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又是出於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於研究古史，一半則仍緣做了幾次旅行。
1922年，我開始辯論古史，《堯典》、《禹貢》兩篇，一記制度，一記地理，尤為古史料裡的重心，所以特別注意。可是《禹貢》一篇，問題太多，牽涉到中國古今全部地理，許多問題不易解決，不敢輕易作文論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課，就開了一門「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貢》及其有關各篇詳細研究。後來北大邀我兼課，也開了這一門。兩校上這門課的學生約有六七十人，所作筆記論文頗有好的，同時譚其驤在輔仁大學開「中國地理沿革史」課，也有些學生成績，我和他商量：我們聯合三校學生創辦一個學會，出一個刊物，把師生研究文字陸續登出，借收觀摩之益，豈不很好。他贊成了，於是組織禹貢學會，出《禹貢》半月刊，1934年3月創刊。開頭每期只有2萬字，印刷費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發給學生，他們大興奮，很多人集中精力來幹。那時的大學生學問根基相當好，經我一鼓勵，進步快極了，本來只能寫一兩千字短文的漸漸伸展到一兩萬字了。於是半月刊的份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後來一期竟超出10萬字了。
自從「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就有「內蒙自治運動」，主其事的是烏蘭察布盟的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因為他的爵是親王，所以簡稱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黃紹竑去宣慰，報紙上大量登載這事，使我們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靈廟一見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們竟找到一個機會直赴百靈廟，和德王及其幕僚談了三天，才知道邊疆問題的嚴重。邊疆本無問題，問題之起都是帝國主義者製造出來的。德王的帳房裡放了很多部創業英雄的傳記，他的漢話說得很好，可是對我們做公開講話時必說蒙語而令人翻譯，足知其有滿懷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沒有力量，要站起來時只有依附帝國主義。他的幕僚對我們講：「自從黃部長到這裡巡視，中央允許我們設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規定月給經費三萬元；到現在半年了，分文不給，催索不寄。現在會中職員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卻時常來說：『你們如果肯倒向我們這邊，一定給你們每月30萬元。』我們沒有答應，因為知道倒向他們之後，一時雖好，而終究要吃虧的，朝鮮就是先例。」
⋙1937年3月，顧頡剛與禹貢學會同仁在一起。
我們對於他們的處境太同情了，回到北平就去見何應欽，請他從速發款，哪知款尚未發，而為自治會訓練保安警察的韓鳳麟已在北平寓中給軍統特務抓去殺死了。這使我們知道中央政府對於邊疆毫無辦法，毫無信用，只想在小地方佔便宜，斷定德王的必變。邊疆人和帝國主義的關係，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們倒過去，豈不是幫助了帝國主義的進攻。我看到這種情形，痛心極了，心想蒙古如此，他處不知，若干年後，不是把邊疆送光了嗎？於是就在《禹貢》半月刊裡討論起邊疆問題來，也討論起民族史和文化史來。我們接連出了《東北》、《察綏》、《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的專號。綏遠，因為交通便利，我們又組織了一個調查團前往，出版了一期《河套調查》專號，做最翔實的報告。
張國淦先生是地方志的專家，自己搜集了一兩千部地方志，又天天到北平圖書館去搜材料，作成一部數百萬言的《中國地方志考》。他看了我們的半月刊，引為同調，把他從前辦的培德學校的基地捐給學會，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紅羅廠，從此本會有了正式的會所。可是有了正式會所之後就要一筆開銷，他替我們計劃向政府請款。那時翁文灝做行政院秘書長，他從前做地質調查所所長時，張先生做農商總長，曾給以極大的方便，使得調查所的工作迅速開展，禹貢學會既是研究沿革地理和邊疆地理的機關，料想他必能本著「己所欲，施於人」的意義加以扶助，所以張先生寫了一封親筆信，交我帶到南京去見他。哪知他是一毛不拔的人，在秘書長任內每月必有餘款繳還國庫，所以他見了我，竟不考慮地拒絕，只說：「求人不如求己，你們自己去想法罷！」張先生還有幾封信，也得同樣的結果。我沒有辦法，就去見朱家驊，請他想法。他說：「你們學術團體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請求補助，但這種團體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們講的是邊疆，而中英庚款董事會正要辦邊疆教育，你回去備一個正式信來請求補助，我在董事會開會的時候，替你們提出討論。」我聽他的話做了，居然於1936年夏天由董事會通過在一年度內給我們1.5萬元的補助費。我們學會的工作從此有了正常的發展，有了專任的研究員，發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實的學術貢獻。可是好景不長，到下一年董事會討論補助費時，就有南京一班中學教員前去包圍說：「禹貢學會可以補助，為什麼我們不能補助！」整整鬧了一天，董事會只得決議，禹貢學會停止補助。事後打聽，才知道這班中學教員是張其昀所策動的，他本辦有《方志》月刊，歷史較《禹貢》久，成績沒《禹貢》好，所以他一定要擊倒了我們的學會好讓他稱霸。
1937年4月，中英庚款會總幹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對於西北問題有研究的人商談西北教育的補助事宜，我也在內。「七七」事變後，我離開北平，杭氏就派我到西北去就地設計，同行的有戴樂仁（英國人）、陶孟和、王文俊三位。9月中，我們先後到了蘭州。本來補助的區域定為綏、甘、寧、青四省；後來為了綏遠淪陷，寧夏也近前線，縮小為甘、青兩省。我在北平時因注意邊疆問題而接近了回教人士，因接近回教人士而出兩期回教專號。回教人士是不大和外界往來的，往來越少，瞭解越難，所以外界人只覺得回教的神秘。我去和他們聯絡，他們起初覺得奇怪，後來熟了，就非常的親密，凡由邊地來到北平的教中領袖，差不多全由他們介紹而認識，禹貢學會的名望竟在西北回教徒中建立起來。他們說：「我們所知道的漢人只有兩個：一個是侮辱我們以豬為祖先的婁子匡，一個是好意扶助我們的顧頡剛。」因此我到西北之後，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會、新疆同鄉會都招待起來，而同去的幾位先生，因為向來沒有做這個工作，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延接，這未免使人有相形見絀的感覺。同樣，我是做民眾教育的，我要到農村裡去調查，除了戴樂仁因為辦合作事業有此興趣之外，其他全要搖頭。這也難怪，住慣現代化都市的人，要他睡土炕、坐騾車、吃削面，進最不潔淨的茅廁，當然是處處不合的。所以在一兩月之內，到了蘭州和西寧兩個省城，寫了一篇設計報告之後，他們就覺得任務已經完成，乘了飛機走了。我呢，以為要瞭解西北決不能單看省城，必須到外縣，到邊地去走一趟，才可有親切的瞭解，才可有合於需要的設計，所以我不走。好在庚款會給我們的旅費還未用完，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他們走後我第一處到臨洮。這是甘肅省裡教育最發達的地方，有私人興學的風氣，有的教師為了家中生活有了維持就不支薪水，所以教育經費雖少，而學校數目極多，男孩子都能讀到高小畢業，可說是西北唯一的普及教育的地方。可是學校雖多而經費不足，設備不完，孩子進了學校只是讀教科書，教師也沒有參考材料，等於從前的私塾，所以我覺得應當在那裡辦一「小學教員講習會」，使他們得到教科書以外的知識。我就約了蘭州的許多專家到臨洮，就寒假裡講習三星期，除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常識之外，還講些農田水利、農村衛生、合作事業及抗戰期內需要的國防教育，擴大他們的知識圈，並激發他們對於時代的認識。臨洮一辦，渭源人就來要求了，說：「為什麼單是我們的鄰縣有福呢？」因此，又到渭源去講了一星期。到了渭源，才知道他們教育上的大問題是師資不足，因為這個縣在萬山叢中，交通不便，生產寡少，不但本縣沒有適當的師資，連到外縣去請教員也請不到，所以我就在那邊辦了一個「師範講習班」，以半年的工夫造就一班小學教員。又為西北地區蒙、藏、回、漢諸族雜居，有的地方感情好，不鬧麻煩，有的地方就不然，隔一段時間就斫殺一次，要瞭解這些事實，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又到康樂、岷縣、臨潭、卓尼、夏河、和政、寧定等縣走了一周，我明白了這問題的中心癥結，全在於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間的情形，心胸無從開廣，以致只記得近鄰的恩怨，而又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盡人懷著疑懼的心理，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就猜想是對方的攻擊，於是尋讎生釁，星火化為燎原。要改變他們這種心理，當然以發展交通為最要，和他配合的應是社會教育，因為蒙、回、藏民認識漢文的很少，而又膠執於宗教的成見，以為要他們的子弟進學校讀書就是強迫他們信仰「漢教」，而消滅他們的回教和喇嘛教。為潛移默化計，辦學校不如辦社會教育，因為戲劇、電影、廣播總是他們所喜歡接受的，醫藥也是他們十分需要的，我們應當採取外國傳教士的方式，用這種東西去接近他們，使他們從我們這裡得一點好處和快感，因而引導他們和各種的現代文化相接觸，讓他們自動地感到受教育的需要，爾後我們再替他們代辦學校，這樣，效果固然遲後一點，然而水到渠成，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我在臨洮時，曾在省城裡借到一架電影機放映過一回，受到了極大的歡迎，因為臨洮是沒有電影院的，他們還是第一次見咧。臨洮尚如此，何況邊區，所以這個效果是絕對可以把握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有一架播音機，寺院的門口就貼著藏文的抗戰新聞；有一個番女是司令的姻戚，她就會唱《毛毛雨》等廣播的歌曲。西北防疫處在拉卜愣設了一個工作站，連活佛也去打針；有一個番民積著現洋50元，為了家人生病，他把這筆錢送到寺裡，請喇嘛唪經消災，然而病沒有好，待工作站設立，一醫就好了，於是他跑到寺裡，要求還給他錢，這證明他的信仰已為現代文化所改變了。信仰尚可以改變，生活的改變當然是不成問題的。待到生活改變，漢、蒙、回、藏的人民齊向現代文化走去，再有什麼此疆彼界，也何必再爭什麼你死我活。
⋙1938年1月，顧頡剛等人在甘肅臨洮。
在甘肅跑了一年，我認識了各地方的實際需要，就擬出一個最具體的補助教育計劃。我以為在甘肅辦教育應和別省不同，別省交通比較便利，地方比較富庶，只要省城裡的中高級教育辦得好，外縣青年自然享受得到，而甘肅在山嶽區裡，出外既艱難，又因富源沒有開發，人家多窮困，因此青年只能在本縣上學，一定要本縣有了中學，方能受到中等教育；一定要本縣有了女子小學，住在附近的女孩子方能受到小學教育。（那邊人的禮教觀念深得很，除了省城以外絕少男女同學的。）所以為甘肅青年計，應當逐縣設計，方可切合各地的需要。否則無論省城裡點綴得天花亂墜，和全省青年還是不能發生關係的。為了針對這種情形加以補救，我擬了一個實驗區的計劃。不過這裡的實驗區和別省的實驗區不同，別省選了一縣做實驗區，這一縣實驗好了，就可以推廣到多少縣，甘肅則應當設立許多種的實驗區，或注重師範教育，或注重職業教育，或注重邊疆教育，或注意社會教育，跟著調查的報告而定其推廣的區域。例如，回教徒本來只讀《可蘭經》，不讀漢文，現在感到時代的需要，也有讀漢文的了，可是他們的阿訇不能教，又不願請漢人做老師，於是在回、漢雜居的區域裡，雙方的兒童便不能受同等的教育，心理上的隔閡終沒法打開，所以我們在這種地方，急須開辦「阿訇訓練班」及「回民師範學校」，培養他們自己的師資。又如喇嘛教區域裡，人民以為送小孩進寺院做喇嘛便是受教育，政府設立的新式學校往往被他們迫害，應當像我上面說的辦社會教育，但有些地方已比較開通，如卓尼禪定寺的宋堪布，他到過沿海諸省，深感不識漢文的不便，主張在寺裡設半日學校，讓小喇嘛半天讀經，半天讀漢文，這當然是該採取的辦法。又甘肅天然富源極多，只是沒有開發。例如隴西縣，燃料貴極了，做一次飯，燃料價比食物高一倍，所以許多人家，半月烘一次餅，吃到十天以後已經酸壞，但還是非吃不可，然而附近山裡就有煤礦，倘使政府能替他們開發，同時創辦一個採礦職業學校，培養一班開礦的技術人才，則將來既可「就地取材」，也便「就地取才」，豈不大好。此外，有大批的牛皮和羊毛，就可辦制革學校和紡織學校；有滿山繁殖的馬蓮草，就可辦造紙學校；有玻璃砂，就可辦製造玻璃學校；有當歸等藥物，就可辦藥物學校。又甘肅本來木材甚多，因為多少年來只砍不種，以致燃料大成問題，只有蒙、藏區裡因為燒牛馬糞的緣故，保存得一部分森林，所以燃料特別缺乏的縣裡，應當設林業學校，從事栽培。又甘肅蒙、藏人富而回、漢人窮，由於蒙、藏人畜牧而回、漢人耕田，寒期既較久，只有夏天一熟，然而夏天多雹，往往一下雹子，就把農產物全部打壞，一年收成因此無望；應當在回、漢人區內獎勵畜牧，設立畜牧學校，改若干山田為牧場，使得他們可以避免天災的損害。能夠這樣，生產和教育合而為一，教育有了生產的後盾，那就只有繁榮，不會衰落。甘肅如此，推廣到綏、寧、青、新，不是整個西北都變變樣子嗎？這篇報告書寄到庚款會，杭立武覆信說我「計劃周詳，條理綿密」，但一條也沒有採用；他仍用了他們幾位的計劃，在蘭州辦一個「科學教育館」，在西寧辦一所「湟川中學」。他所以這樣對我，就是葛武棨在外邊攻擊我，而某君在裡邊攻擊我，我的內憂外患太多了！
西北之行深入了農村，使我對於帝國主義的獰猙面目認識得更清楚些。基督教在西北傳教本來是極困難的，因為那邊的人，蒙、藏民信喇嘛教，回民信回教，是先天所注定的，斷不會信基督教，他們所能拉攏的幾個教友只限於漢人。但是到西北的外國傳教士則處處有之，在邊地裡沒有漢人的地方也都有他們的工作站。他們到西北來是當做終生職業的，有的已來了三四十年，說的話完全和當地人一樣，教士的太太也梳了七八十條小辮同番女一樣。他們不求傳教，唯做聯絡，向當地人民挨家送禮：這家送茶，那家送面，又一家送布，攪得非常融合。他們替番民照相，揀鼻子較高，眼睛較深的，取出來給眾人看，說：「你們瞧，你們不是和我們同種嗎！你們本來也是西方人，流落到中國來的，咱們是一家人！現在中國政府欺侮你們，我們來幫你們抵抗！」於是許多的槍械從印度輸入西藏，再送到西康和青海，以及滇、蜀、甘、新的邊沿，所以邊民家家有槍彈，他們也常常拿來供部落間的打仗。這些傳教士的工作站裡大都有無線電，向國外通報。我曾在一位到邊區做縣長的龔瑾家看到一張地圖，名為The Map of Great Tibet，把喇嘛教所達到的區域除了滿洲、蒙古之外都算做西藏，這是他在一個傳教士旅行中遺忘了的東西裡撿出來的。我看了這種東西，心想：日本人造「偽滿洲國」，稱為「民族自決」，這種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滿洲國」有幾個滿洲人。但是這個「大西藏國」如果真的建立起來，稱為「民族自決」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塊整齊的疆土，再加上帝國主義做後盾，行見唐代的吐蕃國復見於今日，我國的西部更沒有安寧的日子了。因此在離開甘肅之後，常把這些見聞告給人家，以為外國傳教士應盡數驅逐出去。可是政府的高級人員總覺得這事的關係太大，不便一下子徹底地幹。我只有常向人家說：「這次的國難是東北問題造成的，諸位不要以為這次國難終止之後就沒有事了，須知西北和西南的問題更嚴重的階段在後來呢！」
為了對於邊疆問題排解不開的心情，一心要做曲突徙薪的謀劃，所以於1938年冬到了昆明之後，就在《益世報》上編了一個《邊疆週刊》，集合許多朋友來討論。我曾在這刊物上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一篇文字，主張中國沒有許多民族，只有三種文化集團——漢文化集團、回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尤其是「漢族」，這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如滿族，在沒有入關的時候是自成一族的，入關後就接受了漢文化而成為漢文化集團的一員了。如蒙族，現在固然還自成一族，但因信仰喇嘛教的緣故，一切接受了西藏文化，也成為藏文化集團的一員了。回族一部分是由阿拉伯、土耳其等處來的，但大部分則是西北各省的漢人信仰回教的（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仰回教的），所以也只該稱為回文化集團。
⋙1938年2月，顧頡剛等人在甘肅渭源。
這三種文化，漢文化是自創的，藏文化是取於印度的，回文化是取於阿拉伯的，一個中國人可以隨著他的信仰而加入一個文化集團，不受限制。我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我到西北時，在民國十七年「回民大暴動」之後十年，在這暴動區域裡，處處看見「白骨塔」、「萬人塚」，太傷心慘目了；經過十年的休息，還不曾恢復元氣，許多的城鎮滿峙著頹垣殘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寧時，一路上看見「民族自決」的標語，這表示著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覺得如果不把這種心理改變，邊疆割據的局面是不會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決」的美名，延遲了邊民走上現代文化的日期，豈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發表這篇文字，希望邊民和內地人民各個放開心胸，相親相愛，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努力，揚棄這種抱殘守缺的心理。這文發表後，聽人說各地報紙轉載的極多，又聽說雲南主席龍雲看了大以為然，因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總有「非漢族」的感覺，現在我說漢人本無此族，漢人裡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這一個癥結，就覺得舒暢得多了。
1939年秋，我到了成都，集合同志創辦「中國邊疆學會」。適值馬鶴天（今在民族事務委員會）在陝西、黃奮生（今在西北大學邊政系）在重慶，各不相謀，成立了「中國邊疆學會」。社會部通知三方面，說你們三個會性質既同，名又不異，應當合併起來；我們就照辦了，以重慶的一個為總會，陝西、四川為分會。會員共有六百餘人，凡邊疆的知名之士和內地人對於邊疆有研究的都網羅在內。其後雲南、西康、甘肅諸省也都設有分會。分會有《邊疆週刊》，總會有《邊疆月刊》，也算有些表現。只是幣值日跌，捐來的款無濟於事，各會員又為生活壓得喘不出氣，無心研究，加以轟炸嚴重，圖書疏散，收集參考材料極端困難，要組織旅行團更談不到，所以一天天地消沉下來，直到去年就只得聽其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