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打到一九四八年，國軍在兩個主力決戰的戰場上都告失敗，東北只剩下長春、瀋陽、錦州，山東只剩下濟南、青島、煙台、臨沂。眼見反攻無望，堅守也難持久，河北戰場唇齒相依，這時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勢日非，倘若由作家構想情節，我們人人垂頭喪氣，惶惶不安。然而我們那個承辦後勤軍運補給的辦公室裡，卻經常出現亢奮的情緒，哄堂的笑聲。秦皇島到瀋陽的火車已全線不通，押運員閒來無事，暢談他們所見所聞。他們講述國軍投降或敗退的情狀痛快淋漓，共軍徵集民工兩萬六千人，以兩晝夜工夫，將錦州到山海關之間的鐵軌全部翻轉，他們嬉笑述說，如欣賞一幕鬧劇。他們的情緒感染整個辦公室的人，大家愛聽，如同接受一個免費的娛樂節目。
回想起來，那些押運員很像替我們「采風」，靠他們居間傳播，我們得以略聞當時的街談巷議，市井流言。那時是民國三十七年，民間耳語，中華民國的國運到民國四十年走到盡頭，因為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說過：「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國「讖語」之說深入人心，這句「戲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好像是應了那句「讖語」。以後國民黨在台灣的日子，有人描述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一九七一年，台灣朝野慶祝「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我覺得恍如一夢。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是二○○四年了，這些年，海外多少華人盼「中華民國」消失，盼到頭髮掉光，她也沒消失；又有多少華人盼中華人民共和國崩潰，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沒崩潰。
且說秦皇島當年，眼看國軍就要完全退出東北，中央的戰略要確保華北，大家說：東北既然不保，緊接著華北也要丟掉，因為流行的口頭禪是「沒有關西（關係）」。那時候人對語言文字怎會那麼敏感，「共產黨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詞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榮、共有、共渡、共得。蔣委員長當初教中國人「走路要靠左邊走」，注定了中國人都要歸共產黨管。訓政結束，憲政開始，當局沿用孫中山《建國方略》裡的說法，宣告國民政府「解散」，全國報紙以頭版頭題特大鉛字刊登，大家說：「完了，完了，解散了！」這些校官尉官的聲調表情簡直幸災樂禍，完全沒想到那將是他們的末日。
我一直很難瞭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後，他們都絕非中共的工作人員，國民黨政權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他們何以完全沒有留戀顧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圓券出籠，鈔面印上蔣介石總統的肖像（以前都是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他們拿著新鈔指指點點：誰的像印在錢幣上誰垮台，袁世凱，孫中山，現在是蔣介石！他們又說，蔣穿著軍服，面相瘦硬倔強，沒有王者氣象。為了預防鈔票折疊時磨損人物肖像，新鈔設計把蔣氏的相片從中間稍稍右移，這也成了惡兆，國民黨要「偏安」！我知道，他們這些話都從親朋鄰舍那裡聽來，但是他們非僅不能過濾選擇，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創造發明。
我還記得，我們那個單位有位上尉，他讀完了遼西戰敗的新聞，到處找《三國演義》，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好像他真以為自己是明代的楊慎或羅貫中，可以「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進《掃蕩報》工作，不久，報社的財務發生問題，永久停刊。那時新職難覓，對員工本是很大的壓力，可是人人如釋重負。後來我讀到意大利文豪卡爾維諾的話：「既想自衛又想逃跑，既希望消滅敵人又希望被敵人消滅。」好像被他說中了！
那時中共高喊「形勢比人強」，形勢在變，人的想法在變，談話也就換了內容。某同事信佛教，拜菩薩，我問拜哪位菩薩，他說我拜「大勢至」菩薩，聽來悚然一驚。新到差的參謀主任算是本單位的二把手，他為了聯絡同人感情，發起赴北戴河一遊。北戴河距離秦皇島十三公里，以避暑勝地聞名全國，我也跟著去了，那是我僅有的一次出遊。我沒有心情寫遊記，只記得看見一棟一棟精雅的別墅（現在知道有三百棟之多），全是當朝顯要的產業，全國硝煙瀰漫，山水失色，主人留下一個人看守空屋，飄然遠去，預料他永遠不再回來。我在廟裡抽了一根簽，簽語是：「昨日雲，今朝雷，明晚霞；釋氏空，塞翁失，楚人得。」十分奇特。
抗戰時期，愛好京戲的人信口哼幾句「我主爺起義在芒碭」（蕭何追韓信），內戰末期，愛好京戲的人信口哼幾句「未開言不由人珠淚滾滾」（讓徐州）。那時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是：「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當年的一切給了你，你卻白白把我棄……從今以後，再也不要你這個壞東西！」它本是一部電影的插曲，劇中妻子唱給負心的丈夫，電影演完以後，歌曲脫離劇情，自己生長，社會供給營養。新聞報道說，宋子文坐船游西湖，被某大學遊湖的學生發現，學生的十幾條船包圍了他的船，大家齊唱「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發洩對財經政策的不滿，宋氏十分狼狽。（所以國民黨退守台灣後，電影檢查的辦法裡增加規定，某一部電影可以上映，但是其中的歌曲不准廣播，不准製成唱片出售）。還有人把幾首抗戰歌曲混編，唱成：「委員長前進，我們跟他前進！委員長勝利，我們跟他勝利！委員長失敗，我們跟他失敗！我們再也無處流浪，也無處逃亡！」
說到逃亡，那時流行一個說法，中國人有五等去處：第一巴西（想不到吧？），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國庫的黃金運到巴西貯存，那裡最安全。第二澳洲，原子塵的降落量最低。第三瑞士，永久中立國沒有戰爭。第四昆明，第五廣州，兩地氣候溫暖，餓死凍不死，緊鄰中南半島和香港，如有必要，可以繼續往外逃。美國和台灣榜上無名（更想不到吧？），美國有種族歧視，那時排華的風氣還很表面化。台灣面積小，逃去的人已經太多了，道路傳聞「連廁所裡都住人」，有錢人都往外國逃，後來聽說有人寫了一篇很叫座的文章，題目是《資產階級無祖國》。
那時，茶餘酒後有些小故事也該傳下去。據說兩個小國的國王見面交談，一個問：「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了，你站在哪一邊？」一個答：「我加入蘇聯集團，幫他們打美國。」那是為什麼？美國有原子彈，勝算比較大啊？對方回答：「我也知道美國會打敗蘇聯，我戰敗之後，美國一定給我大量金錢和物資，也會派很多專家來幫我修橋、蓋樓、造鐵路，我就有好日子過了。」結論是，寧可做美國的敵人，不可做美國的朋友。國民黨正是美國的朋友！
國軍軍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我查了好幾種版本的大事記，都沒有記載，服制改革是大事，比一城一地得失重要，編大事記的人沒眼光。「失敗主義」氣氛瀰漫，這件舊事也加入話題，新式軍服廢除了「武裝帶」，武裝帶模仿日本陸軍，日本既已戰敗，成為可恥的或可同情的對象，中國應該走出它的陰影，可是民間說國軍解除武裝，難怪潰敗投降。日本軍官在武裝帶上掛指揮刀，中國軍官在武裝帶上掛短劍，劍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後短劍不再隨身佩帶，國軍從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舊式軍服衣領上有「風紀扣」，軍人出門必須把它扣好，否則就是違紀。這個風紀扣實在麻煩，它用銅絲製成，一公一母（以鉤形鉤住圈形）。被服廠工作粗糙，或者沒有對準，或者沒有釘牢，軍服不是量身定做，領口太鬆或太緊，反而製造許多風紀問題，新式軍服索性廢除，大快軍心，可是民間說從此國軍風紀蕩然。
有人說，以上種種都出自中共文宣，中共改造了或者污染了國民黨治下的意識形態。如果中共真有偌大能耐，咱們也服了，他也許像破壞鐵路一樣，自己起個頭，拔掉幾顆釘，以後靠鐵軌枕木本身的壓力自動進行。那時候我也對新式軍服有「看法」，年輕人當然喜歡新衣服，我用今天的語言述說當年心情，新式軍服受美軍影響，設計比較「人性化」，但是它「顛覆」了國軍陸軍的形象。陸軍的光榮史是北伐和抗戰，戰史留下許多照片，英雄健兒頭戴窄邊帽（野戰小帽），身穿中山裝改造的上衣，打著綁腿，這個造型和戰史一同深入人心，上面附著多少人勝利的信心和英雄崇拜。忽然換成大盤帽，好像一陣風隨時可以吹掉，窄腰身大褲腳，帽子上繡著嘉禾，上校帽簷有金色梅花，將官帽上有金箍，三分像征衫，七分像戲裝，從服飾上看，陸軍和它的光榮史脫離了。再看眼前的戰爭，陸軍自從穿上這套明盔亮甲以後，怎麼總是打敗仗，有時全軍覆沒，有時全軍投降，人們對這套新衣服很難產生敬意好感。
我覺得這些都是寫文章的好材料，可是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寄出去無人採用，我的作家夢受到嚴重打擊。那時我的心思全在如何寫成一篇文章，我的喜怒哀樂全由文章是否見報所左右，時而欣然，時而茫然，時而興致勃然，時而生趣索然，情緒極不穩定，長官同人常用好奇的眼神看我。那時他們不知道我心裡想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心裡想什麼，他們不知道我做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做什麼，用今天的新詞說當年事，我和別人嚴重「疏離」，彼此沒有情感關係，沒有道義關係，沒有利害關係，以後的變局怎麼應付，我完全沒得到別人的關心指點，我也完全不能關心別人。一個人怎麼能那樣度過戰亂，回想起來，那也是我很危險的時候。
我讀到一句話：「好文章是好的意見說得好。」好意見是內容，說得好是形式，有些文章並非論說，這把尺可以稍稍鬆動一些：「好的材料寫得好。」以我的閱讀經驗，有些文章的技巧平常，只因材料難得，或者有些文章材料平常，只因技巧出色，也都能站得住，我有好材料為什麼就不行！我把這些材料藏在心裡，帶到台灣，台灣文網嚴密，我是驚弓之鳥，不敢洩露隻言片語。後來帶到美國，打算寫自傳，這些見聞未曾輕易使用。一九九九年給紐約《世界日報》寫定期小專欄，受截稿線煎熬，偶爾吐露些許。眨眼之間，於今五六年了。
那時國民政府的公信力跌到谷底，無論政府說什麼，老百姓總是不相信。那時英國人諷刺倫敦的氣象預報，「如果他說今天是晴天，你出門時一定帶一把雨傘。」中國人就拿這句話來諷刺自己的政府。這時候發生川島芳子的生死問題，全國關心，擾攘不休，我也在一片嘈雜聲中有幸發表了一篇文章。
川島芳子的中國名字叫金璧輝，滿族肅親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島浪速收為義女，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把她訓練成一名重要的間諜。抗戰時期，她是許多傳奇故事的主角，抗戰勝利被捕，關押在北平第一監獄，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漢奸罪判處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執行。川島芳子受審和處死，都是轟動全國的大新聞，中外記者前來採訪，旁聽席滿座三千人，庭外還有幾千人擁擠，法院一度延期審理。
川島芳子的死刑是在夜間執行，刑場設在監獄裡，不准中國記者進入監獄實地採訪，法院稱為「秘密執行」。眾家無冕皇帝守在監獄門口看了一眼屍體，子彈射入頭部，血跡模糊，長髮散亂，無法辨認臉孔。於是謠言四起，記者大作反面文章，川島沒死，死者是一名替身。報紙擴大發掘，種種內幕出籠，替死的代價是一百根金條。有女子出面自稱是她的姐姐替死，她家只拿到三十根金條。死刑執行多日之後，有人收到了川島芳子一封信。有一家報紙在四月一日登出愚人節消息，記者深夜與金璧輝見面，第二天這家報紙雖然登出更正啟事，但前一天造成的轟動效應繼續滾雪球。中央政府派員調查，所有的傳說都是憑空捏造，但民眾只相信傳說，不信政府的調查報告。
當時各報質問的重點在「秘密執行」，為什麼秘密執行？有何不能告人之處？我對這個問題略有瞭解，死刑本是公開示眾以儆傚尤，「看殺頭」何止是「中國人的劣根性」？法國斷頭台四周不也萬頭攢動？後來法律觀念進步，發現公開執行可能出現兩種後果：如果犯人恐懼戰慄（有時不能舉步，必須由人抬進刑場）。觀眾會覺得法律太殘忍，損害政府的形象，也助長社會大眾滋生殘忍心。如果犯人很勇敢，昂然上路大喊小叫，那又打擊法律尊嚴，助長悍然不顧一切的風氣。因此現代法院處死犯人不再讓大眾參觀，所謂「秘密執行」不過如此。如果「秘密執行」代表黑幕舞弊，怎能掛在法官嘴上？又怎會明文寫在法律條文裡？
這篇文章登在天津的《經世日報》上，川島芳子死了，我的信心活了。但是川島仍然沒死，幾十年來，多少人談論她的故事，仍然用買方替死結尾。到了八十年代，大導演李翰祥在香港寫回憶錄式的專欄，還咬住「秘密執行」不放。九十年代，李碧華以川島的素材寫小說，還暗示這位大間諜在日本終其餘年。我那篇文章沒人注意，有人即使看了也不肯吸收，成見是銅牆鐵壁。「秘密執行」從日文譯來，中文「秘密」一詞有負面含義，當年翻譯家或者不知語言「染色」之說，或者不信一粒沙裡面有一座山。以後多年我一直尋思，怎能另外想一個詞句代替「秘密執行」，我也沒想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