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此時,他為自己未寫完書而灰心,也一點兒不為即將再次履行授課職責而熱心。
過去6年羅素在美國生活和工作,此時也回到了劍橋。他逐漸忍受不了美國的生活了,因為美國社會裡更保守的元素對他廣泛宣揚的婚姻、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觀點作出了反應,煽起了針對他的歇斯底里和義憤;他感激地接受了劍橋的邀請,到三一學院更安靜平和的環境裡教5年書。但是,等到了劍橋他卻發現自己在英格蘭學術哲學家裡已過時了,現在摩爾和維特根斯坦在這兒的影響力比羅素大得多。他隨身帶回了《西方哲學史》手稿,這本書雖然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許多年裡都是羅素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沒有提高他作為哲學家的聲譽。
維特根斯坦保持著對羅素智性之敏銳的欽佩,但厭惡羅素20世紀20年代以來出版的通俗著作。「羅素的書應該用兩種顏色裝訂,」他曾對德魯利說:
……寫數理邏輯的書用紅色——每個哲學學生都應該讀;寫倫理和政治的書用藍色——任何人都不得讀。
維特根斯坦認為,羅素已作出了可能作出的一切成就。「羅素不會再拚命做哲學了」,他笑著對馬爾科姆說。但馬爾科姆回憶,20世紀40年代羅素和維特根斯坦很少同時到道德科學俱樂部,而他倆都到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在討論時對羅素恭恭敬敬,我從未見過他對別人那樣。」
羅素則在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工作裡看不出任何優點。「早期的維特根斯坦,」他說,「沉溺於激情熱烈的思考,深刻地意識到我和他一樣覺得重要的難題,並具有真正的哲學天才(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相反,後期的維特根斯坦似乎已漸漸倦於嚴肅的思考,發明了一種使這種活動不必要的學說。
因此,1944年秋天(在14年的分離之後)兩人的重逢沒什麼熱情也就不令人吃驚了。「我見過羅素了」,維特根斯坦回來大約一星期後寫信給裡斯;他「不知怎麼給了我一種壞的印象」。在那之後,他和自己從前的老師很少有、或毫無瓜葛。
在哲學上受到孤立引起了羅素的個人不滿,因此(但不完全是這個原因),羅素對維特根斯坦後期工作的輕蔑加重了。他首要關心的哲學問題不再被認為是根本的。部分因為維特根斯坦的影響,知識論已然從屬於對意義的分析。因此,1948年《人類的知識:其範圍和限度》——羅素把這一著作視為對自己哲學立場的一次重大陳述——出版時,收穫的是冷冷的淡漠。因此,羅素把最大的輕蔑送給了維特根斯坦的弟子:
在時髦過一陣之後,發現人們認為自己已是古董,這不是一種全然愉快的經驗。很難優雅地接受這種經驗。年老的萊布尼茲聽到人們對貝克萊的讚揚時評論道:「那個愛爾蘭的年輕人質疑物體的實在,看上去他既未足夠地說清自己的觀點,也未給出充分的論證。我懷疑他希望因為他的悖論而聞名。」在許多英國哲學家的眼裡維特根斯坦已取代了我,但我不能對他作完全一樣的評論。他希望藉以聞名的不是悖論,而是對悖論的彬彬有禮的逃避。他是個非常奇特的人,我懷疑他的信徒是否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摩爾並未遭受同樣的折磨,不過,雖說他和維特根斯坦的關係還是友好的,但到1944年時他太年邁體弱了,沒法全心全意地歡迎和維特根斯坦進行頻繁冗長的哲學討論的艱苦前景。因此他的妻子把維特根斯坦的來訪時間限制在一個半小時之內,維特根斯坦對此很不高興。「摩爾一如既往地友好,」他對裡斯說:
我不能見他太長時間,摩爾太太會打斷我們。她後來告訴我,摩爾的身體其實不像看上去那麼好,絕對不能長時間談話。我有很好的理由認為這話總的來說是胡扯。摩爾有時出現古怪的昏眩,但那不過是老年人的正常現象。就他的年齡而言他顯然是健康的。但摩爾夫人不喜歡他見我。也許她擔心我批評那本寫他的書,還對他的精神有一般性的壞影響。
維特根斯坦提到的書是《G.E.摩爾的哲學》,這本1942年出版的書是許多傑出哲學家寫的論摩爾哲學各個方面的論文集子,編輯是P.A.石裡普。摩爾同意出版這本書,特別為之寫了一篇自傳短文。維特根斯坦強烈不贊同。「我害怕,」聽說這本書後他寫信給摩爾,「你正走在懸崖邊上,我看見在懸崖底下躺著好多死了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羅素是其中一個。」書出來的時候摩爾在美國,因此,他倆在1944年秋天的會面是此書出版以來維特根斯坦第一次有機會再提出自己的批評。所以多蘿西·摩爾的焦慮可能是很有根據的。
事實上,維特根斯坦不該為了和摩爾見面的時間規定而單單責怪摩爾夫人。摩爾在美國時中過一次風,醫生要求他絕不可有一點兒興奮或疲勞,他妻子是照此行事。因此她規定,他和哲學上一切朋友的交談不得超過一個半小時。她說,維特根斯坦是他們中唯一怨恨此事的人:「維特根斯坦不明白他多麼精疲力竭——有一次摩爾甚至事先對我說『別讓他呆太久。』」
然而,維特根斯坦仍舊相信是摩爾夫人強迫摩爾減少和自己的交談。兩年後他告訴馬爾科姆,他認為這是不體面的:「熱愛真理」的摩爾在一次談話達到其適當目的之前被迫中斷。他應該愛談多久就談多久,如果他變得很興奮或疲勞,得了中風死掉——唔,那是一種得體的死法:「死在路上」。
什麼也不應擋在哲學家和對真理的尋求之間。「思考有時候容易,但經常很困難同時令人戰慄」,他寫信給裡斯:
但最重要的思考恰恰是不討喜的,即,它威脅要剝奪一個人珍愛的觀念,他因之全然迷惑,生出一種渺小感。在這種情況下,我和其他人畏縮不前,不再思考,或在長久的掙扎後才能令自己思考。我相信你也瞭解這一處境,我祝願你獲得很多勇氣!雖然我自己沒獲得。我們全是病人。
他又想到戰爭之初自己和馬爾科姆的一次爭論,當時馬爾科姆談到英國的「民族性格」。這是一件切題的事——說明思考恰是因為不討喜才確是最重要的。「當時我認為,」他寫信給馬爾科姆:
學習哲學還有什麼用,如果它對你的全部意義,是讓你能夠像是有道理地談論某些深奧的邏輯問題,等等,如果它沒有改進你對日常生活的重要問題的思考,如果它沒有令你在對某些危險詞彙的使用上比……記者更謹慎——那種人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詞彙。
你看,我知道很難把「確定性」、「或然性」、「感知」等等思考好。但是,真正誠實地思考或試圖思考你的生活或其他人的生活——如果這麼做是可能的話——還要更困難。而麻煩是,思考這些事情不令人戰慄,常常倒徹頭徹尾地令人厭惡。而令人厭惡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馬爾科姆有段時間沒寫信了,也許是想起了1914年自己和羅素的斷交,維特根斯坦開始認為,那是因為馬爾科姆害怕他倆在討論嚴肅的非哲學話題時發生衝突。「也許我完全錯了,」他寫道:
但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能活著再見到彼此,讓我們不要逃避挖掘。如果你不想傷害自己,那麼你就不能得體地思考。我知道這一切,因為我是一個逃避者。
事實上,馬爾科姆通信的中斷和維特根斯坦回想起的爭吵毫無關係,也毫不牽涉他以為馬爾科姆生出的這種感覺——他倆不會「在很嚴肅的事情上眼光一致」。這事和馬爾科姆的美國海軍軍官工作更有關係,由於這工作,到1945年5月他才能回維特根斯坦的信,並承認自己對「民族性格」的議論是愚蠢的。不幸的是,回信寄到維特根斯坦手裡之前馬爾科姆就到了英國。船抵達南安普敦後馬爾科姆獲假去劍橋看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顯然把他的不回信視為一個信號:他確實是個「逃避者」,不願深入挖掘。馬爾科姆到惠韋爾庭院時維特根斯坦甚至沒跟他打招呼,只是冷冷地點頭示意,請他坐下來吃晚飯:蛋粉。「我們在沉默中坐了很長時間,」馬爾科姆回憶,「他始終冷淡和嚴峻。我們根本沒觸及到對方。」
這次見面後的第二天維特根斯坦收到了馬爾科姆的信,立刻寫了一封溫暖、和解的回信:「如果在見你之前收到這信,我本會更容易地和你接觸。」他建議從此以後他倆以教名相稱。不過,倘若維特根斯坦沒收到這封馬爾科姆承認自己對「民族性格」的議論之愚蠢和承認「深入挖掘」之必要的信,他倆的友誼似乎很有可能終結。
戰爭的最後一年,努力寫完他的書時,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呈現給課上領悟不了的聽眾時,維特根斯坦都感覺自己在跟——他自己的和別人的——膚淺和遲鈍作鬥爭,他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事則都從屬於這一鬥爭。「這場戰爭,」他寫信給赫特,「我相信,對我們所有人都有一種壞影響。(它似乎也在緩慢地殺死我,雖然我的身體很好。)」
在這一鬥爭中他視作同盟的少數人之一是裡斯。裡斯寫信給維特根斯坦,談自己在斯旺西對著不感興趣的學生教授邏輯時的挫敗感,維特根斯坦的回應是同情和鼓勵的:
我很遺憾聽說你工作的壓抑環境。請不要屈服或絕望!我知道事情顯出的壓抑多麼巨大;當然我是第一個想逃走的人,但我希望你振作起來。我記不清我曾給過你什麼教邏輯的建議。無論如何,你的學生全都半睡半醒,你卻想在教邏輯中獲得哪怕一點兒成功,沒有什麼比這事更困難的了。(我聽見過佈雷斯韋特在我的課上打鼾。)請死死頂住!——我祝你有一個中等聰明的和醒著的學生給予你的勞作一點甜蜜!
……我重複一遍;請死死頂住!抱怨吧,詛咒吧,但繼續前進。學生是笨的,但他們從中得到了點東西。
他對自己的學生不滿意。「我的課極度糟糕,」他寫信給裡斯,「我目前為止有六個學生,沒一個是真正好的。」
但不滿的一個大得多的來源是他的書仍遠未寫完。他告訴裡斯:「我毫無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寫完我的書。」他心中因此生出了一種渺小感,閱讀別人的書又加劇了這種感覺:
近來我在讀很多書;一本摩門教史,紐曼的兩本書。閱讀的主要效果是,我更甚地感覺到自己的渺小。雖然我的這種意識只是像睡著的人意識到沒吵醒他的周圍的聲音。
他的講座處理的是上一個夏天他在斯旺西關注的心理哲學問題。他考慮過用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學原理》當教材——主要用來示範他想與之作戰的概念混淆——但就像他對裡斯說的,「你是對的;我沒拿詹姆士當教材,就談我腦子裡的東西(或自己滿嘴胡說[250])」。事實上,他在課上做的是細細思索他當時正寫的《哲學研究》章節涉及的問題。
問題的核心是,斷言精神過程存在的人和否定精神過程存在的人之間的爭論。這兩種事維特根斯坦都不想做;他想表明這一爭論的兩方都依賴一種錯誤的類比:
關於精神過程和狀態的哲學問題和關於行為主義的哲學問題是如何產生的?——第一步是完全逃過注意的一步。我們談論過程和狀態,卻任由它們的本性不明不白。我們覺得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對之知道更多。但這恰恰使我們陷入了一種特定的看待問題的方式。學會更好地瞭解一種過程,這事意味著什麼——對此我們有一種明確的觀念。(魔術的決定性動作已經做出,正是那個我們以為完全無辜的動作。)——現在,使我們理解我們思想的那個類比摔成了碎片。於是我們必須否定發生在尚未勘察的介質中的尚未得到理解的過程。現在看上去我們彷彿否定了精神過程。而我們自然不想否定它們。
「你在哲學上的目標是什麼?」在這一段落後他立即自問自答:「向蒼蠅示出飛離捕蠅瓶之路。」他用威廉·詹姆士的教科書展示人們在掉入這一特別的捕蠅瓶時被引得說出的那種話。
例如,在討論「自我」[251]概念時,詹姆士描述自己努力內省地掃視自己的「諸自我的自我」[252]時發生了什麼。他記錄,在這種內省的嘗試裡,他意識到最多的是頭部運動。所以他的結論是:
……仔細檢視時,我發現「諸自我的自我」主要由頭部或頭部和喉嚨之間的這些獨特運動構成。
據維特根斯坦說,這事表明的「不是『自我』這個詞(當它指『個人』、『人』、『他自己』、『我自己』時)的意義,也不是對這類東西的分析,而是哲學家對自己說『自我』這個詞並努力分析其意義時的注意力狀態。」他又說,「由此能學到許多」。
他用聖奧古斯丁示範他想與之作戰的混亂的語言圖畫,他用羅素示範數學哲學中的混亂,與此類似,維特根斯坦用詹姆士給出心理哲學中的混亂的例子,但這些都不意味著他對之缺少尊重。他對馬爾科姆說,他從奧古斯丁的引文開始《哲學研究》,是因為「若一個這麼偉大的心智持有這一觀念,那麼這觀念必定是重要的」,與此類似,他在心理學評論裡引用詹姆士,也正是因為他對詹姆士抱有很高的尊重。他堅持要德魯利去讀的書只有很少幾本,其中就有詹姆士的《宗教經驗種種》。德魯利說自己已讀過了:「我一直喜愛讀威廉·詹姆士的任何作品。他真是個非凡的人(he is such a human person)。」是的,維特根斯坦回答:「正是這一點把他造就為好哲學家;他是個真正的人。」
在斯旺西過聖誕假期時,很快寫完書的前景顯得光明起來了,回到三一學院,維特根斯坦自信出版近在眼前。此書序言最後一版的落款是「劍橋,1945年1月」。
在這篇序言裡,他說這本書是「我在過去16年裡從事哲學研究積澱下來的思想」(即自他1929年回劍橋以來),他這樣說自己的論述:
我今把這些札記公諸於世,心存疑慮。儘管這本書相當簡陋,而這個時代又黑暗不祥,但這本書竟有幸為二三子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當然,這種可能性委實不大。
顯然,「疑慮」戰勝了出版的意願。維特根斯坦未把打字稿交給出版社,而是用這一年的剩餘時間寫一份這稿子的擴充——把他的研究可觀地擴展到了心理概念。
為了這一擴充,他從1931年以來寫的稿冊裡挑選論述。1945年的四旬齋學期和復活節學期他一直為此工作,夏天時,他已準備向打字員口述挑選出的論述了。6月13日他寫信給裡斯:
學期結束了,我想起了斯旺西。復活節之後我工作得相當好。我現在正口述點東西,一些論述,我想把其中一部分收進我的第一卷(如果會有這東西的話)。口述的事要再花約1個月或6周時間。在那之後我可以離開劍橋。
兩周後他有點洩氣。他告訴馬爾科姆自己的工作「做得慢死了。希望下個秋天能準備好可出版的一卷;但多半做不到。我是個糟透了的工人!」
事實上,為了口述自己的論述他在劍橋呆到8月份。他並未把得到的打字稿視為此書的最終版本,而是視之為這麼個東西:可從中——連同上一年在斯旺西搞出的打字稿——彙編出一個最終版本。不過現在他自信一個可出版的版本已近在眼前。「聖誕節時我也許就出版它了」,他告訴馬爾科姆:
不是說我已做出的東西是好的,而是它現在近乎我能做到的最好了。我覺得,寫完後應把它公之於世。
在準備這份打字稿的幾個月裡,他日益為「這個時代的黑暗」而感到壓抑。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階段的野蠻和不人道的場景具有以前不可想像的規模。2月份,英國和美國空軍發動的德累斯頓轟炸幾乎完全毀滅那個城市,殺死了13萬平民。4月份,柏林陷落到盟軍手裡,維也納陷落到俄國人手裡,雙方都有駭人的傷亡。5月7日德國投降前不久,盟軍在貝爾森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發現的腐爛屍堆的照片被公佈了。5月14日維特根斯坦寫信給赫特:「過去6個月比以前的日子更令人作嘔。我希望能離開這個國家一段時間,像我過去在挪威時那樣到某個地方獨處。」他說劍橋「令我心神不安!」
7月份英國大選時他把票投給了勞動黨,他強烈敦促自己的朋友也這麼做。他覺得搞掉丘吉爾是重要的。照他對馬爾科姆的說法,他相信「這次和平只是休戰」:
徹底撲滅這場戰爭的「侵略者」後,這個世界將成為一個更好的生活場所,因為未來的戰爭當然只能由那些「侵略者」發起——這種托詞臭氣沖天,實際上它許諾了一種恐怖的未來。
所以,日本最終在8月份投降時,斯旺西街上的慶祝絲毫沒有振奮他的精神。「我們有了兩個對日作戰勝利日[253]」,他寫信給馬爾科姆,「我覺得聒噪比真正的喜悅多很多。」在戰爭的結果裡他只看得見陰鬱。赫特復員時,維特根斯坦寫信祝他有「許多運氣」——「我真正的意思是:忍受正到來的一切的力量。」他告訴赫特,自己近來已感覺到不適:「部分因為我的一個腎有毛病,部分因為,讀到的盟軍在德國和日本的獸行令我感覺噁心。」
德國和奧地利長期的食物短缺,英軍不「優待」自己征服的敵人的政策,而且——在此之間——媒體號召為戰爭懲罰德國人,此種背景之下,維特根斯坦高興地在《新聞記事報》(News Chronicle)上讀到一篇維克多·格朗茲的文章;格朗茲提倡終止「國際事務上的自以為是」,提倡下決心養活德國人:「不是因為若不這麼做我們自己將遭難,而只因為養活飢餓的鄰居是正確的」。他對裡斯評論了格朗茲的文章,然後裡斯把格朗茲較早的小冊子《布痕瓦爾德的真正含義》借給了他。格朗茲聲稱自己是「一個信仰基督教倫理的猶太人」,他攻擊媒體對布痕瓦爾德的恐怖的反應,指出,要求所有德國人負責是錯誤的。他進而攻擊了「集體罪惡」這個概念本身,說這個概念倒退到了《舊約》,基督的榜樣本該帶我們掙脫了《舊約》。
格朗茲號召用人道的態度對待德國人,這一號召顯露出的力量和虛弱都強烈地觸動了維特根斯坦。9月4日他寫信給格朗茲,讚揚《新聞記事報》上的文章。他寫道,他「高興地看到,有人在顯眼的場合公開把惡行稱作惡行」。至於那本布痕瓦爾德小冊子,他對格朗茲說:
我深深同情你對日報和BBC之殘忍、低劣和粗俗的嚴厲批評。(我們電影院的新聞影片則更加惡毒——若還有可能更加惡毒的話。)正是因為我強烈地同情你對此邪惡的態度,我認為我應當對你的抨擊提出一種在我看來的嚴肅批評。
他說,由於用次要的論點裝飾其批評,格朗茲削弱了批評的衝擊力,「這些次要論點即便不是虛弱和可疑的,也把讀者的注意力帶離了主要議題,從而使抨擊無甚效果」。如果格朗茲想要人們「在日報和廣播的喧囂之下」聽到自己的聲音,就應該緊抓要點:
如果你真想要人們除掉污穢,別跟他們說生命價值和幸福這種哲學問題。如果說這種話有任何作用,那就是引起學術的閒談。
寫到人們對待布痕瓦爾德之恐怖的錯誤態度時,你只希望(例如)說服在《舊約》和《新約》的事情上贊同你的人嗎?即便他們贊同,你冗長的引文也使他們的注意力偏移出主要論點之外了。如果他們不贊同——有龐大數量的可能被你的論證重重撼動的人是不贊同的——他們會覺得,整篇文章由於這一切冗長的廢話而聽上去不靠譜。考慮到他們不願高興地放棄他們此前的觀點,就更加如此了。
現在我要停筆了——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我不自己寫文章,卻來批評你,我的回答是,就寫出得體和有效的報紙文章而言,我缺乏知識、熟練的表達和必要的時間。事實上,給一個具備你這樣觀點和能力的人寫這一封批評信,是最接近我無力幹成的事——即我自己寫一篇好文章——的做法。
這封信展現了維特根斯坦對駁斥藝術的良好理解。大約一年後,他向洛什·裡斯重述了自己給格朗茲的建議裡的大體要點。裡斯寫了一篇文章批駁吉爾伯特·賴爾對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熱情評論,在那本書裡,波普爾用同一支畫筆給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上色,指責他們全都是極權主義的提倡者。維特根斯坦告訴裡斯,自己贊同裡斯文章的傾向,但批評裡斯擺了太多姿勢,沒打出足夠多的直拳:
駁斥或扔雞蛋的藝術,如你頗瞭解的,和比如說拳擊這種活兒一樣有著高度的技巧……我很高興你對賴爾扔雞蛋——但把你的臉直對著他,好好扔雞蛋!困難是:不要弄出多餘的聲音或姿勢,這傷不到那個人,只傷到你自己。
然而,格朗茲對維特根斯坦的建議抱以輕蔑的冷淡。他的回信(寫給「L.維爾特根斯坦先生」[254])簡短而排斥:「感謝你的信,我確定你的意思說得很明白。」對這次挫折,維特根斯坦欣然待之。「唔,真荒唐!」他笑了笑對裡斯說,把格朗茲的短信扔進了火裡。
儘管擔憂歐洲的未來,儘管相信很快就會有另一場甚至更恐怖的戰爭,但1945年夏末維特根斯坦到斯旺西享受了一次假期。或照他對馬爾科姆的說法,至少「享受不呆在劍橋」。
「我的書正逐漸接近其最終模樣」,他在夏末對馬爾科姆說:
……而如果你是個好孩子、到劍橋來,我就給你讀它。你可能對它感到失望。而真相是:它甚是討厭。(就算再努力一百年,我也不能從根本上改進之。)不過我不為此而煩惱。
最後兩句話並不真實;他的書沒達到他要求的水準,其實他為此而煩惱,也認為能改進它。正是出於這兩個原因,這書直到他去世都未出版。
他懼怕回劍橋再行教授職責,懇求馬爾科姆快點來英格蘭,「在我下決心辭去荒謬的哲學教授工作前。這是一種活著的死。」
現在的《哲學研究》第一部分的最後版本是在1945—1946年的米迦勒節學期和四旬齋學期裡弄好的。他從當年夏天口述的打字稿裡挑出大約400節論述,加到1944年在斯旺西寫完的作品裡,作出重新調整和重新編號之後,就得到了構成這著作的現在模樣的693個編號段落。
因此,粗略地說這本書的進展分為三個可辨識的階段:1—188節是1938年版本的第一部分;189—421節是1944年加進去的;421—693節是1945—1946年加進去的擴充部分,這一部分又是從1931—1945年的手稿裡編輯出來的。
維特根斯坦在序言裡很好地描述了這一複雜的拼貼物:
我數次嘗試把我的成果熔鑄為這樣一個整體,然而都失敗了;這時我看出我在這點上永不會成功。我看出我能夠寫出的最好的東西始終不過是些哲學札記;當我違背它們的自然趨向而試圖進一步強迫它們進入單一方向的時候,我的思想馬上就變成了跛子——而這當然同這本書的性質本身有關係。這種探索迫使我們穿行在一片廣闊的思想領地之上,在各個方向上縱橫交錯地穿行——這本書裡的哲學札記就像是在這些漫長而錯綜的旅行途中所作的一系列風景速寫。
我當時一次次從不同的方向重新論及同樣的要點,或幾乎同樣的要點,畫出新的圖畫。這些圖畫裡不知有多少畫得很糟,或顯不出特徵,帶有一個拙劣畫家的所有缺陷。把這樣的圖畫篩掉以後,還留下一些勉強可用的;這些圖畫須得加以排列,時常還須剪削,以使它們能夠為觀者提供一幅風景畫——所以這本書其實只是本畫集。
即便是現在,這本畫集裡仍有他不滿意的速寫,他並未試圖出版這最終的調整版。不過,此後的餘生中他稱這份打字稿為「我的書」,和許多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學生一段段細讀,以便他去世時起碼還有幾個不是完全不理解他的書的人。
他相信人們——尤其學院哲學家——將在根本上誤解他的書,無疑這是他生前未出版此書的另一原因。他在序言的一個重寫版裡聲稱:「我把此書公之於世時並非沒有猶豫」:
它將落入這樣一群人的手裡:其中的多數人我不願想像我的書落入其手。但願它很快——這是我對之的祈願——被哲學記者完全遺忘,以便留給更好的一類讀者。
在其學術生涯裡,維特根斯坦一直保持著對職業哲學的敵意和對劍橋的不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重建」的歲月裡,這敵意和不悅似乎開始與一種預言人性終結的末日眼光融合到一起了。1946年的復活節期間,他重續了同卡爾·布立吞的交情;布立吞原是他的學生,現在是斯旺西大學的哲學教師。一天下午,沿著海岸長途散步時維特根斯坦告訴布立吞,他開始相信人們正在策劃一場新的戰爭,原子武器將終結一切:「他們真要這麼干,他們真要這麼幹。」
把這一末日預言式的焦慮聯繫到他對職業哲學的敵意上的,是他對我們時代裡的科學力量的憎惡,這種力量一方面慫恿了哲學家「對一般性的渴求」,另一方面造出了原子彈。在一個奇特的意義上他甚至歡迎原子彈——倘若只有對之的恐懼才能減少一點社會對科學進步的敬重。和布立吞交談的差不多同一時期,他寫道:
現在公眾體驗到的、或至少表達出的對原子彈的歇斯底里恐懼,說明人們終於發明了某種真正有益的東西。這一驚恐至少留給人這種印象:原子彈是一劑真正有效的苦藥。我禁不住想:如果這裡沒有某種好處,非利士人就不會大喊大叫。但或許這也是一個孩子氣的想法。因為真正說來,我的意思不過是原子彈給出了一種終結和毀滅邪惡——我們的可惡的肥皂水科學——的前景。而這肯定不是一種令人不悅的想法。
「真正預言世界末日的觀點,」他寫道,「是事物並不重複自身。」終結確實會到來:
這並不荒謬——(例如)相信「科學技術的時代是人性終結的開始」;相信「偉大進步的觀念是一種幻覺」,還有,相信「最終能認識真理的觀念也是幻覺」;相信「科學知識裡毫無善的和值得希求的東西,人類追尋科學知識時是在落進一個陷阱」。這一點絕不是明顯的:事情不是那樣子。
無論是哪種情況,科學進步都會走到盡頭。但對他來說,最悲觀的看法是預見科學和技術的勝利:
科學和工業,及其進步,將顯出它們是現代世界裡最持久的東西。也許,現在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對科學和工業就要崩潰的任何推測都只是個夢想;也許科學和工業將一統世界,儘管它們在這一過程中造成無限的痛苦——我指把世界壓減為一個單一的單元,儘管在這單元裡和平是最無家可歸的東西。
因為科學和工業確實決定了戰爭,或者看上去是這樣。
因此,「這個時代的黑暗」可直接歸於對虛假的科學偶像的崇拜,20世紀30年代以來他自己的工作瞄準的正是這一崇拜。於是,他之「夢想」科學和工業的崩潰,是在期待一個他那一類型的思考得到更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時代。這就聯繫到他對德魯利說的話:「此刻的這個時代不需要我這一類型的思考,我必須如此強力地逆潮流而游。也許一百年後人們才真的需要我正寫的東西。」可是,如果「他們」真要這麼干[255],如果末日預言的觀點不荒謬,那麼,那種時候也許永遠不會到來。永遠不會有一個需要他那一類型思考的時代。
維特根斯坦的政治預感使他更靠近左派,但因為他把對科學的崇拜視為最大的惡,他和馬克思主義保持著一點距離。在翻看馬克斯·伊斯特曼的《馬克思主義:它是科學嗎?》時(他在裡斯的書架上拿了這本書),對於伊斯特曼的這個觀點——如果馬克思主義想有助於革命,就得把它做得更科學一點——他評論道:
事實上沒有比科學更保守的東西了。科學奠定鐵軌。而對科學家來說很重要的是,他們的工作要沿著那鐵軌行進。
他和共產主義者一樣極討厭英國正統的自滿,他想看到某種革命。但他希望那革命拒絕我們時代的科學世界觀,而不是支持它。
無論如何他自認是個哲學家,這就限制了他能融入某個黨派的程度——不留情面地追尋真理的人將欣然拋棄自己形成的無論什麼「珍視的觀念」。此時,裡斯覺得自己應該加入(托洛斯基主義的)革命共產黨,因為,照他對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我越來越覺得自己贊同他們對當前社會的分析和批判的主要之點,贊同他們的目標。」維特根斯坦不乏同情,但試圖勸阻裡斯,理由是忠實黨員的職責和哲學家的職責不相容。他堅持說,做哲學時你得時刻準備著改變自己行進的方向,如果作為哲學家在思考,就不能有差別地對待共產主義觀念和別的觀念。
諷刺的是,他對政治事務的興趣最強烈、對左派的同情最頂峰之時,卻失去了和自己最尊重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進行討論的機會。1946年5月皮耶羅·斯拉法斷定自己不再想和維特根斯坦交談,說自己不再能把時間和注意力放到維特根斯坦希望討論的事情上去。這是對維特根斯坦的重重一擊。他懇求斯拉法繼續他倆每週的談話,即便不碰哲學話題也行。「我什麼都可以談,」他對斯拉法說。「是的,」斯拉法回答,「但用的是你的方式。」
無論這事是不是一個促進因素,1946年夏季學期期間,維特根斯坦越來越經常地考慮辭去自己的教席,離開劍橋。回斯旺西過暑假時,他對劍橋和學術哲學的厭惡到了頂峰。裡斯不在,於是卡爾·布立吞就得面對這股厭惡的怒氣:
7月的一天……維特根斯坦打電話給我,說他的朋友走了,希望我帶他出去。可是,總的看來他很有敵意。《心智》期刊剛剛發表了兩篇論「治療性的實證主義」的文章,(我後來發現)這事很令他生氣和心煩。因為我去了心智協會和亞里士多德學會的聯合討論會——那個哲學家的年度大集會——他對我也很生氣:他把那看作一個輕浮的跡象,一個懷有秘而不宣的利益的跡象。他叱責職業哲學家,悲歎英格蘭的哲學狀況,他問:「一個人單獨能幹什麼?」我告訴他下一次大集會將於1947年在劍橋舉行,我將宣讀一篇論文,他說:「很好,在我看來,這就像是你告訴我明年夏天劍橋有一場淋巴腺鼠疫,我很高興知道,我肯定呆在倫敦。」(他的確那樣做了。)
那天,後來維特根斯坦在布立吞的家裡喝茶。他的情緒較溫和一點了,他談到自己喜歡斯旺西(與討厭倫敦和劍橋相對照)。他告訴布立吞他也喜歡英格蘭北部,他回憶,有一次在紐卡斯爾他問公交車售票員到某家電影院在哪兒下車。售票員立刻說那家電影院正在放一部爛片,他應該去另一家。這引起了公交車上的一場火熱爭論:維特根斯坦應該看哪部片子,為什麼。他告訴布立吞他喜歡這個;這是那種會在奧地利發生的事情。
這最後的對比有所揭示,它或許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當時如此猛烈地攻擊他所謂的「瓦解和腐爛著的英格蘭文明」。簡單地說:他在懷念維也納。「合併」前夕以來他都沒去過維也納[256],自那時起,他和奧地利的家人和朋友極少有接觸。
當教授是夠糟的了,當英格蘭的教授最終變得不可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