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格：「性」顯然是你電影的主題之一。在你小時候，這多少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吧？
伍迪：是的，非但嘴上不說，甚至都會裝出一副沒做過的樣子。
史提格：如此一來，為了能看到那些性場景，電影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伍迪：在美國，你不可能在電影院裡看到那些場景。那時一直流傳著關於外國電影的種種笑料，因為他們對性的接受程度與美國人不同，美國人對待性的態度是很可笑的。
史提格：關於性這個話題，你小時候最想瞭解又不敢問的是什麼？
伍迪：我只想知道在哪兒做這件事以及持續時間這種具體問題。
史提格：你在片頭指出電影是根據大衛·魯本醫生的一本書改編的，能介紹一下這本書嗎？
伍迪：當時我正為新片苦思冥想卻毫無頭緒。有一天我和黛安·基頓看完籃球比賽回家，臨睡前看了會兒電視，正好看到有這麼一位醫生寫了一本叫做《你想知道但又不敢問的性問題》的暢銷書，是以問答的形式寫的，預設讀者對性一無所知。書中包括了「女性例假期間會懷孕嗎？」「愛到底應該怎麼做？」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我當時就心想：「老天，這會是一部很搞笑的電影。」接下來就是這本書的版權問題了。我做成一組短故事，按照一個問題接著一段小品的形式，純粹是出於好玩。我詢問了聯美電影公司，他們告訴我埃利奧特·古爾德已經買下了版權，但還沒開始拍，於是我們聯繫上了他，他說：「好，如果你想拿它做點什麼，我們就把版權賣給你，讓你去做。」於是我就拍了這部電影。我知道這本書的作者討厭這部電影，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也許他覺得拍成這樣很愚蠢吧，但這本書本來就是如此，而且如果他真的在乎，就不該把電影版權賣給別人。搞不好落到別人手裡拍得比我更糟糕。拍一部由多個短片構成的電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只是為了好玩而已。
史提格：你用到書中的內容了嗎？
伍迪：我借用了書中的一些提問，僅僅是提問。比如「高潮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是書裡提到的問題，我把它改成了「射精是怎麼回事？」，我借用他的問題給出自己的答案。
史提格：在第一部分「春藥管用麼？」中你啟用了兩名英國演員，琳恩·雷德格瑞夫和安東尼·奎爾，你似乎對英國演員有著獨特的偏愛，之後也與一些英國演員合作過，比如夏洛特·蘭普林、邁克爾·凱恩、丹霍姆·艾略特、伊安·霍姆和克萊爾·布魯姆，還有我個人非常欣賞的澳大利亞女演員朱迪·戴維斯。
伍迪：是的，我也喜歡她，她是個天才女演員！英國的電影和劇團一直都很棒，英國演員相對來說戲路更廣。當然，在這部電影中啟用英國演員是希望達到某種莎士比亞式的效果，英國演員在這方面更有說服力。但總的來說，美國製造的是特定類型的男星，諸如槍手和硬漢之類的形象；而在英國你可以找到一個真實的男人，普通的男人，有血有肉的男人。很多時候我依賴英國演員，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美國演員來演我的角色。
史提格：那麼女演員呢，比如夏洛特·蘭普林和克萊爾·布魯姆？
伍迪：夏洛特·蘭普林一直是我相當欣賞的女演員，在《星塵往事》中我們終於有機會合作，儘管那個角色並不一定要找英國女演員，但我一直以來都欣賞她的才華。克萊爾·布魯姆也是如此。我希望《罪與錯》中的妻子是一位非常優雅的女士，在美國找合適的女演員要比男演員容易，所以我並不是非得找英國女演員。
史提格：像丹霍姆·艾略特這樣有個性的男演員對《情懷九月天》這部電影來說舉足輕重。
伍迪：很難找到像他這種氣質的美國人。
史提格：除了英國演員，你合作過的其他外籍演員可謂屈指可數，如《漢娜姐妹》中的馬克斯·馮·敘多和《星塵往事》中的瑪麗-克裡斯汀·巴洛特，你考慮過和英國以外的外籍演員合作嗎？
伍迪：考慮過。只要合適就好，我也非常願意和瑞典演員合作，有的歐洲演員不會說英語，但瑞典演員通常都會說英語。和法國演員合作更棘手一些，他們要麼不會說英語，要麼帶著濃重的口音，所以不太容易。瑞典人往往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所以我會毫不猶豫地和他們合作。我只希望能找到合適的題材，因為當你的電影是關於一個家庭的，並且一半家庭成員是美國人的時候，很難讓另一半人變成瑞典人或其他歐洲國家的人。
史提格：英格瑪·伯格曼也和外籍演員合作過，比如麗芙·烏曼就是挪威人。
伍迪：瑞典人在看《假面》或者《安娜的情慾》的時候能聽出她的挪威口音嗎？
史提格：能聽出一點口音。她的瑞典語說得非常好，但還是有一點明顯的口音。
伍迪：但她扮演的角色也可以被視為一個挪威人，是吧？
史提格：的確，但唯獨在一部電影裡顯得有點奇怪，她在《秋日奏鳴曲》裡飾演英格麗·褒曼的女兒，而那個角色理應說一口地道的瑞典語。
伍迪：但沒有人會介意的，不是嗎？我們和英國演員合作也是同樣的情況，比如一個家庭中的父親是詹姆斯·梅森，他講英語帶著英國口音，但我還是覺得很有意思。《罪與錯》中從來沒有明確說明過克萊爾·布魯姆是哪裡人，《漢娜姐妹》中的邁克爾·凱恩也是如此，他可以是一個從倫敦來紐約的人，但如果是像父子這樣親近的關係可能就不行了，在美國會有人議論這個。
史提格：在《性愛寶典》的第一段中你飾演了一個宮廷小丑的角色，靈感顯然是來自於你本身就是一名單口喜劇演員。
伍迪：當然，我希望達到那種效果。
史提格：多年以前你在讓－呂克·戈達爾的《李爾王》中也飾演了一個小丑的角色，那是一次怎樣的經歷？
伍迪：非常特別的一次經歷，因為我喜歡戈達爾的作品。他當時在紐約，就在這兒，他走進來，問我是否願意出演他的《李爾王》。我願意出演他的任何角色，因為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師。他說只需要一個早晨，幾個小時就行，於是我就去了他們的拍攝場地。他穿著浴袍，抽著雪茄，執導他的電影。他的工作團隊非常小，好像只有三個人：一名攝影師，一名錄音師，還有一個負責其他工作的人，極其簡單。他告訴我應該怎麼演，我就怎麼演。其實在演的時候我預感這會是一部非常荒唐的電影，但我想，這是為了戈達爾，我終於有機會見到了他。演完我就離開了，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聽說過這部電影，也沒有看過。
史提格：我去年看了這部電影，儘管我是戈達爾的忠實粉絲，還是不得不說《李爾王》是他最奇怪、最匪夷所思的電影之一。
伍迪：是的，這些年來他變得越來越讓人難以理解，太實驗了。
史提格：沒錯，但他最近的一些電影，比如《新浪潮》，還有他和埃迪·康斯坦丁在德國合作拍攝的《德國玖零》都很美，畫面極美，充滿詩意。
伍迪：太好了，那很好。
史提格：說到《性愛寶典》這部電影，我發現你在《致畢業生》這篇文章中有一段是這麼寫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太過寬容的社會，色情電影從未像現在這般猖獗，而且還拍得這麼爛！」你是否認為美國人對性有著某種雙重道德觀？
伍迪：通常我們說雙重標準的時候是指適用於男人而不是女人，但美國人的性觀念是非常不成熟的。
史提格：清教徒式的態度。
伍迪：沒錯。
史提格：但你不覺得你這段話和你的電影其實也透露著同樣的立場嗎？
伍迪：確實，因為我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長大，儘管它很愚蠢，但我們都不免受到影響。
史提格：你認為這種觀念有沒有在這些年中發生過轉變？雖然表面上明顯更開放了，但本質上是不是仍然和從前一樣保守？
伍迪：這個國家的性觀念至今仍然是隔靴搔癢。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變，但總的來說，這個國家仍然秉持著一種愚蠢的性觀念。比如你可以看到大多數民眾是怎麼選出領導人的，這些領導人不得不遵循過時的道德觀念，否則很難獲得選票。
史提格：在我們歐洲人看來，要求領導參選人必須接受家庭成員審查，如是否涉及婚外戀等等，是非常可笑的。
伍迪：美國是一個非常虛偽的國家。
史提格：《性愛寶典》的第二部分「什麼是獸交」非常有趣，吉恩·懷爾德飾演的角色是整部電影中最有意思的。你是怎麼想到讓他出演這個角色的，你認為他是一個怎樣的演員？
伍迪：他是很棒的喜劇演員。我不希望幾個短片的主角都由我一人包攬，我只想出演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試著找最好的演員來擔任其他角色，吉恩·懷爾德就非常棒。
史提格：我也覺得他在這個瘋狂的小故事裡表現非常出色，我尤其注意到他喜歡在表演時運用意味深長的停頓，這是他的自由發揮還是你有意讓他這麼做的？
伍迪：那是他自己的發揮。有好幾回，他說這部電影讓他感到一種氣息，比他通常扮演的那些角色更為微妙。時間上的節奏感純粹是他的自然發揮。我既然請了吉恩·懷爾德這樣優秀的演員，我就會讓他自由發揮，除非出現某些明顯與角色或劇本相悖的東西，我才會去干涉。如果你請來像吉恩·懷爾德或者吉恩·哈克曼這樣出色的演員，卻對他們指手畫腳，擾亂他們的發揮，那還有什麼意義？他們讀懂了角色，對表演有獨到的感悟，如果他們有問題，自然會來問我，但通常他們不需要提任何問題。他們心領神會，拿捏得非常到位，有時候我甚至一句話都不用說，只需要告訴他們在節奏上更快一點。比如《漢娜姐妹》中有一場馬克斯·馮·敘多和芭芭拉·赫希的戲，那是一場激烈的爭吵戲，他們已經事先排練過，但是演給我看的時候比最後電影中要慢兩倍，實在太慢了，於是我就提醒他們：「你們得演得快一點兒，這場戲不能演這麼久。」我只需要提醒這一點，至於怎麼演由他們自己決定，因為他們是很棒的演員。
史提格：你是否考慮過這種慢節奏可能是由於馬克斯是瑞典人的緣故？因為瑞典人在生活中的行動和反應相對來說節奏要慢一點。
伍迪：我一直有種感覺，那就是所有的男演員在節奏上都會慢一些，因為他們很享受自己的表演，而沒有意識到看的人可能並不感到有趣，而且當你把它拍成電影的時候，實際上又慢了兩倍。我認為他們很難明白這一點，他們太投入角色，以為觀眾也與他們一樣。歐洲的節奏的確比美國慢一些，我們的節奏更富有緊張感，而歐洲電影的節奏都要慢得多，除了戈達爾早期的《筋疲力盡》《女人就是女人》以及其他一些電影。
史提格：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男演員有時是沒有銀幕時間概念的，尤其是那些主要在劇院裡演出的男演員。
伍迪：是的，這對導演來說就已經很難體會了，對演員自然是難上加難。但是吉恩·懷爾德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他理解了角色，並且非常自如地演繹了角色，不需要我的提醒。對我來說，演員的自然反應是相當重要的。有天晚上我在電視上看到麗芙·烏曼的採訪，她說那些從來不做功課的導演是多麼討厭，他們到了現場毫無準備，她是在談到自己執導電影時這麼說的。我的觀點恰恰相反，我記得和保羅·馬祖斯基合作的時候，我被他的大量準備工作完全驚呆了，他去每一個地點視察，帶演員去取景地，讓演員在開拍之前就熟悉場地，他知道攝影機放在哪裡，做了無數功課，事無鉅細對他來說很有趣。但我不會這麼做，我和美術指導一起找場地，敲定之後就行了，開拍前一個月或幾周的時候，攝影師到那兒後，我和他談一會兒，決定就在這兒拍，之後我就不會再去想了。等我到達片場的那個早晨，我依然不知道要拍什麼、怎麼拍，我喜歡即時的自然反應。我和攝影師在片場走一圈，討論各自的想法，然後決定演員該怎麼走位。隨後我們打光，直到這時候，我們才請演員來片場，告訴他們怎麼走位，不是很具體的，只是大致說一下。然後就開拍了。通常我們最先拍的那一場戲是最好的，之後再也無法超越，有時候需要一些時間讓演員適應，這樣的話第三條或者第十條會是最好的，但從來都沒有排練和準備。我寫劇本的時候，會重寫一遍，直到確定一切都可以為止。在開拍前我都不會再看劇本，我不會背台詞，只在開拍前十分鐘快速地瀏覽一遍劇本。更多情況下我甚至不用劇本，我把劇本發給演員，每人複印一本，但我自己沒有。我接觸劇本越少，它對我來說就越有生命力。
史提格：你平均一場戲拍幾條？我想不同的電影可能不一樣。
伍迪：我盡量不拍太多條，大概平均四條。如果只拍兩條，我會非常高興，第二遍是為了保險起見。但也有拍很多遍的情況，比如《丹尼玫瑰》中我一度拍過五十條，但這種情況非常少見。
史提格：《性愛寶典》的第三部分是一個模仿意大利人的片段，你和路易絲·拉塞爾說著不標準的意大利語。
伍迪：是的，我們模仿意大利語的發音。
史提格：這個片段顯然是在向意大利電影致敬，拍的時候你腦海裡有沒有想起某一部特定的電影或是某個特定的導演？
伍迪：沒有，只帶有一點點安東尼奧尼式的情緒。剛開始我們想把這個片段拍成農夫之類的故事，那種老套的早期費裡尼或德·西卡的模式。但後來我們轉念一想，為什麼不能把那種故事套路裡的主角換成精明的有錢人呢？於是就改成了電影中呈現的那個樣子。
史提格：電影片頭和片尾字幕部分的背景是一群兔子，這裡你用了科爾·波特的一首名為《放縱一下》的歌曲。科爾·波特似乎是你很喜歡的作曲家，他的音樂在你很多作品裡都有出現。
伍迪：其實他還負責了《丈夫、太太與情人》的片頭曲和片尾曲。是的，你可以說我迷上了科爾·波特。在《丈夫、太太與情人》中我用的是《愛為何物》這首曲子，是巴伯·米萊演奏的非常非常老的版本，他是一名出色的黑人小號手，曾與艾靈頓公爵和傑利·羅爾·莫頓一起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