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各種從業人員都做自我的檢討，逼著自己努力向上，這是最好的事。我則因頭腦向來不肯休息，所以在舟中車中，或枕上廁上，凡是不能讀書做事的時候永遠在做自我檢討，所以要我指出自己的優點與缺點來非常容易。只是我以為優點與缺點不必是對立的兩種品行，而往往是一種品行的兩種看法。這正如說北方氣候，因水蒸氣的缺少而天色清朗，人的精神也松爽，可說是一個優點；但水蒸氣的缺少便使沙土飛揚，一起風害人張不開眼，這豈不成了一個缺點。南方地土滋潤，植物茂盛，出門無風塵之苦，當然是優點；然而陰雨連綿，衣服穿在身上黏而不爽，又不能不說是它的缺點。人也如此，所以有「好人不能做事」的諺語，缺點即存在於優點之中；而曹操徵求「受金、盜嫂」的人以供他的驅使，分明唯有這種無賴方能適合於特別的時勢，優點又即存在於缺點中了。
⋙1954年8月，顧頡剛在上海武康路寓所。
我的性格很複雜，這是朋友們一致的批評，因為我有的時候極理智，有的時候又極感情；有的時候很高明，有的時候又很沉潛；有的時候喜歡衝鋒，有的時候又喜歡退讓。我常細細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現在說得出為什麼這樣複雜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點是有強烈的責任心。這大概得於遺傳。我的父親對於該做的事情從不躲避，有時正在發燒還挺著辦公，這種責任心在我們蘇州人中是少見的。但我還加上一重後天的學習，則是出於我的祖母對於我的嚴格訓練。我自幼由祖母撫養，她對我期望太殷，所以責備也獨厚。我或沒有得她的同意而買了糖食，或說了謊話和流氓們的話，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錯誤舉動，她必叫我把這事寫上紙條，貼在帳子上，早晨剛醒，就令我看著讀著，問我要不要再犯。為了自幼便有這樣的訓練，所以一生對於自己言行無處不負起責任，凡於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合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一個年輕人誰不善於鍾情，一個所愛的人肯來暱就誰不願意接納，但我則以早婚的原因，不願對於妻子做薄倖郎，也不願對於所愛者做輕薄兒，便假做癡聾把對方擋住在友誼的界線上，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麼痛苦，對方又必然以我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為著良心的平安就斷然做了。有一個基督教牧師堅勸我信教，他說：「凡人都有罪過，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懺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說：「我是一生不做罪過的，自己既不需懺悔，上帝也無所用其赦免。」這位牧師表示他的驚訝，彷彿這種人是不該有的，但我自問從小受了祖母的教訓已達到了這個階段了。有一位在事業上對我做劇烈攻擊的朋友，他有一次問我：「頡剛，你為什麼專喜歡做吃虧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佔人家一點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了！但你知道我專喜歡做吃虧的事情，是你已認識了我，你在道義上就不該攻擊我了！我有這樣的責任感，我肯為人家犧牲自己，可說是我的優點，然而缺點即由此而來。大概這樣負責任的人只該做一件事，因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費你全部的光陰。但不幸，我的責任感太強了，凡我所見到而人家沒有做的事情我即引為己責，要憑我的情感拚命去幹，有如宋朝陸象山說的：「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又如孟子說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這種話理學家說了當然見得他的氣象博大，但要實幹起來便非大規模地組織黨團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為了情感的橫溢，好像野馬的不可控制，樣樣事都覺該做，樣樣事都要負起責任；自己則既沒有才，又沒有財，又沒有組織做後盾，結果哪一件事都只開了一個頭而沒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亂，精神也十分不安寧，於國無益而於己有損，真何苦來！現在我的年齡已不容我再浪費時間了，我必須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盡自己的責任心，再不該濫用我的責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種事務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點是有強烈的同情心。我真愛人，我既不願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又不願人家有一點苦痛。人家有一點苦痛時，彷彿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戲劇，看小說，常常為悲劇的主角而流淚，雖然明知這是假的。這同情心的由來，不是受教育的結果而是出於天性。我生長書香人家，長輩們總覺門第高人一等，常對我說：「我家男子沒有一個白衣人，起碼是個秀才。」並拿這個理由來做我讀書的目標。我和鄰家小孩玩，又常被長輩喝住，因為他們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壞影響。在這等教育之下理該發生優越感而鄙視民眾。但我卻沒有接受這誘導，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樣是朋友，從不感到擺架子的威風。一班同學們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煙卷，坐起頭、二等車，變了一個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學看不過去了，質問道：「頡剛，你為什麼過的還是學生時代的生活，難道你沒有錢？」其實，我不是為省錢，也不是裝窮，只覺得民眾的生活並不可厭，高級的生活並不可羨。在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眾接近，到人家所不願意去的地方去。民眾教育和邊疆運動，何以高等華人不做而我做，就為我肯到他們所認為腌臢的地方去而得到親切的觀感，以至激發了我的強烈的同情心。至於我所以能夠接近青年，也是這個道理。我不會說話，雖是教了30年書還不是一個好教員，教的東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現代青年的興趣，然而竟有許多青年來依附我，我能做成幾件事情是靠著他們的幫助，我受人家的攻擊也是由於他們的牽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過愛才，太過希望他們好。《尚書·秦誓》上說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這幾句話真寫盡了我的心。我看見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紀比我大的便尊為前輩。例如柳翼謀先生，他駁斥我的「古史說」，不免盛氣凌人，我答覆他的時候還是很有禮貌的，這並不是我要假做謙虛，只因學問之事本不是一時可以決定是非，我從這一點想，他從那一點想，參加討論的既多，才可以慢慢地尋出一個結論來。他肯和我討論，原是應當歡迎的。但我的朋友們幫我答覆的就不免以盛氣來回報，孫伏園在副刊上寫文竟斥之為「柳逆翼謀」，這種狹隘的心胸則剛和我處在兩極端。至於比我年輕的人，則我理該獎進他、指導他，使他達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長可取的人，我理該介紹他到一個適宜的崗位上，使他能發展他的長處，為社會服務。我自入世以來，不斷地辦期刊，青年的文章不斷地送來，只要有閒暇，我無不替他們修改。曾經有一個學生來質問我：「在雜誌上看見一篇文章，寫的是我的名字，卻不是我的手筆，這是為何？」我告他：「這是我替你改得太多了。」一個大學生，已有相當的程度，只要有人指點，他又肯學習，當然進步是很快的，所以我所指導的學生，往往費了兩三年工夫即已取得學術上的地位。他們有時作文駁我，我也隨順了他們的意思為做修改，這在別人大覺奇怪的而我則行所無事，因為必須許人這樣自由思想，學問界才能蓬勃發皇起來。傅斯年曾說：「哪一個青年只要同頡剛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我說：「倒沒有這樣容易。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時時逼他們工作，必須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我這樣訓練青年，他們對於我固敢駁，對於別的前輩也敢駁，而別人不能像我一樣寬大，他們一經被駁就跳了起來，說：「這是顧頡剛派他來攻擊我的，顧頡剛想拆我的台！」於是我便代這位青年受了過，而且彷彿有了什麼陰謀。所以，我所培植起來的青年學問越好，我的受攻擊的程度也越甚，他們提到我時，常常稱為「顧老闆」，以表示其手下有一班人。唉，我的這顆心怎能使一班只有權利心而沒有事業心的人們所瞭解呵！而且，我所能接近的青年，也就是他們所能接近的，他們為什麼自己不去做老闆，偏要把這些群眾讓給我呢！這些為了同情心而招來的痛苦，固於我有損而卻於人有利，也可說是我的同情心的好處。從壞處看，則濫用同情心比了濫用責任心更誤事。我看人，往往只看一節之長，因了這一節而用他，結果他就用別節之短來造成不幸的結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著十分的惡報。一有這種事起來，笑我的人就說：「頡剛什麼人都敢用，現在自食其果了！」憐我的人就說：「頡剛看什麼人都是好人，現在上了人家的當了！」其實，我並沒有看什麼人都是好人，只是我愛才之心勝過了嫉惡之心，喜歡隱惡而揚善，希望人家盡向善的一方面發展；但是這個時代是最不安定的時代，社會上鼓勵人做壞事的力量勝過了我鼓勵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點好心給他拋棄了。有人規勸我：「頡剛先生，你的門下太雜了！」是的，太雜了！所以太雜的緣故，就因為我要在每個人的身上尋出長處來，尋出了一點長處我就不放棄他。但是，我深知道這是不對的。如果我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黨魁，自可這樣「來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來供我的識拔，安插在各個適當的崗位；現在我僅是一個治學的人，至多做一個小規模的教育行政者，我要這樣大規模地造就人才當然只落一個可悲的結局。我還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做正軌的發展吧！
有了強烈的責任心，論理我該做政治家。有了強烈的同情心，論理我該做宗教家，或是捨生取義的革命者。為什麼不在大時代裡發揮自己的特長呢？唉，這是給我性格的第三點——強烈的知識欲——所拉住了！我對於一切享受的慾望都非常淡薄，獨獨知識欲是極端的旺盛。這也是與生命俱來的。從小我就喜歡翻看一切書，不管懂與不懂。那時還沒有圖書館，我就天天跑書鋪子，也不分新書鋪與舊書鋪。又盡搜羅書目，全國的書鋪子凡是印出書目的我沒有不索取了。所以當時的我雖是一個中學生，而目錄學的智識已非常豐富。直到大學畢業之後，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學，我的研究工作應當向史學方面發展。我又喜歡定工作計劃，常常把預計的和實做的做一個對比的進度表。可是一件事情，預計時總比較輕簡，實做起來往往須費加倍或加幾倍的時間，所以實做的進度總追不上預計的進度，使我老是覺得負了一筆債。何況在社會任事之後，常有突然起來的事情足以破壞預定的工作，所以更趕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遠景。我是一個長期的神經衰弱的人，因為神經衰弱而成為神經過敏，我的頭腦裡永遠裝著許多問題，不停不歇地在想。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做一相對的批評，他說：「谷城忙裡亦閒，頡剛閒裡亦忙。」我許為知言。為了我頭腦中常想問題，所以逢到一點材料時就不會輕易放過。例如《禹貢》的梁州為什麼叫梁，歷代釋經的人從沒有一個切實的解答；我那年第一次到重慶，住在大梁子，附近又有小梁子，我發現這是山頭的名稱時，我就想起從西安坐飛機到成都，望到下面只見接連不絕的山頭，因知這個「華陽、黑水」的梁州一名即因峰巒攢聚而來。又如春秋時陸渾戎和姜戎同自瓜州東遷，瓜州所在自漢以來都說是敦煌，因為那邊出產好瓜；我覺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晉人也不能迎他，這一定在離鳳翔不遠的秦嶺裡；果然有一位從漢中出來的朋友告我洋縣山中有一種人，稱為「瓜子」，他們專賣身做苦力的，這就證明了我的「瓜州說」。這種事雖是偶然的發現，但在我腦筋裡已不知轉了幾千百度，所以一說出來就給我捉住了。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你會得看出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其實，這沒有什麼技巧，只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看出來了。我肚子裡有10餘篇長文章，有的已醞釀了10餘年，有的已30年，因為問題複雜，非有整段時間不能寫，而近年生活太不安定，所以始終頓在肚子裡。這正如一個婦人懷了孕，十月滿足而產不出來，其苦痛的程度是不難想像的。我的知識欲強到這樣，當然發生了我的缺點。因為研究是我畢生的訓練而辦事只是半路的出家，所以我在書房裡可以心無雜念，一意讀書寫作，新的生產是不難按日成功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辦公室裡，在會議室裡，則面臨著現實而心想著學問，我不能全神貫注到事務上，歧路亡羊，我哪裡做得好事。我認識我自己，常對人說：「我要過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監禁式的，一種是充軍式的。監禁式的生活是把我關在圖書館和研究室裡，沒有一點人事的紛擾；充軍式的則是許我到各處地方去搜集材料，開闢學問的疆土。」
在我的性格裡，還有一股拉向後退的力量，乃是缺乏政治性。我所以想脫離了政治而做文化事業和社會事業，就是為此。到了今日，證明了這只是我的幻想，在政治的大前提沒有決定的時候，一切的枝枝節節的工作都是白費勁。但我所以如此，恐有蘇州人的性格在內。蘇州人是最和平的，怕起風波，但求安安逸逸地過生活。所以在前清時代，科第極多，做官極方便，但只想做做內閣和翰林院的清閒的官，很少外任，也很少表現政績。民國以來，只有張一麟做過部長；這並不是政府不要他們做，只是他們守著「知足不辱」的戒而不肯做。蘇州本是一個地方政治中心（省會）和全國工商業中心，其繁華富庶可想；近百年中，東邊有了上海，西邊有了無錫，把蘇州的工商業拉過去了，自辛亥革命後省會也移到南京了，蘇州只成一個住宅區，市面日就凋零。國民革命後，南京成了首都，江蘇省署要遷回蘇州，這件事如發生在別省，一定歡迎之不暇，哪知蘇州紳士竟推代表去拒絕，他們的理由是怕做了省城之後容易受兵災，於是江蘇省城遷到鎮江去了。在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蘇州人是怎樣的沒有政治性。人不能跳出政治，他們要跳出，徒然加速其沒落。可是壞處的反面也有些好處。蘇州人因為不熱心於政治，很少奔競的習慣，輕易不見投機分子。他們大抵對本身業務負責，做人家的忠實幹部，所以海關、銀行、郵局、電局等從業人員以蘇州人為最多，他們安分地做技術人員，做上一世，絕不躁進，父母、妻子也不勉勵他們向上鑽，只要家裡人有飯吃，和養生送死的周全，就一切滿足了。我生在蘇州，在蘇州的空氣裡陶冶了最初的20年。固然我們的時代已是革命的時代，從小讀了梁任公、孫中山的文字，滿心想救國；但章太炎、劉申叔輩討論學問的文章更能吸引我，中學時代就已立志治經了。到辛亥革命，沸騰了我的血，但我好高騖遠，不參加國民黨而參加了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為的是社會主義比三民主義徹底；然而一進了北京大學，學問的興趣又轉移了政治的目標，於是我死心塌地地走向「整理國故」的道路，為的是實有許多工作等待著人去做。「九一八」事變後，又大動了一下；但到了對國民黨無希望的時候，我又投進商界去了。綜合我一生的事實看來，學問的路很早就走上而政治的路則始終走不上去，這就因為知識欲太強而政治欲太弱的緣故。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我是不敢辭的。唯其如此，所以每逢人家來個打擊就自己甘心退下，不與他們計較，雖則我有力量，然而總不肯用。我一生做事，到處碰壁，每讀《離騷》，輒覺屈原的心即是我心。他碰到楚懷王這般昏君、上官大夫這般佞人，毫無辦法，只有投江自殺。我呢，則本有學術的崗位在，事情做不好，還可以閉戶讀書，所以我不需走向他的最後一條路。只是閉戶讀書也需有閉戶的物質背景，我這背景在哪裡呢？
上列四點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評的結果。我為有強烈的責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驅迫我前進；但也為有強烈的知識欲而沒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後退。人家看出我的行為的矛盾，實即是我的內心裡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在少年壯年時代，理智和感情並強，所以表現的矛盾也特別厲害。現在我快到60歲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強的感情；人世的經驗多了，理智的力量又當然超過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現可以漸漸地降低了。此後我想把責任心嚴格配合知識欲，使得學問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創造，以貢獻於將來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