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法國塞伊（Seuil）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作家與讀者」叢書，其中也包括我寫的一本書，它成了我編寫這部傳記的源起。1980年出版的這本書是我寫的第二本關於索爾仁尼琴的著作。1974年，洛桑拉格第霍蒙（L' Age d' Homme）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書《索爾仁尼琴》，在書裡我力求展示構成作家全部作品（尤其是《1914年8月》）的一些關鍵隱喻。如果算上我與米歇爾·奧庫丘裡耶（Michel Aucouturier）共同編寫的於1970年在埃爾納（Cahiers de l' Herne）出版社出版的精裝文集索爾仁尼琴卷的話，這甚至可以說不是第二本，而是第三本書了。
自從我在服兵役期間讀了《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後，我就被索爾仁尼琴深深吸引。後來，我參加了《癌症樓》《1914年8月》和政論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的翻譯工作，於是我成了諸多把索爾仁尼琴作品譯成歐洲語言的翻譯中的一員，在索爾仁尼琴被逐出蘇聯來到巴黎不久，他把這些譯者請到了塞伊出版社，其中也包括我。那次會面錄了音。2011年5月至10月，在日內瓦舉辦了名為「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一名勇敢寫作的作家」[1]的展覽，我承擔了此次展覽手冊的法文翻譯和釋義工作。而且我還參加了1975年由貝爾納·皮沃[2]主持的首次與索爾仁尼琴對話的電視訪談節目。當然，這個近乎聖人的文學巨著對我產生的影響，並不像對那些隔絕在蘇聯境內的讀者而言那樣令人震撼、令人釋然，他們要在一兩夜內讀完索爾仁尼琴的小說或是伴著無線電干擾聲的「自由」廣播電台收聽其作品。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出版後的那段日子裡，著名拜占庭問題專家謝爾蓋·阿維林采夫這樣表達了自己的印象：「隨著《新世界》第11期那本雜誌令人難以忘卻的問世，對於那些年輕時就憂鬱失望的一代人來說，在他們的生活中首次出現了希望的曙光：快醒醒吧，你瞧，歷史還沒有結束！當你從圖書館出來，行走於莫斯科的大街小巷，當看到每個報亭前的同胞們還在詢問並購買早已售罄的那一期雜誌，真是讓人激動啊！是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位看上去怪兮兮的人，他連《新世界》雜誌的名稱都說不出，但卻問報亭售貨員：『嗯，就是那本，就是寫著全部真話的那本！』於是，售貨員明白了他要的是哪本雜誌。這點應當親眼所見，而且應以當時的眼光去看。這已經不是一件文學事件了，而是俄羅斯的歷史。」[3]
即使那些後來對索爾仁尼琴的創作感到失望至極的人（認為他不是寫過去就是勉強充當先鋒派作家），心中也始終保留著這種最初的讚歎之情，因為他們的心中永遠迴盪著從這本富有戰鬥精神、淨化人們心靈的小說裡傳達出的令人振奮、具有號召力的聲音。先知的形象永遠留在了他們的心中，他們或在暗中貪婪地閱讀著索爾仁尼琴的書籍，或是耳朵緊貼著收音機，收聽這位用自己的大聲疾呼摧毀了蘇維埃耶利哥城的先知的著作。
拉伊薩·奧爾洛娃、列夫·科佩列夫、埃利·威塞爾、米哈伊爾·格列爾、弗拉基米爾·沃爾科夫及其他一些學界朋友們，他們都非常熱情而真摯地願意為我的這部書寫書評，不但如此，他們還認真細緻地閱讀了本書，提出了各種修改和補充的建議。我認真地吸取了他們的建議，當然，也包括索爾仁尼琴本人寄給我的那些參考意見（我還收到了索爾仁尼琴第一任妻子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寫的一封長信）。
拉伊薩·奧爾洛娃那時寫信告訴我：「我首先想說的是，在讀了您的書之後，我清晰地（幾乎是突然間）體驗到了當時讀過囚犯—854經歷後獲得的那種頓悟。這是一本打字機打印的書籍，排版很密集，單倍行間距。我的一生從那時起徹底改變了。當我閱讀索爾仁尼琴其他的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時，每次獲得的都是相同的感受。能引起類似感受的文學評論並不多見，但您的書做到了這一點。其次，我感到驚奇的是，俄語並不是您的母語，可書中卻有專章論述了索爾仁尼琴小說的語言。」奧爾洛娃的信中還提出了一段修改意見，她認為我並沒有看破「索爾仁尼琴的詭計」（當時，索爾仁尼琴與奧爾洛娃、科佩列夫之間的關係面臨破裂）。
弗拉基米爾·沃爾科夫的信很長也很特別，他坦誠地說從我的書裡獲益匪淺。根據他的建議，我對他熟知的一些情況（如擊劍、馬術和神學）進行了修正。他對我書裡對赫爾岑和米什萊表現出來的頻頻讚揚表現得很冷淡。這位擊劍高手希望索爾仁尼琴能更猛烈地「搗毀」馬克思主義。當談到「階級仇恨」這段內容時，他寫道：「我想將『階級』一詞從現代人的詞典中刪除。」米哈伊爾·格列爾是我這本書的第一位讀者，他對我的書給了很高的評價，同時也指出了我與他之間在見解方面的分歧，即，我把索爾仁尼琴實際上塑造成了一個歐洲人，而他則將其看作是一個憤懣不滿的蘇聯人。我認為，索爾仁尼琴終其一生總體上並沒有太大變化，而在格列爾看來，索爾仁尼琴就像蛇一樣經常變換自己的「膚色」（即便這樣，米哈伊爾對索爾仁尼琴始終讚譽有加）。
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則給我寄來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她不同意我對她和索爾仁尼琴之間的關係及後來他們戲劇性分手等問題的闡釋。我覺得，她的信裡有不少偏見，可以發現她作為一名被棄之妻的憤憤不平，同時，也有助於我理解他們在同一屋簷下度過的那兩年共同生活的悲劇，當時的娜塔莉婭·斯維特洛娃已經和索爾仁尼琴同居。毫無疑問，正是由於索爾仁尼琴長時間猶豫不決，遲遲沒有挑明他們的關係已經破裂，這對他們三個人均造成了傷害。
作家本人給我寫了一封長信（我稍後會提到它），可以依據作家題獻給我的回憶錄《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中的一個片段來瞭解這封信的實質。這封信連同與索爾仁尼琴本人的幾次會面（包括應索爾仁尼琴之邀在卡文迪什度過的三天時光，那一年我恰好在哈佛大學講學），能幫助我正確地理解作為作家的索爾仁尼琴和作為普通人的索爾仁尼琴。不過，作家作為個體的人總是能通過自己的創作及其諸如赫爾岑式的「存在主義」作品中的字裡行間表露出來。然而，我卻無心寫一本回憶錄或是刻畫一個浸透著個人看法的作家肖像。
在其他未曾發表的文獻中，有很多著述幫我修正了自己的觀點，這包括索爾仁尼琴與兩位將其作品譯成法語的主要譯者何塞（）與珍妮芙·喬安涅（ ）的往來通信。在長年翻譯小說《紅輪》期間（我本人也非常榮幸參與了《1914年8月》的翻譯工作，但我很快就意識到，翻譯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就意味著給自己選擇了畢生的事業，必須要放棄其他一切事情），喬安涅夫婦給作家寄去了很多清單，上面列出了各種問題和修改意見，並留有空白處供其作答。這些通信很多，有書那麼厚。透過這些修正、回復（不管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及推心置腹，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極其珍貴的索爾仁尼琴肖像，在作家寫給翻譯的那些快速、積極的覆信中，我們可以更加明晰他的文學構思。當何塞與珍妮芙夫婦決定提出更本質的反駁意見時，他們的通信中斷了。他們認為，書中對某些歷史人物的刻畫不太合適，於是請索爾仁尼琴減輕對他們的「判決」。作家在耐心地答覆了成百上千個瑣細的問題後，卻被建議要對自己的作品做本質上的修改，這使他氣憤至極。他們之間無法達成諒解，這很容易解釋：譯者認為，他們與之打交道的是活的經典作家、新托爾斯泰，但出於對其創作的熱愛，決定修改索爾仁尼琴的某些錯誤或有失偏頗的見解。於是，他們遭到了作家的斷然回絕。
還有一個文獻對我幫助非常大，這就是作家在寫作小說《紅輪》期間寫的《日記》。我見過這本日記，但沒有研讀。《日記》目前尚未發表。起初，索爾仁尼琴根本不打算發表它，後來才同意發表。2003年（索爾仁尼琴年近85週歲時），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芙娜終於說服了作家，於是，《日記》的一些片段得以面世（它們發表在2003年12月的《消息報》和《文學報》上）；但索爾仁尼琴本人曾多次說過，只有在他生前最後一版《紅輪》出版後，才能發表《日記》。2009年年底，作家的遺孀完成了《紅輪》的出版工作，目前她正籌劃將《日記》與《紅輪》的圖書索引一起出版。（與此同時，這兩個文獻都在前文提到過的馬丁·博德默博物館的展覽會上展出過。）柳德米拉·薩拉斯金娜在自己的大部頭索爾仁尼琴傳裡引用了《日記》中的一些內容。2008年，這本傳記作為《傑出人物傳記》系列叢書的一本得以出版，它讓我能夠弄清作家生活中的一些事實。薩拉斯金娜講了許多先前不為人知的細節，在某些問題的處理上，她的著述無法估量，儘管全書在章節上存在分配不均衡的缺憾：三分之二篇幅寫的是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前的經歷。此外，薩拉斯金娜過於熱誠地為書中的主人公辯護，批駁對其不懷好意的人——可作家未必希望這樣。然而，由於作者把1969—1970年間發生的事情（包括家庭生活的悲劇及與當局的激烈衝突）作為自己這本傳記的敘述重心，這使她創作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莎士比亞似的紀實文學著作，書中的所有人物都描繪得惟妙惟肖。因為薩拉斯金娜獲準能夠接觸到作家的私人檔案及作家與妻子之間的私人日記，本書也援引了這本傳記中的某些片段，並指明了文獻的出處。
在前不久出版的圖書中，我想特別指出亞歷山大·什梅曼神甫寫的《日記》（1973—1983），亞歷山大·什梅曼是著名的東正教神甫，他出生於法國並在那裡接受了教育，卻在美國謀得了牧師職業，曾任美國聖弗拉基米爾神學院院長。1974年5月，他與索爾仁尼琴夫婦首次相識於瑞士。索爾仁尼琴和什梅曼後來都提到了這次見面。當索爾仁尼琴一家人在美國佛蒙特州安頓下來後，什梅曼一家與索爾仁尼琴一家時常在那裡碰面。可是，有一次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卻去了加拿大，原來那是亞歷山大·什梅曼神甫租的避暑別墅。在亞歷山大神甫的《日記》中，有許多地方談到了索爾仁尼琴，我們從中可以瞭解到一些非常寶貴的細節，還發現在作家與神甫之間漸漸地豎起了一面雙方都無法逾越的牆。比如，在1979年5月的日記中，什梅曼這樣寫道：「……對於『這個人』的總體印象，這麼說吧，他已經『定型』了，至少在其人生的『現階段』他定型了，他的知識面，他想寫什麼想做什麼，即他對題材『已爛熟於心了』等等。由此，對其他的觀點，他表現出一種有節制的冷漠，缺乏興趣，一點兒也不好奇。」什梅曼欽佩這種一往無前、執著追求的品質，但心理卻暗自佈滿疑團：「……問題的實質在於，誰是最終的『勝利者』，他就是論題（就像在《戰爭與和平》這樣一部與論題並存的小說中的托爾斯泰），還是論題先於他而存在」。如果細心閱讀神甫的《日記》，我們會發現，索爾仁尼琴就像一個始終無法擺脫自身的精神偏執狂，他使什梅曼張皇失措，讓他疑竇眾生。
還可以找到其他一些例證，但所有這些例證的出發點都意在突顯作者自己的個性，而不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索爾仁尼琴。的確如此，那些無法意識到索爾仁尼琴全部構思重要性的人，那些只通過索爾仁尼琴在社會中的行徑來看待作家的人（為了節省自己的時間，他只能盡量抽時間與別人見面），留給我們的只是些對作家極其刻薄的描繪。有關索爾仁尼琴的傳記，至今都沒有擺脫或是極其刻薄或是讚不絕口這兩種傾向。從這點來說，那些最初出版的傳記直到現在仍然不無價值，如奧利維耶·克列曼、皮埃爾·戴克斯等人的作品。正確地理解索爾仁尼琴，就意味著試圖從其非凡的藝術構思角度去讀懂、評價他。任何其他途徑都必將因視野的局限而有所缺憾，因為無論對於寫作還是政治鬥爭，無論志在探索俄羅斯語言的新氣息還是「直抒胸臆」，索爾仁尼琴都在孜孜以求，不分鄙薄。
我曾和幾位俄僑朋友（如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葉非姆·伊特罕德等人）一起談論過索爾仁尼琴。後者曾是作家的朋友，在他寫作《紅輪》期間為其提供過幫助，但在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蘇聯後他們的友情就破裂了，當伊特罕德在《世界報》上發表了那篇頗具挑釁性的文章《阿亞圖拉[4]索爾仁尼琴》後，他們就徹底成了論敵。據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和葉非姆·伊特罕德所言，他們都對《古拉格群島》的作者讚歎不已，但自從索爾仁尼琴偏離「平民現實主義」（這借用了格奧爾格·盧卡奇評論《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觀點）創作原則後，他們開始對索爾仁尼琴持略微鄙視的態度。總體而言，他們稱讚索爾仁尼琴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革新者，但卻無法接受索爾仁尼琴作為東正教價值觀的捍衛者和語言改新者這一新形象。他們拿起紅色鉛筆，就像一名批改拙劣作文的教師一樣，修正索爾仁尼琴書中的錯誤。我曾不止一次與他們爭論這個問題，最終我意識到這「無法挽回」，於是我們就再也沒有提及這一話題。
拉伊薩·奧爾洛娃曾承認，讀了《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後，她體驗到了一種「頓悟」。索爾仁尼琴作品給我們這些西方讀者留下了異常深刻的印象，但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體會那些好不容易弄到這些作品且時間有限的蘇聯讀者在閱讀時體驗到的那種世界甦醒了的感覺，無法體會被威爾第[5]《安魂曲》的嘹亮歌聲喚醒的感覺。但總而言之，這種印象非常強烈。這裡我僅談談我自己的感受。我是在讀過《日瓦戈醫生》之後才拿起了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一篇接著一篇，他的作品對我的影響毫不遜色。四十五年來，索爾仁尼琴是唯一一位能讓我連貫地將其作品從第一篇讀到最後一篇的作家……這種效果持續至今。
「一天，拉裡莎·費奧多羅夫娜從家裡出去沒再回來。看來那幾天她在街上被捕了。她已被人遺忘，成為後來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單上的一個無姓名的號碼，死在北方數不清的普通集中營或女子集中營中的某一個裡，或者不知去向」。這是帕斯捷爾納克長篇小說尾聲之前的最後幾句話。作家沒有進一步描述集中營的內部生活，故事到此截然而止。可以說，索爾仁尼琴在集中營的門檻接過了這個接力棒，於是出現了普通囚犯「-854」，我們知曉了他的集中營生活。拉裡莎和尤利想「從囚禁中掙脫出來，從痛苦……的泥潭中爬到新鮮的空氣中」。伊萬·傑尼索維奇同樣如此，只是他面對的是一個小圈子，他既沒有文學藝術追求，也缺少哲理反思，他只想竭力不使自己的靈魂在囚禁中遭到徹底的損毀……一位作家繼承了另一位作家的事業，但是其筆下的世界、俄羅斯及對事件的評判標準，都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我的那本1980年出版的著作，被我的朋友、作家兼古希臘羅馬歷史學家西蒙·馬爾基什譯成了俄文，我也參與了翻譯工作。最終成果可以稱為「經作者認可的」譯本。這項翻譯工作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馬爾基什出色的文筆，遺憾的是，馬爾基什在2002年就離開了我們。這本書的第一版能夠問世要感謝倫敦O. P. I. 出版社，而且像所有「國外出版物」一樣，它秘密地流傳到了蘇聯。那時我沒有想過它能在俄羅斯出版。後來，蘇聯解體了，索爾仁尼琴對此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於是《人民友誼》雜誌上刊登了我的這本書，當時這期雜誌發行了八十萬冊，可以想見，七十年的封閉使蘇聯讀者對閱讀十分渴望。我作為一名大學教師，從來就未曾想過會有這麼多的讀者……1992年，「藝術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索爾仁尼琴寫信告訴我，由於這本評論著作的問世早於其所研究作家的文學作品，這一不合常理的怪事使我這本書異常暢銷。
之後，我開始貪婪地閱讀巴黎「伊姆卡」出版社出版的《紅輪》一書的各「卷」，與此同時，我也發表了自己有關索爾仁尼琴的文章。這部史詩性文學巨著完整地被譯成法文，然而要想把《紅輪》全部譯成其他文字，還需要一段時間。
本書以1980年出版的那本書為基礎，我略微進行了修改，增補了一些內容。索爾仁尼琴讀過俄文譯本後，給我寫了封信，極盡誇獎之詞（作家在流亡隨筆《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中又一次地肯定了我的著作），然而，兩頁信紙上還寫有一些修改建議。我幾乎採納了所有這些建議，再加上一些熟悉作家在蘇聯情況的友人提供了有關作家傳記方面的信息，我也把它們補到了書裡。我還要感謝. . 索爾仁尼琴娜，她對書中的某些錯誤進行了修正，在這裡我想再次向她表達謝意。索爾仁尼琴在那封信中指出，我書中提到了一些對他的文學創作給予過影響的作家名單，其中一些人的書他並沒有讀過。他說：「我對列昂季耶夫一無所知，書中純粹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一生中從未讀過波別多諾斯采夫的著作。一些想法很明確，無需引用別人說的話。總體而言，我一生中讀過的書很有限。從1941年開始，先是戰爭、監獄、集中營、疾病，然後是流放，在梁贊講授數學和物理課程的歲月，除了這些經歷，如果不考慮花費在折磨人的保密工作上所耗費的精力，那麼，還有以個人經歷為基礎的長期寫作工作及為《1917年的革命》這本書所做的各項準備工作。我哪裡有時間埋頭苦讀19世紀俄羅斯文學作品或現代西方文學作品？一切都是我自己發現的。我從未讀過斯拉夫派或梅利尼科夫—彼切爾斯基的著作。所以沒有任何文學傳統，只不過是巧合罷了。」
米哈伊爾·蓋勒特也認為，我筆下的索爾仁尼琴過於「西歐化」了。但我本人卻不敢苟同，因此我還是保留了原來的看法，沒有做任何刪減。畢竟索爾仁尼琴有在莫斯科文史哲學院文學系函授部學習過的經歷。我想，他是有意不承認對別人有所借鑒，他想告訴世人，作為一個從前的囚犯，自己還是一個自學成才者和鬥士。儘管這樣，譬如我們會在《第一圈》中發現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拉博埃西及他人話語的引用[6]。
不管怎樣，讀者手裡捧的都是一本新書，至少書的容量增加了一倍。我需要重新思考《紅輪》的整個內容，細緻閱讀索爾仁尼琴80—90年代的政論作品，研讀他的「兩部分小說」以及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前出版的早期作品，還有歷史著作《200年同行》以及圍繞它引起的爭論。除此之外，還不得不重新審視作家本人的形象，出現在貝爾納·皮沃主持的電視訪談欄目上的索爾仁尼琴精力充沛、心情愉悅，從那時起，他改變了很多。不過，如今刻在光盤上的所有這四期皮沃主持的電視訪談欄目展示了二十五年來作家的動態肖像。先知無處藏身，他顯露在索爾仁尼琴的集中營文學作品裡，顯露在回憶錄中，也顯露在政論文章中。但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個索爾仁尼琴，回到俄羅斯後，他成了一個更堅決、更嚴厲的反對時局的人；而在「普京政權」穩定後，他又成為了政權的擁護者。這個從前的持不同政見者獲得了國家獎金（確切地說，是他的妻子代替他領了獎，作家一直臥床不起）。作家的作品並沒有得到全部發表。比如，作家在寫作《紅輪》的30年期間寫的《小說日記》只發表了部分片段；作家的書信和早期作品尚未全部出版。但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已經面世，這讓我們可以得出總結式的論點。當然，在英語、法語和俄語世界，還可以找到一些非傳記類的著作，但還沒有一本書能夠涵蓋索爾仁尼琴的整個創作。
因此，儘管與1980年的版本略有不同，本書還是保留了原書的基本傾向，即呈現索爾仁尼琴的人生與文學創作之路，向讀者展現一位先知和道德說教者，一位蘇聯作家和革新作家。在我看來，儘管索爾仁尼琴的文體風格略有變化（他由預言式的創作轉向了對歷史進程的思索），但是作家的創作具有非同尋常的完整性。我嘗試用同一種語氣來講述索爾仁尼琴創作的兩塊「巨石」——《古拉格群島》和《紅輪》，前者使一名苦役犯成了聖經裡的先知，後者則是一部善於深思的歷史學家寫出來的傑作。貫穿這兩部作品始終的是同一種能量，但索爾仁尼琴得出的結果卻不盡相同。我竭力想給作家兼先知的索爾仁尼琴以應有的評價，促使我這麼做的原因是我對作家的讚賞如一，但我也不會盲目地這樣做。在我成長為一個俄羅斯文學和隨筆作家的歲月裡，這位作家一直陪伴著我的生活。這就像在俄羅斯和俄國以外的國家一樣，他成了很多人的精神伴侶。我們曾生活在「索爾仁尼琴時代」。現在，他在塵世的道路已經走完，開始了通向未來的道路。我希望，本書能減輕這趟旅途的艱辛。
[1]Alexandre Soljenitsyne：Le Courage d' crire / Sous la direction de G. Nivat. Paris，2011. P. 489-493.
[2]貝爾納·皮沃（Bernard Pivot），法國資深記者，作家，文化評論家，法國龔古爾文學獎評委。1958年-1975年，擔任《費加羅報》（Le Figaro）文學版記者。1975年-2005年，先後擔任法國電視二台文化節目「撇號」（Apostrophes），「文化高湯」（Bouillon de culture）和「雙重的我」（Double je）的主持人，成為法國當代最有文化影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100個要搶救的單詞》、《博若萊新酒驚奇史》、《戀酒事典》、《讀書，這一行》、《皮沃文學評論集》等書。——譯者注
[3] .《 ！..》： 80 - . // . 1998. № 12. . 3.
[4]阿亞圖拉：對伊朗等國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的尊稱。——譯者注
[5]朱塞佩·威爾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主要代表作品有歌劇：《納布科》、《弄臣》、《茶花女》、《游吟詩人》、《奧賽羅》、《阿伊達》、《西西里晚禱》、《法爾斯塔夫》、《假面舞會》、《唐·卡洛斯》；聲樂曲：《安魂曲》、《四首宗教歌曲》。1873年5月，曼佐尼病逝。威爾第在家中專心致志地為死者創作了一部《安魂曲》。在曼佐尼逝世一週年之際，《安魂曲》在聖馬爾科大教堂演奏，威爾第親自指揮。這部傑作是威爾第除歌劇之外唯一一部享有盛譽的作品。——譯者注
[6]「的確，《第一圈》中引用的主要是一些哲學家的話，也引用了蒙森說過的話：在第一家雷賓斯克騙人的商舖裡，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確實很走運：他廢寢忘食地閱讀了哲學史書籍並寫了讀書摘要（他寫的四本讀書摘要中的一本現在陳列於博德默博物館），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拉博埃西的作品；但是他直到七八十年代都沒有讀過列昂季耶夫、波別多諾斯采夫、斯拉夫派及梅利尼科夫—彼切爾斯基的著作。我可以作證，他與其中幾人首次相識於佛蒙特州。」（摘自2011年6月30日. . 索爾仁尼琴娜寫給筆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