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期間，聯勤運補東北國軍，開支龐大，據說佔全國軍費的百分之四十。無數物資由上海運出，由秦皇島葫蘆島兩個港口運入，後來陸路交通斷絕，仰賴空運，仍然由葫蘆島運往錦州，由秦皇島運往天津，再由兩地空軍轉接。
軍糧運補的工作最繁重，《孫子兵法》：「軍無糧則亡。」但我從未想到軍糧運補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續繁複而不精確，每一道手續都有侵吞的機會。
第一步，運糧的輪船進港，起重機卸下米包，每次十包，臨時放在碼頭上。全船一共運來多少包，接糧的單位對「包數」要負責任。依照規定，准許有「船耗」，如果船艙漏水，一部分糧米潮濕霉壞，可以由船長出具證明，申請報廢。於是每一艘運糧船的船艙都進水，每一位船長也都願意證明，沒聽說哪位船長拒絕合作。為什麼每一艘輪船都會漏水？政府從未監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過磅，計算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糧的單位對「斤數」要負責任。俗語說，兩隻碗同樣大小，把滿滿一碗水倒進另一個空碗裡，不會仍然滿碗，依照規定，裝船時允許有損耗，卸船時也允許有損耗，按路程遠近定出百分比，於是每一船糧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軍米過磅以後，由碼頭工人背上火車。工人手裡拿著一支鐵鉤，先把鐵鉤插進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著一轉身，另一個工人兩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馱在背上，這時鐵鉤在麻袋上拉出縫隙，大米嘩啦嘩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掃乾淨，從地上掃起來的米仍是好米，可是依照規定，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時有進一步的損耗，兩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會有相當數量的「污染米」。工人為什麼一定要用那把鐵鉤？政府從未過問。
第四步，軍糧裝滿火車，再一節車廂一節車廂過「地磅」，地磅裝在鐵軌上，稱出整節車廂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我一直納悶，既要分包過磅，又要整廂過磅，這種設計有何必要？兩種重量的差距又將如何對待？這個秘密，我始終沒有窺破。
有時候，船上運來的是麵粉，麵粉只問多少袋，不問多少斤，因而受另外一種待遇。除了船艙漏水產生廢面以外，所有的麵粉立即運到本單位特設的倉庫，這個倉庫由老闆最信賴的軍官管理，最信賴的工人操作，我們一律不得走近。若是老闆調動，新老闆必定帶自己的人來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倉庫。
據說這個倉庫除了存放「廢米」，有一間密室，四壁光潔，地上鋪著細紋的蓆子。工人把一袋一袋麵粉放在蓆子上，用籐條抽打，麵粉從布袋纖維間飛出來，落在蓆子上，再掃起來，裝進空袋裡，由老闆待機支配。據說每一袋麵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規定，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訓練，瘦身後的一袋面仍然是一袋，交出去沒有困難。有一次，只有一次，我在二樓的辦公室憑窗下望，看見一個滿身雪白的工人經過，那天他一時怠忽，沒有卸裝就胡亂走動，算是讓我看到一個旁證。
每年一次或兩次，本單位依法處理「廢米」，照例由三家大糧行競標，上級派員全程監督。依照規定，派下來的官員階級一定要比我的老闆高，他和我的老闆必須沒有歷史關係，也沒有親戚關係。這些規定都沒有發生作用，他們雖然沒有歷史關係和親戚關係，他們卻像電影裡的黑幫人物，儘管素昧平生，只消一個手勢，一句暗號，立刻產生完全的默契。他們都熟悉音樂和舞步，可以一見鍾情，佳偶天成。高級首長派誰出來幹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個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給他機會找些外快，當時叫做「調劑調劑」，也許由他順便帶些油水回來分享。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關係超過同鄉同學同宗。
監督者先視察倉庫，他看見了「九千斤廢米」，他做市場調查，證明「底標」的價格合理，他親自主持開標，親眼看見得標的糧商把「九千斤廢米」運走，他負責證明這一切，千真萬確。但是事實上三家糧行共同接下這筆大生意，他們以低價買去六萬多斤好米，我們不眠不休，動員配合，完成表面作業。當年這叫「集體貪污」，今天稱為「共犯結構」，可以想像，偌大一筆糧款，絕非老闆可以獨佔，許多人都會有一份。
當時政府籌糧，多管齊下，公文中有採購、派購、攤購、配購、搶購、搜購等等字眼，可見籌糧之辛苦積極，也可見民力負荷之重，運補單位並未受到感動。政府對運補的損耗設想種種可能，也算十分體貼，運補人員反而受到鼓勵，渾水摸魚。防弊的規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一切如德國小說家茨威格所說，由軍糧處出發，有一條金線似的捷徑，直伸到銀行家和放高利貸的人。民間也有順口溜：「從糧（良）不如當倉（娼），當倉不如直接稅（睡）！」每年約有十艘萬噸級輪船前來卸糧，當局沒有絲毫檢討改進，我雖已放棄一切理想，仍不能甘心接受這樣的現實。
有一位唐中尉，老闆的小同鄉，他在十多位押運員中年齡最長。他在北洋政府時代當過憲兵，那時叫做陸軍警察隊，我倆有些共同語言。他偶爾找我聊天，他常說「吃紂王的飯不說紂王無道」。他說得對，可是我聽不進。老闆常說，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唐老說：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要具備智仁勇三德，才夠條件當老闆。他說得對，可是我也聽不進。他說：「我們每天犯法才活得下去，聯勤不犯法，不能運作；國民政府不犯法，不能存在。」我有時像歐幾里得，動輒認為「那是不合理的」，然而唐老說，那是「合宜」的，人間事合宜為要，合理次之。他說得對，奈何我總是聽不進！今天回想，那時人人疏遠我，只有唐老接近我，他是有心人。
有一天，他辦公桌上放了一堆舊子彈，他一個個用力擦拭。我問為什麼這樣做，他說，他押運重機槍子彈，賬目上短少一千發，上級催討，他還不出來，現在弄到幾百顆廢品，擦亮了，搪塞一下。這未免太荒唐了，子彈怎麼可以短少一千發，一旦短少，上級機關應該追查原因，怎麼可以要他賠，糧食可以賠，服裝可以賠，子彈教他怎麼賠！他的對策也奇怪，怎麼可以用廢品充數，接收的人難道是瞎子。我對唐老已經有感情，這些念頭都不在話下，衝口而出的是替他擔憂，我說，如果這些子彈發到某個連隊手中，如果他們作戰時不能射擊，陣地因此失守，如果事後檢討戰敗的原因，追究這批子彈的來源，唐老如何擔當得起？他說：「確實擔當不起，我現在是瞎子碰上小數點，一籌莫展。」唐老提出一個辦法，要我到軍械庫去找一位孫押運員，請他借給唐老一千顆子彈。是了，我有個「上校爺爺」主管軍械補給，唐老看上我這個背景。後來回想，他故意擦廢彈給我看，他是有心人。
一千發子彈，而且是重機槍子彈，說是借，根本沒法還，我認為孫押運員沒有這麼大的彈性，關說一定無成。誰知這個短小精悍的中尉一口答應，不過他說要我們那個主管軍械的何上尉出借據。我想，何上尉為什麼要欠這筆賬？他必然拒絕，豈知何上尉欣欣然對唐老說：「咱們兩人給他寫個條子。」結果是唐老以借方簽字，何上尉以證明人簽字，我做雙方的信使，子彈如數到手。
他怎麼會有那麼多子彈！他哪裡來的子彈！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唐老忽然變了臉，不理我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在他眼裡我只有這麼一丁點兒利用價值，難道我像一顆子彈，只能使用一次。這顆心正沒安頓處，消息傳來，孫押運員向我的「上校爺爺」討好，說是衝著我的面子借出去一千顆子彈，這些子彈是賬外余物，絕對與庫存無關。我以為我只是一個傳話的人，做夢也沒想到有這麼大影響力，「上校爺爺」認為我多管閒事。「上校爺爺」那裡我留下壞印象，唐老那裡我沒留下交情，孫押運員那裡反而欠了債。他們有心我無心，無心卻被有心惱。
這一段煩惱我久久不能忘記。並不是動機好就能把事情辦好，一顆好心可以受到各式各樣的利用。唐老從此緊閉雙唇，但是他說過的話收不回去，他說：「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至今令我拍案叫好。受他啟發，我長期思考貪污問題，貪污的確需要勇氣，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現在貪官污吏勇者不懼，我就是這麼幹，看你一個字能賺多少稿費！偶有貪官撤職，我都想送一副對聯：「三德智仁勇，一官歸去來。」
那時貪污是熱門話題，輿論界八音連彈，有人說，貪污是潮流，眾官不貪，一官難貪，眾官皆貪，一官難清。有人說，貪污是人性，貪污不能根絕，因為人性無法改變。有人說，貪污使人樂業，增進祥和氣氛。有人說，貪污使人效忠，凝聚向心力。有人說，國富則多貪，「寄主」肥壯，寄生蟲營養良好，貪污是好現象。我至今不能分辨誰說了正言，誰說了反話，誰在規勸，誰在諷刺。
遏息貪風，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要做到官吏「不能貪，不敢貪，不願貪，不必貪」，也就是制度足以預防，法律足以嚇阻，道德操守足以自約，薪俸足以維持合理的生活水準。看來面面俱到，實際上藥方很好，藥劑永遠配不齊。凡是文章做得太好，實行一定困難，但是好文章一定引人幻想，九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採用的生產方法奏效，但果然國富多貪，輿論又翻出這十二字真言來，唸唸有詞。
蔣介石本人是清廉的軍政領袖，但是「一二人心之所向」不能轉移社會風氣。那時國民政府治下，貪污的現象嚴重而普遍，政府則表現了驚人的寬容，由蔣主席到蔣總統，發表多少文告訓詞，似乎從未針對懲治貪污宣示決心，貪污大案發生了，他可曾「干涉司法」，指示徹查重判？他這一階段執政的特色是，未因操守問題殺一貪官，那時多少人罵他獨裁，看來他像是《紅樓夢》裡的晴雯，枉擔了虛名。他究竟是怎麼想的，沒人知道，也許得等到他的日記全部公開了，歷史學者才會給我們一個答案。但是他退守台灣以後十分注意官員的操守，他整飭聯勤的採購業務，他的第一家庭中有一位至親涉案，他強迫那人自殺，他的決心在中國近代史上再無二人。這時候我們應該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了。
毫無問題，秦葫港口司令何世禮操守高潔，他的父親是香港富豪，財產多，他本人的生活儉樸刻苦，花錢少。他因血統關係生有異相，小孩子看見他，叫喊「洋人來了」，雖然對方是孩子，他總是用中國話鄭重糾正：「我是中國人，不是洋人。」他的愛國心也不成問題。這人無論作戰還是辦補給都很認真，唯有對貪污問題漠然視之，他是坐汽車的大官，心中彷彿有個汽車哲學，做官如坐車，車是你的，開車坐車是我的事，修車換新車不是我的事。他雖然在英國美國受軍事教育，卻跟所謂正統嫡系沒有矛盾，他在孫立人之外顯示另一種可能。
那時代貪官的風險很小，可以說，「有所不為」的風險比「無所不為」的風險還要大。「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同事長官形成共識，大家有不成文的盟約，若是一個貪官倒下去、揭開來，所有的加盟者都成一網之魚，他們必須互相保證人人可以全身而退。也正因為如此，貪污的數目必須竭力擴大，他必須計算各方打點之後還能剩下多少，他必須籌劃怎樣使加盟者皆大歡喜，結果貪得越多越安全。這是第一道防線。
還有第二道防線。萬一官司上身，推給部下承擔，只要部下說一句「這是我幹的，上司不知道」，上級順水推舟，貪官金蟬脫殼。東方文化有「替死」的傳統，首長平時注意物色人選，以備不時之需。如果有一個年輕人，樸實率真，講忠講義，沒有才能見異思遷，有一點把柄可以掌握脅持，首長就拔擢這個人，把他放在他自己不能達到的位置，由他感恩圖報，火中取栗。如果首長該坐牢，他也該坐牢，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首長還可以照顧他的家小，供應他在獄中的需要，安排他出獄後的工作。我有時對著鏡子看自己，覺得我好像正是這樣一塊材料，所以對進退出處特別謹慎。
最大的恐懼是部下挺身檢舉，平時首長必須在維持尊嚴和安撫不馴之間取得平衡，這就增加了統馭的難度。倘若「常在河邊走，怎能不濕鞋」，法網恢恢，那就啟用第三道防線。沒什麼了不起！抗戰時期，國府本有《懲治貪污條例》，明文規定要沒收貪官的財產，勝利後檢討戰時法規，認為這一條很像是專制時代的抄家，不合時代潮流，予以徹底修正，貪官失去權位，仍可以保有財富。我曾聽見一位官太太在打牌的時候說：「我們這輩子和下一輩子吃不完也喝不完，什麼都不怕！」她的丈夫因貪污判罪，正在獄中服刑。
我永遠不能忘記通貨膨脹的噩夢，著名的「金圓券」，就在我掙扎覓食的那段年月出現，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一般軍公人員都不能靠本薪過活，物價像鞭子，驅使人人向法紀的反面擁擠，貪官反而成了救星。什麼是通貨膨脹？外電報道有生動的註解，戰前法幣一元可以買到一隻牛犢，戰後一元法幣只能買到一根油條。有位老太太，戰前把積蓄存進銀行，戰後再去提出來，回到家裡她瘋了。換個角度說，如果某人居住京滬地區，擁有「中儲券」一百萬元，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兌成法幣五千元，一九四八年廢法幣，只能兌到金圓券六角。他的錢哪裡去了？老太太的牛又哪裡去了？政府用增加通貨發行的方式取去了！通貨膨脹是一個騙局，而且全面行騙，天天行騙，悍然違反了林肯的告誡：「你不能永久欺騙所有的人。」
「金圓券」並沒有結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連續劇，金圓券把它推向更高的高潮。金圓券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出籠，規定銀元二元或美金四元換金圓券一元，黃金每市兩合金圓券二百元，民間的黃金白銀都要送進銀行。政府強力推行，今天槍殺糧商，明天逮捕金店老闆，天天高呼打倒奸商豪門。據國府財政官員朱偰和黃元彬寫的文章，八個月後，一九四九年四月，銀元一元兌換金圓券三百六十萬元！此時我在上海，看見面額一百萬元的大鈔，也看見臭水溝裡都是百元千元一張的金圓券，上面印著蔣介石的側面肖像，面對五百元一千元的數字。鈔票變垃圾，景象恐怖，現實成虛幻，生存被徹底否定。丟棄鈔票的人有意污損咒詛某一個人，這個人能有多大福分、禁得起這樣折損？有一個人用金圓券當壁紙，糊滿四壁，他邀我去參觀，他說要在這間屋子裡照一張相片傳家，教後世兒孫知道他住過這麼豪華的房子。到這般田地，軍公人員除了抱緊不法手段和不法所得，教他怎麼活？
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國民政府再改幣制，廢除金圓券，發行銀圓券，竟規定金圓券五億元換銀圓券一元！財經大員的勇氣了得，可是智在哪裡？仁在哪裡？
我每個月按時把錢寄給父親。這時國軍在山東連打敗仗，鄉人族人紛紛南下，父親有我那一丁點兒接濟，得以離開徐州，暫住浦口。百善孝為先，可是這一善究竟能抵消多少罪孽？當年山東土匪多，好漢們平時在遠方打家劫舍，過年回家先給老娘磕響頭，到了末日，基督怎樣審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