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現在向法庭作以下陳述並宣誓一切屬實：1919年夏季的一段時間裡，許多發起人構想出了一套控制上述佐治亞公司股票的計劃。由於戰爭引發的通貨膨脹和人們產生的投機心理……上面提到的發起人就這樣得到了公司的控制權……
——可口可樂瓶裝公司訴可口可樂公司案起訴書
自1916年5月，當查爾斯・休斯宣佈他對大小桶案的毀滅性判決時，64歲的阿薩・坎德勒認為，這是美國政府迫害他的又一證明：稅收宰割他，法院起訴他，檢查員折磨他。
另外，彭伯頓的最後一個合夥人J.C.梅菲爾德像芒刺一樣再次出現在坎德勒的身邊。梅菲爾德和坎德勒一樣忙碌，但他的許多商業投機活動卻沒有坎德勒那麼成功。除了軟飲料以外，他還投資房地產、油井和醋廠。1909年，他的「芹菜可樂」因含可卡因違反《純淨食品和藥品法案》而被查封。
然而，梅菲爾德是不會輕易被打倒的，沒有什麼能讓他長期意志消沉下去。他重新啟用了「Koke」名稱（這是他最初使用過的名稱之一），還買下了另外一個名為「麻醉藥酒（Dope）」的可口可樂仿製品的所有權，不久就以「美國可口可樂公司」（Koke Company of America）的名義在全美大部分地區銷售這兩種仿製飲料。1914年，作為保護可口可樂商標的系列行動之一，赫希起訴了梅菲爾德。然而，不像其他仿冒者，梅菲爾德有足夠的資金聘請律師為他打這場嚴酷而漫長的法庭戰爭。
在「Koke」案件的證詞中，可口可樂早期許多可疑的活動均被暴露無遺。在證人席上，梅菲爾德講述了約翰・彭伯頓的嗎啡癮、查爾斯・彭伯頓復出及自己獨立生產「YumYum」和「Koke」的1888個日日夜夜。他有些令人信服地宣稱，他合法而直接地從可口可樂發明者那裡得到了原始配方。此外，他的律師們還找到了多齊爾夫人。她堅持認為，在兩個至關重要的權益文件上，她的簽名都是偽造的。所有這些材料在被埋藏了25年多之後又重新浮出水面，阿薩・坎德勒對此感到惶恐不安。
「Koke」案件充滿了諷刺意味。多年來，坎德勒和赫希一直嚴厲譴責用俚語稱呼可口可樂（特別是那些暗指可卡因成分的稱謂），但是現在他們卻發現，他們不得不召集藥劑師到證人席上證明「可樂」和「麻醉藥酒」是公眾對可口可樂的普遍稱呼，而不是指梅菲爾德所生產的飲料。
亞特蘭大藥劑師J.B.彭德格拉斯特證明說：「當有人到我的冷飲櫃檯要一杯『麻醉藥酒』時，我明白他指的是『可口可樂』。」當顧客說出一大堆有趣的暱稱，如「興奮劑」或「坎德勒大廈的另一塊磚」時，彭德格拉斯特也明白他們指的是可口可樂。
1916年過了大半，「Koke」案件仍懸而未決，梅菲爾德又為可口可樂公司製造了更多的麻煩。他向1914年成立的聯邦貿易委員會控告：可口可樂對仿冒者採取的懲戒行為是非法的。在1915年秋季和第二年春季的時候，司法部的一個特工向可口可樂瓶裝商和他們的競爭者詢問了一些重要問題。1916年夏天，阿薩・坎德勒接到了來自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的一封信，正式通知他這些控狀並要求給予回復。坎德勒惱怒的時候，常在信紙上潦草地寫下他的辯駁之詞。在1916年大多數指控的旁邊，他都寫著「不屬實」：
1.拒絕向有競爭力的其他可樂飲料經銷商出售可口可樂；
2.威脅起訴競爭者的客戶；
3.惡意起訴競爭者；
4.如果全年購買可口可樂並做大量的廣告，就會得到回扣，因此，我們認為這麼做實際上是逼迫經銷商只購買可口可樂公司的產品；
5.誹謗競爭者的品格和業務；
6.給可口可樂的經銷商發獎金，但僅限於那些不經營其他可樂飲料的人；
7.威脅瓶蓋生產商，如果不停止向競爭者供應瓶蓋，就起訴他們；
8.保留間諜系統，調查競爭者的客戶名單和其他商業秘密；
9.對競爭者獲得的訂單、簽訂的合同千方百計予以取消或破壞。
我們並不能責怪坎德勒感到深受迫害。他一定覺得美國政府瘋了。作為一名精明的商人，為了保護自己產品的信譽和完整性，他採取積極的促銷策略和合理的關注，卻橫遭譭謗。
阿薩・坎德勒市長
幾乎就在坎德勒收到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正式通知的時候，亞特蘭大的一群商人和政客支持、簇擁他競選市長。亞特蘭大市的財政收入幾近枯竭，背負著15萬美元的債務，學校破敗不堪，街道急需修整；已經被解雇的警察局局長正準備起訴，要求回到工作崗位；電車售票員威脅要發起罷工。最初，坎德勒拒絕參加競選——他是一個商人，不是政客——但是很快，他的自負心就戰勝了一切疑惑。1916年6月19日，就在收到聯邦貿易委員會那封信的第4天，他同意作為市長候選人。顯然，這場市長競選給他提供了一個退休的借口——坎德勒「心甘情願，有時甚至是近乎渴望地想要擺脫可口可樂公司」，他的兒子說。
宣告坎德勒的候選資格後，他立刻啟程去了密歇根州的一個礦泉療養地，打算一直在那裡療養，直至競選結束。但是他的政治顧問說，一位千萬富翁一直隱居在密歇根州，甚至連假裝參與競選的姿態都沒有，這實在是太傲慢了。坎德勒覺得他的話有道理，於是在離初選僅剩8天的時候回到亞特蘭大，開始了緊張的、為期一周的政治演講。「我站在這裡，不是要告訴你們我對這個職位不感興趣，甚至不想得到它。事實上，我很想得到這個職位，」他告訴他的支持者，「如果我可以為你們所有的人盡一份責任，我將會得到一頂桂冠，即使在我百年之後它還會繼續帶給我榮耀。」他的競爭者，某工會的一個排版操作工，對「不朽的名聲」不感興趣，而是用「人民的候選人」贏取窮人的支持。他評價坎德勒是「資本主義的化身」。
資本主義的化身明顯符合亞特蘭大的需要。在12月6日的選舉中，坎德勒輕鬆獲任市長一職。亞特蘭大許多市民欣喜地把「阿薩叔叔」比作救世主，以為他會用數百萬的家產解決這個城市的一切問題。當他把年薪4000美元捐贈給慈善機構的時候，他們備受鼓舞。可是除此之外，坎德勒在任期內竟然一毛不拔，僅僅是在自來水廠改造時贊助了一些資金。選舉結束後，一位憤世嫉俗者評論說：「某個普通的傢伙靠廉價商品、軟飲料、藥丸和安全別針發了財，成了市長的最佳人選，真是滑稽。」
作為當選市長，坎德勒兼任法律與秩序委員會主席，幫助終止電車工人的罷工運動。但伴隨著電車爆炸、槍擊事件及「流氓！壞蛋！」的呼喊聲，亞特蘭大第一起嚴重的勞工騷亂使整個社會秩序動盪不安。工人們要求重視工會、縮短工時和提高工資。最後，留用的司機工資稍微提高了一點，但是工會被解散了，而且工會組織者也被開除了。現在，坎德勒用更加雄辯的口吻譴責勞工動亂的領袖：「煽動者的激進舉動威脅到了商業制度的穩定性……這是一種政治寄生蟲，來自用無知堆積起來的垃圾，靠著大眾偏見的膿液養得肢肥體胖。」他繼續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說：「商業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自私而卑下。相反，它是世界進步的道路和帶給人類無限福澤的途徑。」
坎德勒市長任期滿一年後，他的許多支持者都幡然醒悟了。他的內閣建議提高水費，這樣勢必損害窮人的利益。其他人想提高富人的稅賦，坎德勒當即反對。一篇社論這樣寫道：「去年秋季，阿薩的支持者難道真的相信，這位老紳士會把自己的錢財當作一份免費禮物來填補城市財政赤字嗎？」貝茜・史密斯夫人撰寫並於1917年秋天發表的小冊子《亞特蘭大市民》似乎就是專門為了給坎德勒當頭一棒。史密斯夫人寫道。
在坎德勒競選期間，他曾對我們許諾……他幾乎是說，我們的靈魂可以免除罪過，他用天才般的手就能抹去我們所有的債務……迄今為止，如果說他為亞特蘭大辦成了什麼好事，我們用最高倍的顯微鏡也觀察不到，不過他倒是增添了自己的榮譽和利益。
史密斯夫人指出，雖然坎德勒主張熱心公益事業的市民為提高城市的稅基而高估財產的價值，但市長本人的納稅申報卻減少了10.8萬美元。她還極為痛快地報道說，坎德勒吝嗇之極，當他從報童手裡接過報紙後，快速瀏覽完標題就還給了報童，而不肯付區區3美分買下。
然而，坎德勒的吝嗇習慣也帶來了一些積極的影響。在他離任時，城市的預算已經做到了收支平衡。整體說來，他似乎是一位保守、正派、誠實的市長，即使他優先考慮的事情有時候顯得有些奇怪。坎德勒市長的成就之一就是通過了一部《冰激凌和軟飲料條例》，從而確保了冷飲櫃檯「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風設施，遠離老鼠、蒼蠅或其他昆蟲」。他還主張禮拜日盡量休閒娛樂，認為這有利於身心健康，不這樣做會「陷入令人擔憂的境地，甚至比德國皇帝在懸而未決的戰爭中取得勝利還令人擔憂」。當然，批評者對他的回應也是信手拈來：冷飲櫃店員在安息日忙於銷售可口可樂又作何解釋呢？
權杖交接
在1916年1月21日的董事會上，霍華德・坎德勒以公司總裁的身份正式接管了可口可樂公司，但是他的父親仍然持有大部分的股份。阿薩・坎德勒雖然忙於新的工作，但還是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他並不打算放棄可口可樂公司的控股權，至少現在不會。這場鬥爭影響到了家族出售公司的系列計劃。紐約的兩位律師班布裡奇・科爾比和埃德・布朗代表某個辛迪加集團，計劃出價2500萬美元收購可口可樂公司。除去淨賺的巨額利潤，出售公司將會在稅收方面獲得更大的好處：以投資資本形式賺取的2500萬美元需要繳納的累計收益稅，比起其他形式的同值收入需要繳納的稅金要少得多，而且公司也不必再支付那些特別股息了。1917年1月15日的一封信中一一列明瞭收購細節。
三天後，可口可樂公司召開了一次喧鬧的董事會。1920年，法庭要求呈遞當天的會議記錄時，這些檔案和科爾比致布朗的那封信碰巧一起失蹤了，僅存的一份年度報告裡只有含義模糊的一句話：「阿薩・坎德勒作了一個口頭報告。」我們完全可以推測，他的「口頭報告」是對出售公司計劃的嚴厲叱責。正如《紐約時報》後來報道的那樣：「這場交易泡湯了，因為坎德勒家族的那個大股東拒不同意。」在董事會上，坎德勒像往常一樣安靜地坐著，聽著建議和陳述。如果他不同意，就會逐漸變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撫弄拇指。然後，他用尖銳的聲音急切而果斷地說：「我，阿薩・坎德勒，公司股票90%的持有者，表示反對霍華德・坎德勒先生的提議。」
儘管原先計劃的資本結構調整在這一年餘下的時間裡被拖延了，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司重組卻從來沒有進行過。根據1918年6月4日的會議記錄：「現在看來，當初沒有放棄老公司是明智的選擇。」然而，科爾比和布朗已經簽發了2500萬美元的「實益擁有權證明書」，作為可口可樂公司出售股份的回報。科爾比和布朗威脅要起訴公司違約，最後他們得到了價值100萬美元的股票，事情才算了結。到1918年夏季作出此項決策的時候，坎德勒的孩子們才完全合法地控制了整個可口可樂公司。緊隨著大小桶案的解決，阿薩・坎德勒將他所有的不動產權益全部移交給了他的孩子們。1917年12月，作為聖誕禮物，他把自己擁有的股票幾乎全部送給了家人，只給自己留下了象徵性的7股。
戰爭時期的糖供應
1918年夏，公司被迫做出了其他一些重大的調整。美國參加一戰，導致糖的限量供應。可口可樂打出廣告宣稱「白糖應徵參戰」，請求公眾對糖供給的減少保持耐心。另外一則愛國主義的廣告刻畫了一雙捧著可口可樂飲料杯的手，背景是舉著火把的自由女神像。公司有史以來第一次發覺，這實際是在懇求瓶裝商不要去開拓新的市場，因為公司已經不能保證供應足夠的糖漿。
迄今為止，白糖一直是可口可樂中最貴的成分。多年以來，白糖的批發價一直在每磅5美分左右徘徊。到1917年5月的時候，價格上漲到8美分，這就需要給每加侖糖漿加價5美分。薩姆・多布斯「命令」瓶裝公司多支付一些，但哈羅德・赫希不同意，因為裝瓶合同上規定了固定價格不變。赫希建議採用靈活的外交策略，而非強硬的軍事命令。於是，薩姆・多布斯飛到查塔努加，同喬治・亨特商討這個問題。自從1914年亨特的舅舅本傑明去世之後，亨特就接掌了托馬斯公司。鑒於戰時的「特殊情況」，亨特同意在必要的時候暫時漲價。
次年1月，霍華德・坎德勒決定終止回扣方案，一方面是想阻止大量購買，另一方面是想躲避他預感即將來臨的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起訴。（1918年2月15日，聯邦貿易委員會案件最終開始審判。就連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委員們都缺乏十分有力的證據反對可口可樂公司。1919年11月17日，案件被迫撤銷。）同月，他發表聲明說，工廠開始停產，直到新的糖原料送到為止。應政府的要求，軟飲料生產商把產量都減少了一半。「但是，我們連減半供給的糖都弄不到。」他說道。
然而，這一切對可口可樂生意的影響並沒有預想的那麼大。1916年，糖漿銷量接近1000萬加侖。1917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200多萬加侖。第二年，又下降到1000萬加侖。雖然可口可樂總的需求量在穩步上升，但由於不能獲得足夠的糖，可口可樂明顯失去許多生意。冷飲櫃檯前貼出了這樣的告示：「可口可樂供不應求，我們提供質量稍差一點的非洲可樂。」許多其他冷飲櫃檯和瓶裝商沒有那麼誠實，由此滋生了大量冒牌貨。
戰爭也意味著徵稅更多。約翰・坎德勒在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作證時聲明，反對向軟飲料徵收10%的特別稅。他說：「我的客戶都願意付稅，他們也希望付稅，並無意逃稅。」但是經營利潤如此之低，使得可口可樂公司不能接受這項稅收提議。「我們所要求的僅僅是我們不被摧毀。」坎德勒請求政客們網開一面。他向他們解釋說，公司不可能讓瓶裝商負擔這個稅，因為他們簽訂的是固定價格合同；瓶裝商和冷飲櫃店主的提價也不會超過慣常的5美分，否則會引發公眾的抗議。簡而言之，在坎德勒看來，軟飲料業將會被傷害，政府只會得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稅收。
最終，參議員們還是通過了這項徵收10%的稅法。但一點也不奇怪的是，軟飲料行業仍然存活了下來。可口可樂公司讓瓶裝公司支付了部分稅金，瓶裝公司又把稅賦轉嫁到瓶裝廠身上，從而引起了巨大的不滿。面臨坎德勒家族和瓶裝公司要求保持5美分零售價不變的強大壓力，許多瓶裝商認為這是商業自殺，於是紛紛向批發商要高價，最後導致零售價漲到6美分或7美分。一位瓶裝商寫道：「今年我必須賺錢，否則我的處境堪虞。我購置製冰機花了3000美元，買卡車用了6000美元，還有去年的所得稅6000美元未付。」
在絕望之中，其他瓶裝商為了延續糖漿供應，採用白糖的類似替代品，比如玉米糖漿、蜂蜜糖和糖精。1918年11月戰爭結束後，可口可樂公司自豪地吹噓說：「成分沒有改變，質量沒有降低，濃度沒有稀釋，可口可樂從戰爭開始到結束一直保持不變。」但是這很顯然歪曲了事實。
一戰之後的1919年注定是可口可樂公司特別興旺的一年。「那些回國的士兵會很飢渴，」一位瓶裝商預言說，「他們會記起當年最合心意的東西是什麼。」可口可樂糖漿的需求量迅速超出了供應能力。在2月12日的董事會上，霍華德・坎德勒建議，在北大街購買一塊地，建造一座新型的生產工廠，包括一幢辦公大樓、廠房、制桶廠和糖加工廠，總共耗資近85萬美元。
這個新工廠計劃其實是自信心持續膨脹的結果。兩周後的2月24日，上訴法庭引證「不清白的手」說法，裁定J.C.梅菲爾德勝訴。這個判決表示，因為可口可樂中曾經含有「致命的藥物可卡因」，所以它根本沒有權利可言。此外，飲料中的大部分咖啡因都來自茶樹葉，而不是可樂果。因此，法庭認為，可口可樂公司涉嫌阻止法院提供任何法律救助的做法是一種欺騙、造假、愚弄和不道德的行為。正如一位作家在《全國瓶裝商公報》上指出的那樣：「在這種裁決下，不管仿冒者有多麼大膽，可口可樂公司都不能徹底防禦他們。」他還補充說，這把公司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甚至可能是「毀滅性」的境地。可口可樂公司立刻把「Koke」案上訴到最高法院，但對審判結果依然毫無把握，因為三年前正是這家法院在大小桶案中裁決可口可樂公司敗訴。
伍德拉夫辛迪加
「Koke」案的最終判決結果籠罩著公司的未來。1919年7月1日，薩姆・多布斯在紐約市的華爾道夫酒店與歐內斯特・伍德拉夫會晤，商談出售可口可樂公司的事宜。伍德拉夫是佐治亞州信託公司的主席，在紐約交際甚廣，很可能就是1917年最初企圖收購可口可樂公司的幕後主使者。據他說，「某利益集團」同樣願意出價2500萬美元收購可口可樂公司。除了來自「Koke」案的威脅，多布斯還意識到了公司沉重的稅務負擔，這也是他贊同出售公司的原因之一，因為這樣做將會大大減少累計收益稅以及戰爭期間的超額收益稅。超額收益稅是指政府對公司的小量資本投入超過「合理」比例部分的超額利潤所徵收的稅賦。多布斯滿腔熱情地答應把伍德拉夫的提案帶回亞特蘭大考慮。
矮小結實、下巴突出的伍德拉夫是一個富有的麵粉廠老闆的兒子。像約翰・彭伯頓一樣，他也從佐治亞州的哥倫比亞來到亞特蘭大；但與彭伯頓不同的是，他在舊金山時就已經很成功了，一系列交易使他獲得了令人羨慕（和敬畏）的地位。伍德拉夫尋找那些快要倒閉的小公司，然後把它們合併成像亞特蘭大製冰與煤炭公司、亞特蘭大鋼鐵廠、帝國棉油公司、卜納特實驗室和大陸軋棉公司這樣的大企業。但他職業生涯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要算這次與可口可樂公司的洽談，到目前為止，這是發生在南方的一宗最大的交易。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伍德拉夫都小心謹慎、低調行事，因為他知道，坎德勒家族，尤其是競爭對手、銀行家阿薩，寧願把他們在南方的公司賣給不知名的紐約某利益集團，也不願賣給臭名昭著的歐內斯特・伍德拉夫。儘管伍德拉夫很富有，但他對金錢的極端吝嗇反倒讓阿薩・坎德勒成了一名揮霍者。伍德拉夫因在小事上的過分節儉而聲名狼藉。他積攢酒店的香皂，把一沓沓的債券藏在衣服裡面以省去運費。曾經有一個行李生等他給小費，可伍德拉夫把身上的口袋摸索一遍後，不僅沒有摸出一分錢來，而且嘴裡還咕噥道：「我好像有一枚25美分的硬幣。」行李生說：「伍德拉夫先生，如果你確信你有一枚25美分的硬幣，那它就一定還在你身上。」甚至連一向尊重他的報紙專欄作家在讚揚他的商業才幹之餘，也承認伍德拉夫讓人不愉快的本性。1919年亞特蘭大一位編輯說：「沒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錢，也沒有人瞭解他的私事。他是一個低調沉默、不好相處的人，沒什麼親密朋友。可當他需要金錢時，美元就出現了。」
伍德拉夫辛迪加包括大通國民銀行和紐約擔保信託公司，但是這兩家銀行都沒有官方入股。為了隱瞞幕後買主的真實身份，多布斯帶回亞特蘭大的合同都沒有簽名。然而，不久之後，擔保信託公司的副總裁尤金・斯泰森就放棄使用匿名，正式到亞特蘭大參與這場交易談判，歐內斯特・伍德拉夫則仍然留在紐約的臨時辦公室裡，用一根專用電話線與亞特蘭大保持聯繫。由多布斯作為中間人，經過一系列緊張的商討後，截止至7月26日，大多數合同書都已簽訂。這樣，辛迪加只要在8月28日以前付清2500萬美元，就能獲得實際擁有權證明書。
8月2日，信託公司召開董事會，「廣泛討論」有關可口可樂公司的收購事宜，薩姆・多布斯以信託公司董事的身份列席了會議。伍德拉夫陳述了他的理由：這是一個靠零散資本運作獲得巨大利潤的家族式小企業。只要管理恰當，規模將會成指數增長，尤其是在對外業務方面。此外，剛剛通過的沃爾斯特禁酒法案於1920年1月16日正式開始施行之後，也將會極大地提高可口可樂的銷量。
當然，這次收購是一場賭博，勝負取決於具有潛在影響的「Koke」案能否獲得有利的裁決。於是，公司最終決定，只有當銀行的律師們在最高法院對收購可口可樂公司的把握性做出肯定表示以後，才能實施收購方案。到8月13日，司法部門可能已經開了綠燈。「茲決議，因已購得代表可口可樂公司股份的共享證書，辛迪加已經收購可口可樂公司。」歐內斯特・伍德拉夫個人得到2萬股認股權，因為「考慮到他為這場交易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
事實上，伍德拉夫成功地完成了我們現在所謂的「友好型融資收購（Friendly leveraged buyout）」。佐治亞州可口可樂公司將被賣給一家新公司，即特拉華州可口可樂公司（該州以寬鬆的公司稅政策而聞名）。股東們（比如坎德勒家族）將收到1500萬美元的現金及價值1000萬美元、利率為7%的優先股。此外，為了逃稅，公司向公眾發行50萬支未規定票面價值的普通股。信託公司只籌集到450萬美元現金，但需求量為1500萬美元。這樣推算起來，餘下的資金應該來自辛迪加股份的其他簽名承受者。
關於這筆資金，信託公司沒有多餘的儲備金。它只有180萬美元存款，目前是亞特蘭大7家銀行中規模最小的一家。即便如此，伍德拉夫仍然對轉嫁成功很有信心。8月22日他公佈合約的那天，《亞特蘭大憲政報》用頭號大標題在報紙的頭版寫道：「可口可樂被亞特蘭大人收購：佐治亞信託公司得到了全民飲料！」同一天，銀行郵寄了一封題頭印著「絕密」字樣的信給它的股東們，因為這封信語義含糊，股東們只有被逐一解釋後才能弄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信託公司的股東們可以按照持有的銀行股用1︰1的比例購買可口可樂股份，只要他們在5天之內為每股股票預付195美元定金即可。這封信還承諾說，10月1日辛迪加解散之時會實行一次財產分配。這種模糊的用語掩飾了背後的實情，那些拿錢收購可口可樂的人在清理股份時，使勁地購買了每股僅5美元的可口可樂公司股票，十月份就可得到每股190美元的返還金。8月26日上午9:00，股票公開發行的時候，每股售價40美元。到當天下午3:45，股票被超額認購14萬股，股票銷售大獲全勝。將近半數的股票被亞特蘭大人買走了。
當一切塵埃落定的時候，整個銷售過程也就清楚明朗了。坎德勒家族一夜暴富，並且在以後的幾年裡，他們的大廈迅速遍及整個亞特蘭大。薩姆・多布斯獲得了新公司總裁的職位，而霍華德・坎德勒則被明升暗降，成了董事會主席。然而，公司真正的實權卻掌握在「投票受托人」這個三人小組手裡，他們是伍德拉夫、斯泰森和多布斯。股東在公司經營方面沒有任何發言權，多布斯這個坎德勒唯一的親屬在公司裡的票數也沒超過其他兩位銀行家。
還不清楚的是，神秘的「辛迪加」究竟從這樁交易中賺了多少錢。知道內情的人顯然以每股5美元的價格購買了83000股，但是沒有任何記錄顯示歐內斯特・伍德拉夫為他的2萬股付了款。信託公司清理可口可樂公司時股票，有權以5美元的價格進購24900股，從此就不用再為錢發愁了。據估計，其直接利潤在200萬～500萬美元之間。瓶裝商後來憤然抱怨不法投機者在幕後「操縱」，但除了曠日持久的美國國內收入署稅收案件以外，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觸犯了法律。
特拉華州公司的財務報告反映出了最為重要的變化。資產負債表的開頭賬目顯示，不動產、建築物、機器和設備總價值不到200萬美元，但是無形資產價值高達2496萬美元。這些無形資產構成了可口可樂價值的核心，包括配方、商標和好口碑。以前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會計報表。事實上，伍德拉夫辛迪加真正買下的不是原始的糖漿工廠，而是美國消費者心目中的好口碑。隨後幾年，這種無形的口碑效應會逐漸放大，進而產生有形的經濟效益。可口可樂公司1919年的1股原始股到2000年已經分裂成了4608股。如果用這樣1股原始股的股息再繼續投資於可口可樂公司股票，當時40美元（或內部價5美元）的投資到2000年時的價值近700萬美元。這樣算來，如果誰的曾祖父在1892年購買了1股阿薩的可口可樂公司股票（面值為100美元），那到今天，收益就將近73.4億美元。
阿薩的苦命
在他的孩子簽署收購合約前，阿薩・坎德勒對收購事宜一無所知。他的兒子在傳記中寫道，他當時相當震驚。在收購是既成事實後，他拒絕出席佐治亞公司的最後一次董事會。對這位老人而言，這個時機實在是太糟糕了。坎德勒夫人露西在他的市長任期結束不久後，於1919年3月死於乳腺癌。現在，這位企業界的大亨又要放棄公司。他感受到了背叛的滋味和權力盡失的苦楚，彷彿暴風雨來臨時的李爾王一樣。失去了可口可樂，阿薩・坎德勒迅速變成了一個可憐人。他曾真心地寫道：「我的精神狀態一點也不能讓生活真正快樂起來。」
他說，他所有的成就都化為了灰燼，他所擁有的只剩下灰燼。他開始逐漸生活在神秘的過去裡，在鄉下度過的少年時期泛著無可挽回的伊甸園的光澤。「在這些年勞心、憂慮、心神煩亂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過去那黃金般的歲月。有時候，我以為我過去是住在天堂，四處徘徊卻迷失了方向。」1921年，坎德勒悲哀地寫信給霍華德說：「我也算得上是亞特蘭大的建設者，是佐治亞州的激進分子——你們的顧問——可惜，我現在無人陪伴，公司既不需要我上班，也不再徵詢我的意見。」坎德勒內心充滿自憐的感傷，於是決定找一個新太太。
第二年，70歲的坎德勒通知全家，他打算娶一個離過婚的天主教女人，新奧爾良的萬茲瑪・馬歇爾。他的主教弟弟沃倫頗為尷尬和驚詫，使出渾身解數阻止他們結合。沃倫知道阿薩不會聽他的話，便說服兩人共同熟悉的一位朋友寫了一封善意的勸阻信。坎德勒在信上潦草地寫上「還有你，布魯圖」和「為什麼要再刺一刀呢」，寄了回去。當阿薩最終屈從於家庭重壓而取消婚約時，馬歇爾小姐起訴他違背誓言，主教的一位朋友因此寫道：「我越來越相信，你哥哥的一切麻煩均是有預謀的，她想為天主教會爭取到他的百萬家產。」
僅僅幾個月後，阿薩・坎德勒娶了梅・利特爾，坎德勒大廈裡37歲的速記員。「明天我將給自己找一個生活伴侶，」他寫信給霍華德，「我相信，她是喜歡我的，這是對我的一個安慰。」新坎德勒夫人帶著一對10歲的雙胞胎女兒搬進了位於萊昂大街的豪宅。但是8個月後，她上了《紐約時報》頭條，因為她被當場抓住和兩個男人一起喝私釀酒。「我們正在開一個小型派對。」她告訴警察。1924年6月，結婚剛滿一年，坎德勒在起草的離婚書上寫道，「從一開始」，他的妻子就忽略他的「舒適和便利」，早上很早就離開家去找「一個男人陪伴一起開車到鄉間」。那年10月，坎德勒夫人搖晃著在公路上逆行時，碾死了一個5歲的女孩。
1924年年底，阿薩・坎德勒受到了一連串的打擊。當坎德勒最後一次被傳喚到法庭上作證時（作為「我的可樂」案件的辯護證人），他為弗蘭克・魯濱遜的去世哀慟不已。「每個人都死了，只剩下我，我也應該去的，只是還沒有死。我已經活得太久了，從搖籃到墳墓，一輩子經歷了太漫長的歲月。」他獨自在紐約比爾特莫爾旅館的一個房間裡度過了聖誕節。他寫道，他「一點也不喜歡外出」，因為房間裡很暖和。他懇求他的孩子們「盡量想起我以前的樣子」。坎德勒再也沒有恢復健康，他的精神和身體每況愈下。1929年，77歲的坎德勒與世長辭。
我們不禁要把阿薩・坎德勒的一生看作是一出道德劇，把他比作威利・洛曼（美國著名話劇《推銷員之死》的主人公）一類的人物，擋不住功名利祿的誘惑，煩惱不安因此相隨而生，甚至在他的事業達到輝煌鼎盛之時也無二致。由於缺乏信心，他拚命地尋找最基本的信仰，並最終在美國資本主義、衛理公會教徒的上帝、理想化的婦女和人類的福音飲料可口可樂中發現了它們。沒有阿薩・坎德勒，可口可樂不會成為世界上廣告做得最好的產品，也不會銷往全美國。他渴望不朽，並最終在他的飲料裡如願以償了。
坎德勒希望能活著看到他的孩子們創下偉大的事業，可他們卻因專橫、凡事絕對化的父親、輕鬆到手的財富和多災多難的命運而飽受磨難。小阿薩，也就是巴迪，是一個酒鬼，他在自家前院經營公共的游泳池、洗衣店和動物園。他給自己的四頭大象分別取名為古柯、可樂、清新、可口，還曾因為他飼養的一隻狒狒爬過柵欄吃掉鄰居錢包裡的60美元而被起訴。阿薩的另一個兒子沃爾特捲入了一場聲名狼藉的訴訟案件，因為凌晨3:00他在一艘豪華游輪上欲強姦有夫之婦時被當場捉住。他的兒子威廉建造了一流的亞特蘭大比爾特莫爾旅館，卻在佐治亞州南部開車時撞上一頭迷路的母牛而身亡。阿薩的女兒露西・坎德勒的第二任丈夫海因茨死於一起血腥的謀殺案，一個黑人盜賊因此被監禁，但謠言傳說殺害海因茨的兇手是他們的某個親戚。
只有長子霍華德似乎總是符合父親的期望。然而，站在霍華德的角度看，他卻恨透了阿薩。作為公司的總裁，霍華德批准了把公司的秘方賣給伍德拉夫辛迪加的提議，儘管他知道這件事會要了父親的命。霍華德的內心充滿了罪過、羞愧、熱愛和壓抑等複雜情感，正是在這些複雜的情緒狀態下，他寫了一本關於父親的傳記。表面上看，這本傳記盡用一些令人厭惡的奉承話來刻畫阿薩・坎德勒，卻對其違背誓言的那次起訴以及失敗的第二次婚姻隻字未提。但是，霍華德巧妙地在字裡行間設法報復了他那位專制的父親，令他的形象經常被損壞，特別是在弗蘭克小馬這則故事裡尤其突出：
很多次，上完馬具、備妥馬和四輪車以後，父親在座位上坐好，拉著馬背上的韁繩，吆喝著馬駒前進。然而，他沒有辦法讓馬駒弗蘭克往前走，弗蘭克最多只是撒開四蹄蹲下來，渾身顫抖。這個時候，父親會卸下馬具，右手順勢抓住馬嚼子旁邊的繩子，氣急敗壞地用左手拿起一根長長的柳條，狠狠地鞭打弗蘭克，並用他尖銳而激動的嗓音訓誡弗蘭克聽從他的指揮——但這一切都沒有用。
在霍華德・坎德勒的內心深處，一定很渴望經常都可以像弗蘭克一樣反抗父親的命令。在人獸之戰中，他的同情心傾向於哪邊再清楚不過了。然而，無論怎樣不滿，霍華德總是把自己的真情實感掩飾得很好。1919年伍德拉夫接管公司之後，薩姆・多布斯當上了總裁，他對此並不抱怨。第二年，當瓶裝商發起反對新主人運動時，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優秀的可口可樂人。
反抗序言
瓶裝公司和實際瓶裝廠對辛迪加動向幾乎一無所知。回到查塔努加，喬治・亨特聽到了很多關於紐約召開秘密會議的傳聞，接著他便發電報給哈羅德・赫希，要他「擠出一點時間，寫信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處於談判核心位置的赫希在1919年8月8日回信時再次向瓶裝公司保證：「大財團正在接管這家公司，一定能獲得成功，但是瓶裝商的權利一定會受到絕對的保護，無須擔心。」
可是，赫希錯了。很快，新的管理層和瓶裝商之間就爆發了激烈的衝突，他不得不決定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