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報紙的文學副刊，那年代，一家報紙要有文學副刊才算是一張大報。副刊展露報人的心胸識見，他除了理性，還有美感；除了算盤，還有胡琴；除了店面，還有花園；除了現實，還有想像；除了功利，還有性情。
一步踏進瀋陽，我就打聽哪一家報辦得好。有人推崇《中蘇日報》，那時中蘇訂立友好條約，隨著這個條約產生了中蘇友好協會、中蘇聯誼社，我沒法喜歡那個條約，也就沒法喜歡那些戴著「中蘇」帽子的招牌。我買到《新報》、《和平日報》，以非常勉強的心情順手也買了一份《中蘇日報》，沒想到它的社論十分出色，雖有官方背景，卻勇於批評官方的缺失。《新報》偏重本市新聞，活潑親切，類似今天的社區報，版面上常有熟悉的身影晃動，它在本市擁有大量讀者。《和平日報》只有一大張，副刊和文藝週刊齊全，令我感動。不久，《中蘇日報》停刊，中蘇友好協會銷聲匿跡，象徵中蘇蜜月結束，瀋陽《中央日報》繼之出現，重視副刊一向是《中央日報》的傳統。
我開始投稿，決定以字海戰術向三報猛攻。各報都有徵文啟事，都要求投稿者使用「五百字稿紙」。我在陝西投稿，文章寫在白紙上，每行沒有一定的字數，每頁沒有一定的行數，根本不知道有所謂稿紙。我連跑幾家書店，他們拿出來的是「原稿紙」，我以為原稿紙不是稿紙，而且每張只能寫四百字，跟徵稿啟事的規定不合，沒敢買。我在書店裡看見艾思奇的 《大眾哲學》，站在書架前面讀了十幾頁，他用階級鬥爭的觀點籠統解釋社會關係，痛快淋漓。起初我以為這本書是遊戲筆墨，近似李宗吾的《厚黑學》，繼而一想，艾思奇也許是個俄國人？我做夢也沒想到它會是立國的大經大法。我又看見書架上有一本《牡丹亭》，打開一看，裡面是中共中央的許多決議和文告，我想一定是裝訂錯誤，並未發覺是中共宣傳品瞞人耳目。
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要限定五百字稿紙，若說計算字數方便，四百字或六百字效用也是一樣。我用複寫紙自己製作五百字稿紙，那時連隊沒有油印機，我並未想到編輯的「第一印象」重要，他一看稿紙，就知道你是毫無經驗的新手，文章必然青澀幼稚，懶得再花工夫審閱。多年後我看見第一次投稿的人先印自己的專用稿紙，儼然名家，他們比我聰明。
字海攻勢並不順利。我把「出潼關」的經過寫成散文，投給《中蘇日報》，文章還沒登出來，《中蘇日報》就停刊了。我寫南京令我失望，小學教科書告訴我，浦口過江到南京有「輪渡」，人可以坐在火車上不動，我們還是下車換船。老師說，中山先生的遺體經過防腐處理，放在玻璃棺裡供人瞻仰，我們看見的是仰臥的石像，腿部的褲管粗直僵硬，相當「難看」。我把文章投給瀋陽《中央日報》，我並不知道報紙有立場背景，《中央日報》豈能任你非議首都？我也寫出我對上海的印象投給《和平日報》，兩篇文章都如石沉大海。那時似乎各報都不退稿，我也不知道甲報不用的稿子可以改投乙報，文章像箭一樣射出去，一根箭只射一次，我只有加緊造箭。
經過一番觀摩和琢磨，我發現關外的報紙愛登關外的事情，關內似乎太遙遠了。後來知道報紙的內容講求「鄰近性」，我那時無師自通，心誠則靈，立刻改換題材，寫我最熟悉的鐵西區。我說雪降瀋陽，鐵西區的空氣冰冷如鐵，因為區內遍佈停了工的工廠，房屋空洞高大，外牆堅硬，入夜以後相當恐怖。我說公共汽車的車掌小妹妹嗓音清亮，她本來逐站呼告站名，興工街、篤工街、勵工街、勸工街喚醒國人重視工業，現在怎麼保持沉默、寂然無聲？《新報》採用了這篇文章。
我滿心興奮，立刻再寫一篇，我寫鐵西區的戲院。這時候，瀋陽的軍紀漸漸變壞了，軍人看白戲，塞滿了電影院，一般觀眾裹足不前。依照規定，軍人要買半票，他們硬要無票入場。戲院老闆有幽默感，他說這些軍人也有票，第一是搖頭票，你向他收票，他搖搖頭，進去了。第二是挺胸票，你向他收票，他胸脯一挺，進去了。第三是瞪眼票，你向他收票，他朝你瞪眼，進去了。那時軍人幾乎個個抽煙，劇場中香火鼎盛，數不清縷縷青煙裊裊上升，熄燈後，黑暗中，只見星星點點無數暗紅色的煙蒂搖晃，舞台旁邊豎著一面玻璃箱形的告示牌，兩個朱紅大字「禁煙」，煙霧太濃，兩個字也模糊了。於是咳嗽聲起起落落，吐痰的聲音也相繼不絕。這篇文章《新報》也採用了。
但是稿費無蹤無影。我投稿全用筆名，而且寫一篇文章換一個筆名，避免以憲兵身份現形，久等心焦，沒奈何，只得到報社查詢。這才知道副刊主編是報社的客卿，並不按時上班，經人指點去找另一個部門。這才知道報社並沒有「稿費通知單」一類玩意兒，作者要帶著剪報上門申請，報社把採用外稿照「交貨、驗收、付款」總務三部曲辦理。我沒帶剪報，承辦人見我穿著軍服，特別通融，自己打開存報找我的文章。他抬起頭來對我說：「你的文章登在新聞版，新聞是沒稿費的。」我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把我當成各機關的新聞發佈員了。五年以後，我知道新聞版的特寫、邊欄仍然有稿費，若是外稿，報社裡可能有人把稿費吃掉，通常以新聞版的編輯嫌疑最大。五十年代初期台灣也有吃稿費的主編，那時大家都窮。
我沒有灰心的權利，我繼續寫。經一事、長一智，我在投稿信的信封上鄭重寫明副刊編輯室。後來我知道，你若只寫某某報社，你的稿子八成進了社長室，你若只寫編輯部，你的稿子八成擺在總編輯的辦公桌上，先失地利，後失人和，結果凶多吉少。文稿必須交到副刊主編手上，無論如何，他替作者想得多一些。
我喜歡《中央日報》的副刊，向她投稿，連續五次都告失敗。有一天，我經過瀋陽市的萬泉公園，看見滿池白色的荷花，我們常常把荷花蓮花混為一談，傳說菩薩坐在蓮台上，我想安得每朵花上有一位菩薩，普遍拯救人世的劫難。那時中共銳意經營松花江北，它在魯南蘇北怎樣做，也在東北怎樣做。我「不點名」地寫了蘇北難民的處境，居然登出來了！我在南京欺騙蘇北難民，答應為他們在《中央日報》上發表文章，算是有了補救。到底《中央日報》有規模，我第一次看見稿費通知單，輾轉把玩，終身難忘。
我遲遲未能進入《和平日報》的「和平花園」，直到有一天，我想起國軍青年軍二○七師，那時這一師人馬駐在瀋陽附近的撫順。一九四四年十萬知識青年從軍，我們有些同學編入二○七師，抗戰勝利，青年軍復員，二○七師全體官兵志願留營，所以這些老同學也都來到東北。他們都升了官，軍官有軍官的樣子，不過也還有許多人到連隊探望我們。我把這些人從軍的悲壯、留營的慷慨寫成文章，投給瀋陽《和平日報》副刊，順利刊出，也領到稿費。現在回想，《和平日報》前身是軍報，我寫軍人的正面形象，副刊主編愛屋及烏。文章的命運往往由文學以外的因素左右，可惜我沒及早參透這個道理。
「該來的終於要來」，瀋陽外圍作戰連連失利，市區也出現了難民。電影院裡，難民家庭的小女孩向觀眾兜售香煙瓜子，看到她，我想起自己的妹妹。她把貨品擺在籮筐裡，穿一根布條掛在脖子上，兩手把籮筐端平了，彷彿流亡學生使用寫字板的樣子。電影放映時，她在座位和座位之間的通道上慢慢後退，眼睛左右掃瞄觀眾的臉色，整天吸濃濃的二手煙，尋求顧主。座上全是軍人，而且大半是傷兵，他們並非為了看戲，他們來享受冷氣或暖氣，戲散人不散，由中午坐到晚上，修心養性。那時瀋陽警備司令部也曾想加以整飭，一面安排各戲院星期天辦理免費勞軍，一面通令各部隊，除了星期天以外，禁止官兵「任意外出」。可是有什麼用？戲院的憲警彈壓席漸漸變成令我良心不安的地方，「該來的終於要來」，有一天，賣煙的小女孩向我哭訴，常有一隻手伸過來突然抓走她的香煙瓜子，看不清是誰的手，只看見軍服的袖子。那時電影院裡光線極黑，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那樣黑，一個女孩子不能和一個男孩子去看電影，人言可畏，除非你馬上要嫁給他。我完全沒有辦法處理小女孩的投訴，只能朝她的籮筐裡放一張鈔票，她拒絕我的安慰，擦著眼淚離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件事寫成文章。
瀋陽冬天寒冷，家家燒煤取暖，常見煤灰堆積在空曠之處，隆起如丘陵。難民家庭的小男孩圍著灰堆挖掘，尋找尚未完全燃燒的煤核兒回家使用，個個小手凍得又紅又腫，看見他們，我想起自己的弟弟。煤從撫順運來，常有整車整車的煤停在鐵軌上等待卸運，無頂車廂的底部往往有縫隙，煤屑漏下來，落在鐵軌上，踏雪尋「煤」的孩子鑽到車廂底下去，一撮一撮抓起來，一粒一粒捏起來。鐵路警察看見了，抬起皮靴踢他們，身材大些的孩子，他踢屁股，身材小些的孩子，他踢腿肚子。我問警察，煤屑落地以後，你們不可能再收拾起來，何不由這些個孩子去打掃？警察告訴我，司機開動列車時，可能忘了從車尾到車頭察看一遍，鐵輪滾動，這些孩子就沒命了。那麼把他們喊出來也就是了，何必狠狠地踢呢？警察憤憤地說，你不踢，他們不罷手，喊破喉嚨也枉然。我彷徨良久，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把這件事情寫出來。
稿費，我記得每千字東北流通券五元，可謂聊勝於無。我不嫌少，我寫一千字很容易，無論如何比「賣香煙的女孩」賺錢容易，對我父親來說，一塊錢也很重要，我不希求賺錢更容易的方法。那時槍決犯人大多由憲兵執行，有一位班長告訴我，現在團部人手不夠，我打靶的成績很好，足可勝任。他說每次出任務都有出差費，也都收到額外的紅包。我不假思索地立刻反射：我反對死刑。「為什麼反對？」我說法律常常改變，人死不能復生。「幹嗎還要他復生？」我說復生才能悔改。他睜大眼睛看我，像看一件從未見過的東西。事後我也奇怪，這反應對我沒經過大腦，好像別人搶著替我回答，也許有些東西藏在我的潛意識裡，忽然跳出來作怪。
他是一番好意，可是我非常傷心，原來別人對我的看法是如此，這就是別人預測我將來要走的路。我很久很久不能釋然，我太難過了，這個題材我無法處理。它的後續發展是，我以後真的反對死刑，我勤讀有關的新聞和論文。以後，今天槍斃銀元販子，明天准許銀元流通，昨天槍斃「通匪」的人，今天鼓勵交流訪問，我的感慨比人家深。
有一個故事一直盤桓胸中。抗戰時期，日軍佔領了華北，有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遲遲不能出嫁，她的父親對她說，現在優秀的男孩子不是去做漢奸，就是去當八路，都不能付託終身，我要等到抗戰勝利再為你擇婚，抗戰必勝，日本必敗，好日子很快就會來到。女兒每天在閨房裡刺繡，準備嫁衣。
果然，抗戰勝利了，女孩子也長成大姑娘，做了新娘，她的夫婿在國軍裡當連長，抗戰英雄，蔣委員長的學生，深受淪陷區人民的敬重。這位連長隨部隊出關，打過幾場硬仗，他忽然厭惡內戰，想回老家，但是「無錢莫還鄉，還鄉須斷腸」！他把妻子賣給瀋陽妓院的老鴇，籌措還鄉的資金，他老家還有妻子。
陷入火坑的女子寫信向憲兵隊求救，同時也寫信給父親，請父親帶錢來贖身。連長派我通知老鴇，在女子的父親來到瀋陽以前，不可強迫她接客，可是鴇母還是和她秘密訂下最後期限。
她的父親必須賣掉田地籌錢，農民都等著中共土改分田，沒有買主。後來國軍進攻，佔領了那一片土地，私產有了保障，才把田地脫手，可是時間已經拖延了半年之久。做父親的匆匆趕到瀋陽，首先問女兒失身了沒有，女兒說情勢不允許無限期拖下去，她業已真正墮落風塵。事已至此，這個父親認為不值得再花這麼大一筆錢，他竟帶著贖金獨自回家，據說他回到家鄉，買回田地，可是國軍忽然放棄那一片城鄉，成千上萬的難民擁入瀋陽，他一家也在其中。據說他身無分文，依賴那沒有贖回的女兒維持生存。
這個題材太複雜了，我沒有能力處理。
我並沒有把所有的生活經驗都寫成文章，許多材料留下來，我等待深度思考、完全的自由和成熟的技巧。瀋陽時代，我寫作的心態還沒完全離開作文簿，投稿是交卷，副刊主編是國文老師，文章登出來是傳閱給全班同學看。那時候，我把寫文章當做學習一門技能，也把個人的閱歷用文字傳達出來，社會需要這一個行業。那時文壇先進再三宣告，文章材料要向外開發，不要向內冥想，現實生活的驚險、曲折、詭異，絕對超過所謂天才作家的虛構。也好，我也沒有能力處理自己的感情，既不能以感情做文學的動力，也不能以文學做感情的結晶。
以今日之我觀昨日之我，報紙副刊只是文學的窗口，「從窗口爬進來的是賊」，我不是賊，也不是科班嫡傳。他們的窗是玻璃窗，透明，沒有上鎖，我很感激。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主編是誰，我知道《和平日報》社長是閻奉璋，《中蘇日報》和《中央日報》的社長都是余紀忠。余先生到台灣創辦《中國時報》，我有幸投入成為麾下一員，但我從未向他提到這一線因緣，他不喜歡人家提到東北。我搜集資料，找到《中蘇日報》長春特派員袁笑星寫的《長春三害》，有警察沒有憲兵，我很安慰。後來余先生到台北辦報，袁笑星做過一任總編輯。文史資料記述瀋陽學潮，也提到余先生在內部會議中反對軍隊鎮壓，力主勸導化解，那還是訓政時期，東北是戰地，他的身份是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難得能有這樣開明的見解！由瀋陽到台北，看來他對國事有一貫理念，我對他應該有更完整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