生的需要設計了十個專欄，也用本名和筆名寫了無數零碎文章，用零碎短文活潑版面，增加趣味，引發議題，把胸中的鮮花撕成花瓣揮灑散落。
靠學會和月刊的因緣，我親近多位專家學者：何容、毛子水、梁實秋、程發軔、丁治磐、劉真、王星舟、齊鐵恨、王壽康、張希文、朱介凡、葉溯中。這些宿儒都參與月刊和學會的工作，談吐之間，隻字片語，都是經師。
我也做了一件完整的工作。我為中學生寫了一本書，推廣趙友培教授的創作「六要」：觀察、想像、體驗、選擇、組合、表現。我相信他們接受了這一套方法，定能解決「寫什麼、怎麼寫」的問題，「作文」成為他們喜歡的課程，由作文有趣發現人生可愛。那時考試，作文成績占國文成績的百分之五十，我希望對他們的升學考試也加一把勁兒。
為了讀者容易接受，我決定仿照《愛的教育》的模式。我需要觀察他們的生活，體會他們的想法，從中發現素材，我也需要他們參加我的實驗，充實或改進我所作的設計。那時候，我對作文教學的想法幾乎是一種革命，受正統的國文教學排斥，感謝育達商業職業學校給我空間和時間。這一系列文章在《中國語文月刊》發表之後，由何本良的益智書局出版單行本，叫做《文路》（一九六二）。
在這段時間，《自由青年》雜誌主編呂天行找我，要我寫文章給青年朋友談讀書、談寫封面作。我說當初我在大陸上讀書的時候，這一類文章都是朱光潛、葉聖陶、夏丏尊、茅盾撰寫，今天怎麼會輪到我？他說出一番道理來。
他說，大師級的學者只能初一十五請過來膜拜一下，雜誌的內容不能長期依靠他們，他們只肯教自己的學生，有些老教授還把學生分成「磕頭的弟子」和「沒磕頭的弟子」，兩者差別對待，他們不能照顧社會青年。
他說，編雜誌要規劃內容，約稿時免不了要定題目、定內容、定字數、定交稿的時間，大師級的學者沒法配合。大師的「學術語言」有一定風格，沒有受過治學訓練的人很難吸收消化。《自由青年》是社會刊物，沒有他們做文章不行，他們的文章多了也不行。
呂大主編決定從青年作家裡面找「大師的學生」寫文章，這等人既然是作家，語言風格通俗曉暢，能夠適應編輯台上技術性的要求。既然是大師的學生，總會洩漏、複述、引證平時所學，對大師的學問見解作第二手傳播，如此這般正合他的需要。那時《自由青年》從旬刊改成半月刊，對外擴大發行，他把目標鎖定了我。
《自由青年》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五組創辦的刊物，本為旬刊（一九五○），後改半月刊（一九五一），聘呂天行為副社長兼主編。呂和主其事者並無淵源，只因他獨力創辦的《當年青年》雜誌風格清新，得第五組主任張寶樹賞識延攬。他到任後力爭編輯自主權，雜誌由封面到封底毫無黨的「氣味」，舉例來說，每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蔣公照例發表文告，各報刊都以顯著地位刊出，黨辦的《自由青年》雜誌卻一字不見，雜誌對文告的內容也沒有任何文章詮釋響應，「道一風同」的年代，呂天行創造了奇跡。他的態度很明確，「我隨時可以辭職不幹」，他的頂頭上司張寶樹有道家風度，宰相器量，一直包容呂天行的「文人習氣」，呂天行也不負所托，把《自由青年》辦成當時青年喜愛的刊物，替國民黨爭取了不少好感。
他對我的期望既然是做大師和青年的中介，我建議製作一連串人物訪問，他欣然同意。他開出受訪人名單，台灣大學文學院長沈剛伯順序第一，沈教授的聲望似乎高過校長，他的頭髮硬挺如翅，不肯伏貼在頭上，號稱台大校園一景。他不肯接受訪問，仍然在家中接待了我們。他很懇切地對呂天行說，你寫一個人，無論文章寫得多麼用心，被寫的人看了總是覺得沒寫好，如果別人寫你，你也一定不滿意。他望了我一眼：「所以我向來不願意被人家寫，也從來不寫別人。」訪問雖然無成，他的這幾句話卻是我寶貴的收穫。
後來我和沈先生還有多次接觸，我的弟弟成了他晚年十分喜歡的學生。一九六五年我編「人間副刊」的時候，也是沈老師一句話，於梨華慷慨拿出《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以後陸續訪問了多位名教授，記得有陳大齊、曾約農、沙學浚、熊公哲、王雲五各位先生。我小時候讀過曾國藩家書，管理過商務版的百科全書，照著中國輿圖學社的地圖學習地理，對各位前輩大師仰慕多年，蒙他們接談，引為大幸。
後來知道，呂天行在要求對方接受訪問時告訴他們，我是執筆替張道藩寫回憶錄的人，這正是我極力避諱的說法，心中大起反感。還有我那時好高騖遠，希望我的訪問記寫出他們最新的見解最近的研究，他們多半拿出舊日的著作來叫我摘抄，影響我的工作熱情，以致訪問沒有繼續下去。
王雲老自學成功，他是我們失學青年的神話，也是國民政府留給我們的精神出口。他是一個可愛的老人，我在訪問記裡大大地讚美他，句句出自肺腑。他也很勉勵我，他向我透露早晨起床很早，六點鐘出門散步，特許我在六點以前可以打電話給他，我從電話裡得到他許多教誨。
雲老經營台北的商務印書館，半夜三更親自帶著警察到郊區抓盜印現行犯，我從報上看見消息大吃一驚，連忙到商務去看他，他是多大的年紀多大的官啊！怎麼可以親身冒險。他淡淡地說，「我是出版家，出版事業千秋，政府職位一時。」
我接編人間副刊之初，希望能得到他一篇文章，他很懇切地告訴我，編刊物不能靠老人，要靠年輕人和職業作家。他說他願意為人間副刊寫一篇文章，但是不要限定時間，也不必催他。後來人間副刊的性質風格和當初的構想有異，幸虧他的文章始終沒來。
論青年偶像，首選應該是胡適和羅家倫，呂天行沒有把這兩個人規劃在內，察言觀色，中央黨部似乎在降低這兩個人對青年的影響。
呂天行是那個年代有名的編輯，論專業精神、工作熱情，文化界人士每每拿他和「文星」的蕭孟能相提並論。我和他合作甚久，進入六十年代以後，我的自信心增加，寫作更勤。後來他到政大教書去了，我在寫了許多許多人物訪問、讀書報告、寫作技巧、生活雜感之後，對《自由青年》有些興盡而止了。
報紙雜誌上的文章多為應時之作，我在呂大主編任內做了一件比較「永恆」的事情。也許是科舉時代「策論」的遺風，那時升學考試的作文題都是議論，對大部分中學生來說，議論比記事抒情困難，有些考生只能在考卷上寫下一句話。我把這一句話找來細看，這一句話寫出事實，說出感覺，沒有作成「判斷」。我把問題找出來了，我想老師教他們寫議論文，可以從改善這一句話入手，這一句話不再是記敘或描繪，而是表示「意見」。我們看抒情看真假深淺，看議論看是非對錯，有一個「判斷」的句子，議論文就有了「核」，經過培養，它可以長出枝葉花果，這個過程可以分階訓練，就像數學訓練一樣。
為了實驗我想出來的學習程序，我特別到台北汐止中學教了一年國文。我使學生終於找到「意見」，能夠產生「意見」是一次躍升，這就是俗語所說的開了竅，然後再教他們發揮意見。實驗期間我在《自由青年》開了一個專欄叫做「講理」，體例仿照夏丏尊的《文心》，專講議論文的寫法，這是我和夏老最貼近的一次。後來出版單行本（一九六三），居然暢銷一時。
我在這本書裡加入了社會背景。它的影響大，數不清的反映由各校國文教師而來，都說他們的學生打通了思路。在我的心目中，《文路》培養感性，《講理》培養理性，那時台灣漸漸顯出它是一個缺乏理性的社會，我很耽憂，我列舉社會上流行的偏見，一一列為作文的大忌，我自己期許，《講理》並非僅僅教人作文而已。
一九五七年，劉真院長出任台灣省教育廳長。他本是「立法委員」，「立委」和國大代表、「監察委員」都是「國會議員」，國府撤退到台灣無法改選，他們一直連任，民間稱為「萬年國會」。他們養尊處優，享有特任官的待遇和福利，劉真先生捨棄「金飯碗」，甘願擔任待遇菲薄、任期無定、上級管束、民代掣肘的教育行政，當然有他的抱負，他作了多項劃時代的興革，為了輔助語文教學，他大大地使用了「中國語文學會」。
劉廳長仿照美國政府的做法，教育廳和民間學術團體簽約，政府出經費，民間出人才，共同去做一件事。他使全省的中學小學加入「中國語文學會」做團體會員，交納會費，享受各項服務，包括贈閱月刊，學會有了固定的財源。他又補助學會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學會用這筆錢買了一棟房子，有了固定的會所。月刊這才走出篳路藍縷的階段，大有作為。趙友培教授實際主持會務，他勇於任事，果然不負劉廳長所托，履行合約，事事落實。拿「中國語文學會」和「中國文藝協會」比較，學會是「春秋謹嚴」，協會是「左氏浮誇」。有了「中國語文學會」，有了劉真，趙友培這才盡其所能，如其所願，他並且改換了治學範圍，成為一位文字學家。
那時，許多人說現代人沒有時間看冗長的東西了，長篇小說是「看守倉庫的人所讀的書」。青年朋友都想寫短篇，從技巧方面說，短篇比長篇更難，我雖然沒寫出「好看」的小說，但是閱讀甚勤，揣摩甚久，我和小說的關係，近似鑒賞家和美術的關係，琴師和「角兒」的關係。我在《中國語文月刊》上寫了一連串「短篇小說解析」，每期轉載一個短篇，逐段加上註解，說明作者的匠心所在和讀者的趣味所繫。短篇小說的形式變化無窮，探究起來也趣味無窮，讀者反應熱烈，可是因為版權問題，沒能成書。
「中國語文學會」和「教育廳」合作期間，學會接受委託，輔導中學小學的國語國文教學。這是一件勞苦繁重的工作，先是由王壽康、趙友培兩位教授擔任，他們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在教育廳督學的陪同下，看遍全省所有的中等學校（包括職業學校）和一部分小學，王教授中途病倒，何容教授接替。他們旁聽教師講課，看學生的作文簿，讀學生辦的壁報，對師生演說。重頭戲是邀集國語文教師座談，討論怎樣改進教學，解答教學時遭遇到的難題。他們等於是一座活動的國語文教師進修班。
環島輔導行程漫長，節目緊湊，往往夜晚下榻旅社，第二天早晨投入工作，沿途不但車馬勞頓，而且有時在山路和泥路上步行。那時許多學校沒有冷氣，座談時問答熱烈，揮汗如雨。許多學校沒有擴音器，或者擴音器突然損壞，演講要憑自己一股中氣、一副好嗓子。舊日的同事、學生還有慕名者接踵探訪，晚上也難好好地休息。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黎明，王壽康教授忽然不能說話，經醫生診治恢復，這大概就是「小中風」，也叫假中風，這是「中風」的前奏或警告，他提前結束輔導，回台北休養，「真中風」還是接著來了！一病臥床十六年。
王壽康先生是一個談吐幽默的大漢，那時台北街頭常有基督徒勸行人信教，壽老告訴他們「我信國語教」！他一生提倡標準語音，是台北《國語日報》的創辦人之一，常常勤奮工作，忘了休息，有人問他累不累，他說：「有興趣的事不累，沒興趣的事不做！」他曾說：「我做學生的時候，學生怕老師，我做老師的時候，老師怕學生。我當兒子的時候，兒子怕老子，我做老子的時候，老子怕兒子。我做老百姓的時候，老百姓怕軍人，我做軍人的時候，軍人怕老百姓。」幾件具體的小事透露世局變遷，富有喜劇趣味。我們都愛聽他談天，疾病到底是什麼東西？竟叫一位益人益世的演說家從此失去語言能力！我反覆玩味成語，「天道難知」！
一九六二年，劉真廳長辭職，任期五年有餘。文教界一片詫異之聲，他的政績何其多，而任期何其短也？依我體察，他下台早正因為做事太多，那年代國民黨確實勵精圖治，但是有個奇怪的現象，誰做事太多誰倒楣（與此平行的現象是，哪一首歌太流行哪一首查禁）。例證甚多，不便列舉。這個有趣的現象，有待熟悉帝王心理、統馭藝術的人為我們鉤沉照明。後來劉先生常用兩句話勉勵我寫作：「文章千古事，做官一陣風！」此中語意或許我們不能盡解。
就教育史的角度看，劉真廳長是個振衰起弊的人物，曰衰曰弊，要從內戰潰敗大陸不守說起。想當年多少黨政人士，冒死追隨政府來到台灣，總得有個地方吃一碗飯，倉促之間盡量向教育界安插，你是外省人，總可以教國文吧！教科書裡的文章你都念過。你做過機構的首長，去做小學校長吧！校長無須簽到簽退，「至少還有個工友打洗臉水」，勉強維持「首長」的生活方式。政治忠貞並非專業優秀，加上政府財政困難，待遇很低，對教師「待之如牛馬，所望有過於聖賢！」（鳳兮的話）積習積弊，層層疊疊。劉廳長夙興夜寐，僕僕於台中台北之間，一步一步造勢解結，我讀他在「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口述歷史，只見到犖犖大者，像環島輔導國語文教育，他就隻字未提。
廳長換新，「中國語文學會」和教育廳合作的項目一一期滿，《中國語文月刊》的經費逐漸捉襟見肘。趙友培是創辦人，面臨歷史斷續的壓力，他是發行人，面臨刊物品質和風格的壓力，他是社長，面臨「一天開門七件事」的壓力。他用盡心力，沒有停止對教師服務的項目，沒有剋扣作者的稿費，沒有減少月刊的頁數期數，每期出版後照樣寄給全省中學小學。他的兩頰更瘦，兩眼也更明亮，也許這就是「燃燒自己」的形象吧？他的工作團隊也無一人退出。
一九六一年，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開播，一九六九年，台灣第二家電視公司開播，一九七一年，第三家電視公司開播，台灣進入電視時代，教育除了「語言思考」又增加「映像思考」的要求。「中國語文學會」一向「推廣兒童文學」，獎勵過多位作家，順應時代向外開展，聯合文藝或教育團體，每年舉辦新時代兒童創作展覽，參展作品以圖畫和作文共同呈現內容，低年級看圖作文，高年級看文作圖。學會財力拮据，沒有高額的獎金，以評審委員的成就聲望和隆重的頒獎典禮提高那一張獎狀的份量，「獎」畢竟以物質意義為輕，學校和學生都以得獎為極大的光榮，我出國的時候（一九七八）辦到第九屆。
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全程參與學會和月刊的工作團隊，這樣切切實實「為大於微」的人民團體很少很少，秉持初衷不沾紅塵的私營刊物，也只有這一家能持久。一九九二年趙友培出國依親養病，把學會和月刊都交給「守護神」劉真，賴劉先生的聲望永續，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語文月刊》已出版了六百期，邁入第五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