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策士夢
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標誌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後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終加入美國國籍，從此與東方大陸絕緣，開始了新的人生。抗戰結束後的1946年，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的朱家驊致電趙元任，請其回國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趙元任只回了短短五個字的電文：「幹不了。謝謝！」
此時史語所在李莊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已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早已離開李莊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凌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只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莊板栗坳苦苦支撐。面對漸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況，如石璋如所說：「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1
所幸的是，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的抗戰已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大道小道的各種消息水陸並進向揚子江盡頭這個古老的小鎮傳來。
1943年11月22日，蔣介石以中國國家元首和世界級政治巨頭的身份（南按：原主席林森已於這年8月1日去世，蔣氏從這時起才算名正言順的國家元首），出席了開羅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蔣介石本人與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升。
就在抗戰曙光照亮東方地平線並向浩瀚遼闊的天際放射之時，風雲突變，即將全面崩盤的日軍作戰大本營，決定用盡最後一點兒力氣拚死一搏，死裡求生。日軍大本營制訂了以主力部隊全線出擊，進行一場貫通中國南北、聯絡南洋和摧毀美國空軍基地的大規模戰役計劃，即抗戰後期著名的「一號作戰計劃」。
長沙三次會戰前，蔣介石在南嶽召開軍事會議
常德會戰現場，國民黨軍隊拚命抵禦日軍大舉進攻，整個城市建築物被摧毀大半，變成一片瓦礫
根據這一計劃，在全面崩盤之前已經殺紅了眼的日軍，於1944年4月在中國南北一線發動攻勢，先後發起豫中戰役、長衡戰役、桂柳戰役等大規模戰役。日軍的死打硬拚，立即取得了相應的戰果，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雖進行了頑強抵抗，卻連連敗績。僅幾個月的時間，中原失守，戰略中心衡陽陷落，湖湘一線的國民黨軍全面崩潰，導致廣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軍趁機迅速調集優勢兵力，與西南戰區的日軍遙相呼應，南北夾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南線軍事重鎮桂林、柳州、南寧以及廣東、福建部分軍事要塞相繼失陷，中國軍隊損失兵力60餘萬。此後不久，日本中國派遣軍和駐東南亞的南方軍，在廣西南部勝利會師，從而打通了中國內地通往越南的大陸交通運輸動脈，完成了日軍大本營擬定的「一號作戰計劃」。這一戰略計劃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日軍的士氣和野心，輿論認為：「一號作戰的顯赫成果，可以說是使當時陷於淒慘不利戰局中的日本，微微見到一線光明。」2
就在柳州淪陷之時，驕悍的日軍一部北進貴州，進攻黔南重鎮獨山，威脅貴陽，震動重慶，世界各方的焦點都驟然投向遠東戰場上的核心——中國大陸西南地區，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覆亡的危險。凶訊傳出，舉國皆驚，一時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難臨頭。國民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放棄重慶，遷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計劃。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許多有識之士以民族大義為重，強烈要求國民黨從西北地區撤回胡宗南部，解除對延安和共產黨部隊的包圍與封鎖。希望雙方不要干戈相向，砍頭斬腰地瞎折騰，應像抗戰初期一樣，捐棄前嫌，精誠合作，團結一致抗擊日軍，否則國民黨將全面崩盤，死無葬身之地。在各色人物的奔走呼號下，1944年9月15日，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十四次大會主席團正式提議：「請大會決議組織延安視察團，赴延安視察，並於返渝後，向政府提出關於加強全國統一團結之建議；茲推薦冷參政員遹，胡參政員霖，王參政員雲五，傅參政員斯年，陶參政員孟和，為該視察團團員。」3儘管大會代表對此「鹹報以熱烈掌聲」，但被提名的幾人似乎對此沒什麼興趣，陶孟和在開完會後便躲到李莊社會學所不再露面，只有傅斯年在進退中猶豫不決，似乎有某種期待，並把此計劃寫信告訴了遠在成都的陳寅恪。陳氏於10月3日回函傅斯年：
孟真兄左右：
奉九月廿七日手書，知將有西北之行。此函達渝，未識已啟程否。此行雖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視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遊耳。聞彼處有新刊中國史數種，希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諸人索取可乎？「求之與抑與之與」。縱有誤讀，亦有邢子才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之妙也。匆此奉復，順頌
行祺
弟寅恪頓首十月三日
守和已寄款來，感荷感荷。然不久即告罄，何以支此許久之時日耶。4
信中的林、范，指林伯渠與範文瀾，傅斯年到達延安後曾與二人見面交談。而視察團的西北之行也確如陳寅恪所言，既無「陸賈之功」，也沒有顯示出「酈生之能」，可謂無功而返。不過，1944年這個紛亂的秋天，視察團並未成行，傅斯年一行真正抵達延安，已是第二年的事了。
1945年5月，隨著盟軍打垮並佔領了德國，取得了歐洲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國際形勢急轉直下，日本面臨著全面崩潰的結局。與此同時，在老大中華這塊地盤上，關於聯合政府的國共之爭，也到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或者魚網俱沉，總之是要徹底攤牌的最後關頭了。
在國共兩黨各不相讓且劍拔弩張的歷史轉折關頭，第三黨——即在抗戰後期組建的中國民主同盟登場了。此同盟成員大多是散落於社會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領如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左舜生等，皆為一時較有名頭的知識分子與不肯安於現狀的謀僚策士。在這一充滿機遇的大動盪、大變革、大整合的歷史性時刻，此輩儒生策士產生了一種幻覺，認為戰國爭雄的蘇秦、張儀時代再度來臨，憑辯士們的三寸不爛之舌，施展揣摩、捭闔、鉤鉗、合縱、連橫、轉丸等「陰道陽取」的遊說權變之術，即可令各方諸侯俯首聽命，實現國家和平。
民盟的策士們同時認為，既然天下格局如今已成三分之勢，抗戰勝利後應由三方共同執政。按照這一思維方式，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均認為當前的機會瞬息萬變，稍縱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永不可復得！於是，諸儒生的興奮點很快集中在「怎樣把握住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5，也就是要盡力促成由各黨各派共同參與、掌控的聯合政府這一現實行動中來。在民盟主要干將黃炎培的提議策動下，幾位重要人物決定仿照戰國時著名的蘇秦、張儀等策士辯才，拉上幾個無黨派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中間人」的面目施展捭闔、鉤鉗之術，合縱連橫，為中斷的國共和談予以「轉圜」。
1945年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七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訪問延安，電報說：「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仁深為焦慮。月前經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商談。先請王若飛先生電聞，計達左右。現同仁鑒於國際國內一般情形，惟有從速完成團結，俾抗戰勝利早臨，即建國新奠實基。於此敬掬公意，佇候明教！」6
當此之時，中共中央正在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此來電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才復電在重慶的中共負責人王若飛，讓其轉告七位參政員，歡迎彼到延安一敘，還說：「估計蔣得此消息後，不一定要他們來，如仍許其來，即使無具體內容，只來參觀，亦應歡迎之，並爭取你陪他們同來。」7
電文由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親手交給黃炎培，黃看罷極度興奮，立即與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等人商定了三條合縱連橫的計劃。當黃炎培興沖沖地準備把電文遞交蔣介石批復時，卻遭到了國民黨方面與中共談判代表王世傑的當頭棒喝。王聲稱這個樣子的建議「如送領袖，必大遭拂怒」。眾儒生聽罷，大感灰心，提出乾脆散攤兒，不要再做這些無用之功云云。幾人中唯黃炎培頗不甘心，道：「撞壁須撞到壁，今壁尚未見，僅憑旁人預測勢將撞壁，便放手了，豈為合理？」8在他的一再堅持下，七位參政員於27日下午鼓起勇氣與蔣介石相見，當面陳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議。蔣介石不動聲色地認真聽畢，環視眾位，突然滿面帶笑地說道：「余無成見，國家的事，只須於國有益，都可以商談的。」停頓片刻，又說：「中間人，公道話，原來最難討得雙方的喜歡。」當黃炎培等領命告辭時，蔣介石和顏悅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9蔣介石背著手在室內來回踱步，面無表情哼了一聲，對侍從室二處主任陳佈雷說道：「就讓他們幾個折騰去吧！」言畢，嘴角露出了一絲略帶嘲諷的冷笑。
◎傅斯年與毛澤東窯洞相會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專機到達延安（南按：王雲五知事不可為，以患病發高燒推托未隨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餐桌上，面對毛澤東的談笑風生，幾位參政員在應承的同時，各自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重組訪問團的六人中，黃、章、左、冷皆屬於民主同盟或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成員；褚輔成是老國民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學界重量級大腕。很明顯，褚與傅加入這個班子，是受到黃炎培等人極力鼓動與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製造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此，羅家倫暗地裡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10。意思是不要跟著黃炎培、章伯鈞等一班人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且蘇秦、張儀用舌頭定乾坤的時代早已跟著秦始皇他老爺爺一同變為糞土湮沒於歷史煙塵之中了。眼前正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新社會，哪裡還有靠幾位儒生的三寸不爛之舌就輕易擺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無疑是在飛機裡做夢——空想。但此時尚心存僥倖與幻想的傅斯年已聽不進朋友之勸，竟跟著黃炎培等人匆匆上了飛機，開始了他的夢想之旅。
六參政員訪延安時毛澤東所發之請柬
傅斯年的參政員證。1937年七七事變起，南京政府成立了國防參議會，傅斯年應邀參與。次年7月起，開始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直到抗戰勝利止。（台灣「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提供）
就當時的情形論，在六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與傅斯年心境最為複雜。
舜生者，湖南長沙人也，與毛澤東同庚。早年與毛同系少年中國學會會員，20世紀20年代赴法國留學。後來提倡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1925年，左舜生成為中國青年黨首領之一。1930年與陳啟天在上海創辦《鏟共》半月刊，以剷除消滅共產黨為宗旨。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他出任中央常務委員和總書記，積極倡導反共。此次來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滅共的歪理邪說。7月3日上午，左與毛澤東單獨交談時，頗不識趣地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個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六位參政員飛抵延安時，中共領導人前往迎接。右起：毛澤東、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來、王若飛
毛澤東聽罷沒有作聲。左舜生見對方沒有接話，以為被自己擊中要害，遂開始施展蘇秦、張儀的捭闔之術，繼續鼓噪道：「我們青年黨就主張走議會道路，不辦武裝，成為國家真正的參政黨，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威脅。」
話音剛落，毛澤東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也向你們青年黨學習？」
舜生答：「談不上學習，我覺得我們青年黨的這種做法是對的。」
六參政員訪延安時中共宴請照片，左一為毛澤東，毛的旁邊、側背對鏡頭者為傅斯年
「怎麼對呢？」毛澤東頗不以為然地問道。
「和平議政，對政府沒有威脅，也有利於各黨派的團結嘛！」
毛澤東聽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靜地說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只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裡，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兒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和改造社會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對同年出生者的俗稱），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怎麼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呀！」11
時年五十二歲的左舜生碰了個軟釘子，仍不知趣，突然又用鉤鉗實為勾纏之術，提出一個令毛澤東頗為尷尬的問題。左氏要與他一直崇拜的夢中情人、毛澤東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蘋見上一面。毛當即沉下臉來，以「我不認識藍蘋」，後又改為「她生病了」為由予以拒絕，自此再也不肯理睬這位無聊、蹩腳加淺薄的策士之徒了。後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評鬼谷子的話論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闔、鉤鉗、揣摩之術，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於家，則亡家；用之於國，則僨國；用之於天下，則失天下。」然也。
對於左舜生的為人處世與不識好歹的輕妄之舉，不但毛澤東反感，即便是同來的傅斯年亦頗為輕視。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剛到美國不久的胡適的信中，在提及國內情形時曾說：「所謂參議會又添了些無聊分子，徐謙、羅鈞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羅毫無見識，殊大失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為酒徒，故有時似勇，絕不該稱之曰『忠節』也。此一鳥會常有荒謬絕倫、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為我罵散，大有我是此會之『清心丸』之感！可歎可歎。有好些人運動為此參議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羅隆基），若再這樣下去，我也只好走了。」12
今次延安之行，左舜生還是按重慶的老套路數，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謬絕倫，匪夷所思」的問題，惹得同鄉毛澤東深惡痛絕。
相對左氏施展的捭闔、鉤鉗等無聊之術，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13和學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氏一樣稀里糊塗地讓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桿子，或專盯著人家的花姑娘糾纏不休。傅氏深知相互之間的關係與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為不同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毛澤東是1918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校園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裡，於寂靜的夜晚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歷：「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14「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8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15
民國初年早春，北京市民在結冰的湖上滑冰、玩自行車。背景是鐘鼓樓
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後來的天下讀者備感心酸，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後來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卑微的傷心史。從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一呼百應、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同當時所有的人一樣，傅沒有想到毛日後會成為比他還要不可一世和充滿霸氣與豪氣的偉人，當然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後有延安相會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見之明，以他的聰明與世故，想來是會「有時間」去好好聆聽一下這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幾句「南方土話」的。不過當時一直處於人微言輕之尷尬地位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揚風扎猛的做派，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16這就是說，後來的毛澤東以他的磅礡之氣與對世事的深刻洞見，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裡了。因為毛在窮困潦倒中，於這座帝王之都的公園和故宮的舊址看到了新的希望，如同毛自己所說：在灰濛濛的天空中，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17——這個時候，沒有人意識到，一個輝煌的大夢已在毛澤東心中萌生，並等待著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春破繭而出，一飛沖天，於古老的天安門城樓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谷與黃土高原拉桿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長一段時間同樣未放在眼裡。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政治的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儘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氏打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洩，而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18
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斗轉星移、物是人非了。倏忽間，二人穿過歷史的隧道，竟跑到陝北的窯洞裡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只是當年那位北大圖書館助理員已作為一顆政治巨星於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由於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傅氏今日只是作為一可有可無的策士、辯才，或媒婆一樣的「中間人」出現在光芒四射的超級巨星面前，並被籠罩在毛澤東的巨大光環之下了。世事輪迴，陰陽轉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強烈逆轉，各自內心的感慨之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誤在多讀了書，沾染上知識分子的缺點、弱點，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創業人物」19。這話也許不差，但歷史正是由一個個失誤與成功對接而成的，世人最終沒有看到傅毛二人像當年劉、項一樣爭天下的局面，更沒看到傅斯年建國立號的功業，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與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黃的窯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說過：「如果人不是從一歲活到八十歲，而是從八十歲活到一歲，大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上帝。」斯年之悲劇，或許淵源即在此不可逆轉的鐵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儘管此時與他對坐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只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兒罷了。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結。當談及傅曾在「五四」中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進而談到當時在政學兩界流傳的傅氏本人「嘗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20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與對左舜生的糊塗極度反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面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21
毛澤東在延安棗園居住的窯洞
毛傅二人的延安談話，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上這兩位重要人物交往的關鍵內容之一。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沒有像左氏那樣沒出息地一味惦記著那位往昔的影星藍蘋，而是以士大夫傳統、儒雅的交際方式，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面的真實資料，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部大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敬頌
旅安！
毛澤東上
七月五日
毛的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 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此詩為晚唐詩人章碣的《焚書坑》，章碣此人生卒年月不詳，一生落拓，後流落毗陵等地。該詩以當年秦始皇帝焚書坑儒的典故引出，這中國第一位皇帝想出的治國之術是殺那些不聽話的儒生，希望能一勞永逸，江山萬世相傳。沒想到十幾年後揭竿而起、斂財稱兵、顛覆社稷的首要人物並不是儒生，而是一群在百姓看來不識幾個扯郎爪子（方言，即漢字），如陳勝、吳廣、流氓之祖兼小混混兒劉邦，外加一個文盲兼莽漢項羽等輩。這一歷史鏡頭實在是對號稱「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嘲弄。毛澤東以此詩贈傅斯年，自然是經過一番思考的，詩中「劉項原來不讀書」一句，當是毛澤東自況，或含有自謙沒有傅斯年讀的書多，或者還有更深刻的內涵和用意，或者什麼意思也沒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這短箋和條幅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的具體情況，對外界盛傳的傅斯年與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之語，是一個佐證。毛的另外一張便箋，由延安交際處王世英轉交給傅斯年，上寫有「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緘」字樣。傅、毛延安相會最精彩的故事，以這幾幅墨跡做了見證。
毛澤東手書傅斯年的條幅及便箋（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提供）
◎延安歸來
結束了與毛澤東的長談與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尋找早些時候陳寅恪所托的林伯渠與範文瀾二人，順便看望了久別的弟子劉燿（尹達）。劉氏是抗戰前史語所發掘殷墟時自河南大學招收的畢業生，與石璋如、尹煥章等一同進入史語所參加殷墟發掘，算是傅斯年學生輩人物。抗戰軍興，劉燿隨史語所抵達長沙不久，離所逕自奔赴延安，化名尹達投入了共產黨陣營，先後進入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後進入老范（文瀾）領導的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從事馬列學說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設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長。傅是在出版局所屬的一口窯洞裡見到這位尹科長的。
儘管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師生而言，此時相見，確有他鄉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遙想戰前的殷墟發掘，那是何等壯觀氣派，令人心旌搖蕩。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和國共對立摩擦，導師與弟子天南地北，一別數載不得相見，每憶及前塵往事，各自唏噓不已。傅斯年看了尹達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成績，甚不滿意，忘了眼前的形勢和各自所處的環境與政治地位，一時感情衝動，竟有些糊塗和一廂情願地動員尹達隨自己一道回四川李莊史語所，重操舊業，接著續寫尹達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這一提議，「對已經選擇了革命道路的尹達來說，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22。其結果是，尹達頗感驚慌，傅更是討了個沒趣。後來，尹達曾致信傅斯年，內有「延安一晤，至以為快。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自愧為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等語。並表示「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書，仍願續作。今後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23此事只是尹達一說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並替傅挽回一點兒丟失在黃土高原上的面子罷了。
傅斯年與周恩來延安交談
由於尹達的關係，傅斯年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學術機關，見到了馬列學院的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範文瀾。老范是傅斯年的學長，於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學門。在校期間受業於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乾嘉老輩」，或曰「乾嘉餘孽」，因而他「沒有感覺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條真出路」24。范畢業後在中學、大學做了近20年的教書匠，於1939年10月辭卻教職索性跑到延安並很快受到重用，開始以頭號馬列主義歷史學家的身份撰寫《中國通史簡編》。據說該大作出版並經《新華日報》連載後，曾轟動一時。《簡編》中的「商朝事跡」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的許多資料，同時對史語所及發掘人員的工作業績給予了讚賞性介紹。其中在《商代的生產方式》一節中寫道：
傅斯年訪延安時隨手筆記，所會人員名單中，吳玉章下面的「林」，應是林伯渠。另，王實味的大名也出現在此單中，令人眼睛一亮（王汎森提供）
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托，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為石製。」又殷墟中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勾兵，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錛，有觚，有爵，有各種銅范。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殷墟銅器，以矢鏃為最多，金屬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時，才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的時代，並不一定用銅做矢鏃，矢鏃是一次就消耗了的，不是銅的價值低廉，社會經濟決不允許這種質料如此消耗。且矢鏃的形制也完全一致，范銅技術，確已臻至純熟境界，鑄銅業正在全盛時代，沒有長期的培養，決不會達到此境界的。……」25
傅斯年來延安之前，與住在李莊的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學界中人已看到了這部著作，但具體做何評價一直不為外界所知，從一貫提倡「新思潮」的「海龜」傅斯年對「乾嘉餘孽」一派土學者的反對與鄙視來看，恐怕難有好的評價——儘管老范早已「古為今用」地改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寫此書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老范正在編寫一部中國政治史，並打算本著馬列主義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重新改寫《中國通史簡編》。傅得知此情，對這種治學態度表示讚賞，二人由此握手言歡，彼此增加了信任。至於傅是否從範文瀾處要到了陳寅恪所請之書，不得而知，想來這點事還是不難辦到的吧。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後，范重新改寫的《中國通史簡編》，在敘述到商代歷史和殷墟發掘的葬坑與出土器物時，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過發掘」的話。再後來，連「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筆給一下勾銷了，只剩了草草六個字的「地下發掘證明」26。自此，無論是傅斯年、李濟，還是董作賓、梁思永的名字，都與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無緣了。
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四天，從傅斯年留下的筆記看，他順利地見到了林伯渠與範文瀾，至於是否索取到了陳寅恪所托的「新刊中國史數種」，因缺乏資料，不得而知。在六位參政員與中共領導人的相互會見中，黃炎培談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認為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有絕對的必要，並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復談判的表示。黃氏還談了所謂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後是「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等所謂「興亡週期率」，頗得毛的好感，對方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云云。27
在訪問的後期，當參政員們提到對大局的看法，並說到「雙方商談之門，並沒有關閉」時，毛澤東表示同意，接著說：「只為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28對於這個敏感問題，重慶來的策士們不知如何回答。雙方經過多次會談，最後總算形成了一個《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文件，可視為幾天來會談的總成果。
7月5日早餐後，訪問團成員匆匆趕往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送行。最後握別時，毛澤東特地叮囑六位參政員到重慶後務必向蔣委員長致謝，並稱：「有諸位到延安，使我們聽受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瞭解。並祝蔣委員長健康。」29同時，毛還托傅斯年轉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儘管胡適與傅斯年一樣，當年甚是不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放在眼裡。
六位參政員風塵僕僕回到重慶，除向國民參政會和蔣委員長遞交了《會談記錄》外，各人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報章文字或發表了談話。此次訪問團的盟主黃炎培於興奮之中點燈熬油，苦幹了幾天幾夜，草草寫成了《延安歸來》一書出版發行，內中對延安的人和事極具讚賞，文中說：「在延安的幾天裡，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又說：「個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於主席毛澤東。」最後的結論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中」。30
與黃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則寫了《記民主同盟政團延安之遊》一文，內中念念不忘他的夢中情人——藍蘋，左氏說：「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蘋的，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七月五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南按：即李訥，時五歲）來送我們，兩隻美秀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後，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個遺憾。」31
到了這個時候，舜生還不明白，毛澤東托詞對方生病不讓相見，顯然是不願讓其回重慶後四處宣揚他和江青的婚姻關係，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做出的硬性規定，不讓在國統區名聲不佳又極愛出風頭的藍蘋在此種場合拋頭露面，以免節外生枝。舜生只是枉費心機、自作聰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故（南按：「江青」之名典出唐朝詩人錢起於公元751年的應試詩《省試湘靈鼓瑟》名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毛正是依據這兩句唐詩為藍蘋命名的）。左舜生勞神了半天，最終還是弄了個「曲終人不見」的悲涼局面。此憾未得彌補，想來左氏當是死不瞑目的吧。
與黃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對延安之行，卻有自己獨特的觀感與政治洞見。據羅家倫說：「他（傅）在重慶被國民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六）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裡，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地讚道：『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孟真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領以歿嗎？』」32
羅家倫這段回憶難免有政治偏見及主觀成分，但所說的許多內容與史料相吻合，說明並不是空穴來風。傅羅談話，較為透徹地反映了傅氏的內心世界和人生觀。傅斯年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並公開表示反對。他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宣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33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並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34。在傅斯年的眼裡，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等等。在赴延安訪問前，傅斯年曾手寫一份演講大綱，似為出席某地或某個場合的演講之備。在手稿中，傅斯年尖銳地批評社會主義，檢討自由主義，並討論中國民族、民權、民生方面的歷史傳統。其中特別提及「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之紊亂狀態」，並說社會主義「目的對，方法大有問題」。35
1947年4月，國民黨胡宗南部佔領延安後，軍政人員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前
正是因了這樣的政治觀念，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和後來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極其相似。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慶後口出此言的一個不難理解的緣由。後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如芒在背，一次閒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36簡短几言透出了他內心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傅斯年在對國民黨官僚及其腐敗體制越來越絕望和厭惡的同時，仍不忘捎上共產黨。在致胡適的一封信中，傅氏明確表示：「我目下主意是，責備政府，不可忘共黨暴行，責共黨不可忘政府失政，此謂左右開弓，焉得盡此兩極敗類而坑之哉？」37這一態度直到他「歸骨於田橫之島」都沒有改變，真可謂是一個「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典型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