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寫一本書詮釋趙友培教授的寫作六要：觀察、想像、體驗、選擇、組合、表現。讀者對像鎖定中等學校的學生，為了內容貼近中學生的經驗，我想先找一個學校作一番實驗。那時升學競爭激烈，教學內容扣緊考試，「名校」不會讓我來搞這種不急之務，有些學校學生不以升學為目的，只以畢業為目的，他們才肯和我合作。
我找到育達商業職業學校。現在「育達」已是國際名校，那時（一九六一）育達的學生還沒有洗淨「五流學生」的污名，上學放學的路上，有些學生把書包反過來，不讓路人看見育達二字。學生老師都無須面對大學入學考試的壓力，患得患失之心甚小，學校當局主張「寬收慈教」，教師怎樣教，學生怎樣學，可以有較大的彈性。期末考試，教務處婉轉勸說授課的教師，最好給學生暗示出題的範圍，教師覺得這樣也好，如果大部分學生只有三十分、四十分，學校固然難以交代，教師又何以自處？
育達學生很多，相形之下，教室很小，上課的時候，我和學生之間幾乎沒有距離。我一開口講話，他們立即談天，教室猶如茶館，如果我停下來，他們也立刻沒有聲音了。教師怎樣應付這個局面？有人站在講桌後面盯住書本，神情不慌不忙，聲音不高不低，他聽不見學生說什麼，學生也聽不見他說什麼，可是很奇怪，倘若他講課的時候說出「馬、嗎、麻」，女生立刻一齊大聲答應「哎！」表示自己升格為「媽」；如果教師說出「八、拔、罷」，男生立刻大聲答應「嗯！嗯！」表示自己升格為「爸」，他們還是聽得見，只是不聽功課而已。老師必須保持警覺，以防落入陷阱，否則那就要看他的修養了。
這個奇怪的現象對我構成挑戰，怎樣使他們「聽得見」我講課呢，如果我現在講話無法引起學生的注意，將來我寫的書對他們怎會有吸引力？我要找出辦法來。我下了一番工夫，每次上課之前，我把我要講的話好好結構一下，我把課文分解了，大約每隔三分鐘，在他們對我厭倦之前，穿插一些小幽默小掌故，維繫他們的注意力，再採用聲東擊西、欲擒故縱、正言若反種種手段，引他們追逐捕捉，流連忘返。他們總算發覺我講的話比他們自己同學講的話更好聽，教室的秩序大為改善。
當然，這樣講課十分辛苦，那時年輕，也沒去想養生之道。幸而我設計的作文方法有效，願意合作的學生不斷增加，我心中大快，疲勞一掃而空。按照計劃，我利用一學年的作文課把實驗做完，提出辭職，然後我寫出我的第一本書《文路》。王廣亞校長辦學有大志，那時求職的人多，工作機會少，他不能選擇學生，可以選擇教員，對汰換壞教員、延聘好教員很有辦法，然而我不是能夠和他一同篳路藍縷的人。我感謝他給了我一方實驗田，我也感謝那些可愛的學生，他們提供了許多實例。後來這本書一度成為中學生的最愛，也算是報償了他們的美意。
王廣亞校長最初辦了一家補習班，最後辦了一座大學。最初他申請參加職業學校聯合招生，遭主辦者白眼拒絕，後來當選為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理事長。他由某些人眼中的學店老闆，成為傳記作家筆下教育界的巨人。
五十年代，捐產興學的事時有所聞。後來政府規定私立學校必須登記為財團法人，學校財產由董事會管理，捐產興學的人拉一些朋友擔任董事，後來董事中有人暗中運作，大家投票把捐產的人排出去，他算是掃地出門了，這樣的事也時有所聞。王校長恂恂然如可欺以其方，儘管家大業大，越來越複雜，但是始終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了不起。
由王廣亞成功，我想到那些在黨政體制內一生盡瘁的人。（以我親見者而論）像張道藩、黎世芬、劉真、龔弘，也許還可以加上姚朋，都是由升弧走到降弧，沒有很好的落點，只有魏景蒙算是善始善終。成功的人生屬於私人事業的經營者，王惕吾，余紀忠，成捨我，世代尊榮，流芳久遠，即使是張其昀，也幸虧他有中國文化大學。平鑫濤如果留在台肥六廠做會計主任，一定可以升為廠長或總經理，可是那又怎樣？六十年代年輕人看到了這一點，紛紛走出去自己創業，士別三日，掏出來的名片是某某公司董事長，電話簿中的中小企業本來薄薄一疊，後來單獨印成厚厚一冊。這恐怕也是台灣社會解組（或重組）的一個現象吧？
《文路》的體例仿照《愛的教育》，偏重記敘文、抒情文的寫法。我想再寫一本書，體例模仿夏丏尊的《文心》，內容專門討論議論文。那時教育機關承襲「策論」遺風，升學考試的作文題全是議論，遇見抒情記敘，考生憑著「生活」多少可以寫幾句，你教他們議論，那得平素受過一點訓練才可以過關。
我想換一個地方做實驗，這一次，我到台北縣立汐止中學，「小說組」同學蔡文甫在那裡做教務主任，他替我作了安排。汐止中學的學生大部分想升學，他們很用功，常常問我「升學的時候考不考這個」，我此行正是針對升學考試而來，但是他們心中疑惑。我把實驗區限定在作文時間之內，我在正式上國文課的時候，完全和別的老師一樣，抓緊字詞解釋、文言譯白話、課文內容問答、作者生平介紹等等，直到他們能夠背誦默寫。作文便就不同了，我設計了一套教程，由簡入繁，從造句到謀篇，專教議論。
這本書叫做《講理》，書寫完，我也離開了汐止。
那時候（一九六二），汐止還是窮鄉，常有學生赤足涉水而來，進校門才穿上鞋子。午餐時分，常有學生躲在一旁獨自打開飯盒，因為他只有蕃薯沒有菜。學生純樸，家長尊師，偶爾也有英才，校友中出了幾位名人。
我到汐止教書的時候，蔡長本校長已連任十年，他一手帶領這所學校的擴充與提高。他本是名將薛岳的幕僚，大陸撤退，隻身來到台北，由政府安插進教育界，算是台灣戰後的「政治校長」。他為「政治校長」爭光露臉，展現辦學所需要的各種德性，只是格局小。也正因為格局小，所以清廉耿介，小處從不隨便。他以校為家，以學生為子弟。他在辦公室的一端隔出小小房間，放下一床一幾，那是他的寢室，辦公室的牆上密密麻麻貼著畢業生的登記照，經常站在牆前瀏覽端詳，思念他們的來影去蹤，那是他的娛樂。他從不請客送禮，作繭自保。後來「政治校長」一一汰換出局，當局還派他去創辦三芝中學，在校長任內退休。
如果王廣亞是奇跡，蔡長本是另一奇跡。
也算「善有善報」罷，我在汐止中學認識內子王棣華女士，那時她是事務處的職員。我本來立志獨身，不意對她一見鍾情，我們在一九六四年結婚，這年我三十九歲。像我這樣一個流浪漢，婚姻對我發生的影響何等巨大！家事如麻，此處不能細表。
一九六二年，台北「國立藝術學校」成立夜間部，設廣播科，急需找一個人去教廣播劇，他們想到我。
那時住在台灣的人非常注意子女教育。國共內戰發生以後陸續遷到台灣來的人（所謂外省人），喪失一切所有，他們深知他們能給子女留下的蔭庇，只有教育。原來就居住在台灣的人（所謂本省人），受到土地政策的限制，無法再以田產傳家，教育也就成了下一代惟一的出路。大專學校擴充太快，很難請到教師，洋博士洋碩士還沒回來，土（本土）博士土碩士還沒培養。到了二○○八年，一所小學，五十六位教師，有四名准博士，十名碩士，十八名准碩士，當年誰也沒有這麼豐富的想像力！我知道台大有一位教授到處兼課，由台北兼到高雄，分身乏術，他的秘訣是輪流請假，他常在下課的時候告訴助教：「我下個星期感冒」，一時傳為笑談。這是我能到大專學校兼課的大背景。
那時兼課的收入很低，我每週三晚間到「藝校」上課，每次兩小時，坐三輪車往返，中間在外面吃一頓宵夜，兩節課的鐘點費就花光了。學校實在窮，他必須照顧專任教員的基本生活，多多少少把兼任教師當做義工，前來兼課的人看系主任的面子，也多多少少能夠「以義為利」。有一段時間，公私立大專學校都大量增聘兼課教師，減少財務負擔，我有兩個「本職」，待遇都很好，我又一心想為青年學生做點什麼，這是我能到「藝校」兼課的小背景。
上課以後，才知道學生並非我想像的那樣年輕，他們多半早已投入職場，業餘進修，他們省吃儉用披星戴月而來，當然都有上進心，可是他們也實在不在乎究竟學到多少東西，要緊的是拿到那張文憑。台灣是越來越重視文憑了，你能否得到你想要的職位，要看你有沒有文憑，你以後能有什麼樣的發展，要看你有什麼樣的文憑。這也是大專增校增班的另一個原因。
畢竟是「社會人士」了，上課的時候很安靜，我從「育達式」的戰役中脫身，頓覺輕鬆自在。他們有人伏案疾書（一定不是作筆記），有人手執一卷（一定不是讀廣播劇本），我認同他們的做法，自己不聽，也不妨礙別人聽，他們都是君子。難免有人遲到，多半是美麗的女士，高跟鞋登登響，入座以後，啪的一聲打開皮包，啪的一聲關上皮包，手裡多了一把小折扇，嘩啦一聲打開，搖將起來。
多年以後，我在職場中遇見一個人，他很有成就了，他說他在那段時間從夜間部畢業，從來沒去聽課，他花錢雇了一個年紀相仿的人替他對號入座，那人租了武俠小說，安安靜靜，心無二用，看來很老實很用功的樣子。教務處派人點名，照例是拿著座次表，站在教室門口，察看有沒有空位而已。考試之前，他把同學的筆記借來通宵苦讀，也能及格。
「把同學的筆記借來！」他這一句話我聽得最清楚，認真讀書的學生還是有，夜間部為他存在，我也為他存在。後來藝校各科都出了很多傑出的人才。
第二學年開始前，藝校人事室寫信來，要我提供專業著作和學歷經歷證件，他們要呈報「教育部」，完成人事作業。我沒有他們需要的東西，置之不理，他們停止續聘也就是了。教務處有一位職員來找我，他說沒有學歷只有著作也能教書，「教育部」對著作的認定寬鬆，稿子寫好了沒有出版，可以用原稿送審。他透露他經手的業務秘辛，某女士送審的著作是從圖書館裡抄來的，手續完成以後，他從「教育部」的檔案裡把「著作」抽回來還給那位女士，以免後人發現。我一聽這可新鮮，想起司馬懿在「空城計」裡的台詞：「你是空城也罷，實城也罷，我是不進去了！」
「社會只允許一個人做一件事情」，這句話好像有道理。一九六四年，世界新聞學校廣播科也找我兼課，這時「中廣」剛剛出版了我的《廣播寫作》，它是台灣第一本針對廣播特性討論寫作技巧的專書，不過這本書對世界新聞學校好像沒有什麼意義，他們並未要我提出資料送審，據說因為「世新」是私立學校，教育部還沒有給他們上緊發條。我去教書，出於代理科主任姚大中降格寵邀，形式上比藝校隆重，他是「中廣」的資深同事，對我偏愛。
「世新」後來升格為學院，再升格為大學，英才遍天下，若論對新聞界的影響力，可以與政治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鼎足而三。我去教書的時候，「世新」尚在草創階段，我得坐長途公車到木柵鎮溝子口站下車，穿越公路，鑽出一條隧道，進入校區，別人都說彷彿武陵人發現桃源，我倒覺得重溫了抗戰時期打游擊的經驗。上課的時候，「育達式的戰役」重演，加上教室隔音不好，噪音交流，我簡直聲嘶力竭，真的成了「叫獸」。我仍使用育達戰術，專科的學生程度比較高，我準備材料經營佈局也得多費心思，「擁抱青年」原來這樣痛苦！
天無絕人之路，班長聽出興趣來，這位「老大」有權威，他主動站起大喝一聲，大約能維持十分鐘的安靜，十分鐘後，他先發制人，聽到哪個角落竊竊私語，他走過去制止。他是我在「世新」遇到的天使，我那時還不甚懂事，沒有記住他的姓名，交個朋友。
我那時督課很嚴，期終考試有六個學生不及格，重修再考。有一個學生在考卷上訴苦，他家住台中，景況清寒，父母希望他早日畢業謀職賺錢，現在為了這一門課，他得再到台北租房子，增加全家的困難。「分數難道是老師從大陸上帶來的嗎？多給幾分又有何妨？」我看了悚然一驚。還有一個學生在考卷上巧妙地「通知」我，他是某某人的兒子，言外之意顯然。
我除了寫作以外，對別的事沒有恆心，姚大中走了，那位班長也畢業了，我也到此為止吧。可是「聚有時散有時」，一九七○年，世新的「廣播科」早已擴充為「廣播電視科」了，科主任錢江潮請著名的節目主持人羅蘭女士任教，羅蘭很忙，希望我能暫時代她上課，我答應了，誰知「世新」給我們兩人都發了聘書，都排了課程，這就叫「搞行政」。我又教了一學期，期終考試，我出了兩道「發揮題」，以問答的方式要考生表示意見，只要別留下空白，我都從寬給分，所有的考生統統及格。
另外我曾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兼課一學期（一九六四），在台北東吳大學夜間部兼課一學期（一九七六）。我教得最久的地方是中國文化學院夜間部大眾傳播系，系主任是「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龔弘，黨營的「中影」公司換了多少總經理，一直賠錢，龔總兼具魄力和創意，拍出來的片子既叫好又叫座，他有為有守，為每一部片子付出極大的心力，是我欽佩的人。我教了三年（一九六四— 一九六六），不想再教，六九年他又把我聘回去，這時放洋留學的博士碩士紛紛回國，本土培養的碩士博士也年年增加，我能再度應聘，自己也很意外，這樣教到一九七二年，前後七年。
龔總給我開的課程叫「報道寫作」，我提出的教案是，報紙、雜誌、廣播、電視四種媒體各有特性，它們對作品各有不同的要求，文章適合於甲者未必適合於乙，媒體的特性有殊，作品的題材、結構、修辭技巧也各異。那時在台灣，這個觀念好像是我第一個提出來，我一身兼具四種媒體的經驗，我的教材放在「一種原料四種成品」上。那時台灣的新聞學重理論輕技術，一時還沒有精細到這種程度，聽講的人未必領會，但是學界到底有不擇土壤的泰山，他們把學生的筆記要去參閱，其中有些說法，像「小眾傳播」，像廣播的「可聽性」，電視的「可視性」，逐漸流行。我出版了一本小書，名叫《文藝與傳播》，總算為這門學問添了幾行註腳。
龔弘任「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九年，以「健康寫實」為經，製作影片三十五部，對當時僵化中的黨營電影事業振衰起弊，對以後黨營電影事業的活潑發展繼往開來。那時「中影」公司內部小圈子很多，大家為既得利益墨守成規，龔總只有事必躬親，打破層層包圍，貫徹自己的意志，九年下來，「健康寫實」的製片路線成功，他自己的健康卻毀壞了，他辭去一切煩勞的職務，專心養病，我也興盡而止。
我決心把書教好，可惜未能參加他們的課外活動，我工作時精神亢奮，閒暇時身心渙散，他們可能無法理解。我對大專學生的美好回憶來自救國團的暑期活動。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以後（一九五二），利用暑假組訓在學青年，起初叫做「暑期青年戰鬥訓練」，後來改稱「暑期青年活動戰鬥文藝營」，再改為「復興文藝營」，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這塊招牌上的「反共」兩個字也刪掉了，政治氣候的偷換，可以從這等小事略見痕跡。
一九六九年，詩人痖弦接任《幼獅文藝》月刊主編（後來升任期刊部總編輯，仍兼月刊主編）。這份刊物是救國團對外的文藝窗口，痖弦成為暑假文藝活動的主辦人，在他手中，《幼獅文藝》月刊洗盡黨團色彩，內貫傳統，外接新潮，儼然成為海外學人和域內青年的黏合劑。「復興文藝營」也以煥發青年朝氣、泯除偏見隔閡為特色，在反共文學和軍中文藝運動之外別開生面，清楚地呈現了當局的新思維，也放射了痖弦的識見才華。
謝謝痖弦的慧眼，他年年安排我前往講課，別處只請我講散文，他也請我講小說，有一次還要我擔任戲劇組的組長，他承認我在小說和戲劇方面用過功。他長於標題命名，新詩組叫「李白組」，散文組叫「韓愈組」，戲劇組叫「關漢卿組」。文藝營使我思考整理既有的觀念，認清詩、散文、小說、戲劇四種體裁一脈相生，連體互通，從此對文學有完整的領會。
復興文藝營的營址輪流借用各大專學校，這時台灣的高等教育已具一流水準，置身校園之中和一流大學的一流學生一同捕捉雲霄羽毛，念及我那一代青少年蹉跌憔悴，真是對他們又驚又羨，又憐又愛。那一段歲月正是我思念子女前途的時候，為青年寫「人生三書」的構想成形。
痖弦多才，未盡其才。然而「工作成績都是懷才不遇的人做出來的」，他一九六一年到復興崗藝術學院講授美學，而後歷經《幼獅文藝》月刊主編，幼獅文化公司期刊部總編輯，復興文藝營主任，聯合副刊主編，《聯合文學》月刊總編輯，直到二○○○年退休，擔任文學的守門人、領航員凡四十年。他本身是前衛詩人，但是他瞭解一國文學風尚不能排斥一人的創作才能，一人的創作才能也不能專擅一國文學的成就，氣度甚為寬宏。他不僅是報社的一個職員而已，他是刊物的靈魂，文學的儐相，作家的守護神，雙方締結永久的關係。每一個成功的作家背後都有一個成功的編輯，他成全了、保護了許多作家，台灣的文學終於呈現國際水準和自己的特色，超越了三十年代的典範，他的貢獻很大。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從「中國廣播公司」退休。一九七七年美國西東大學遠東研究院寄來聘函，請「中國文藝協會」常務理事王果老代收（果老是介紹人）。「文協」宋總幹事把這封信扣住了，他要弄權，半年以後，遠東研究院楊覺勇院長打電話催促，原信這才出土。果老由總幹事扣壓信件，回想「文協」創辦人張道公當年為作家服務的精神，慨歎「文協」之墮落。
這一年倒成就了我和《明道文藝》月刊的因緣。
明道中學汪廣平校長創辦《明道文藝》月刊，常到台北向文藝界借火取經。他胸懷大志，學校越辦越好，也越辦越賺錢，他的建校藍圖也樓宇連苑，擴大提高。第一步，他創辦了《明道文藝》月刊，內容針對明道師生的需要，刊物對外發行，同時滿足所有青年學生的需要，己立立人，超出了一位私立中學校長的思考。他接著興辦「全國學生文學獎」，設立現代文學館，創立明道管理學院，都是我出國以後的事了。
汪廣平校長做過國民黨河北省唐山市縣黨部主任委員，我在秦皇島聽到他的政聲。內戰潰退期間，他帶領河北的流亡學生，由湖南到廣州，走過絕地、險地、苦地，最後在廣州上船，彷彿和山東流亡學校同命。我來台灣兩世為人，這些都是「前生」的事，忽然見面，彼此似有「夙緣」。談起文藝界，別人對他吞吞吐吐，我有話直說，別人提意見包藏私人目的，我完全替刊物替學校設想，彼此相處十分愉快。他對我也古道熱腸，情意深遠。
細數台灣文藝刊物，《明道文藝》月刊是後出轉精，由一九七六年創刊到今天，多次自我蛻變提升，完全超出當年台北文藝界的預期。三十多年以來，編輯大政一直由作家陳憲仁具體執掌，他既有才情，又有責任心，能獨立發揮，也能上下配合，兩任汪校長知人善任，而後人盡其才，當今之世，也堪稱難得、難遇、難成、難忘。二○○八年八月起，陳憲仁改換跑道，放下自創刊號編至三八八期的《明道文藝》，改往明道大學中文系執教，從文壇到杏壇，陳憲仁又有新的空間可以發揮。
我早年失學，對校園自有一番迷戀。一九五四年，「教育部長」張其昀推出一項大膽的決定，那時大陸各省都有大專學生以個人身份流亡來台，「教育部」公佈辦法，准許這些人進台灣的大專學校「借讀」。「教育部」對「最後一年」（一九四九）大專學生的肄業生沒有名冊存檔，對學生自己提出來的證件又從寬認定，一時方便之門大開。
有一位年輕朋友，他是大陸時代某某獨立學院的學生，他的院長帶著大印逃到台灣，他去向院長申請肄業證明，順便也替我弄了一張，勸我趁此機會一圓大學之夢，我在「中廣」公司的工作剛剛穩定下來，讀書和職業難以兩全，我的父親已老，弟弟妹妹還小，都不能賺錢。某一天夜間，父親在「中廣」公司大安宿舍門外的籃球場邊召開家庭會議，那夜月色皎潔，父親向弟弟妹妹宣佈我的最後決定，我取出那張肄業證明書撕碎了。
二十多年以來，情不自已，時時和學校結緣，無非是一個「過屠門而大嚼」的手勢。學校不是我能安身立命的地方，剩下的光陰有限，我該醒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