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聞涕淚滿衣裳
視察團延安之行被陳寅恪不幸而言中，以黃炎培為首的策士班子儘管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沒有達到目的。蔣介石把雙方的《會談記錄》翻了幾下，就冷冷地撇在一邊不再顧及，仍堅持一黨專制的思想處理當前的政治問題。這一做法令延安方面大為不快，認為自己又被國民黨涮了一把。
在黃炎培等人回到重慶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過表面和地下渠道得知蔣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澤東，盛怒之下決定實施反制，於延安發表了著名的《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戰鬥檄文，對國民黨及美國前往中國調解國共摩擦的代理人赫爾利大加討伐。此文一出，生存在一廂情願和幻覺中的民盟第三黨，不但沒有達到當年蘇秦、張儀合縱連橫的奇效，反而弄得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最終落了個蔣介石、毛澤東兩巨頭一怒而自己懼，最後歸宗無著，兩條船都沒搭上，空落得在浪潮洶湧的渾水中瞎撲騰的尷尬結局。好在此時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戰爭已取得了驚人的進展，中國民眾的興奮點再度被掉轉到東、西方兩大戰場上去，國共兩黨的摩擦暫時被擱置下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在軍部強硬分子的操縱下，宣佈「絕對置之不理」「把戰爭進行到底」。1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
8月8日，蘇聯根據雅爾塔會議決定對日宣戰。次日，蘇聯紅軍迅速進入中國東北地區，並向朝鮮北部和庫頁島進軍，一舉殲滅近百萬日本關東軍。蔣介石聞訊，以中國政府主席的名義致電斯大林，謂：「貴國對日宣戰，使全體中國人民奮起。」又說：「本人相信由於貴國壓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會迅速崩潰。」2
8月9日，怒氣未消的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整座城市化為一片廢墟。當晚，已被打得急紅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會議上不顧軍部強硬分子的阻撓與蠱惑，最後裁決：以不變更天皇地位為條件，向中、美、英三國為首的盟軍投降。
8月10日下午7時許，日本政府決定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正式照會已托瑞士及瑞典政府轉致中、美、英、蘇四國。稍後，消息由重慶美軍總部傳出，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受命緊急插播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在這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非凡時刻，播音員熱血澎湃，感情激盪，已沒有了平日圓熟的素養與技巧，任由情感噴湧。廣播結束時，播音員嗚咽著說：「諸君，請聽陪都歡愉之聲！」
是時，收音機中傳出了響亮的爆竹聲、鑼鼓聲以及外國盟友「頂好」「頂好」的歡呼聲。緊接著，「日本小鬼投降了！」「抗戰勝利了！」「中華民國萬歲！」的歡呼聲如春雷般炸響開來，整個重慶形成了一片歡騰的人海。
是時，傅斯年仍在重慶，當勝利的消息猝然降臨時，先是目瞪口呆，接著方寸大亂，欣喜若狂。平時滴酒不敢沾的他從一個牆角抓起一瓶不知什麼時候存放的瀘州大曲，搖晃著高大肥胖的身軀衝出門外，加入到奔跑歡跳揚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許多年後，同在重慶的羅家倫還記得這幕經典場景。羅在回憶文章中第一句話就是——「孟真瘋了」。接下來說道：「從他聚興村的住所裡，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頂帽子，到街上亂舞。結果帽子飛掉了，棍子脫手了，他和民眾和盟軍還大鬧了好一會。等到叫不動了，才回到原處睡覺。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還爬不起來，連說：『國家出頭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沒有了，買又買不起。哎！』」3
日本正式宣佈投降後，重慶首次舉行大規模勝利遊行。隊伍由在渝美軍騎摩托車擔任前導，後面車上高舉中美英法蘇五國國旗和領袖肖像，場面壯觀、熱烈
是啊，這口氣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難、辛酸、屈辱、悲憤、忍耐，直至抗爭與浴血奮戰，生死一搏。一旦勝利到來，被壓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經需要痛快地舒展，人們的情緒如同被地殼擠壓得太久而終於火山一樣轟然爆發，拘謹的變得放縱，沉鬱的變得豪邁。辛酸而艱苦的日子總算沒有白過，慶祝活動通宵達旦。
遙想當年，在那個寒風凜冽的嚴冬，中國軍隊在一片混亂中棄守南京，日本軍隊用超乎想像的野蠻，慘絕人寰地屠殺放下武器的戰俘和中國平民，瘋狂強姦無辜的婦女。與獸性大發的日軍遙相呼應的日本市民，紛紛擁向東京街頭，提燈遊行，慶祝狂歡。想不到事隔七年，揚子江湧動的血水漸漸湮退之後這個夏天的夜晚，提燈遊行、慶祝狂歡的人群已換了人間。
盟軍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日本投降簽字儀式
「誰會笑，誰最後笑。」——這是南京淪陷、日本東京狂歡之時，一位名叫魯道源的滇軍師長在奉命率部馳援東南戰區的軍事集結中，說出的一句暗含機鋒的話。
這是一個隱喻，也是一種宿命，它預示了中國人民在經歷九九八十一難之後，最終將修成正果，迎來勝利的歡笑；它暗合了中華民族必將在這場震天撼地的戰爭中，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機奧秘——這一切，都隨著重慶街頭那炸響的爆竹和狂歡的人潮而得到了歷史性驗證。八年抗戰，如果自「九一八」算起，則是十四年的苦難與抗爭，死者無聲的托付，生者的吁求，都遙遙羈繫在這片風雨迷濛中升浮而起的聖地之上。
——重慶不眠，中國不眠，整個中華民族將伴隨著這個不眠之夜開始新的歷史紀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時間中午12時，重慶上午11時，日本裕仁天皇對全世界廣播了「停戰詔書」，正式宣佈330萬垂死掙扎的日軍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同日，蔣介石以中華民國政府主席的名義，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發表了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廣播演說，指出：「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在這裡得到了最後的證明。」4
9月2日，在泊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戰列艦上，正式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美聯社在這一天向全球播發的電文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上最慘烈的死亡與毀滅的彙集，今天隨著日本的正式無條件投降而告終。」5
◎代理北大校長
就在裕仁天皇正式宣佈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找傅斯年談話，讓其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即刻做復員北平的準備。同時承諾傅斯年賴以起家並作為根據地與大本營的中研院史語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驊最後強調，此次任命不僅是教育部的意見，也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改組，宋子文當選為行政院長，翁文灝為副院長，受命組閣。由於宋子文與時任西南聯大常委、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皆為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且二人關係密切，便拉蔣夢麟做了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在翁文灝的幫腔與自己妻子陶曾谷的支持、蠱惑下欣然同意，並於6月就職。
當時蔣夢麟正在美國考察教育，北大教授們曾希望他在美國能洽商採購一些儀器、圖書，並物色一批新教授，以為即將勝利復員的北大重建有所裨益。想不到圖書儀器沒有見著，自己卻棄北大當起官僚來了。此事不但事前未與北大同人商量，事後也不致信北大教授們解釋，更離譜的是，蔣自美國回國經過昆明也未下機到聯大看一眼，逕飛重慶。直到6月末，蔣夢麟才給北大歷史系教授兼秘書長鄭天挺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到行政院當官的事兒，並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事擬請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務擬請你偏勞」等語，6從而引起北大教授極大不滿。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對此事尤為憤慨，感情異常衝動，為此同人們「吵起來了」。7鄭天挺氣憤地對周說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蔣夢麟）個人之恥，抑亦學校之恥」。又說：「（夢麟）師果允之，則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喪失無遺矣！」8
在鄭天挺等教授們的眼裡，蔣夢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級甚至宗師級人物，這樣的人物在抗戰勝利之際卻棄北京大學，做一個宋氏門下的幫閒者，實在令人費解和感到悲哀。按鄭天挺的說法，若說為了貪圖功名，早在十幾年前蔣就出任過政府教育部長，算得上是高官大員了，現已屆花甲之年，北大校長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個國人皆恨的國之巨奸院長的幕僚？面對蔣氏如此糊塗的抉擇，鄭堅持認為「為師計，殊不宜」9，並把此意特地向蔣的妻子陶曾谷做了陳述，讓其轉告其夫不要置名節榮辱於不顧，關鍵時刻還須以北大前途與自己的名節為重。但由蔣夢麟辦公室一名微不足道的秘書兼小三，半道插足而終於擊敗對手，促蔣夢麟與原配離婚從而被扶為正室夫人的陶曾谷，並不把鄭氏等人的話放在心上，認為行政院秘書長的官銜比北大校長大得多，發財的門路更多、更廣、更易，乃與蔣串通一氣，堅持己見，一意孤行。在此種情形下，北大同人共舉傅斯年以公私兩重友誼向蔣夢麟進言，做最後努力。想不到傅氏同樣回天乏力，蔣夢麟並未給他面子。不僅如此，對方既已決定入主宋氏內閣，卻又不向國民政府辭卻北大校長之職。傅斯年見對方如此不識抬舉，盛怒之下遂不再顧及個人感情，開始鼓動朱家驊乾脆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讓蔣夢麟交出北大的印把子，立即革掉他的北大校長之職。按教育部制定的《大學組織法》，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職。當然，最好是讓蔣氏自己知趣地請辭。在朱家驊與傅斯年的合力夾擊圍堵下，深知魚肉與熊掌不可兼得的蔣夢麟只好忍痛割愛，與北大一刀兩斷，公開辭去西南聯大常委及北京大學校長等本兼各職，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宋子文內閣。10至於西南聯大解體之後北大何去何從，是有希望還是「無希望」，是死是活，他就顧不得這許多了。
在學界一片惋惜、困惑甚至怨怒聲中，國民政府於同年8月免去蔣夢麟北大校長職。經蔣介石授意，決策者欲任命有「大炮」之聲譽的傅斯年為北大校長，以維持局面。
身處亂離之世的傅斯年被委以重任，他的頭腦尚屬冷靜，深知北大在天下儒林中的份量，更深知此時還有一個重量級的學界領袖胡適在美國蹲著。當年清華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適沒敢忽視王國維、梁啟超的存在，此時輪到傅斯年不敢忽視胡適這個高大身影的存在了。只要胡老師一息尚存，自己是萬萬不能瞞著鍋台上炕，窺視北大第一把交椅的。於是，傅頗明事理地向朱家驊建議，讓德高望重的胡適回國主持北大事務，自己可做胡氏大旗下的一個大字號嘍囉，專管搖旗吶喊與擂鼓助威，或者是做個像梁山好漢李逵那樣揮動板斧開路的先鋒。朱聞聽此言，頗感為難，推說此舉是秉承黨國最高領袖介公的旨意，不好擅自更改云云。如果堅辭不就，傅可逕自奏明介公，與教育部和朱氏本人無涉。傅斯年聽罷，深知朱家驊與胡適有一個或明或暗的「瑜亮情結」，不願看到胡適重返教育界執掌權柄與自己爭雄，但又不好公然挑明，遂把這個皮球踢給了自己。此時傅氏是鐵了心要把胡適推向聚義廳頭把交椅的位置上，遂於8月17日上書蔣介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為自己不敢承襲如此名譽和重擔開脫。一番有板有眼、聲情並茂的陳述終於打動了蔣介石，蔣氏遂決定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因胡氏尚在美國，歸國之前，國民政府任命傅為北大代理校長，並聘為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在這種情形下，傅「不得不勉強答應」11。
遠在美國的胡適對蔣夢麟的選擇從一開始就持冷靜的觀望態度，在傅斯年、鄭天挺、周炳琳等滿含悲憤口誅筆伐之時，他以和事佬的身份不溫不火地為蔣開脫，並強調夢麟此舉實乃是「為政府徵調，只是暫局」云云，以此消融北大諸教授的怨憤。在得知自己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後，胡適在給朋友的信中，極富理性、得體地說道：「將來弟歸國，若不得已，亦願與孟真分勞，暫代一時，以待孟鄰兄之歸……」12胡適此言，是否出於真心不得而知，或只是為保持朋友間的友誼與共同的情面故意擺出的姿態與客氣話，或真有暫代一時之意。只是蔣夢麟此次一別竟成永訣，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他付出過心血，充溢著光榮與夢想的北京大學校園了。
傅斯年給蔣介石信影印件，信首有傅斯年自註：此信曾托道藩送去一份，越數日，道藩一問則未見，只說無結果。故又寫此一份。以後兩次吃飯，皆因說他事未拿出此信，旋即解決矣。留以為稿（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館「傅檔」）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身份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會議就內遷教育機關的復員以及教育秩序整頓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議決，參加者有朱家驊、翁文灝、李石曾、蔣廷黻等學界大腕。傅氏在會上極其活躍與情緒化地指手畫腳，並公開為朱家驊出謀劃策，其出格的形態立即引起了相當一部分與會者的反感。原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時為善後救濟總署署長的蔣廷黻對傅氏張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惡痛絕，當場不無諷刺地謂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長、太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太上北大校長」。傅聽罷反唇相譏，說自己只做「太上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見傅氏臉呈豬肝色動起怒來，怕引起對方心臟病復發，遂不再攻擊。事後，傅斯年在給妻子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實是騮先好與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聽，然而外人不知也，以為他的一切由我負責。」13通過這次會議，傅斯年更加認清了局面的複雜與派係爭斗的險惡，他在給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的信中不無憂慮地說道：「弟貿然代理，半年之後，必遭天殃，有不得不與兄等約者，弟固跳火坑矣，而公等亦不當立於高峰之上，搬請以為樂也，除非大家努力，齊一步驟，此局不易維持也。北大之敵人多矣，隨時可來算賬，且此時不攘外即無以自立，此尤使弟鬥志奮發，而又不得不戒懼者也。」14傅氏在憂慮與恐懼的同時，也立下了不惜掄拳開打的決心和鬥志。
重慶會議之後，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陳雪屏與鄭天挺由昆明趕往北平，接收北大校產，為學校復員做準備。當陳、鄭抵達北平後，首先遇到的頗感頭痛的麻煩就是偽「北大」教員問題。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北京大學教職員工與學生根據政府的指令倉皇南下，佔領北平的日軍利用原校舍和來不及遷運的圖書設備，又成立了一個偽「北京大學」，招生開課，對中國青年進行奴化教育。當時仍留在北平並漸漸墮落為漢奸的湯爾和、錢稻孫、鮑鑒清等人先後出任偽北大「總監督」和「校長」等職，周作人和著名古器物與古文字學家容庚等沒有南遷的原北大、燕京大學教授也相繼下水。周氏出任偽北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容氏出任文學院教授。此次陳雪屏在北上途中已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偽各校的學生，辦理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傅斯年向來最痛恨不講民族氣節的儒生文士，對他的先祖傅以漸當年沒有參加抗清復明運動，並且還參加了清朝入關後首次科舉考試並得中，一直耿耿於懷，並深以為恥。如今對與自己同一時代，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不顧名節和民族大義，甘願為日本小鬼驅使的大小知識分子更是深惡痛絕，恨不得立即將其擒獲推出轅門斬首而後快。傅一接手北大事宜，即在報上發表聲明，拒絕漢奸進入復員後的北大。
10月底，傅斯年由重慶飛往北平，陳雪屏等人到機場迎接。傅走下飛機第一句話就問陳與偽北大教員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一些必要的場合。傅聞聽大怒道：「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15當場表示偽校教職員堅決不予錄用，全部都要屎殼郎搬家——滾蛋。同時傅表示要請司法部門將罪大惡極的儒林敗類捉拿歸案，打入囚車木籠，來個「斬立決」或「梟首示」，等等。
11月28日，傅斯年於《大公報》再度發表公開聲明，斬釘截鐵地提出：「北大將來復校時，決不延聘任何偽北大之教職員……至於偽北大之學生，應以其學業為重，現已開始補習，俟補習期滿，教育部發給證書後，可以轉入北京大學各系科相當年級，學校將予以收容。」
蝸居在北平的偽大學教員們一看傅斯年擺出秋風掃落葉一樣的無情架勢，既驚又怕又怒又恨，特別是按照陸軍總部「徵調」偽敵人員服務辦法進入補習班任教的偽北大教授，更是惱羞成怒，不僅四處鼓噪，還企圖渾水摸魚，負隅頑抗。偽教授們經過一番密謀，暗中聯合起來以罷課相要挾，不承認自己按偽敵人員被「徵調」，而是國立北京大學永久的合法教授，或者說「我們就是國立北京大學」。與此同時，偽教授們聯合起來向時任北平行營主任的李宗仁請願，強烈要求入主復員後的北大，繼續擔當傳道授業解惑、萬世不朽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為此，偽北大教授、古器物學家容庚還於11月7日在北平《正報》發表了答傅斯年書，以示抗議和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書曰：
孟真足下：
盧溝橋事變正當庚南歸過漢之時。在粵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職責，乃復北歸，黽勉四年，成《重訂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數書。教育部授以二等獎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繼續聘為通信研究員，不虞之譽誠非所堪，差幸不見棄於國。太平洋事變，燕大教務長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輩希望之日至矣。」庚自念吾國百年積弱，庶幾奮發為雄乎！燕大復校於成都，同仁多西去，八妹媛亦從之而西。而庚獨戀於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敗，無勞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捨書本不能寫作，二也。二十年來搜集之書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捨棄，三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素性倔強，將以一試余之堅白，四也。淪陷區之人民，勢不能盡室以內遷；政府軍隊，倉皇撤退，亦未與人民以內遷之機會。荼毒蹂躪，被日寇之害為獨深；大旱雲霓，望政府之來為獨切。我有子女，待教於人；人有子女，亦待教於我。則出而任教，余之責也。策日寇之必敗，鼓勵學生以最後勝利終屬於我者，亦余之責也。……日寇之不得呈志於教育界，自淪陷以迄於今。教員之苦，至近兩年而極。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購百斤之米，或一噸之煤。故破衣惡食，斥賣書籍傢俱以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講師，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時於道路而授課二小時者。其所得遠不如賣煙拉車之輩為優。堅[艱]苦卓絕，極人世悲慘之境，果為何乎？固知吾國之不亡，教育之不當停頓，故忍受而無悔也。漢奸乎？漢忠乎？事實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願受政府之檢舉裁判而無所逃避。在日寇則視吾輩為反動，在政府則視吾輩為漢奸，啼笑皆非，所謂真理，固如是乎？天乎？尚何言哉！
……
容庚白16
對容氏這種漢奸還是漢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詭辯，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協，向北平的特派記者發表了愛憎分明的談話。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報》披露了談話內容：
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準備赴平，頃對記者談：「偽北大之教職員均系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在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至於偽北大之學生，應以其學業為重，已開始補習，俟補習期滿，教育部發給證書後，可以轉入北京大學各系科相當年級，學校將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長胡適，傳明春或返國。
就在傅的聲明刊出之時，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周作人正貓在北平八道灣的「苦茶庵」，一邊飲著苦茶，一邊悠閒地寫著叫作《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極具感情色彩地回憶了他的故鄉紹興石板路與石橋的優美。文章在結尾處寫道：
「冥冥風雨宵，孤燈一紅揭。螢光散空虛，燦逾田燭設。夜間歸人稀，隔林自明滅。」這所說是杭州的事，但大體也是一樣。在民國以前，屬於慈善性的社會事業，由民間有志者主辦，到後來恐怕已經消滅了吧。其實就是在那時候，天燈的用處大半也只是一種裝點，夜間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總須得自攜燈籠，單靠天燈是決不夠的。拿了「便行」燈籠走著，忽見前面低空有一點微光，預告這裡有一座石橋了，這當然也是有益的，同時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記，時正聞驢鳴17
文末所謂的「驢鳴」，是對傅斯年發表聲明的回應。周作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18
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周作人卻堅持不肯離去。他當時幻想在北平隱居下來，脫於紅塵之外，以教書、寫作、翻譯為生，繼續過那恬淡平靜的「苦茶庵」生活。這年9月，他在致《宇宙風》編輯的公開信中，以漢代的蘇武自況，明確告知「關心我們的人」，「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云云。19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彈打在紐扣上而倖免於難，他誤認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壓力，給以顏色。周遂於槍殺事件發生未久，懷著驚恐之心接受了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隨後又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等職，一隻腳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榮升」為「華北教育督辦」、南京汪偽政府「國府委員」、日偽「華北綜合調查所副理事」等職，整個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濁水裡去了。
魯迅在1932年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自《新青年》團體散掉之後，「有的高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20。這說的是與他自己有關的小團體。而論到革命者與革命軍的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21魯迅不厭其煩說這些話的時候可能還沒有料到，他的弟弟竟位列其內——很不幸，屬於最讓人不齒的「叛變」一類。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於他腦海中的亞洲主義思想、「亡國論」思想、歷史循環思想以及他對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來，他追求所謂的「得體地活著」，以及自譽為修煉得大徹大悟，超越了人間是是非非，進入超凡脫俗的活佛與神仙境界，因而任何庸俗的舉動也就無傷大雅，甚至可以化俗為雅等論調，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
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時的周作人
當然，這個「引子」有一定的時代背景與思想基礎，非一朝一夕即能形成。「九一八」事變之後，周作人的投降主義漸露端倪，在《關於英雄崇拜》一文中，居然嘲諷起文天祥的殉國，謂「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處是氣節，國亡了肯死，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們對於他應當表欽敬，但是這個我們不必去學他，也不能算是我們的模範。第一，要學他必須國先亡了，否則怎麼死得像呢？我們要有氣節，須得平時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國時為期，那未免犧牲得太大了。第二，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別無益處。我們的目的在於保存國家，不做這個工作而等候國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許多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自然這並不是說還是出張弘范或吳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國另外出些人才，是積極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極的，失敗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22全國軍民抗戰前夕，周作人又寫過《岳飛與秦檜》之類的文章，公然為秦檜翻案，否定了主戰的岳飛為忠義之臣、秦檜主和為奸相的歷史論斷。他於1936年7月寫的《再談油炸鬼》一文中說：「秦檜原不是好人，但他只是一個權奸，與嚴嵩一樣，（還不及魏忠賢罷？）而世間特別罵他構和，這卻不是他的大罪。」「秦檜主和，保留得半壁江山，總比做金人的奴皇帝的劉豫張邦昌為佳，而世人獨罵秦檜，則因其殺岳飛也。」「關於秦始皇王莽王安石的案，秦檜的案，我以為都該翻一下。」又說：「這裡邊秦案恐怕最難辦，蓋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暫不舉名）所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23此等說辭，似是為他自己落水成為漢奸找到了論據。
1946年，蔣介石赴北平與傅斯年協商偽北大教員處置問題，特到文天祥祠合影，以示對傅斯年的支持
當傅斯年初次發表對偽北大教職人員處理辦法的談話後，周作人自視為傅斯年師輩人物，又同屬「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盟友，遂以老前輩的姿態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對自己下水做日人走狗的歷史罪過無絲毫懺悔之情，反而口氣蠻橫強硬，理直氣壯地令傅把自己作為特殊人物予以照顧，口出狂言連帶警告性地說道「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等語，滿紙透著一股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的惡劣氣味。傅斯年當即揮毫潑墨，痛斥道：「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24
令周作人沒有想到的是，當飲罷最後一杯苦茶，寫畢《石板路》的小品文後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他就因漢奸罪被捕入獄，這篇短文與「聞巷中驢鳴」，也就成了他漢奸生涯的一曲絕響。
許多年後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國時報》副刊發表了南宮搏《於〈知堂回想錄〉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說：「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餘地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豈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並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此文刊出後，許多人不以為然，曾被魯迅指斥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學者、教授梁實秋就曾出面回應道：「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晚節不終只有惋惜，無法辯解。」25
就在周作人與傅斯年叫板兒對陣之時，傅斯年於重慶再度對記者發表長篇談話，就偽北大教職人員去留問題發表了四點嚴正聲明。12月8日，北平《世界日報》做了如下報道：
（本報重慶特約航訊）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對偽北大教職員，好像抱有一種義憤填膺，不共戴天的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將他賭咒發誓不肯錄用偽北大教職員的談話，專電報告外。今天，我於前兩日參加教育部朱部長的記者招待會之後，我一早冒著迷濛的細雨，再去訪問他。對這位患著血壓過高而又愛國狂熱的傅先生，我想更詳盡地聽聽他的意見。在傅先生的寓所裡，開門見山。
傅斯年向記者提出了四點重要聲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們看看！北大原先是請全體教員內遷的，事實上除開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沒有內遷的少數教員也轉入輔仁、燕京任教。偽北大創辦人錢稻孫，則原來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現在偽北大的教授，與北大根本毫無關係。二、朱部長向我說過，偽北大教員絕無全體由補習班聘請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陸軍總部徵調偽敵人員服務辦法，徵調其中一部服務，不發聘書，與北大亦無關係。三、北大有絕對自由，不聘請任何偽校偽組織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觀點上說，如本校前任校長蔣夢麟先生，如明春返國的胡適校長，北大教授團體及渝昆兩地同學會和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無論現在將來，北大都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
當記者提到青年學生時，傅慨然說道：「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據我所知，偽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標準，就學問說，也不及現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復遷返北平了，以北大資格之老，加上胡適校長的名望，一定能夠聘到許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偽校教員不用，對學生是絕對有利的。這一點朱部長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學生，也不會輕易受人欺騙。」
當記者談到北平的文化漢奸，傅幽默地說他們的「等類不同」，有一種是消極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來享有聲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類是錢稻孫型，那才是積極性的漢奸，在北平淪陷之前，錢稻孫就做了許多令人懷疑的事兒，當時有人問他中國會不會亡國，他答以「亡國倒是萬幸」。問的人很驚詫，再問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說：「不幸的是還要滅種！」而且那時候北大教授準備內遷時，他曾多方企圖阻撓，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兒。
最後記者問對周作人、錢稻孫之類的漢奸如何懲辦，傅斯年用爽朗的山東口音說：「我不管辦漢奸的事，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後，傅斯年特別強調：「這個話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說的。」
這個聲明發表之時，周作人已入獄兩天，無法繼續與之叫板對罵了，而一直貓在北平小胡同中的偽北大教授容庚見傅斯年一意孤行，毫無通融的餘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員的身份，尾隨傅從北平至重慶繼續糾纏。
容庚出生於清末廣東一個書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風的熏陶，對古文字古物情有獨鍾。1924年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畢業，留校任教一年後轉於燕京大學任教。1928年8月，傅斯年在廣州籌備史語所時，打報告向蔡元培、楊杏佛請求禮聘的23名特約研究員中，排在李濟之後，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容庚。而盛極一時的徐炳昶、袁復禮、羅家倫、楊振聲、羅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後，由此可見傅對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所撰寫的幾部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有關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有相當一部分材料是容氏為之搜集提供的。後來郭沫若曾說：「若是沒有容庚的幫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26後來容氏立下宏心大願，以八年的時間，專門從事商周青銅器的綜合研究，終於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這部開創性的巨著。此書的出版在學術界受到廣泛讚譽，許多年後，仍有學者認為是一座不可超越的學術高峰，謂此著「標誌青銅器研究由舊式金石學進入近代考古學的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半個多世紀以來，至今還沒有一部研究青銅器的同類著作能夠像它這樣全面和系統，充分顯示它具有無與倫比的科學價值」27。不過，容氏撰寫這部大作之時，已轉到偽北大任教了。儘管學術事業有成，但抗戰八年也是彰顯民族大義與個人名節的分水嶺與試金石，在這道分水嶺上，許多人成了學術與人格的分裂者。在大是大非面前，原本的朋友已變成了敵人，正如古人所言「漢賊不兩立」是也。
當容庚風塵僕僕地由北平來到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找到傅斯年欲當面理論時，傅拍案而起，搖晃著肥胖的身子指著容氏的鼻子破口大罵：「你這個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快滾，不用見我！」當場命人將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濘遍佈的馬路上。第二天，《新民報》登載此事，標題：《傅孟真拍案大罵文化漢奸，聲震屋瓦》。28後來，容氏得到高人指點，重新換了衣服，洗掉滿身的污泥，再度登門拜訪，表示要謝罪改過，重新做人云云。傅斯年思慮半天，才勉強接見，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頭土臉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關係準備到廣西大學教書，後未成行，轉聘於嶺南大學，終其一生，再也沒能邁進北京大學的門檻。
◎重返平津
經過近一年的吵鬧叫罵、陰謀與陽謀的交鋒對壘，位於昆明的西南聯大各色人等，隨著學潮此起彼伏，在風雨瀟瀟、鮮血激盪中，翹首以待的三校復員之日終於到來了。29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師生與特邀來賓在校圖書館前的廣場上，舉辦了校史上最後一次結業典禮。唯一在昆明統攬全局的聯大常委梅貽琦做了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報告，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代表湯用彤、葉企孫、蔡維藩相繼致辭。會後，全體師生來到校舍後面的小山，樹起了代表聯大師生情感與精神寄托的紀念碑。按照傳統的款式，紀念碑署名分別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教授聞一多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書丹。」碑的背面刻著西南聯大自抗戰以來834名參軍入伍學生的名單。
當馮友蘭朗誦完紀念碑碑文後，揭幕儀式開始。歷經八年的聯大生活就此宣告結束。除師範學院繼續留在昆明改稱國立昆明師範學院（南按：即後來的雲南師範大學），其他師生分批北返平津，當天即有90多人乘卡車北上。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校歌響起，汽笛聲聲。師生們整日在校園相聚時，尚不覺得有什麼，而一旦分別，才驀然感到各自的靈魂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教授與學生對望無語，相擁而泣，戀戀不捨地離開了春城與腳下那塊水乳交融的紅土地。
就在聯大學生北返平津一個月後的6月5日，遠在美國的胡適昂頭挺胸，精神抖擻地健步登上客輪甲板，在太平洋激盪的清風綠浪中，離開紐約回歸祖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三點半開船。
此次留美國，凡八年八個月（Sept.26，1937到June 5，1946）。
別了，美國！別了，紐約！30
富有意味的是，當胡適乘坐的輪船在太平洋行駛30天，終於在7月5日靠近上海這離別近九年的城市與故土時，迎接他的不是鮮花彩虹，而是狂風暴雨和如血的殘陽。——這是一個「主大凶」的預兆，只是被雨水澆暈了頭的胡適當時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個預兆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
胡適一到北平，傅斯年踐行了當初的承諾，主動把自己坐得溫熱的交椅用毛巾擦了擦，搬到胡老師屁股下連扶加抬地把他請了上去。笑逐顏開的胡適儘管有點兒不好意思，還是打著哈哈當仁不讓地坐了上去。傅斯年不但要把胡老師扶上北大第一把交椅，還要按中國「扶上馬，送一程」的老規矩，再送夫子一程，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仍留在北平，把一切敵對勢力和半敵對勢力蕩平剷除之後方可卸職。
此前，傅斯年在給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說道：「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又說：「在這樣的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31正是由於這樣的決心和實際行動，偽北大教職員與部分相關人員，才稱傅斯年是胡適手下的一名好勇鬥狠的惡劣打手，而傅卻自稱是一名「鬥士」。
此時的胡適與1937年去美國前的北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大不同了，他在美國大使任上的成就和攢聚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一手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戰爭的空前傑作，使他頓時聲光四射，為世界矚目。32胡適一旦回國並踏入北大校園，如同潛龍出淵，虎入深山，再度嘯傲士林，俯瞰政壇。歷史的風雲際會把胡氏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世俗地位和聲名也隨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胡適的巨大影響使他不但成為中華大地上教育、文化、學術界的「帥」字號人物，而且一舉成為政壇上象徵性的盟主——儘管虛幻多於實際。在「帥」旗飄揚中，同樣沉浸在虛幻迷惘中的各色人等從四面八方雲集而來，於亂世蒼茫中企圖求得一方良藥，以壯行色。而此時的胡適一掃九年來在美國受的委屈，特別是孔宋集團的窩囊之氣，野心頓發，開始搖動令旗呼風喚雨。按當時出任北大校長室秘書的鄧廣銘的說法，頭頂五彩光環、身佩盟主「帥印」的胡適，不但「立志要把北大辦好，也不但以華北地區教育界的重鎮自任，而是放眼於全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是以振興中國的高等教育為己任的」33——如此強勁的勢頭與做法，令許多人為之側目，無怪乎當初傅斯年薦其出任北大校長時，作為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漠然處之。
1946年8月，傅斯年（左）、李宗仁（右）在北平機場歡迎胡適歸來
但書獃子氣仍未完全脫盡的胡氏，沒有意識到斗轉星移，更沒有想到，這一「宏大敘事」式的光輝藍圖，很快就像自己歸國時遭遇的西天彩虹，瞬間化為泡影。
此時的北平已不再是1937年前的北平，而此時的北大也自然不再是當年的北大了。在急劇動盪的大時代，政治腐敗，經濟崩潰，教授與學生皆陷入生存困境難以自拔。四顧茫然中，中共地下組織趁機發動學潮，展開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如果說抗戰前中共潛伏於各大學的地下組織尚屬零散、隱蔽，如今幾乎已是公開的大規模的運動了。在「動地走雷霆」（郭沫若詩句）的滾滾學潮湧動中，胡適的大旗很快就淹沒在一片浩瀚激盪的洪流赤水之中。
此前的5月4日，傅斯年由重慶抵平，正式籌備北大復校事宜。21日，針對西南聯大學潮吵鬧不息與聯大教授聞一多、吳晗等人的嚷嚷不止，傅氏極為憤慨地發表公開宣言，謂：「關於學生運動，今日學生水準，不夠為未來之建國人才，甚望能安心讀書，專門做學問，學術絕對自由，惟不可作為政治鬥爭之工具。」34這年7月底，復員的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聯合招考先修班學生，考生被錄取後可自由選擇學校與專業，根據國內情形，共分七個考區，分別為上海、北平、昆明、廣州、重慶、武漢及天津。成績公佈後，七區成績以上海考生為最佳，昆明考生最差。對此，傅斯年對記者發表談話，頗為感慨地說：「昆明區成績最差，因高中學生從事政治活動，而疏忽功課所致。」因此「奉勸昆明同學今後為自己前途著想，努力學業，何必替人家做墊腳石」。35
同年8月4日，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在北平《經世日報》發表《漫談辦學》一文，提請政府與學校當局負起應有的責任。面對啼饑號寒的師生，政府必須提高其待遇，「不要視之如草芥，這道理尤其應該請行政院院長宋公明白……我們北京大學的教授，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從來沒有為鬧待遇而罷課、而發宣言，這是我們的自尊處。但若宋公或他人以為這樣便算無事，可就全不瞭解政治意義了」。傅斯年明確表示，在風起雲湧的社會大動盪中，各校皆是面黃肌瘦的教員與衣食無著的學生，形同難民丐幫，希望他們不鬧事生非，實在是不近情理的事兒。但就校長與教授一方，必須打起精神，拿出為青年、為人類的赤膽忠心。如其不然，學校是假的，不如不辦，免得誤人子弟云云。
傅氏以教育界大佬的身份，為維護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做最後努力。他以嚴肅的態度和鮮明的政治立場指出：「學校必須有合理的紀律。這些年來，學校紀律蕩然，不知多少青年為其所誤，風潮鬧到極小的事，學生成了學校的統治者。這樣的學校，只可以關門，因為學校本來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毀壞青年的。大凡學生鬧事可分兩類，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風潮，每最為無聊，北大向無此風。二、政治性的風潮，政治性的必須要問是內動的或外動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處理學潮，在最緊張中，老友馮芝生笑對我說：『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這因為我是五四運動之一人，現在請人不鬧風潮，故芝生以為可笑也。當時我對朋友說，五四與今天的學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動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現在可就不然了，某處（南按：指延安）廣播一下，說要求美軍撤退，過了幾天，學生便要求美軍撤退，請問這是『為誰辛苦為誰忙？』這樣的學生運動，我是很不願意它和五四相提並論的。我們不當禁止青年作政治運動，但學校應該是個學校，應該有書可讀。若弄得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豈不失了學校存在的意義？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們，豈不是等於用童工？教員有他的職業的本分，就是好好教書。若果志不在此，別有所圖，豈不是騙人？騙人者不可為人師。受騙者，應該先開導他，開導不成，必須繩之以紀律。今人皆知五四趙家樓之一幕，而忘了護校之一幕，甚為可惜。」
最後，傅斯年以總結性的口吻說道：「我這幾個月負北京大學的責任，實在一無貢獻，所做都是些雜務的事，只是一條頗堪自負的，便是『分別涇渭』，為北京大學保持一個乾淨的紀錄。為這事，我曾對人說，『要命有命，要更改這辦法決不可能』，所以如此，正是為北大將來的學風著想。」36
這是傅斯年首次坦率直白地向社會各界公開自己的政治觀點，也是正式抽身北大的告別演說，內中不無對這所風雨急驟的著名學府未來的焦心與憂慮。當然，日後的北大校園是江水滔滔，還是洪流滾滾，或者在洶湧澎湃的學潮與社會鼓蕩中走向復興還是衰落，他這位被蔣廷黻所譏諷的「太上校長」就顧不得許多了。此時他的大本營兼老巢——四川李莊郊外山頂上的板栗坳，蟄居於山野草莽中的史語所同人，已連連拍發電報催其火速回返，以處理日積月累的複雜事務、人際關係與回遷等一連串棘手事宜。代理所長董作賓在電報中稱：「同濟大學已開始回遷上海，所內人心浮動，惶惶不安，皆盼早日返京。請兄務於百忙之中回所視事，以定具體復員計劃，穩定局面。」37
對於李莊方面急切的呼喚與期盼，傅斯年不能聽而不聞而留在北平繼續拖延下去，手心手背皆是自己的肉，且李莊的老巢遠勝過北大的臨時帳篷——史語所才是自己名正言順的職責所在，也是立身處世的最大本錢。於是，滿頭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協助胡適「復興北大」的挑子，搓搓雙手，捲起那張一直隨身攜帶的狗皮褥子，搖晃著肥胖的身軀離開故都北平，氣喘吁吁地登上飛機舷梯匆匆向南飛去。只是，他要落腳的地點不是離李莊相對較近的重慶或成都，而是南京。——因為，令他一直掛懷於心的陳寅恪，此時已從美國返國並攜家居住於南京俞大維公館，傅斯年此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探訪老友陳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