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團不去北京，大家頗為失望，大概團部為了安撫軍心，頒下一套說辭，各位班長異口同聲告訴我們，六團此行由西京長安出發，先到南京，再到以前滿洲國的新京長春，一共是三個京城，北京去不去又有什麼關係？
陝西本土生長的新兵，偷偷地問我西京到新京有多遠。我說不知道。今天我為了寫這篇文章，特地翻查資料，掌握了一些里程數字，我們由陝西寶雞出發，由寶雞到西安，一七三公里。由西安到徐州，八六○公里。由徐州到南京，三四六公里。由南京到上海，三○九公里。然後海軍把我們運送到葫蘆島，一三八四公里（七四七海里）。由葫蘆島到瀋陽，二九三公里。瀋陽到長春，三○五公里。一共是三千六百七十公里。
那時，我們渴望和平。到了南京，第一件事情是看報，隊伍入城，我沿街向賣報的報童買了幾份日報，沒想到買報這麼方便！進了營房，全身披掛未卸，站在窗下打開報紙，恍如與世界重逢，心情激動。那時東北是世界注目的焦點，報上說，國軍收復瀋陽之北的重鎮四平街，考其時為五月十九日。國軍繼續向北推進，佔領長春，那是五月二十二日。這一段時間，史家稱為東北國軍的巔峰期。二十三日，國民政府蔣主席飛瀋陽視察，那時我有個可笑的想法：你怎麼不等我們到了瀋陽再去視察？我們是你的禁衛軍、是你的內層保障啊！六月六日，蔣氏對東北國軍下達停戰令，我們已在上海。我們在南京逗留的時間，大致可以推算出來。
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佔領東北，蘇軍撤退時把東北移交給共軍，國軍接收東北，事實上就是與共軍作戰。我關心東北，那是我即將前往的地方。我關心山東，那是我的故鄉。抗戰勝利，日軍退走，山東百分之九十的面積、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由中共控制。一九四三年，蔣氏判斷錯誤，下令撤回駐在山東敵後的國軍，實際上放棄了山東，他並未料到一年以後日本投降。國軍接收東北，陸路難通，必須聚集在北越的海防等美國軍艦接運，有人怪他從溫暖的昆明調軍到嚴寒的東北作戰，兩地氣候差別太大，官兵難以適應，可是他有什麼選擇？運兵的航線繞過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也就是經過南海、東海、黃海入渤海灣，路程到底有多遠，我一時沒法計算。若不是盟軍指定中國接收北越，給了這麼一個出海口，國軍也許悶死在崇山峻嶺裡。可是共軍由山東半島出渤海到營口，二一七海里（四○二公里），到大連，八十九海里（一六五公里），共軍坐帆船接收東北，搶在國軍前頭。
我從報紙上看見蔣氏決心糾正他的過失，他以徐州為中心，部署大軍四十六萬人，準備向北、向東逐步壓縮，打通山東境內的津浦路段。他先派李延年接收，後派王耀武去統領山東軍政（老校長李仙洲在哪裡呢？）準備以濟南為中心向東推進，青島的守軍向西推進，協力打通膠濟鐵路。戰雲密佈，只待一聲霹靂。
那時關內關外，每當共軍受挫、國軍得手的時候，也就是和平的呼聲很高的時候，左派的媒體，中立的賢達，純真的學人，平時有各種分歧，卻在這一點上異口同聲，他們奔走呼號，痛陳中國人民在戰爭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國民政府大幅度讓步謀和，表現了驚人的執著和熱情。他們坦率大膽，指著鼻子罵人，抗戰八年，幾時見過這般不留情面的言論，簡直讓我慌了手腳，即使是汪精衛政府指責重慶政府，也比這些文章客氣三分。（兩年半以後，李宗仁主政，向共產黨求和，這些人卻全部保持沉默，並未對中共提出類似的要求。）
想出現和平，需要雙方罷手，想雙方罷手，需要有人調停，美國總統杜魯門派來的特使馬歇爾將軍已在中國辛苦工作了半年。馬營聽訓，朱連長幾次提到「馬帥」，這馬帥是個「嗎帥？」（什麼帥）他沒細說。人到南京，耳聰目明，馬帥者，馬歇爾元帥也，他是美國的五星上將，大戰中擔任陸軍參謀長，有運用組織和談判的才能，長於協調各方面的力量，「化不可能為可能」，增加勝算。他又是一位戰略家，運籌帷幄，高瞻遠矚，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倚為左右手。盟國對他的尊敬，美國民眾對他的信賴，都可以用「極高」來形容。所以杜魯門總統任命他做特使，調停國共衝突。
半年來，馬帥的工作並沒有多大進展，他壓迫國民黨讓步，換取中共的信任，所以國民黨人不喜歡他。他又執行美國的政策，協助國民政府接收日軍佔領過的淪陷區，所以共產黨人也不喜歡他。自古「調人」總是兩面招怨，馬歇爾正陷入窘境。他首先要促成「停戰」，停戰先要「停火」，他希望國軍共軍都在原地按兵不動，誰也別惹誰，等待談判的結果。可是「衝突」仍然天天有，國共雙方搶先告狀，都說對方開火進攻，「停戰小組」派人調查，哪能查出真相來？何況戰線那麼長，發生衝突的地點那麼多，停戰小組的人員那麼少。
那時我暗中納悶：「停火」怎麼會那麼難？如果派出幾批人馬，把國共兩軍第一線的駐地畫成地圖，如果發生衝突，調查小組拿著地圖到出事地點去核對，是非曲直豈不立刻可以判明？這樣簡單有效的辦法，停戰小組怎會想不出來？這個問題我一直悶在心裡。
那時南京是首善之區，「名牌」報紙雜誌很多，《大公報》是一般讀者的首選，報道比較中立，新聞常有獨家。當然要看《中央日報》，抗戰八年，家鄉與後方隔絕，《中央日報》就是中央「公報」。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各地抗日游擊隊等待上級指示，某地官員拿出一份《中央日報》給游擊隊領袖看，上面寫的是游擊隊就地解散，那些打游擊的莊稼漢就消失了。「龔大炮」辦的《救國日報》反蘇反共，常以通欄破格的大字標題批評政府，聳動四方。《文匯報》格調近似《大公報》，但激昂慷慨有過之，雍容大方則不及，境界低一級，形象小一圈。也看《掃蕩報》（《和平日報》），我和它南京結緣，三年後覓食台北，竟有幸進了這家報館。
我也看《新民報》、《南京晚報》，覺得親切，後來知道他們是當地的民營報紙，力求貼近市民。我也看上海來的《申報》、《新聞報》，曾在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中屢次看到兩報的大名，有崇拜的心情。還有……我什麼報都看，唯有中共辦的《新華日報》，我不敢看，班長們對我整天看報已經側目而視，他們一向認為讀書看報的兵不可靠，如果我再看中共的機關報，他們將無法忍耐，我自己也覺得太過分了。
各家報紙立場不同，對同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說法，我覺得十分新奇。在後方，我只知道一個觀點，一種長短，對天下事只有一種看法，「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應該僅是家務小事，至於國家大事，應該有大是大非，而大是大非應該由政府宣示。借用今天流行的詞語，南京上海的報紙「顛覆」了、「解構」了我受的教育，那時我的確受到震撼。自此以後，我一直留在聚訟紛紜的社會中，沒有再回到「一言堂」下討生活。
八十年代，中共建立的共和國開放對美留學，我在紐約認識一位北京來的留學生，他看到紐約新聞文化界「一件事情、十種說詞」，深感苦惱，他又偏要自尋煩惱，到圖書館借出《明報月刊》十年來的合訂本，《七十年代》十年來的合訂本，挑燈夜讀，深入察看，直看得面黃肌瘦，意亂情迷。我是過來人，我把當年的心路歷程向他剖析一番，他說他得到很大的幫助。
我們在南京逗留，只是為了一件事：「謁陵」，登上孫中山先生的陵墓參觀致敬。那時復員的機構、來往的官員、過境的部隊都要「謁陵」表示對黨國的忠誠，事關意識形態，絕不可缺，大家掛號排隊，爭先恐後，管理陵園的官員也就有絕大的支配權，管你什麼人物，誰敢站在中山陵園的門口放一個屁，個個只有小心說話，我們讀歷史，都知道守護漢文帝陵墓的小軍官，如何侮慢李廣將軍。憲兵團一向自視甚高，想不到團部的公文無效，要憲兵司令部才行，少校團附拿了司令部的公文去交涉，人家不理，中校副團長出面，也不夠看，最後還是團長親自一行。那時流行一句話：「到了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錢少。」物換星移天不變，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這句話已經改成：「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錢少。」然後不斷有人增添，例如到了東北，才知道膽小，到了什麼地方才知道腎臟不好，等等。
逗留南京，我以為憲兵司令可能來校閱，或者什麼人可能來訓話，結果沒有。我打過游擊，見過中共練兵，他們每到一個新地方，總有人講述當地的民情風俗，定下官兵遵守的事項，憲兵並沒這樣做（我們進駐東北以後，知道開進東北的五個軍都沒這樣做）。中央大員忙著接收，營連官長忙著帶隊遊覽，我忙著看報。每天晚上，他們談論秦淮河、雨花台、玄武湖，我獨自咀嚼讀報的滋味。我脫隊讀報，沒人干涉，我把看過的報紙放在牆角，堆成厚厚一疊，今天回憶南京，馬上想到一疊報紙，這一疊報紙放在那裡，沒有任何人去翻動一下。
離開南京，到了上海，我「嗜報」到達高潮。從那時起，我養成看報的習慣，每天早晨沒有報紙在手，悵悵然若有所失。後來到台北，我乾脆進了報館，職業與興趣結合，實在是一大幸事。我曾追述我在上海讀報的經驗，寫成一篇散文：《舊時天氣，今日心情》。我一直認為，當你伸手買一份報紙的時候，你已花最少的錢買到最多的東西。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某公司正在推銷百科全書，廣告說，你只要花六分錢就可以買一條知識。我立時想起，報紙讀者只要花一分錢，就可以買六條資訊。我在勸人讀報的時候說，「一天開門八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報紙。」
儘管我讀報那麼專心，儘管我讀了那麼多報紙，仍有許多事情我不知道。我難以想像，故鄉蘭陵成為中共的重要據點，臨時設置了蘭陵縣。我知道國軍沿蘇北運河向北佈防，並不知道他們攻入蘭陵。我不知道中共從游擊隊手中奪取臨沂縣城，史家說，中共從此停止鄉村游擊戰，開始正面進攻城市。我也不知道，中共在臨沂設置山東省人民政府，召開「山東軍區黨政軍領導幹部會議」，陳毅在臨沂嚴肅地批評了中共幹部的「天下太平思想」，他反對「解甲歸田」，宣稱「自古只有打出來的江山」。我看報只知道中共呼籲和平，高音蓋過一切。
我完全不知道母親已經一病不起，時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那時日軍投降撤走，中共的老五團過境，中共地方黨政幹部進駐，管制工作開始，鬥爭尚未著手。她老人家素有腸胃痼疾，最後病發時，蘭陵一帶只有中醫，沒有中藥，醫師開出來的藥方，藥店無法配齊。我也不知道，父親本來決心留在家鄉做順民，他知道逃到外地無法生活，可是他是沒落的地主，他讀過專科學校，他曾經是孫傳芳的幕僚，他參加過國民政府遙控的抗日游擊隊，他有一個兒子當憲兵，他有一個弟弟是炮兵上校，中共革命，他沒有生存的空間。
起初，工作人員對我家還算寬容，稱讚我母親同情窮人，經常施捨，幹部組織群眾掃街，也因為我家沒有勞動力，予以豁免。後來瞭解，這是拉攏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一個月後，他們突然拘捕父親，解往蘭陵鎮北的卞莊鎮關押。他已升高為主要敵人。
父親羈押期間，任何人不得探視，堂弟東才幾番送去衣服食物，也沒到父親手中。幹部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對父親的素行展開細密的調查，鄉人都說他沒有劣跡，只好放他回家，這是中共的民主作風。後來瞭解，中共的調查其實是對群眾的教育，勸說鄉親依靠人民，鼓勵他們站穩立場，大義滅親，為下次的拘捕審訊做準備，這是中共的專政原則。父親細密謹慎，他在多次疲勞審訊的問話中窺見中共的鴻圖遠略。
父親回到家中衰弱疲憊，說話用氣音，別人慰問，他只搖搖手，想像中他吃了苦。母親逝世，父親又遭拘押，十歲的弟弟和十二歲的妹妹由鄰家勉強照料，也受了很多苦。說到受苦，這並非開始，也不是結束，以後許多年，家人聚居台北，每個人的苦自己藏在心裡，誰也沒說，誰也沒問。當年母親臥病的日子，我在異鄉，十二歲的妹妹侍奉湯藥，清洗穢物，還要每天做兩頓飯，十指粗腫，後來見面，她沒叫一聲苦。多年來我們形成共識，不讓家人複述痛苦的遭遇，我們能想像，能體會，但是未必能互相承擔，每一個人所以受苦，對方多少是個因素，家庭是個奇怪的組織，如果不能互相增加幸福，那就要互相增加災難，我是長子，我知道自己要負最大責任。
隨著魯南戰局的發展，共軍退出蘭陵，國軍進入蘭陵。然後，隨著魯南戰局的發展，國軍又退出蘭陵。那天天氣炎熱，父親帶著弟弟、妹妹到大門外路旁邊乘涼，看見國軍大隊出行，好像撤退的樣子。他上前向一位「老總」求證，那時國軍保密訓練不足，「老總」對他說了實話，父親當機立斷，左手拉起他的小兒子，右手牽著他的小女兒，緊緊跟在國軍的隊伍走出去，他老人家一生謹慎周密，唯恐國軍前腳走出，共軍後腳進來，中間不留空隙，他也唯恐國軍出城以後，中共地下人員緊閉城門，禁止出入，機不可失，他沒有回到深宅大院裡去多拿一件衣服。這時候，母親已經逝世了，當父親被捕的時候，母親就已經離開人間，她沒受到種種試煉，上帝釋放了她，她釋放了丈夫和兒女。
這一老兩小徒步來到徐州，夜色昏黑，想到繼祖母處落腳，五叔給繼祖母租了房子，留下生活費用。繼祖母總算讓他們進門，並不問他們吃過晚飯沒有，教他們睡在客廳的泥土地上。父親一夜未曾合眼，繼祖母在隔壁臥房裡也一夜沒有住口，她抽著旱煙，數落父親沒有出息。好不容易天亮了，這一老兩小倉皇辭出，流浪街頭。
天無絕人之路，他們也遇見天使。那時徐州鄉下有一個地主，托人找私塾老師教他兒子讀書，塾師住在他的家裡，由他供給三餐，沒有現金報酬。父親前往面談，要求子女同來，那地主勉強同意只帶一個女兒。無可奈何，父親另想辦法安置兒子，那時常有難民夫婦雙亡，教會收容遺下的孤兒，父親帶著弟弟前往，執事人員認為孩子還有父親，條件不合，後來知道孩子的母親是誰，破例答應。我母親支持蘭陵教會，接待四方傳道人無數，結下善緣。弟弟在收容所裡常常挨餓挨罵，夜間睡在地上，老鼠咬他的耳朵和腳指頭。這一段生活經驗，弟弟很久很久無法忘記。
依情理推想，父親終於斷然出走，想是因為外面還有一個兒子吧！對於他老人家，我僅是空中的一根游絲，卻也是他的一線希望，這根游絲也許能變成一根繩索，或者一個救生圈。也許真有心電感應，這根游絲由西北山區飄起，朝著他老人家飄來，稍一偏差，飄向東南沿海，在南京上空飄蕩，在上海上空飄蕩，又轉一個大彎兒，飄到瀋陽。飄來飄去，還只是一根游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