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哲學反思和對世界作形而上學解釋的最強烈衝動,來自對死亡的認識,以及對苦難和生活之悲苦的考慮。
——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如果維特根斯坦在火線之後度過整個戰爭,那麼《邏輯哲學論》就將仍是1915年首次動筆時的那個我們幾乎能斷定的樣子:一篇論邏輯本質的論文。《邏輯哲學論》裡對倫理、美、靈魂和生活意義的論述,其源頭正是叔本華描述的「哲學反思的衝動」,刺激這種衝動的是對死亡、苦難和悲苦的認識。
1916年3月末,如長久之所願,維特根斯坦調往對俄前線的一支戰鬥部隊。他被編入隸屬於奧地利第七軍的一個炮兵團,此軍駐紮在靠近羅馬尼亞邊境的東線最南端。他的團被推向前線之前的那幾周裡,他竭力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準備面對死亡。「上帝照亮我。上帝照亮我。上帝照亮我的靈魂。」3月29日他寫道。第二天:「盡全力做。再多你也做不了:要快活」:
用盡你的力氣幫助自己和別人。而且同時要快活!但自己需要多少力氣,別人又需要多少?很難好好活!!!但好好活是好的。但將得行的不是我的,而是你的[93]意願。
可是,等待已久的時刻到來時他卻病倒了,指揮官說可能得把他留下來。「如果真是那樣,」他寫道,「我會殺了自己。」4月15日他得知自己還是獲准和團部同行,他禱告道:「只願他們允許我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執行一點困難的任務。」他算著日子,直到自己終於上了火線;而等到那個時刻到來時他向上帝祈求勇氣。他注意到,抵達前線後自己完全沒了性慾。
一到前線他就要求去最危險的地方:觀察哨所。這樣他就肯定是敵人火力的目標。「有人向我射擊,」4月9日他記錄。「想到上帝。願你的旨意得行。願你的旨意得行。上帝與我同在。」他覺得這種經驗令自己更接近光照。5月4日他得知自己要在觀察哨所值夜班。由於炮擊在晚上更猛烈,這是他能得到的最危險的崗位。「只有那時,」他寫道,「戰爭才對我真正開始。」
還有——也許——甚至生命。也許接近死亡將帶給我生命的光。願上帝照亮我。我是蟲豸,但經由上帝我成為人。上帝與我同在。阿門!
第二天,在觀察哨所他以極大的期盼等待夜間炮擊的到來。他覺得自己「像魔法城堡裡的王子」。
現在,白天時,一切都是寧靜的,但晚上一定是可怕的。我會經受得了嗎?今晚將見分曉。上帝與我同在!!
第二天他記錄說,自己的生命一直處於危險之中,但靠著上帝的仁慈他活了下來。「我不時會害怕。那是對生命的錯誤看法的過錯。」幾乎在崗的每一夜他都準備去死,並祈求上帝不要拋棄他,賜予他不畏懼地、直率地睜眼看死亡的勇氣。只有那時他才能肯定自己體面地活著:「只有死亡給予生活意義。」
跟在哥普拉納時一樣,維特根斯坦更喜歡呆在孤獨危險的崗位上,而不是和同事在一起。與面對敵人相比,他需要上帝給他一樣多的、甚至更多的力量來面對同事。他們是「一夥醉鬼、一夥惡劣和愚蠢的人」:
人們,除了少數例外,恨我,因為我是個志願兵。於是我幾乎總是被恨我的人包圍著。而這是我仍然無法忍受的一件事。這兒的人是惡毒和無情的。幾乎不可能在他們中找到一絲人性的痕跡。
就像奮力反抗面對死亡的恐懼,奮力要自己停止恨這些人也是對他的信仰的檢驗:「一個真正信仰者的心理解一切。」於是他催促自己:「一旦你覺得自己在恨他們,就轉而努力去理解他們。」他試了,但明顯很費勁:
與其說我周圍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說他們狹隘得嚇人。所以幾乎不可能和他們一起工作,因為他們永遠誤解。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狹隘。在他們的領域裡他們足夠聰明。但他們缺乏品質,從而缺乏寬度。
最後,他斷定自己不恨他們——但他還是那樣厭惡他們。
在前線的最初幾個月(從3月到5月),維特根斯坦一直能做一點邏輯。他繼續思考函項和命題的本性以及預設簡單對像之存在的要求。但他加進了以下這一孤立的對「現代世界觀念」的有趣論述,這論述未加改動地出現在《邏輯哲學論》裡(6.371和6.372):
整個現代世界觀念建於一個錯覺之上:所謂自然法則是對自然現象的解釋。
於是今日人們停在自然法則那裡,視之為不可違背的,就像過去的時代看待上帝和命運一樣。
而事實上兩者都對也都錯:儘管現代系統努力顯得自己解釋了一切,而古代的觀點就其有一條清楚和公認的界限而言更為清楚。
他收到一張弗雷格寫的鼓勵他堅持邏輯工作的明信片。「你想要不丟掉自己的智性工作,」弗雷格寫道,「對此我很理解。」他感謝維特根斯坦邀請自己到維也納討論他的工作,但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去。不過他希望能以某種方式繼續他們的科學討論。但維特根斯坦在戰爭的剩餘時間裡只做了很少的邏輯。而當弗雷格終於有機會讀到《邏輯哲學論》時,他無法——在維特根斯坦看來——讀懂一個字。
4月和5月,東線的戰鬥是輕微的;但6月份俄國發動了準備已久的大規模進攻,這就是以謀劃和指揮這次進攻的將軍命名的「布魯西洛夫之擊」。於是整場戰爭裡最慘烈的一些戰鬥打響了。維特根斯坦的團所屬的奧地利第七軍首當其衝,遭受了巨大的傷亡。正是在這個時候維特根斯坦著作的性質發生了改變。
6月11日,一個問題打斷了他對邏輯基礎的思索:「對上帝和生命的目的我知道點什麼?」他列了一張表予以回答:
我知道世界存在。
我處於其中,就像我的眼睛在眼睛的視域中。
有關它的某事是成問題的,我們稱之為它的意義。
這意義不在它之中,而在它之外。
生活就是世界。
我的意志滲入世界。
我的意志是善的或惡的。
於是,那善和惡與世界的意義有某種聯繫。
生活的意義,即世界的意義,我們可稱之為上帝。
而與此相聯繫的是,把上帝比作父親。
祈禱就是思考生活的意義。
我不能令世界裡發生的事情屈服於我的意志:我是完全無能的。
我只能讓自己獨立於世界——從而在一個特定意義上控制世界——通過拒絕對發生的事情施加任何影響。
這些論述不是用密碼寫的,看上去它們像是隸屬於之前的邏輯論述。從此這類思索主宰了筆記本。彷彿是,個人的事和哲學的事融合起來了;倫理和邏輯——「對自己的責任」的兩個方面——終於走到了一起:不只是同一個人目標的兩個方面,而是同一哲學工作的兩個部分。
例如,在筆記本的7月8日那條裡我們看到:「面對死亡時的恐懼,是一種虛假的(即一種壞的)生活的最好標誌。」——這一次,這話不是在陳述個人信條,而是在努力作哲學思考。
戰爭初期他哥哥保爾嚴重受傷,恐怕再也當不了職業鋼琴演奏家了;他得到消息後寫道:「多麼糟糕!到底什麼哲學能幫助人戰勝這種事情?」現在,在自己經歷過戰爭的全部恐怖之後,他似乎不僅需要一種宗教信仰,也需要一種哲學。
這就是說,他不僅需要信仰上帝——向之祈求勇氣和光照;他需要理解自己信仰的是什麼。當他祈求上帝時,他在做什麼?他在對誰祈禱?他自己?世界?命運?看起來他的回答是:三者都是:
信仰上帝意味著理解生活的意義。
信仰上帝意味著,看出「世界裡的事實不是問題的全部」。
信仰上帝意味著看出生活有一個意義。
世界是給予我的,即,我的意志完全從外部進入世界,像是進入某種已在那裡的東西。
(至於我的意志是什麼,我尚不知道。)
不管其方式如何,無論如何我們在某一意義上是有所依賴的,我們所依賴的,我們稱之為上帝。
在這意義上,上帝就是命運,或世界(跟命運是一回事)——世界獨立於我們的意志。
我能令自己獨立於命運。
有兩個神:世界和我的獨立的我。
……當我的良心擾亂我的寧靜,我就和某種東西不一致。但那是什麼?是世界嗎?
這麼說一定是對的:良心是上帝的聲音。
稍後我們讀到:「事物如此這般(how things stand),是上帝。上帝是,事物如此這般。」這兒的「事物如此這般」,既指事物在世界中如此這般,也是指事物在自我中如此這般。因為照魏寧格和叔本華的說法,自我是世界的小宇宙。
這些思想像是強加給他的——幾乎是出其不意地抓住了他。7月7日他記道:「上個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每一個可能的題目上想了許許多多。但奇怪的是我不能建立它們和我的數學思考模式之間的聯繫。」而在8月2日他談到自己的工作——彷彿它有自己的生命——已「從邏輯基礎拓展到世界的本質」。
維特根斯坦對邏輯的思考和對生活意義的思索,這兩者之間的聯繫將在他先前作出的說出和顯示的區分中覓得。他說過,邏輯形式不能在語言內部表述,因為它是語言自身的形式;它在語言中顯露自身——它必須被顯示。類似地,倫理和宗教真理雖不可表述,卻在生活中顯露自身:
生活問題的解答要隨著這問題的消失而現身。
這不就是之所以如此——在長久的懷疑之後明白了生活的意義的人卻說不出這意義在於什麼——的原因嗎?
於是:「倫理不指涉世界。倫理必須是世界的一個前提,就像邏輯。」正如必須把語言看作整體才能理解邏輯形式,也必須把世界看作整體才能理解倫理。人們試圖描述在這種景觀裡看到的東西時,不可避免地說出無意義的話(維特根斯坦談到自己的這種嘗試:「我意識到這一切句子都是完全不清晰的」),但這一景觀之可獲得是不容否認的:「確實有不能訴諸言詞的東西。它們顯露自身。它們就是神秘的東西。」
談論對世界的這一景觀(把世界看作一個有限整體)時,維特根斯坦採用了斯賓諾莎用過的拉丁短語:sub specie aeternitatis(「在永恆的形式下」)。這景觀不只是倫理的,也是審美的:
藝術作品是在永恆的形式下看到的對象;而善的生活是在永恆的形式下看到的世界。這是藝術與倫理的聯繫。
通常的觀看方式彷彿是,在對像中間看對像,在永恆的形式下的看則是從外部看。
這樣,整個世界是它們的背景。
這些論述顯出明白無誤的叔本華的影響。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裡,叔本華用相當類似的方式討論了一種沉思,作這種沉思時的我們丟開了「平常考慮事物的方式」,「不再考慮事物之何處、何時、為何和去何處,而只考慮什麼(the what)」:
進一步,我們不讓抽像思想和原因概念佔據我們的意識,而是丟掉這一切,把我們心靈的全部力量專用於感知(perception),讓我們自己完全沉入,讓我們的全部意識都注滿了對實際在場的自然對象的平靜沉思,無論那是一片風景、一棵樹、一塊石頭、一面峭壁、一棟建築還是任何別的東西。換一種意味深長的說法:我們在這對像裡全然失去了自己……
這正是斯賓諾莎寫下這句話時所想的:Mens aeterna est quatenus res sub specie aeternitatis[「就心靈在永恆的形式下構想事物而言,心靈是永恆的」]。
無論是否在1916年重讀了叔本華,無論是否記起了那些少時印象深刻的段落,毫無疑問維特根斯坦在1916年寫下的論述帶有明顯的叔本華味。他甚至採用了叔本華的術語Wille(「意志」)和Vorstellung(「表象」、有時是「觀念」),比如:
我的觀念是世界,同樣我的意志是世界-意志[94]。
在許多方面,維特根斯坦對意志和自我的論述只是重述了叔本華的「先驗觀念論」,重述是用叔本華的這一兩分進行的:「作為觀念的世界」,時空的世界;「作為意志的世界」,實體的、無時間的自我世界。可把這一學說看作尼采所嘲弄的宗教心態的哲學對等物:對痛苦的病態敏感——從現實逃進「一個只是『內部的世界』、一個『真正的』世界、一個『永恆的』世界」。把這一心態用作某種哲學的基礎時,就成了唯我論,即認為這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回事。於是我們看到維特根斯坦說:
這是真的:人是小宇宙:
我是我的世界。
維特根斯坦和叔本華對這一學說的表述的區別在於,維特根斯坦對之加了一個限制,即訴諸言辭時這一學說嚴格講是無意義的:「唯我論者的意思是很正確的;只是它不能被說出,而是顯露自身。」
他認為自己走到了一個交匯點上——在這裡叔本華的唯我論和弗雷格的實在論結合在同一觀點裡:
這是我走過的路:觀念論把人作為唯獨之物從世界裡挑出來,唯我論單把我挑出來;最後我看到,我也歸屬於世界的其他東西;於是一方面沒有什麼剩下來,另一方面,唯獨的是世界。這樣,若是嚴格地遵循觀念論,觀念論就走向了實在論。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弗雷格是把早先的自己從叔本華的觀念論中解放出來的思想家,而弗雷格看上去並未得知維特根斯坦又回到了觀念論。在一封落款日為6月24日的明信片上,弗雷格再次說自己很高興維特根斯坦能做科學工作。「我很難這樣說自己,」他寫道。佔據他心思的是戰爭,還有他認識的參與戰爭的人遭受的苦難;其中一人最近第二次負傷,另一人在波蘭遇難。他對「布魯西洛夫之擊」什麼也沒說,而是說他很高興收復了倫貝格。在下一封落款日為7月2日的明信片上,他對維特根斯坦不能工作抱以同情。他說自己也做不了科學工作,但希望戰後他和維特根斯坦能再次投身邏輯問題的研究。7月29日他又一次談到維特根斯坦近來的通信裡明顯低落的情緒,希望很快能收到一張情緒更好的卡片,但:「無論收到什麼,只要說明你還活著,我總是很高興。」
從這些卡片裡一點也看不出他知曉了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此時發生的根本改變——一點也看不出他知道維特根斯坦的關切正從邏輯基礎拓寬到世界的本質,或他知道維特根斯坦相信自己找到了唯我論和實在論的結合點。
寫自己的書時維特根斯坦從未丟開對品生特的掛念。7月26日他記下了又一封品生特的來信。信是用德語寫的,品生特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兄弟死了,是在法國被殺的。「戰爭不能改變我們的個人關係,」品生特強調;「戰爭與之毫不相干。」「這友好和可愛的信,」維特根斯坦寫道,「令我睜開了眼睛,看到了自己在這一流放中的活法。這或許是有益的流放,但我現在覺得是一次流放。」
這時奧地利軍隊已被逐回喀爾巴阡山脈,獲勝的俄軍在身後追擊。條件是艱苦的——「冰冰冷,雨和霧,」維特根斯坦記道。這是「充滿折磨的生活」:
極難不失去自己。因為我是個軟弱的人。但精神將有助於我。最好是我病了,那樣至少我能有一點安寧。
但進軍的俄國人在身後開著火追擊,為了避免被俘或死亡他得不停地動。「有人向我射擊,」7月24日他寫道,「每一槍打來,我的全部存在都縮成一團。我多想活下去。」
在這種環境下,「哲學的自我」——作為道德價值承擔者的自我——的身份問題特別凸顯出來。在穿過喀爾巴阡山脈的撤退途中,維特根斯坦可能有生第一次發現,忘掉那個自我,被一種本能的、動物性的存活意志壓倒是怎麼回事,在這種狀況下道德價值是不相干的:
昨天有人向我射擊。我嚇壞了!我害怕死亡。現在我想活命的慾望是如此之強。當你享受生命時,很難放棄生命。這正是「罪」之所是,這正是不理智的生活,一種錯誤的人生觀。我不時變成一個動物。那時我想不到別的,只有吃、喝和睡。可怕!而那時我也像動物一樣受苦,沒有從內部得救的可能性。那時我處於欲和怕的支配之下。那種時候本真的生活是不可思議的。
隨後的三個星期,他的日記表明他在斥責自己的這一陷入有罪生活的傾向。「你知道為了快樂地活著你得做什麼,」8月12日他告訴自己。「為什麼你不去做?因為你是不理智的。壞的生活是不理智的生活。」他向上帝祈求跟自己的軟弱本性作鬥爭的力量。
雖然這樣勸諫自己,但實際上在戰役期間他始終體現出卓越的勇氣。「布魯西洛夫之擊」的頭幾天裡,由於他幾次置換班的要求於不顧,勇敢地堅守崗位,他們為他申請勳章。「他這種非凡的行為,」報告裡寫道,「正起到了使他的夥伴鎮靜下來的效果。」他很快晉陞了,起初是准下士(一種無委任狀的炮兵軍銜,類似英國陸軍炮兵的一等兵),隨後是下士[95]。最後,當八月末俄國的進軍已是強弩之末時,他被送往位於摩拉維亞的奧爾姆茨(奧洛穆茨)的團總部接受軍官訓練。
去奧爾姆茨前維特根斯坦回維也納休了一次假。他在日記裡寫,自己在那兒感到沮喪和孤獨,但一個喜訊是魯斯還活著。魯斯把一個奧爾姆茨熟人的姓名地址給了他:此時,魯斯的一個前學生正在此地的自己家裡休養,此人此前因結核病的緣故而退伍了。
8月28日維特根斯坦收到一封弗雷格的信,信中提議他們就邏輯問題通信。弗雷格提出,在有空的時候,維特根斯坦能否把自己的思想寫成論文寄過去?然後他將試著用信件回應維特根斯坦的思想。「用這種方式,」弗雷格寫道,「或許我們能進行一點科學交流,這樣多少可代替面對面的討論。」看上去,直到寫完自己的書後維特根斯坦才對這提議作出了反應。也許這提議來得太晚了;1916年秋天,他找到了沿著自己思想的新方向前行所需的討論夥伴。
魯斯提到的學生是保爾·伊格爾曼;在奧匈帝國的一個原本文化相當貧瘠的邊遠地區,一群年輕人形成了一個自覺受教育的綠洲;伊格爾曼是這群年輕人中的一員。那兒有弗裡茨·茨威格,一個有才華的鋼琴家,後來成了柏林國家歌劇院的首席指揮;有弗裡茨的堂兄弟馬克斯·茨威格,一個法律學生和劇作家;有海因裡希(「海尼」)·格羅格,也是法律學生,後來是成功的大律師。伊格爾曼說格羅格是「我遇過的最機智的人之一」。伊格爾曼的兄弟也是個敏銳機智的人——後來成了維也納有名的漫畫家「彼得·恩」——儘管此時他和維特根斯坦彼此嫌惡。伊格爾曼自己是阿道夫·魯斯和卡爾·克勞斯兩人的信徒。退伍後他致力於協助克勞斯的反戰運動,幫忙收集剪報;這些剪報是克勞斯的諷刺性反戰宣傳的材料。
在1916年10月維特根斯坦到了奧爾姆茨,一直呆到臨近聖誕節。他原想住在奧爾姆茨市政廳的塔樓裡,但看守說那地方不出租,他就在鎮郊的一所公寓樓裡找了個房間。搬進去不久他得腸炎病倒了,伊格爾曼照料他至痊癒;伊格爾曼的母親也來幫忙,她為維特根斯坦煮便餐,由伊格爾曼送給病人。伊格爾曼初次行此好意時,在上樓去維特根斯坦的房間時弄灑了一點湯。他進門後維特根斯坦叫道:「我親愛的朋友,你在用好意潑我。」弄髒了外套的伊格爾曼回答:「恐怕我是在潑我自己。」這正是維特根斯坦欣賞的那種簡單的好意和簡單的幽默,這一幕留在了他心裡。回前線後他寫信給伊格爾曼:「我常想起你……想起你給我送湯的時候。但那是你的也是你母親的錯!我也永遠不會忘記她。」
虧得有伊格爾曼的那群朋友,維特根斯坦在奧爾姆茨的時光是快樂的。他參與了他們排演的莫裡哀的《無病呻吟》,挺欣賞地聽了弗裡茨·茨威格的鋼琴獨奏會;最重要的他參加他們的討論——談文學、音樂和宗教。尤其是伊格爾曼——這是一位同情的、投合的傾聽者,維特根斯坦能與之談論此前在前線的六個月裡進入自己腦海的所有想法。伊格爾曼回憶,有時候談話在路上進行——他把維特根斯坦從自己的屋子送回後者在鎮郊的屋子。如果到了公寓樓後談興仍濃,他們就掉頭繼續交談,由維特根斯坦送伊格爾曼回去。
伊格爾曼是維特根斯坦離開英格蘭後最親密的朋友。這友誼頗歸功於這一事實:相遇時兩人都正經歷一種宗教覺醒,而且對這覺醒的解釋和分析是相似的。伊格爾曼對此的表述頗佳,他談到,自己的精神困境:
……使我能理解——彷彿是從內部理解——他的令其他所有人迷惑不解的言談。正是由於我的這種理解,那時我是他不可或缺的。
維特根斯坦自己常說:「如果我沒辦法說好一句話,在伊格爾曼的連拉帶拽之下它就會冒出來。」
這幅畫面使人想起羅素的說法:用鉗子把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拽出來。確實,很難不把《邏輯哲學論》孕育期間伊格爾曼和羅素在維特根斯坦的生活裡扮演的角色相提並論。伊格爾曼寫下這段話時似乎已作了這種比較:
維特根斯坦意外地遇到了我這樣一個人:這個人跟較年輕一代的許多人一樣,為了世界實際的樣子和他以為世界應當是的樣子之間的反差而飽受折磨;這個人還傾向於到自己的內部而非外部去尋覓這種反差的源頭。他從未在別的地方見過這種態度,同時,若想對他的精神境況有任何真正的理解或有意義的討論,這種態度又是至關重要的。
談到羅素為《邏輯哲學論》寫的序言,他說:
今日雖然公認這書在邏輯領域是一件決定性的大事,但卻沒有把它理解為一本更廣意義上的哲學著作,[它][96]大概是主因之一。維特根斯坦一定深感傷心地看到,如此傑出的人——他們也是有助於他的朋友——竟無法理解他寫《邏輯哲學論》的意圖。
在時序上,這說法有著某種程度的張冠李戴。這也說明,伊格爾曼幾乎沒有意識到,1916年他和維特根斯坦的相遇與1911年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相遇並不一樣。1916年和1911年,維特根斯坦寫《邏輯哲學論》的意圖也不一樣。當維特根斯坦的工作「從邏輯基礎拓展到世界的本質」時,羅素和他並無接觸;就羅素所知,他寫這書的意圖是為了闡明邏輯的本質。可以說,伊格爾曼對1911年維特根斯坦之為哲學家的發展不會有什麼用處,那時維特根斯坦的注意力集中在羅素悖論引起的問題上。
不過這倒是事實:在1916年——就像在1911年——維特根斯坦的處境是幸運的,他能跟一個親近的心靈每天交談,而且這心靈的幾乎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時間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裡沒有加密札記;有了伊格爾曼就不必那麼做了。不過日記裡有不少哲學筆記。大體上,這些筆記延續了肇始於前線時期的叔本華一路的思考。我認為,他和伊格爾曼長時間的交談很可能幫著他搞清了這書的神秘部分和邏輯部分之間的聯繫。他一定跟伊格爾曼深入討論了這書;伊格爾曼回憶錄裡的《對<邏輯哲學論>的觀感》一文也說明,伊格爾曼有一個牢固的印象:「邏輯和神秘主義在這兒從同一根源生出」。把邏輯和這神秘主義連起來的核心線索——「不可說的真理顯露自身」——是伊格爾曼自然就有的一個想法。實際上後來他為維特根斯坦提供了一個例子,兩人都覺得這個例子極佳:烏蘭德[97]的一首題為《愛博哈德伯爵的山楂樹》(Count Eberh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