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秋天，長春、瀋陽、錦州已成「最後的黃葉」，共軍則發起「最後一陣秋風」。十月七日長春墜落，十月十四日錦州墜落，十一月二日瀋陽墜落，二十五天內三大據點失守，國軍收復東北最後的象徵消失。十一月四日國軍自動放棄葫蘆島，撤出軍隊及民眾十四萬人。屈指算來，國軍從秦皇島攻出山海關，又由葫蘆島撤往秦皇島，相隔三年差七天。
葫蘆島撤退後，空軍派飛機偵察東北，在這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無任何戰鬥跡象（陳嘉驥《白山黑水的悲歌》），只有松花江大橋的橋頭堡上還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堡中孤軍還沒投降，算是黑板上剩下一個「頓點」。陳嘉驥感歎國軍下級官兵忠勇，高級將領誤國。只有頓點沒有文字，頓點已沒有意義，只是給文史資料添一段筆墨，記述共軍怎樣心戰勸降。
東北決戰應該居「三大戰役」之首，時間最早，影響也最大。依共方資料，東北交戰，國軍損失四十七萬人，物資財力的耗費無法彌補，國際聲望下墜無法恢復。張正隆著《雪白血紅》，引《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共軍出關十三萬人，內戰期間發展到一百七十五萬五千人，東北全境解放時有共軍一百三十萬人，此時東北共軍的武器裝備戰力超過關內的共軍，士氣尤其高昂。大軍進關投入華北戰場，五十八天內消滅國軍五十二萬人。
那時我雖在關內的補給單位供職，補給地區卻在關外，我們的眼睛一直望著東北，我們對東北事事關心，也事事揣測。起初，許多事出乎意料，後來我們從事物的發展中摸索規律，多少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後突然有一件大事發生，它打碎了我建立起來的規律，使我驚駭莫名。那就是長春圍城。
一九四六年四月，國軍收復四平，北進長春。然後國軍的力量由巔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國軍打算放棄瀋陽長春，固守由錦州到山海關的遼西走廊，與平津相呼應。東北解放軍的最高指揮官林彪主張，讓長春的國軍走出城來，半路截擊，予以消滅。那時國軍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對大地山河滿心恐懼，察哈爾和河北的國軍撤退時驚魂不定，一個解放軍戰士可以俘虜二十個國軍士兵，一個班可以俘虜一個營，十幾個人佔據一個村子，可以使兵團進退兩難。此時毛澤東要林彪包圍長春，嚴密封鎖，不許一根柴一粒米入城。
那時共軍規定，國軍官兵如果帶槍出城，交槍可以放人。有一位連長以手槍換路條，連夜過瀋陽出山海關，投奔「上校爺爺」。他面色青白，語音如垂危病人，演戲說話有「氣音」，氣勝於音，以氣代音，這位連長用氣音說話，有氣其實無氣，沒有「士氣」，看見了他，我才明白什麼是士氣。他常常深夜夢中痛哭，哭聲倒是很大，驚醒眾人。
連長告訴「上校爺爺」，軍中缺糧，國軍空投接濟，糧袋落下來，各部隊派人搶米，自相殘殺。他說天天看見老百姓餓死，長官還要派他到民家搜糧，「只要他們不派我去搶老百姓的糧食，我不會逃跑。」
我也流下眼淚，我的眼淚冰冷，手指發麻。世界太可怕了，這要多大本領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這樣一個人憑什麼能夠存活。天崩地坍，我還有什麼保障，平素讀的書，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飛煙滅。我是弱者中的弱者，唯一的依靠是有權有勢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惡的人也有節制，可是命運給我安排的是什麼！很久很久，我的心不能平靜下來。
我覺得，消滅長春的國軍，這樣做「毫無必要」。後來才知道有必要，這一招嚇壞了傅作義。一九四九年初，共軍包圍北平，傅作義恐懼長春圍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萬大軍放下武器。世人都說北京是古都，必須保護文物遺產，以免毀於炮火。毛和傅都心裡明白，文物遺產一定無恙，只是餓死幾十萬人，這是土法炮製的「中子彈」，傅作義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毀滅，換取數十萬人之新生。」要從這個角度解讀。
我青年時代的老闆，《中國時報》的余董事長，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八○年他在紐約，他和報社駐美人員聊天的時候透露，當初國軍出關，攻下四平，國民政府蔣主席命令停止前進，杜聿明堅持拿下長春，蔣氏派白崇禧到東北處理。他們在火車上開會，白對杜說，你如果有把握拿下長春，你可以去打，我負責任；如果長春拿不下來，你自己負責任。杜一舉攻入長春，這才有後來的大圍城，大飢餓。有人抱怨國軍沒有渡過松花江佔領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如果真的深入北滿，會不會再增加兩個長春？ ……當年我們的副團長要「整」我們的連長，最好的辦法是派我們這個連到長春，可是官場鬥爭之道是把你最麻煩的部下留在身邊，副團長也像杜聿明毛澤東，一念之差多少生死性命。
長春圍得久，東北垮得快，我們身不由己，腳不點地，離東北越來越遠，長春圍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圍城的詳情所知無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讀到張正隆寫的《雪白血紅》，他以四十二頁的篇幅寫長春圍城飢餓慘象，前所未見。古人所寫不過「羅雀掘鼠」、「拾骨為爨、易子而食」，張正隆以現代報道文學的手法，用白話，用白描，用具體形象，為人間留信史、留痛史。人類歷史的進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輔相成，視野遼闊，寄托深遠。有人問我，寫內戰的書這麼多，到底該看哪一本，我說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紅》。
長春圍城對我的影響，好比波蘭亡國對丘吉爾的影響。一九四四年，波蘭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蘭的「鄉土軍」追求獨立自由，配合蘇聯紅軍的攻勢，進行「華沙暴動」。鄉土軍起事以後，斯大林按兵不動，坐視納粹軍隊消滅波蘭的武裝，六十三天後，「鄉土軍」潰敗，波蘭受難者多達二十萬人，希特勒下令把華沙「夷為平地」。這件事「嚇壞了」英國首相丘吉爾，他斷定無法跟蘇聯共謀天下大事，這才出現了日後的「冷戰」。
我在秦皇島國軍的後勤單位服務，我們做的最後一件事：收容東北潰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禮表現了卓越的指揮能力，他加強已有的防禦設施，重兵把守，阻擋來歸官兵於鐵絲網外，這些人飢寒交迫，我們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們穿平民衣服，晝夜跋涉，從小路翻越長城缺口，我們送上一套新軍服，然後軍事當局派卡車來，把他們集體運走，設法安置。這件事做得相當圓滿，那時潰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島外圍都有嚴重的紀律問題，卻沒有在秦皇島造成任何困擾。
看到他們來去，我想起一句洋格言：「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他們沒有積蓄，沒有家庭，沒有歷史淵源，沒有社會關係，他們只是滾動，誰也不知道最後停留在什麼地方。
潰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擇路，有些人想進秦皇島，因為這裡有他們的單位或親友。港口司令部設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種申請表，潰散官兵可以申請跟某某人見面，只要有人願意接待，簽名負責，他可以來把申請人領走。這種規定也是秦皇島獨有，賴何世禮將軍的德政，我的老同學袁自立找到我。我帶他理發、洗澡、換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訴我瀋陽怎樣不守，東北行轅主任衛立煌先坐飛機出走，瀋陽市癱瘓在地上，等解放軍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戰場，國軍炸毀了大凌河的鐵橋，但沒有完全炸斷，他攀住彎曲的鐵梁匍匐而過，解放軍圍困錦州，挖了許多壕溝，他跳下去再爬出來。沿途多少死屍、野狗、廢炮，空中飛舞蓋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紙。
秦皇島和葫蘆島是東北國軍的補給港，東北既已不守，兩港隨即放棄，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銷，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聯勤補給單位調往塘沽，考其時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駐守山海關的國軍撤到秦皇島會合，二十四日黎明時分，全部到碼頭登船。我從未到港口觀賞海景，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陽，我才看到古人吟詠的「漫言此後難為水，試看當前不辨天」。碼頭伸入海中長約百米，面積約一平方公里，這麼一個小小的半島竟在現代史上有這麼大的擔當。
我在秦皇島結識了一位眼科大夫欒福銅先生，相處融洽，他是一個有愛心的基督徒，戰亂時期，他不但常常免費醫治難民，也常常免費照顧過境的傷兵，令我欽佩感動。撤退的行動秘密而匆忙，我沒有向他辭行，到了碼頭，才知道船艦要下午才離港，我站在碼頭上悵望陸地，對秦皇島忽然有依依不捨之情。這地方對我太重要了，它和安徽阜陽（我求學的地方）、山東臨沂（我生長的地方），同樣重要，當然，除了這三個地方以外，還有台灣（我在台灣脫離青年，度過中年）。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了。對秦皇島，我惜別的情懷落實在欒大夫身上，我想此時市民都知道我們要走，保密已無必要，何不回到市內跟他告別？
我的行為太魯莽了！進了市區，才知道全市寂靜如死，商家住戶的門都關著，街道上沒有一個人影，公共汽車停駛，只見車站的站牌孤零零像一根豆芽。我應該折回碼頭，可是我仍然往前走，我的行為太魯莽了！欒大夫診所的門關著，我應該折回碼頭，可是我上前敲門，他打開了門，他還坐在診所裡等著救人。他並沒有教我坐下（幸虧沒有），我倆站在診所裡，他為我禱告，他左手拉著我的手，右手蒙著自己的臉，眼淚從他的指縫裡流下來。七年以來流亡各地，這是我唯一得到的眼淚，我非常非常感動。
我獨自沿著大街走回，一路聽自己的腳步聲，我從不知道我的腳步聲那樣響亮。回到碼頭，船艦仍在，我不知道船艦一直升火待發，隨時可以離港。今日讀王海城《把紅旗插在秦皇島碼頭上》，國軍撤出市區後，冀東軍區獨立第八團還不知道秦皇島已是空城，這怎麼會？當年共軍情報何等靈通！事實俱在，我去探望欒大夫的時候，秦皇島空在那裡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個我最危險的時候，軍隊行動「人不離群」，我犯了大忌。
回到碼頭，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軍服的少女來，她們每人都愛上一個青年軍官，難分難捨，軍官的同事們掩護她們上船同行，家長發現女兒失蹤，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訴。她們雖然換上軍服，但是軍帽蓋不住長髮，加上身材曲線，一眼就可以認出來。軍法無情，碼頭上一片抽泣之聲，女兒哭泣，女兒的母親哭泣，青年軍官也擦不完眼淚。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歎古今情不盡！」那時我心腸硬，只覺得軍紀廢弛到這般地步，沒人顧慮集體的安危，怎麼不怕中共的地下黨帶著炸彈來！
我們奉令進艙，聽見炮聲，國軍軍艦發炮射擊，掩護撤退，運輸船隻緩緩離岸，我如果在市內再多逗留十分鐘，就會被海軍撂在碼頭上了。我聽見炮聲，想到當前並沒有敵情，海軍照本子辦事，有板有眼，可惜用美金買來的炮彈，而且射擊之後，大伙水兵要辛苦擦一遍炮膛。船到海中，有人等著眺望碼頭倉庫爆炸的聲音煙塵，據說爆破部隊已完成準備，只待一聲令下，可是上面改變了心意，最後命令沒有下來。東北各地國軍撤守時，炸毀了一些軍火庫，沒有破壞道路橋樑自來水和發電廠，記得那時《大公報》有一篇社論加以稱讚，社論中也隱然有和平的主張。
船行一二七海里（二三五公里）到塘沽，三年前，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此登陸，給國軍多留下一個「活眼」。東北失守以後，華北唇亡齒寒，南京中央打算把華北的國軍撤到天津，由塘沽出海運往南方，那時傅作義主持華北軍政，反對南遷，我們在塘沽住了大約十天，大概是等待最後決定。記得居住的環境像一個樸素的小鎮，記得附近有個地方叫新河，國軍三千人駐紮，我們奉命去設立彈藥堆積所，以利駐軍久守，可是一夜之間新河失守，一切盡入共軍之手。記得房東女兒俊秀，同事中一個中尉押運員調戲她，回到辦公室和死黨計議如何弄上手。我想起古人說過「惡徒向來愛村姑」，我想起當時民間批評國軍的順口溜：「見了壯丁他要抽，見了錢包他要搜，見了女人他要勾。」東北的百萬共軍即將入關，華北的局勢岌岌可危，還有這等人不知死活。
傅作義拒絕南撤，防守天津的陳長捷說，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於是我們帶著大批糧食和彈藥向天津進發。塘沽距離天津市中心只有四十五公里，可以說，當我們的專車開動的那一刻，華北國軍的命運業已注定。我很想留在塘沽，塘沽是港口，有退路，可是塘沽沒人發薪水給我，我怎麼寄錢給父親？滾動的石頭只好繼續滾動，我以後的命運也在那時注定了，小人物的生死禍福常繫於大人物的一步棋。
我很後悔，由一九四二年離家到一九四八年此時，我第一次為做過的事後悔不已。那時，我如果知道四十幾天以後天津失守，我就留在塘沽和自立兄他們一同撤往上海了，可是我猶豫難決，我聽到的判斷是，東北共軍需要整補，中共需要消化戰果穩定後方，空軍天天偵察，不見部隊調動的跡象。共軍大約要三個月到六個月才可以發動華北戰役，他們要先打山海關，天津和北平這兩個名城重鎮大約可以堅守一年。我怎麼可以一年沒有收入？父親斷了接濟，怎麼支撐？不料通貨膨脹那麼快，平津的局面又維持得那麼短。
我硬著頭皮北上，領到本月所得，直奔銀行。我在天津只領到一次錢，然後天津就解放了，塘沽就撤退了！好像我是為這筆錢赴湯蹈火。後來父子重逢，父親說他看到匯款通知，沒有去領這筆錢，那點錢只能買幾粒花生米，那時候小孩子吃花生米，可以一粒一粒買。我奮不顧身的全部所得啊！
那時機關部隊領到經費，先拿去投資進貨，三天五天以後貨物漲價幾倍，他賣掉貨物再發員工薪水，穩賺一大筆錢。匯兌也是這樣，我領到薪水送進銀行，銀行裡的某一個人，先把匯款併入他的資金投資周轉，一兩個星期以後再匯出去；對方銀行收到了錢，也有那麼一個人先拿去投資周轉，一兩個星期以後再通知我父親，這時候那點錢就成了廢紙。咳，「人為財死」，而我只是為了一疊廢紙。
多年後，一位在南京參謀本部參與情報作業的某將軍告訴我，那時國軍根本沒有從東北來的情報，只能憑空軍偵察，共軍白天宿營，夜間行軍，越過長城，瞞過空軍。華北國軍只注意山海關，根本忘了長城有很多缺口可以通行，自古以來，長城從未擋住入侵的軍隊。解放軍入關以後，悄悄埋伏在鄉村裡，監視天津塘沽，「一面包圍，一面休整。」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但對生活環境只有最淺的印象。我們住在市區南部，那一帶從前是租界，我們借住的洋房依然洋味盎然，客廳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鐘豎在牆角里，拖著長長的鋼鏈，好大的鐘擺！份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搖來擺去，房主人的管家每天拉那根長鏈上緊發條。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鐘擺！為什麼要用這麼大的鍾！天津是一個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處處洋房，那時中共憎惡西方的東西，我一直揣摩他們會怎樣對付這些洋房。
我完全沒有心情遊覽，極少出門，只有一次，我遠遠離開居住的地方去找銀行。管家指點先坐一段電車，那年代左派文人大罵天津電車，電車搶走了人力車的顧客，又一再撞死小童，我一路揣摩中共怎樣對付電車。下車步行，走過一座漂亮的大橋，當地人管它叫法國橋，那麼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橋下流水是有名的海河。雖然天津已是危城，銀行行員依然富泰尊貴，氣定神閒，左派文人也曾大罵他們，我揣摩中共怎樣對付銀行。
我沿途看見結婚的禮車來來去去，看見這裡那裡都有承辦喜筵的館子，懸燈結綵，賀客盈門，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變地變，他們趕快兒娶女嫁，了卻心頭一分牽掛。我想起「末日來臨的時候，人們照樣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難民牽著小女孩行乞，對過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瀋陽秦皇島見過許多，現在反應沒那麼強烈，只希望他們也遇見天使。
我們借用的洋房很堅固，地下室很深，看樣子我們要準備忍受大炮轟擊。不久，外圍據點開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間的路切斷了！我們各部門業務清閒，只有管軍糧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幾乎每天都有野戰部隊上門領糧，每次都發生激烈的爭吵。陳長捷真想久守，他規定每次只能發一個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戰鬥就有傷亡，各部隊的人數就會減少，每個星期照實有的員額發糧，天津存糧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隊長和補給單位「核實」。可是各部隊領糧的單據上永遠有那麼多官兵，王少校質問他們：「你的兵難道一個也不死？一個也不逃？」對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別以為你在後方就能長命百歲！」伸手撫摸佩帶的手槍，公然恐嚇。起先王少校硬頂著，最後蹤影不見，他瞭解戰況，捏住分寸，再過兩天，解放軍進城，一了百了。
從來沒有人為了彈藥爭多爭少，那時候彈藥不能變錢。白花花的大米縱然不是金子也是銀子，部隊長都想多控制一些糧食，兵凶戰危，王少校公事公辦也就罷了，何必擋他們財路？原來那時補給單位也有私心，他們也想盡量把糧食控制在自己手裡，所以對陳長捷的規定熱心執行。那時為了減少戰時損失，也為了運補方便，軍糧分散寄存在幾家糧棧裡，城池一旦失守，公糧不必報銷，糧棧老闆算是進了一批便宜貨，他立刻把「成本」付給某一個人，收款人當然不是王少校，當然也不是聯勤總部。那時部隊長、補給單位、糧棧商人，他們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會「淪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載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衛戰開始，外圍重要據點灰堆、北倉、東局子、張貴莊，紛紛失守。灰堆守軍四千人，防守七個小時，好像「彈藥堆積所」裡堆的不是子彈，是「灰」。東局子像個賭場，開局坐莊後馬上賠光。共軍炮兵向城中射擊，彈道劃破空氣，發出刺耳的嘯聲，我們席地而臥，全身的神經接受震動，輕輕呼吸硝煙的氣味。想起在北戴河抽籤，抽到「昨日雲，今朝雷，明晚霞」，簽語靈驗？這就是那「雷」了！
夜晚，東西南北都有信號彈沖天而起，報紙說共諜向炮兵指示目標，沒說守軍布線搜捕任何人。信號彈沒法掩飾，發射信號彈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應該容易，那時國軍士氣低落，誰也不想跟中共結怨，「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美國上將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衝突，助長了這種傾向，東北崩潰，人心悲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內出現共軍的傳單，報紙把傳單的文句寫入新聞，全登出來。變相為中共宣傳！
一月十四日，共軍對天津市區發起總攻，這時天津已是「剝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狹長，北部防守的兵力強，南部防衛工事強，共軍由中部攻入，將天津市斬為兩段。以平津之戰為題材，中國大陸攝制了劇情片，電影描述，守軍司令官陳長捷一再使用無線電話呼救，上級總是告訴他「援軍馬上就到」，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援軍，最後一次，陳長捷聽到同樣的答覆，丟下聽筒，哈哈狂笑，笑聲淒厲。那時國軍顧此失彼，上級常常用「援軍馬上就到」讓下級望梅止渴，可是天津並沒有演出這一幕，陳長捷知道不可能有援軍，他從未倚賴援軍解圍。後來的報道說，陳長捷唯一的怨言是：傅作義一面命令他堅守，一面暗中和中共商談「投降」。他怎會不知道「兵不厭詐」也包括對自己的部下？他被俘，大赦，事隔多年，見到傅作義，還說出怨言。
天津防守戰役只打了二十九個小時。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槍聲停止，我們躺在地下室裡還不敢亂說亂動，同事中有位朱少校，他起來打背包。我很納悶：你這是做什麼！他有作戰的經驗，也有被俘的經驗，他知道時候到了，我應該照著他的樣子做，可是我沒有那個智慧。然後，只聽見地下室入口處有人喊叫：「出來！出來！繳槍不殺！」緊接著，咚咚咚一顆手榴彈從階梯上滾下來，我們躺在地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彈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彈，感覺手臂像燒透了的一根鐵，通紅，手榴彈有點軟。叨天之幸，這顆手榴彈冷冷地停在那兒沒有任何變化。那時共軍用土法製造手榴彈，平均每四顆中有一顆啞火，我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大概我們中間有個人福大命大，我們都沾了他的光。以後許多年，我每次想起這段奇遇渾身冰冷，又是一個「最危險的時候」！我常常夢見像踢足球一樣踢一顆手榴彈，它飛出去，又折回來，還是在我們面前爆炸了，我們彼此相看，個個好比風化了的石像，一張臉坑坑窪窪，面目模糊不清。
不久，房主人的管家走下來，他說解放軍已經知道我們是後勤人員，沒有武器，歡迎我們上去迎接解放。朱少校立刻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踏上階梯。有一位姓富的中尉，毫不遲疑，他也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跟在後面。他年輕單純，未經世故，但是他知道跟定一個人，一個年長厚道、人生經驗豐富的人，有樣學樣。朱少校並未教他怎樣做，他自動模仿，只做不問。事後證明他做對了。
我們蟄伏在地下室裡，不知道昨夜快雪初晴，冬天畢竟是冬天，地下室有暖氣，院子裡只有寒風，這溫差教人怎麼適應。我們在解放軍軍官指揮下，十幾個人踏著殘雪，排成橫隊，一律不准行動，人人羨慕朱少校有先見之明。軍官聲明優待俘虜，我們要求回地下室取大衣，或者請解放軍戰士代取大衣，得到的回答是：「你們的行李原封不動存在地下室裡，等你們受訓完畢再來拿走。」
我一點也不怨朱少校，我已經知道，你在最緊要的關頭總是最孤獨。天不絕我，我們的何軍械官有一個五歲的兒子，只有他還可以在院子裡跑來跑去。多麼好的孩子！他回到地下室，給他父親取來大衣。正好我和何軍械官並肩站立，趁勢請求他再跑一趟把我的大衣也取來，說時遲那時快，當這位小朋友抱著厚重的皮大衣登上地面的時候，我們也在解放軍的押送下整隊出發，我們都是滾動的石頭，身不由己，何軍械官頻頻回首，他急得臉色蠟黃，唯恐丟失了孩子，孩子很能幹，一路小跑追上來。我接過大衣，悲喜交集，那是陽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陰曆臘月，節氣在小寒和大寒之間，沒有這件大衣我怎麼挺得住，我到底不是石頭！我多麼感激這位姓何的小朋友。
正是這天，我成了「蔣匪軍」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頂替的一個上尉，如果是馬克·吐溫，他會說：「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東臨沂的王鼎鈞，也不知道今天寫自傳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鶴霄。」我可沒有那份俏皮輕鬆，中共的官方資料說，解放天津，「全殲」守軍十三萬人。「殲」的意思是「殺盡」，從那一天起，我們已是死人，是雖生猶死的人，是該死沒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