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青島到上海，海程四○八海里（七五六公里），一路風平浪靜。我在艙底打盹，斷斷續續做夢，又夢見自己在空中飛行，肉身沉重，醒來筋骨酸痛，發覺船已停了，甲板上一片靜悄悄，沒有人聲。
我走上甲板察看，只見天氣晴朗，紅日東昇，船停在水中，水色濁黃，岸上有樹木人家，顯然已離開大海，駛入江心。青島上船時，聽到的消息是上海報到，開航以後，船員說實話，他們奉命到安徽安慶第七綏靖區交人，這裡顯然仍在中途。
我不想去安慶，直覺反應此處不宜久留，可是下一步怎麼走？彷徨間只見有人搖著一隻小舢板來賣香煙，我打聽這是什麼地方，千幸萬幸他聽得懂，他說這是上海，千幸萬幸我也聽得懂。我明白了，押船的官兵為我們佈置了一個「水牢」，然後進城遊樂去了！我當機立斷，掏出牛老師給我的那一塊銀圓，那是我飢寒交迫中的全部財產，我知道必需罄其所有快刀斬麻。多麼可愛的牛老師！多麼可愛的銀圓！然後，多麼可愛的船夫啊，他立刻收起生意，渡我上岸。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金圓券面臨崩潰，銀圓一元兌換紙券三十萬元，這個數目對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千幸萬幸沒人看見。上岸後照船夫指示的方向走，經過一些農家，看見田地裡插著東倒西歪的木柱，掛著稀稀落落的鐵絲網，心中納悶：難道這就是防禦工事？這樣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軍進攻？一直往前走，掏出指導員留下的地址問路，一直走進中心區最繁華的地方，兩年零十一個月以前我來過，我還認識它。
指導員指定的那條馬路，一側全是高檔商店，店員看見我走近，急忙拿出幾個零錢來打發，我搖手拒絕，請他們看地址，他們伸手往馬路對面一指。怎麼對面這一邊根本沒有住宅？馬路很長，我由這一頭找到那一頭，再從那一頭找到這一頭，不見目標。好容易攔住一個行人，他懂普通話，他告訴我這裡是上海有名的跑馬廳，根本沒有門牌號碼。我的心往下一沉，可是我不死心，我不能離開這條馬路，這條路是我在大海中的一根救生繩。我仍然沿著馬路尋找，由這一頭找到那一頭，再從那一頭找到這一頭。我想我是瘋了。
後來知道，那時上海警備司令部組織了糾察隊，沿街逮捕散兵游勇，倘若被他們捉到，以我尷尬的裝扮、凶險的經歷，經過他們的安排，我會化成保衛大上海的一滴血。可是我在市區逗留了那麼久，沒碰見糾察隊。（也許他們正在打牌？）我是活在國民黨的缺點裡。（死在共產黨的優點裡？）
萬難設想，我碰見了同事朱少校，如果這是寫小說，讀者一定認為不可能、不合理。「不信書，信運氣」，我是歹命，當命運打盹的時候，我就絕處逢生。
我與朱少校一同在秦皇島兵站辦公，一同在天津被俘，同時釋放，他在俘虜營裡替我用鹽水洗眼消炎，河北一別，我以為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他的臉色黯淡，那時到處可見精神委靡的軍人，連續的挫敗銷蝕了他們的自信。他第一句話就告訴我：「上校爺爺」擔任上海軍械總庫的副總庫長，秦皇島的那個軍械庫也來了，設在江灣，可愛的朱少校，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麼。然後他掏出幾張鈔票給我，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他淡然地說「你還是那個脾氣」，像是褒又像是貶，不再勉強。
他什麼也沒問我，倒是我問他時局怎麼樣，他說「壞透了」。我問他在哪個單位工作，他說他要去安徽安慶，安徽安慶？我真希望他這句話是個謊，倘若果真，一個月後解放軍渡江南下，東南地區國軍全線潰退，朱少校啊你在何方！
奔到江灣軍械庫，先找我的堂弟東才和同學袁自立，他倆都是我在秦皇島從中安排得到工作，劫後重逢，兩人熱情接待。不僅如此，我赫然發現父親也在江灣，蒙他們兩位照料！這一驚一喜非同小可。淮海戰役發生，父親難以留在浦口，妹妹和弟弟把他接到流亡學校裡去住了些時，跟學生一同吃大鍋飯，學校缺糧，他又到上海投奔堂弟。我能脫離解放區回到父親身邊，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個意外，他倆能在我行蹤不明之後照料我的父親，真是今世難見的高風。
我和父親無言相對，多少該說的話都沒說，多少該問的問題都沒問，多少該流的淚也沒流。我們都知道相逢是個奇跡，但是也知道只有一個奇跡不夠，下一個奇跡更難、更不可能。我們等待更大的痛苦，更深的絕望，因而陷入致命的疲倦之中。
江灣區的位置在長江南岸，靠近吳淞口，水運方便，住宅稀少，適合囤放軍械彈藥，聯勤選中這個地方，用鋁版組合了一望無際的庫房。我的工作是每天登記械彈發出和收進的數目，製作日報表呈報總庫，工作清閒，可是我完全不能寫作，因為我喪失了反芻的能力和想像的能力。
我也不再那麼愛看報紙，我彷彿可以料到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人若未卜先知，還需要新聞報道嗎？辦公室裡有一份《新聞天地》週刊，那時正是這份刊物銷量最大、聲望最高的時候，我在江灣只接觸到這一份新聞媒體，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從聖約翰大學圖書館找到《新聞天地》合訂本，整理我的回憶。
還記得我到上海不久，代總統李宗仁再派五名代表與中共議和，中共指定代表團四月一日北上，我看到這天出版的《新聞天地》，封面大字標題印著：「萬愚！萬愚！」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愚人節，中共怎麼選了這個好日子，簡直是「痛苦的滑稽」！那時《新聞天地》熱心討論國府「劃江自守」，國共「隔江而治」，它說長江以南沒有共軍，長江號稱「天塹」，有利防守，「反共靠水」，國府尚有完整的海軍。它說國府雖失去東北和華北，白崇禧的大軍尚在湖北，胡宗南的大軍尚在陝西，陳明仁兵團尚在湖南，山西有閻家，甘肅有馬家，加上四川和雲南，國府還有議和的本錢。它說斯大林反對解放軍渡江，對毛澤東當然有影響力。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調停國共衝突的時候，中共都堅持組織聯合政府，現在中共可以一償宿願了！這些推斷，可以代表當時江南多少人的希望。
可是這一切都是夢幻泡影。
父親原住北四川路底，有一段時間我每天在北四川路上通勤，看我生命中最後的上海。舊地重來，光景變了多少，怎麼處處有衣冠楚楚的人擺地攤？原來百貨滯銷，公司沒錢發薪，改用產品折價相抵，由員工滿街擺攤求售，居然是日本投降日僑等待遣送的光景。歷史決不重演，只是往往相似！交臂接踵，多少賣美鈔的小販，手中新鈔刷刷響，多少賣銀圓的小販，手裡的銀圓叮噹響，那是他們的廣告，他們低著頭沿著人行道不停地走來走去，等顧客找上來，一同躲進小巷裡成交。那時販賣美鈔銀圓是死罪，馬路作刑場，就地槍決，我曾撞上行刑的場面。可是不久禁令解除了，又准許人民使用銀圓，我情感麻木，理智未泯，這就是法律的「相對性」！書本上說，宣信爵士（James Simpson）是最後一個因盜竊罪而被吊死的人，那麼最後一個上法場的銀圓小販是誰？他也該留下名字。三十年後，兩岸政策急轉彎，總有最後一個因「通匪」而判刑的人，總有最後一個因「反革命」而勞改的人，他們應該是重要的新聞人物，讓我們思考法律到底是什麼。
那時人人買銀元，通貨惡性膨脹，「金圓券」每小時都在貶值，餐館賣酒按碗計算酒錢，第二碗的價錢比第一碗高，排隊買米，排尾的付出的價錢比排頭貴。坐火車的人發現餐車不斷換價目表，一杯茶去時八萬元，回時十萬元。買一斤米，鈔票的重量超過一斤，銀行收款不數多少張，只數多少捆。信封貼在郵票上，而不是郵票貼在信封上。飯比碗值錢，煤比灶值錢，衣服比人值錢。「騎馬趕不上行市」，「大街過三道，物價跳三跳」，生活矯治猶豫，訓練果斷，人人不留隔夜錢。鄉間交易要鹽不要錢，要草紙不要鈔票。
還記得讀過張恨水的小說《大富國》，人人有一本鈔票簿，每一頁上印著「 1」字，付款的時候，自己掏出橡皮圖章蓋數字，圖章上刻著「 0」字，你愛蓋幾個零就蓋幾個零。還讀過誰寫的《李伯大夢》，李伯打電話，接線生告訴他每分鐘多少錢，通話中間，接線生每分鐘插播進來，告訴他電話費漲了，現在每分鐘多少錢了。算盤本來十三檔，大商店用的算盤加到十七檔，因為交易的款項動輒幾百億幾千億。
那時只見新鈔不見舊鈔，鈔票還沒印好，印製的成本已急速上漲，許多新鈔不能發出，或發出後成為廢紙。我看見兒童用新鈔折飛機互相投射，狼藉滿地。政府只有拚命印大鈔，小鈔成捆，還有虛幻的重量和體積，三兩張大鈔在手，才令人孤苦悲淒，命薄如紙。最後新疆省銀行發行過世界最大面額鈔票，每張六十億元，共印製四百八十萬張。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美國一位收藏家展出這張鈔票，電視幕上猶足以令人觸目傷心，這一張鈔票已說明多少人蕩盡了家產。
發行金圓券是個駭人的連環騙局，當初說金圓券一圓含金 0.22217 盎司，但是並未鑄造硬幣，這是一騙；當局定下比例，以金圓券二億換回法幣六百萬億，這是二騙；本說發行總量二十億，馬上又有「限外發行」，這是三騙；然後乾脆無限制發行，最後發行量超出三十四萬倍，這是四騙。他騙誰，金圓券出籠的那天，聰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換銀圓、買黃金，把金銀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紛紛把黃金美鈔送給銀行兌換新鈔，政府騙了最支持他的人，騙得很無情。那時民不聊生，我和父親的生活當然也十分困難。
亂世傳奇多，這時候五叔忽然來到上海。我曾在上一冊自述《怒目少年》裡詳細敘寫五叔，他是個英勇的抗日軍官，自武漢會戰起，參加多次重大戰役，抗戰後期駐紮雲南，曾參加緬甸的苦戰。他受繼祖母的影響，和我的父親感情不睦，但是我做流亡學生的時候，他還是兩次匯錢接濟我。
抗戰勝利，國府裁軍，多少軍官降級或失業，五叔所屬的第二軍也改成整編第九師，他本是炮兵營中校營長，立下很多戰功，整編時升為上校炮兵指揮官。國共兩軍衝突激烈，眼看要打內戰，五叔反對內戰，毅然辭職。當時國軍將領一片主戰之聲，五叔寫信給「上校爺爺」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引用孫子兵法：「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
五叔脫離軍職以後，一度在京滬線上經商，共軍渡江之前，他到上海探望「上校爺爺」，順便約集在上海做難民的本家本族見面。他叮囑必須瞞住我們父子兩個，他離開上海的時候又交代族人傳話給父親：「告訴他我來過。」五叔為什麼這樣做？我只能有一個解釋，他要傷害我父親。我怎樣描述父親的反應呢？沒有憤怒，沒有悲傷，沒有驚訝，也沒有評論，我不知五叔達到目的了沒有，我無法窺探父親的心靈，他確實傷害了我，聽到消息，我的小腹好像遭人猛擊一拳，隱隱作痛，斷斷續續痛了許多年。五叔匯錢到流亡學校接濟我，並且和父親通信，那是表示對我有期望，上海過門不入，那是表示對我絕望，我連累了父親。從那時起，以後許多年，我們再也不提五叔。我自己暗中納悶：一九四九年，上海，當時已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時候，五叔幹嗎還要來這一套？
以後的事情我提前寫在這裡。和談破裂，共軍渡江，五叔一家帶著繼祖母、五姑還有四叔一家逃難，他們經湖南、入廣西、最後逃到雲南。繼祖母在廣西柳州去世，五姑在廣西南寧出嫁。五叔一家和四叔一家在雲南昆明定居。五叔在昆明之南的呈貢弄到一塊地，親自下田耕種，做胼手胝足的農夫，他為了符合「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努力轉型。
他不知道這種努力完全徒勞，他不知道在「人民民主專政」的體制下，「隱居」是消極抵抗，「隱者」是敵人潛伏蹲點。終於有人檢舉他組織反共救國軍，終於他受審、判刑、交付長期勞動改造。勞動改造驅使政治上毫無價值的人發揮他的經濟價值，同時也寓有教育作用，「曬黑皮，煉紅心，汗水洗掉舊思想。」不幸中之大幸，中共沒有把五叔發回原籍受辱，異鄉的心理壓力畢竟輕一些。五叔沒有惡行，審判他的人也知道「反共救國軍」是欲加之罪，案情雖然嚴重，但只有他一個被告，沒有一兵一卒，也沒有一槍一彈。專政雖然嚴苛，好歹也還有些寸短尺長，僅僅判了勞改。昆明的氣候保護了他，種植的作物容易生長，一年到頭幾乎沒有冬天，挨凍和受餓都免了。但是人生如戲，場地佈景有差別，劇本情節有樣板，五嬸和五叔劃清界限，離婚改嫁了，他的子女分散各地。
很慚愧，我雖然混到五十多歲，仍然沒有力量充分去做我該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想：五叔當年匯給我的三萬老法幣究竟是多少錢？中國人常以黃金衡量幣值，我查出抗戰勝利那年，依中央銀行的牌價，黃金每市兩恰是老法幣三萬元。我找到五叔下落的時候，黃金每盎斯美金三百五十元，一盎司不足一兩，大約八錢多重，算來每市兩黃金大約美金四百多元。五叔後人以大弟弟最為困窘，以小妹妹照顧五叔最多，還有五姑，她在患難中和五叔手足情深，我以當時十兩黃金的售價回饋他們。
不過中共對五叔的思想改造恐怕沒有徹底成功，我看到他刑滿釋放後拍的一張半身照片，肌肉健壯，眼神流露著不明白和不甘心。那時政策上開始平反冤錯假案，他四處出奔波申訴，沒有成功。那時海外統戰工作優先，海外關係吃香，他打聽我在台北的地址，希望我能替他申請，無奈我們彼此音訊斷絕。我本來不可能對五叔有任何用處，兩岸新局硬是把我這樣的人抬高，使我能做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五叔僥倖，我只有慚愧。我尊敬五叔的為人，中國大陸對外開放以後，我在紐約開始打聽五叔的消息，他現在需要我，一如我當年需要他，他的投資並沒有落空。第一步，我先和老家蘭陵的族人通信，用「順籐摸瓜」法找到五姑（廣西南寧），又從五姑處找到五叔的大兒子（甘肅銀川），再找到五叔的小女兒（雲南南華）。那時海外華人流行給國內親友寄錢，我也順從時尚。五叔早已去世了，他在小女兒家終其天年，後事也是小女兒和女婿獨力操辦，我對這位小妹妹表示了偏愛。
五叔念念不忘平反，我根據他老人家的遺志，找到本族出身的一位老革命王言誠先生。
王言誠和五叔是少年時期的玩伴，戰前參加共產黨，名字改為「田兵」，他是田野詩人，隨軍記者，內戰結束後調到中央，參與文藝政策的執行，雖然是老革命，始終還有儒家的忠恕之風。「文革」期間，忠恕之心誤事，貶到貴州省做文聯主任，人脈仍在。蒙他老人家出面運作，以我的名義提出申請，五叔的未了之願得以實現。
我看到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上面寫著五叔晚年幾件重大的事跡：
一九五六年，以組織反共自救軍罪名被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不服上訴，加判五年，改判為二十年。
一九七六年釋放。
一九九三年五月，原判撤銷，宣告無罪。
我把判決書影印了，寄給五叔的子女們，每人兩份。我希望他們把其中一份交給服務單位的人事部門存盤備查，使他們不再是黑五類反革命的後代。這些弟弟妹妹終有一天發覺這張紙重要。
內戰時期，解放軍非常需要炮兵人才（還有工兵、通信兵和軍醫），五叔即使作戰被俘，也能受到相當的優待。如果及早隨著部隊起義，還會吃香一陣子。五叔反戰，因為內戰是自相殘殺，五叔拒降，因為投降喪失人格氣節，他選擇了「隱」，希望用背脊朝天低面求土贖回自己。這些年，我想來想去，他是個儒家，那年代，國內外一切儒家之徒都沒有好下場，他不能倖免。
五叔一九○八年四月生於蘭陵，一九八四年一月因腦溢血死於南華，享年七十七歲。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正式營葬，墓地選在雲南呈貢郊外的山坡上。據說蘭陵王氏是由異地移民而來，許多山東人本來世居雲南，因吳三桂反清失敗，遭清廷集體發配山東。據說山東老人病故，家屬在出殯時祝福亡靈「大道西南，一路平安」。意思是魂歸雲南故鄉。五叔安葬雲南，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