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海道三島有禪宗龍澤寺，方丈玄鋒為一方豪士所仰，嘗結交朝鮮逐臣，年九十退隱。其徒宗圓嗣為方丈，又為一方美人所仰。每年花時與霜楓紅葉時，就樹下為善男信女作茶道，風光明迷，也是個有高行的。一次我偕池田篤紀鈴木廣司往游，賦詩：
我與遊俠兒，來參宗圓師。
到門息塵念，草木皆清規。
古佛去久晻，見師忽無疑。
弟子好容顏，一一正禮儀。
灑掃事耕作，道高故似卑。
蓬萊水三淺，扶桑仍鳴雞。
聞有唐土客，古紀成新契。
餉我茶酒釅，面蔬午炊遲。
侍者導周矚，焉敢忘敬持。
肅肅趨殿陛，迤邐觀晏私。
維摩一室空，天女九秋眉。
循廊得石泓，因竹上山陂。
春事方簡靜，林徑似有思。
陟嶺望箱根，昔人從萬騎。
天際隱兩京，群動生滅隨。
惟我所立處，歲月無改移。
此豈資問答，聖凡各自嬉。
平坡有梅花，遙見已在茲。
樹下賓主意，班荊復稍時。
師現菩薩身，諸眾鹹淑宜。
蕩子心事重，龍性亦馴夷。
但念平國亂，未許從文殊。
去又為風雷，仍乞師慈悲。
詩中“蓬萊水三淺”是說日本敗戰後的改變，而我游龍澤寺則已在日本恢復獨立之年了。
卻說池田於敗戰後歸來，腳穿草履，頭戴遮陽笠，推手車販賣蔬果為活，一家人缺衣少食。今為清水市商工會議所理事，五年工夫，才新制得一襲和服。他接我到他家裡住，吃飯桌上他幾次歡喜道：“胡先生來了，可真是好了！”隨即他又慶幸又驚駭的說：“若是來早兩年，可拿什麼吃的東西請請胡先生，那時怎麼辦呀？”《詩經》裡“彼君子兮，曷飲食之？”還有“中心好之，易飲食之？“真是比說”高情薄雲漢”還貴重。
我住在池田家，仍如昔年住在杭州斯家一樣，輕易不到別的房裡，遂覺這樣的院宇亦有深邃閑靜。池田家原是清水市的名家，被戰火盡毀，現在的住屋剛剛蔽得風雨，院子裡還種有地瓜與豆。但如今秋天，盛開科斯摩斯花，單瓣淡紅，翠莖如煙。我坐在廊檻上，人比花低。
我寫了一信與徐步奎，想想還是不要說明，惟云：“我是長江之蛟，當年化為白衣秀士，獲接清塵，謝謝。”步奎回信道：“風雨時至，蛟又乘水而去，世人始驚，但單是那白衣秀士，妙解文義，即已可喜。”還有是與秀美通信。而我閒常在清水市，只去屋前屋後走走，像個無事人。
池田家在清水市端，前後田疇，出入見富士山。此地沒有詩人畫家，此山惟如日月的與清水市人相親。我走過人家門前，到阡陌上有溝水處，那溝水且是漣漪，沙淨流細，日色藻影，叫人想要下去伸手弄水。我不是個對景傷離之人，惟常恐人世奄忽若飄塵。此地的一切，與我沒有一點物權的關係，卻像李白詩裡的“永結無情契”，單是物物皆在，即已天地有信了。
我有時亦到街上看看店舖攤販。一次我買了一把剪刀回來，三十元，等於一包紙煙的價錢。我向池田說，三十元竟這樣值錢，真覺每天吸煙花費不應該。池田笑而不答。自從國民政府幣值暴落以來，世人無復對於一文錢的愛惜。我出來到香港，把零碎票子亦不當錢，雖這是港幣呀，但在香港是只見商品堆積，連沒有對於物的珍重。現在這裡是日本人的勤儉，才有海田市郊清健。我在阡陌上見晚稻離離，植竿飄動布條，與縛草人防鳥雀，這種田夫村婦的綿密意，只覺都是情義。
在池田家，夜裡睡靜了，聽見廚房裡自來水涓滴在流，我起來去關，原來是栓塞已壞。涓滴之水能值幾何，我卻幾個晚上聽著於心不安。物是在其比較值之外，尚有其絕對值，如此才曉得了古人說的惜物。
我住在池田家的那半年裡，最是心思簡靜。對於那房子與傢俱等連沒有意見，只是萬物與我同在。對於池田家人的穿著與我自己的穿著，亦沒有名貴不名貴的分別，總之衣裳就是一種意思的存在。對於每天的飯菜魚餚，亦不起烹調精粗的分別。乃至對於池田家人及鄰人路人，我亦不觀察他們的品格脾氣與才能，而人之相與，本來亦只是一種禮義的存在。釋迦的平等，老莊的絕聖棄知，便有這樣的好。
轉瞬過了年。舊歷正月初五，我走過田畈到山邊，卻見有個觀音堂，柵門關著，香火冷落無人，我投了一枚銅幣，禮佛已，稍稍佇立了一回。今生裡我與訓德，是金玉姻緣也罷，是木石姻緣也罷，單這小小一枚銅幣落到奉納櫃裡的一聲響，已夠驚動了三世十方。
我住在池田家寂然如水。宋亡有志士來日本乞師，終知難為，削髮入寺，我記不得是國光法師還是槐安法師。明末則有朱舜水。而孫文先生當年，亦曾來日本。但我從不拿來比附。今天的自是今天的人事。我在清水市時，每去教日文的先生那裡，路上倒是想起於家三小姐。昔年她離婚後，來日本留學，大約亦像我今天這樣初學日文。想起她的人，她的志氣，只見路邊人家籬落，皆在雨後新陽，春天的陰潤裡，而我遂亦對自己有歡喜了。
可是池田一次說我：“清水市在你看來都成為好，我們實在感激，但你是立在極高的處所看下來，你不是與我們平等。”我因想起《紅樓夢》裡寶玉出家後，他父親賈政道：“今才曉得他是哄了老太太十八年。”蘇軾南貶，在惠州儋州，只見他是隨處都喜愛，但他北歸時卻說：“遊山玩水有何好？”他原來是騙騙惠州人儋州人。我今亦是騙騙清水市人，可是人生亦不能還有比這更真的了。
是年三月，我遷居東京都。新交有西尾末廣、宮崎輝。我在日本的生活，頭兩年是橘善守幫忙，此後一直到今天都都是宮崎輝幫忙。我一到日本，池田為我安排初定，我作有一詩：
蓬萊自古稱仙鄉，西望漢家日月長；
惟恐誓盟驚海岳，且分憂喜為衣糧。
朝鮮志士的詩有“盟山草木動，誓水魚龍知”。性命托於一劍，而我卻是性命托於衣糧。日本人常有因失業一年半載，全家自殺，親友不能救。又常有為盜竊八百一千日元，只夠買一件襯衫的錢，打死人命，現代社會，就有這樣的冷酷，我每從報上看到，只覺自己並不比他們高超，而是還比他們更沒有生活的根基，有時想起來，會心思只往下沉。
朱舜水有名藩禮遇，孫中山先生當年來日本，亦有豪士以百萬元贈借，但我與日本諸眾共現代人的為衣糧而憂喜，倒亦不願以此易彼。我還有一首詩也是來日本後所作，今只記得兩句：“星辰戀塵俗，鳳凰思凡禽。”
但我總是有著叛逆之心。如今見電車裡的日本男女皆已衣著像樣，個個有毛線衫，有外套與皮鞋，國民生活的水平提高了，但我總要想起愛玲前回在溫州時說的：“畫報上的美國小孩皆有蘋果吃，面前一杯牛奶，你要就只能是這樣的，好不委屈。”文明是生活稍為寬裕了就要有禮，但西洋的做法是到何時亦不能寬裕，只說要提高生產力，不知還要能從生產力解放，而且也從消費的問題解放。便在這種地方我對現代國家心有不服。雖如中國方今不得不追趕現代產業，亦開始就該確立這樣的性格，即是人要對於產業心意有餘。
我廿一歲時作登杭州六和塔詩有“憑欄一長嘯，誰為識此意”。現代社會亦仍應可以有人像孫登，孫登棲居蘇門山，而與市井之人甚隨和，阮籍去見他，歷陳興廢之事為問，孫登不答，阮籍遂長嘯而退，行至半嶺，卻聽見孫登在上長嘯，如鸞吟鳳鳴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