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是我35歲時的一篇自傳。現在又過了24年了，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經歷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寫一篇自傳。現在趁著趙紀彬先生的邀約，我便寫出這一部來。
我在《古史辨·自序》裡曾說：我既不願做政治工作，也不願做社會活動，我只望終老在研究室裡。這個志願，在這二十餘年中沒有變過，然而卻做了社會活動，也接近了政治工作。為什麼會這樣？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結果。
自國民革命後，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長，就任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備人。我很高興，得著一個最理想的職業，我決定辭掉中山大學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裡做得太有勁了，很得學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羅常培等對我非常妒忌，用種種方法排擠我，我做不下去，請蔡先生把我改為通信研究員，實際上脫離了中央研究院。我記得燕京大學早來聘我任哈佛—燕京學社的研究員，我就到北平接洽，說定除了專任研究員之外，兼歷史系課三小時，就於1929年9月就職。
當時聘我的還有北大及清華，為什麼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為燕京是一個教會學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辦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讀書寫作，實現我最企望的生活。
到了燕京之後，研究工作展開，一年裡就做了七十餘萬字的論文，把十年來蓄在心頭的問題，看在眼裡的材料，系統化了一下，心中當然有說不出的高興。可是，用功得太過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構思，一動筆，心旌搖蕩，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繼續下去，是多麼的苦痛！於是向學校當局請求，許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國民革命後各地的古物古跡的現況。學校裡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四省。所有經歷，見我所作的《辛未訪古日記》（在《開明書店20週年紀念論文集》內）。
這次旅行，所見的古跡古物殘毀的情狀，固然大可傷心，但真正最傷心的倒不是這些，而是國計民生的愁慘暗淡的實況。我們久居都市，已度現代化生活，而內地民眾則還過著紀元前20世紀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鐵器時代的東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時代的。要是僅僅這樣的渾樸，那還保持著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難。無如鴉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銀瀉地一樣。我到一個小縣城裡，只有200家鋪子，煙館倒佔了40家，其數量遠超過米店。許多農村裡，可以買不到一張紙、一支筆，但鴉片、白面是不會不有的。那時穿中山裝的是何等表示前進，我親見一位中山裝的朋友接連在煙捲上抽著白面，悠然地自得。但白面癮的急劇增進，以致家破身亡的慘劇是大家說得出的，聽說實在窮得沒有辦法時可以把身體出賣給製毒的人，因為他死後可以從骨頭裡取出白面的成分來，再行製造。當白面癮發時，如瘋如狂，盡在地上滾，在那時，房子也捨得拆，連老娘的衣服也要剝去變賣了。我一路看見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計其數。再有一樣可怕的東西，是梅毒。自民國以來，北方內戰多，梅毒隨軍隊而蔓延。許多農村裡，別的藥沒有，「六六」和「九一四」總是有的；西醫可以沒有，打針的人總是有的。亡國，我們住在都市裡的人早已有此恐懼了，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成了國民的常識。滅種，城市裡人還沒有這感覺，而我在親歷華北農村之後就清楚地看出來了。我帶了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卻是酒綠燈紅，金迷紙醉，上下都在頹廢酣嬉之中。一經對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淚來。我對朋友說：「你們不要高興了，中國人快滅種了！」人家聽了，只覺得我言之過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話，也只有做同情的一歎，說：「這有什麼辦法呢？」本來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從此以後，總覺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救國救民的事，我要學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了。
⋙1932年11月，顧頡剛與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鄭振鐸（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學。
顧頡剛因受排擠，脫離了中央研究院，於1929年到燕京大學任職。
就是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變起了。別人都悲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為如果沒有這件事，我們的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現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氣，究竟還有起死回生的一點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沒有等我們絕氣就來搶我們的產業，激起我們的自覺心和奮鬥力，使得我們這一點希望能夠化成事實，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捉住。如能捉住這個機會，帝國主義便真可打倒，中華民族便恢復健康了。
長城之戰，丟了熱河，河北省成了前線，燕大的師生感覺到時局危急，都組織起抗日會，學生自由捐輸，教職員扣薪金百分之五，經費有了著落。校中同仁推我任宣傳工作，我對他們說：「我們的文字是民眾所不能瞭解的，他們有他們的詞彙，有他們的語句，又有他們的趣味。我們的宣傳如面對知識分子，他們天天看報，自會知道一切，用不著我們費力。如要面對民眾，便該順著他們的口味，不能閉門造車。」我說這句話，因為在「五卅慘案」時曾經有一回經驗。北大在民國六年後就有歌謠研究會，後來出《歌謠週刊》，我主編了一個時期。為了對於民眾文藝有些認識，所以當「五卅慘案」時，北大同仁要我寫傳單，我便模仿了民歌作了一首，開頭幾句是：「咱們中國太可憐，打死百姓不值錢，可恨英國和日本，放槍殺人如瘋癲。上海成了慘世界，大馬路上無人煙……」這張傳單一發出去，過不了幾天，牆上便有用粉筆寫出來的，街頭的孩子們也唱出來了。所以我們的宣傳工作，大可走這一路。只有發動民眾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校中師生聽了，也以為然，就請我做去。我想大鼓書在北方鄉村裡最流行，因為樂器簡單，只要一人彈弦子，一人打鼓兼唱，有了兩人搭檔，便可走遍農村；而且句子長短不拘，最接近說話，尤其適於做宣傳之用：所以決定出大鼓書詞，先在報上登一廣告，列了許多題目，如「胡阿毛開車入黃浦」、「宋哲元大戰喜峰口」等，徵求稿子。北方自有這一類的作家，果有趙伯庸等二三十人投稿。選了幾篇好的，印成小冊子，每種印五千，發給書攤，幾天就銷完了。喜峰口離北平近，民眾都知道這地名，也聽到最近這次戰事，所以銷得更快。作戰的二十九軍那時撤退到北平，看見攤子上有說他們戰績的新書，大家來買，官長士兵都讀到了。打磨廠的二酉堂等專做小書生意的書鋪，知道這種東西銷路好，他們也各各翻印了。我們的發行機構，取「三戶亡秦」之義，命名「三戶書社」。學校裡的事情本來難辦，幾個月過去，大家的抗日情緒已經衰落，薪金停止扣用，經費來源斷絕，這社本該收歇。但我的性情，不做則已，一做則越來越有勁，所以燕大抗日會的事業就成為我私人的事業，我竭力挺下去，除了自己貼錢之外，再在外面募捐。可憐得很，經常的收入只有教育部津貼100元，申報館「民眾講座」的稿費80元。我又覺得灌輸民眾知識，單是抗日還不夠，必須兼及農工業及醫藥衛生等項，才有改善他們生活的希望，所以擴大範圍，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
⋙20世紀30年代初，顧頡剛（最後排右三）、傅斯年（最後排右四）等人歡迎蔡元培時留影。
日本人情報網做得周密，他們知道我們的一切，屢次到華北行轅主任何應欽及北平市長袁良處交涉，要求他們取締，他們聽話，北平市上我們出版的東西就看不見了。這又是給我們一個打擊。但農村裡邊政府的力量還達不到，我們仍在海澱一帶賣。真正農村人民對於文字宣傳還不夠接受，我們要供應這般人的需要，就請廊房頭條畫燈片的工人畫了許多抗日性的畫片，五彩套印，銷路就大了。農村裡每逢過舊歷年的時候，一定要買幾張畫片貼在牆上，所以這類畫稱做「年畫」，平均每家約費五毛，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所以我們出多少就銷多少。到1936年，宋哲元做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秦德純做了北平市長，他們都是二十九軍的人物，早知道我們這個工作，且久表同情，所以就由李錫九、劉治洲諸耆老出面介紹，由政委會聘我為顧問，月送夫馬費1000元，另外津貼本社工作費每月1000元，全歸社中收用。從此社務得以開展，請王真（今在宣傳部工作）任編輯幹事，李一非任事務幹事，正式辦公、寫作、繪圖、彈唱，二十餘人，分工合作，每星期編出小冊子八本，報紙副刊六七種，圖畫數張。發行網也組織了起來，遍及華北各省，主要的人員是各村鎮的小學教師，因為他們接近民眾，我們所做的東西，可由他們做橋樑而迅速灌輸給民眾。有幾位編輯寫作技術已很熟練，但仍恐和民眾的口語不一致，要求社中請一位原業鼓書的藝人，取得溝通的效果。於是我們請了一位瞽目的翟少屏來，除由他教授歌唱外，每成一篇新詞，就讀給他聽，他覺得哪些地方不順口，就把它改得順口了；哪些地方描寫得不夠，就把它加意渲染了：所以此後印出的東西都是可以唱得動聽的。在這一年裡我們的社真成了北平城的民眾中心，識字的警察、郵差、洋車伕都常常來問有什麼新出版的，一有就買去讀。所以日本人對我們更憤恨了，連次到宋哲元和秦德純處抗議。他們答道：「我們只能管中小學；這些事是大學教授干的，我們管不著！」但是他們的抗議在上海竟生了效。我們出的《民眾週報》交開明書店印行，訂戶就有兩萬，英界的捕房竟受理了日本人的申訴，把該報全部沒收了。
當我用全力辦通俗讀物的時候，北平各大學裡的師友很多和我過不去。北大校長蔣夢麟用惋惜的口氣說：「顧頡剛是上等人，為什麼做這下等事呢？」有一次當面向我說：「你何必這樣刺激日本人呢！」好像日本軍人的侵略是由我逼出來的。他是教育學的博士，我做民眾教育工作，他竟說是下等事，好像教育只有高等華人才能享受。真使我聽了身體冷了半截。在「雙十二事變」前，我曾應陝西考古會之招，到西安一次，和張學良見過面，事變後我又曾聯合北平教授致電政府，主張和平解決。於是北平城裡就有一個謠言起來，說：「這次事變是顧頡剛替張學良劃的策！」羅常培看我們業務發展，在北大裡義憤填膺地說：「通俗讀物編刊社裡的人都是共產黨！」他和蔣夢麟一吹一唱，要把本社逼倒。那時南京的官吏中，朱家驊最拉攏我（原因詳後），先後在中央黨部裡弄到兩萬元匯寄北平，做本社的出版費。然而在國民黨裡，陳果夫、立夫兄弟攻擊朱氏最甚，他們看朱氏扶植我的事業，就嗾使北平市黨部向中央黨部告我為共產黨，要查辦我。他們也沒有得到什麼證據，只是說：「顧頡剛倘使不是共產黨，為什麼要接近民眾？」我聽了哈哈大笑：「國民黨天天念孫總理的遺囑『必須喚起民眾』，現在竟把民眾送給共產黨了！」但他們的政治壓力我擔當不起，就帶了出版物到南京去，請他們看：「哪幾篇是有嫌疑的，請指出來！」他們也明知不是，我既走了一趟，這風波也就平定下來了。我趁了這個機會捐錢，羅家倫捐了500元；孫科為我提出中山文化教育館，每月補助500元，總算不虛此行，雖則中山文化教育館的錢只寄了兩個月就停止了。「盧溝橋事變」既起，日本人開出黑名單，交給宋哲元緝拿，第一名是主持舊學聯的張申府，第二名便是我。經冀察政務會傳出消息，我就於7月21日離開北平到綏遠，本社也搬到那邊。為什麼把本社遷到綏遠呢？因為傅作義收復百靈廟，我們編了一冊鼓詞，傅氏知道了，要我們的歌唱班到綏遠去唱給他的部隊聽。一唱起來，惹得許多士兵都哭了，他們想不到在冰天雪地裡的戰功竟給北平城裡的作家描寫得這般親切，使他們的艱苦奮鬥取得了歷史的地位。因此綏遠人對通俗讀物編刊社是有好感的，戰事起時，他們屢次電催前往，我們就應命了。不幸閻錫山把傅氏留在山西，綏遠軍事無人主持，不到一個月又告陷落，於是我們的社再遷到西安，三遷到漢口，四遷到重慶。而我呢，為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派赴西北設計教育工作，也到了甘肅。
⋙1934年7月，顧頡剛和燕京大學旅行團在綏遠與傅作義（右五）在一起。
抗戰是全國人民最興奮的一件事。我到甘肅後，那邊的旅外青年因學校停頓而歸來，他們知道我辦通俗讀物，要求我們在甘肅也辦一個社，來推動抗戰期的民眾教育，經幾次商談，我們成立了一個老百姓社，出版旬刊一種，我被推為社長。蘭州刊物少，這個刊物又很新奇，就受到各方面的注目。
那時甘肅教育廳長葛武棨看甘肅學界的人們太接近我，怕我勢力日長，將來會搶奪他的廳長地位，便想把我安置在他的勢力之下，他在蘭州辦西北訓練團，以蔣中正為團長，他自任教育長，而把教務主任一職畀我。我想，黨國的事情非我所能做，而且我正在臨洮辦小學教師講習會，也不能去，所以他連來數電，我就連辭數次，結果，他老羞成怒，把通俗讀物編刊社編的《八路軍大戰平型關》做證據，把我告到庚款會、教育部，甚至軍事委員會，《老百姓》旬刊也禁止出版了。我說：「這是國共合作的時代，平型關之戰是八路軍的勝利，也即是中華民族的勝利，為什麼不能編成鼓詞？既是國共合作的時代，我就是共產黨也不犯罪，你告我什麼？如要殺我，何不說我是漢奸！」因為有這件事，所以我不久就離開了西北。
抗戰期中，我屢次想恢復本社工作，可是舊人已經星散，捐錢更為困難，我又整日為生活而忙，發動不起來。勝利後，我到社會教育學院任教，就開設民眾文藝一課，訓練學生寫通俗文字，得到他們的成績之後，又和陳禮江、古梅、董渭川、馬蔭良諸同事組織民眾讀物社，出版《民眾週刊》。在這經濟崩潰的當兒，捐款比了抗戰時期更難，不得已跑南京找朱家驊，請求教育部幫助。他先後捐了一億元，數目固不小，但派不了用途。加以教育部總務司腐化，他們領了錢自做生意，待匯到我們手中的時候，早已打了一個對折，因此更不能做事。這個刊物只出了30期光景，便因無法周轉而停刊了。這可以說是我的民眾教育工作的迴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