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這句話已經被民主主義者批倒斗臭了，不過，小時候，我對這話深信不疑。那時候，我以為領導民主運動的人，也屬於「作之君，作之師」一類。
人，雖然都是圓顱方趾，都屬靈長類、二手類，怎麼有一種人天生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怎麼有一種人，你和他一見面就覺得他影響了你，……
後來懂一點美術，知道線條顏色怎樣左右你的情感，我想，也許是那些人的肌肉骨骼模樣輪廓恰好符合了美術上的某種要求吧。
後來懂一點音響，知道什麼樣的聲音能造成什麼樣的氣氛、產生什麼樣的幻覺，我想，也許是那些人的談吐言笑、音質音色，有某種魅力吧。
為什麼只有生公說法能使頑石點頭呢，那秘密的力量，一定藏在生公的容貌體態聲調裡。
後來又知道，人的內在學養形之於外成為氣質，氣質可以有吸引力親和力。種種如此，這人就不是尋常一人了，他就是造物有私、得天獨厚了。
也許，我只能如此解釋璞公荊石老師對蘭陵人發生的影響。
荊石老師排行居長，人稱「大老師」，他有兩個弟弟，二弟叫王思玷，人稱「二老師」，三弟叫王思瑕，人稱「三老師」。單看名字可以猜出這是一個不同流俗的家庭，依取名的習慣，「思」字下面這個字該是精緻華貴富麗堂皇之物，他們三兄弟不然，一個想的是「璞」，璞，原始石頭也；一個想的是「玷」，玷，玉石上的缺點也；一個想的是「瑕」，瑕，玉石上的斑痕也。
他們想的是真誠的品德和行為上的過失。蘭陵千門萬戶，如此取名字的僅此一家。
大老師首先影響了他的二弟，使二老師成為小說作家和革命鬥士；接著影響了他的三弟，使三老師成為自學有成的經濟學者。同時，他影響我們的父兄，並且辦學校影響我們。
我沒見過他青年時期的照片，等我有幸「親炙」的時候，他已過中年，頭髮半白，手背上鼓起青筋，加上身材瘦小，名副其實地喚起「荊」和「石」的意象。但是，你絕不認為他是個乾巴巴的老頭兒，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意識，我只感覺到尊嚴、權威，然而並不可怕。
那時，我們開始發展少年期的頑皮，但是，在他老人家上課的時候，我們是鴉雀無聲的。
那時，我們逐漸有了拖拉逃避的惡習，但是，他老人家規定的作業，我們是準時呈交的。
他老人家從未大聲呵斥任何人，從未威嚇警告任何人，從未用體罰或記過對付任何人。可是我們總是用心聽他的話，照他說的去做，唯恐自己太笨，又唯恐他對我們的期望太低。
那時，我們小孩子夾在大人的腿縫裡仰著臉聽高談闊論，時時可以發覺大老師是家鄉的「意見領袖」。
我記得，小時候，夏天，有一位長輩在院子裡乘涼，忽然看見空中出現了宮殿街道與人群。他以為南天門開了，他以為看見了門內的天堂，連忙跪下祈求神靈讓他兒子做官。
第二天，消息轟動全鎮，但是大老師說，那不是南天門，那是光線折射造成的海市蜃樓，那根本是某地一座大廟的幻影。哦，原來如此！「南天門震撼」立刻消失。
那年月，中共在江西成立蘇維埃組織，鬥爭地主，鄉人皺著腦袋瓜兒想，想這是什麼道理。「有人問過大老師嗎？」據說有人問過，據說大老師面無表情，口無答語。據說大老師向某人說了八個字：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眾家鄉人只好暗自猜這是個什麼理，這是怎麼一回事。……
敝族在明末清初昌盛起來，有清一代，出了五位進士，若干舉人秀才，酒香之外，兼有書香。民國肇造，新學勃興，我們家鄉是個小地方，驟然跟新時代新潮流脫了節，幸虧還有青年子弟剪了辮子出去受教育，璞公玷公是其中之佼佼者。
這兄弟倆本來是學鐵路的，那時都相信「建設之要首在交通」，畢業後本可以在外面做官，可是那時做官，要陪上司打麻將吃花酒，替上司弄紅包背黑鍋。那時軍閥混戰，政局不定，一朝天子一朝臣，做官的隨時準備另找職業。這兄弟倆一看，算了吧，不如回家辦個小學。
這個決定何等了得，弟兄倆承先啟後，把文化的命脈在我們家鄉接通了。
那時，家鄉有四位有實力有聲望的少壯精英支持辦學，願意跟大老師共同擔任校董，他們的名諱是王思澄、王思慶、王思敬、王思璜。在他們的支持下，二老師親自率眾拆掉廟裡的神像，改建教室。
私立蘭陵小學成立，大老師以校董主持行政，同時教國文，教歷史，教美術，除了音樂以外，他都能教，是一位全能的教師。他和二老師自稱義務教員，不支薪水，後來，與我祖父同輩的王松和來做過校長，松爺學貫中西，有領導才能，他也沒拿過一文報酬。
通過教學，大老師把許多新生事物引進家鄉。
他引進注音符號，時間在國民政府通令正式以注音符號列入教材之前。拼音時，他先把前兩個字母拼成一音，再用這個音去拼最後的韻母，可說是兩段拼法，與各地流行的一次拼法不同。他似乎吸收了「反切」來推行拼音，這個兩段拼法一直使用到「縣立時代」，成為母校教學的一項特徵。
他引進話劇，不僅劇本，還有道具服裝佈景效果一整套東西。他編寫的《正義的話》，自己導演，演出一個純樸的烏托邦，國王和農夫在阡陌間對談，上下之間沒有隔閡和壓迫。
他引進木刻。他大概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就把木刻列入美術課程。他要求學校供應木版和刻刀，只收成本費。學生把他刻成的作品拓下來，貼在木版上，描紅一樣照著刻。為了替學校籌款，他刻了一張很大的海報，畫面主體是一把熊熊燃燒的火炬，火頭上懸著一枚制錢，下面一行大字：「就差這把火！」這種「訴諸群眾」的方式，也是他第一個在家鄉使用。
他引進荷馬、安徒生、希臘神話和《阿 Q 正傳》。他也引進了許地山。他本來不主張背誦，他以補充教材講授《阿 Q 正傳》的時候，偶然讚歎「這樣精煉的白話文，應該背誦，值得背誦」。於是他老人家最喜愛的一些學生展開了背誦競賽，幾天以後，這一部幾萬字的中篇小說，竟有好幾個人能夠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這些先進學長也背誦了荷馬的《奧德賽》。
還有，我必須記下來，他老人家引進了馬克思。……
朱子說，有個朱晦庵，天地間就多了些子；沒有朱晦庵，天地間就少了些子。大老師之於吾鄉，也許就是如此了！
大老師有反抗世俗的精神，不僅見之於還家不仕，拆廟興學，還有很多行誼。
例如，他的書法。
吾鄉吾族以書法家衍公（王思衍）為榮，習字皆以衍公的楷書為範本。那時習字用毛邊紙鋪在範本上摹寫，稱之為「仿」，這底下的範本叫做「仿影」。
衍公的墨寶並不易得，外人慕名求字，多半由他的得意門生（也是他的本家侄子）王松和以行草應付，頗能亂真，不過，若是本家子孫向老人家要一張「仿影」，幾天內一定可以拿到真跡，不論遠房近房，富家窮家，有求必應。
所以家家有衍公寫的「仿影」。收到仿影的人，多半以「雙鉤」描出輪廓，用墨填滿，保存原件，使用副本；也有人並不那麼講究，直接使用真跡，墨透紙背，漸漸把仿影弄髒了。沒關係，等到仿影髒到不能使用時再去要一張來。
衍公寫出來的仿影，近顏似柳，端正厚重，均勻整齊而又雍容大方，正是清代士子必習的館閣體。族人在這一字體的熏陶中成長，寫出來的字差不多同一面目，外人戲稱「蘭陵體」。
那時，過年家家貼春聯。舊年最後一天，家家都把春聯貼好了，這時有一個非正式的節目，三三兩兩到街上散步，左顧右盼，欣賞春聯。林林總總，春聯上的字天分有高低，功力有深淺，但同源共本，確有所謂「蘭陵體」。
大老師不學蘭陵體，他寫漢隸，不是因為寫得好，而是因為要寫得不同。
還有，他主持的別開生面的婚禮。
他的公子王綸和先生結婚，是吾鄉一大盛事，世家聯姻，郎才女貌，大老師又改革了婚禮。
大老師的故居在蘭陵西南隅，與我家祖宅為鄰，門前有一行槐樹，鄉人稱他家為「槐樹底」。我們兩家門外有廣場相連，平坦潔淨，供收割莊稼使用，鄉人管這種廣場叫「場」，陽平，讀如「常」，他家和我家一帶地區統稱「西南場」。大婚之日，「場」中肩並肩腿碰腿擠滿了觀眾。
我是那次婚禮上的小觀眾，並且努力擠進了大門，眼見拜天地廢除了叩首，改用鞠躬。新娘似乎未用紅巾蒙頭，即使有，也老早揭掉了，新娘新郎當時就站在院子裡照相，大老師擠在觀眾當中著急，認為新郎的表情生硬，需要改進。他老人家也許認為這張照片應該像他在南京上海所見、一雙璧人露著幸福的笑容吧。
大老師「欲回天地入扁舟」，他老人家畢竟是「思想的人」，二老師才是「行動的人」，思想的人與入室弟子坐談論道，行動的人提著頭顱走向戰場。大老師成為先進，二老師成為先烈。從二老師的實踐看出大老師的觀念。
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顏色。大老師如乳，二老師如酒；大老師如杜甫，二老師如李白；大老師如諸葛，二老師如周郎；大老師如史，二老師如詩。
大老師三讀資本論，贊成社會主義，歡迎共產黨。我沒聽他親口說，只聽他的得意高足這麼說，「槐樹底」的子弟也這麼說，人證鑿鑿，要懷疑也難。
我只知道大老師同情——甚至尊重——窮苦而又肯奮鬥的人。
有一個人，算來和大老師同輩，半夜起來磨豆腐，天明上街賣豆腐，他兒子在小學讀書，成績極優。當他的太太沿街叫賣熱豆腐的時候，那些大戶人家深以辱沒了王家姓氏為憾，唯有大老師，若在街頭相遇，必定上前喊一聲三嫂子。這一聲三嫂子出自大老師之口，給他們全家的安慰激勵是無法形容的。
有一次，全縣的小學舉行演講比賽，本校要派一名代表參加。為了選拔代表，各班先舉行班內比賽，選拔好手，各班好手再舉行校內比賽，產生本校的代表。比賽由大老師主持其事，他特別識拔一個叫管文奎的同學。管文奎的父親去世了，母親做女傭撫養子女，是真正的貧戶。大老師認為文奎的演講有「擒縱」，抑揚頓挫，節奏分明，聲音也響亮動聽。文奎果然不負厚望，贏得這次比賽的亞軍。
那時，蘭陵的清寒人家有些是敝族的佃戶或傭工，他們的孩子和「東家」的孩子一同讀書，那些少爺小姐把階級觀念帶進了學校。在那種環境裡，連某些老師也受到習染，走在路上窮學生向他敬禮的時候，他忘了還禮。我們的大老師不是這個樣子，大老師的兒子侄女也不是這個樣子。
我只知道這些，別的全不知道，餘生也晚，及門受教時學校已改縣立，國共已分裂，江西剿共已進行，大老師思不出位，言談絕不涉及國文以外。但是我想，他老人家那些「入室」弟子也許仍然有些「異聞」吧？
其實，那時候，某種思想已經寫入政府編印的國文課本，例如：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例如：
嫂嫂織布，哥哥賣布，賣布買米，有飯落肚。
土布粗，洋布細，洋布便宜，財主歡喜。
土布沒人要，餓倒哥哥嫂嫂。
這一類課文，與最早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固然反其道而行，跟稍後的「春遊芳草地，夏賞綠荷池」也大異其趣。關心民瘼的大老師，對此也許不能「予欲無言」吧。
一個不可抹殺的事實是，七七事變發生，蘭陵人奮起抗戰，國共競賽，各顯神通，大老師最欣賞最器重最用心調教的學生全在紅旗下排了隊，他們的大名是：王言誠（田兵），靳耀南（榮照），魏潔（玉華），楊冷（文田），王川（生傑），王秋巖（思菊），孫立晨，陳桂馨（德吾），孫縉雲，王立勳，管文奎。這些人都做了建造「人民共和國」的良工巧匠，其中王言誠，王川，靳耀南，更是勞苦功高。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言誠先生說，大老師接受社會主義，他並非從階級觀點出發，他是從孔孟的仁愛和釋迦的悲憫出發，他老人家認為儒家釋家都空有理想，只有共產黨能夠付諸實行。所以，就讓共產黨來幹吧。
或者，大老師好比《新約》裡的施洗約翰，在曠野裡「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也許，大老師不像施洗約翰，他未必瞭解「那後之來者比我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不配」。
回想起來，我並非大老師的好學生。那時，人人稱讚我的作文好，大老師卻說不然。
那時我們愛寫抒情的散文，所抒之情，為一種沒有來由的愁苦悵惘，不免時時墜入傷春悲秋的濫調。那是當時的文藝流行病，我們都受到感染，而我的「病情」最嚴重。
那時，我已經覺察國家危難，家境衰落，青年沒有出路，時時「悲從中來」，所以不能免疫。
「愁苦之詞易工」，我那時偶有佳作，受人稱道，只有大老師告訴我們，這樣寫永遠寫不出好文章。
他老人家說，文章不是坐在屋子裡挖空心思產生，要走出去看，走出去聽，從天地間找文章。
天下這麼多人你不看，這麼多聲音你不聽，一個人窮思冥索，想來想去都是別人的文章，只能拼湊別人的文句成為自己的文章，這是下乘。
他老人家最反對當時流行的「新文藝腔調」，例如寫月夜：「一輪皎潔的明月，掛在蔚藍色的天空，照著我孤獨的影子。」例如寫春天：「光陰似流水般地逝去，一轉眼間，桃花開了，桃花又謝了，世事無常，人生如夢。」當時，這種腔調充斥在模範作文或作文描寫詞典之類的書裡。他不准我們看這些書。
他老人家說，說書人有一種反覆使用的「套子」，死學活用。說書說到官宦之家，大門什麼樣子，二門什麼樣子，客廳裡掛著什麼字畫，擺著什麼傢俱，有一套現成的說法，這一套可以用在張員外家，也可以用在李員外家；可以用在這部書裡，也可以用在另一部書裡。作文一定要拋棄你已有的「套子」。
依他老人家的看法，學文言文和學白話文，方法大有分別。學文言是學另外一套語言，那套語言只存在於書本裡，在別人的文章裡。你必須熟讀那些文章，背誦那些文章，才可以掌握那一套語言。你寫文言文的時候，先要想一想你能夠背誦的那些句子，把它從別人的文章裡搬過來使用。你寫的文言文是用古人的句子編聯而成，頗似舊詩的集句。
那時去古未遠，大家對學習文言的過程記憶猶新，自然拿來用它學習白話文學。可是大老師認為這是歧途，白話文學的根源不在書本裡，在生活裡，在你每天說的話裡，不僅如此，在大眾的生活裡，在大眾每天說的話裡。
回想起來，大老師這番教導出於正統的寫實主義，是堂堂正正的作家之路，對我們期望殷切，溢於言表。可是，那時候，我並沒有完全瞭解他的意思，我相信，別的同學也沒有聽懂。
回想起來，這段話，也許是說給我一個人聽的吧？遍數當年全班同學，再沒有像我這樣醉心作文的。
可是，那時，我完全沒有照他的話去做。
他說，文筆一定要簡潔。
國文課本裡有這麼一個故事：敵人佔據了我們的城池，我軍準備反攻，派一個愛國的少年偵察敵情。這少年在午夜時分爬上城頭，「看見月色非常皎潔」。
看見月色非常皎潔！全課課文只有這一句寫景，大老師稱讚這一句寫得恰到好處。為什麼到了城頭才發現月色皎潔？因為這時他需要月色照明，好看清楚城裡敵人的動靜。他說，倘若由俗手來寫，恐怕又是「一輪皎潔的明月掛在蔚藍色的天空」，一大串拖泥帶水的文字。
受降城上月如霜！月如霜三個字乾淨利落，用不著多說。
他老人家的這番訓誨，我倒覺得不難。我把這種寫法首先用在日記上。我記下，參加一個親人的葬禮，「四周都是哭紅了的眼睛」，大老師給我密圈。我記下，有一天因事早起，「星尚明，月未落，寒露滿地，鴉雀無聲」，大老師又給我密圈。
通常，學生的作文都很短，老師總是鼓勵大家寫得長些。有一次，大老師出題目要我們比賽誰寫得又好又短。題目是「我家的貓」。我寫的是——
我家的貓是一隻灰色的狸貓，是三歲的母貓，是會捉自己的尾巴不會捉老鼠的貓，是你在家裡的時候它在你腳前打滾兒、你不在家的時候它在廚房裡偷嘴的貓，是一隻每天挺胸昂首出去、垂頭喪氣地回來的貓。你說，這到底是一隻什麼貓？
據說，大老師看到我的作文時微微一笑：「這孩子的文章有救了。」作文簿在老師們手上傳來傳去，有人認為「的貓」兩個字太多了，刪掉比較好；也有人主張「的貓」很有趣，而且扣題，題目就是「我家的貓」嘛！
在那一段日子裡，我對作文又愛又怕，怕我那些「妙手偶得」的佳句不能通過大老師的檢驗。有一次，我在作文簿上寫道：
時間的列車，載著離愁別緒，越過驚蟄，越過春分，來到叫做清明的一站。
大老師對這段文字未加改動，也未加圈點，他在發還作文簿的時候淡淡地對我說：「這是花腔，不如老老實實地說清明到了。」
又有一次，我寫的是：
金風玉露的中秋已過，天高氣爽的重陽未至。
他老人家毫不留情地畫上了紅槓子，在旁邊改成「今年八月」。
回想起來，大老師提倡質樸，反對矯飾，重視內容。他朝我這棵文學小草不斷地澆冷水，小草受了冷水的滋潤，不斷地生長。這一番教導對我的影響太大、太大了。
二老師玷公完全實踐了他大哥的文學理論。
玷公一八九五年出生，一九二六年響應北伐起事戰死，得年三十一歲。他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間，也就是二十六歲至二十九歲之間，在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上連續發表了七篇小說，被茅盾驚為彗星。
這七篇小說經王善民、靖一民兩先生合編為《午夜彗星》一書，它們是：
《風雨之下》——描寫一個老農在天災下的掙扎。
《偏枯》——泥瓦匠因為癱瘓，不得不出賣兒女的故事。
《劉並》——莊稼人受地痞欺負，無處申訴的故事。
《歸來》——「浪子回頭」故事的現代版。
《瘟疫》——描寫老百姓對軍隊那種入骨的恐懼。
《一粒子彈》—— 一個農村青年熱衷從軍的下場。
《幾封用 S 署名的信》—— 一個下級軍官怎樣由陞官發財的夢中醒來。
七篇小說都是很完整的藝術品。一如大老師所主張的那樣，這些小說的題材來自觸目所及的現實，透過精細的觀察而取得，摒棄了玄想夢幻；小說的語言因靠近日常生活而樸實真摯，不賣弄修辭技巧去刻意雕琢。更重要的是，作者玷公雖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識分子，卻以無限的關懷描寫了貧農下農的痛苦，這想必更是大老師所樂見的吧。
二老師提筆創作的時候，距離胡適提倡白話文學才四年，「新文學第一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發表後三年，許多小說家還不曾嶄露頭角，二老師居然能把短篇小說的形式掌握得如此完美（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居然使節奏的流動、情節的開闔、情感的起伏三位一體，我們只有驚歎他的天才，惋惜他的天不假年！
《小說月報》是當年小說作者的龍門，茅盾先生以小說祭酒之尊來此掌門，他根本不知道王思玷是何等樣人，來稿七篇一一刊出，採用率百分之百。他又把七篇中的三篇選入《新文學大系》，入選比率為百分之四十。茅盾在《新文學大系》小說卷的序言裡以一萬九千字推介入選作品，玷公佔了一千多字。由此可以看出，那時領導文壇的人，對於有潛力有發展而又符合意識取向的作家，是多麼勤於發掘、樂於揄揚！深耕易耨，無怪乎有後來的遍野豐收！
那時白話文尚未成熟，二老師受時代限制，小說語言有生糙處（不是生硬）。方今白話文精雕細鏤，熟極而流，又有故作生糙以示返璞的趨勢，二老師的小說今日讀來，反而別有風味。他蒼勁似魯迅，沉實似茅盾，《瘟疫》一篇顯示他能寫諷刺喜劇，《偏枯》《劉並》《幾封用 S 署名的信》，都在結尾處顯露冷酷中的人情、絕望中的轉機以及最後可能有的公道。千里冰封，一陽來復，不似後來某些作品之趕盡殺絕、決裂到底。種種跡象，他本來可以成為偉大的小說家。可惜天不假年，他老人家三十一歲就因為響應北伐起義成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