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與魯迅、顧頡剛的衝突
就在傅斯年欲返國而不知身歸何處，心緒如焚，處於「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之際，曾致信已至清華園的陳寅恪求法問計，陳寅恪自是為之積極活動。1926年11月16日，當清華教務長梅貽琦主動到陳宅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時，陳寅恪感到機會來臨了，他當即對傅斯年加以推薦。因當時沒有留下陳、梅此次談話的詳細記錄，梅的態度已不可知，但通過吳宓的日記可尋出一點線索。吳在當天的日記中云：「梅教務長來，向寅恪商請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國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吳屢薦之柳詒徵，陳寅恪的私塾老師）。不得不為本校惜，且為世局哭也。」1內中可見，當時的梅貽琦對傅斯年是頗感興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則，吳宓不會滿懷怨恨又無可奈何地為世局一哭。不過，無論此時梅貽琦做出何種決定，都已成為馬後炮了。因為就在半個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島之時，在南國中山大學的朱家驊已經捷足先登，將傅氏這只學界大鱷緊緊地收入網中了。
自此，清華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與陳寅恪聯袂登台的機緣，他們的相會與並肩協作，以及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創造劃時代的輝煌，還要等到兩年之後。
來到中山大學的傅斯年，與朱家驊一見如故，在學術見解與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視朱家驊為難得的知己，以他過人的膽識、才氣與霸氣，主動幫助朱氏籌劃校務，處理各類繁雜事宜。而朱也視傅為鐵桿兄弟，放開手腳讓傅在中大校園內由著性子，盡情地翻著跟頭折騰。用朱家驊的話說，「孟真為人，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筆為文，雄辭宏辯，如駿馬之奔馳，箕踞放談，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為狂，也有說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過人之處」2。很快增聘了如吳梅、丁山、羅常培、顧頡剛、楊振聲、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羅掘倫（南按：即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瑞典著名漢學家）、史祿國（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國人類學家）等當時的學界名流與大牌「海龜」擔任教授，中山大學由此聲名鵲起，威望隆盛，令全國學界為之矚目。令人扼腕歎息的是，這樣的大好局面沒有維持多久，由於人事紛爭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紛爭首先在魯迅與顧頡剛、傅斯年三人之間展開。
傅斯年到中山大學後不久，魯迅也到該校任教務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此前，魯迅在北京經歷了著名的「女師大風潮」，並與陳源（西瀅）、徐志摩等現代評論派展開了一場混戰，夾在其間的胡適也被魯迅視為敵人而遭到一番唾罵，自此二人關係宣告破裂並逐漸惡化。直至女師大學生劉和珍等數名師生被槍殺的「三一八」慘案發生，魯迅遭到北洋政府緝捕，不得不設法離開北京赴南方暫避。1926年8月2日，魯迅最後一次前往女師大領取薪水，自此告別了這座浸染著他滿腔激情與血淚的學府，悄然隱去。不久，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在女師大任教期間結識的學生加戀人許廣平女士同車南下，到廣州的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訓育主任。正是由於陳源、徐志摩以及後台老闆胡適等英美派「海龜」與之交鋒對壘，魯迅對胡適等留學西洋的所謂「洋紳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顧頡剛之類熱衷於在研究室內搞考據的學院派人物，連同一些跟隨胡與顧的小字號「土學者」都沒有好感。當魯迅在廈門大學時，顧頡剛也受時任文科主任兼國學研究院籌備主任的林語堂之邀，辭別北大編輯員之職，陰錯陽差地來到廈大任國學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國文系名譽講師。短兵相接，魯顧二人矛盾加深，終於演化成勢不兩立的寇仇。
「三一八」慘案前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的魯迅
1927年1月18日，魯迅為改變環境與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職，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上任後的魯迅公開以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風氣作為標準要求中大師生。在一次教務會議上，他主張讓學生有研究、活動和組織的自由，並特地舉出北京大學的事例作為榜樣，以讓中大師生學習效仿。
但此時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驊等人，已經成了國民黨的要人、官場上的重量級人物，自然不吃魯迅那一套。朱家驊由最初的防禦轉為戰略進攻，他以強硬的姿態反擊道：「這裡是『黨校』，凡在這裡做事的人，都應服從黨國的決定……」3自此，魯迅及其背後的支持者，與以朱家驊為代表的校方當局，圍繞政治是非問題或明或暗地較起勁來，直至鬧得不可收拾。
此時的傅斯年與魯迅雖無師生之情、朋友之誼，但傅在北大辦《新潮》時，曾得到過魯迅的愛護與支持。1918年5月，在五四新文學運動浪潮衝擊下，一篇署名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於《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號發表，此為魯迅這一偉大名字首次在沉悶的中國出現。八個月後，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一卷第二號上，出現了一篇署名記者的《書報介紹》，向廣大讀者推薦《新青年》雜誌和登載的作品，稱「《狂人日記》用寫實筆法，達寄托的（Symboism）旨趣，誠然是中國第一篇好小說」。——這位記者就是傅斯年，他對《狂人日記》的推薦文字，無意間開啟了現代小說的一扇評論之門，被後世學者「看作是中國魯迅學史的發軔」。4後來，傅斯年又以北大學生兼《新潮》主編的身份寫信與魯，徵求意見並請其指教。向來對青年人較愛護的魯迅回信說了幾句客氣話，順便提了幾條小建議，內有「《新潮》裡的《雪夜》，《這也是一個人》，《是愛情還是苦痛》（起首有點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說家夢裡也沒有想到過。這樣下去，創作很有點希望」5云云。傅把雙方通信在《新潮》刊出，借此抬高《新潮》的身價與威望。同年，魯迅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說到了《新潮》，認為「頗強人意」，所刊文章「以傅斯年作為上，羅家倫亦不弱，皆學生」。6正是因了這段舊故，魯、傅之間開始時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讓與和平共處，但隨著顧頡剛的到來，二人的矛盾終於引爆，炸開的裂痕再也沒有彌合。
傅斯年來中大後，顧氏在廈門大學任教，傅念及同窗之誼，又急於招攬人才，便請顧頡剛來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務是「辦中國東方語言歷史科學研究所，並謂魯迅在彼為文科進行之障礙」7。意在架空魯迅，掃除障礙。儘管此時的魯迅對中大校務已成為「一個大傀儡」（魯迅自喻），但畢竟還是名義上的教務主任，必須與之打個招呼才算不失體統。按傅斯年的觀點，本來打招呼已算是相當的抬舉了，想不到魯迅一聽讓顧頡剛來中大，頓時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道：「鼻來，我就走！」（南按：「鼻」即指顧，相關典故見後。）此舉令傅斯年深為尷尬與不快。
1913年，傅斯年與顧頡剛同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同住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工字樓，二人開始相識。這一年傅十七歲，顧二十歲。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國學門，顧入哲學門。次年秋，二人同住北大西齋丙字十二號宿舍。自此，「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的顧頡剛，開始與「大氣磅礡」「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8的傅斯年成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年僅二十七歲的胡適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三門課程。作為放洋七年，又是世界級哲學大師杜威高足的胡適，講授洋學問自是得心應手，但講授中國學問卻有些不同。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國學根底深厚的年長者加名教授擔任。在胡適登台之前，此門課程由號稱「兩足書櫃」的陳漢章主講。據說陳氏在台上引經據典，誇誇其談，天上地下，雲山霧罩地大談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等史影裡的人物與故事，一年下來，才講到商朝的「洪範」。胡適接課後，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遠古歷史和古代哲學家的遺著。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中，採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一章中，用《詩經》做時代的說明材料，拋開三皇五帝、夏、商，直接從西周行將覆滅的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後講起。如此一改，原來號稱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史跡，被攔腰截去了一半，令聽講者大為驚駭，正如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所說：「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9遭受了重大打擊卻仍自視甚高的學生們並沒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適屈從，他們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胡說」，於是有幾個激烈分子開始鼓動鬧事，琢磨如何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出北大校園，讓其回安徽老家找他的那個小腳太太江冬秀去。顧頡剛有些與眾不同，「覺得他講的雖是哲學，不啻講的史學，更不啻講的是治史學的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這個話是顧頡剛在幾年之後說的，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恐怕他還不知所謂的「實驗主義」為何物，只是後來胡適暴得大名，評論家們開始評頭論足並與胡的洋老師對號入座之時，顧才曉得大洋彼岸有個叫杜威的哲學大師弄了一套號稱「實驗主義」的學說，於是也跟著談起了所謂的實驗主義。不過，顧頡剛當時對胡適的學說與做法感到新鮮，對其處境產生了同情之心卻是實實在在的事情。
正當學生中間的激烈分子即將集眾鬧事，向胡適「反攻倒算」的關鍵時刻，滿懷同情又焦急不安的顧頡剛，猛地想起了在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的同捨好友傅斯年，希望他能出面拉胡老師一把。於是在大體講述了胡適講課風格後，力勸傅氏前往聽課，以挽狂瀾於既倒。傅斯年開始以自己不是哲學系學生推托，但顧頡剛卻咬住不放，並說道：「你雖不是哲學系學生，又何妨去聽一聽呢？」傅終於接受了顧的建議，專門聽了胡適的幾堂課。因是有備而來，傅在課堂上曾幾次以請教為名向胡發難，胡一一作答，傅斯年則步步緊逼，最後逼得胡適額頭上的汗珠都滴了下來。絕頂聰明的胡適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內高手，於是咬緊牙關，拼全力挺住，始終以他那特有的微笑予以應對。胡適畢竟不是等閒之輩，面對傅斯年與一班不懷好意者的圍攻，一路過關斬將，突出重圍，總算是渡過了難關。
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上站穩了腳跟並長吁一口氣的同時，對台下這批學生也有了更深的瞭解和認識。認為這批學生儘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10幾十年後，胡適在自傳中談到了這場關乎他人生命運的考驗，並再次深情地回憶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地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11
傅斯年不僅做了胡適的保護人，自此之後，同顧頡剛一樣，對胡氏的治學路數與學術思想由認可漸漸變為傾慕佩服。未過一年，傅不惜背叛要傳他衣缽的指導老師黃侃，毅然決然地轉向了胡適，投入到新文化陣營中來，和胡適等人一起與黃侃等傳統派展開了決戰。如顧頡剛所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12
北大畢業後，傅斯年留學歐洲，顧頡剛則留在北大一邊從胡適治學，一邊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任編輯員，同時開始了古史辨偽工作。這項工作很快取得了超乎尋常的成功，傅斯年在來信中，有顧氏在古史研究領域「稱王了」的讚譽。13幾年後，由柏林歸國並在中山大學得勢的傅斯年，念及舊情，想拉同窗好友顧頡剛加入自己的圈子，本屬人之常情，想不到中間猛地殺出了一個程咬金式的重量級人物——魯迅，橫在二人的面前，使其進退不得，大感為難。14
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因提倡白話文暴得大名，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顧頡剛又唯胡適馬首是瞻，且甘願鞍前馬後地為之輔佐，為胡適考證《紅樓夢》覓得許多文字資料，助長其氣焰，自此引起了魯迅的不快。當然，若事情僅限於此，仍不能成為恨之入骨的寇仇。魯迅之所以對顧頡剛表現出極度強烈的憎惡，除了其跟隨胡適等「洋紳士」鞍前馬後地效勞外，還有一個致命的情結就是著名的「鹽谷一案」。當魯迅、胡適、顧頡剛等人皆在北京時，有人揭露說魯迅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顧頡剛亦持此觀點，並與北大西語系教授陳源談及此事。原本就與浙江派對立，對魯迅不感冒的陳氏一聽，立感奇貨可居，正是攻擊魯迅的炮彈，於是迅速寫就揭發信一封，由同一陣營的徐志摩編輯發表於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按學術界的規矩，若某人被公開指責「抄襲」或「剽竊」別人的學術成果，可謂奇恥大辱，比夜進民宅搶劫盜竊還要令人不屑與憤慨。假若事情成真，此人立馬斯文掃地，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事業前途皆無希望。（南按：21世紀初，北大王銘銘「剽竊」事件即其一顯例。）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惡如仇的魯迅看到陳源的公開信後，反應異常激烈，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予以反駁。15圍繞這一「疑案」，魯、陳之間再度展開了一場論戰。就在這場論戰中，魯迅對陳源、徐志摩，還有躲在背後撐腰的胡適（南按：魯迅這樣認為）懷恨在心，同時與他認為的「陰謀家」顧頡剛也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顧頡剛的鼻頭微紅，魯迅在書信中便以「鼻」相代稱，內含諷謔蔑視之意。面對魯迅的態度，同樣尊胡適為導師並深受胡適喜愛的傅斯年，此時對魯迅的看法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準備由柏林歸國時，在與羅家倫的通信中，談到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通伯與兩個周實有共同處。蓋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輕薄尖利），大週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無待言。啟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學究（吳學究之義），非你們damned紹興人莫辦也。僕雖不才，尚是中原人物，於此輩吳儂，實甚不敬之。他們有些才是不消說的。」16信中的大周指魯迅，二周與啟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確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並有些鄙視的意味。這個與《新潮》時代大不同的轉變，說明魯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時期的魯迅了。
因而，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傅斯年火氣大發，索性將魯迅晾在一邊。同時傅斯年說服朱家驊和顧孟余並得到支持，於1927年3月不顧魯迅的強烈反對，硬是把顧頡剛請進了中山大學校園。魯迅一看這情形，頓覺失了面子，同時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學真的是大勢已去，於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辭職並移居白雲樓以示要挾。傅斯年一看魯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態擺起譜來，甚為惱怒，心想人人言說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記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孫，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物」，還是齊魯人氏，當是正宗的聖人之後。面對江南才子或曰「紹興師爺」如此撒嬌施橫，身為聖人之後的梁山好漢又何懼哉？於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當場向朱家驊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從此不再過問。顧頡剛面對這般險惡的局勢，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樣宣佈辭職走人，不再於這堆爛泥裡插槓子攪和。校方見事情紛亂，左右為難，索性來個和稀泥的辦法，讓學生開會自行選擇，哪一位該走該留，全由學生決斷。想不到學生們開會後認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級學界大腕兒，一個都不能少。眼見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務的朱家驊只好硬著頭皮出面調停並表示「挽留」，同時想出調和的辦法，委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學校圖書館購置圖書以示讓步。魯迅仍然火氣十足，不依不饒，聲言魯、顧決不兩立，非此即彼，無半點調和的餘地。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魯迅憤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17
雙方經過一番混戰，魯迅去意已決，1927年7月，魯迅辭去中山大學的教職，在白雲樓整理舊稿件，許廣平也入住該樓，協助魯迅工作。同年9月27日，魯迅偕戀人身份的許廣平離開廣州，10月3日抵達上海，寓共和旅館。10月8日，移入橫濱路景雲裡二十三號，自此二人開始了公開的同居生活。
魯迅滿含悲憤地走了，顧頡剛最終留了下來。1927年10月，顧氏結束了出外購書的工作重返中山大學，出任歷史系教授、主任，兼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新近購回的12萬冊圖書，一時大有虎嘯山林、龍潛深淵之感。顧氏「念魯迅攻擊我時他們幫助的好意」18，與朱家驊、傅斯年配合默契，一面教學一面繼續做自己的研究，同時開闢了民俗學研究等新領域。不久，傅斯年與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同創建語言歷史研究所，出版研究所週刊，購置圖書資料，招收研究生，確定了研究宗旨。按傅斯年的說法，現代的歷史學、語言學與傳統的學術有根本的區別，如果使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就可以把語言歷史學建設得如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成為一門新的學科。
1927年9月11日，中山大學任教的魯迅與許廣平（中）、中山大學圖書管理員蔣徑三（右）於廣州艷芳照相館留影
在此前的5月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隸屬於中華民國大學院。其時蔡元培已從歐洲考察歸國，正式辭去北大校長職，此後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籌備處總幹事楊杏佛的籌劃下，聘請了籌備委員30餘人，傅斯年、顧頡剛均在其內。但這時的中央研究院只設了與國計民生有直接緊迫關係的理化實業、社會科學、地質、觀象台等四個研究所。聘請的籌備委員有胡適（社科）、李濟（地質）、傅斯年（心理學）等，當時既無歷史學、語言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所，更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立項打算。但霸氣十足，「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經過一番權衡認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應該有文史方面的學科加入，否則將有失偏頗，於是開始召集「一部分熱心文史學的先進」，以「歷史語言研究的特別重要」「現代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科是科學」等說辭，憑著北大時代與蔡元培校長結下的良好關係，對蔡氏與楊杏佛等幾位決策人物展開遊說攻勢，19聲稱可「借用在廣州語言歷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將建設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語言歷史研究所」云云。20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氣，終於迫使蔡元培與楊杏佛就範，「無中生有」21地又繁衍出一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所。正如傅自己所言：「這一努力顯然是很快地成功了。」22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會一致通過，「因歷史語言研究之重要，決設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廣州，委任傅斯年與顧頡剛、楊振聲為常務籌備委員」23，以傅斯年為掌門人。如此順利地取得成功，令神通廣大的胡適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戲稱傅氏「狡兔二窟」。24
1928年4月，國民政府決定改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獨立學術機關，任命蔡元培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楊杏佛任總幹事。下設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長如下：地質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魯，氣象所竺可楨，物理所丁燮林（後改名丁西林），化學所王進，工程所周仁，社會科學所楊端六。
蔡元培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特任狀
1928年10月22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設在廣州東山柏園。與此同時，傅斯年辭去中山大學教職，應聘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從此迎來了「開闢史學新天地」的偉大時代。
也就在這個時候，傅斯年與顧頡剛的緣分已盡，二人關係開始出現裂痕。
◎由同窗到寇仇
傅顧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沒有特殊的標誌性事件供後人評斷，據顧頡剛的女兒顧潮說，主要原因是兩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顧與傅在北大同窗時，談及各人的理想與志向，顧謂最強者乃知識欲，傅謂最強者乃政治欲。兩人都有剛強的性格，傅斯年博學多才，極具辦事才幹，甚欲在學術界成為領袖人物，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但他脾氣暴躁，霸氣十足，在各個方面想把顧氏壓服，聽命自己的調遣。而顧頡剛則傾心自己的學問，生性倔強，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聲言「只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的」25。於是二人關係越來越僵，終於釀成了不能合作之局。按台灣學者杜正勝的說法，傅與顧的最終決裂，可能有個性因素，可能也有「瑜亮情結」，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兩人對學術發展方向的歧異。26傅斯年之所以在柏林留學的最後階段決定「弄史學」，就是深受顧頡剛搞《古史辨》並暴得大名的刺激。此前羅家倫、姚從吾曾對傅戲言道：「以他（南按：指顧頡剛）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27正是傅不願向顧「稱臣」，遂下決心要跳出「顧氏王國」的陰影，「動手動腳找材料」，以新的科學研究方法「開闢史學的新天地」。這個想法早在他乘船歸國，於大洋中漂行時便形成了。對此，顧頡剛也有些察覺，並謂：「傅在歐日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且與之決勝，故其旨在提高。」28顧氏的感覺是符合傅斯年當時的內心和實際情形的。
當傅氏從歐洲歸國時，他自許自己的學術境界已超越了顧頡剛，對於傳統學術更不在話下。此時的傅斯年心中只有一個目標要克服和超越，那就是歐洲的「漢學」。正如1928年傅給胡適信中報告史語所「業已籌備」時所說：「實斯年等實現理想之奮鬥，為中國而豪外國，必黽勉匍匐而赴之。現在不吹，我等自信兩年之後，必有可觀。」29如此高遠的理想與志向，自然就注定了傅斯年與顧頡剛的聯合是暫時的，而決裂與開打才是二人不可避免的宿命。
1928年春，心情鬱悶的顧頡剛正好收到了燕京大學的聘書，便以學問做不下去，想換個環境為由，向中山大學校方提出辭職，要到別處去尋找一個「把所有的時間供我從容地研究」30的地方。傅斯年一看這番陣勢，認為顧頡剛不識抬舉，故意拆自己的台，給自己難堪，盛怒之下竟揚起自己特有的「大炮」性格，責備顧頡剛「忘恩負義」31，放出了「你若脫離中大，我便到處毀壞你，使得你無處去」32之類失態和傷感情的話語炮彈。顧頡剛聞聽，既憤怒又傷心，心想你傅斯年雖是一學界大鱷，具有呼風喚雨的超凡天才，但霸氣再大，能力再強，畢竟不能一手遮天，傅氏不是如來佛，自己也不是孫悟空，你越叫喊著讓我無處可去，我偏一個跟頭跳出你的手掌心，找個去處給你看看。顧頡剛想到此處，遂堅定了離去的決心，並深信「如果能構成我理想中之作品，一定抵得過種種毀壞的損失」33。恰在此時，顧收到了中央研究院寄來的聘書，請他與傅斯年、楊振聲共同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顧認為在研究所可做些自己樂意做的學問，乃辭掉燕大之聘，暫時留下以觀後效。但這時的顧頡剛產生了一個錯覺，他認為既然自己成為籌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三名委員之一，或許能控制該所的方向與命運，一旦自己掌控了這個研究所的前途，自然是不屑與傅斯年這個「二桿子」式人物共事的，但看在傅氏為此奔波忙碌，整日拖著肥胖的身子氣喘吁吁、大汗淋漓的分兒上，索性劃分一塊地盤讓其獨自經營，以示報答，而史語所的大本營則由自己，另外再拉上一個胡適共同掌控。
胡適自從1926年7月以英庚款咨詢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赴歐洲考察後，於第二年5月方從美國、日本轉道回上海定居，直到三年半之後，即1930年11月28日才重返北伐成功後的北平，重執北大教鞭。
顧頡剛把自己心中的計劃向時在上海的胡適做了透露，「最好，北伐成功，中央研究院的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搬到北京，由先生和我經營其事，孟真則在廣州設一研究分所，南北相呼應」34，等等。此信正如台北研究者杜正勝所說：顧頡剛「對傅斯年的規劃似乎一無概念，對胡適在傅斯年的學術中的地位也相當模糊」35。不僅如此，無論從哪方面看，顧頡剛做如此構想都是一個大忌，或者說是點燃了一枚危險的炸彈，此事顯然已背離了為人處世光明磊落的基本原則。顧頡剛沒有明白，或曰糊塗中揣著明白，這個「無中生有」的研究所，主要是憑借傅斯年的霸氣與才氣加天才的辦事能力，才迫使老校長蔡元培批准並鳴鑼開張的，這裡面更多包含著蔡元培對傅斯年而不是對顧頡剛的信任。確切地說，這塊研究所的牌子是傅斯年從中央研究院費心盡力地扛到廣州的。顧氏所為，假如讓傅得知，其情形自可預料。顧頡剛當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所以特地叮囑胡適不要把信的內容透露給對方。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時的胡適在感情與學術認同上，已由原來偏向於顧氏轉向了傅斯年，並對顧公開說過「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36的話。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顧頡剛雖感到「驚駭」，但沒有想到胡適竟轉變得如此之快和徹底。此時的胡適對顧出此策略內心是何種感受，外界不得而知，所知的是傅斯年借出差的機會到上海胡家拜訪，向來以和稀泥、搗糨糊之法處理人際關係的胡老師，竟不顧當事人顧頡剛的再三叮囑，逕自把信的內容透露給了傅斯年。傅聞訊大怒，咬牙切齒地把顧頡剛視為寇仇，二人在感情上徹底決裂。接下來，帶有火藥味的肉搏也就不可避免了。
據顧頡剛女兒顧潮說，當傅、顧、楊三人在中山大學某室商量籌備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傅斯年與父親兩人各有一番設想：傅氏在歐洲7年，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爭勝，故其旨在提高。父親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積疊無數材料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借。兩人意見不同，而傅氏脾氣暴躁，不免有家長作風，父親亦生性倔強，不能受其壓服，於是兩人始破口相罵，幸賴楊振聲等人勸解而止」37。
面對這一惡劣情形，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38到了這個時候，胡適只好以導師兼朋友的雙重身份出面為二人調停，並勸顧頡剛不要因驕傲樹敵。而顧氏可能已感覺到胡適此前並未踐守為自己保守秘密的諾言，遂心生怨恨，不再聽這位導師的囉唆，胡適的和稀泥調解宣告失敗。顧頡剛在1928年8月20日給胡適的信中說道：「我自己覺得傲則有之，驕則未也。……所以這兩年來樹的敵雖多，但我自己心無愧怍，則亦聽之而已。（我樹的敵人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妒忌我，一種是想征服我，這兩種都是沒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悅人而自暴自棄，遷就了別人的標準。我自己不願壓迫人家，也不願人家來壓迫我。如有人想要壓迫，當然反抗。此其所以結怨而心無愧怍也。）」39此處所說的「征服」與「壓迫」，自然是指傅斯年的所作所為。而傅斯年越想征服，顧頡剛越竭力反抗，並堅定地表示：「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40
到了此時，顧頡剛還未明白，由於他在太歲頭上動土的輕舉妄動，滿身霸氣的傅斯年不是「差不多」，而是確切地把他視作亂臣叛黨了。顧氏提出的先培育一批人再由一二學者研究的主張，固然與傅斯年原有的設想不合，但敏感的傅斯年同時也有了顧氏想借此培植私人勢力的警惕，言語相激中才有了雙方開罵、幾欲肉搏的場面。在傅斯年的心中，顧頡剛總在想方設法地把史語所變成他的獨立地盤，以實現全權掌控、做山大王的野心。1928年10月6日，傅斯年在致清華大學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等三人的信中道：
金甫竟這樣惱了嗎？一去一字不來。如果是我罵的，不知「其詞若有憾，其實乃心喜之」也！報上看見諸兄弘謨，不知清華何修得此？嶺表孤臣，不盡傾慕！
我們（你們都在內，北平話『咱們的』inclusive）的研究所，以我暑假在此之拚命，經費、設備、接洽工作等，俱有成就了。北平未去，實不敢去也。怕得自己未組織好，辛辛苦苦的為人吞了也。如果人是肯工作的，不把些不相干的大大小小滿安著，奉送之不暇，何用此怕？此實為事業怕耳！幸元任、寅恪、半農，皆亟欲晤者，均於此快晤之矣！41
此時，楊振聲因感到與傅的性格和顧頡剛的做學問理念有異，同時又覺得兩姑之間難為婦，已棄廣州到清華任教。傅信中「其詞若有憾」，顯然是有道歉之意，二人後來一直作為朋友相處。但後面所說的怕「為人吞了」，當是指顧頡剛無疑。所謂「滿著」等語，自然包括顧給胡適密信中所說的要在北平辦所之隱情，可見傅對顧的忌恨之情一直縈繞於心頭。既然雙方都有了如此之異心，只有分道揚鑣的結局。顧決定退出史語所，把挑子扔給傅斯年。當中研院史語所正式宣告成立時，顧頡剛沒有出席成立大會。這次事件，宣告了傅、顧之間同窗之誼與十幾年密友關係的破裂。
顧頡剛在書房工作
1929年2月，顧頡剛趁戴季陶、朱家驊不在校之機，攜眷悄然離開廣州返回北平。同年7月28日，顧分別緻信戴朱二人，正式辭卻中山大學教職，謂：「在薪金上，在地位上，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為低，但是我本不計較這些，我所計較者只在生活上安定與學問進步。燕大既在北平鄉間，甚為僻靜，又一星期只有三小時功課，不擔任事務，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計劃，將應讀的書讀著，應研究的學問研究著。我無所愛於燕京大學，我所愛的是自己的學業。」42同年9月，顧終於應燕京大學之聘，出任歷史系教授、國學研究所導師及學術會議委員。1930年10月13日，顧頡剛致書中山大學文史兩系同學，表達其戀戀不捨之情。同時對廣東人「有信仰、肯干、肯吃苦」的精神給予了高度讚揚，認為：「這是無論做什麼事情的基本要件，而不幸長江、黃河兩流域的人都缺少了它，使得具有這種精神的我在這敷衍因循的社會中成了一個特殊的人，旁人都笑我，而我則以之自傲。但到了廣東以後，我就覺得此道不孤，我明白廣東人的勢力所以遠被的緣故，我祝頌廣東能成為將來的文化中心。」信中，顧頡剛對自己離開廣東另擇燕大做了誠摯的解釋：「這個學校固然是教會立的，但因設在北平，吸著文化中心的空氣，故思想比較自由。他們與哈佛大學合辦的國學研究所，經費更為穩固。又有前輩先生主持，用不著我去擔負事務的責任。」43自此，顧頡剛徹底脫離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顧頡剛。而傅顧二人天南地北，時聚時散，卻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攜，終生再也沒有一起共事。後來，傅斯年接替胡適在北大辦文科研究所，曾想與顧頡剛重續舊緣，聘顧氏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顧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再為傅氏驅使，以免遭到壓迫與征服的恥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覺惱火，再度暴跳起來，並寫信挖苦顧頡剛：「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頡剛閱信後則漠然置之，在日記上反諷曰：「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後自有公評，不必辯也。中國學校聘外國教員亦多，豈此外國教員亦為作亡國之準備乎？」44
顧頡剛出走後，作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開始以他的霸氣與超人的辦事才能，四處網羅人才，並把目光投向了清華國學研究院陳寅恪、趙元任兩位導師身上。
◎陳寅恪進清華的背後隱秘
當傅斯年敏銳的目光投向北方的時候，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中的王國維已跳湖自盡，梁啟超的生命之燈即將熄滅，趙元任正張羅著出國講學，只有陳寅恪獨木苦撐，研究院已成風雨飄搖、大廈將傾之勢。
1925年6月15日，清華校長曹雲祥正式宣佈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昭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士生，助理員周光午。
如此精簡幹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讚，向來木訥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謂正合他早年關於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45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後的清華乃至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無情地拋之於九霄雲外，代之而起的是掌控校園的官僚與管理服務人員多於教授幾倍的混亂局面。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其教育質量與人才的培養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許這也就是大師之後再無大師的根本原因吧。
關於清華園橫空出世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後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回憶道：「上次劉壽民先生來還笑我說四大教授的名稱，但是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如此說，而校長曹雲祥開會時也如此稱呼的，劉先生或忘了，或沒聽見過。其實正式的名稱是四位導師，其餘的都是講師或助教……」46楊氏的回憶應當是可信的，她所說的張，即張仲述，也就是時任清華教務長的張彭春。「四大」的名稱當是清華校內高層首先呼出，而後逐漸為社會所接納默認的。
不過，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之後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儘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陳寅恪放洋十六載，於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餘力，其中一個被後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云云。後來有對大學制度不滿者，總好拿此例說事兒，以此證明當年的清華領導人是何等偉大英明，高瞻遠矚。其實外界多有不知，陳寅恪進入清華的內情顯然沒有如此簡單，真相比流傳的美妙故事要曲折複雜和艱難得多。
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教師合影，時陳寅恪尚未到校。前排左起：講師李濟，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後排左起：章昭煌、陸維釗、梁廷燦（摘自《清華年刊》，1925年第26期）
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到，陳寅恪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出任導師，首先得益於時為籌備處主任的吳宓推薦。在得到允許後，1925年2月16日，吳以曹雲祥校長的名義致電柏林。陳寅恪接電後有過遲疑，後決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據《吳宓日記》4月27日載：「陳寅恪覆信來。（一）須多購書。（二）家務，不即就聘。」為此，吳宓曾感慨道：「介紹陳來，費盡力氣，而猶遲惑。難哉！」於是，吳再致電陳寅恪加以勸說。此後，吳、陳之間電報頻傳，往復協商。6月25日，吳在日記中又出現了「晨接陳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語。同年8月14日，吳宓再記道：「陳寅恪有函來，購書殊多且難。」47面對陳提出的種種困難，吳宓幾次面謁校長曹雲祥，請求設法予以資助，最後曹校長總算同意預支薪金數千元，兌成美金匯至柏林。陳寅恪得款並料理一切事務後，才於同年12月18日攜俞大維的寶貝兒子俞揚和由馬賽起程回國，直到次年7月8日方到清華園。
據雲，除陳寅恪外，吳宓還向曹雲祥薦介了柳詒徵、張爾田兩位前輩和湯用彤、樓光來等幾位哈佛同學，幾人皆學界名流俊傑。但作為研究院主任的吳宓，並無人事決定權，因校長曹雲祥這一關未能通過，其結果便皆成夢中之花，不了了之。
為什麼薦陳寅恪來清華令吳氏深感「費盡力氣」與「難哉」？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陳寅恪放洋十數載而未得到一頂碩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這幾頂象徵學問層次階梯的高帽，才讓好友吳宓「費盡力氣」。假如陳氏有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清華聘請之事就順利得多，至少無須舉薦者多費口舌與力氣。王國維與梁啟超二人由於其本身的資歷與在學術界光照日月的聲名，另當別論。而與陳幾乎同時就聘的導師趙元任和講師李濟都是極好的例子。由於趙李二人皆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且在國內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名聲，故曹雲祥很快拍板定案，薦舉者彷彿是異乎尋常的輕鬆。為什麼吳宓在「費盡力氣」之後終於讓陳寅恪走進了清華園，而同時薦舉的其他幾位學界大腕卻名落孫山？這就涉及王國維與梁啟超同心協力的相助了。
據清華研究院第三屆學生藍文徵回憶說，梁啟超曾親自向校長曹雲祥面薦過陳寅恪，當時的情形是，「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48——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的入校經過。
這段妙趣橫生的「梁曹對」，是藍的再傳弟子陳哲三記錄的，內中是否添加了枝節不得而知，但藍文徵本人曾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陳寅恪先生於歐洲諸國語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滿文等修養極深，提請校方聘為導師，時陳先生正在歐洲，明年五月始到校。」49結合吳宓的日記看，這話是大體不差的。
得益於陳寅恪家族在晚清社會的特殊背景與影響，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梁、趙等三大導師，都與陳家有著一段交往淵源。江蘇陽湖的趙元任家族雖與陳家無直接瓜葛，但趙的夫人楊步偉家族卻與陳家屬於舊識；而王國維與梁啟超皆陳家舊識並私誼甚篤。王國維與陳寅恪均受過晚清大學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導與影響。沈是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廣信知府，總理衙門章京，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光緒二十一年，沈與康有為等開強學會於京師，主張維新，曾受湖廣總督張之洞聘主講兩湖書院，清亡後為遺老，寓居上海。此人學識淵博，智知超群，早年通漢宋儒學、文字音韻，中年治刑律，治遼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研究佛學。同時又探研明心經世之學，提倡學習西歐科學知識，以利中國維新事業，曾有《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箋注》等學術著作幾十種傳世。1915年，王國維經古文字學家羅振玉引識沈曾植，後二人情誼甚篤。沈氏為陳寅恪父執，與陳三立酬唱密契，吟詩作賦，為儒林稱道，二人共為「同光體」詩派領袖。作為晚輩的陳寅恪對沈氏學問、人格極為崇敬，在國內的幾年，不時向其求教問難。陳寅恪後來從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並取得卓越成果，與沈氏的影響頗有關係。正是通過一代大儒沈曾植的引薦，王國維與陳家父子兩代相識相交並成為好友。陳寅恪遊學巴黎時，曾專程拜訪過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其引介之人就是王國維。50
梁啟超不僅是陳家舊識，且與陳寅恪祖父寶箴、父親三立、長兄衡恪祖孫三代交誼篤厚。前文已述，光緒二十年（1897），也就是戊戌（1898）變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啟超受湖南巡撫陳寶箴與助手陳三立之聘，出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從此，梁氏與陳家結交，並有機會對祖籍義寧陳氏的家學有所瞭解並深為推崇。1924年，梁啟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於北京香山臥佛寺東面小山，梁啟超曾想讓陳三立為之書寫墓碑碑文，後因故作罷。
正因為陳寅恪與王梁二人有如此淵源和交情，才有了二人助陳寅恪來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的一段奇緣佳話。
梁啟超丁酉（1897）贈陳寶箴扇面，題款「同客上海」。此為梁、陳友誼的見證（摘自陳小從《圖說義寧陳氏》）
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懷（南按：陳衡恪次子）回憶說：「那時，我正在金陵大學農學院就讀，他（南按：指寅恪）送了我一冊原文本的《莎士比亞集》，據說是他以前在英國讀過的。裡面每個劇本後面都寫有他的評語。在那時，我們叔侄二人經常談論歐洲各國的歷史及文學等。他在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學術，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這三個國家得了三個學士學位。」51陳封懷此說恐怕不確，至今沒有證據說明陳寅恪曾得到過三個學位。而梁啟超所言當是不虛，陳寅恪留洋十幾載，的確既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但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憑什麼說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來不如陳氏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呢？除了客套與自謙外，總要有一點憑證，否則就成為胡言亂語，曹雲祥也不會輕易相信。那麼梁啟超說的這幾百字到底是指什麼呢？這便是陳寅恪於1923年在柏林求學期間，寫給其妹的一封書信。信中云：
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券價約四五百圓。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見《法華玄義》）。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亦不要緊也。（禪宗自謂由迦葉傳心，系據護法因緣傳。現此書已證明為偽造，達摩之說我甚疑之。）舊藏文即一時不能得，中國大藏，吾頗不欲失此機會，惟無可如何耳。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滿蒙回藏文書，價廉者，請大哥五哥代我收購，久後恐益難得矣。52
很顯然，這封書信除了要求購書外，更多是在談論學術，所涉內容之深奧廣博，若不專門研習此項學問者，難知其所言與所以言。這封書信被當時主持《學衡》雜誌的吳宓得知，於這年8月的第二十期以《與妹書》為題刊載，梁啟超就是通過《學衡》看到了這封信，並為陳氏之博學傾倒，於是便有了一年之後清華園著名的「梁曹對」。正是由於這次對話，加之王國維從旁助力，沒有片紙學位和一頂學歷帽子的陳寅恪才以導師的資格踏進了風景秀麗的水木清華，開始了悠悠四十載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生涯。
沒有博士帽子而以導師的身份從容登上清華講壇的陳寅恪，立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矚目，坊間多有羨慕、讚頌、追捧者，不明就裡的後輩學人也多有「以古觀今」，論及大學門檻之難進，當權者只看學歷證書而不觀受聘者本人之學問如何者。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南按：陳衡恪三子）說，抗日戰爭後期，已遷往成都的燕京大學請陳寅恪擔任歷史系教授，他護送六叔一家由重慶前往成都就職。到校後，叔侄二人談起歐美教育來。封雄好奇又不解地問：「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後來，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提起此事，俞說：「他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53從俞大維的話中可以看出，陳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為知識而不為世俗名利，為學術而不為學位。或許，這就是魯迅描寫的籐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的精神的具體實踐吧。
由於陳寅恪在學界如雷貫耳的名聲，其學位問題波及後來者既深且眾。1948年曾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的著名人文學者蕭公權，於許多年後談到學位與學問時曾放言：「其實學位只能表示一個學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學府』規定的某種課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實學問。我知道若干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只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對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校、院系、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數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由某大學授予某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界或其他事業中混跡。」54
蕭氏之言不能說沒有道理，打著「克萊登大學」畢業生的牌子混跡於社會各界者不乏其人，陳寅恪的確為學術界人士做出了不讀博士拿學位，一心讀書向學的成功範例。但此事正如胡適的「收山小門生」唐德剛教授所言：這個世界上許多事是「閻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55。也就是說，專為讀書而讀書，為學問而學問，不求碩士博士帽子，名門出身、具有強大人脈背景和人際交往資源的陳寅恪做得，一般的人特別是偏遠地區貧苦勞動人民的孩子（當然是很少留洋）就做不得了。1935年，當清華畢業的夏鼐考取公費留學生準備出國時，就前往國度、學校、專業、學位等問題，請教老一輩留學生，曾任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時已名滿天下的李濟。李濟表示：「學位不關重要，可有可無。惟社會上做事，有學位者似稍佔便宜耳。」56這裡說的稍佔便宜，當然包括像陳寅恪邁進清華門檻之類的事。李氏是哈佛博士，從後來他入清華研究院看，顯然比陳寅恪輕鬆和自然得多。
1940年，夏鼐於倫敦大學考古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在埃及開羅博物館工作時留影
從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推薦陳寅恪之際，同時推薦當時在學術界已是名流俊傑的柳詒徵、湯用彤等人情形看，決定誰進門誰出局命運的終裁權，是捏在校長曹雲祥一人手中的。曹氏畢竟也算個知識分子或讀書人，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留學美國哈佛，獲商業管理碩士學位。歸國後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參事，1922年任清華學校校長，幾年後有了與陳寅恪相遇的機會。只是，在陳寅恪能否邁入清華大門的問題上，曹一開始還不明就裡，甚至有些傻乎乎地向吳宓、梁啟超等問這問那，關注被薦者的學位與學問之高低大小。但隨著事態的進展，曹氏才幡然醒悟，發現此事已與這些身外之物沒有多大關係了，真正的「關係」是「以人為本」，是一種人際利害關係。正是這種人際關係令陳寅恪較為順利地跨進了清華園的大門。事實告訴世人的是，就陳、柳、湯三人而言，其學問各有所長，柳乃陳寅恪啟蒙時代的老師，湯在哈佛時與陳吳二人不相上下，並稱「哈佛三傑」。以此經歷，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從三人中選其任何一人都是合情又合理的，但人們看到的卻是陳寅恪這位當時在國內學術界和主事者眼中無名望、無著作、無學位的「三無」學人，健步走入清華園時那挺起的胸膛，柳、湯從朦朧的荷塘月色中黯然消失的背影。
需要繼續補充的是，吳宓儘管號稱「哈佛三傑」之一，但他當時在清華校長曹雲祥眼中的地位並不足道，而王梁二人的赫赫聲名卻有點「功高蓋主」的意味，令曹不得不小心伺候。從梁在曹面前所說的那句「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來看，當時的梁任公一定是繃緊了面容，甚至是聲色俱厲的。在梁、王可能還有趙元任的合力圍攻夾擊下，已不是這位曹校長是否答應陳寅恪進清華的問題，而是轉變成——假如曹雲祥「牙丁半個說不字」，他自己能否在清華校長那把椅子上坐穩的問題了。在這樣一種「夾道跑馬不能回馬」的嚴迫情形中，曹雲祥最明智也是唯一的選擇就是無條件地請陳寅恪入主清華園——儘管可能心中還有點不太情願，以至讓具體張羅的吳宓「費盡力氣」。
當然，此時的曹雲祥可能沒有想到，吳宓與梁、陳等人，竟成為他的掘墓人，並在短短的一年之後就合力為他敲響了前途的喪鐘。在以梁、陳為首的反對聲浪中，曹雲祥只得宣佈辭職，捲起鋪蓋灰頭土臉地離開了清華園。這是後話了。57
◎獨為神州惜大儒
在清華研究院成立至曹雲祥辭職溜走的這個短暫的黃金時期，事實證明吳宓、梁啟超在舉薦陳寅恪時，對曹雲祥所說的那些話並非妄言。陳氏一到清華園，很快就展示了作為一代史學大師的蓋世風采。
按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規定，每期學員滿一年即可畢業，發給學歷證明。若有想留校繼續研究者，可提出申請留校繼續學習、研究。當陳寅恪到清華園時，第一期學員已經畢業，但仍有劉盼遂、吳其昌、姚名達等7人留校繼續攻讀。1926年9月8日，陳寅恪參加了第二學年，又稱為第二期的開學典禮。此屆招生如謝國楨、劉節、陸侃如、戴家祥、吳金鼎、衛聚賢、王力、姜亮夫等29名，加上第一屆留下的7人，共有學員36名。在開學典禮上，各位導師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當然，最為慷慨激昂，令聽者為之熱血沸騰，幾欲揮拳仰天大吼者乃梁任公——這項特殊本領與才華是其他幾位導師特別是王國維所不能匹敵的。
這一學年，諸位導師均使出看家本領為學生開課，陳寅恪亮出的絕活是主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指導學生專題研究的學科為：
一、年歷學（中國古代閏朔日月食之類），二、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比較研究，三、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研究，四、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紇文及中亞細亞文諸文字譯本與中文譯本之比較研究），五、蒙古、滿洲之書籍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
這一連串的列目，足令人為之眩暈，也可看出陳寅恪在古文字學的造詣已經到了何種廣博精深的程度。
由於陳寅恪學問如淵似海，外人根本無法得知內在詳情。加之陳氏一生對自己的品學極為謙虛慎重，從未炫耀於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種語言文字，直到他去世後都未有定論，世間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楚，即使他的師友、家屬與弟子也莫不如此。
據陳寅恪晚年弟子、中山大學教授胡守為回憶，陳氏在任教中山大學期間，「在他填寫的履歷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只寫著『德語』二字」58。顯然，這是他的自謙。陳氏的受業弟子、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王永興言其「具備閱讀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十三種文字的閱讀能力」59。據陳寅恪侄子陳封雄回憶說：「寅恪叔學習外國文字的驚人能力並不是由於他有異於常人的頭腦，而是憑他堅韌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學開始學習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維同時也選修這門課，但是學了半年便畏難而退了（這是俞大維親口對我說的），先叔卻一直繼續學了二十多年，當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授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國教授鋼和泰求教。我幼時見過他在書房內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使我親聆了『梵音』，並問他在念什麼咒語，引起他大笑。」60有一次，陳寅恪隨便翻了一下陳封雄中學所用的世界史教科書，此書是根據當時美國出版的教科書編譯的，圖文並茂，而圖片尤為精緻。其中一張圖片的註釋是「刻有巴比倫文的出土碑碣」。陳寅恪見到後立即來了精神，待仔細一看搖頭道：「這不是巴比倫文，是突厥文。寫書的人用錯了圖片。」61對於此次指出的錯誤，陳封雄多少年後還能清晰地憶起這位六叔當時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儘管陳寅恪的子侄輩受這位六叔教誨多多，但對其學問仍有窺無涯滄海，無邊無沿之感。陳封雄曾對問過他的研究者說：「寅恪叔到底學了多少種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說來，他能讀懂十四種文字，能說四五國語言，能聽懂七八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在他三十六歲以前取得的。」62
根據陳寅恪一生治史之「無證不立」的嚴慎態度，僅憑家屬、親友、弟子的回憶是靠不住的，必須有確實的證據才能令人信服。儘管此類證據難尋，但也絕非一點線索沒有。一個直接的證據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抄走的陳寅恪當年在國外學習時期的一批珍貴資料，在陳氏去世後被陸續歸還，其中就有當年的學習筆記若干冊。透過那早已發黃的粗劣紙張和紙張上密密麻麻的記載，可以窺知筆記主人在學術征途上歷盡的艱難困苦與豐碩收穫。曾畢業於清華大學、留學德國十年，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在廣州一次會上說：「陳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六十四本之多，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一類。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鑽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63季羨林同時講道，東方古代語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較語言學方法，即用一種文字之佛教經本與其譯本相比照，進而探究不同語言之規律與變化。陳寅恪之語言學習與文獻閱讀是相關聯的。例如學梵文，寅恪就專聽過梵文《金剛經》研究課程。正是有了如此淵博的學識，他才敢於在大師如林的清華園開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大課。據說，俄國人在蒙古發掘到三個突厥石碑，但對碑文一直搞不清楚，學者們莫衷一是，後來請陳寅恪翻譯解釋，各國學者竟毫無異詞，同聲贊同。
陳寅恪嘗謂自己是「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64。到底是鹹同（咸豐、同治）還是光宣（光緒、宣統），是自謙還是自貶，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放洋十六載，依舊是鄉音未改，裝扮如故，與大多數歸國留學生如羅家倫等輩一派西裝革履，油頭粉面，如戲台上女扮男裝的小生打扮大相逕庭。陳氏夏秋總是一身長衫布履，冬春則棉袍加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三塊瓦」皮帽），褲腳扎一根布帶，腳穿厚棉鞋。戴上近視鏡，一副土老兒模樣。1934年清華大學出版的《清華週刊·歡迎新同學專號·教授印象記》中，曾有一段對陳寅恪的描寫：
1934年，季羨林於清華大學的畢業證書
清華國學院時代的陳寅恪冬季裝束，帽子俗稱三塊瓦
清華園內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陳寅恪先生了。你們中誰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課表上有《唐詩校釋》或《佛經翻譯文學》等科目的鐘點，然後站在三院教室前的過道上，等一等，上課鈴響後，你們將看見一位裡面穿著皮袍，外面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著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著棉褲，足下蹬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從對面行而來，這就是陳寅恪先生了。65
僅從外觀上很難令人想到此人乃學貫中西、開一代學術風氣的大師，因而在生活中經常鬧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
陳寅恪初至清華園任教，他的侄子陳封懷已二十六歲，正在清華讀書，得以經常與這位做了導師的叔父見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舖、書鋪等地轉轉。陳寅恪由於長期伏案工作，極度缺少運動，因而體質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來購書，一部分買藥。陳氏只相信西醫，常到藥房買各國治療腸胃病和心臟病的藥物。據陳封懷說：一次到西單一家藥店去買胃藥，「當時西藥店的藥品絕大部分是洋貨，店員取出幾種胃藥，其中有德國貨、美國貨和日本貨，沒有中文說明書。他把每個藥瓶上的說明書以及盒內的說明書都仔細看過，然後選購了一種。店員以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邊連忙解釋說『他懂各國洋文』，使所有在場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66
日常生活如此，登上講堂也頗有點「怪招」。在清華園內的課堂上，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後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每堂課均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於平常人人所見的史籍中發現新見解，以示後學。對於西洋學者之卓見，亦逐次引證。有時引用外文語種眾多，學生不易弄懂辨明，陳氏便在黑板上把引證材料一一寫出，讀其音，釋其義，堂下弟子方知何為梵文，何為俄文等語言文字。因陳氏每次講課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闡發，故學生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一些大學教授與外校師生也專程前來聽講。據陳寅恪的受業弟子藍文徵對台灣學者，即陳氏的再傳弟子陳哲三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扎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瞭解。吳宓、朱自清都常來聽講。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都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說：「（陳寅恪）平日講書，字字是精金美玉，聽講之際，自恨自己語文修養太差，不配當他的學生。每到他家，身上總帶幾本小冊子，傭人送上茶果，有時先生也教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歷，他於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麼，最早出現何處，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裡，日久之後，積了不少小冊，可惜九一八之變起，我隻身入關，那些小冊和藏書便全部淪陷了，至今想起都感到無限痛惜。」67
「讀書必先識字」是陳寅恪的至理名言，也是經驗之談。自在家塾唸書起，到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一段時間內，陳氏除研究一般歐洲文字外，關於國學方面，幼年即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都曾下過一番苦功。研究的重點是歷史，但並不是為研究而研究，其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識」，也就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在陳寅恪看來，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歷史上的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可在歷史中找到脈絡。正是陳氏所下的硬功夫，才成就了他的名山大業。與陳寅恪同時代的學子，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但陳氏卻技高一籌，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就成為其經常誦讀之書。68據陳氏弟子蔣天樞說，陳寅恪在國外時，曾攜有兩部《經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續經解》直到陳氏去世後尚存於遺物中。69另據俞大維透露，陳寅恪對於史書讀得格外用力，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的《天文志》《刑法志》，《隋書》的《天文志》《經籍志》，《新唐書·地理志》，等等，同時也相當重視各種會要，還有三通（南按：《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並大量閱讀其他雜史。因為注重史實，他很欽佩劉知幾與章學誠，尤其推崇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見解。對於諸子，陳寅恪很喜歡莊子的文章，也很重視荀子，認荀子是儒家正統。對於古文，最推崇韓愈、歐陽修、王安石、歸有光、姚鼐、曾國藩諸大家。而對於古代詩詞，陳氏佩服陶淵明、杜甫，雖好李白及李商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除幾首宋人詞外，他對於清代詞人經常提及龔自珍、朱祖謀及王國維三大家。陳氏本人作詩不多，但都很精美，吳宓頗為歎服，並經常向其請益。而陳氏一生的詩文中，當屬吊王國維的長詩與紀念碑文最被世人推重。70
清華國學院教學辦公樓（作者攝）
陳寅恪到清華時，吳宓因受張彭春和國學研究院學生吳其昌等輩的擠壓、脅迫，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調至外文系任教。因而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與陳氏最能談得來且引為知己者首推王國維，其次才是梁啟超，而王國維與陳寅恪在心靈上的溝通要遠比梁更為深刻悠遠。與陳氏七載同學的俞大維在晚年回憶時曾這樣說過：「到了中、晚年，對他（陳寅恪）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1）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人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2）是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71
當時王國維居住在清華西院，陳寅恪經常到王氏住處論古話舊，說到傷心動情處相對而泣，幾不能語。當王國維自沉後，陳氏的輓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72，即指此段情誼。
當然，陳、王相對話舊或陳氏獨處，並不是整日沒完沒了地哭哭啼啼，也有陽光燦爛的日子。陳氏的清華弟子藍文徵曾說過一個頗似笑話的故事——陳寅恪極其幽默，有天幾位學生在他家問學，陳興致上來，對眾弟子說我有個對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73眾人聞聽，先是一愣，待解其意，哄堂大笑。南海聖人特指出身南海的康有為，梁啟超自稱是康氏的弟子。王國維當過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因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便成了「再傳弟子」與「同學少年」。只是，隨著王國維的沉湖，這些大清皇帝的「同學少年」們再也不能向這位譽滿神州的一代大儒請教了。
◎王國維沉湖
「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執教的兩年中，儘管生活趨於平靜，學問越發精進，但仍「時時以津園為念」，每年春節都要去天津覲見「皇上」，還常為「有君無臣」而憂慮。1927年5月間，聽說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黨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將北渡黃河，掃蕩華北，入主京師。又聽說湖南的葉德輝、湖北的王葆心等一代名儒被北伐軍抓起來砍了頭，王氏甚為恐懼，常與吳宓、陳寅恪等人議論應變之事。6月1日，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過後，下午舉行「師生敘別會」。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濟、梅貽琦等在座，師生暢談別情。據當時在場的研究生柏生回憶：「座中（王國維）先生為吾儕言蒙古雜事甚暢，其雍容淡雅之態，感人至深。」宴席將散，梁啟超起立致辭，歷述同學們之研究成績，而謂：「吾院苟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眾皆聆聽，王國維亦點頭表示同意此論。席散，王國維與眾師生作別如平時，而後隨陳寅恪至南院陳宅，二人暢談至傍晚。74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會見謝國楨等同學，依舊是談笑和怡。送走謝國楨等人後，又回到書房批閱完試卷（第三屆研究生招考），乃寫遺書一封藏於懷中，像平常一樣安睡了。
清華西院32號，王國維先生故居（作者攝）
6月2日晨，王國維餐畢，八時至研究院辦公，料理事務如常，並與同人談及下學期招生事宜。隨後王離奇地向事務員侯厚培借了五元錢，獨自悄無聲息地走出清華園，在校門雇一輛洋車徑赴只有幾里地的頤和園，花六角錢買了一張門票，讓車伕在原地等候，約十時步入園內，徘徊於長廊之間，後踱步至園內魚藻軒前的昆明湖畔獨立沉思，盡紙煙一支，約十一時左右，懷揣剩餘的四元四角和一紙寫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稿葬於清華塋地」等字樣的簡短遺書，縱身一躍，沉入湖底。雖有園丁「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但王的頭顱已插入淤泥，前後不過兩分鐘即氣絕身亡。75一代國學大師由此告別了凡塵滾滾，充滿血腥、苦痛與悲傷的世界，時年五十一歲。
王國維沉湖而死，引起了清華師生的巨大悲痛，全國學界為之嘩然。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懷著極度的悲傷與哀痛，以他深厚的學術造詣與犀利的洞世眼光，揮毫寫下了哀婉淒絕的輓聯：
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余剩水殘山，留於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76
陳寅恪詩文向以隱晦難解著稱，此聯算是較為淺白的一個例外，但對個別字詞的理解也曾引起學界不休的爭論。王國維在遺書中曾有「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77之語，陳詩中所謂「謬承遺命」當指王氏遺書所言。顯然，王國維是把陳寅恪、吳宓視作他的知己的。面對知己，陳氏於「倍傷神」中又發出了「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78「風義生平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79的深切悲鳴。
王國維的死之所以引起陳寅恪如此悲傷，自是與二人過往歲月結下的深厚友誼，及對天命人事在心靈深處產生共鳴有極大的關聯。
面對王氏離奇的跳湖自盡，學術界產生強烈震動的同時，坊間對其死因也產生了種種猜測議論，致使有多種說法流傳於世，如「殉清」說，「殉文化」說，「悲觀哀時」說，羅振玉「逼債致死」說，王國維「妻妾出軌受辱」說，等等，一時甚囂塵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為一個言人人殊的謎團。80
王國維的遺體入葬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對其死因做了解釋和評價，其說成為眾說紛紜中最有說服力的論斷，為天下士林廣為矚目和重視。在陳寅恪的眼中，王國維是亦師亦友的人物，也是極少可以引為知己者，王的自殺絕非世人所說的起於個人恩怨，或後來溥儀所說是經濟方面的索債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見到即將衰亡的中國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劇結局，也是對混亂無序的時局和世風日下的現實之抗爭。陳寅恪以他對師友的深切理解與同情，在輓詞中云：「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又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81
此輓詞一出，時人紛紛贊之，王國維的好友兼親家、著名甲骨文學者羅振玉更是讚譽有加，謂：「辭理並茂，為哀挽諸作之冠，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難》諸篇比美；忠愨（南按：遜帝溥儀賜給王氏的謚號）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82
顯然，陳氏之說較之世人流傳或溥儀道聽途說，更接近事情本質和王氏內心之痛楚。作為死者的知己，陳寅恪對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國維九泉之下自當頷首，並深為此而慶幸吧。
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
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這是1922年，王國維的知己，也是陳寅恪的師輩人物，清末著名詩人與學者沈曾植去世時，王國維為其撰寫的輓聯，其悲慟之情溢於言表。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後，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願，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捨，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3
陳寅恪借碑文而抒發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噴，再次展現了內在的文化精髓與人性光輝，於蒼茫的天地間揚波激浪，振聾發聵。此文一出，世人莫不為之動容。只是數十年後，當陳寅恪自己在殘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別紛亂的世界時，赤縣神州再也沒有人為其撰寫悼念文章了，只有遠在美國的趙元任聞訊，寫了一篇小文，但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又不能直抒心中悲憤感傷之情，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王國維奇特、詭異、神秘地離去，在給世界留下一串謎團的同時，也昭示了一個不祥的預兆，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支柱轟然斷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馬上就要崩坍，這便是學界中號稱泰山北斗，被陳寅恪譽為「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84的梁啟超。而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也漸顯頹勢，大有唇亡齒寒、風雨飄搖之勢。
早在1926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並於3月16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隻「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事後，梁的友人、著名醫學家伍連德「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據伍氏的診斷，「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種輕微腎炎，西醫並不是不能醫，但很難求速效」，協和「從外科方面研究，實是誤入歧途」。85
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操刀者乃是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生。為了維護西醫的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於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醫療事故，身為受害者，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反而在他的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之語通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仍把西醫看作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並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和醫院開脫。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中，梁啟超對做了錯事的協和醫院「帶半辯護的性質」。86文章的最後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87
梁啟超默默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苦痛，維護著他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是他為科學所做出的犧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1928年5月底，梁任公將學生論文評閱完畢，身體不支，即辭職回天津養病。6月8日，北伐軍擊潰奉系軍閥，攻佔京師，北洋政府宣告覆滅，旋改北京為北平。清華學校由梅貽琦「暫代校務」，聽候接管。8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議決，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曾留學歐美的「海龜」羅家倫為校長，清華學校由此進入了大學時代。
9月底，梁啟超無意中得《信州府志》等書，不勝狂喜，遂在天津家中扶病連續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彭彭地叩擊梁府大門上那個怪獸狀的銅環，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乾薪盡，回天乏術，只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