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末維特根斯坦回到了霍赫海特。他的計劃是在那兒度過夏天的前一段時間,然後於8月末動身,攜品生特度假兩周,最後到英格蘭探望老朋友(如埃克爾斯),再於秋天返回挪威,住進他的新房子寫完他的書。
整個7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暗殺引起的危機在惡化,歐洲列強在為戰爭做準備,維特根斯坦則同品生特信來信往,討論他倆計議中的度假。他們是照原計劃去西班牙呢,還是去某個更偏僻的地方?最後他們同意8月24日在特拉法加廣場的格蘭德飯店碰頭,到時再決定去哪裡。6月28日(正是暗殺那天)埃克爾斯寫信給維特根斯坦談到自己的新房子和寶寶——「小陌生人」——他的妻子預計在8月生產;在維特根斯坦的回信裡,我們看到他信心滿滿地保證,無論他和品生特決定去哪裡,事後他將於9月10日左右到曼徹斯特看埃克爾斯。「我希望小陌生人順順當當,」維特根斯坦回答,「而且我希望是個男孩。」
埃克爾斯曾寫信就一套臥室傢俱徵詢維特根斯坦的意見——包括衣櫃、醫藥箱和梳妝台——那是埃克爾斯自己設計、打算付諸製作的。他非常信任維特根斯坦在這種事情上的判斷;他的新客廳仿照維特根斯坦在劍橋的屋子:藍地毯,黑油漆,黃色的牆。「效果,」他告訴維特根斯坦,「每個人都大加讚賞。」
埃克爾斯在信裡勾勒了自己對於好設計的標準:最大的效用、最容易的製作方式;他說絕對的簡單是他考慮的唯一事情。這是維特根斯坦樂意贊同的標準。「極棒」是他給埃克爾斯設計的判詞;只是出於純粹功能性的考慮,他建議對衣櫃作一點改動。「我看不到床的圖樣」,他又說:
……或者你想要傢俱製造商提供的床?若是這樣,一定堅持要他們割掉一切小氣的奇幻床腳。為什麼床要立在滾輪上?你不會在房子裡乘著床旅行的吧?!千萬要照你的設計製造其他東西。
雖然維特根斯坦和埃克爾斯同樣偏愛祛除了一切種類裝飾的功能性設計,但我認為,可以設想這件事在維特根斯坦那裡具有某種在埃克爾斯那裡不具有的文化的、甚至倫理的重要性。在「青年維也納」的知識分子那裡,對不必要裝飾的憎恨位於一種更一般的反感——對他們眼裡的空洞姿態的反感——的核心處,這種空洞姿態是哈布斯堡帝國正在腐爛的文化的標誌。卡爾·克勞斯向報紙副刊[85]開戰,阿道夫·魯斯在米西勒廣場建造那棟出了名不加裝飾的建築,不過是同一鬥爭的兩個方面。維特根斯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認同此鬥爭;這一點是明顯的,因為他讚賞這一鬥爭的兩位主角的工作。
在挪威時維特根斯坦就請人寄來克勞斯的《火炬》,他曾看過克勞斯寫路德維希·馮·費克爾的一篇文章;費克爾是克勞斯的一位仰慕者,自己編輯一本在因斯布魯克出版的克勞斯式刊物,名為Der Brenner(「火爐」)。7月份維特根斯坦寫信給費克爾,說自己願轉給他十萬克朗,條件是把這筆錢分配給「缺乏生計的奧地利藝術家」。「我在這事情上求助於你,」他解釋道,「因為我料想你認識不少我們最有天賦的人,知道他們當中誰最需要扶持。」
相當自然地,這封信令費克爾目瞪口呆。他沒見過也沒聽說過維特根斯坦;他覺得需要核實這個讓自己處置這麼一大筆錢(十萬克朗在1914年等於四千英鎊,因此約相當於今日的四萬至五萬英鎊)的提議。他回信問,自己是否真能認為這提議完全嚴肅,而不是玩笑。「為了使你相信我的提議是真誠的」,維特根斯坦回答,「也許做什麼都不如把這筆錢實際轉給你更好;我下次去維也納時將那樣做。」他解釋說,父親去世後自己有了一大筆財富,「在這種情況下為慈善捐一筆錢是慣例。」他選擇了費克爾,「因為克勞斯在《火炬》上寫你和你的刊物的文章,也因為你寫克勞斯的文章」。[86]
費克爾收到了這封信,商定於7月26—27日到新森林犁地人街見維特根斯坦;然後他盡力從自己的維也納朋友那兒瞭解一點維特根斯坦。從畫家馬克斯·馮·埃斯特勒那兒,他得知維特根斯坦的父親是帝國最富有的猶太富翁之一,也是一位視覺藝術的慷慨贊助人。費克爾確認維特根斯坦的提議是真誠的,到維也納見了他本人,討論錢的分配方案。費克爾在新森林犁地人街維特根斯坦的房子裡住了兩天。維特根斯坦(費克爾在1954年出版的回憶錄裡說)使他想起《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阿遼沙和《白癡》裡的梅什金那樣的人物:「第一眼瞥去,那模樣是令人心悸的孤獨。」
有點出乎費克爾的預料,他們一起度過的這個週末很少提及手頭的事務。實際上直到此行的第二天才談到錢的分配。起初維特根斯坦似乎更渴望對費克爾說說自己。他描述了他的邏輯工作,他的工作與弗雷格和羅素的工作的關係。他也說到他在挪威的小屋子,他現在是怎樣生活在挪威農民中,他打算回挪威繼續工作。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維特根斯坦向費克爾提出這筆資助,動機不只是做慈善,也是想跟奧地利的智性生活建立一些聯繫。畢竟,絕望於劍橋的朋友羅素和摩爾不能理解自己的理想和感受,他已切斷了與之的交流。或許奧地利人能更好地理解他。
在維也納時,費克爾把維特根斯坦引見給阿道夫·魯斯。對維特根斯坦來說,費克爾的引見是他此行的亮點。「能見到他我非常高興」,8月1日他寫信對費克爾說。事實上,他們此時的關切和看法是如此接近,據說魯斯本人見維特根斯坦時驚呼:「你就是我!」
他們終於談起了錢的支出,維特根斯坦的一個條件是一萬克朗就給《火爐》;剩下則由費克爾自行分配。
費克爾已選定了三個主要受益人:賴內·馬利亞·裡爾克、格奧爾格·特拉克爾和卡爾·達拉戈。每人得到兩萬克朗。就我們所知,維特根斯坦欣賞的現代詩人只有很少幾個,裡爾克是其中之一;維特根斯坦歡迎費克爾的提議。他也樂意認可特拉克爾這個名字。對達拉戈他沒說什麼。達拉戈是個波西米亞式的人物,是當時知名的作家和哲學家。他是《火爐》的固定作者,擁護一種反唯物主義的、反科學的態度,這種態度裡包含了東方神秘主義和一種對人性中情感的、「女性化」一面的稱頌。
剩下的三萬克朗,作家卡爾·豪爾(特拉克爾的一個朋友,從前給《火炬》供稿)和畫家奧斯卡·柯柯什卡各得五千;埃爾瑟·拉斯克爾-許勒(一個詩人,《火爐》的固定作者)四千;阿道夫·魯斯、作家特奧多爾·赫克爾、特奧多爾·多布勒、路德維希·埃裡克·特薩、裡查德·魏斯和弗蘭茨·克哈勒維特各兩千;赫爾曼·瓦格納、約瑟夫·奧伯科夫勒、卡爾·海因裡希和雨果-諾因格鮑爾各一千。
另一位《火炬》的作者表現主義作家阿爾伯特·埃亨斯泰因像是也受益於費克爾分配的錢。起碼維特根斯坦這麼認為。他告訴保爾·伊格爾曼,「我曾在金錢上幫過他,但其實不是有意為之」。出於感謝,埃亨斯泰因寄去兩本自己的書《圖布茨》(Tubutsch)和《人在尖叫》(Man Screams);維特根斯坦斷定它們「就是垃圾,如果我沒弄錯的話」。
他是否瞭解自己幫助的多數藝術家的作品,是很可懷疑的;更可懷疑的是若瞭解的話他是否欣賞。費克爾把致謝信轉交給他,在他的回信裡對多數藝術家完全沒有讚賞的跡象;甚至他的反應揭示出對整件事情的某種不屑。他收到的第一封這種信是達拉戈的,維特根斯坦徑直寄還給費克爾:「我不知道這信對你是否有一點用,但總之我還給你。」後來費克爾把一批這種信一塊寄到他那裡,他全部寄還了,說自己無需將其存檔;他還說:「這些感謝信——老實說——絕大部分我很討厭。某種低聲下氣的、幾乎是行騙的語氣——等等。」
他對自己資助的「窮困」藝術家的這種疏離,至少有一個受益人有所感覺,即特奧多爾·赫克爾;赫克爾把克爾凱郭爾譯成德語發表在《火炬》上,對激起一戰前奧地利知識分子對這位丹麥哲學家的興趣起了很大作用。赫克爾起初想拒絕這筆錢。維特根斯坦向費克爾開出的條件是錢要給窮困的藝術家,赫克爾的論點是自己不滿足這個條件。若是一個富人喜歡他翻譯的克爾凱郭爾,希望給予報答,那就不同了:「但這是一項饋贈,出資者明確將其跟接受者的窮困綁定,我不能也不願接受」。費克爾回信力勸,說這筆捐助中要有一份贈予赫克爾,是合適的,也符合捐助者的意願。赫克爾打消了疑慮,接受了這筆錢;不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幫助赫克爾比幫助埃亨斯泰因更令維特根斯坦引以為傲。
只對三個受益人才能稍微確定地說維特根斯坦瞭解也讚賞其工作:魯斯、裡爾克和特拉克爾。甚至這兒我們還得附上一句:雖然讚賞特拉克爾作品的調子,但他坦言自己讀不懂;後來他不喜歡裡爾克的後期詩作;戰後他斥責魯斯是個混子。
儘管如此,他稱裡爾克的致謝信是「友善的」和「高貴的」:
[它]感動了我,也令我深感喜悅。在我生活的搖擺的平衡中,任何高貴之人的友愛都是一種支持。我完全配不上這份出色的禮物;我把它存在心中,當作這友愛的痕跡和記憶。如果你能,請向裡爾克轉達我對他最深的謝意和可靠的忠誠。
至於特拉克爾的詩,在費克爾寄來一個選集之前他大概一無所知。他回信:「我讀不懂,但喜歡它們的調子。這調子屬於真正的天才。」
維特根斯坦和費克爾討論把錢分配給奧匈帝國的藝術家的那個週末,也正是帝國的命運成了定局的那個週末。7月23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了最後通牒,接受條款的最後期限是7月25日星期六下午6點。他們未收到條款獲得接受的消息,於是7月28日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
即便在這麼晚的階段——一周之內整個歐洲將開戰——人們普遍仍未認識到這事將影響到奧匈帝國和英國的關係。英國的輿論——就其對此事的關注而言——同情哈布斯堡、反對塞爾維亞人。英國報紙幾乎和奧地利報紙一樣激昂地譴責對大公的刺殺。
那麼,我們在一封落款日為7月29日的寫給維特根斯坦的信裡讀到品生特蠻有把握地核實了他倆的安排(8月24日在格蘭德飯店碰頭)時,也許就不必驚訝了。他提出的唯一疑問是他們的目的地。是安道爾還是法羅群島?或許別的什麼地方?「我猜馬德拉島[87]不適合你,」他樂觀地設想著。「當然,」他寫道,沒顯出一點兒熱衷,「在英國的島嶼上是有不為人知的好地方。」但:「我認為我們最好別去愛爾蘭,那兒幾乎肯定就要有叛亂和內戰之類的事!」蘇格蘭或許可以(這明顯是維特根斯坦提議的)——比如奧克尼或設得蘭,或赫布裡底。確實,從某方面來講這可能是比在大陸上度假好。因為:
也許考慮到歐洲戰爭的這檔子事,我們最好別去安道爾——可能不容易回來。
依照A.J.P.泰勒稱為「按時刻表進行的戰爭」[88]的荒誕邏輯,維特根斯坦收到這封信沒幾天,「歐洲戰爭的這檔子事」已然令他和品生特的國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敵對方。
維特根斯坦的第一反應似乎是設法離開奧地利,也許去英格蘭或挪威。他沒走成,而且得知自己不能離開;隨後他作為志願兵加入了奧地利軍隊——去年得的疝氣已免去了他服兵役的義務。「我認為他入伍的行為是高尚的,」品生特在日記裡寫道,「但又是極度悲哀和不幸的。」
雖然維特根斯坦是個愛國者,但他入伍的動機不只想保衛祖國這麼簡單。他姐姐赫爾米勒認為,此舉關乎的是「一種強烈的願望:讓自己經受一點困難的事,做一點跟純粹的智力工作不同的事」。入伍關乎他一月份以來強烈感受到的一種願望:「轉變為一個不同的人」。
他當時常用來描述自己情緒的比喻,同樣適用於描述1914年夏天在歐洲瀰漫的感受——永恆的沸騰感,希望「來一次一勞永逸的噴發」。因此,每個交戰國都出現了為宣戰而歡喜慶祝的場面。彷彿整個世界都分享著維特根斯坦1914年的瘋狂。羅素在自傳裡描述,穿過特拉法加廣場歡呼的人群時,他吃驚地發覺「普通的男人女人因為要打仗而歡喜」。甚至某些他最好的朋友——如喬治·特裡維謙和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也陷入了狂熱,變得「野人般好戰」。
我們不應想像這樣的畫面:維特根斯坦帶著擺脫枷鎖的喜悅迎接向俄國開戰的消息,或他陷身於那時掌控了歐洲民族的歇斯底里的仇外情緒。然而,他在某種意義上歡迎戰爭似乎不容置疑,即便主要原因是個人的、而非民族主義的。和許多同代人一樣(其中包括——舉例來說——他在劍橋的某些同輩,如魯伯特·布魯克、弗蘭克·布利斯和弗倫克·貝克什),維特根斯坦覺得直面死亡的經驗將以某種方式改進自己。可以說,他走向戰場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他自己。
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經驗種種》裡談到過英勇直面死亡的精神價值——照維特根斯坦在1912年對羅素的說法,他覺得這本書也許令他在一條道路上改進了自己:正是在那條道路上,他想要非常多地改進。「無論一個人在其他方面如何脆弱」,詹姆士寫道:
如果他願意冒死亡的風險,更進一步,如果他在自己選擇的事業上英勇地經受了死亡的風險,這一事實將永遠祭奉他。
在維特根斯坦的戰時日記裡(其中的私人部分是用很簡單的密碼寫的),有跡象表明他正是祈望這種祭奉。「現在我有機會做一個得體的人了,」第一次撞見敵人的時候他寫道,「因為我站在這兒,盯著死亡的眼睛。」開戰兩年後他才真正前往火線,他立刻想到的是這件事的精神價值。「也許,」他寫道,「接近死亡將把光帶進生命。上帝照耀我。」那麼,維特根斯坦在戰爭裡要求的,就是他全部個性的轉變,是將不可逆轉地改變他生活的「某種宗教經驗」。在這意義上戰爭對他來得正是時候:戰爭到來的那一刻,他的「轉變為一個不同的人」的願望甚至比解決邏輯根本問題的願望更強烈。
他於8月7日——奧地利向俄國宣戰的第二天——入伍;被編入正在東線克拉科夫效命的一個炮兵團。他立刻就因為維也納軍事機構的友好態度而鼓舞。「每天有千百人向他們徵詢意見,但他們卻友好地、詳細地作答,」他評論道。這是個好跡象,令他想起英國人做事的方式。8月9日他到了克拉科夫,興奮地期待著:「我現在就可以工作了嗎?!我急切想知道前頭是什麼。」
維特根斯坦的團編入了奧地利第一軍,因此參與了戰爭頭幾個月最荒謬的低能戰役中的一場。俄國和奧地利的司令部都在執行基於錯覺的戰略:俄國人認為奧地利的大部隊將在倫貝格(現在的利沃夫)集結;奧地利人期待在再北一點的盧布林周圍找到大批俄國軍隊。因此,奧地利軍隊在俄屬波蘭不費力地推進,俄國人則向奧地利加利西亞地區的最大城市倫貝格進軍,兩軍都吃驚於自己面對的抵抗之少。等到奧地利司令官康拉德弄明白發生了什麼,倫貝格已經陷落,他的第一軍面臨被南面的俄軍切斷供給線的嚴重威脅。因此他被迫下令撤退。原本是深入俄國領土的一次大膽進攻,結果是可恥地退縮到奧匈帝國境內140英里處的防線。然而,若不撤退,奧地利軍隊可能要被人數更多的俄軍殲滅。事實上,在混亂無果的加利西亞戰役中,康拉德指揮的90萬人中有35萬陣亡。
這一戰役的大部分時間,維特根斯坦呆在維斯瓦河上的一艘船裡——此船名為哥普拉納,是最初推進時從俄國人手裡繳獲的。即便在這頭幾個月裡看到過任何真正的戰鬥,他的日記也未記錄。我們讀到的,則是他聽說卻沒看到的戰鬥,還有「俄國人在後面追我們」的謠傳。他實在太輕易地相信了俄國人佔領倫貝格的傳聞,卻很快就不相信德國人佔領巴黎的謠言:或許這是維特根斯坦悲觀傾向的典型作風(這次是對了)。他從這兩個傳聞當中得出了同一個結論:「現在我知道我們戰敗了!」10月25日,有關巴黎的謠傳還特別引得他悲觀地思索起軸心國的局勢:
這種不可信的消息總是一個壞兆頭。如果真有我們的好事情發生,那會被通報,人們則不會熱衷於此種謬論。因為這個,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感覺到我們的——日耳曼種族的——局勢的悲慘。英格蘭——世上最好的種族——不可能失敗。但我們能失敗,而且將要失敗,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我們的種族將被擊敗,想到這個我極其沮喪,因為我是個徹頭徹尾的日耳曼人。
他傾向於從種族的角度看待這場戰爭,這一點也許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發覺自己跟多數戰友很難相處。歐洲的所有軍隊裡,奧匈帝國的軍隊是種族最多樣的。雖然多數軍官是日耳曼人或馬扎爾人,但大批普通士兵來自於帝國統轄的各斯拉夫民族。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的長官們「友好、有時非常好」;但是一見到同伍士兵,就斷言他們是「一夥罪犯」:「對任何事都沒有熱情、難以置信地粗魯、愚蠢和惡毒。」他幾乎不能把他們當作人類:
聽到中國人說話時,我們往往以為他的話是不清不楚的咯咯聲。懂漢語的人能從聽到的聲音裡分辨出語言。類似地,我常常不能在一個人身上分辨出人性。
陌異的存在圍繞著他——在他們眼裡他也一樣陌異——維特根斯坦發覺這很像自己在林茨學校的境況。8月10日,領到制服的第二天,他忽然看出了這種相似性;結果某種壓抑著的焦慮突然浮出了水面:「今天醒來時我感覺自己彷彿身處那種夢境裡:出乎意料地、荒謬地發現自己回到了學校。」而在哥普拉納上,遭到船員的戲弄後他寫道:「糟透了。如果我還搞清了什麼,那就是這件事:全部船員中沒有一個得體的人」:
前方是極艱難的一段日子,因為現在我被出賣和背叛,就像很久以前在林茨學校裡一樣。
這孤立的感覺圓滿了:他明白,去林茨讀書以來曾在生活裡幫助他克服孤獨感的人——羅素、凱恩斯、品生特——「屬於敵對的一方」。「過去幾天我經常想到羅素,」10月5日他寫道,「他仍想著我嗎?」他收到一封凱恩斯的信,但是封純事務性的信,詢問戰後該如何處理他安排給約翰遜的錢。[89]「從一個過去信任的人那裡收到一封事務性的信件,令人傷心,尤其在這種時候。」但他想念的主要是品生特:「沒有大衛的消息。我被徹底遺棄了。我想到自殺。」
維特根斯坦向自己為數不多的德國和奧地利朋友寄去了問候的軍用明信片,收到了鼓勵和支持的回信。特別是柏林的約勒斯一家跟他頻繁熱情地通信。他們上了年紀、愛國,讀到前線的「小維特根斯坦」的消息時,產生了一種身臨其境的愉快;整個戰爭期間,他們纏著要他更詳細地說明自己的功績。「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經常地、心中滿是喜悅地想起你,」斯坦尼斯洛斯·約勒斯於10月25日寫道,「願經常聽到你的消息,而且要盡快。」他們「盡了自己的一份力」,定期寄給他巧克力、麵包和香煙包裹。
他也從弗雷格那兒收到了含著愛國熱情的最好祝願。「你作為志願兵入伍」,10月11日弗雷格寫道:
我得知了這件事,特別滿意,我吃驚地聽說你仍能投入科學工作。願我能有福,看到你健康地從戰場回來,再次和你討論問題。毫無疑問,那時我們將終於能更親近、更好地理解對方。
然而,把他從自殺的念頭裡拯救出來的不是約勒斯和弗雷格送來的鼓勵,而就是他到戰場上尋求的那種個人的轉變和宗教的皈依。可以說,拯救他的是《聖經》。在加利西亞的頭一個月他進了一家書店,在這家店裡他只找出一本書: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這本書迷住了他。它像是成了他的護身符:無論去哪兒都帶著,反覆地讀,整段整段記熟了。他在同伴中成了有名的「帶著福音書的人」。他一度——戰前羅素曾深感他比自己「更不待見基督徒」——不只成了一個信徒,還成了一個福音傳教士,向每一個痛苦著的人推薦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如果你不熟悉它,」後來他告訴費克爾,「那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在人身上產生什麼效果。」
他的邏輯和他對自身的思考是「對自己的責任」的兩個方面;這一熱忱的信念必定要對他的工作發生影響。最終它發生了影響——使他的工作從弗雷格和羅素一脈的邏輯符號系統分析,轉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奇特混血:把邏輯理論和宗教神秘主義如此這般地結合在一起。
但這一影響幾年之後才明顯起來。戰爭的頭幾個月裡,閱讀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獲得的精神營養「養活了他」;這話的意思是——照他的說法——使他看起來快樂些了,「於是我的內部存在不受打擾了」。
也就是說,由於這一閱讀,他把兩年(或三年)前觀看《畫十字的人》(Die Kreuzelscheiber)時觸動他的想法付諸實踐了,即無論「外部」發生什麼,什麼事都不能加諸於他之上、加諸於他最內部的存在之上。於是我們在他的日記裡看到,他再三懇求上帝幫助他別「失去自己」。這一點對他比活下去重要得多。加諸於他身體上的事情是——或他覺得應該是——無關緊要的。「如果我現在就要活到頭了」,11月13 日(謠傳俄國人正向他們進擊的那段日子裡的一天)他寫道,「願我好好地死,做我自己。願我永不失去自己。」
對維特根斯坦而言身體只屬於「外部世界」——他此時生活於其間的那幫「粗魯、愚蠢和惡毒」的罪犯也屬於這個世界。然而,他的靈魂必定棲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裡。11月份他告訴自己:
不要依賴於外部世界,這樣你就不恐懼那裡發生的事……獨立於事物要比獨立於人容易無數倍。但必須同樣能夠做到。
他在船上的職責是夜裡操控探照燈。由於執行這任務的孤獨,做到獨立於人容易得多;他覺得,為了忍受船上的條件這是必須做到的。「通過它」,他寫道,「我成功地避開了同伴的邪惡。」或許,由於和外部環境隔開的強烈願望,他也更容易再撿起邏輯工作。8月21日他懷疑自己是否還能再次工作:
我的工作中的所有概念對我已變得「陌異」。我根本看不到任何東西!!!
但隨後的兩星期他寫了許多——這期間他晚上幹著探照燈的活,也正是在此期間他第一次捧起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並從中找到了慰藉。這兩星期快過完時他說:「我正在通向一個偉大發現的路上。但我會觸到它嗎?」
可身體和精神的分離並不徹底。怎麼可能呢?能把自己跟環境隔開,甚至跟同伴隔開,但他不能分離自己和自己的身體。事實上,一種新續了元氣的肉慾伴隨著他做邏輯工作的新續了的能力。上面引用的那段幾近歡呼的話的下文是:「我感覺比以前更有肉慾。今天我又自慰了。」兩天前他記錄,自己三周來第一次自慰,期間幾乎完全沒感覺有性慾。他記下自己的自慰之事——雖然明顯不引以為傲——並無自誡之意;只是相當事務性地記錄下來,就像記錄健康狀況一樣。他的日記似乎揭示出,自慰的慾望和工作的能力是互補的跡象:他在完整的意義上活著。幾乎可以說,肉慾和哲學思想在他身上難分難解——激情勃發在身體方面和精神方面上的顯現。
九月的後半個月,即奧地利撤退的這段時間,維特根斯坦的筆記本裡沒有加密札記。不過,正是在這期間他作出了自己曾感到就在眼前的大發現。其中包括現在所稱的「語言圖像論」——即「命題是其描述的現實的圖像」這個想法。維特根斯坦後來對朋友G.H.馮·賴特講了一個此後許多人都傳過的故事:那想法是怎樣閃現在他頭腦裡的。故事是這樣的:在東線服役時維特根斯坦讀到雜誌上的一樁訴訟報道,這樁訴訟發生在巴黎,涉及一場汽車事故,法庭展示了一個事故模型。他忽然想到,模型之所以能表示事故,是因為模型各部分(微縮的房子、汽車、人)與真實事物(房子、汽車、人)之間的對應。他進而想到,照這個比喻,可以說,憑借其各部分和世界之間的類似對應,一個命題起到一個事態模型或圖像的作用。命題各部分結合的方式——命題的結構——描畫了現實中各元素的一種可能的結合、一種可能的事態。
我們可以從維特根斯坦的筆記本推斷,圖像論初創的日期是9月29日前後。那一天他寫道:
在命題中,像是實驗性地拼出了一個世界。(如同在巴黎的法庭上用玩偶等東西表示一場機動車事故。)
整個10月維特根斯坦都在發展這一想法的推論,他稱之為「邏輯描畫理論」。他想到,正如一幅圖畫或繪畫以圖像的方式描畫,一個命題邏輯地描畫。也就是說,在一個命題(「草地是綠的」)和一個事態(草地是綠的)之間,有——且必須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結構;正是這結構之共同使語言能描述現實:
我們能立刻用「這命題表示如此這般的情形」這話替代「這命題有如此這般的意思」這話。命題邏輯地描畫之。
只有這樣,這命題才能是真的或假的:只有是一種事態的一幅圖像,這命題才能與現實一致或不一致。
維特根斯坦認為這想法是一個重大突破。可以說,若要征服邏輯,它就是一個必須奪取的重要堡壘。「工作了一整天」,10月31日他寫道:
猛攻這問題,徒勞地!但我寧願在這堡壘前拋灑熱血,而非兩手空空地走掉。最大的困難在於確保已攻克的諸堡壘的安全。只要整個城市還未陷落,就不能在它的某一工事裡感到徹底安全。
不過,他自己發起攻勢時,奧地利軍隊正混亂無序地撤退。哥普拉納掉頭向克拉科夫駛去,那裡已深入奧地利領土,軍隊將在此駐紮過冬。抵達克拉科夫前維特根斯坦收到詩人格奧爾格·特拉克爾的一封短箋,當時,特拉克爾是克拉科夫軍隊醫院裡的一個精神病人。此前費克爾曾對維特根斯坦說過特拉克爾的狀況;費克爾去克拉科夫探望過特拉克爾,從那兒寫信請維特根斯坦來看看這位詩人。費克爾寫道,特拉克爾感到極度孤獨,在克拉科夫不認識會去看自己的人。「我將非常感激,」特拉克爾自己寫道,「如果有幸得到你的探望……再過幾天我也許能出院返回戰場。在有定論之前,我很願意同你說說話。」維特根斯坦很高興受到邀請,尤其是自己正置身於那樣一幫同伴中間:「要結識他是多麼愉快!等到了克拉科夫我希望和他見面!他可能是對我的一大激勵。」哥普拉納終於抵達克拉科夫的那一天(11月5日),他「懷著見到特拉克爾的期盼和希望而興奮得發抖」:
我非常懷念有人和我交流的日子……那將大大鼓舞我……在克拉科夫。今天才去看特拉克爾已太晚了。
最後一句話裡含有最可怕的、不知情的嘲弄。維特根斯坦第二天早晨趕到醫院時確實已太晚了:特拉克爾已於1914年11月3日——就在維特根斯坦到達前兩天——服用過量可卡因自殺。維特根斯坦大受震動:「Wie traurig,wie traurig!!!」(「多麼悲慘,多麼悲慘!!!」)是他對此能說的一切。
隨後幾天,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裡寫的滿是自己生活的困難、環境的野蠻,以及想找一個得體的人幫自己挺過去卻屢遭失敗。特拉克爾這樣的一個人被奪走了,於是他轉念想起品生特:「我是多麼頻繁地想起他!他想起我會不會有一半多。」他發現可經由瑞士同英格蘭通信,便立即寄了一封信給「心愛的大衛」。隨後的幾星期他焦急地等待回信。 12月1日品生特的一封信終於寄到,這事帶來了如此大的解脫,他親吻了這封信。
品生特在信裡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曾想加入英國軍隊,但沒有通過士兵體檢(「我太瘦了」),也沒能被委任為軍官。所以他並不情願地仍在為法律考試而唸書。「這場戰爭結束後,」他寫道,「我們會再度見面。讓我們盼望那很快到來!」「我認為你志願加入軍隊是很棒的事,」他又說,「雖然必須這麼做是極為可悲的。」
維特根斯坦立刻回了信,然後越發焦急地等待回信。如此反覆再三。整個冬天,「Keine Nachricht von David」(「沒有大衛的消息」)和「Lieben Brief von David」(「收到大衛可愛的信」)是他日記裡一再出現的句子。
在克拉科夫過冬,維特根斯坦最煩惱的不是寒冷(雖然他頻頻抱怨此事),而是必須和其他人同宿於營房——他禱告「願上帝免了我這件事」。結果他的禱告靈驗了:他們答應給他一個自己的房間,他因此大為解脫。甚至還更好:12月他們給了他一個新崗位,於是他有機會從此徹底擺脫忍受了四個漫長月份的「那群惡棍」。他曾想加入一個氣球分隊,但他們發現他受過數學訓練,改派他去一個炮兵工場工作。
實際上炮兵工場分派給維特根斯坦的任務是普通的文書工作,無需數學專長,內容是彙編軍營裡全部車輛的清單。有一陣子,他要在日記裡記錄的只是「Ganzer Tag Kanzlei」(「整天在辦公室」);這話出現得太頻繁了,他開始把它縮寫成「G.T.K.」。但這活兒有其補償,其中並非不重要的一條是,他有了一個自己的像樣房間:「四個月來我第一次獨自呆在一個真正的房間裡!!一種我盡情享受的奢華。」更重要的是他身處他有可能喜歡、尊敬、與之交流的人中間。尤其是,他和頂頭上司古爾特中尉建立了迄今他在軍中經歷過的最接近友誼的關係。
也許因為現在有說話的人了,這段時間他的日記條目變得較短和較程式化。除了「G.T.K.」,另一句常常重複的話是:「Nicht gearbeitet」(「未工作」)。弔詭的是(但想一想也許不奇怪),較之於在激烈戰鬥時操控探照燈直面死亡、生活在厭惡的人中間,在辦公室合意的同事中間度過漫長的一天後他更難專心於邏輯工作。在工場裡,他既無機會也不想獲得專注於哲學問題所需的徹底孤獨。
不過他設法讀了一點東西。十一月他開始讀愛默生的《隨筆集》。「也許,」他想,「它會對我產生好的影響。」是否的確如此,他沒有說;他的日記裡也沒再提起愛默生。可以肯定的是,在他這一時期(實際上是任何時期)寫的東西裡並無受到愛默生影響的痕跡。
更觸動他的是另一位作家,這位作家的觀點跟維特根斯坦漸已信奉的托爾斯泰式的基督教精神對立到了極點:弗裡德裡希·尼采。維特根斯坦在克拉科夫買了八卷本的尼采文集,包括那本嚴酷抨擊基督教的《反基督》。尼采在這本書裡責罵基督信仰是一種墮落的、腐爛的宗教,是「與現實不共戴天之敵意的一種形式,尚未有別的形式勝過它」。據他說,基督教起源於人類心理最虛弱和最低劣的方面,根本上無非是懦弱地退縮出敵對的世界:
我們看到一種生理狀況,觸覺的病態敏感令得生物每一次觸碰、每一次抓住一個堅實物體時都驚恐地縮回。將此生理體質轉譯為其終極邏輯,就是——本能地憎恨每一種現實,逃進「不可把握的東西」,逃進「不可想像的東西」,憎惡每一種形式、每一種空間和時間概念,憎惡任何堅實的東西……安逸地呆在一個不為任何種類的現實幹擾的世界裡,一個只是「內部的世界」,一個「真正的」世界,一個「永恆的」世界……「上帝的王國在你之內」……
按照尼采的觀點,這種對現實的憎恨,以及此種憎恨引出的「需通過上帝的愛得到拯救」的觀念,其來由如下:「對痛苦和刺激有極度的感受力,根本不想再『碰』它們,因為對每一次觸碰都感受得太深切……對疼痛——即便是無限小的疼痛——的恐懼不能終止,除非在愛的宗教裡。」
雖然尼采對基督教的敵意「強烈觸動」了維特根斯坦,雖然感到不得不承認尼采的分析裡有一點真理,但他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基督教確實是通往快樂的唯一可靠的途徑」:
……但如果有人蔑視這種快樂呢?在和外部世界無望的鬥爭中不快樂地毀滅,會不會更好?但那種生活沒有意義。但為什麼不過一種沒意義的生活呢?那是不值得的嗎?
甚至在這裡也能看出,儘管維特根斯坦有自己的信念,但他是多麼接近於接受尼采的觀點。他滿足於用尼采的心理詞彙討論這問題;在他看來,問題不在於「基督教是否為真」,而在於基督教是否提供了一點幫助:幫助我們對付一種原本不可承受、無意義的存在。用威廉·詹姆士的話說,問題在於它是否有助於醫治「患病的靈魂」。這兒的「它」不是一種信仰,而是一種踐行、一種生活方式。這一點尼采講得很透:
想在一種「信仰」裡、或說在靠上帝得救的信仰裡看到基督教的獨有特性,這錯到了荒謬的地步:只有基督教的踐行,只有死於十字架前的人過的生活,才是基督教的……甚至在今天這樣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對特定的人甚至是必須的:純正的、原初的基督教在一切時代都是可能的……不是信而是做,最重要的是不做許多事,一種不同的存在……意識狀態、任何種類的信仰(例如堅持某些事為真)——每個心理學家都知道——這些東西跟本能的價值相比只是無關緊要的和等而下之的……把「是一個基督徒」(即基督徒性)簡化為堅持某些事為真、簡化為單純的意識現象,意味著否定基督徒性(Christianness)。
我們能感覺到,這肯定是使維特根斯坦相信尼采著作中有一點真理的一個《反基督》裡的段落。宗教的本質在於情感(或照尼采的說法,本能)和踐行,而非信仰,這個觀念在維特根斯坦此後對這問題的思考中一直是個恆常的主題。對(這個時候的)他來說,基督教是「通往快樂的唯一可靠的途徑」——不是因為它應允了一種死後的生活,而是因為,在基督的言談和形象裡,給出了可供效仿的、使苦難可承受的一個範例、一種態度。
1914年至1915年冬天的幾個月,我們在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裡沒讀到更多關乎他信仰的話。不再呼喚上帝給自己力量,不再有結束於「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日記。看上去,承受工場裡的生活無需神的協助。除了只有很少做哲學的自己時間,生活幾乎是愉快的,起碼跟前四個月相比是這樣。
無論如何這種生活比維也納的生活更合意。聖誕節沒有探親假,但他一點兒也不為這事煩惱。聖誕夜那天他晉陞為Militarbeamter(「軍官」);聖誕節他受邀到軍官食堂用餐;節禮日晚上,他同結識且喜歡的一個在倫貝格上大學的年輕人去了家咖啡館。他的聖誕季就這麼過去了——平靜地,顯然毫不渴望回家和家人共度。他從軍事郵局收到了一些聖誕節問候,有約勒斯的(當然,含一個巧克力包裹),有挪威的柯林斯伯格家的,還有弗雷格的(「讓我們祝願」,弗雷格寫道,「我們的勇士獲勝、未來持久和平。」)
但在新年夜,維特根斯坦突然得知自己要陪上司古爾特中尉去一趟維也納,古爾特在那兒有點公務要辦。這一出乎意料之行自然使維特根斯坦的母親欣喜。從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裡可以推測,他本人抱持著一份冷漠的疏離。對於家人團聚,他只是說,因為元旦整天都跟他們在一起,他什麼工作也沒法做。他冷淡地加上(明顯是另起話題):「我希望指出我現在的道德等級比以前(比如復活節時)低得多。」他在維也納住了十天,其中兩天是和此時上了年紀的作曲家拉博一起過的,餘下大部分時間則和古爾特在一起。回克拉科夫後他對此行的唯一評論是「和古爾特度過了許多愉快的時光」。
這種對家人的冷淡,似乎表明他決心不讓他們侵犯他的內部生活,或許也表明,他害怕若是那樣將可能丟掉自己從戰爭經歷裡獲得的自我發現和自我主宰上的進步。但看上去,這也隸屬於一種更一般性的懶散。這一時期他頻繁地談到自己的枯竭,特別在工作方面。例如,1月13日他說自己在工作上沒什麼大的能量:
我的思想累了。我沒精神看透事物,而是呆板地、無生氣地看。彷彿一簇火焰熄滅了,我只能等待,等它再自己燒起來。
他覺得自己依賴外來的激勵:「只有依靠奇跡,我的工作才能成功。只有等我眼前的面紗從外頭被掀開。我只能完全聽任命運的擺佈。這於我一直是定數,將來也一樣。我在命運的手心裡。」
他再次想起自己的英格蘭朋友。他又給品生特寫信,焦急地等待回信。「何時能聽到大衛的消息?!」他在1月19日的日記裡乞求道。他收到凱恩斯的一封信,但稱這封信「不是很好」。事實上那是一封非常友好的短信,但或許語氣太過輕浮,構不成真正的慰藉。「我希望此刻你已安全地當了俘虜」,凱恩斯寫道:
羅素和我暫時放棄了哲學——我在財政方面供職於政府,他為了和平而遊說。但摩爾和約翰遜一如既往。順便說一句,羅素在快開戰時寫出了一本好書。
十月中旬時品生特還沒加入軍隊,但後來我就沒聽過他的消息了。
你親愛的朋友貝克什在你們的軍隊裡,你非常親愛的朋友布利斯是我們軍隊裡的士兵。
參加戰爭一定比在挪威思考命題愉快得多。但我希望你很快停止這種自我放縱。
終於,2月6日維特根斯坦能夠宣佈:「收到大衛可愛的信!」信是1月14日寫的;品生特在信裡說他沒什麼要說的,「除了向上帝祈願我們在戰後再次見面」。跟凱恩斯信裡親熱卻疏離的「機智」相對照,這種對友情的直抒胸臆正是維特根斯坦渴望和需要的。
更合維特根斯坦口味的大概還有舒登的農民寄來的短信:哈瓦德·德拉格尼,阿爾納·伯斯塔德和柯林斯伯格一家。「謝謝你的卡片。我們都健康。常提起你」,一張典型的德瑞格尼卡片這樣寫。維特根斯坦的回復顯然和他收到的一樣簡單和親切。挪威方面的新聞是他的小屋已建成了。「我們都希望,」柯林斯伯格寫道,「你很快回來,回到你的新房子,現在它完工了。」維特根斯坦通過德瑞格尼把錢付給了工人,德瑞格尼很吃驚收到錢;他寫道,他以為維特根斯坦回去之後才付錢。德瑞格尼為價錢致歉:「如果想如你那樣把房子造得那麼棒,」他解釋說,「價錢總是會比最初估計的貴。」
2月初維特根斯坦受命主管工場的鍛造間,新添的責任令他更難專心於哲學。除了得花更多時間在鍛造間,他的管理身份逼得他和同事之間有了更多麻煩。選擇他承擔這一任務大概是因為他有出眾的工程技能,但即便如此他也難以擔任工頭之職。他記錄了許多自己和手下之間的麻煩。有一次幾乎要同一個年輕軍官決鬥:想必那人不喜歡軍銜比自己低的人告訴自己該做什麼。他努力把自己的意志加於一群不妥協的勞動力上——這些人既不尊重他的軍銜,也不打算認可他出眾知識的權威;這種努力耗盡了他的所有精力,他的神經緊張得幾乎要斷了。僅僅幹了一個月後——這個月他幾乎沒做一點哲學——維特根斯坦對自己還能不能再工作感到絕望,他想到了自殺。
「不能繼續這樣下去」,2月17日他寫道。很清楚,必須作出某種改變:要麼晉陞,要麼換到別的崗位。他開始懇求古爾特改變他的境況;但由於低效或疏漏,很長一段時間什麼也沒發生。這段時間他的日記裡除了反覆出現的「Nicht gearbeitet」(「未工作」),又新添了一句話:「lage unverandert」(「境況照舊」)。談到維特根斯坦的戰爭經歷時,赫爾米勒寫到他一再努力前往前線,寫到那「源於以下事實的可笑誤解:他必須與之打交道的軍事機構總以為他想得到一個更輕鬆的崗位,而實際上他想得到一個更危險的崗位」;赫爾米勒寫下這些話時想的一定是這一時期。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與其說他們誤解了維特根斯坦加入步兵的請求,不如說他們沒有理睬;他們覺得,他當主管修理庫的熟練工程師比當普通步兵對軍隊更有用處。整個三月份,儘管他再三向古爾特請求,境況照舊。
哲學方面,1915年的前三個月幾乎完全荒蕪。在其他方面維特根斯坦同樣感到死寂,反應遲鈍。(但令他困惑的是,在對任何別的東西都沒感覺的時候他卻能感覺到性慾、想自慰。)2月份費克爾寄來了特拉克爾死後出版的作品集,他作出的唯一評論驚人地呆滯:「大概很好」。他感謝費克爾的惠贈,解釋說自己正處在一個貧瘠的時期,「沒有吸取外來思想的慾望」。不過,甚至在這種反應遲鈍裡也有可寄予希望的東西:
我這個樣子,只是生產力的一次下滑,而不是徹底終止了。然而——不幸的是我現在覺得自己徹底燃盡了。只能保持耐心。
他覺得,他只能等待上帝,等待神靈幫助和啟示自己。
同時,因為無話可說他陷入了沉默。他收到一封阿德樂·約勒斯的信,含蓄地斥責他傳回的戰地消息太簡略。她告訴他,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做不了好的戰地記者或電報通訊員。他就不能好好寫一次信,讓大家知道他在哪裡、過得怎樣、在做什麼?他怎麼看意大利人?他們是不是一群無賴,就那樣背棄了三國同盟?「如果讓我來寫對他們的看法,」她說,「我的信極可能通不過審查。」她繼續供應麵包、巧克力和水果蛋糕,顯然為她的「小維特根斯坦」在交戰中起到的作用而驕傲。「你志願入伍,」她告訴他,「這一點恆久如新地使我高興。」
她的丈夫則為維特根斯坦終於去了一個可運用其技術知識的崗位而感到驕傲。「無論如何,」他寫道,「你的技能有用武之地,以加利西亞糟糕的路況,必定有極多的車輛要修理!」維特根斯坦顯然回信說,自己寧願到前線當步兵,而不是在後方修車。約勒斯挺吃驚:「難道你不認為在工場裡更能運用自己的技術才能?」他妻子——儘管懷有熾熱的愛國熱情——對此也很擔憂:「但願你前往前線的願望不會實現,」她懷著母親式的焦急寫道,「在那兒你是許多人中的一個,也不是最強壯的一個,在這兒你能更安全地發揮作用。」
這些關心無疑是他樂見的,也許甚至是必需的,但還不夠。直到收到品生特的一封信後維特根斯坦才能夠掙脫懶散。3月16日他又能在日記裡寫:「收到大衛可愛的信。」「給大衛回了信。很有性慾。」一份回信的草稿保存了下來。如下:
我親愛的大衛[90],
今天收到你1月27日寫的信。極限到了。此刻我正又肥沃起來。
維特根斯坦曾請品生特帶話給摩爾,說明如何把信寄過來。品生特照做了,說「我希望他寫信給你」。這是一個無望的希望。「如果摩爾的行為不像一個基督徒,那我感到非常遺憾,」四月份品生特寫道,「事實上他從未表示收到了我的信。」
摩爾並不能完全不想維特根斯坦。1915年10月12日他在日記裡記道:「夢見維特根斯坦」:
……他看著我,彷彿在問我還好嗎,我禁不住笑了彷彿我還好,雖然我知道我不太好;然後他在海裡游泳;最後他是個正努力逃脫追捕的外國敵人。
4月22日維特根斯坦受命主管整個工場;按照他的記錄,這只是帶給他更多的要應付的不快之事。為了幫他緩解局勢,古爾特允許他穿上工程師制服,並暫時給了他這一軍銜。[91]
4月30日維特根斯坦記下了又一封「大衛的可愛來信」,其中講到一則可能令人驚訝的消息。「我在寫一篇哲學論文」,品生特告訴他,「也許是徹底的胡鬧!」他說自己試著解釋「邏輯作為整體是關於什麼的,『真理』和『知識』是什麼」。雖然這論文的主題和維特根斯坦的一樣,但其成果(至今尚存)跟《邏輯哲學論》或較早的《邏輯學筆記》幾乎沒有相似之處。品生特用「一致性」而非「重言式」定義邏輯,其思想的大體要旨更多參照的是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特別是摩爾和羅素)而非維特根斯坦。不過,品生特自己明顯認為他是在研究維特根斯坦關心的問題。「我希望你能在我這裡,和我詳細地討論,」他寫道。信的結尾是:
我祈願上帝終止這一恐怖的悲劇,我渴望再次見到你。
無論是不是由於受到品生特的信的觸動,值得注意的是,在克拉科夫的最後幾個月——那時他正為了不能換崗位而感到極為不快和強烈受挫——維特根斯坦發覺自己又能以煥然一新的活力工作了。5月份和6月份他都很多產。後來出版的《戰時筆記:1914—1916》裡的很大一部分(約三分之一)論述是這時寫下的。
這一時期他主要關心的問題是語言如何描畫世界——語言和世界的哪些特徵使得這一描畫之進行成為可能:
我寫的一切都圍繞一個大問題,即:世界裡有一種先驗的(apriori)秩序嗎;如果有,這秩序在於什麼?
他被迫得出結論——幾乎違背著自己的意願——存在一種這樣的秩序:如他對羅素堅持過的,世界由事實而非事物組成——即世界由處於某種相互關係中的事物(對像)組成。命題中諸符號間的關係反映和描畫了這些事實——存在於對像之間的關係。但若能把語言分析為原子命題(如他先前堅持過的),那麼看來必須存在跟原子命題對應的原子事實。而且,正如原子命題是不能再進一步分析的命題,原子事實是簡單對像(simple)之間的關係,而非復合對像(complex objects)之間的關係。維特根斯坦給不出原子命題或原子事實的例子,也說不出「簡單對像」是什麼;但他覺得,單單分析之為可能,就要求得有那樣的東西:它們給出語言和世界的結構,從而讓語言的結構能反映世界的結構。
我們至今不能把命題分析到可以指名道姓地談元素的程度,這一點並不違反我們的感覺:不,我們感到世界必須由元素組成。而看上去這似乎等價於這一命題:世界必須是其所是,世界必須是確定的。
我們可以是不確定的和靠不住的,但世界一定不行:「世界有一個固定的結構。」這一點使得語言之有明確的意義成為可能:「要求有簡單的東西,就是要求意義之確定。」
在這一哲學多產時期,維特根斯坦收到過一封羅素的信;信是5月10日用德語寫的。羅素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看過了維特根斯坦在挪威向摩爾口述的筆記,但發覺很難理解它們。「我衷心希望,」他寫道,「戰後你當面把一切講給我聽。」「開戰後,」他又說,「我已不可能考慮哲學。」
「你不能理解摩爾的筆記,我極為遺憾」,維特根斯坦回信說:
我感到,沒有進一步的解釋是很難理解它們的,但我認為它們本質上是明確的。現在我擔心我近來寫的東西還更不好懂,如果我不能活著看到這場戰爭結束,我一定得為我的所有工作付諸東流作好準備——假如是那樣,你一定要刊印我的手稿,無論有沒有人理解它。
「問題正變得愈來愈質樸和一般,」他告訴羅素,「而方法變化得很厲害。」隨後兩年他的書將經歷一種厲害得多的變化;夠奇怪的是,在品生特論文的進展裡竟預示了其變化的方式。在一封4月6日的信裡(維特根斯坦可能是五月份收到的),品生特說自己的哲學論文已經從邏輯拓展至「倫理學和一般哲學」。下一年,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將有類似的趨向。
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工作重獲新生的同時,軸心國的東線局勢也取得了戲劇性的改善。3月份奧匈軍隊的處境看上去毫無希望。俄國人逼迫他們更深地退入喀爾巴阡山脈,鋒芒直指匈牙利本土。3月22日普熱梅西爾要塞陷落;很顯然,若要避免災難,奧地利人需要德國盟友給予強力和高效的援助。於是,整個四月德國和奧地利都在為加利西亞地區的一次聯合攻擊作準備;5月1日發起了攻擊,指揮官是德國將軍馮·馬肯森。發動進攻的地點選在了哥利斯和塔羅夫的中間地帶。連計劃的制定者都驚訝於攻擊之成功,他們取得了一次決定性突破。1915年的夏季月份,德國和奧地利軍隊異常輕易地掃清了俄國的抵抗,最後陣地推進了300英里。他們收復了普熱梅西爾和倫貝格,奪取了華沙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就算維特根斯坦為哥利斯-塔羅夫的突破而高興過,他的日記也未曾提到。進軍期間他始終留在克拉科夫的工場裡,而且日益憤恨這一現實。但他有一個總是準時為軍事成功而歡呼的通信者——約勒斯。3月25日約勒斯寫信悲歎普熱梅西爾的陷落(「在勇敢的抵抗之後」),希望春季時能從俄國人手裡解救可憐的加利西亞。戰役期間,約勒斯的信始終就像東線消息的愛國解說詞。「看樣子俄國在喀爾巴阡山脈的進攻已陷於停頓,」他於4月16日寫道;「也許加利西亞的淪陷區現在能成功解放了!」5月4日他寫道,聽說有望把馬肯森的勝利打成一場大勝仗,「願很快就從俄國人手裡救出可憐的加利西亞!」
鑒於馬肯森取得了突破,5月17日他寫信說自己太能理解維特根斯坦前往前線的迫切心情了。他妻子則更關心維特根斯坦的安全以及食物是否充足。「我很少寫信,」4月8日她解釋道,「因為你自己寫得很少,一成不變,總是寫同樣的幾個字——使人覺得你對自己要寫的東西幾乎沒有興趣。」「你不去前線,留在原地」,她又說,「我為這事而高興。」她在每封信裡都問,食物短缺嗎?維特根斯坦需要什麼嗎?維特根斯坦在回信裡含糊地提到自己必須面對的「不愉快」。「哪一種不愉快?」阿德樂·約勒斯問,「聽到你要對付這麼多事情,我們很遺憾;但你如此無畏地承受了下來,這很棒,為此我感到最真摯的喜悅。」
7月份他收到一封費克爾的信,此時費克爾自己也在奧地利軍隊裡,服役於一個駐紮在布裡克森的阿爾卑斯團。費克爾抱怨自己的生活條件極糟:一個房間36個人,白天晚上都毫無獨處的機會——而且這狀況很可能要持續到9月份。他抱怨失眠和精神枯竭;他太疲憊了,幾乎不能讀或寫。「有時候,親愛的朋友,彷彿我的整個存在都耗盡了……這環境已如此徹底地破壞了我的抵抗力。」
這語氣似曾相識。在回信裡,維特根斯坦根據自己相似的絕望經驗給出了一條建議。「我十分理解你報告的糟糕消息」,他寫道:
你彷彿活在黑暗中,聽不見得救的諾言。而如果我——我本質上和你非常不同——竟想給你一點建議,那可能令我像一頭蠢驢。不過總之我斗膽一試。你熟悉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嗎?這本書當時真正救了我的命。你願買這書並且讀嗎?!如果你不熟悉它,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對人產生什麼影響。
也許出乎意料,這建議被熱情地採納了。「上帝保佑你!」費克爾回答。是的,維特根斯坦是對的,他是活在黑暗裡:「因為沒人給我諾言」。而維特根斯坦不只給了他諾言,其給予的做法也是他永遠忘不了的:「上帝保佑你!」
給費克爾的信是維特根斯坦在醫院寫的。由於工場的一次爆炸,他的神經遭到了衝擊,身上也受了幾處輕傷。在醫院裡住了約一星期後他前往維也納休假三周,這是他很需要的。「三周的假期,」阿德樂·約勒斯嘖嘖讚歎,「在一年多的服役之後,在受傷和病痛之後,實在很短。」不過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三周可能太多了。
他銷假時修理部已搬離了克拉科夫。哥利斯-塔羅夫突破後修理部遷往倫貝格北邊的索卡爾,安置在當地火車站的一列炮兵工場火車裡。
索卡爾的這段時期未留下維特根斯坦的筆記本,但有理由認為這是他的一個相對快樂的時期。他至少有一個相當親密的朋友:馬克斯·比勒爾醫生;此人主管停在工場火車邊上的一列紅十字醫院火車。比勒爾受邀和工場的軍官共同進餐,那時他第一次見到維特根斯坦。他回憶:
第一頓飯時,我就在全是軍官的在席者中間注意到一個削瘦敏捷的人,他沒有軍銜、約二十五歲。他吃得很少,喝得很少,不抽煙,同桌的其他人狼吞虎嚥非常聒噪。我向鄰座詢問,得知他的名字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我很高興在很年輕的、沒頭腦的職業軍官中間發現一個有大學文化的人,還是一個如此稱心的人。我有一種印象:他不屬於這一氛圍;他不得已才在那兒。我覺得稱心是相互的,因為飯後他邀請我去他在火車上的隔間。於是我們的友誼開始了,持續了好幾個月(幾乎一年);我們每天成小時地交談,既不喝威士忌也不抽煙。幾天後他提出我稱他「你」[92]。
1915年秋天及隨後的整個冬天,幾乎每樣東西的供應都短缺,前線條件極端艱苦,比勒爾和維特根斯坦的友誼對兩人都是巨大的慰藉。他們就哲學和形而上學的問題進行長而活潑的交談,雖然——也許不意外——談話中兩人的地位並不對等。維特根斯坦曾說,比勒爾會是個好信徒,但不是先知。「我能說他的是,」比勒爾寫道,「他具有先知的一切特徵,但沒有信徒的一點兒特徵。」
軍事上這是個平靜的時期,俄國人在上個夏天的災難後需要重新集結,軸心國則專注於西線,滿足於維持東線的局勢。顯然對修理部而言這也是個平靜的時期。維特根斯坦滿意自己近來的邏輯工作成果,現在能初步試著寫一本書。這是《邏輯哲學論》的第一個版本,但不幸未保留下來。只是從一封寫給羅素的落款日為1915年10月22日的信裡我們才知道它的存在;他在信裡告訴羅素,自己正在把工作成果寫成文章。「無論發生什麼,」他告訴羅素,「你沒有看過之前我什麼也不會出版。」而這事當然只在戰後才可能發生:
但誰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時候?如果我沒活下來,我就讓我的人把我的手稿寄給你;你會在裡面看到用鉛筆寫在散頁上的最後概要。要全部理解它,你或許有一點麻煩,但請你不要因此而卻步。
羅素回信的落款日是11月25日。「我甚是歡喜,」他寫道,「你正在寫一篇打算出版的文章。」他急切地想看,並告訴維特根斯坦,沒啥必要等戰爭結束。維特根斯坦可以把文章寄到美國,寄給哈佛的拉爾夫·佩裡;通過羅素,佩裡已知曉了維特根斯坦較早的邏輯理論。然後佩裡會把文章寄給羅素,而羅素會出版它。「我們終於再次見到對方,那將多麼棒啊!」羅素最後寫道。
弗雷格也聽說了維特根斯坦的文章。11月28日他寫了信,口氣與羅素相仿:「你仍有餘下的時間和精力做科學工作,我很高興。」若是維特根斯坦聽從羅素的建議,那麼這本在1916年出版的著作將在許多方面跟我們現在所知的《邏輯哲學論》相似。也就是說,這本著作將包含:意義的圖像論、「邏輯原子主義」的形而上學、用「重言式」和「矛盾」這對概念作出的邏輯分析、在說出和顯示之間的區分(以便使類型論成為多餘)和真值表方法(用以表明邏輯命題要麼是重言式要麼是矛盾式)。換句話說,這本著作將包含《邏輯哲學論》現在包含的幾乎所有內容——除了結尾處對倫理、美、靈魂和生活意義的論述。
因此,在一個意義上,它將是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
此書經歷其最終——也是最重要——轉變的幾年,是維特根斯坦和羅素沒有聯繫的那幾年。1915年10月22日的那封信後羅素再沒聽到過維特根斯坦的消息——直到意大利人俘虜維特根斯坦之後的1919年2月。羅素在戰爭的最後一年寫了《數理邏輯導論》(由於被控危害英國和美國的關係,當時他正在監獄裡服刑);他在此書中提出了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定義「重言式」;他添進了如下腳注:
我過去的學生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對定義數學的重要性,當時他正研究這問題。我不知道他是否解決了這問題,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戰爭的最後兩年,和品生特的通信也中止了。1915年9月2日品生特寫信說,自己已「放棄了該死的法律學業」,正為政府工作。1916年,品生特設法寄來了三封信——都是用德語寫的——其中第一封強調「戰爭不能改變我們的個人關係,戰爭與之毫不相干」。品生特在這些信裡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現在接受了一點機械方面的訓練,受聘當了工程師。維特根斯坦收到的品生特的最後一封信,落款日為1916年9月14日。
那麼,此書在觀念上的變化——以及同時出現的維特根斯坦自身的轉變——是在他和他的英格蘭朋友相互隔絕之時發生的。因此也就不奇怪,戰後他會懷疑他的英格蘭朋友是否能理解自己。對於催生出他之變化的環境,他們瞭解多少?——他們又能瞭解多少?
從他在索卡爾和比勒爾的談話裡,或許能看出這一變化的性質的一點預兆——比勒爾說談話「有時令我們完全沉浸其中,忘了時空」:
我記得一件好笑的事。那是1915年的新年夜。當地司令官邀請所有人到軍官餐廳慶祝新年。晚餐結束時快十點了,我們倆回到維特根斯坦的房間繼續討論昨天的話題。大約十一點,火車上的軍官提醒我們,要趕上聚會就該出發了。維特根斯坦對他們說,他們先走好了,我們隨後就到。我們很快忘記了邀請這回事,也忘記了時間,繼續討論問題,直到聽見外面有喧嘩聲。凌晨四點我們的同事快活地回來了——我們覺得還沒到午夜呢。第二天我們不得不請求當地司令官原諒,向他致以遲到的新年問候。
這種討論強度意味著維特根斯坦全力投入其中了。可討論的主題卻不是邏輯:維特根斯坦沒像先前對品生特那樣,試著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教給比勒爾。他們談的是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概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後一本書維特根斯坦讀得如此頻繁,竟整段整段地記熟了;特別是佐西瑪長老的言談,對維特根斯坦而言,佐西瑪長老是強有力的基督教徒的一個理想形象,一個能「直接看透別人靈魂」的聖人。
維特根斯坦和比勒爾在一起時,東線處於一個最平靜的時期。這是維特根斯坦相對舒適的一段時間。他不是軍官,但在許多方面被待以軍官之禮。他甚至有了一個傭人——來自附近戰俘營的名叫康斯坦丁的年輕俄國男孩。比勒爾回憶道:「康斯坦丁是個好男孩,很熱心地照顧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待他非常好,沒多久,就把這個消瘦、虛弱、髒兮兮的戰俘改造成了整個駐地最肉乎乎、最乾淨的士兵。」
1916年5月這一相對寧靜的時期結束了,此時,為了緩解法國的壓力,俄國人在波羅的海一翼發動了進攻。同時,奧地利官方在一年多之後就維特根斯坦的身份問題作出了裁決。裁決是:維特根斯坦不能保留「工程師(Ingenieur)」的軍銜或制服,但可以滿足他調到前線當普通士兵的長久願望。比勒爾說,這裁決「對我們兩人都是沉重一擊」。維特根斯坦和他道別時,就像一個不指望活著回來的人:
他只帶上了絕對必需品,其他一切都留下了,請我在部隊裡分送。這時他告訴我,他在挪威的一個海灣邊上建了所房子,以便不時躲起來安靜地工作。現在他要把這棟房子當禮物送給我。我拒絕了,而是收下了一支沃特曼牌的鋼筆。
維特根斯坦打包的少數幾件個人財物裡有一套《卡拉馬佐夫兄弟》。
假使他都覺得自己不會活著從前線回來,那麼他就更確信自己不能毫無改變地回來。在這個意義上,對他來說戰爭在1916年3月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