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台灣號稱恐怖時期，特務用「老鷹撲小雞」的方式工作。後來說不清由哪一年開始，就算是六十年代吧，特務改為「鴨子划水」，雖然仍在戒嚴的威權之下，氣氛輕鬆了許多，應該說這是一大改進。
以我的感受而論，那些識字很少的工友司機，每天只看黃色新聞和武俠小說的辦事員，大嗓門的轉業老兵，好像都停止活動。很好很好，他們十年辛苦不尋常，也該休息了，靠他們做眼線，都是老花眼，近視眼，青光眼。咱們這些釜底游魚不怕看，只怕你看走了眼，不怕聽，只怕你聽錯了調子。
我說過，「特務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務員」，他們十年不眠不休，該掌握的資料，該瞭解的情況，該布建的網絡，應該都有了成就。一位特務仁兄對我說過，「你有幾根骨頭我們都數過好幾遍了！」很好很好，骨骼的數目和位置不會改變，以後還要再摸再數嗎，你們去多摸幾圈麻將吧。
六十年代，我仍是「中國廣播公司」的職員，我的工作中心卻轉移到《徵信新聞報》（今《中國時報》前身），我在台北市大理街那一排暑氣蒸騰的台式老屋裡遊走的時間多，坐在公園路裝了冷氣的那棟小洋房裡的時間少。發行人兼社長余紀忠先生顯現強人的風格，報社裡當然有安全人員，但是沒有「安全室」的牌子，更沒有聽說誰接到安全室的條子：「請來本室一談」，搜抽屜拆信件盤問來客，絕對沒有發生過。據說余先生堅持新聞文化工作要排除情治人員的公開活動，他堅持要用另一種方式，他居然說服了那些治安首腦。在這方面，他的報社算是一片乾淨土（眼不見為淨）。在余老闆的父權陰影下，每天員工上班無聲走進，埋頭工作，下班悄悄離開，氣氛清冷，沒有人高談闊論，沒有口舌是非，沒有朋黨圈子，也沒有特務發酵所需要的溫度。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看註解，「小人」指的是老百姓，特務一客氣，人民大眾就有些「放肆」。朋友見面彼此相戲，把「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改成「間諜就在你身邊！」一字之差，指涉換位，彼此大笑。官場盛傳「識時務者為俊傑，時務有三，黨務、洋務、特務」。親友久別重逢問候一番，「混得不錯啊，你通了特務啦！」市井流言：「台北市十個女人中有一個娼妓，五個男人中有一個是特務。」五人一同喝茶，一人指著自己說：「我知道我不是特務，那麼你們四人中間必有一個特務。」（事實上其中還真有特務呢！）特別膽大的人扮演五分鐘的英雄，當著眾人對單位裡的安全人員說：「老兄，別讓我們不安全！」
眼見小細胞的鋒芒盡掩，反應遲鈍，看上去很像白金漢宮大門口的衛兵，姿勢筆挺，色彩鮮明，任由頑童戲弄。當然，你說過什麼，他們會記下來、報上去，但是也沒有什麼「立即的危險」，我們這些在副刊上寫「小方塊」的人也就忘其所以，見縫插針。
其實「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務員」並沒有整天睡覺，陽剛陰柔，二氣同源，你在做，我在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若不報，時辰未到。」他們培養細菌（製造瘟疫？），我們玩世不恭（以身試法？），雙方都是在冒險。
跡象顯示，一切調查工作仍然在暗中進行，只是深藏不露。我在文星書店出版《人生觀察》，校對時把「共匪」一律改成「中共」，校樣寄回去，書店一直沒有收到。史學教授黎東方對我說，他演講的時候使用了幾次中共，幾次「共匪」，講演中有沒有引用「總統蔣公」說的話，引用了幾次，聽眾中間都有人記錄。
「中廣」為退役軍人開辦了一個節目，派我擔任製作人。我讀書發現左輪手槍是一個退役軍人發明的，第一把左輪是用木頭刻成的。對退役軍人來說，這豈非很好的話題？節目播出後，「警備總部」馬上派員訪問節目主持人，把播稿拿回去研究。中山堂公演京戲，招待國民大會的代表，警察出動管制交通，有一行人問警察為什麼不許通行，回答是「代表要看戲」，那個人立刻反問：「看戲怎麼還要別人代表？我們自己可以看啊！」我覺得此人有趣，寫進我的小專欄，立刻有人檢舉我「煽惑群眾直接行動」。這一切都不聲不響夾在檔案裡，像駕駛執照違規記點那樣慢慢累積，有一天會惡貫滿盈。
士兵，戰鬥結束後才感到恐懼，但是無法停止下一次戰鬥。恐懼暗中沉澱，累積，腐蝕心靈，結成病灶。那年代，我的「安全」和「志趣」不能兩全，許多人跟我一樣。
我接編「人間」副刊，家中裝了電話，有人告訴我一些常識。接電話的時候，如果電話的聲音突然低下去，那表示有人正在竊聽，他們打開了錄音機。又有一個人告訴我，夜間零時左右，如果你的電話「叮」的響了一聲，那表示他們對你進行長期監聽，每二十四小時更換錄音帶。如此說來，對我、對「他們」，電話都是一種方便，同時也都添了麻煩，他們的麻煩比我的麻煩要多一些。
一九九○年，我已經出國在外了，有一次為了構想故事情節，我寫信到台北問一位朋友，屍體埋葬以後先從哪個部位腐爛，五十年後大概還能剩下什麼樣的殘骸，他有這方面的知識。他沒有回信，居然有人去問那位朋友，某某人是否寫了一封信給你，內容如何如何，那位朋友說，國外來信我從不放在心上，從來也不保存，我不記得有這樣一封信。
恐懼像活火山，常受外面的因素誘發。我讀卡夫卡的《審判》覺得恐懼，他說「被告所犯法條」鑄在鐵板上、烙在被告的身上，字跡模糊，無人可以辨識，可是鐵板貼上皮膚，被告自己明白。恐怖啊！這種恐怖，看見老鼠就叫起來的人怎能理解。我讀痖弦的詩：「玉蜀黍在月光下露齒而笑」，恐怖啊，我看見劊子手的牙齒。《路加福音》十七章：「當那一夜，兩個人在床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一同推磨，取去一個，留下一個。兩個人在田里……」我看見恐怖的大逮捕之夜！
我幾乎不能真正欣賞一首詩。「飛來雙鷺落寒汀，秋水無痕玉鏡清。疏寥黃蘆宜掩映，河邊危立太分明。」是啊，別讓特務看見你。「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合情慾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是啊，別讓特務聽見你。「餘悸」不是那麼容易消失的，高僧如印順大師，他曾經受過調查，到了晚年，他在回憶錄裡還沒有「放下」。
一九六八年，「中國廣播公司」王牌導播崔小萍被捕判刑，出獄後發表《獄中日記》，她說審判官授意她把「中廣」節目部要員王大空、趙之誠拖下水，對曾任節目部主任的邱楠也有很多疑問，她斷然拒絕合作。（好樣兒的！）看樣子冥冥之中「他們」正在結構大獄，如果王大空、趙之誠被捕，向上發展就輪到已經調升新聞局副局長的邱楠，王、趙、崔三人都是邱楠一路拔擢的得力幹部，四人合起來可以做一篇文章，情治部門有重要人士討厭邱楠。嗚呼噫嘻，邱先生還在那裡盡忠報國，一心想回「中廣」公司當總經理。
繼崔小萍被捕之後，「中廣」的副總經理李荊蓀也被捕了！「中廣」自寇世遠、王玫、胡閬仙先後涉案，十餘年欲雨還陰，崔案李案連聲霹靂，我近在咫尺，真是「迅雷不及掩耳」。
治安當局對崔李兩案沒有正式公佈詳情，於是流言四竄，情節離奇。崔小萍的《獄中日記》說，官方主要的「證據」是：情報人員弄到一張中共戲劇工作人員的名單，上面有個「崔小萍」，雖然未載年齡、籍貫、出生日期，辦案人員卻認定是她。《日記》中載有名律師替她寫的一張辯護狀，一一推翻了起訴書上的假設，從法律觀點看，她確實冤枉。一張辯護狀收費十萬元，崔小萍認為太高，我倒覺得完全值得。
《聯合報》曾以極大篇幅摘要發表她的《獄中日記》，同時以一角之地刊出記者的獨家報道，它說有一年崔小萍到菲律賓講學，無意中與留在大陸上的一個親人相見，那年代大陸居民出國難如登天，此人或許有官方身份，崔回到台北沒有向政府報告，依大法官解釋視同「通匪」。很奇怪，當局起訴的罪狀中沒有這「最重要」的一條。
社會大眾（或者治安當局？）為崔小萍編造間諜故事，把「中廣」著名的節目主持人趙剛設定為男主角，並且說崔案偵破，得力於趙剛「臥底」。我和趙剛共事多年，他和崔是很好的朋友，沒錯，可是正因為如此也受到牽連，崔案發生，他既為悠悠眾口所苦，也受到嚴格的調查，「中廣」公司要他提前退休，台灣電視公司本來要請他工作，也斷了線索。他一度拍攝紀錄片為業，後來完全退出媒體，也離開了台北，息交絕游，七十年代的種種熱鬧，他只能暗中旁觀。他實在也是一個受害人。
李荊蓀案更是一言難盡。一九七○年十二月十日早晨，調查局派員駕臨李府，客客氣氣請李先生到辦公室一談，據說李氏神態從容，說了一句「你們終於來了」，他似乎早有預感。
李荊蓀被捕一事，美聯社從台北發出電訊，新聞導言第一句是：「文質彬彬，語言溫和堅定，在新聞界備受尊敬的李荊蓀。」我對李荊公的認識也是如此，他對我一向偏愛，我在心情苦悶的時候常到他的辦公室裡閒談，據說他被捕的時候，調查人員從他的桌子上取走了呂思勉的《中國通史》，呂是持唯物觀點的歷史家，可以當做李荊蓀思想污染的證據。那一套上下兩冊《中國通史》，就是他叫我去找來的。
他被捕之前，我有一次奇遇。
是日也晴日高照，暖風習習，我和一位作家到南京東路「摩天大樓」的頂層吃蒙古烤肉。歸來途中，天氣很好，新社區新拓寬的人行道也清潔安靜，兩人安步當車，邊走邊談，縱論古今小說。他忽然止步停留，問我：「李荊蓀被捕了是吧？」說完了，睜大眼睛盯住我的臉。
我覺得太滑稽了，笑出聲來：「你的消息太不靈通了，被捕的是崔小萍，李荊蓀怎麼會被捕？」
第二天，李副總沒來上班，第三天依然找不到他，第四天早晨，「中廣」總經理黎世芬預料李荊蓀難以全身而退，隱瞞無益，透過左右親信間接公佈。據轉述，黎總連聲長歎，「這個人完了！一個人才，可惜了！」說著說著流下淚來，左右深為黎總的情義所動。
我聽到消息失聲大哭，跑到新聞局去找「馮大爺」詢問，馮氏曾任「中廣」公司公共關係部主任，他是李的好朋友。馮大爺對我說：「不要打聽他的事情，不要談論他的事情，不要到他家裡去，不要打電話給李太太。」語氣凌厲，顯示案情十分嚴重。
李被捕後，馬星野、周至柔、黃少谷各位大老願意聯名作保，商之於新聞局長魏景蒙，魏表示「等一等」。第二天「行政院」開院會，「副院長」蔣經國主持，會後魏局長上前低聲報告：「昨天調查局逮捕了李荊蓀。」魏局長當然知道蔣經國用不著他來報告，他只是要看看院長的反應，據說蔣「面無表情，口無答語」，好像沒有聽見。魏氏回到新聞局，立即打電話通知各位大老，告訴他們不能作保。
我納悶的是，跟我一同吃烤肉的那位作家，怎麼能在前一天向我提出預告？他的表情為什麼那樣奇怪？我只能有一種解釋，他是特務，他奉命刺探我和李荊公「同心」到何種程度，看我當時是否驚惶失措，歸來後是否舉止失常。天可見憐，他攻我個措手不及，我反而因此心中無猜，做出幼稚坦率的回應，輕輕鬆鬆過了這一關。
沒過多久，調查局沈之岳局長約我談話。他的手法細緻，第一步，他約了新聞界十幾位中堅分子見面溝通，我也應邀而往。那天沈局長談笑風生，解釋外界對調查局的誤解，他說調查局不是死牢，絕不用刑逼供，調查局也不是黑店，進來工作的人可以辭職脫離。那天溝通的效果很好。第二步，他約我和「新聞聯絡室」的人一同談話，「調查局是否可以對社會大眾宣傳自己的業務？」他說調查局沒這麼做過，人人覺得這地方很神秘，他考慮如何向社會展示這個機構，改變大眾固定的印象。
第三步，就是約我單獨對談了。他主動提起李荊蓀，單刀直入：「你看『中廣』公司內部還有沒有問題？」我的回答是：「李荊蓀先生是上司，是黨國培養出來的領導人，只有他考察我，我沒辦法考察他，只有他懷疑我，我不能懷疑他，我實在不知道有沒有問題。」他沉吟一下，又問我：「你看我們的工作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我趕緊說，這是非常專門的工作，外人不能隨便說長道短。他說「好」，起身送客。我也不知道應對是否得體，沈先生門檻高，不容易一步越過，還有後續發展。
當局處理李荊蓀案手法翻新，四處搜集新聞文化界的反應，重視批評。五十年代捕捉雜音是為了打盡同黨，李案傾聽異議，動機似乎不同，大家都說對李荊蓀要公開審判（以前都是秘密審判），後來審判果然公開。開庭那天，有位老作家表示關心，約我同去旁聽，我斷然拒絕，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是特務。
這位老作家大大有名，我欽佩他，時常約他吃飯喝茶。有一年他向我訴苦，他說現在受人陷害，他是反共的，那麼陷害他的一定是共產黨，他要向特務機構求助。我提醒他：「你知道特務是什麼樣的人嗎，你如果到他的傘底下避雨，你就得一輩子為他打傘。」後來他興致勃勃地對我說，某某機構接受了他的投訴，願意進行調查。我默然無語，從此對他敬而遠之。
公審之後，那老作家向我轉述旁聽時所見所聞。他說李荊蓀的「精氣神」都好，反應敏捷，堅決否認有罪。他說最後有一個例行的節目，李太太上台補充辯護，她言詞流暢，聲音響亮，表情誠懇，真是一位賢內助。他透露，「聽說」李荊蓀供出十幾個有問題的人，小有功勞，判刑可能從輕。他一面說一面看我的臉，我知道他真的「打傘」去了！天下的特務都一樣，他們在工作的時候有第三隻眼。
誰是特務，都是這樣慢慢發現的。不過也有弄錯的時候。
有一位作家問我：「你看台灣的前途怎麼樣？咱們的反共文學這樣寫下去，到底是活路還是絕路？」這種問題只有一個標準答案，怎麼明知故問，莫非他是一個特務，打算引蛇出洞？我立即告訴他，台灣前途光明，蔣公必能光復大陸。後來局面變化，冷戰結束，美蘇和解，台北和北京終於兩岸交流，「統一」的論說出現。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為什麼勸我寫反共文學？現在共產黨要來了！我思來想去，你大概是個特務。」我說我還以為你是特務呢，如果我是特務，一定換一個答案，趁此機會引你入罪，怎會輕饒了你？
公審儘管公審，李荊公還是落了個無期徒刑，論輕重標準，一九七一年的無期徒刑，等於一九五幾年的死刑，幸而無期徒刑有機會大赦減刑，後來改成十五年。案情逐漸明朗，我漸漸知道調查局先逮捕了一位報人，搜出一張幾人合拍的照片，其中有李荊蓀。被捕的人為了自救，供出這是他們在福建工作的時候所拍，照片中的某人某人都是中共的地下黨員。依照台灣那時的法律，凡是在大陸上和中共人員有過接觸的人，都要向政府辦理「自清」，否則視同「繼續聯絡中」，李荊蓀隱瞞了這段往還。辦案人員大喜過望，他們早就奉命查辦李氏，苦於無從下手，有了這張照片，他們就有了突破的缺口。
李荊蓀治事剛正，新聞界有許多軼聞流傳。一九四八年《中央日報》遷至台北，李氏擔任總編輯，情報機關為了跟布建在大陸上的工作人員聯絡，打算在《中央日報》開闢「家庭版」，由情報人員主編，文稿中暗藏密碼，李荊蓀極力反對。後來情報機關提出要求，他們派到海外的工作人員，用《中央日報》特派員的名義掩護，李荊蓀又極力反對。兩案都在《中央日報》內部未能通過。
一九六八年前後，「中國廣播事業協會」發出公文，轉達警察廣播電台建議，要求各電台每天播送警察學校校歌。李荊蓀突然發了脾氣，他只是副總經理，居然作了如下的批示：「中華民國並非警察國家，該台此一要求可稱狂妄……俟台灣成為警察國家時再議！」語氣果斷，開頭並沒有個「擬」字，一副怒不可遏的神情躍然紙上。
李荊蓀使蔣經國「怒不可遏」的文章，也許是他在《大華晚報》「星期專欄」中的寥寥數行，他批評剛剛上任的經濟部次長，他說此人本是省政府三級機構的主管，怎麼可以一躍而為中央部會的首長，這一下子他所有的上司都變成了部下，行政倫理何在！那時蔣經國求治心切，破格用人，只是這位新貴次長的夫人是浙江小同鄉，做得一手家鄉小菜，蔣經國是個沒有家庭溫暖的人，難免時常應邀前往吃個午飯，聽聽鄉音，人民大眾不喜歡簡單的故事，難免添加情節，《大華晚報》公開質疑，無異添薪助燃。那正是蔣經國愛惜羽毛培養聲望的時候！
以我感受，李荊公並非有美國背景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是有中共思想的左傾報人，他只是完全接受了新聞教父馬星野從美國米蘇裡新聞學院帶回來的那一套，又未能像馬老師那般圓熟。在荊公看來，新聞獨立、言論自由是普世價值，不因美國而存在，不因台灣而消失。只是我覺得他對蔣經國和情報機構的憎惡，超過了一個新聞工作者必需的程度。
台灣夏天雷雨多，常常殛死在田里工作的農人。當局派人研究，發現他們戴的斗笠由邊緣向中心編成，最後用一根鐵絲鎖住尖頂，外表看不出來，電流一旦找到它，「爆炸」就發生了。也有人在穿褲子的時候「中招」，褲口拉鏈是金屬做的。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英國還有兩位女子，胸罩內襯有鋼絲，因而一死一傷。
那年代，我們這些由中國大陸奔向台灣的人，「斗笠」裡都有一根鐵絲，雷電在我們頭頂上反覆搜索，李荊公在福建拍的那張照片就是他的「鋼絲」。依當時警備總部發佈的案例，一個女子被中共幹部強姦了，都算是「與匪接觸」，都要登記自首，我們這些經過抗戰和內戰的人，都從魚龍混雜中走來，哪個能冰清玉潔？每當警總雷厲風行，雷聲隆隆，我都覺得頭皮發麻。
我也戴著斗笠下田，笠頂也藏著鋼絲。譬如說，一九四九年華北戰役，我做過解放軍的俘虜，很好的題目，他們隨時可以做文章。
還有一件事。幼獅廣播電台台長物色寫作高手，邀請某一位作家進電台工作，但是台長說，「你找人寫一封介紹信。」找誰呢？「隨便誰都可以。」王鼎鈞行不行？「行。」這位作家朋友來找我，我很詫異，那時給幼獅寫介紹信要有一張大臉，我的臉小，何況跟這位台長也沒有交情。可是我跟這位作家是朋友，順水人情，我又怎麼推辭？信是寫了，人也到差了，有一天忽然爆料，這位作家在家鄉參加過中共的兒童團，雖然那時他只有十歲，也終於怏怏離開幼獅。我知道治安當局會調閱他的人事檔案，看到那封介紹信，這也是我的一根鋼絲。
五十年代之末，台灣出現霍亂。當時台灣省衛生處長許子秋主持防治，他與世界衛生組織密切合作，發現病例立刻公開發佈新聞，患者送入醫院，與外界隔絕，家屬就醫檢查，看有沒有受到傳染，住宅內外消毒，多少天內禁止外人進入。如果患者最近到哪家館子吃過飯，衛生局要去檢查那家館子，如果患者最近到哪家旅館看過朋友，衛生局要去檢查那家旅館。衛生人員進入患者的四鄰檢查廁所，也檢查附近的公廁。如果發現有人咳嗽發燒，也要強制送進醫院檢查。如此這般追蹤過濾，「斬草除根」，「除惡務盡」。患者死亡，家人不能領屍，衛生局辦理火化。「世衛」宣佈台灣是疫區，警報解除以前，台灣的水果不能出口，台灣的遊客也不受歡迎。
那一次我深刻領悟，中國大陸是警總眼中的「疫區」，我們都是由疫區來的「帶菌人」，必須密切控管。在警總眼中，每捉到一個「匪諜」，就是發現了一宗霍亂病例，他的朋友同學親戚甚至家人都可能是帶菌人，或者就是下一個病號。就像衛生局對付霍亂一樣，他們也要「斬草除根」，「除惡務盡」。由局部推全面，由表面推內層，由一時推歷史。對疑似病例，也要寧枉勿縱。衛生局對霍亂疫區來的人，隔離察看為期十四天，警總對我們從「政治疫區」來的人，隔離察看一生，而且及於子女。
那時我們還有一個致命傷叫「五人聯保」，每個人都得去找四個人，互相保證思想正確行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連坐。也就是說，其中如有一人涉案被捕，理論上辦案人員可以再捕其餘四人，而這四個人又各有自己的「五人聯保」，理論上辦案人員可以再捕十六人。到底牽連多少人，全看他們的「需要」。理論上像我這樣的人，說不定就在下一個小時、下一個星期五，或者下一個月，「落得一身罪衣罪裙」。
所以塵埃尚未落地。有一天，董事長梁寒操先生找我談話，他指出我最近發表的兩篇文章觀點謬誤，我唯唯。他忽然說，荊蓀嘛，我們都覺得他不錯，可惜他沒有自首。他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快去自首啊！自首就沒事了。他說廣東官話，我裝做沒有聽懂。必須交代，梁公一向對我很好，我結婚，他是證婚人，我得到「中山文藝獎」，有他一票，公司一度要調我去做台南廣播電台台長，他很支持（我推辭了）。他一向不食人間煙火，何以忽然這樣深入下界？何等人對他說了何等事？我只知道，我的江湖扁舟已是到此為止，應該做退休的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