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爭吵是最讓人痛苦的事情。它沒有任何規章可言，不像疼痛或者創傷，而更像皮膚上的裂痕，因為缺乏足夠的養分而永遠無法癒合。
——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崩潰》
當你開始認真對待時，我們已經播下彼此憎恨的種子了。
——小塞伯特・布魯爾，前可口可樂瓶裝商
伍德拉夫辛迪加成功收購可口可樂公司之後，歐內斯特・伍德拉夫的喜悅卻因與瓶裝商永久合作的合同約定而變了味兒。瓶裝商因在1917年首次同意臨時提價而導致了合同糾紛。雖然一戰已經結束，但白糖的供應卻更加吃緊。1918年7月成立了美國白糖平均分配委員會，其目的就是為了確保穩定每磅9美分的糖價，但委員會卻在1919年年底解散了。因為在那之前，秋季的糖價就翻了兩番，政府對此已經無法控制。新總裁薩姆・多布斯十一月份致信瓶裝公司，請求他們同意「按照霍華德・坎德勒先生提議的價格購買所有我們能夠買到的白糖」。多布斯說，根據目前的協議，公司根本無利可圖，因而請求在原有糖價基礎上有一定的浮動，並強調說這是一個「臨時方案」。瓶裝商欣然接受。十二月份，他們還同意了公司提出的暫時性借款請求。霍華德・坎德勒寫信給喬治・亨特說，他「真誠地感激……因為這是你們靈活經營方針的進一步證明」。
然而，雷恩沃特和亨特不知道的是，儘管多布斯和霍華德表面上百般討好，實際上他們正在密謀對付瓶裝商。在多布斯寫那封信的前一周，公司組建了一個「調查裝瓶合同履約情況」的委員會。在12月15日的董事會上，哥倫布市某廠主W.C.布拉德利經由他的老鄰居歐內斯特・伍德拉夫介紹，加入了辛迪加，並成了董事之一，他還宣佈了一項針對瓶裝商進行「重新調整」的提案。
這年的聖誕節，氣氛一片祥和。霍華德・坎德勒在1920年1月發行的《可口可樂瓶裝商》中向瓶裝商們送上了他的新年祝福：「朋友們，請允許我加入你們，齊心協力共同迎接嶄新的一天。」在同一期《可口可樂瓶裝商》裡，哈羅德・赫希寫道：「新的管理層由衷地感謝瓶裝商們……並對這個行業抱有極大的信心。」維奇・雷恩沃特致電回復道：「我們有信心！」不到兩周，當他發現公司的虛偽面目之後，他的信念一瞬間土崩瓦解。
儘管白糖的供應形勢還不是特別讓人擔憂，赫希還是要求和瓶裝公司就糖的供應問題再行磋商。然而，當維奇・雷恩沃特和喬治・亨特一起讀完會議日程安排後，他們簡直不恨相信。「我們發現，」雷恩沃特說，「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為擺脫當前困境而作的修正，而是一項改變我們整個經營方式的提議。」鑒於目前不尋常的局勢，他們拒絕參加預先安排的會議，於是寫信給赫希，提議再次考慮臨時性提價。經過幾天焦躁不安的通信聯繫之後，霍華德・坎德勒把雷恩沃特和亨特叫到了他的辦公室。他說，「夥計們，我請你們到這裡來，是要告訴你們一個壞消息。」他告訴他們，可口可樂公司董事會已經認定，「你們簽訂的是一種隨意性合同，只要在合理時間內事先給予通知，就可以撤銷」。赫希詢問瓶裝公司的兩位老闆，是否有任何建議可以「阻止事態進一步擴大」。雷恩沃特回憶說，當時他們兩人「完全說不出話來」。待他們回過神來，詢問赫希關於此事的態度時，這位不安的律師答道：「我想，我會置之度外的。」
赫希身陷困境
當然，赫希不可能做到若無其事，但是他的確發現自己處於兩難的境地。幾年來，他是可口可樂公司和瓶裝商雙方共同的律師，曾經成功地為他們共同使用的可口可樂商標做過辯護。瓶裝商們完全信任他，其部分原因是赫希自己也擁有一家瓶裝廠。現在看來，赫希似乎被收買了。作為辛迪加收購事件的核心人物，他被「賞賜」了一個董事的職位，他的年薪也飛漲到了聞所未聞的37500美元。
但是實際上，赫希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沒有選擇餘地。他試圖說服歐內斯特・伍德拉夫，讓其相信，廢除裝瓶合同會在可口可樂這個大家庭內部引發不可挽回的災難，可惜無功而返。伍德拉夫接手過來的生意當前一片混亂，他簡直驚呆了。從他的利益角度來看，瓶裝公司根本就不算是瓶裝商，而只是吸食他人利益的寄生蟲。此外，薩姆・多布斯、霍華德・坎德勒和阿薩・坎德勒一致同意，可以隨時終止瓶裝合同。老坎德勒還堅持聲稱，他從來就沒有打算永久放棄瓶裝權。
雷恩沃特和亨特立即嗅出了瓶裝廠中間的火藥味，那些人早已為發生在遙遠的紐約和亞特蘭大的一些變故擔心不已。瓶裝公司對此也「英雄所見略同」，因為這顯然是他們防止自己的「小店」（這是薩姆・多布斯對它們的輕蔑稱呼）被摧毀的唯一保護傘。赫希向董事會報告說，所有瓶裝商都拒絕參加會議。他被授權提起法律訴訟，然而，這位飽經憂患的律師並沒有這樣做。他與維奇・雷恩沃特協商，試圖盡最後一次努力達成某種妥協。在2月12日的一封聯名信中，赫希和雷恩沃特提出了一種複雜的糖漿銷售滑動定價法，隨信還附寄了一份裝在密封袋裡的可口可樂配方，並聲明「萬一爭論涉及成分比例問題就打開它」。多布斯堅決反對這個提議。「我們從不會考慮，也不會採取任何方式洩露或者公佈可口可樂的配方比例，有些事情必須依靠信念才能解決。」
到最後，雙方都失去了對彼此的信任。1920年3月2日，霍華德・坎德勒以特拉華州可口可樂公司董事會主席的名義，通知瓶裝公司他們的合同將在1920年5月1日到期。雷恩沃特和亨特立即做出回應，堅持維持約定好的糖漿價格每加侖97美分不變。公司被迫屈服，四月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糖價飛漲到每磅超過20美分，為此公司每天都要損失2萬美元左右。
瓶裝商們從亞特蘭大聘請了兩位律師，金和斯波爾丁，他們言辭尖刻地以書面形式否認了公司有權廢止合同。律師們特別譴責伍德拉夫辛迪加這一舉動，並保證「我們的當事人……不會容忍這樣的專橫，他們會通過各種法律途徑來保護和捍衛自己的權利」。原本看起來很有希望達成的妥協方案現在也失敗了。4月16日，瓶裝公司向富爾頓縣高等法院提起對可口可樂公司的訴訟。「戰爭在繼續，」薩姆・多布斯寫道，「我們決定奉陪到底。」
可口可樂內戰正式打響了。
由愛變恨
瓶裝母公司贏得了第一場較量的勝利，法院強制可口可樂公司不得在5月1日以後直接向實際瓶裝廠供應糖漿。薩姆・多布斯試圖利用這個禁令，便寫信給瓶裝廠，解釋說如果公司不再向他們供給糖漿，「你們的利益將會受到實質性的影響」。儘管多布斯對瓶裝母公司極為惱火，卻也感到無能為力。幾天後，他寫信給好友比爾・達西：「查塔努加那夥人正想方設法挑撥瓶裝廠對我們產生偏見。」
亨特和雷恩沃特重整隊伍，於4月22日在查塔努加召集了由眾多瓶裝商參加的會談。哈羅德・赫希被指名排除在外，他悲哀地寫道，自己一直在努力倡導「可口可樂大家庭的合作精神」，但卻歸於失敗。他強調，雙方有著相同的基本目標——「向瓶裝商持續不斷、自由通暢地供應可口可樂糖漿」。然而，在這場激烈的爭吵中，「這個特別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因為混亂的局面而被遺忘了」。憤怒的瓶裝商們集結在田納西州，他們一味發洩對公司的指責，而不是像赫希懇求的那樣保持清醒的頭腦。喬治・亨特發誓：「如果我的工廠倒閉了，我將把整個行業的生意都搞垮。」
在糖漿供應被真正切斷以前，可口可樂公司和瓶裝商們都從他們之間的這場報復性遊戲中退了出來。他們相互妥協，達成了一個暫時的解決方案，即在5月最後期限之前，同意公司以每加侖1.72美元的價格向瓶裝廠供應糖漿，而且隨著糖價的波動，糖漿價格也隨行就市（這讓公司深感欣慰）。開庭時，審判室裡座無虛席。前來旁聽的亞特蘭大人知道，這將是一場趣味橫生的審判。每磅20多美分的糖價仍然居高不下，這是古巴制糖廠聯盟囤積居奇的結果，他們的生意曾經伴隨著可口可樂的銷售而興隆起來。然而，在亞特蘭大，冷飲櫃檯的可口可樂價格卻漲到了每杯8分錢。
法庭鬧劇
毫不誇張地說，審判迅速演變成為一場拔河比賽。瓶裝商的代理律師本・菲利普拿到了可口可樂公司的會議紀要，他不顧對方辯護律師的再三抗議，肆意曲解紀要的內容。最後，哈羅德・赫希幾乎是從菲利普手中搶回了會議紀要。一向沉穩的赫希一反往日的律師形象，以壞脾氣的口吻說：「記錄不能反映真實情況，我要求歸還會議紀要，把我的本子還給我。」秩序剛恢復，赫希和他的同事就極富說服力地證明，瓶裝商是一群類似寄生蟲的中間人，「沒有起到一丁點兒作用，而只是簡單地以定價買進糖漿再轉手賣出，從中謀取差價——他們對糖漿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在維奇・雷恩沃特的交互訊問期間，他承認，瓶裝商靠可口可樂公司做的廣告宣傳就獲得了25%的利潤。東南瓶裝公司幾乎沒有怎麼投資，就在20年裡賺了250萬美元。
瓶裝公司作了同樣公正的回答，沒有他們就沒有瓶裝業。亨特和雷恩沃特回顧了早年創業的艱辛史、失敗的痛苦以及與仿冒者的殘酷鬥爭。瓶裝商在房地產、廠房和設備上的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而可口可樂公司在整個行業起步過程中卻沒有出過一分力、投過一分錢。瓶裝公司絕不是吸血鬼，他們經常培訓和勸誡瓶裝商生產統一的、高品質的產品。他們贊助聚會和培訓研討會，安排批發採購，保證使用最先進的設備。至於20年間賺取250萬美元——完全靠金融詭計而非長期努力工作的辛迪加，每天賺取的利潤是這個數字的兩倍，這又如何解釋呢？
雙方的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完全正確，事情的真相似乎介於兩者之間。到1920年為止，瓶裝業幾乎遍佈整個美國。1928年，獲得授權的特許經營商的數量最高為1263家；同年，瓶裝糖漿的消耗量終於超過了冷飲櫃檯的消耗量，在以後的歲月裡他們將逐步合併為一體。在瓶裝業的成型時期，瓶裝公司毫無疑問地提供了有價值的幫助，但到這次審判的時候，他們的角色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他們嘗到了甜頭，他們自己心裡很清楚——這也是他們不打算放棄合同的原因。
在證詞中，亞特蘭大市民為了讓可口可樂公司的股東們上繳稅金，要求公司公佈他們的名字，這使得形勢進一步激化。但比起瓶裝商律師們大膽的新策略來，這實在不算什麼。「瓶裝商起訴可口可樂公司，要求獲得配方權」的大標題在3月15日橫空出世。瓶裝商故意攻擊公司最引人質疑的地方，堅持認為最初的合同承認了他們對配方的所有權。假如第一次起訴失敗的話，只要第二次贏了，他們至少還能自己給自己供應糖漿。
最終，瓶裝商意外地於5月31日撤銷了他們向富爾頓縣高等法院提起的訴訟，同時上訴到了特拉華州聯邦法院。「這簡直是個晴天霹靂，」多布斯寫道，「它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劍一樣懸掛在我的頭上。」這一舉動的公開解釋是，案件涉及一些「聯邦問題」，但真實原因很可能是律師想找一個比亞特蘭大更公正不阿的審訊環境。案件於六月份在特拉華州開審，由亞特蘭大的約翰・西布利和查塔努加的J.B.賽澤為瓶裝商們辯護。賽澤曾與赫希在大小桶案中通力合作，現在卻站在了相反的立場上。在致開場辯護詞時，賽澤精神過度緊張，以致突然昏倒了。
如果要去糾纏瓶裝公司對瓶裝業發展的貢獻大小，那就把話題扯遠了——現在主要的問題是，1899年的合同是否永久有效？1915年，在赫希的建議下，合同做了修改，從而避免了受到根據《克萊頓法案》提起的「限制貿易」起訴。佛羅里達的一個瓶裝商拒絕在修改後的合同上簽名，直到赫希特別再三向他保證這是真正永久性合同。賽澤和西布利情緒高昂地出示了赫希1916年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尤其重要並且毫無疑問的一點是，新合同是永久有效的，甚至處處都比最初那份合同更具有約束力和法律效力。」
赫希在證人席上想方設法迴避這個問題，他辯解說：「我是以瓶裝商的律師身份寫這封信的，而不是以可口可樂公司的法律顧問名義寫的。」雖然如此，他承認自己一直認為這些合同是永久性的，直到1919年「重新審查」合同條款時才發現自己弄錯了。其他的證詞揭示，阿薩・坎德勒、薩姆・多布斯和霍華德・坎德勒不斷地懇求托馬斯公司廢除其2年期的合同，而參考取得成功的懷特海-盧普頓公司的運作模式。雷恩沃特作證說，可口可樂公司的員工曾堅稱，與瓶裝商簽訂的永久性合同給了他們「強大的動力，讓他們一直盡力做到最好」，並讓他們感覺到進行必要的資本結構調整是「絕對安全的」。
黑暗的1920年夏天
1920年6月23日，聽證階段結束了，只剩下休・莫裡斯法官研讀厚達2500多頁的手抄本，並預計在秋季做出裁決。大約就在這個時候，霍華德・坎德勒犯了一個致命的進貨錯誤。由於沒能以合理的數量和價格從古巴買到白糖，他以每磅20美分的價格從爪哇進了一大船的貨。這年夏季，古巴一個糖種植園主破壞聯盟，低價拋售白糖，導致人為哄抬上去的糖價猛跌，從五月份每磅最高27美分跌至九月份每磅15美分，十二月份價格竟然還跌到9美分以下。
坎德勒和公司的其他員工都祈禱，從爪哇出發的這艘船被捲進熱帶風暴而沉沒海底，但它卻如期在12月15日滿載著4100噸的高價白糖抵達了。這是佐治亞州收到的單艘最大裝載量的甜味劑。一位看熱鬧的旁觀者打趣地說，可口可樂公司患了嚴重的糖尿病。當其他大多數軟飲料都降價的時候，可口可樂瓶裝商卻不能降價。他們為此遭到了消費者的指責，但這根本就超出了他們的控制能力。「很難讓公眾意識到我們不是糖漿的生產商。」瓶裝商克勞福德・約翰遜寫道。面對降低糖漿價格的請求，公司竟然還在11月往上提價，惹得雷恩沃特發來一封洩憤信。
1920年夏秋時節，憤怒的人群聚集在公司的辦事處。像「Koke」案一樣，瓶裝商訴訟案也懸而未決。糖價下跌意味著，隨後幾年糖漿價格也會走低。於是，股東洩氣之餘開始用腳投票，公司股票價格一路走低。在這種形勢下，薩姆・多布斯和歐內斯特・伍德拉夫兩人之間的性格衝突達到了極點。
多布斯對喜好張揚的伍德拉夫的「反感」很快升級到了「討厭」。訴訟伊始，多布斯就寫信給達西說：「我們的朋友伍德拉夫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因為他不停地干涉和妨礙。他似乎很喜歡指點我們應該怎麼去做，如果我們都不同意，他就十分生氣。」審判期間，伍德拉夫提議，組建一家他這位企業界大亨可能獲得最輝煌成就的聯合大企業，這又進一步讓多布斯苦惱不堪。他寫道：「伍德拉夫就像一條渾身長滿跳蚤的髒狗一樣忙個不停，他情緒高漲，正計劃把可口可樂公司、瓶裝公司和所有瓶裝廠合併成一個大企業，還要瓶裝商們交出財產和廠房換取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多布斯駁回了這個建議，他絕不同意與伍德拉夫和「盧普頓一夥」共事。
7月，在紐約召開的執行董事會上，多布斯內心的怒火終於爆發出來了。伍德拉夫不顧及戰後物價上漲的因素，堅持本年度的廣告費用不得超過120萬美元。舉例來說，刷牆工人的工資是去年的兩倍。多布斯不得不告知董事會，他已經花掉了110萬美元，並且到年底的時候花費還會更多（事實上，1920年最終決算時，廣告費高達230萬美元）。會後，多布斯把伍德拉夫叫到一旁，不同尋常地教導了他一番。事後他向達西詳述說：「我尖銳地問他對廣告和廣告費用究竟瞭解多少。然後，我又問他，對自己一無所知的廣告問題提出建議到底有多大的參考價值。」
當然，從那一刻起，多布斯的命運就注定了。剛從西部旅行回來的哈羅德・赫希與總裁會面時說，伍德拉夫得到了董事會的鼎力支持，要求多布斯下台。多布斯受責，不僅是因為超額的廣告預算，更因為爪哇糖價崩潰事件。10月4日，他遞交了辭職書，並同意對此保持沉默，等待十一月份召開的董事會做出最後決定。他向達西提到：「伍德拉夫同他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進行了密談，這件事一定會鬧得沸沸揚揚。」他是對的。關於公司內部出現糾紛的謠言讓股票在一天之內就直線下跌了5美元。令眾人不滿的是，霍華德・坎德勒再次就任公司總裁。由於年終的股息支付延遲，股票價格跌至一個新的最低點——每股25美元。
由於管理層明爭暗鬥、糖價成本壓力大、官司懸而未決等原因，新可口可樂公司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困境之中。11月3日，富爾頓縣高等法院宣判如下：可口可樂公司必須向亞特蘭大市民公佈股東的名字。5天後，莫裡斯法官最後宣佈了他的判決，判定合同確屬永久有效合同。「在以往任何一次審判中，我從沒聽到過比這更有力、更富決定性的判決，」賽澤興高采烈地說，「這給可口可樂公司公平合理地解決訴訟問題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最初，他似乎是正確的。公司在提起上訴的同時，還要求進行談判。W.C.布拉德利和維奇・雷恩沃特被推選為雙方代表，他們緊接著召開了一系列拖拖拉拉的會議。
一絲光明
當布拉德利和雷恩沃特爭論的時候，最高法院法官小奧利弗・霍姆斯發表的一項聲明給了幾乎快要過去的一年一點小小的補償，否則這一年在各方看來都是苦不堪言的一年。霍姆斯在他的判決書裡推翻了上訴法院的判決，裁定可口可樂公司獲勝，梅菲爾德的美國可口可樂公司敗訴。以後幾年中，可口可樂公司的員工都喜歡引用霍姆斯的原話：
可口可樂是一種用獨一無二的原料製成的絕無僅有的產品，並且舉世聞名。很難說清楚，是飲料展現了品名特徵，還是品名代表了飲料本身。
換句話說，飲料最初得名是不是因為它的主要成分是可卡因，或者曾經含有可卡因，這些都無關緊要了。霍姆斯法官判決「Koke」是一個仿冒商標，但是「麻醉藥酒」是一個可以被梅菲爾德自由使用的普通名詞。
一直在爭吵中的瓶裝商和可口可樂公司員工終於可以為共同的勝利而歡慶了。如果裁決結論相反的話，他們的爭吵就會顯得毫無意義，因為可口可樂公司自身也會蒙受巨大的損失。「這個裁決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赫希告訴一位記者，「它毫無疑問地確立了可口可樂公司商標和商品名稱的合法性，將會保護公司不再受到侵權的傷害。」我們可以原諒赫希一時高興之下的誇大其詞。以後他還將面對許多起訴訟案，但從本質上說，贏得官司的把握性更大了。
同時，霍華德・坎德勒繼續以他倉庫裡囤積的事後他向達西詳述說，糖的進價（20美分）為基準給糖漿定價。瓶裝商克勞福德・約翰遜抱怨說，他的顧客不理解「為什麼要強迫我們在20美分糖價的基礎上賣飲料？現在的市場價才8.25美分」。關於公司有權視察瓶裝廠、瓶裝商有權要求查閱公司賬本這兩點，雷恩沃特和布拉德利的觀點是勢不兩立的。新年伊始，卻看不到任何一點解決問題的希望。二月份，瓶裝商對可口可樂公司又提起了另外一起訴訟，指控霍華德・坎德勒實施糖價欺詐。
幾天後，可口可樂公司陷入了僵局，因為《華爾街日報》暗示公司的年度報告隱瞞了一些事情——當然，實際情況的確如此。「可口可樂公司的報告留下了大量的想像空間。它簡直不像是從本年度一開始就有記錄的報告。」股票因此再一次下跌。霍華德・坎德勒迅速趕製了一份盈虧報告，顯示1920年因為糖價上漲公司損失了200多萬美元。四月份，可口可樂公司為謀求媒體的正面報道，在亞特蘭大的「首府俱樂部」向編輯和出版商們展示了巨幅新版廣告。
1921年5月4日，僅僅在聽證會舉行兩天之後，費城的上訴法院法官事實上已經當庭肯定了莫裡斯法官的判決。審判程序非比尋常，法官把雙方律師請到審判席前，建議他們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同意實行浮動計價法。後來，赫希和賽澤贊成由法院指派一位律師處理此事，因為雷恩沃特和布拉德利仍然處於僵持狀態。6月底，可口可樂大家庭的這場內戰終於解決了。合同全部永久有效——甚至包括托馬斯公司和它的瓶裝商之間簽訂的合同在內。從11月1日起，售給瓶裝公司的糖漿定價為每加侖1.175美元，瓶裝公司再以1.3美元單價售給瓶裝廠，其中都包含了5美分的廣告分攤費。當糖價超過每磅7美分之後，每上漲1美分，糖漿價格就提高6美分。瓶裝商撤銷了他們提出的其他起訴。
可口可樂公司已經熬過了最嚴重的危機。高價糖快用完了，儘管公司要面臨一場全國性的經濟大蕭條，但是銷量仍在持續增長。一位批發商在解釋可口可樂飲料沒有跟著下滑的市場行情走時說：「在數不清的低成本小買賣中，這是一宗需求廣泛的大生意。」六月份，另外一起侵權訴訟官司開始了，對象是「切羅可樂」——該飲料已經控制了其原產地佐治亞州的哥倫布市——當然，審判結果仍然是可口可樂公司勝訴。
哈里森・瓊斯解圍
兩敗俱傷的爭鬥或許已經結束，可它留下的精神創傷卻永遠也無法完全癒合。瓶裝商再也不會真正信任可口可樂公司了。但是，有一個人卻憑借其個人能力出色地彌補了雙方的隔閡，他就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哈里森・瓊斯，瓶裝商們很快就把他奉為神話裡的聖賢。身材結實、身高1.88米的瓊斯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捲曲的頭髮從大腦袋上散落下來，洪亮的聲音可以震懾任何一場會議的任何一個角落。一位曾經邂逅過他、生性羞怯的記者回憶說，他是一位「魁梧的紳士，談吐風趣，稍微有些威猛的外表下面隱藏著溫和、耐心的性情。瓊斯先生似乎一直是大刀闊斧地解決問題」。瓊斯在1910年加入「坎德勒-湯姆森-赫希公司」，還參與了1919年的收購行動。也許赫希發覺瓊斯更適合做銷售員，而不怎麼適合做律師，於是建議他轉到可口可樂公司，重新組織銷售力量。這位新員工把全國劃分成十大銷售區域，每個區域安插一名經理，還設立了年度會議制度。1921年，瓊斯出版了供可口可樂冷飲櫃檯推銷員閱讀的第一本時事通訊，刊名叫《友誼之手》。他甚至成功地從歐內斯特・伍德拉夫的手中摳出錢來，購買了30輛嶄新的小汽車。
同時，他意識到，瓶裝商們急切地需要公司伸出一雙友誼的手。作為調解雙方關係的第一步，他計劃在1923年召開一次所有瓶裝商都參加的大會——這是公司歷史上的第一次，因為以前的大會都是由瓶裝公司發起的。他特別找來經驗豐富的推銷員羅斯・特雷塞德協助他的工作。依照特雷塞德的建議，瓊斯「異常興奮」地想讓這次大會變成一件永遠值得紀念的事件，希望借此建立公司和瓶裝商之間「永久的親密合作夥伴關係」。
瓊斯想讓瓶裝商覺得這是他們自己的大會，於是四處拜訪，徵求他們的意見。羅斯・特雷塞德描述了一位他和瓊斯拜訪過的人，透露了生活在自己王國中的可口可樂瓶裝商的一些情況。阿拉巴馬州莫比爾的瓶裝商沃爾特・貝林格拉思急不可待地發言，說可口可樂是「他的信仰，不論早上、中午還是晚上」。在談及對可口可樂的建議時，他還不時引用《聖經》的原話。他大部分的財富都花費在建造美麗的花園上。瓊斯和特雷塞德從莫比爾趕到了孟菲斯，看望「吉姆大叔」皮金，他是美國數一數二的瓶裝商，每年定購10萬加侖的糖漿。滿頭白髮、精神矍鑠的皮金是一個真正的可口可樂信徒。特雷塞德寫道，「當你離開他的時候，任何對可口可樂及其成功可能性的擔憂或者懷疑都會徹底消失殆盡。」與大多數可樂瓶裝商不同，皮金的高薪吸引了忠誠的員工。每天早上，當滿載可口可樂飲料的卡車到達時，他都會在司機身後大喊道：「讓他們狂飲，夥計們——讓他們喝個夠！」在肯塔基州的帕迪卡，瓊斯和特雷塞德找到了盧瑟・卡森，他常常在教堂裡一躍而起，以證明可口可樂的神奇作用。卡森有足夠的理由讚美上帝，因為他擁有鎮上最好的汽車和最大的房子。他還喜歡炫耀他的東方地毯。
帶著收集到的大量點子，瓊斯和特雷塞德回到了亞特蘭大，並準備好建設可口可樂「示範城」的一套完整程序。改建對像包括夫妻店、理髮店、男子服飾店和鞋店。在街道的「不正確做法」一邊，可口可樂展品胡亂擺放在一起，或者標識拼寫有錯誤。在街道的「正確做法」一邊，恰當放置的廣告牌很好地宣傳了可口可樂飲料的優越性。1923年春季推出的這套營銷策略對固定線路的推銷員特別有吸引力，他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的送貨員，「如果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推銷員，他就能夠做一個稱職的推銷員，」瓊斯說，「如果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卡車司機，他就是一個敬業的卡車司機。」研討會領著司機們沿著「實質性問題大探討」的道路前行，瀏覽了「特色一天」覆蓋的每個方面。
哈里森・瓊斯在安撫瓶裝商的重要演講中迸發出了飽滿的激情：
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這是團圓的一天，家庭團結統一的一天，可口可樂堅定的兒子們。在這個古老的家園裡聚首，分享和汲取靈感。
他繼續強調公司和瓶裝商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你們是可口可樂的瓶裝商，我們是可口可樂的生產商，我們以某種方式相互聯結、相互交織和相互依賴，傷害不是一方獨受，成功也不是一方獨享。各位，我們是一個整體，大家理應同舟共濟！
瓊斯稱瓶裝和杯裝是可口可樂行業的「連體嬰兒」，並且號召「有勇氣、全心全意、血氣方剛的男子漢們」走出去尋找顧客，要他們「去鄉下街角的小店、汽車加油站、球類運動室、溜冰場、火車上、俱樂部——不能逐一列舉的任何一個地方」推銷產品。瓊斯希望瓶裝商的大腦中始終銘記這樣一個信念：「讓可口可樂不錯失任何一個消費者。」
阿爾奇・李追逐理想
正當哈里森・瓊斯努力恢復公司的活力時，後來成為可口可樂廣告改革家的阿爾奇・李開始了他在達西廣告代理公司（以下簡稱達西公司）的首輪廣告戰役。不像大多數可口可樂人那樣，李自省而冷靜，他在認真思考了生命的意義之後，毅然加入了達西公司。1917年美國參加一戰時，年輕的阿爾奇・李給父母寫了一封思想認識頗為深刻的長信。他寫道：「教堂的教條毫無意義，似乎沒有人知道我們將來會怎麼樣。當我們為伊甸園沉思時，覺得那是巨大的損失。我們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啟示我們，生活就意味著美麗、安寧和快樂，但我們所有的現實行為卻導致了混亂和紛爭。今天，擁有真切的、令人滿意的夢想的人在哪裡呢？也許，某位偉大的思想家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種全新的信仰。」
李繼續說，他想要「做一些真正有價值的事情。只要這是一件公認的、能永垂不朽的事情，我死而無憾」。他一生中「偉大的抱負」是寫幾本精彩的書。當然，如果他能夠借此機會也賺到不少錢的話，那就更加完美了。「財富和名譽！它們對人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儘管兩年後他沒有成為一名小說家，但在達西公司，他卻實實在在地踏上了獲得名譽和財富的征途。他已經找到了能夠寄予「真切的、令人滿意的夢想」的東西。可口可樂就是他的新信仰，它給這個充滿「混亂和紛爭」的世界帶來一個短暫的伊甸園夢想。阿爾奇・李要製作一些最有宣傳力度的廣告，來表達人類最基本的渴望。
1920年，阿爾奇向父母承認：「給同一個事物編撰一大堆不同的故事，這是一件非常艱巨的任務。」然而，他覺得，自己在可口可樂中找到了開啟財富大門的鑰匙。他從父親那裡借了1000美元，在可口可樂股票1920年跌到最低點的時候大膽購進，還明確說：「翻天覆地的變化即將到來，它將讓我淨賺一筆，也許這就是真正通往財富之路。」第二年，他寫信說，他正在創造一項「我完成過的最出色的成果」。他已經設計了可口可樂整年的廣告活動，同比爾・達西的關係也密切起來。「我確信，我得到的回報簡直無法想像。」他那時還沒有放棄做小說家的夢想——「至少寫一本小說和幾個短篇故事」——但是他根本擠不出時間。1921年末，他描繪了一幅亞特蘭大的景象，裡面展示了50多幅可口可樂的廣告摹本，很多還是彩色的。對此，霍華德・坎德勒表揚說：「這是到目前為止最好的宣傳材料。」李再也不提寫小說的事了，他已經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職業。
最初幾年裡，李大概負責革新可口可樂的廣告。1919年他加入達西公司時，公司的廣告理念已經比1907年長篇大論的「探根溯源」型廣告更標新立異了。比如，1916年的全彩廣告牌，畫面上是兩個正在喝可口可樂的女人，一個拿著網球拍，另一個手握著高爾夫球桿，寥寥數語，大量的空白給人以想像的空間，富有視覺衝擊力。健康、活潑、充滿生命力的女人與十年前那些飽經滄桑、略帶神經質的購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17年的一則廣告強調，可口可樂是「一位好朋友……是聯結共同愛好的紐帶」。對藥效功能的宣傳和負面的廣告詞幾乎全部被取消了。
1920年，達西公司的廣告開始傾向於文字最少化的形式，這很可能是受極富創意的阿爾奇・李的影響。一幅寫生廣告簡單地描繪了一個繁忙的街角，一面巨大的牆體聳立在大街中央，上面寫著「可口可樂，可口！清爽！」。另外一則廣告的背景是紐約市的地平線和海港，中間是一隻手拿著一杯可口可樂。1921年的廣告表現的是，一位輪廓鮮明的年輕冷飲櫃店員用「一雙靈巧、可靠的手」提供可口可樂，著重突出統一的優質服務和產品。
李還協助實施了一個項目，幫助瓶裝商開拓新市場。他針對零售經銷商和婦女，投遞了一批在不同情形下均可以靈活運用的廣告資料和直接郵寄信件。這些信件首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外賣市場上，力勸顧客要求當地的雜貨店主直接送貨上門。儘管24瓶裝的箱子有點笨重，但善於創新的達西公司的這套方案卻開闢了一塊巨大的潛在市場。
然而，阿爾奇・李真正的天賦還在於完美而親切的廣告標語。1922年，他設計了第一條大獲成功的廣告詞：「口渴沒有季節！」這句廣告詞被使用多年。2月和11月，達西公司的廣告就是把可口可樂勾勒在栩栩如生的滑雪場中，同時加上這條標語。在1922年亞特蘭大會議上，這句話也被再三引用，冷飲料推銷員都以這句標語自豪。雖然公司一直把可口可樂作為一種無季節性的飲料來推銷，但這是第一次真正採取的冬季營銷措施。
新董事長：羅伯特・伍德拉夫
1923年7月，阿爾奇・李寫道，他正忙於同一位重要的新客戶——俄亥俄州克利夫蘭懷特汽車公司——談業務。由於可口可樂公司的新總裁是前懷特公司的總經理，他的牽線使達西公司獲得了這筆廣告代理權。李和這位可口可樂公司新老闆注定要攜手合作，共同引領公司走向黃金時代。李在介紹這位和可口可樂成為同義詞的人時說：
這位和我同齡的人，是亞特蘭大一位卓越的銀行家的兒子。幾年前，我第一次去亞特蘭大時就結識了他。當我在亞特蘭大某報社工作時，他開始銷售懷特卡車。由於其非凡的業績，戰後他很快就被調到了克利夫蘭，不久便當上了懷特汽車公司的總經理……儘管他在克利夫蘭賺了大把的鈔票，幾個月前他還是回到了亞特蘭大，擔任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這個人就是羅伯特・伍德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