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日本軍人繳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國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僑，中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機構管理他們，這個機構的名稱，今人說法分歧，我記得我看見的招牌是「日僑俘管理處」。僑俘兩個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時「中國本部」（不包括東北和台灣）有日俘一百二十八萬三千多人，日僑約八十萬人，中國政府要把他們送回日本，當時稱為「遣俘」和「遣僑」。那時「中國本部」使用廣州、上海、秦皇島、青島等十三個港口進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資料顯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萬人，日僑約六十萬人。我們逗留京滬時，遣送工作還沒有結束。
國際通例，戰勝國有權使用戰俘的勞力。我們到南京時，看見日俘正在揮汗修路，江灣新建的機場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繼續施工。多年後，美國好萊塢拍了一部有名的電影：《桂河大橋》，演出英軍戰俘修橋的故事。雖然做了俘虜，為敵人修橋，那個英軍上校還是很興奮，他說，身為軍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壞工作，難得有機會建設，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軍攻打中國，一槍一個洞，一彈一個坑，留下無數斷橋殘壁，徵用他們出力建設，也是一種教育。
有一天，我去看他們修路，皇軍一變而為苦力，也是千載難逢的景觀。那時機械器材缺乏，修路還是靠鍬和鎬，他們挖過許多戰壕掩體，操作十分熟練。動作比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鍬一鎬下去很確實，不敷衍了事，也沒看見有人擅自休息走動或抽煙喝水。軍官帶隊督工，工地狹長，他不停地走動察看。盟軍規定，日俘遇見戰勝國的軍人，不論對方階級高低，都要敬禮，而對方不必還禮（這是長官唯一叮囑過的注意事項）。乖乖，他向我敬禮的時候，我還真覺得如在夢中。下次再去，我到馬路對面遠遠地看，躲著他。連上有個班長，他每天故意走過工地，每天享受一個敬禮，大日本皇軍的軍官，動作敏捷，姿勢正確，從未違背盟軍的規定。我聽見有人笑那班長無聊，那班長說，「抗戰八年，除了這個，咱們還能撈到什麼？」他每天計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禮，到瀋陽後，我聽他數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灣看日俘修機場，那裡參加勞動的人數多，一片黃塵中黃螞蟻成群蠕動，乍見之下，產生錯覺，還以為他們構築工事，包圍上海。我看見他們整隊歸營，儘管鞋襪破舊，軍服骯髒，他們的隊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視，無人交頭接耳。官長的軍服上業已卸除那些顯示階級尊嚴的佩件，外形和他們一樣狼狽，同時也失去了關乎他們生死榮辱的權力，可是他們對長官的尊敬服從絲毫未減。那時怎麼也沒料到，兩年零十一個月後，我狼狽奔往江灣，由江灣逃出大陸。
聽說上海的慈善機構想捐一批鞋襪給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說日俘決心給京滬人士留下「去思」，他們辦到了，報紙雜誌不斷有人稱道他們。據說他們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課，紀律嚴整。據說投降後照常整理內務，被服裝具一絲不苟。據說繳槍之前把槍擦得乾乾淨淨。據說他們登船回國，秩序井然，無人搶佔好位子，而且讓婦孺優先。他們的財物都得留下，只准帶很少的錢、很少的隨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現款，一隻手錶，一隻自來水筆。憲兵檢查嚴格，據說他們無人違反規定。
不久，我們走海路赴東北，葫蘆島登岸，正是夕陽西下，我看見許多日本僑民在碼頭上排成隊伍，接受檢查，老人彎著腰，排在最前面，然後是婦女，牽著小孩子，最後才是青壯男子。隊伍很長，沒有聲音，圖畫中才有那樣的沉默，只聽見海浪拍打堤防，連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輪船等著送他們回國，記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殼油漆斑駁，我當時有一個念頭閃過：如果海上起了大風大浪，這樣一艘船能把他們平安送到日本嗎？
「可怕的日本人」！京滬的論客如此判斷，他們借小報一角，談日本軍人在硫磺島上的壯烈，談日本僑民在塞班島上的壯烈，談「自殺飛機」在空中的壯烈。我今天重讀關於「神風特攻隊」的記述，兩千五百一十九個日本青年，志願獻身，他們駕著特製的小飛機，帶著重磅炸彈，全速衝向美國軍艦，粉身碎骨。他們炸沉了普林斯頓航空母艦、懷特普來恩斯航空母艦，以及其他軍艦。美國的生產力雄厚龐大，馬上可以補充損失，日本的自殺飛機卻用光了。無論神風隊如何英勇，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仍然節節敗退，亡國的命運注定，神風戰術不能挽回。最後，執行此一戰術的日本第五海軍航空司令宇垣，親自登上自殺飛機出動攻擊；發明此一戰術的海軍參謀長大西切腹自殺，他留下遺書，對英勇犧牲的神風隊員道謝，對那些隊員的家屬道歉。
日本政府欺騙了日本青年，執行騙術的將領過於「入戲」，「入乎其中」而無法「出乎其外」，跟著假戲真做了。但是我至今不能認定這是中肯的論斷，無論如何，日本軍人的品質是優秀的，日本政府浪費了他們。無論如何，政略錯誤不能由軍人用投降叛變來糾正。戰地軍官，軍權至高，當地司令官以通敵和作戰不力之類的罪名殺了多少人！結果高級將領以千萬士兵做投降的資本，換一個新官位，他的部下經過改編整訓，槍口換個方向，不是死在這個戰場上，就是死在那個戰場上，無論如何我不能承認這樣的軍人「優於」那樣的軍人。
然而那樣的軍人的確可怕。抗戰時期，我們都熟知兵學家蔣百里的名言，他說日本盛產清酒、櫻花和鯉魚，這三樣東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沒有後勁，象徵日本的國力難以為繼；櫻花突然滿樹盛開，也一夜敗落乾淨，象徵日本的國運無常；廚師烹魚前，鯉魚躺在砧板上不動，象徵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廠再造；櫻花謝盡了，明年重開；鯉魚死了，來世輪迴。京滬論客高分貝呼喝，教人莫唱《何日君再來》。
投降，日本軍人一萬個不甘心，閒言閒語很多。中國政府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飛南京「受降」，日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呈遞降書，兩人留下歷史性鏡頭。我乍見那張照片時，覺得什麼地方不對勁，看了幾十年，終於看出眉目來，那位降將雙手送出「那張紙」時，紙離桌面太近，太低，「那張紙」也沒過桌面的中線，何大將得伸長胳臂俯著上身接過來，「降將」有機心，何上將恐怕是有些慌張。單就那授受片刻而論，日本沒輸。
然而一般軍人也的確可憐，無論精神上、物質上他們都貧無立錐，戰爭耗盡了日本的一切資源，「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他們回去連食物也沒有。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強姦過中國婦女，此人的妻女正在賣淫；如果此人放火燒掉中國人的房子，此人的祖居已被燒夷彈或原子彈化為灰燼；如果此人用他的東洋皮靴踢過中國人的孩子，中國學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即使此人從未搶過中國人的東西，他的家已遭中國遊民侵入，喜歡什麼拿什麼，「你們從中國人家裡搶來的、我們收回。」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國讀書人，中國學生打日本教師也形成一時風氣。
東北人性情剛烈，屬於「北方之強」，那時他們遠在「化外」，沒聽見「以德報怨」的廣播，「恩仇不報非君子」，動手殺死許多日俘。多少日俘日僑被飛機炸死，被老百姓殺死，衣服被人扒光凍死，多少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療，也是一死，還有不少人自殺而死。死神一次一次篩選，最後大難不死，再回到日本去受罪。現在讀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書中有許多見證，跟我當初聽到的傳聞八九不離十。
天皇下詔投降，教他們「不能忍者忍之，不能受者受之」，可憐天皇哪裡知道個中隱痛辛酸。「忍」能維持自尊，也許這是日本人的特點，但是也只有在中國人手中辦得到，或許可以說，這才是中國給他們的特惠。「南京大屠殺」一筆賬，算來算去算到日軍將領谷壽夫頭上，他是第六師團長，一九四五年進佔南京。中國法庭審判他，他十分莊重地說，他不知道有大屠殺，他從未下過那樣的命令，但是他說，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樣做了，他有責任，他願意負起責任。聲調沉穩，要言不煩。中國法庭殺了他，「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大體上說，盟國法庭殺戰犯，僅僅殺了他們的肉體，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幽魂早在日本復活。任何國家都得有國魂，日本打造國魂，「二戰」戰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十四名甲級戰犯的靈位移到靖國神社、日本的忠烈祠。二○○一年盂蘭盆假期，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他說，那些戰犯在艱難歲月中懷著對祖國未來的信念，血灑疆場，英靈不泯。
我們到了瀋陽，聽到蘇聯軍隊干的壞事。姦淫擄掠的事容後再談，單說對待俘虜，斯大林把二十八萬日俘運往西伯利亞做苦工，飢寒交迫，勞動量很大，估計他們以青壯之年憔悴而死，斯大林殺了他們的身體，也殺了他們的靈魂。一九五○年，蘇聯把「在中國犯罪」的日本戰犯交給中共，其中包括在山東執行「三光」政策的日軍第五十九師團中將師團長籐田茂，關東軍製造細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隊支隊長神厚秀夫。日軍投降時，中共力主嚴懲戰犯，一朝戰犯在手，個個從輕發落。中共只是殺了他們的靈魂。
日本關東軍大約有十萬人不願投降，拋棄妻子兒女，遁入長白山中，再也沒有出來。長白山區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氣溫經常在攝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們沒有生存的條件。奇怪的是沒有人逃回來，估計最後的結局是集體自殺，而且是少數人控制多數人強迫自殺。他們的妻女擔當另一種角色。那時國民政府船只有限，東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後，我到瀋陽時，馬路兩側日僑擺了許多地攤，出售他們帶不走的東西，維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鋼琴沙發，小件如玩偶花瓶，雖說家產充公，當局並未禁止。那些專售「小件」物品的地攤最有看頭，日本文化琳琅滿目，地攤後面幾乎清一色的「跪」著一個女子，絕對沒有男孩子出現，只有他的母親或姐姐，她們給「男子」留面子。她低著頭，雙目下垂，並不真正照顧她的貨物，任憑顧客自動取貨，自動照標價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沒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關內來的中國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臉蛋兒，強迫她抬起臉來，她的反應是「三不」：不合作，不掙扎，不出聲。
那時還有日本女子沿街叫賣自己製作的食物，據說她們都是日本官員的女兒。日本女子也在街頭搭建臨時的小木屋賣酒，拉起白布條做成的廣告，中年婦女炒菜，少女擔任招待，二十歲模樣的少女，穿著和服，站在櫃檯裡面，端出鹹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滿。顧客多半是東北的工人或馬車伕，這些粗魯的男人乘其不備出手突襲，摸她們的胸脯，或者揪住頭髮吻她們的臉，她們都能說漢語，可是沒有抗議爭吵，也不流淚，默默地承受一切。
資料顯示，東北地區有日僑一百三十萬人。瀋陽一地大約有二十萬人，其中婦女佔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來的營妓舞女。東北遣送日俘日僑進度較慢，李修業在《遣送東北日僑俘的回憶》中說，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畢。所以我們還有機會見到許多、聽到許多。
日本佔領東北後，向東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經營東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權分子，一聲投降，全成了擱在沙灘上的魚。那時她們非常恐懼，她們熟知日軍在中國造了什麼樣的孽，伸長了脖子等待中國軍人的屠刀。她們為丈夫乞命，為子女乞命，為自己乞命，既而發現中國男人所要的不過如此。她們也弄不清楚眼前這個中國人誰有多大權限、誰能發揮多少影響力，她們完全順從「中介人」的擺佈。所謂中介人，主要的是日僑管理所的中國幹部，各方「權勢」向他們要女人，他們晚間把年輕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瀋陽外圍某市的市長，每夜換一個日本女子侍寢，他向人誇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個日本女子，自稱民族英雄。管理日僑俘的處長和他所屬的許多所長，都由當地黨政要員兼任，他們從來不把這項兼職寫在履歷表上，他們的傳記和墓誌銘誇盡當年勇，從未提起管理日俘這一段。
「淫媒」之類的人物也應運而生。我有一位本族的長輩，他在關內工作，因業務需要，經常往來瀋陽，為起居方便，他在瀋陽市買了一幢日式房屋，他若不來瀋陽，房子就由他軍中的密友們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訴我，許多上校、少將級的人物輪流在那幢房子裡宿夜，年老的日本婦女晚上送年輕的日本女子來，那些軍官喝酒的節目也省了，有時一個人睡人家兩個，有時兩個人睡人家一個。關於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以後還有故事可講。
美色也是階級，漂亮女子總是歸官位高的人，門當戶對。聰明的美女也總是趕快找一個「英雄」獻身，受他的保護，免得再去伺候一個一個「人下人」。那年代，女囚收監以後，倘若無背景而有姿色，很可能由典獄長之類的人物召去陪睡，若是不從，她就會落進那些看守員的手裡，他們輪流縱慾，使她悔不當初。日本女子毫不遲疑接受了她們的命運，而且竭力減少了損害。
據說在床上，日本女子委屈迎合，那一份從裡到外徹底奉獻，才真是「無條件投降」。而且她們穿著華美的和服來，脫掉和服，裡面並沒有內衣，男人的這份驕傲和享受，也許只有皇帝召幸後宮嬪妃才可以得到。日本男人太剛，幸虧日本女人來補救，戰勝國的男人嘗過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後，對這個戰敗國有寬恕心。
後來我到台灣，結識了一位劇作家，他當年在軍中做政工，他的部隊第一批出關，進佔瀋陽。他的官階雖然低，卻也有一段醇酒婦人的日子，他說，他們當時的口頭禪是「以個人幸福慶祝抗戰勝利」。他胸中有許多日僑女子的故事，但是沒來得及寫出來。
我從他那裡知道，日本的少婦和少女，裝束有別，他們找來的都是少婦，上了床才發現是少女。他們納悶：向來只見少婦冒充少女，何曾聽說「反串」？後來明白了，日本少女認為貞操神聖，婦人就沒那麼嚴重，她以少婦裝扮保留自尊心，同時她也表示大割大捨，沒有什麼「過渡」。那時中國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鴇常以中國女子冒充。有經驗的嫖客說，識別真偽很容易，你把手伸進女孩子的衣服裡，撫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溫暖柔軟，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國人。面對橫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學，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線。日本女子掛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擔當罪孽。
動盪之世，「每一個維持尊嚴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犧牲尊嚴的女人。」日本男人虧欠中國人，中國男人虧欠日本女人。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美色，正如並不是每一個男人都有權勢，雙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連我們的幾個班長都沒留空白，他們總是白天外出，匆匆趕回來參加晚點名，一臉酒色財氣，連長訓話，要求大家「節制」。後來知道，美軍佔領日本以後，日本女子為美軍官兵佈置溫柔鄉，賺外匯，也爭取美國對日本的同情。美國記者發出報道：「東京的婦女大半是妓女。」中國記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犧牲肉身，圖利本國。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台灣企業家許文龍舊話重提，他稱讚日本女人犧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