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和才力，學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況持籌握算、孳孳為利的商界，臭味當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願去？這事說來，也有個久長的歷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辦理喪葬等事，我一時不能回北大服務，就請校中留職停薪，住在家裡。那時新學制頒布，商務印書館急需編輯中小學教科書，招我到館任國文、歷史兩種工作，蘇、滬路近，容易顧家，我就到了上海，這是商務的全盛時代，編輯部300多人，全館職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現代化的出版企業。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葉聖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錫琛，都是同事，天天見面。有一回，振鐸激昂地說：「商務是靠教科書賺錢的，我們替資本家編教科書，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為他們發的財至少有一二百萬，我們太吃虧了！我們應當自己經營一個書店，到力量充足的時候也來出版教科書，豈不是我們的一切的經濟問題都解決了！」大家聽了，各各贊成，過幾天就結合了一個團體，由予同起名，那時他醉心清代的樸學，定為「樸社」；推我為總幹事；每一社員按月繳付10元，作為公積。第二年教科書編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當，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齊盧之戰」，上海緊張，他們為有避難的迫切要求，把兩年來存儲的款子收回去了。我聽得這消息，大為不滿，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組織起來，其時參加的有範文瀾、馮友蘭、郭紹虞、吳維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蔣仲川等，編印書籍多種；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對門租賃房屋，開一書店，命名景山書社，作為門市部。我編的《古史辨》就是在這裡出版的；真想不到，這樣專門的東西竟銷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幾版，因此這個鋪子就站住了。但因我們都在大學裡教書，不能有一個專人集中精神來管理，而且商人刁滑，發出了書常常收不到錢，我們對付不來，至於銷路不暢的書，又徒然壓了書架，所以《古史辨》賣得雖好而這鋪子還是不能獲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稅，門面賴以維持，居然延到了抗戰。抗戰之後，併入開明書店；開明原是樸社的上海同仁開的，可說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因為有了一回開書鋪的經驗，我總想和很能經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個模範，就是商務的張元濟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廠及商店。張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變時，西太后嫌他是新黨，給以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他不能在政治上發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學任教，後來和夏氏聯合而把商務擴大起來。當時社會開始蛻變，大家知道《四書》、《五經》已不適於做教科書之用，但想不出一種新式的教科書來。杭州人葉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編出了《天文歌訣》和《地球韻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學知識作成了四個字一句的東西，雖說是「舊瓶裝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讀了不能懂；而且沒有插圖，就是老師也何嘗懂得。南洋公學編了一種《蒙學課本》，開頭是單字，繼以兩字以上的名詞，又繼以句子，又繼以短篇文章，又繼以長篇文章，深得循序漸進之意。但這課本只有一冊，從單字到長篇文章在一冊內讀完，不知道他們要把這一冊書佔據一個孩子的多少時間？如說一年，孩子知識的進步哪能這等快？如說五年，那麼一課書是不是讀半個月？所以這還是不適宜的。大約張先生也感到這個困難，所以他進了商務之後就集合許多人編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其循序漸進的方式和《蒙學課本》一樣，但是他分為十冊，每課都有插圖，每冊都有彩色圖兩幅，圖文對照，更沒有看不懂的；選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兒童高興去接近。這部書一出來，大家覺得耳目一新，競買給子弟讀，雖是私塾先生教慣《四書》、《五經》的也教學生換讀這書，中國的新式教育在這書上奠定了基礎，商務的商業資本也在這書上大量地擴展，於是商務執了文化界的牛耳。張先生在這個時候要干他的本行了，就編《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許多好版本，介紹給讀者。這又是一個大貢獻。我深信以我的興趣和才力來步張先生的後塵，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哪裡去找？
我常夢想著我如能把握一個力量充足的書肆，我當做兩條路的開展，一條路是新的，一條路是舊的。所謂「新路」，就是民眾讀物。我們以前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出了600種小冊子，銷了5000萬本，可見民眾是怎樣需要新的讀物。近數十年來，教育漸漸普及，民眾識字的日多，但他們識了字之後就苦於無書可讀，只能看幾本舊唱本、舊戲劇、舊小說。這都是幾百年或幾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陳腐，毒素太多，他們受了新式的識字教育之後，如想再進一步便非接受這種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豈不可駭可痛！豈不是識了字反而害了他們！我們以前編輯民眾讀物，主要目的在激勵他們的民族思想和對於日本軍閥的仇恨，太過單調，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沒有新式的民眾文學家，要寫別的東西不容易寫，只有這一套可以提起筆來就是。這在正常的狀態下是不合適的。我們要做好這個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規模地徵文，無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筆斐然、思慮靈活的給予進修的機會，而在進修期內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繳到幾次成績，這樣就可使他學識與技術同時並進，學識愈高，通俗化的技術也愈高，如此，民眾的知識也就跟著他提高了。這當然要花一筆大錢，可是這筆錢花出之後是有報償的，是有優厚的利息的，國家為了教育民眾固然應當做，就是持籌握算的商人只要他們眼光放得遠一點也該做。教科書只有在校的學生讀著而已，而已使商務在過去四十多年中成了書業的領導者。何況這民眾讀物是普遍到各階層的，工、農、商、兵無不可看，教師、學生無不可看，家庭婦女無不可看，只要會做，將來擴大為幾個以至幾十個商務印書館也不難咧！這是新的一條路，正銜接著商務的教科書而前進的。至於舊的，就是整理古書，使得凡是讀中國古書的人必須看我們這一部，使得這一部成為長時期的標準本。張先生的《四部叢刊》固然有價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樣介紹出來而已，至多只有把一兩種古本對勘，附一校勘記而已，根本他沒有整理，後學者是不容易看的。何況古本並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學者的校刻本，他們已經把許多古本集合校勘，並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學和經學根底之好，讀書之淵博，當然這些本子的價值遠在宋、元刻本之上。張先生專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責備賢者的眼光看來，未免古董意味太重。至於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和《叢書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紹舊籍；他把古書印成小冊子，易帶易藏，這設計也不錯；他把古書斷句，便於尋省，更適合於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斷句的錯誤和校勘的粗疏，數也數不清，如果給我時間替他做一個勘誤表，篇幅該和《牛津大字典》一樣多。我每看他的書，總要蹙額疾首，說：「古書碰了王雲五，真走上厄運了！」他為什麼這樣？因為他要出得快，把古書發出去請人點，一頁兩毛錢，人家貪圖錢多，盡快地點，點畢交他，他又不請人復看，馬上發印，以致不但有錯字錯點而且有錯頁的。線裝書每每有錯頁，第一頁接著第三頁，再接著第二頁、第四頁的；到王雲五印書的時候，點的人既不曾看清，校的人更馬虎，就隨順了這個錯誤。當這錯頁在線裝書裡，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頁數自然明白；現在既已重排，原來頁數已不存在，當讀不下的時候，除非找到原本校對是再也讀不下了。所以王雲五真是舊書的蟊賊，固不待金圓券的發行而即知其大膽妄為，害國病民了。又中華書局模仿商務，出了一部《四部備要》，既為介紹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測起來，他們發刊此書的目的恐怕只為替仿宋字做宣傳的。我們如做此事，應在大學文、史兩系的學生中選取學問有相當根基而心又仔細的，加以幾年的訓練，然後令他們到各圖書館、各藏書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匯合起來，汰劣存優，做一個「集注」，然後加以標點、分段，做校勘記和索引，使得讀者得了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騖。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這個整理而後古書可讀，古人遺產的真面目可為極遠的後人所認識。印行古書固在現在時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則今日必做，因為能讀古書的人越來越少，在二三十年內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請他們擔任整理的工作，到時局安定，大家想讀古書的時候，這已是不可挽回的損失了。而且現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國，通漢文，讀中國古書的日多，只要看兩部《皇清經解》在市面上絕了跡，就可知外國人搜購我國線裝書數量之多到了什麼地步。我們印出這種標準本來，不但全中國的圖書館和大學都要置備，即全世界的圖書館和大學也無不要置備，而且有永久的銷路，我們為什麼不做。這是舊的一條路，也是銜接著商務的《四部叢刊》而前進的。
我懷抱了這樣一個大計劃，可惜找不到大資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見商務的總編輯張天澤，他為和總經理王雲五搞得不好，正謀改業，他有志自辦一個出版機構。我想，他是廈門人，廈門是商業中心，他從小耳濡目染，想來他懂得經商，他是學經濟學的，在商務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術和金錢的運用，更具備了適宜的條件，因此慫恿他幹。經過許多朋友的幫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萬元，當時可換得黃金20條，雖不算多，比了我們的樸社究竟寬裕了。機構成立，定名中國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慣了王雲五的幹部，沒有獨當一面的勇氣，進一步退兩步，遷延復遷延，存在銀行的錢愈來愈貶落，我的極熱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就在這時，我到北碚遊覽，認識了亞光輿地學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緯宇等在抗戰揭幕後創辦亞光，制印地圖。為了那時逃難的民眾和開拔的軍隊都需要地圖做旅行中的參考，有一種袖珍的《中國分省圖》竟於數年內銷了35版，每版1萬冊，奠定了他們的經濟基礎。這時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廣西一帶推銷，他則為了邀請製圖人員到重慶。到了之後，知道科學工作人員集中在北碚，製圖以北碚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邊蓋了幾間屋，設立中國製圖社。既和我遇見，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發展，就請我加入，成立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推我為社長。我家居柏溪，離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無法延醫購藥，死了連棺材都買不到，托人從磁器口買了來才得成殮，因此我痛恨這窮鄉僻壤，要遷家到有醫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這條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長。過不多時，金氏昆仲來北碚協議擴大組織，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國圖書局。我當時正值喪妻之際，不但積蓄都光，而且負債纍纍，哪能加入股子。承他們的好意，替我加入20萬元，於是我也成了書局的股東。抗戰勝利，書局遷到上海，再謀擴充資本，定股份總額為2億元。那時幣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較多，陸續付款，到招股截止時湊足了200萬元，恰佔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1946年7月，開股東大會，萬想不到，被推為總經理兼編輯部主任。副總經理陳宣人，前在商務擔任事務多年，抗戰期間在重慶辦大信文具公司。經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亞光總經理；一丁君匋，前生活書店及《大公報》館的函購部主任。協理一人：金緯宇，即亞光的副經理。他們為什麼選我呢？一因我年齡最長；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遊眾多，做書店生意不能無教育界的聯絡。我堅決地辭謝，因為我實在不會做經理部工作。但他們說：「不妨，經理部的工作自有我們做，不來煩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聯絡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雖負了總經理的名義而仍住在蘇州。公司有事，打一電話來，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蘇州住了兩年，擔任社教學院的教授。
⋙20世紀40年代初，顧頡剛在重慶柏溪。
在這裡，我當說一說我的家庭狀況。我們顧家大都住在滬寧路沿線，我的直系祖先在明成化時是唯亭鄉的一個富農，每逢災荒即捐出大量的谷子。到萬曆間遷到蘇州城裡，從此專事讀書，得了科第就做官，得不到科第就教書或游幕。太平天國時代，蘇州城裡受了嚴重的兵禍，祖先產業蕩然。我祖我父兩代辛勤，又掙起一份家產。到我父老年，有田400畝，屋50間，現款4萬元。這份產業也不算小，但與我無干。因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撫養成人，我自小和繼母齟齬，而我的叔父又覬覦我們的產業，看我父僅我一子，心想只要把我趕掉，我家的產業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繼母常在我的父親面前交互說我壞話，挑撥我們父子間的感情，所以我決心遠離家庭，自祖母死後撤座，就把妻女們接到北京，說：「從此這個家不是我的家了！」當北京政府欠了一兩年的教育費時，我一家四口，衣食不周，我父看見報載情狀，寫信給我，說：「要不要由我接濟？」我咬緊牙關，說：「男在此自有辦法可想，請大人寬懷！」實在，當這教育界普遍的貧困時，想辦法是何等不易，我只怕父親寄了錢來，繼母和叔父更進讒言，寧可拒絕了使得精神上舒服些呢。我父收入多而開銷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這點積蓄。繼母和叔父都亡故了。抗戰之際，我父病逝，我不得歸家治喪。田地托給姻戚管，他為了抽大煙，賣去了兩百畝。抗戰結束，我回到家裡，存在銀行的現款又成了廢紙。為辦婚喪，又賣去了百餘畝田。到這時，我父遺下的產業只有房屋可以收到一點租金，其餘全完了。為什麼說全完了？因為田地久已收不到租。
提到這件事，我要為蘇州的地主說幾句公道話。別的地方，田主自己管著田，農民直接受田主的剝削，而蘇州則不然。我們的地主是和佃戶不見面的。所以這樣的原因，就為蘇州人太喜歡享受，無論有錢沒錢，衣食總求美好，每一個男子總要有固定的茶坊酒肆來度他的日常生活；因為這種生活太有規律了，自早起到夜寢都有適當的支配，弄得不但遠地方不能去，即離城不遠的鄉間也憚於涉足，所以城裡的地主簡直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麼地方。這種「大少爺」的派頭是明、清全盛之世養成的，為了這樣，所以無錫、南通成了工業區，上海成了工商業區，而蘇州的地主只能在糊塗的生活裡度過一世，使得地方和自己的家族漸漸地沒落下去，而不會學了人家改變生產的方式。在前清時，農人抗不繳租，還可請求官廳替他追繳，用打屁股來威嚇他們。但民國成立，官廳早已不管這一套，而地主又不能自己下鄉，所以佃農不繳也只得任他。在抗戰前，繳納的已經不多，靠田租過日子的顯出奄奄待盡的樣子。抗戰後一切失了常態，繳納的竟成為例外。我父親未死前曾對我說：「你做到55歲，就歸家來專心著作罷，我積下的產業是夠你養老的。」但1946年，我自重慶歸來，百畝的田租僅僅收到法幣10萬元，不足半月的家用。我知道沒有休息的希望，而我幸有書局的企業，走上了新式生產的道路，心想：吃飯問題總不太嚴重吧？
大中國圖書局開張在上海之後，營業極佳，因為我們在重慶已繪了好些地圖，外蒙讓出去了，台灣收回來了，東三省變為東北九省了，這些變動上海書肆都尚未畫出而我們已都有了，在勝利之後人心振奮的時候我們印一版就銷一版，甚或我們尚未再版而訂貨的已來，大有供不應求之概。但國、共談判破裂，戰事一起，發行網就縮小了一半。以後解放區日廣，到上海蔣軍消滅之前，我們的發行網竟至不出上海。而且為了工商業的不景氣，購買力也萎縮非凡，就是上海一區也遠非昔比。到這時，我們的地圖是沒有銷路了，只靠了販賣鋼筆吃飯。我為書局編的一套《中國歷史故事小叢書》一百數十種，出了十餘冊就出不下了。特約呂叔達編的《中國通史演義》八十回，編輯部裡用了五六年的氣力繪出的二百萬分之一的《中國分縣地圖》，其細密為歷來坊間所沒有的，都不能付印了。這多麼痛心！
我住蘇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夠用，但蘇州這地方，游手好閒的太多了，借錢求薦的麻煩不必說，就是不借錢、不求薦的人上門，他們沒有時間觀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沒有這閒暇去陪他們，然而多是本家、姻親和上輩的朋友，得罪不得，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當工作上打算，我非遷出蘇州不可，所以辭掉社教學院的教職，於1948年遷到上海，專做書局的事。我在書局，雖不能任經理，但編輯是可做的，我當然可以一心一意編出幾部書來。只是時局動盪過甚，局中營業日落，我的薪水一減再減，打了一個對折，為要維持家庭生活計，只得兼教書，所以我便於解放前就蔣維喬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誠明文學院的教授。
⋙顧頡剛手跡。
解放之後，發行網寬得多了，可是又有難問題來。地圖是表示政治區劃的，區劃改變地圖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貨，要造貨就須有生產資本，但我們的流動資本已乾涸了，造新貨談何容易。原印的圖，一切不合適，只有賣給紙廠造「還魂紙」。再則，新印的圖是否合適也是問題。例如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編了一冊《蘇聯新圖志》交給我們印，我們覺得這些編者都是專家，料不會錯，就出版了。哪知出版之後，得到出版總署胡署長的信，說：「其中有《帝俄東部發展圖》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我們把這個意思告給地理研究所，他們答道：「帝俄時代的事自有帝俄負責。而且帝俄不但受蘇聯的攻擊，也受我們的中蘇友好協會劉少奇主席的攻擊，為什麼不能把他們過去的事實揭發出來！」出版總署是國家機關，地理研究所也是國家機關（今已併入中國科學院內），為了他們步伐的不一致，害我們鋪子賠了3000萬元，這種苦痛該向誰訴？本來我們已定出版民眾讀物，仍用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名義，在平津報紙登了徵文廣告之後也收得了些稿子，自從《蘇聯新圖志》生了問題，我們一再考慮，恐怕自己政治認識不夠，出了岔子，加以出版總署並不負審查的責任，我們也沒法質正於政府，所以就改變方針，從學校的自然科學掛圖著手了。
在這個大時代裡，我自問無應變之才，越來越覺得無能。去年解放前，金圓券一日數落，局中同仁無不喊窮，不絕地向經理部請求增薪。編輯部因為由我主管，工作人員向我要求更切。我因為這是實在的情形，與經理部同仁磋商增加津貼，然而那時正是營業極不振的時候，局方實不能加。我爭之再三，有一位經理就說：「顧先生，你究竟是什麼立場呢？你若是站在勞方，你的爭是對的，但你卻是資方的總經理呀！」這句話駁得我啞口無言。自從局中組織了工會，勞方與資方有共同組織的業務會議，以及福利、膳食、學習等的委員會，關係愈來愈密切，鬥爭也愈來愈尖銳，我既負了總經理的名義，也不該不實際負總經理的責任，然而折衝樽俎非我所長，要我在勞、資兩方確定立場，尤非我所能，我真躊躇了，彷徨了！我還是退出商界罷！下次開股東會議時，我決定辭職了。
投身在商界，已有五年歷史，我覺得商界確實好。他們固以營利為目的，但這個目的是公開的，除了公開的競爭之外再沒有鉤心鬥角的破壞行為。不像教育界人，口頭上清高萬分而實際則較及銖錙，為了一點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妒忌，以致鼓動了別人來鬧風潮。可惜我進商界遲了，不然我必可踏著張元濟先生的足跡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