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台灣以後，發願跟軍營絕緣，沒料到有個聲勢浩大的軍中文藝運動。
「文藝到軍中去」的口號雖然提出甚早（一九五一），我並沒有關心，直到「總政治作戰部」成立國軍文藝運動會，文藝界大點兵，我才躲不過去（一九六五）。我曾當面告訴主辦人田原上校不想參加，田原面色凝重，一言未發，我沒有照開會通知的規定報到，他派人把報到時應該領取的一切文件和贈品送到我家。田原是小說家，也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學長，為人忠厚，他的「不言而教」我體會到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開幕，軍中作家、社會作家加上「總政戰部」的作業人員，共六百多人出席，蔣介石總統親自頒布十二條綱要，宣示對文藝的戰時要求。大會之後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聘請「社會文藝工作名流」八十三人為委員，我列名在內。選拔軍中作家兩百多人，成立九個小組，我參與散文組的活動。總司令部以下設輔導分會和地區聯誼會，推動工作。設置「國軍文藝金像獎」，輔以一般獎狀獎章及補助金，鼓勵官兵創作。定期邀請輔導委員到軍中演講座談，講授寫作經驗。委託文藝函授學校提供更多的機會，幫助軍中的有志者學習。「總政戰部」並規定各單位所需開支列入年度預算，辦理成效列入年度考績。
蔣介石總統一直把台灣當做戰時社會，他對文藝有戰時的要求，五十年代，他曾發出「戰鬥文藝」的號召，希望社會配合軍中的需要，「中國文藝協會」沒有基層組織，無法落實。現在他的理想納入軍中的行政系統來實行，希望由軍中影響社會。這時蔣經國升任「國防部長」，王昇以「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正是蛟龍得雲雨的時候，更難得實際主持此一運動的王大將不辭勞瘁，禮賢下士，一一攻破了「社會人士」對政工的心防。
還記得王大將第一次宴請輔導委員，每桌都有三兩位政工官員作陪，他起立致詞，他說輔導委員都是「我們」的老師，而「一日為師、終身是父」。我聽了十分驚愕，這是克勞維茲兵法嘛！教人怎承受得起！雖然王大將在政工系統威望很高，那些政工官員聽了還是神色黯然。那天我坐在趙友培教授旁邊，當時也曾輕聲進言，勸趙公以副主任委員身份說幾句謙遜的話，他說這番話應該由「文協」的當家人陳紀瀅來講，紀老是第一順位的副主任委員，可是紀老坐在第一席，傳話很不方便，稍一遲疑，失去了時機。我想那天政工官員對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壞，將來會有後果（此是後話休提）。
那時「文協」的領導班子，王藍長於辭令，他已重拾畫筆，經常帶著畫家出國展覽。事後公開報告經過，他總是當著大官的面說，這次展覽某廳某部幫了忙，某長某老解決了困難，到了外國，某部某局某會的駐外機構給了多少支持，當地僑胞對台灣有多麼大的向心力，國際友人對台灣又有多麼大的好感，所以畫展空前成功！好像一切都是「他們」的功勞。大官聽了開心，以後看到文藝二字也就放開眉頭。那時政府萬能，什麼都管，要想推動文藝工作，你得塗一些滑潤劑才行。果老年齡比較輕，容易放下身段，「文協」在走出「道公」的庇蔭之後，多賴果老調和軍政關係，可是那天他也沒機會講話。
那時候，蔣經國也挺客氣。有一次他來講話，他是「國防部長」，有上將官銜，他穿著便服，軍樂隊仍然演奏禮樂，全體肅立迎接。他上台以後立刻說，今天的儀式是為軍人安排的，可是有很多位「社會的先生」在座，很不適合。我記得他晚上才來，軍中幹部自然全員就座，「社會的先生」多半回家去了，少數人臨時接到通知留下，也不知他們是怎麼選擇的。蔣經國那天說些什麼，我都忘記了，總之和文藝沒有關係，事先也沒有準備講稿，好像東拉西扯，言不及義。他的口才很差，不過態度誠懇，很能贏得一般人的好感。
論演講，王昇是一等一的上選，每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閉幕之前，他照例發表長篇演說，或批中共，或批台獨，或批存在主義，他不看講稿，但是句句到位，而且起承轉合，辭充氣沛。我有大兵習性，而今出乎其外，既能看熱鬧，又會看門道，我曾對一同開會的朋友說，化公是天才運動家，聽完他的演講，一個小時之內，你如果給我一把手槍，教我幹什麼我去幹什麼，可是超過一個小時就不行了。他聽了哈哈大笑，反問一句：「你到底是捧他還是罵他？」
在「總政戰部」的調度之下，我參加了許多次演講座談，接受訪問，擔任金像獎徵文的評審。文學寫作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什麼，一個是怎麼寫，依「總政戰部」的設計，他們決定寫什麼，我們只管怎麼寫，如果沿用中共的說法，也就是「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群眾出生活」。我是從這條道上熬出來的職業作家，雖然已經洗手，老把戲都還記得，在這個層次上可以使一把勁兒。
近人著作，對軍中文藝運動多有負面的評論，我想起「平時與戰時的矛盾」。那時世界的大局勢是，冷戰隨時可能變成熱戰，海峽的小局勢是，中共等待時機解放台灣，台灣經濟繁榮，老百姓追求「生民之樂」，可說是戰時如平時，軍隊枕戈待旦，又可以說平時如戰時。軍隊好比是「魚」，社會好比是「水」，水中缺少魚需要的養分，「總政戰部」無法全面改造水質，退一步打算造一個魚缸，自己訂做飼料，外面流進來的水要過濾。王大將曾一再對我們朗讀梁啟超的詩：「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聲音十分懇切。他們需要幾十個幾百個現代的「陸游」，他們的做法源於他們的戰略思想，我無法提出更好的戰略思想，也就無法提出更好的做法。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只能忙裡偷閒，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只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期許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現，倘若能在高級司令部主辦的徵文中抱個大獎回來，那就成了一時的寵兒。記得除了「總政戰部」設立金像獎以外，海軍有金錨獎，空軍有金鷹獎，陸軍有金獅獎，聯勤有金駝獎，警備總部有金環獎（有人稱之為手銬獎）。我多次擔任評審，有緣遍讀軍中未成名作家的散文和小說。
我覺得未成名作家的文章可讀性更高，裡面含有生活的「原材」，由於未成名和已成名生活在不同的時空，已成名的作家尚未發現這些原材，這些新鮮粗糙的東西尚未經過作家們的因襲和複製，十分可貴，他們萬事俱備，只欠表現技巧。每讀這些作品，如聞深海遺珠，如見亂山璞玉，心中歡喜，但是也實在沒有生花妙筆可以送給他們。每次隨作家訪問團深入軍營，不免想起這些人來，或者只見過文稿、沒見過名字，或者只記得面孔、不記得姓名，或者只記得筆名、不知道本名，猜想他們以後會怎樣：半途而廢？懷才不遇？還是有志竟成？
「總政戰部」多次安排輔導委員和社會作家到軍營訪問，我隨訪問團兩次到金門，一次到馬祖，兩次訪問海軍基地。訪問團由當地最高長官接待，接風、送行、簡報、欣賞晚會，都到場主持，一座將星煜煜。海軍最講究禮儀，請我們看操槍表演，接受儀隊致敬，總司令宋長志上將甚至來聽我的演講。訪問馬祖的時候，恰巧「總政戰部」主任蔣堅忍到馬祖視察，他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受到的禮遇更是水漲船高。
看「總政戰部」的安排，這些訪問活動好像是酬謝作家的貢獻，或者也希望社會作家瞭解軍人任務，增長戰時意識，所以「聯誼」高於一切。臨別時我們都得到許多紀念品和當地土產，回台北後還收到他們拍下的照片，記得馬祖寄來的照片，背後都有一個小小的名戳，刻著「俞允平攝」，後來俞先生調回台北編《文藝月刊》，大家對他一見如故。
我們去金門馬祖，都要在飛機上或軍艦上辦出境入境的手續，雖然只是「總政戰部」和出入境管理處雙方官員一句對話，免除一切形式，我還是覺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來多少浪漫與哀愁！金馬風景很好，但是誰也無心觀賞，金馬前哨離中國大陸很近，從望遠鏡看「準星尖上的祖國」，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後來寫《左心房漩渦》的遠因。我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還能站在太武山上悵望千秋，我對來台灣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我是那種「向下看」的人，我的情感和興味都在士兵，特別是那些駐地偏僻、苦修勤練的人，文學是他對生命的思索，對生活的玄想，使我想起自己流亡的時代。雖然軍隊的一切都進步了，有些氣味、有些聲音、有些線條顏色還是熟悉的，有些默契還是存在的，一步走進營房，恍如回到前生，我怎麼也沒想到我和軍營還有這樣一段未了之緣！
在最前線，我看見戰士利用碉堡上的積土種植花草，碉堡門前用鐵絲搭成的對空偽裝網，也交錯編織出各種圖案，他們又種一些蔦蘿或牽牛花，使它攀附著鐵絲網生長，季節到了，柔嫩的花蕾也許就倚在鋒利的尖刺之旁。在碉堡裡，我看見痖弦的詩集，趙友培的《答文藝愛好者》。
金門馬祖都有戰士們用雙手鑿成的坑道，外表是一座巍峨的山，汽車開進去四通八達，將士在裡面運籌帷幄。坑道裡，巖壁一望無盡，每一寸都是斧鑿的痕跡，坑道潮濕，有些地方坑頂向下滴水，戰士們也生了疥瘡。坑道裡儲藏汽油和軍米，他們永遠先吃受潮發霉的米，新米存起來，等它發了霉再吃。
廚子不能和客人同時入席，服務業者不能和遊客同時度假，即便是南飛的雁群，也在宿夜的時候派出守衛，擔任警戒，所以軍人……這是社會組織的遺憾，但是最大的遺憾是人們因此藐視軍人。
虹影在她的小說裡描寫「三年災害」，那時家家挨餓，家長總是吃得最少，吃得最少的人最受尊敬。「人要吃飯」固然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吃得最少」省下來給別人吃令人感動敬拜，兩者並沒有矛盾，任何國家社會都得維持這個價值觀。那年代，前線官兵是「吃得最少的人」，他們整齊的隊形，嚴格的紀律，特殊的裝備，艱難的任務，都像征榮譽，角聲旗影，慷慨一呼，生命壯烈如疾雷閃電。一個國家是否有前途，要看這些對青年有多大吸引力。
我和軍中文藝另有一段奇緣。
中央副刊的老編孫如陵，眾人稱為孫公，他編輯台上作業周到，但很少主動跟作家聯繫。有一天他打電話來：「你是不是有一個筆名叫孤影？」我說沒有。「你可知道孤影是誰的筆名？」我不知道。幾天以後，中央副刊開始連載「孤影」的一篇長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考其時為一九七二年四月。連載期間，承辦軍中文藝運動業務的田原上校打電話問我：《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是你寫的嗎？我說不是。你可知道是誰寫的？我不知道。
我這才細讀這篇長文。孤影文筆明朗生動，博學鴻詞，我所不及，為什麼會和我聯想在一起呢？我在《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寫了十幾年方塊文章，圍繞著幾個大主題取材，其中之一是，我隨著新聞發展，掃瞄社會的不安浮動，要求有守者容忍現狀，珍惜未來，有為者投入體制，從事慢性的、局部的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是「以身作則」。這個論點，「小市民」吸收了。我隨手假設，斷續舉例，「小市民」也大體化用了……孤影不孤，他文中幾處有我的影子。
中央副刊收到《小市民》的文章，稿末並未附有作者的真實姓名和通信地址，只因文章寫得好，決定刊出。有些朋友一面讀，一面懷疑是中央黨部炮製的文宣，但立即斷定黨部沒有這樣的智慧。王昇上將讚賞這篇文章，聯繫《中央日報》出版抽印本，以「總政戰部」的力量普遍推廣，據說總量有一百萬冊，我若在此時出面「考證」一番，倒是可以小出風頭，那樣也就敗人興味，形同攪局。我保持沉默，後來孤影出面，他把版稅完全捐給台大同學會的福利組織，如此這般，可說是一切圓滿。
我自己並未看重我的那些意見，當時那樣做文章，出於權宜之計。我們寫的那種小專欄，惹是生非，蜚短流長，處處得罪有權有勢的人，為了使他們還能容忍，我也有一些職業上的小秘訣，例如說，一連幾天你的文章都讓他惹氣，明天你得有篇文章讓他順氣，或者你昨天對某人發出惡聲，今天最好對某人的上司來幾句美言，他也就不便發作。在我的整體設計裡，這些段落是安全瓣，類似一種零件，三言兩語，點到為止，如同幼芽萌發，它們有機會植入園林，長成粗枝大葉，給台灣社會增加清涼，那也是一樁美事。
我接到王耀華上校的電話，王昇上將約見。我準時到他的辦公室，孤影也來了，化公離座，親手取出兩件「榮譽狀」，一份給我，一份給孤影，內文都說酬謝對軍中文藝的貢獻，都由「國防部參謀總長」署名，紙張印刷和款式比一般獎狀考究。「榮譽狀」發給孤影，當然因為他寫了《小市民的心聲》，為什麼也發給我呢，而且是和他同時領受，再無第三者並列，大概王化公也終於聽到或看到其中有我的貢獻吧？……那次接觸距離很近，我看見化公兩頰深陷，嘴唇乾燥，跟當時的京華冠蓋相比，簡直「面有菜色」，他是「最憔悴的上將」。他自奉甚儉，工作時間太長，每天早上讀書一小時，有時一個上午到五個地方去聽簡報。
化公親自主持過幾次座談，規模越來越小，每次總會通知我參加。他多次邀文藝作家餐敘，人數不多，也沒把我排除。有一天晚上他只請了一桌客，而且只有八個人，我叨陪末座，他談笑自如，沒有冷場。席間我一度起身洗手，然後朝他的背走回，恰值他轉過臉去，朝著空氣放鬆一下神經，我的角度正好看見他一臉疲倦和不耐煩，他好像唰的一聲換了一副表情，唰的一聲再換回來。三軍軍官俱樂部大廳寬廣，燈光沒有全開，襯托出他的疲倦和寂寞。
我為之悚然，想起戰國名將吳起的故事。吳起統兵作戰，有一個大兵生瘡化膿，十分痛苦，吳起用嘴替他把膿吸出來，消息傳遍前方，也傳到後方。有人向大兵的母親道賀，他的兒子遇見好長官，做母親的一聽馬上哭了，她說我的兒子沒有命了，將軍這樣待他，他一定奮勇作戰，死在戰場上！他的兒子果然沒有回來。
王化公是何等樣人，他費這麼大的精神，紆尊降貴跟我們應酬，像我這樣一個人，究竟能為他做什麼，他究竟要怎樣使用我，我得怎樣報答他，……我開始跟政戰系統疏遠，最後我出國，也沒敢向他辭行。
王昇上將主導的軍中文藝運動是空前絕後的一件「學案」，內涵外延，豐滿久遠，並非一句「官方意識」可以了之，它確實造就了許多作家藝術家，但願有人能羅列評點，開出完備的名單。它散播技術，有教無類，播種之功，無人可比。大軍「偃武修文」（詩人鐘鼎文這麼說），大量增加閱讀的人口，促進文學出版事業的繁榮。固然他目的在使文藝工具化，但「事實總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得到文學技術的人幾個成為政治工具？李杜韓白豈甘終身寫試帖詩？即使是陸游，他詩集中的孤憤和無奈才是強音。軍中培養出來的詩人畫家，一個一個「現代化」了，軍中培養出來的音樂家戲劇家，一個一個「商業化」了，逯耀東教授稱這種情形為「兵變」。
推動台灣文藝發展的人，並非只有張道藩、林海音、夏濟安、齊邦媛、痖弦、葉石濤，還得加上一個王昇，他是照著革命模式成長的軍人，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能缺少這樣的型範。他想凝鑄軍魂，越界耕作文藝這塊田地，也許犯了錯誤，可是並沒有白費力氣。歷史總是呈現多軌或雙軌的樣相，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之外還有以女作家為主的私生活文學、人情味文學，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之外還有軍中文藝運動，七十年代，鄉土文學之外還有後現代，看似相反，最後都「化作春泥更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