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英就醫
孤獨無援的陳寅恪仍在病榻上苦苦等待重慶方面的援手，但期盼的消息又遲遲沒有到來。1945年3月21日，焦慮不安的陳寅恪再度致信傅斯年，曰：
十五日手書敬悉。教育部手續麻煩，則由中央研究院辦理，事更簡單迅速。即請兄速辦，將款寄下，以應急需。弟近日用費甚多，即使領到此款亦尚不足，似仍有請求特別補助之必要，乞與騮先先生及大維等商酌……1
信中除再次提請傅與朱家驊、俞大維相商請蔣介石特別關照外，還提出了教育部手續事。陳寅恪與唐篔屢屢提到的教育部的那份補助，皆緣於「部聘教授」的名分。1941年6月3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呈准行政院，頒行《部聘教授辦法》十條，規定：凡在大學任教十年以上，聲譽卓著，具有特殊貢獻者，在全國範圍內每個學科推舉一人，經審議會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由教育部直接委聘，任期五年，可續聘。第一批選出的部聘教授有：陳寅恪、陳建功、吳有訓、吳宓、曾昭掄、周鯁生、張其昀、徐悲鴻、李四光、柳詒徵、梁希、湯用彤、胡小石、蘇步青、茅以升、黎錦熙共16人。後又選過一批，總共45人。據《吳宓日記》載：1942年8月，吳被教育部任為西洋文學部聘教授，清華外文系主任陳福田「首來函（英文）道賀」。對此，吳認為：「此固不足榮，然得與陳寅恪（歷史）、湯用彤（哲學）兩兄齊列，實宓之大幸已！」2內中可見部聘教授確是教育界人士的一份榮譽，更可見陳氏在天下儒林中的學術地位和人格魅力。
這個與後來院士制度相似的部聘教授，當時不僅是一種榮譽，同時具有與個人利益掛鉤的實惠。一般教授的薪水每月360元，而部聘教授除各校發放的薪水外，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還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費等額外補貼，其待遇顯然比普通教授優厚了許多。儘管如此，在物價狂漲的亂世，部聘教授所有的薪水加起來還不到兩石即320斤大米的價錢。1945年4月，陳寅恪以《目疾未癒擬先事休養再求良醫以五十六字述意不是詩也》為題，述曰：
洞風塵八度春，蹉跎病廢五旬人。
少陵久負看花眼，東郭空留乞米身
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
張公高論非吾解，攝養巢仙語較真3
陳氏所說「日食萬錢」，源於一歷史典故，即《晉書·何曾傳》載：「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武帝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敕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這位何曾大人每天的飲食要耗費上萬的錢財，可見多麼奢侈糜爛，亦可見當權者支付給此公的薪俸是多麼豐厚。陳寅恪授「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課，順手揀出此典與「月支雙俸」並用之，極具反諷意味，於調侃的表面透出無言的辛酸與悲涼。
陳寅恪如此，散落在全國各地深山茂林中的普通教授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這也是為何陳氏憂心愁悴，悲鳴呼號，四處求助，卻遲遲未見實際效果的因由之一。或如《紅樓夢》中王熙鳳所言，大家有大家的難處，而這時的高層也有高層的無奈之處吧（南按：像「四大家族」及發國難財的高官大員又另當別論）。否則，就憑傅斯年的辦事能力，加之譚、俞兩位親友的竭力助力，朱家驊的積極配合，事情不至於落到如此難堪的境地。不幸的是陳寅恪生逢亂世，在污濁的官場潛規則中，要像諸葛亮當年所說的「苟全性命」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了。
從留傳下來的資料看，經過幾十次信函來往反覆商討對策，陳寅恪總算得了一點兒從重慶幾個方面匯來的救命款子，如「宋院長（南按：宋子文）曾寄四萬，分兩次寄來」，援華會（U.C.R）的掌門人任叔永「謂已交三萬元至中央研究院寄下」，4等等。陳氏的生活困難暫時得到緩解，但眼睛卻依然未有好轉的跡象，一家人在悲憤憂戚中總算熬到了8月9日。這天，成都《新民報》一反其常地發表號外：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對日宣戰。次日，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時間「全市欣動，到處聞爆竹及大炮聲，文廟燕大諸生，亦競撞鐘、燃爆竹，並喧呼歌唱，至夜半始息」5。雙目失明的陳寅恪於病床上聞訊，悲喜交集，當即以《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為題賦詩一首，以舒積壓在胸中長達八年之久的塊壘。詩曰：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有此時。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
（丁丑八月先君臥病北平，彌留時猶問外傳馬廠之捷確否。）
念往猶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6
抗戰勝利了，悲喜交集的陳寅恪終於等來了新的轉機。1945年初秋，英國皇家學會與牛津大學仍然沒有忘記陳寅恪作為史學大師的存在。國內炮火硝煙剛剛散去，便舊事重提，約請陳寅恪赴倫敦療治目疾，希望治好後留在牛津講學，以遂當年之願。陳寅恪急欲恢復視力，對此抱有很大的希望或者說幻想。由於旅費籌措困難，夫人唐篔不得同行，為了心中尚存的一絲希望，陳氏決心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隻身遠涉重洋，赴英就醫。剛巧西南聯大教授邵循正將去牛津大學做短期訪問，於8月6日前往成都拜訪吳宓，吳便請邵氏伴隨陳寅恪一同赴英，並代辦護照等一切事宜。燕京大學特派陳的門生石泉護送一程。9月5日，一行人先於成都新津軍用機場乘運輸機抵達昆明，與同赴英國講學的幾位教授會合，再換乘英國飛機經仰光、印度抵達倫敦。
10月4日，由唐篔代筆致信傅斯年，報告了陳寅恪此行的情況和目的：「寅恪臨行匆忙，未得親自致函告知一切，而手書到時渠已離蓉，篔當早日奉答，豈知小女忽患急性盲腸炎，送醫院施行手術，淹纏經旬，是以遲遲未克奉覆，歉疚殊深。陳槃、勞榦兩先生事，即請先生代寅恪作一提案，寅恪無不同意，此一向為先生所知也。今附上空白蓋章信紙一張，乞為代辦為感。」又說：「寅恪此行，實以治眼病為第一目的，對於牛津就職與否，尚待治眼後再考慮，此層亦為牛津方面所瞭解（眼疾太遲則不治，時間關係極為重要），又以結伴邵、孫、沈、洪四先生，遂毅然起行，實不得已也。多承先生奔走為之促成，感何可言。聞先生左眼亦病，而工作加多，熱心為人，固難擺脫，然為公為私，仍希珍重，不宜過勞，至為切盼。」7
信中所謂陳槃與勞榦事，是史語所的陳勞二人將由副研究員提升為研究員，因二人皆所內歷史組人員，按照章程，必須由陳寅恪簽署意見方可辦理審批事宜。即是一手遮天，霸道如傅斯年者，亦不能越俎代庖，況且這是傅氏本人平時最討厭的做法。當年因在桂林的陳寅恪受聘專職一事，傅與葉企孫爭吵即為此規矩引發，傅氏自然牢記心懷。
陳寅恪抵達英國後的入院事宜由牛津大學東方學院負責安排，家書等事宜全由邵循正代勞。極為不幸的是，「到英國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方結束，營養很差，雖用電針貼合視網膜，由於網膜皺在一起，無法復原」8。手術的失敗，致使陳寅恪雙目失明，不復見世間光明萬物。一代國學大師將在黑暗中度過餘生，其悲苦之狀令人浩歎。陳氏為此寫下了「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負西來萬里緣」9之句，表達了自己悲觀茫然之心境。
1946年2月19日，在成都的唐篔向傅斯年致信求援，並談及史語所事。信中說道：「寅恪本有意隨郭子傑兄之伴赴美國，看更有無其他方法補助左眼之模糊，又恐所帶之款不夠，此事正在躊躇中，請先生與騮先先生、立武先生一談如何？」又說：「《元白詩箋證稿》篔已請人著手抄寫，俟寅恪歸來，再刪改後即可付印。此項抄寫費是否可出自史語所？大約三萬左右（並未詳細計算）。史語所何日出川？有何計劃否？燕大成都方面整個的關門結束，教授之去留以北平、燕大之聘書而定，受聘者始能談到回平的話。北平方面已屢來信拉寅恪（哈佛研究院只是研究工作），而寅恪尚無答覆。先生之意如何？望有信直接寄英，以助其考慮，其通訊處如下……」10
正處於焦頭爛額中的傅斯年接信後，做何努力與答覆未有函件以示參考，但從後來的情況看，籌款之事似乎仍然沒有多大成效。同年3月16日，唐篔再次致信傅斯年，謂：「近日屢接寅恪來書，對於病眼治療之結果頗為失望。本擬再往美洲一行，今以種種不便，旅費亦不敷用，遂決定等船及覓伴歸國。船亦不多，伴更難得，不知何日始能離英。」同時提到：「寅恪來書云：對燕大事已辭謝，大約欲回清華或回史語所專事著作。」11
陳寅恪所著《元白詩箋證稿》扉頁
傅接信後，當即做了回復。就陳寅恪在李莊史語所保存的書箱之事，專門致信李莊，指示由史語所那廉君負責一同運往南京。
後來方知，陳寅恪抵倫敦後，由著名眼科專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負責診治，第一次手術後有進步，但眼睛吸收光線尚無好轉，看東西仍模糊；第二次手術想粘上脫離之部分，失敗。但總體來說還是比出國時好，醫告無須再施手術。此時的陳寅恪尚存最後一線奢望，遂請在國外訪學的熊式一教授把英倫醫生的診斷書寄給時在美國的老朋友胡適請求援助。胡氏托人將診斷書送往哥倫比亞眼科學院咨詢，對方告之亦無良策，無法手術，胡適「很覺悲哀」，在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12
在英倫翹首以盼的陳寅恪聞此凶訊，比胡適更加悲哀，徒歎奈何，萬念俱灰中決定乘船經大西洋、越太平洋歸國。
輪船途經紐約港碼頭做短暫停泊，陳氏因身心俱疲又無人照料，未下船登陸。胡適因公不能脫身，只好托在美訪學的學生輩人物全漢昇帶了一千美金給陳寅恪，以示關照與安慰。時在美國東部的中國學者趙元任等聞訊，紛紛登輪探視。據陳氏在清華時的高足楊聯陞回憶說：「來美國留學之後，曾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與週一良兄（當時青年學人中最有希望傳先生衣缽者）同隨趙元任先生夫婦，到紐約卜汝克臨二十六號碼頭停泊之輪舟中，探望先生。時先生雙目幾已全部失明，看人視物，僅辨輪廓。因網膜脫落，在英經其國手名醫，用手術治療無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學中文系講座之聘，實未就職，但借此前往就醫。）置舟回國，道出紐約，原擬再試醫療，後聞美國名醫，亦無良策，遂決定不登岸。是日午後約3時半，先生在艙內初聞韻卿師母、元任先生呼喚之聲，頓然悲哽。但旋即恢復鎮定，談話近一小時。對一良與聯陞近況，垂詢甚詳。時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後完成博士學業，即將回國任教。……此為聯陞在國外拜謁先生惟一之一次，亦為畢生最末之一次。」13又據前去拜訪的楊步偉回憶說：「他（陳寅恪）睡在船艙床上，對我說『趙太太，我眼雖看不見你，但是你的樣子還像在眼前一樣』。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14此情此景，令趙元任夫婦潸然淚下。
自此，陳趙兩位原清華國學院導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一、二組主任，中國歷史、語言學界的泰山北斗，紐約一別竟成永訣。而此次訣別，也意味著陳趙二人與史語所的緣分已盡，各奔東西。陳寅恪為此留下了《丙戌春遊英歸國舟中作》詩一首：
百尺樓船海氣寒，憑欄人病怯衣單。
遠遊空負求醫意，歸死人嗟行路難。
蠶食光陰春黯澹，龍吟風雨夜迷漫。
人生終古長無謂，幹盡瀛波淚未乾。15
這年5月底，陳寅恪返國，船抵上海，其妹陳新午乘小輪直接到郵船迎接雙目失明的兄長，然後乘火車抵達南京薩家灣俞大維公館暫住。未久，夫人唐篔攜三個女兒由成都抵達，一家老小算是得以短暫團圓。
6月12日中午，由昆明來南京教育部辦理清華復員事宜的梅貽琦，專程來到俞公館拜望陳寅恪，並請陳回到復員後的清華繼續任教，陳表示可以考慮。
當傅斯年從北平匆忙趕到南京俞宅，勸說陳寅恪長久留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組繼續履行主任之職時，陳已接到了梅貽琦寄來的聘書，並有了重回清華任教的打算。傅知陳氏對清華園與清華同事尚有一份難以割捨之情，遂不再強勸，只說了幾句保重身體並請再做考慮等話語告辭而出，旋即離開南京轉赴重慶中央研究院辦事處視事，以盡到「太上總幹事」的責任。
◎日暮蒼山遠
傅斯年抵達重慶，在中央研究院辦事處稍事停留，盡了一份「太上總幹事」的責任後，又登船向李莊進發，三天後在李莊碼頭登岸。
而此時，同濟大學師生正於碼頭裝載貨物行李，即將離川乘船東下，重返離別了近九年的上海大本營。傅氏見狀，心緒更加紛亂，待上得岸來，穿越鎮內紛亂的街道和郊外一片蔥綠的稻田，跨越五百多級台階，大汗淋漓地登上板栗坳，已是暮色時分。
一直翹首期盼的史語所代所長董作賓見傅氏終於到來，長吁了一口氣，直言不諱地告訴他說，史語所快到了散板兒的程度，特別是同人的家屬們看到同濟大學陸續東遷，越來越沉寂難耐，焦躁不安，三天兩頭跑來詢問復員歸京之日。年輕學者整天議論紛紛，無所事事。不知是誰打聽到的小道消息，傳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驊出任教育部長，以後再也不管史語所了，眾人聞聽，如失擎天之柱，遂更加惶恐不安，深感樹倒猢猻散。若不趕緊想法加以安撫，一群男女老少悶在這個形同葫蘆一樣的山坳裡，恐怕早晚要出亂子。
傅斯年聽罷，想到自己自抗戰勝利後，連續在重慶、北平、昆明、南京之間來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紅紅火火，且在媒體上出盡風頭，不免有小道消息傳播開來，直至搞得史語所同人信以為真，雞犬不寧。他苦笑著道：「糟糕，這都是我的罪過。」遂心生一計，當場找來一張白紙，在董作賓的書案上揮毫潑墨，上書「傳言孟真要當官，斯年離所不做官」幾個大字，掛在牌坊頭大門的一邊，以明心志，也算是對史語所同人的無聲解釋。
隨後，傅斯年與董作賓商討具體的復員計劃和處置措施。當晚，傅氏召開史語所同人會議，除了當面表白自己不會拋下眾人到南京做官外，明確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難，最遲至10月，也就是長江枯水期到來之前，一定要帶大家重返首都，讓大家得到應有的快樂與幸福。一席話令茫然四顧的史語所同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了跳躍的燈火，愁雲頓消，鬱鬱寡歡之心境豁然開朗。
一個星期後，傅斯年接到朱家驊發來的電報，令速至南京出席國府緊急會議，傅瞻前顧後，一咬牙離開了李莊。沒料想，此次登上輪船，則是他與生活了六年的李莊的最後訣別。自此，那高大肥胖的身影從揚子江盡頭山坳裡悄然消失，而李莊的山山水水也只能在傅斯年的夢境裡出現了。
傅斯年雖已離去，整個史語所卻明顯地穩住了陣腳，空氣為之一新。對於傅氏的人格魅力與崇高威望，董作賓後來曾做過如此評說：「當年孔子在陳的時候，時常掛念著他的學生，並說『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許想起了這幾句，要回所把同仁們『裁』一下子。那時新舊同仁，除了三兩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過他的訓練和熏陶，愛之敬之而且畏之。」16
李莊板栗坳牌坊頭史語所辦公處，現已成為學校（作者攝）
此言儘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瞭，只要具備一些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知識的人，就會明白董作賓所言內含的事理奧妙。時在李莊門官田社會學所陶孟和手下服務，並以研究太平天國史著稱的羅爾綱，後來在談到湘軍興起與中國近代史的關係時，曾著重指出曾國藩的湘軍與李鴻章的淮軍「兵隨將轉，兵為將所有」「將富兵橫」的個案，以及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的畸形危害。
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雖沒有湘軍與淮軍之營制、餉章之獨特，但基本上沿襲了「兵隨將轉，兵為將所有」的習氣。除李濟、董作賓等幾位元老外，凡後來入所的青年學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幾乎全部都經傅氏一手選拔提攜。從中央研究院檔案看，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現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務會議上，當時作為院長的蔡元培對於這個「無中生有」的機構籌設的構想、意義和目標，不甚了了，只是出於對傅的信任才允許設置開辦。稍後傅斯年在寫給胡適代向蔡元培要求寬列史語所經費時說得明白：「蔡先生此時實不大了然我們這個研究所所處的地位。」17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報告中，也明確表示對於新的人事佈局與爭取的學者，必須合乎他本人的史學思想，並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絕不引誘主觀而烏煙瘴氣的人前來搗亂滋事。18「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時免不了致人於無用，且愛好的主觀過於我們的人進來時，帶進些烏煙瘴氣，又怎麼辦？」19日後的事實完全證明了傅在這方面的堅持與固執。
史語所籌劃之初，其成員結構從1928年正月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為班底，到當年歲暮，變成以清華研究院人員為主體，就其內在本質而言，則是從「本土派」變成西洋「海歸派」，傅、陳、趙、李連同後來的吳定良等清一色西洋「海龜」構成史語所核心，而顧頡剛則被踢出圈外。當然，不能說顧頡剛是屬於「搗亂滋事」與帶進「烏煙瘴氣」之人，這種做法除了門戶之見外，重要的還是基於學術的志向與思想觀念的異同。其他自薦或被薦入所者，其情形大體如此。顧頡剛出局之後，北大考古學研究室主任、著名金石學家馬衡欲加入史語所，想不到竟被傅斯年作為不「預流」之人而婉拒，後馬衡雖官至故宮博物院院長而譽滿學林，但總未能跨入史語所那高傲得有些邪乎的門檻。稍後，在史學界頗有些名氣，且自視甚高的蘇州才子、燕大教授郭紹虞，毛遂自薦又想在史語所找一把椅子坐坐，並講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就如何偉大與不可或缺等，傅連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噘，大號煙斗往桌上一敲，便將此君仍視為不「預流」之輩而一口回絕。在李莊期間，梁思成推薦的燕大畢業生王世襄，赴重慶與傅斯年相見時，更是被傅氏看作上不了檯面之人。傅氏當著梁思成的面橫眉冷對，一句「燕大畢業生沒有資格到我們這裡來」做了拒絕，並當場將其轟出門外，弄得推薦者梁思成灰頭土臉，大失面子。不僅如此，即使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之人，也屢屢遭拒。如蔡元培1930年因「七十五歲老友專函介紹」的王君瑞；1931年薦介以治《戰國策》聞名的鍾鳳年；1932年介紹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薦介以《中國詞學史》著稱的薛礪若；「於蠻源史籍致力頗勤」「蒙文程度亦似可應用」的毛汶；由汪精衛函薦，再由蔡親薦的吳向之；1936年薦介的傅氏「北大舊同學」金毓黻等，皆為傅斯年以「本所限於經費」而「一時無法借重」為托詞，全部當作臭狗屎和會帶進「烏煙瘴氣」之輩關在門外。當時的蔡元培為尊重史語所或者說傅斯年的「人事獨立」規矩竟也毫無辦法。由此可推想陳寅恪薦舉的蔣君大沂之命運也當如此。20
據北大浙江派具有「鬼谷子」與軍師之稱的重量級人物沈尹默回憶說：「蔡先生的書生氣很重，一生受人包圍，民元教育部時代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菊生）等人包圍……到北大初期受我們包圍（南按：「我們」，包括馬幼漁、馬叔平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亦即魯迅作品中引所謂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又說：「以後直至中央研究院時代，受胡適、傅斯年等人包圍，死而後已。胡、傅諸人後來和我勢同水火，我南遷後，蔡先生時在京滬間，但我每次擬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圍蔡所致。」21從沈氏的回憶可見傅斯年霸氣之盛，更可見史語所在中央研究院甚至天下儒林中的非凡地位。不過，說這話的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為人為學，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令人詬病的地方亦是多多，在許多地方遠不如傅斯年得人心。1922年胡適從丁文江、秦景陽等人口中瞭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幾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權史，連胡適本人也不免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適的日記中有明確記載。22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只要傅斯年認為來者與他心目中的「道」相同，便設法籠絡到麾下，加以「培植」扶持。如陳槃、周法高、全漢昇、張政烺、週一良、楊志玖、逯欽立、王利器、鄧廣銘、馬學良、李孝定、張秉權、王鈴、周祖謨、何茲全等，無不是傅斯年親手招到史語所並「培植」成才的——儘管此輩並不是從西洋游回來的「海龜」。這一做法所產生的一個後果是：傅斯年成為被培植者的教父，隨時隨地可操控、調配一切，並形成了同曾國藩的湘軍一樣「兵隨將轉」的政治格局。一旦這個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聽命於傅斯年一人指揮調遣，外人或外力很難對這個半政治半軍事化的集團發號施令。這也是為什麼代理所長董作賓在李莊無力控制即將崩盤的局勢，而連連發電催請傅斯年回所「整飭」的內在根源。當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軍隊戰場失利兵敗潰退之時，中央研究院所屬十幾個研究所的人員多數不願受命搬遷，只有一個史語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了台灣，其理亦在此。
對於傅斯年以這種方式招兵買馬所產生的反應和後果可謂故事多多，北平、南京、昆明時代自不必說，即便在抗戰最為艱苦的李莊時期也可尋出不少鮮活的例子。有一天，住在李莊郊外門官田的陶孟和到史語所辦事，感到氣氛與前些時候大不相同，便笑董作賓：「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23與傅斯年向來不睦的陶孟和所說的「胖貓」自是指傅斯年，而「小耗子」則不言自明。為此，董作賓後來回憶說：「這話是諷刺也是好評。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時，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實，孟真先生對朋友，對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愛他之處在此，但是受過『訓』的年輕人，敬同畏卻又壓住了他們的『愛』。這正足以說明了孟真先生辦史語所的貢獻之一，他在（民國）十七年計劃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的最大成就。最後十年集刊中所發表的這些青年的論文，就是明證。」24
董作賓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學界大多數人的贊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見者，如台灣有一位叫李敖的文人騷客曾云：「史語所這類畸形發展的現象，和它的領導人物很有關係。它的第一任所長傅斯年才氣過人，可是霸氣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歡的，又多是唯唯諾諾的人兒。這種現象，按說是一切獨裁者必然落到的結果。傅斯年又訂了許多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規家法，製造了許多所內的特殊空氣。董作賓就提到過許多，諸如傅斯年要給新進所的人『來一個下馬威』，諸如不得亂寫文章，諸如要強迫校書，等等，不一而足。而這些家法與空氣，使得許多人對他都不得不作偽，正如陶孟和所說的：『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也如董作賓所說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時，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從傅斯年開始，史語所就有一種偽風。」又說：「學閥作風結胎於傅斯年，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切大獨裁，獨裁到頭天看見小研究員在陽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25
1944年3月，史語所在李莊板栗坳牌坊頭舉辦文物書畫展覽，為董作賓五十華誕祝壽，研究所人員屈萬里（前坐者）分管簽名。此為那廉君正在簽到場景（董玉京提供）
李敖所言，自有意氣用事的成分，但就「下馬威」與「偽風」之類的事件當然也不能倖免和排除。若從其他道路進入史語所大門之人，傅也確實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並按這一法則先行來個「下馬威」，若不能制服，則予以掃地出門。因而，不能說此時或之後的史語所如曾國藩的湘軍一樣，也是「將富兵橫」，甚至要造反起事，給天下大勢添什麼亂子。但自此之後，一代代大小學閥在大陸各高校、科研機構與台灣孤島相繼產生，並為此爭奪地盤、搶佔地位、拉幫結派稱王稱霸，發展私人色彩甚重的惡勢力，甚至公然大打出手，弄得頭破血流等醜惡現象與事件，與傅斯年創設的這種人事制度與政治格局是大有關係的。
或許正是這種外露加霸氣充溢的性格，使傅斯年有意無意間又樹立了不少對立面，一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在重慶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就曾公開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長都是大學問家，傅斯年有什麼學問？他怎麼當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26相互間積怨之深可見一斑。而「有些人總以為傅先生本身的著作還不夠多，除《性命古訓辨證》外，都是些零碎的文章」27。
若說傅斯年一生在學術上沒有什麼大部頭的皇皇巨著，當是事實，且1932年撰寫出版的《東北史綱》第一卷，因時間倉促，錯訛不少，為許多人所詬病，後來台灣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未收入該作。但正如鄧廣銘所言「我們不能用著作多少來衡量一個人在學術上的貢獻」28。就拿傅氏的《東北史綱》來說，若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這部著作未臻成熟也是事出有因。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由「小六子」張學良實際節制的東北軍未放一槍即退入關內，導致東北大地淪陷於日寇之手。在中國政府的抗議、請求與國際聯盟的壓力下，1932年1月，國聯組成以英國人李頓（Victor Robert Lytton，1876—1947）爵士為首的五人調查團，前往中國和日本調查事變的原因和經過。見此情形，驕狂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大造輿論，宣揚「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意在表示日本人佔據此地是既合理又合法，其他一切人等不必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傅斯年聞見日本小鬼竟在世界人民的眼皮底下玩弄偷天換日的鬼把戲，立即蹦將起來，滿懷一腔愛國熱情外加對日人的憤慨，主動聯絡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等史學家，動手撰寫《東北史綱》，意在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戳穿日本人的謊言和陰謀，同時為李頓調查團提供日本侵略中國的證據，以便國聯正確裁決。這個動機，傅斯年在其著作卷首的引語中說得明白：「中國之有東北問題數十年矣。歐戰以前，日俄角逐，而我為魚肉。俄國革命以後，在北京成立《中俄協定》，俄事變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張。所謂『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進攻口號，而國人之酣夢如故也。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瀋陽之變。吾國愈求訴之於公道及世界公論，暴鄰之凶焰愈無忌，戰嫩江，取錦州，李義山詩所謂『太息先朝玄菟郡，積骸伏莽陣雲深』之景象，擴充至數萬方里之國土。……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豈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繫於國事者焉……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一動機也。」繼之說道：「日本人近以『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一種妄說鼓吹當世。此等『指鹿為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為其向東北侵略之一理由，則亦不得不辨。……即就歷史以論，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發祥地，遼東一帶，永為中國之郡縣，白山黑水久為中國之藩封，永樂奠定東北，直括今俄領東海濱阿穆爾省，滿洲本大明之臣僕，原在職貢之域，亦即屬國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歷史看，東北之為中國，與江蘇或福建之為中國又無二致也。今不得已辯此本用不著辯者，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二動機也。」29傅斯年在自身高血壓症和酷暑的雙重壓迫下，以驚人的毅力和速度很快撰就了《東北史綱》第一卷，並由李濟節譯為英文，分送來華的國聯李頓調查團參考。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矢野仁一鼓吹「滿蒙藏」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圖為矢野文章，刊於《外交時報》。矢野曾應清廷之聘為進士館教習，在中國住了七年多，曾參與戊戌變法後的教育改革，袁世凱醞釀稱帝、大局混沌時，矢野曾聯合當時在中國的日本人發起扶清運動。矢野認為出身東北的滿洲皇帝有權回到他的故地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故竭力支持遜帝溥儀成立偽滿洲國（台灣「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提供並解說）
1932年10月，傅氏所著《東北史綱》第一卷《古代之東北》部分在北平出版，在書中第一章總結中的第一條，傅斯年理直氣壯地指出「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這一事實而擴展為「人種的，歷史的，地理的，皆足說明東北在遠古即是中國之一體」。繼之發出了「東北在歷史上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也。史學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為馬，則亦不能謂東北在歷史上不是中國矣」的大海潮聲。這份文本的發表，在當時國勢傾危的情形下，可謂給日本「指鹿為馬」者當頭一棒，為國人大出了一口惡氣。在歷史事實面前，儘管日本小鬼子極力狡辯，仍欲一意孤行，最後以退出國聯相要挾，但後來不得不在輿論宣傳上改弦易轍，另外編造侵吞中國的謊言，配以赤裸裸的軍事冒險行動來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狂妄夢想。
傅斯年手擬的一份寫作計劃，其中擬回答繆鳳林、鄭鶴聲等封其《東北史綱》的批評，後因公務繁忙，未能成稿（台灣「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提供並解說）
因傅著屬倉促寫就，且夾雜著強烈的民族情緒和愛國情感，在史料的運用、史實考察，以及若干細節的考證推敲上的確存在甚多粗疏和錯訛之處，從而受到學術界不少人的批評，有人甚至謂傅斯年為了駁倒日本人的理論，不惜編造證據，以強抵之。此說令傅斯年大為傷心和悲憤，在他看來，若是這一說法來自日本人尚可理解，但來自同一個陣營的中國人未免有點兒喪失理智，低估了傅某人的人格和文化良知。在悲憤交集的同時，傅氏基本上理智、平和地面對批評，沒有把他眼中的「不懷好意」者拖將出來暴打一頓的舉動，且有接受批評，欲重新修訂、完善的打算。惜國內國際局勢越來越亂，重修未果，遂成憾珠。而其他幾位史學家擬撰寫的《史綱》部分，如方壯猷的《隋至元末之東北》、徐中舒的《明清之東北》、蕭一山的《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蔣廷黻的《東北之外交》等四卷也未能完成，最後竟不了了之，成為一重大遺憾。
當傅斯年去世之後，傅門弟子對《東北史綱》舊事重提，對當年學術界一些過火批評不免耿耿。陳槃謂：「這部用民族學、語言學的眼光和舊籍的史地知識，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我們的文化、種族，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這種史學方法和史識，是最現代的和科學的。但書出版以後，頗受人批評。其實這書的間架、輪廓，非高手不能辦。批評的人從細微末節著眼，當然不無話可說。……『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鑿荒開山的工作是創造的、艱難的，後人跟著來做補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30史語所資深研究員勞榦同樣為傅氏當年遭受的不公待遇鳴不平，謂：「《東北史綱》一書，除去對於古代民族的演變有一個正確的整理之外，並且對於東北一地對中國有深切的關係，尤其有一個精詳的闡發。」31
儘管這些「瞭解之同情」的辯護有一定道理，只因傅氏著作本身的瑕疵仍然存在並難以抹掉，學術界仍有微詞。但從整個歷史的框架予以衡量，傅氏之作可謂是「玉雖有瑕，畢竟瑕不掩瑜」，就如同陳寅恪當年為王國維所寫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王國維如此，陳寅恪如此，傅斯年也同樣如此。大師不是完人，自有其不完美處，《東北史綱》之著述的遺憾，與傅斯年其天才的靈光與一生開創的名山大業相比，則顯得微不足道。盧溝橋事變之後的抗戰初期，面對強悍日軍的大舉進攻，國民黨軍節節敗退、國土精華盡失，幾千萬軍民與知識分子流亡西南一隅的殘破局面，傅斯年基於民族熱情，於1938年至1939年間撰寫了《中華民族革命史》部分章節。稿中強調，「中國民族者，雖亦偶為人滅其國，卻永不能為人滅其民族意識」；「中國民族者，永不忘其失地者也」；「中國民族，雖有時以政治紊亂故，頓呈極虛弱之象，然一旦政治有方，領導得人，可由極弱變為極強」。32傅有如此勇氣和自信，並不是作者意氣用事和單純為了宣傳鼓動而放出大話與狂語，實在源自傅氏寬闊的政治視野與卓越的歷史洞察力。在整個20世紀浩瀚的燦爛星河中，傅斯年以其歷史眼光的廣度與深度以及在學術上達到的境界，為中國20世紀的學術開闢了新的領域，樹立了一個新典範。他如此大氣魄、大手筆地開疆拓土，創造學術的新天地，在當時的教育界學術界能與之匹敵者屈指可數。如果把傅斯年放在更宏闊的歷史大格局中加以透視，應不愧於羅家倫所盛讚的「縱橫天涯馬，俊奇人中龍」33之稱號。
◎天才造就的事業
傅斯年一生最大、最令人矚目的事業，自然是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一點似已形成公論。或如何茲全所言，傅氏一生名堂甚多，但所長的職位始終是做到底的，主持工作凡23年，直到最後撒手歸天「死而後已」。史語所本身即是傅斯年得意而輝煌的天才傑作，也是他留給後世具有學術典範意義的「制度性遺業」（institutional legacy）。這份遺業在中國乃至國際學術界有著長遠彌久的影響，也給傅氏帶來了不朽的聲名。
早在300年前英國大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就提出了「集團研究」的理論構想，是謂隨著社會的發展，一個人研究學問究竟精力、成果有限，而有計劃地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學術集團分工合作，其研究領域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比較容易取得成就。培根的這個理想，到了100多年前才由世界先進國家慢慢地實施起來，並逐步達到了培根理想中的效果。當傅斯年自海外回國的時候，中國學術界「團體研究」機關正處於萌芽時期，傅氏適時加入，成為引領這一團體研究機關發展壯大，並在短時間內開花結果的新銳人物和中堅力量。1928年，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時起草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便是這一力量和具有世界性學術眼光的有力見證。事隔許多年，學術界依然認為《旨趣》是一篇高屋建瓴、光芒四射的箭垛式文獻，對近代中國史學研究和田野考古學於遠東這塊古老大地上發萌、發展產生了破冰啟航的巨大作用。傅斯年提倡的「史學即是史料學」「證而不疏」等史學理念，顯然有德國近代史學之父，被譽為「實證主義學派」創始人蘭克所倡導歷史學家「所欲表現者，僅為往事之真相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影子，這個學派的理論與傅斯年本人在中國的實踐，曾引起後世學者激烈辯論甚至揚棄。但傅氏所提出的新材料、新工具、新領域、新問題等「四新」的價值和方向，卻歷久彌新，閃耀著智慧與理性的燦爛光輝，並為後人視作不可逾越的規範在未來的學術進程中發揚光大。緊隨其後的史語所學術團隊的建立，內閣大檔的搶救與對明清史料的整理、研究，安陽殷墟、龍山文化區域的田野考古發掘，對古代遺址出土甲骨文、青銅器、陶器和其他器物的保護與研究，以及對歷史文獻的追索和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語言系統的調查等，在搭建起「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這一宏大架構的同時，也匯聚了豐富的科學精神和學術種子。這些種子漂蕩於歷史長河的波浪之上，隨著歲月的進程進入不同的河道，緩緩地流散播撒在肥沃的泥土上，爾後有了新的生命，並對人類學術文化的繁榮和文明的進步產生了巨大影響和促進力量。
1936年，殷墟第13次發掘在尋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編號為YH127號商代灰坑中，一次發現帶字甲骨17096片，其中300多片是未破損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辭，為探尋商王朝的先公先王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做出了巨大貢獻。圖為甲骨發現後被整體移出坑外，而後套箱密封運往南京北極閣史語所文物室清理（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主導的科學精神、學術研究方向以及史語所幾十年取得的豐碩成果，正是中國近現代學者實踐培根理論構想，並在「團體研究」中取得世界學術地位的最成功的典範。特別是傅氏組織領導的安陽殷墟洹水南岸歷時9年共15次的田野考古發掘，確鑿無疑地證明了中國商代晚期盤庚遷殷的都城就在此處，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歷史（南按：據夏商周斷代工程最新研究成果，殷墟歷史年代約為公元前1300—前1046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並為地層、出土青銅和玉器等遺物以及甲骨文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南按：司馬遷《史記》有「洹水南，殷墟上」記載，另有文獻稱「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辭中又稱之為「大邑商」「商邑」）。這個都城的形制和以出土的甲骨文、青銅器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文明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在東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和光榮的地位。
就學術發展本身而言，殷墟的15次發掘完全是由中國學者自己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祥地。殷墟的發掘不僅是中國近代田野考古學誕生的標誌，其先進的田野發掘科學方法也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後來以唐際根為首的考古學家經過幾十年的探索追尋，在洹河北岸發現了殷商晚期的都城，從而使殷商歷史文化研究又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作為最早的學術集團的組織、領導者，在這一連串的成果面前，傅斯年作為拓荒闢地的第一功臣是無疑的，正如鄧廣銘所言：「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孟真，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要知道，當初搞殷墟發掘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的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河南人不讓挖，挖出的東西不讓外運。傅先生很有辦法，他在考古組中大量起用河南人，像董作賓、郭寶鈞、尹達、石璋如等等，這就緩和了考古組和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河南士紳不讓把挖出的甲骨、器物運走，傅先生便多方設法，和南京政府交涉，和交通部交涉。有時天黑了再裝汽車，當晚就運出河南境。」34
就在殷墟發掘的光芒照亮了歷史幽暗隧道的同時，還有一個不可忽視且對中國考古學未來的走向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繼之發生，這便是史語所考古人員對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原屬山東省歷城縣）武原河畔遺址的發掘。這個遺址由清華國學研究院李濟指導的唯一研究生、後來成為考古學家的吳金鼎於1928年首先發現。1930—1931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會同吳金鼎等人，在傅斯年的具體組織協調下，共同對遺址進行發掘，收穫頗豐。經研究斷定，此屬國內罕見的大型古代人類居住遺址。考古人員在上層發現了東周時期文化遺存，下層首次發現了一種以磨光黑陶為顯著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最初稱為「黑陶文化」，後以遺址所在地命名為「龍山文化」。對於城子崖遺址的發現發掘，在中國歷史與考古學上的重大意義，具有「中國考古學之父」聲譽的李濟說得十分清楚：當「殷墟出土的實物分析出來，顯然地呈現著極複雜的混合狀態，相比的材料必須多方追求。在這類材料實現以前，殷墟出土物之意義，就不能十分明了。故史語所發掘殷墟以來即從事於類似之搜求。……有了城子崖的發掘，我們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來源找到一個老家，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了一個新階段」35。正是有了殷墟商代文化與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這兩大著名的發現，史語所的整體成就和學術水平才開始受到世界性關注，並逐漸成為世界一流學術研究的殿堂。
龍山文化層出土的陶器
中研院史語所編輯出版《城子崖》考古發掘報告書影
就個人學術成果而言，1927年至1940年短短的十三年，是傅斯年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期，也是他生命力和創造力最旺盛的三十二歲至四十五歲的年齡段。儘管其間有「九一八」事變與盧溝橋事變兩次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事變相繼發生，史語所同人在抗戰歲月中顛沛流離，但其學術研究的熱流仍然井噴式爆發，傅氏憑借深厚的學養和本身所具備的宏大深邃的學術眼光，撰寫了數量可觀、富有真知灼見的不朽名篇。
傅斯年家學淵源出自文史，到北大後又作為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新銳人物一舉成名，儘管留學海外漸漸轉向史學，但文學的血液一直在他的脈管裡流淌不息，並刺激著他對文學本質的不斷的深層思考，散發出足以燭照時人和後世的光亮。許多年後，胡適對傅斯年文學思考與見解有過這樣一段回憶。胡說：「我們知道，凡是一個大的思想家，往往撒出許多種子；有些種子掉在石頭上被人踏碎了，有些種子撒在肥沃的泥土上，有了生命，就發生了力量。……一九二六年我在巴黎；他那時在柏林，知道我來到法國，特地從柏林趕來與我同住了許多天。我們白天同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讀書，晚上在中國館子吃飯，飯後常常談到晚上一二點鐘，充分互相討論。那個時候他就已經撒下了許多種子。他說：中國一切文學都是從民間來的，同時每一種文學都經過一種生、老、病、死的狀態。從民間起來的時候是『生』，然後像人的一生一樣，由壯年而老年而死亡。這個觀念，影響我個人很大。說到這個觀念，我們常常想起孟真貢獻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國文學無論是小說、詞、曲、詩，都是來自民間，慢慢地才跑到上層，影響到士大夫階級。但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後，就慢慢地老了、死了。這個觀念，曾經在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撒下許多有價值的種子。我相信這些種子將來還可以繼續在中國文學史方面發生影響。」36
胡適所說的這部《中國古代文學史》，是1928年傅斯年剛從海外回國，出任中山大學文科學長暨文學、史學兩系主任的時候為學生講課的講稿。這部講稿與稍後傅斯年為學生講課撰寫的《詩經講義稿》《戰國子家敘論》一樣，只是蠟刻油印的本子，並未正式出版。直到1952年，這幾部文稿才由台灣大學出版《傅孟真先生集》時收入。據整理者說，《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原有傅的擬目，但未全部完成，應是一部殘稿。即是如此，其學術價值之高，也完全稱得上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胡適語）37。之所以「了不得」，並不是傅氏高堂講經式地泛泛議論，或像當年北大「兩足書櫃」陳漢章一樣賣弄高深學問，而是站在五千年文化歷史的大背景上，以現代科學方法，從文學誕生的時間、地點與相關作者所處的社會地位、身份、環境以及當時的社會風氣等進行分析透視，於分析中注入了最先進的心理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社會學等理念，從而達到了新意迭出，驟視之有如石破天驚，細思之則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拍案叫絕的境界。
在傅斯年看來，中國文學若干文體的生命彷彿有機體，是由生而少，而壯，而老，而死的生命個體。如興起較早的四言詩，何以只限於春秋之末，漢朝以來的文人士大夫卻作不好，其間只有一個陶潛以其世之罕見的天才作成一個絕無對偶的例外？為什麼五言起於東漢的民間，曹氏父子三人才把它促成文學的大體制，且獨霸六朝的詩體，而唐以後竟又退居後列，只能翻個小花樣了呢？何以七言造胎於八代，只是不顯，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而宋朝以後，大的流變又空了呢？為什麼詞窮於唐，五季北宋那樣天真，南宋初年那樣開展，而吳夢窗以後又只剩了彫蟲小技呢？為什麼元曲俗而真，粗而有力，盛明以來的戲劇，精工上遠比前人高超，而竟「文飾化」得過了度，成了尾大不掉的大傳奇，清朝康熙以後又大衰，以至於死呢？為何屈宋辭賦變成了漢朝的大賦文章後遂沒有精神？對此，傅斯年的解釋是：所有這些大文體，也都不像有千年以上的真壽命，都是開頭來自田間和底層的人民之間，後被文人騷客借用了，遂登了大雅之堂，更有些文人繼續地修整擴張，弄得範圍極大，技術極精，而原有之動盪力遂衰，以至於到了最後只剩了一個空軀殼，為後人抄了又抄，失去了擴張的力氣，只剩了文字上的生命，沒有了語言上的生命，一切的文章幾乎莫不如此。傅氏認為，若把這一文學史中的大問題弄明白了，文學史或者可和生物史有同樣的大節目可觀。至於避免這一文學創造力循環消亡的辦法，傅斯年提醒他的學生與文學研究者們，「把發生學引進文學史來」，就是文學的批評、改進、創造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門。38
與文學思想觀念和研究方法大不同的是，在史學研究上，傅斯年總結中國及歐洲歷史學觀念的演進，得出如下三個啟示：
一、史的觀念之進步，在於由主觀的哲學及倫理價值論變做客觀的史料學。
二、著史的事業之進步，在於由人文的手段，變做如生物學、地質學等一般的事業。
三、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
傅斯年終生堅持並為史學界不少學者所詬病的史學觀是：「史學便是史料學。」其實這有點兒斷章取義，冤枉了傅氏。除了這一根度人的「金針」，傅斯年還有與之相連接的觀點，即：史料是不同的，有直接的史料和間接的史料，研究史學的方法就是要以科學的比較為手段，去處理不同的記載。比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時制宜」的，處理每一歷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種特別手段。因為：「直接材料每每殘缺，每每偏於小事。（若）不靠較為普遍、略具系統的間接材料先作說明，何從瞭解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區區的金文，而不熟讀經傳的人，只能去做刻圖章的匠人；明知《說文》有無窮的毛病，無限的錯誤，然而丟了他，金文更講不通。」「若是我們不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這些直接材料之意義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則無從使用……我們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後可以超越前人。我們要能使用新得材料於遺傳材料上，然後可以超越同見這材料的同時人。」39
傅斯年撰寫《姜原》手稿（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提供）
對於傅斯年這一史學觀念和在學術界一貫表現出的強硬姿態，反對的聲音固然不絕於耳，但擁護者也大有人在，而傅的老師胡適就明確表示了自己的讚賞態度。胡適認為，傅斯年在史學研究上是少有的創造性的天才，他不是隨便弄一個理論出來吸引別人的眼球，而是說到做到且是有很大的成就以供檢驗的，所著的許多大文章也都是真能做到他自己標舉出來的理想境界。對此，胡適專門舉例說：「試看他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他看了董彥堂先生新得的兩塊卜辭，兩片一共只有五個字，他就能推想到兩個古史大問題——楚之先世，殷周之關係——都可以從這兩片五個殘字上得到重要的證實。這種大文章，真是『能使用新的材料於遺傳材料之上』；真是能『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然後能確切瞭解新得的直接材料的『意義和位置』。所以我們承認這一類的文字是繼往開來的大文章。」40
傅斯年撰寫《大東小東說》手稿（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提供）
胡適所說的「繼往開來的大文章」，除了上述幾個篇章，更重要也更值得推崇的則是傅氏創作發表於1930年的《姜原》《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以及出版於1933年的《夷夏東西說》，作於1934年的《古代中國與民族》，甚至包括《城子崖序》等篇章。這幾篇文章創作和發表的年代，正是傅斯年精力最為旺盛，也是生活條件相對安靜的時期。天時、地利、人和等諸般條件交融相匯，使傅斯年在短短的五年時間，登上了一生學術的頂峰，成為享譽海內外學界的大史學家。胡適曾公開披露《古代中國與民族》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年傅氏撰寫該著時曾無數次與胡氏討論過，因而胡對其中的精髓與卓識自是深有體會。胡在談到這部作品的學術價值和傅氏思想時說：「這是他沒有完成的一部大書，有的時候也想定名為《民族與古代中國》。這是說明古代民族的來源的。可惜這部偉大的著作沒有完成。但他曾經發表了幾篇論文，如《姜原》，提供了許多有助於研究的材料；另一篇為《周東封與殷遺民》，說明從周室東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個東部的情形。這一篇文章我公開承認影響我最大，最能夠表現他的意思。再有一篇是《夷夏東西說》，出版在蔡先生六十週年紀念特刊上；搜集的材料豐富，將東西夷夏加以區分；很少人有這樣銳利的眼光。」41
胡適所言是有其歷史背景和原因的。遙想五四運動之前，初做北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的胡適，在講台上「截斷眾流」，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拋開中國古史中的五帝、夏商二代，直接從西周行將覆滅的最後一個階段周宣王講起，許多師生認為是「胡說」，為此差點兒被學生趕出校門。儘管傅斯年在顧頡剛的唆使下，親自出面把欲「鬧事」的學生氣焰壓了下去，保住了胡適的面子和飯碗，但傅氏從心底裡並不完全贊同胡適的「胡說」。只是令傅斯年沒有想到的是，當他留學海外之時，國內史學界已成了顧頡剛為首的「疑古派」或稱「古史辨派」的天下。顧氏在《古史辨》中提出「禹」是「蜥蜴之類」的「蟲」的推斷，頗受一部分人的激賞。而顧氏創造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幾乎籠罩了全國史學界。儘管有劉掞藜、胡堇人等學者起而辯難，但畢竟材料不足，僅有的一點兒考古資料並不足以推翻顧氏的理論，因而顧氏的學說仍風行無阻，成為史學界一大奇觀。（南按：後來魯迅曾對顧氏學說進行過諷刺，如1934年7月6日，魯迅在致鄭振鐸的信中指斥顧頡剛，謂「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1935年11月，魯迅在小說《理水》中，以「鳥頭先生」喻顧頡剛，指斥顧氏把夏代的大禹說成是「一條蟲」等，對顧氏學說有一定的抵製作用，但這都是後來的事兒了。）
震於顧頡剛在國內折騰出來的聲名，遠在柏林大學的傅斯年讀到顧文後，也曾給予讚賞，並在1925年給顧頡剛寫的一封信中說：「去年春天和志希、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倖免此厄，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42由傅氏之說可見當時的顧頡剛確是有在史學界稱王稱霸的勢頭了。
當傅斯年回到國內並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後，對顧氏之說詳加檢討，才驀然發現顧的學說太過於極端，幾陷入民族虛無主義的泥沼，實不足為訓。難道中華民族文獻記載和口口相傳了五千年的歷史全是憑空編造的空話和假話？號稱勤勞勇敢忠誠的華夏子民，難道全是一群又一群、一輩又一輩的妄人？或是一些「家敗人亡鬼吹燈」的人鬼混雜故事不成？假如整個民族的子民都在妄倡邪說，妖言惑眾，這還是稱雄於東方幾千年而連綿不絕的民族嗎？華夏民族之所以悠久，國家之所以綿延，全賴民族的史事與國史為魂魄。亡史之痛，甚於亡國，古希臘也罷，古埃及也罷，莫不如此。國亡而國史不亡，則自有復國之日，其因就在於魂魄永存，與天地而長久，絕不會被消滅。自古以來，滅人之國則先滅其史，其中的因由就隱含於這個深層的哲理之中。
基於這樣一種民族情感和對民族文化命脈的反思，以及埋藏於歷史深處的事情真相的忽隱忽現，傅斯年思想觀念的天平開始傾向於中華民族的歷史並不虛妄這一主題，遂立志不在顧氏手下「稱臣」，盡快從「顧氏王國」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在這樣一種嶄新思想指導下，傅氏與顧頡剛的學術觀點越離越遠，直至弄到在中山大學雙方開罵對打，不能合作之局。接下來，顧頡剛仍堅持他的疑古學說，而傅斯年因受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等文章的影響，開始堅定地走向了釋古和重建中華民族古史的新學術之路，同時著手組織國內一流學者，欲向安陽殷墟和洛陽一帶的地下遺址發起集團式衝鋒。面對可以預見的將來，傅斯年明確地告訴顧頡剛：「你還是在（疑古）寶座上安穩地坐下去罷，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43
正如1969年7月21日，乘坐「阿波羅」11號登月飛船降臨月球表面並第一位踏上月球的美國登月隊員阿姆斯特朗所說的那句聞名世界的話：「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傅斯年組織的集團式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只是歷史長河中浪花一般簡短的一小步，卻是中國甚至整個世界歷史學術研究進程的一大步。這一大步，標誌著中國近現代史學徹底從「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的狹道，躍入了「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桃花源」。隱埋入黃土之下的歷史之門就此洞開，乾涸的河流重新流淌，死去的轉世還魂，一個青丘金鼓、血流湧動、淚水飛濺，伴著歌舞昇平的紛繁世界再度出現在世人面前。
當1928年安陽殷墟發掘產生舉世震動的考古成果之後，在進一步證明了王國維論證的同時，也越發堅定了傅斯年釋古和重建古史的信心。正如李濟所言：「安陽發掘的結果，使這一代的中國史學家對大量早期文獻，特別是對司馬遷《史記》中資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復了信心。而滿懷熱情和堅毅勇敢地從事任何這樣一種研究工作之前，恢復這種對歷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44在論及被疑古派定為「史影」裡的夏朝時，傅斯年認為古籍對夏朝和大禹的記載描述不多，且多不可信。但夏朝和禹絕非子虛烏有的「史影」，傳說中的大禹應是夏後氏的「宗神」，是中國的一種「創世傳說」。從殷墟發掘的甲骨文、陶文以及青銅禮器、玉器等物來看，商代的文化已不是原始文化，「其前必有甚廣甚久之背景」，即以文字而論更是如此。因而，在此後的文章中，傅斯年常常和疑古派對立起來以解其史。此種風格直接影響到史語所研究人員的思想觀念和治學路數，以治漢簡名世的歷史組研究人員勞榦即明確表示：「疑古的歷史家也還是主觀的那一套，他們疑古的態度，決不是平心靜氣的、立身事外的法官，他們只不過是些長於刀筆的訟師罷了。」45這個說法是否公允尚可討論，但從中顯露出傅斯年與他的弟子們，與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派「訟師」們徹底決裂已成事實。
就在以科學的田野考古手段發掘安陽殷墟兩年之後，隨著大批甲骨、青銅器、玉器、陶器、獸骨、石器，以及著名的大龜四版、牛頭刻辭、鹿頭刻辭和幾十座商代墓葬的發現發掘，傅斯年堅定了商代王朝確實存在並具有高度發達文明的判斷，於精神亢奮中，揮筆草就了一篇風格獨特、幽默中啟人深思的奇文《戲論》。文中，傅斯年虛擬了一位民國三十三世紀的人物，名叫理必有。這位理必有是位著名的歷史考證家，他最大的愛好與最得意的學術成就便是疑古，見古則疑，無古不疑，除了懷疑他爺爺是否真的存在過，還系統地展開對民國著名人物的懷疑，如民初根本就沒有孫中山，所謂孫文乃孫行者的人間化，黃興則是黃龍見之一種迷信而起，其實均無其人。按照理必有的思路和考證方法，傅斯年跟著論證民國時代的北大教授錢玄同亦是子虛烏有的人物，玄是很具有道士氣的，錢是很市儈氣的，把這「二氣」捏合在一起，即一以張其虛，又一以表其實，故佈一小小迷陣來考驗後世學者的眼力。不僅如此，便是錢玄同的思想學說也是拼湊而成，否則同一個人怎麼既棄一切故傳如陳獨秀，又提倡注音字母如胡適之，還那麼激斷地否定經史材料如顧頡剛，這個三合一的「錢玄同」，「實顧頡剛舉其最激斷之論加此名下而有之」，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個人……這一篇亦莊亦諧的奇文，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諷刺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派，理必有當然就是顧頡剛的化身，系統之疑古即暗指顧氏王國製造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民國三千多年的理必有之疑孫文、黃興等輩，即是民國初年之顧頡剛之疑堯舜禹及其朝代的存在，此處恰對應了王右軍（王羲之）《蘭亭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的遺訓，傅斯年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譏諷批評疑古派「以不知為不有」的思維邏輯與危害性。民初興起的疑古派雖以顧頡剛為中堅，名頭也最響亮，但始作俑者實則是錢玄同（又稱疑古玄同），作為晚輩的顧頡剛受錢玄同的啟示，從辨「偽書」開始，進而辨「偽人」「偽事」，整體地看過去，錢玄同才是疑古派的靈魂人物。因而，傅斯年在文中毫不客氣地對錢氏數落一番，說他外觀上看起來比胡適的個人或社會進化步次論以及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說更激進和另類，但實質卻是「譬如積薪，後來居下」（傅氏特別在「下」旁加了兩個圈以顯其重），而步錢氏後塵的疑古派各路干將從最初的「疑古」漸漸演變、墮落為「詛信」，此一種惡劣學風將「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46
為消除古史辨派在學術界甚至社會上造成的誤導與不良影響，傅斯年以安陽殷墟及其他地方出土器物為證據，結合歷史記載和民間傳說，集中精力連發數篇論文，在反擊疑古派的同時，以證三代史實之不虛妄。在《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中，傅以「命周侯」一段甲骨文而懷疑古史辨派所提的商、周不相臣屬之說，並在其後的文章中進一步批駁否定夏商存在的疑古論調。在另一篇《性命古訓辨證》文章中，傅斯年指出：「古史者，劫灰中之燼餘也。據此燼餘，若干輪廓有時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為不有，以或然為必然，既違邏輯之戒律，又蔽事實之概觀，誠不可以為術也。」又說：「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假如洹上之跡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則十年前流行之說，如『殷文化甚低』、『尚在遊牧時代』、『或不脫石器時代』、『《殷本紀》世系為虛造』等見解，在今日容猶在暢行中，持論者雖無以自明，反對者亦無術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於殷禮』者如何，則『殷因於夏禮』者，不特不能斷其必無，且更當以殷之可借考古學自『神話』中入於歷史為例，設定其為必有矣。夏代之政治社會已演進至如何階段，非本文所能試論，然夏後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頗高，而為殷人所承之諸系文化最要一脈，則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47簡言之，傅斯年不但肯定了中國歷史上有個夏朝的存在，且還斷定夏朝的文化已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商朝的文化包括殷墟出土的高度文明的青銅器皿和已經成熟的甲骨文字，正是夏朝文化的延續。時與陳寅恪齊名（並稱「二陳」）的著名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陳垣閱畢此文，於1940年8月14日在給長子陳樂素的家書中說：「即接到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訓辨證》一部二冊，內多新材料，新解釋，不可不一讀。」兩天後的16日，陳垣再次寫信給長子樂素，慨然歎曰：「余閱《性命古訓辨證》，深知余已落伍，未知在他人覺得如何耳。」字裡行間透出對傅斯年超出常人的學術眼光、識見以及所達境界的讚譽和羨慕之情。48
那麼夏朝或夏之前的歷史是什麼樣子呢？傅斯年在他此前撰寫的《夷夏東西說》中有天才的論述。
傅氏認為，在三代及三代之前，政治的演進是由部落聯盟到國家形成，且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上，地理的形勢決定了部落聯盟只能是東西分，不是南北之限。南北分限是東漢之後的事，因為長江流域到東漢始發達，至孫吳政權建立時，長江流域才有獨立的政治組織。歷史憑借地理而生，因對峙而生爭鬥，因爭鬥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古文獻於周稱周人，於殷稱殷人，獨於夏稱夏後氏。傅斯年據此推斷夏由許多部落組成，其中有一族為盟長，遂有此號。通過對古文獻排比，結合殷墟發掘的出土器物與文字，傅氏認為夏人活動的區域是晉南、豫西到陝南一帶，而東部地區居住著族類甚多的夷人，雖統稱夷人，但不是一個族屬，見於經典者有太皞、少皞、有濟、徐方等諸部，即《論語》中的「九夷」。整個夏朝的歷史，可以考知者全是夷人與夏部落聯盟之爭的歷史，其東西爭奪的界線大體在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以西地域，當今的「平漢鐵路似乎是這個東西地形的差別的最好界線」，只是這個界線在河南鄭州與湖北省境有些伸縮罷了。西部的夏佔據高山與高原，東部的夷佔據廣大的平原，住在較高的地方，稱為丘。地理的不同構成了政治組織的不同，即明顯的東西對峙的二元局勢。這樣的東西二元格局，自非融合不可。於是，起於東者，逆流壓迫西方。起於西者，順流征討東方。東西對峙，相爭相滅，便是整個中國的三代歷史。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手稿（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傅斯年檔案」）
傅斯年特別強調，幾千年的攻伐爭戰，有「三段大事」最終決定了歷史的進程，即：開始是益啟之爭，結果是夏勝而夷人失敗；而後是羿與少康之爭，夏、夷混戰幾代，夏終究佔了上風；最後是湯桀之爭，湯率領的東方夷人最終推翻了夏族人的政權，建立了商湯政權，商朝的歷史由此開始。
與夷夏東西說相呼應的是，傅斯年首次提出了「商代發跡於東北，渤海與古兗州是其建業之地」的學說，其支撐這一學說的關鍵點是《詩經·商頌》中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故事，以及「殷宅土茫茫」「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等記載。傳說商人的始祖契以卵生而創業，後代的神話與此同類者全屬東北各族及淮夷。在這個支撐點上，結合《論衡》《魏書·高句麗紀》《朝鮮好大王碑》，朝鮮王氏朝金富軾撰《三國史記·高句麗紀》，《朝鮮舊三國史·東明王本紀》《清太祖實錄》等文獻資料輔助，以證其此類傳說在東北各族中甚普遍且長期流傳，且在淮夷分佈的地區也有大致相同的傳說。因這些史料和民間傳說加以推理，作為夷人之一族的早期商人，與居住在東北地區的各族在文化上曾有「深切接觸與融合」。進而推之，早期商人就發源於中國的東北地區與環渤海一帶。這一個推理將被《商頌》中的「海外有截」和東北地區的考古資料所證明。
所謂「海外有截」，當指渤海與遼東半島或朝鮮北境一帶，至少可見殷人的根據地離渤海不遠。殷亡後，箕子遠奔朝鮮，退保遼水之外，朝鮮若不是早在其統治區域之內，是很難以亡國之餘燼，在此重建海邦的。箕子退保朝鮮，與後世金、元甚至清亡後退居東北、漠北、滿洲裡一樣，都是在中原失利後退回初起的地區去。由夏商周更迭興亡的歷史一路推沿下來，後世也多沿襲其路數進行攻防進退。秦並六國，雖說創造了一個自古莫之有的大一統局面，卻也有夏周為他們開路。關東亡秦，雖說又造了一個新朝代，卻也有夷人「釋舟陵行」，殷人「覃及鬼方」，為他們做前驅。秦並六國是西勝東，楚漢亡秦是東勝西，平林赤眉對新室是東勝西，曹操對袁紹是西勝東。但到了兩漢時代，東西融合已經基本完成，二元對峙的格局已遠不如三代時之明顯了。到了東漢之末，孫氏集團在江南開發建政，從此東西二元對峙局面漸漸轉移於南北對抗，歷史的進程由此拐彎，中國歷史上一個改天換地的大時代業已來臨。
歷數自夏以來「東西對峙」的局面，傅斯年通過文獻和出土資料排比，得出的結論是：夏商週三代，東勝西之事少，西勝東之事甚多。勝負的原因取決於多個方面，或由文化的力量，或由戰鬥力和組織力。但就總體言之，東方經濟發達，文化優越；西方地利好，武力強。在西方一大區進入春秋時代，勢力擴張到巴蜀與隴西之時，經濟上有了四川的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驕，東方就難以抵其銳鋒了。而為何東一大區又屢撲屢起，為西一大區所不能滅絕呢？這就要歸屬於文化的強勁與魅力。雖東方武力上失敗，政治上一時不能抬頭，但一經多年安定之後，由於潛伏的經濟人文優勢不斷生長壯大，足以掌握國家民族命運之樞的高素質人才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附帶的整個區域民族必定又要重新崛起。而自春秋至王莽一路下來，最上層優越的文化只有一個重心，這便是齊魯之地。齊魯就像種子的發源地，逐漸向四周散發，由此產生了一波又一波生生不息的力量，當這個經濟文化的優勢力量展現出來之後，一個東勝西的局面就會再次出現。這一個歷史階段雖是春秋至西漢，但若上溯三代的局面，也是大體如此。由這個歷史二元格局兩千年之爭伐，借此可見文化力量之重要。49
對於傅斯年開創的這一學說，美籍華人、哈佛大學教授、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稱讚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最好的」「最有創始性、突破性」「能夠使用創始性和突破性這種超級詞彙來描寫的」偉大的學術篇章。50
張光直說這話的時候，已是20世紀晚期，此時傅斯年早已墓有宿草了，但這篇文章中的天才預見已漸被考古發掘所證實。除了早期由安特生等人在河南西部澠池縣仰韶村發現的仰韶文化，1956年，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鄭州中心區二里崗發現了鄭州商城和商代祭祀場，以及祭祀後的窖藏禮器坑，並在窖藏坑內發現了大量的青銅禮器與其他器物。特別是後來帶「亳」字的陶文出土，基本證實了這座城池就是商湯建國的第一個都邑——亳都。
1959年，山東省考古人員又在泰安市南約30公里處的大汶河北岸，發掘了一座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遺址面積龐大，內涵豐富，有墓葬、房址等遺跡遺物。出土文物有造型美觀的背壺、缽形鼎、鏤孔豆、高柄杯、彩陶豆，以及磨製精細的石斧、石錛、石鏟、石鑿、骨器等。對此，考古學家將其命名為「大汶口文化」。這一文化的發現，為早期發現的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找到了歷史發展延續的淵源。
1977年，河南考古隊在登封市東南約11公里處的王城崗，發現了一座城址，並出土了大量灰坑、窖穴等遺跡，同時出土的還有品種多樣的黑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遺物，甚至還有一件形似銅禮器的殘片和豐富的古代植物遺存，包括有粟、黍、稻、麥和菽五種農作物品種。隨著後來不斷發掘，又發現一座小城遺址。從連續不斷的文化堆積和出土遺物推斷，王城崗大、小兩座遺址的年代應為龍山晚期至春秋時期。根據出土遺物和地層關係，結合古文獻中「禹都陽城」或「禹居陽城」的地望、名稱，以及附近發現的東周時代的陽城等城址，考古人員認為，王城崗屬於龍山文化遺址，而這個遺址就是傳說和文獻記載中夏代大禹王所居的「陽城」。儘管後來這一說法在學術界尚有爭論，但屬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基本成為定論。據王城崗小城出土遺物碳-14測年數據顯示，為公元前2107年，即距今4000年以上，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後的重要時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儘管一時尚沒有找到此城就是大禹治水時期所居之城的證據，但對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51
1983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人員又在鄭州之西靠近洛陽的偃師縣地界發現了另一座古代城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與其他器物，經世界最先進的放射性碳-14測定和樹輪校正，該城址的建造年代與鄭州商城基本相同，因而有考古人員認為是商湯建國的西亳，或太甲流放的桐宮。52
真正被科學發掘和科學儀器檢測所證實為夏代某個王所居都城的，是偃師西南約九公里處的二里頭遺址。這個遺址自1959年被考古學家徐旭生發現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即組織考古人員進行發掘，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終於發現了大型宮殿遺址和為數眾多的青銅禮器以及鑲綠松石的銅牌和用此石製造的龍形器物等國之重寶。按歷史文獻記載，夏王朝初年應在公元前23世紀和公元前21世紀之間，距今約4000年以上。中國政府「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自1996年啟動後，二里頭遺址就成為追索、研究夏文化是否存在的重點目標。工程利用北京大學建立的世界最先進的NEC加速器質譜計，對二里頭出土遺物進行放射性碳-14測定，在此基礎上進行更精確的樹輪校正，得出的年代為距今3900年以下。面對出土遺物特徵和碳-14檢測結果，學者們斷定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中後期的都城。至於是夏朝太康王所居的都城斟鄩，還是后羿或桀所居的斟鄩，尚難有定論（南按：《竹書紀年》：「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但這個遺址作為夏朝的文化遺址已得到專家的確認。1997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組織50位國內一流專家學者赴二里頭遺址考察，並達成共識，即：二里頭文化遺址和出土遺物就是夏文化的實證。53
自此，湮沒於歷史深處的夏王朝正式從疑古派號稱的「史影」裡走出，以鮮活的生命重返人間大地。如果按照胡適當年在北大所講的中國歷史從周宣王開始，二里頭夏代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的成果，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一下把中國可考的歷史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南按：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顯示，根據天象記錄、西周金文和西周遺址出土遺物碳-14測定並樹輪校正，周宣王在位年代為公元前827—前782年。正負誤差為46年）。
河南偃師二里頭夏代遺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張光直在中國大陸訪學期間與學者交流
曾數次代表哈佛大學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以河南商丘地界為中心進行數年考古發掘，企圖找到商代都城之一的張光直（南按：古文獻記載，商人屢次徙都。漢代張衡言「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張光直認為商丘之地乃其中的一個商都），面對安陽殷墟、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登封陽城等一系列空前的考古大發現，自是百感交集，這些地方都是自己青年時代在台灣大學讀書時，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石璋如等老師當年坐臥流連過的故園。儘管老師的足跡早已凐沒於歷史的塵沙之中，但留下的文字卻成為永久的見證。對照眼前的地理、地望和出土器物，在身臨其境的同時，想到傅斯年60年前為寫作《夷夏東西說》付出的辛勤汗水和天才預見，張光直在肅然起敬的同時，也做了如下論述：「傅先生是一個歷史天才，是無疑的；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餘的。這篇文章以前，中國古史毫無系統可言。傅先生說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與三代以前，中國的政治舞台，在河、濟、淮流域，地理形勢只有東西之分，而文化亦分為東西兩大系統。自傅先生夷夏東西說出現之後，新的考古資料全都是東西相對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龍山——山東龍山；二里頭（夏）——商；周——商、夷。傅先生的天才不是表現在華北古史被他的系統預料到了，而是表現在他的東西系統成為一個解釋整個中國大陸古史的一把總鑰匙。」54
與張光直不同的是，在胡適公開談論傅斯年這幾篇大文的時候，當年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僅僅發掘了殷墟和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但僅這兩個大型遺址的發掘，以及出土的大量器物和文字，已足以讓胡適產生心靈的震撼。在有地層根據，經過科學發掘的甲骨文和為數眾多、等級奇高的「銅證」面前，胡氏不得不承認，不但中國的周朝是存在的，而且商朝至少是歷史記載中盤庚遷殷的晚商是存在的，這就比他的中國可考的歷史「始自周宣王」說，至少提前了約500年（南按：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胡適在世時，學術界的估計還要早一些）。作為一個具有文化良知，同時不算愚笨的自由知識分子，胡適由此受到啟發並略感汗顏地修訂自己此前的錯誤觀點，同樣不難理解。
就當時傅斯年與他的學術團隊發掘的輝煌成果而言，受到震動的不只是與其友善的胡適一類自由知識分子，更有因中山大學風波與傅氏不睦、時已隱居上海租界的魯迅先生等人。1928年，胡適在撰寫《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時說：「現在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裡亂鑽，這是最可悲歎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551929年，胡適在上海對前來拜訪的顧頡剛說：「現在我的思想變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1933年，胡適發表《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公開對顧頡剛及其疑古思想進行批評，按顧氏的說法，胡在文中「把我痛駁一番。從此以後，他就很明顯地對我不滿起來」56。1934年7月6日，魯迅在致鄭振鐸的信中亦指斥顧頡剛，謂「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1935年11月，魯迅在小說《理水》中，以「鳥頭先生」喻顧頡剛，辣諷顧氏竟把夏代的大禹說成是「一條蟲」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