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個故事：法國文豪雨果出國旅行，到了某國邊境，接受檢查登記，他和值勤的憲兵有一番對話：
「你叫什麼名字？」
「雨果。」
「你靠什麼謀生？」
「筆桿子。」
於是，憲兵在登記簿上寫道：
姓名：雨果。
職業：販賣筆桿。
我現在記述的那個年代，中國一般憲兵的程度大概也就是如此吧？《中華民國建軍史》說，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成立憲兵，明文規定要小學畢業才可以報名，事實上當時國民教育不發達，學童入學率很低，招兵時降低水平，只要識字就行。
說到識字，當年文化界曾經辯論「文盲」的定義。有人說，只要有一個字不認識，就算文盲，翻開《康熙字典》看，我們有多少字不認識，我們都成了文盲？有人說，只要認識一個字就不是文盲，中國人的宗法觀念強烈，無論如何都認識自己的姓，中國沒有文盲？這一次，憲六團吸收了很多陝西鄉村和山區的青年，其中有些人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他們到底算不算文盲？
這一次，吳連長到漢陰招兵，從二十二中一口氣吸走五十多個中學生，算是破了憲兵歷史上的紀錄。
新兵訓練掌握在班長手裡。各憲兵團選拔優秀的上等兵，保送進憲兵學校軍士隊受訓，結業後成為班長。所謂優秀，是指木馬跳得高，單槓耍得轉，打野外跑得快，立正姿勢站得久，並不重視他們的學科。
我們新兵連有九個班長，三個副班長，我們很快發現他們除單槓、木馬和立正稍息之外，嚴重缺乏必須的知識，只有一位郭班長，名叫郭偉，高中畢業，學冠群僚。當年馬營有難同當的陳百融同學幫助我回憶，寫出九個班長的姓名籍貫，他們多半來自陝西省的鄉村，我今天隱惡揚善，也不必都寫在這裡了。
我們那一連新兵的程度懸殊。招兵除了「只要識字就行」，還有意外收穫。那時抗戰突然勝利，時局激烈變動，出現了一些走投無路的人，臨時有飯就吃。有一個人姓馬，模樣瘦、高、黑，果然長了一副狹長的臉。戰干團出身，業已做到步兵連長，卻突然變成和我們一同入伍的新兵。他對班長們十分恭順，並且從不和我們任何新兵交談，很懂得適應環境，班長也從不難為他。還有一位姓崔，身材矮胖，臉上有白麻子，第二十八集團軍軍官訓練班畢業。還有一位，據說是黃埔軍官學校炮科畢業，大家將信將疑，六團到瀋陽，他果然做了某軍的炮兵連長。新兵趙靜佚，他的姐姐是國民政府駐美外交官，我們經過上海時，這位姐姐曾來探望弟弟。國府要人魏道明有個外甥，流落陝西，也進了招兵人員的網羅。熊允頤軍長的兒子與繼母不和，離家出走投軍，更是憲兵連的「特殊材料」。鳳翔先修班的流亡學生也來了十來個，他們是高中程度，連同我們從十四團改投六團的這三十個初中畢業生，人數超過全連三分之一。據說自憲兵成立以來，新兵的成色從來沒有這樣十足可觀。不久六團開往東北，經過南京，南京當地的憲兵開了個歡迎會，六團沙團長致詞的時候，特別提出「一個連有五十個中學畢業生」，贏得熱烈掌聲。
這一批新兵給那些班長很大的壓力。有人說笑話，軍訓教官懂一二三四，音樂教員懂一二三四五六七，數學教員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現在是只懂一二三四的人當權，管理教導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人，班長們有自卑感，他們必須打人維持尊嚴。他們知識不足以服人，道德不足以感人，氣質不足以誘人，但膂力過人，打人最方便，最佔優勢，收效也最快。多年後，我讀某一位俄國作家寫的故事，他說他母親一向用體罰管教孩子，母親常說，「打一次比不打兩次更有效。」班長們一定完全同意。
班長在訓話的時候說過多少次：「你們是龍也得盤著，是虎也得蹲著。」以馴獸師自況，有優越感也有危機意識。這是沒知識的人打有知識的人，這是行騙的人打被騙的人，也是吃飽了的人打吃不飽的人（新兵連的伙食很壞）。
每天晚點名後，班長有一段單獨訓話的時間，每一排三位班長輪流值星，值星班長可以對全排訓話，我有機會領教三位班長的言論，他們努力突出自己的文化水平。一個班長很得意地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推」。你們不長進，我就要往前「推」。一面說，一面做出推動的手勢。
有一次，某班長表示他也懂平面幾何，喊過「向右看齊」的口令之後，嫌隊形不夠整齊，大吼一聲：「兩點之間可以成直線，你們有這麼多點，為什麼還不直？」他不知道，點越多，線越不直。
班長訓話到段落處，照例高聲問我們：「聽見了沒有？」依照我們所受的訓練，全班必須喊破喉嚨，齊聲回答：
「聽見了！」
再問：「聽懂了沒有？」
再答：「聽懂了！」
三問：「記住了沒有？」
三答：「記住了！」
回答的聲音必須一次比一次雄壯，我們覺得可笑，無聊，但是人人一本正經。
有一個班長說，部下必須相信長官，信心可以產生無比的力量。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張鈔票明明是一張紙，大家相信它是一塊錢，它就是一塊錢。這話沒有經濟學常識，我們仍然齊聲高呼：聽見了！聽懂了！記住了！
確實記住了，我直到今天沒有忘記。
幾個月後，我們開到瀋陽，趕馬車的人沿街喊著：「一張票！一張票！」（一張一元的鈔票。）意思是，市內車費由一塊錢起價。不久物價上漲，通貨貶值，趕馬車的人照樣喊叫「一張票」，這張票已經是十元的鈔票了，雖然大家比以前更希望那張紙是一塊錢，又有什麼用。
一九四八年八月，國民政府改革幣制，金圓券出籠，當時幣信很高，多少人把黃金美鈔送進銀行換那張紙。幾個月後，幣值慘跌，老百姓用鈔票糊牆，焦頭爛額的我還草草想過：那位班長現在怎麼樣了？他怎麼修改他的訓詞？
為了表示自己有文化，班長們常在訓話時誦念四首勸學詩，那是四首七律，作者吳澄，陝西的一位進士，陝西籍的班長們以他為榮。班長念詩，囫圇吞棗，我始終聽不清全文，我也懷疑班長瞭解全文。我還記得有一聯是：
人不修習何異獸，
蛇能變化亦成龍。
意思不錯。四首律詩的最末兩句都是：
拳拳相勉無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功。
班長如此反覆叮嚀，實在教我傷心。我們那時不到二十歲，「三十年前好用功」，無異責備我們輕易放棄了學業，浪費最寶貴的光陰。學者說，三十歲以後，人多半是重複、加強他三十歲以前學到的東西，三十歲以前奠定廣度，三十歲以後只能堆積厚度，老進士的話可以如此解讀。可是你們把我們從學校裡騙出來以後，怎麼可以再對我們念誦這樣的教條！他們迫切需要材料使用，卻不知此時勸學，失言失人，他們但充面子，不計後果，也可能不知後果。
每天晚點名的時候，照例要唱憲兵學校校歌，這是我們跟憲兵學校唯一的關聯。我們是被他們用憲兵學校的名義騙來的，校歌聲中有綿綿的新愁舊恨，對別的新兵，校歌連這一點感應也沒有，因為他們根本聽不懂。試看歌詞：
整軍飭紀，憲兵所司，民眾之保，軍伍之師。
以匡以導，必身先之，修己以教，教不虛施。
充爾德性，肅爾威儀，大仁大勇，獨立不移。
克勵爾學，務博爾知，唯勤唯敏，唯職之宜。
軍有紀律，國有綱維，孰為之率，唯爾是資。
完成革命，奠固邦基，匪異人任，念茲在茲。
歌詞的體例仿照中華民國國歌。國歌源於黨歌，黨歌歌詞本是孫中山先生參加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訓詞，那時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一九三七年制定國歌，沒有考量十三年後文化風尚和社會需要，只求在文獻形式上延續傳統，就歌詞論歌詞，已是一失。憲兵學校校歌繼承了國歌歌詞所有的缺點：文言深奧，一般國民很難接受；整齊的四言詩，沒有長短錯落，節奏呆板；國歌歌詞押的是 ong 韻，離暮氣太近，離昂揚的朝氣太遠。憲兵學校的校歌不見前鑒，押司，資，茲，聲音從牙縫裡出來，押施師，知，基，有「氣」無力。而文字艱深又超過國歌。
黃埔軍校校歌押 wu，同樣不顧聲韻，使人想起蘇東坡在赤壁賦裡形容的「其聲嗚嗚然」，可見當年南京重慶主持文宣大計的人，如何忽略了聽覺。他們只想到繼承已往的五千年，沒設想開創未來的五千年。後來這種模仿繁衍成派，陸軍後勤學校校歌，陸軍化學兵學校校歌，工兵學校校歌，都學黃埔，不避 wu 韻。國防管理學院校歌，中山理工學院校歌，都學國歌，四言一句，不避 ong 韻。這些歌詞有共同的「特色」：你得讀過許多文言文，才看得懂，即使讀過許多文言文，也聽不懂。
憲兵學校校歌的曲譜倒是容易唱，聽來也雄壯，裡面有一段掌故。當年中華民國教育部用孫中山先生的一段遺訓作詞，公開徵求曲譜。負責決審的大人先生，採用了一首莊嚴肅穆的黃鐘大呂之音（程懋筠作曲），另一首較為輕快活潑的進行曲，列為第二名（於鏡濤作曲）拍板決審的大員但知滿足自己的廟堂趣味，脫離大眾國民。中華民國國歌的曲子，起初太強調字的單音，像祭孔的音樂，後來由低音到高音，差距太大，要受過聲樂訓練才唱得完。普通常見的情形是，開始大家一齊唱，以後調子越來越高，唱的人越來越少，最後七零八落，潰不成聲。有人說，這是象徵國祚不永。
憲兵學校成立，處處想表示憲兵的特殊和不凡，不但採用了這首幾乎成為國歌的曲譜，也模仿國歌作詞，全體憲兵都唱這支歌，事實上成為憲兵的軍歌，那年代，也是一首大多數憲兵唱不清、大多數老百姓聽不懂的歌。
也就在這時候，山東、河北、安徽、江蘇，農村出身的中共幹部，喜氣洋洋地傳播他們炮製的順口溜：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一掃光！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愚夫愚婦、男童女童朗朗上口。
每天晚點名之後，全連官兵一同朗誦軍人讀訓，製作文本的人簡直拿大兵開心！例如：
第三條：敬愛袍澤，保護人民，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為。
第十條：誠心修身，篤守信義，不容有卑劣詐偽之行為。
招兵時「卑劣詐偽」，練兵時「倨傲粗暴」，帶領「只要識字就可以」的「老百姓」，念模糊不清的咒語。班長訓話，從來不敢引用這些條文。晚點名時，班長入列，我個子高，做排頭第一名列兵，三位班長就站在我旁邊，我聽得見他們隨眾朗誦，咬音不準，因為他們不知道那是幾個什麼字，有時候，他把第九條的（褻蕩浪漫）和第十條的（卑劣詐偽）掉了包。
就在我們嗡嗡作聲、不知所云的時候，黃河北岸中共士兵朗朗上口的是：
人民的軍隊愛人民！
一聽就會，觸類旁通。
班長也有教我們非常佩服的地方，他們的立正姿勢很標準。他們上單槓、跳木馬輕快如同遊戲。他們臥倒、起立、踢正步漂亮迷人。他們只有把心思都花費在「術課」上，他們也的確是很好的教練。
我們為了把立正站好，冤枉吃了很多苦，花了很多時間。對於立正，步兵操典冗長瑣碎的規定，每一個班長都背得爛熟，到了排長，能把立正和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掛鉤。我們站得腰酸背痛，頭暈眼花，站成木雕泥塑，死灰槁木。這是一樁永遠修不完也修不好的把式。我不相信這樣可以「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我不相信一位大將「獨立三邊靜」的時候，「兩腿並立，兩臂下垂，中指貼於褲縫。」我相信這樣可以產生很好看的衛兵和儀隊。
踢正步的經驗也痛苦不堪，我也懷疑有任何價值。尤其是訓練踢正步，先要「拔慢步」，腿抬起來，手臂伸出去，做出正步走的姿勢，卻站在原地不動，簡直是一種苦刑，弄得人人夜裡睡不好，白天站不直。那時規定，齊步走每步七十五公分，每分鐘一百一十四步，腳尖向左十五度；正步走又要腳尖向右，都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後來我讀到蔣介石主席一段訓詞，他說，「可以先求內容、後求形式，也可以先求形式、後求內容。先有形式、後求內容，易；先有內容、後求形式，難。」是了，他想先有形式、後求內容，他想由徒具形式的教員、訓練出精神內涵充實飽滿的學生。
現在知道，當我們恨不得個個站成植物人的時候，大河南北的共軍，正在苦修另一門功課：戰士怎樣背著炸藥包，挨近碉堡，悄悄坐下，背上的炸藥包緊緊靠在碉堡上，自己斷然引爆。他犧牲了，可是碉堡也炸出缺口來，被後繼者一舉攻下。他們完全不需要什麼立正姿勢。解放軍從來不問全班士兵的鼻尖是否在一條線上，全班的棉被是否折成有稜有角的豆腐塊。他們臥倒，起立，也不必像天橋的把式一樣好看。
現在知道，我們那些班長，每天在操場上呼天搶地，不過是為了「齊步走」——全排士兵的腳掌同時落地，為了「槍放下」——全班士兵的槍托同時落地。那時候，大河南北的共軍幹部，正在訓練他們的戰士如何對付國軍的坦克，他們輕輕鬆鬆，以各種姿態，各種腔調，對坦克發出譏諷：
一怕天黑看不見。二怕步兵被切斷。三怕飛雷和炸彈。四怕集束手榴彈。五怕戰防槍。六怕戰防炮。七怕火箭炮。八怕黑頭穿甲彈。九怕有溝過不去。十怕白灰煙幕彈。十一特等射手打它的瞭望眼。十二英雄上車塞進手榴彈。
班長常常問我們：世界上有物理博士，有化學博士，你們可聽說有軍事家博士？沒有，確實沒有。班長又問：為什麼軍事家沒有博士呢？他說，因為軍事學問太高深，單說立正姿勢已是神妙莫測，誰也沒有資格評定他的成績。班長侃侃而談，洋洋得意，雖然對列兵講話，也站出一個漂漂亮亮的立正來，彷彿他就是軍事家。那時我已知道，因為大學沒有軍事家學位，所以世上沒有軍事家博士。
地球總是在轉。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教育發達，軍隊素質提高，軍事學校開始設置碩士學位。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讀到新聞報道，專家指出，踢正步有礙健康，減損戰力，「踢正步的過程中，腳後跟經常猛烈著地，在醫學上確實有傷及腦部之虞。世界上踢正步的國家早已不多，美、英部隊不踢正步，軍力一樣強大。國軍踢正步應系沿襲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新陸軍，日本則學步自德國普魯士軍人。戰後的德國已不踢正步了。」老天爺！專家的發現往往是生活經驗和常識的學術化，我懷疑，除了踢正步以外，訓練立正姿勢也「有礙健康、減損戰力」，我們有許多人「立正」時昏倒在操場裡。而且我懷疑，後來內戰正式開打，國軍坐困孤城，死而後已，正是「立正」訓練的長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