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非姆爺爺活著的時候，曾對薩尼亞講過，沙皇彼得責罵過他的遠祖菲利普，並且以薩尼亞遠祖沒有得到沙皇允許就遷到那兒去住為名，盛怒之下強令菲利普遷了出去，還把他們的博布羅夫村鎮給燒了。並且以叛亂的罪名把曾祖父從沃羅涅日省流放到這兒來。像他們這樣的莊稼人有好幾個，不過沙皇沒有給他們戴上鐐銬，也沒有充軍，沒有關監獄，而是把他們放逐在荒野的草原上。在哥薩克舊邊境線[1]上，他們定居下來，在哪兒耕種，在哪兒趕車，在哪兒牧羊，都隨心所欲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一章[2]）
索爾仁尼琴的父系祖先都是農民出身，他們自古以來就生活在斯塔夫羅波爾，在北高加索山脈的山麓一帶。他的爺爺謝苗擁有一座不大的農莊，四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幫他打理農莊。他的小兒子伊薩基[3]最初在哈爾科夫大學，隨後進入莫斯科大學學習，1914年自願上了戰場，並於1917年夏天與塔伊西婭·謝爾巴克結婚。他們相識於莫斯科，當時伊薩基是三年來首次來莫斯科休假，然而他很快就回到了部隊，炮兵旅的神甫為他們舉行了結婚儀式。伊薩基·索爾仁尼琴因在戰鬥中表現勇敢被授予聖喬治十字勳章。命運對他開了一個玩笑，他從戰場上完好無損地回了家，卻在打獵時受了傷，竟於1918年6月15日死於血液慢性感染（膿毒病）。在《1914年8月》中，他成了薩尼亞·拉仁尼琴的原型。
索爾仁尼琴的母系祖先謝爾巴克家族一直過著富足的生活。作家的外祖父扎哈爾很有錢，擁有一座大莊園，並按現代化模式進行管理。在《1914年8月》中，他叫托姆恰克。「扎哈爾·托姆恰克說，他小時候是塔夫裡亞[4]一個普通牧羊人，還是給別人牧羊。塔夫裡亞人到高加索來雇他當長工，那時給他的酬勞比現在的一個過路的工人還少。」（第一部，第五章）扎哈爾·謝爾巴克讓自己的女兒塔伊西婭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她學完了莫斯科戈利岑公爵夫人開辦的農業女子學校的全部課程。父親希望塔伊西婭當個農藝師。她的哥哥羅曼生活闊綽，甚至擁有「勞斯萊斯」牌小汽車[5]。
1918年。12月11日，在丈夫去世六個月後，塔伊西婭·索爾仁尼琴娜在基斯洛沃茨克生下了亞歷山大。不久，孩子的爺爺謝苗也去世了。這件事，謝苗以前的雇工到死都一直瞞著外祖父扎哈爾。
1924年。塔伊西婭·索爾仁尼琴娜帶著六歲的兒子搬到頓河畔羅斯托夫居住，十年前她的父親曾在這兒買過英國生產的新式農機。「剛到羅斯托夫，她的心跳動得很劇烈。特別是在清晨，空氣清新，從花園大道到多洛馬諾夫斯基街的陡坡綠樹成蔭，馬車疾馳而下，不比電車慢。」（《1914年8月》，第二部，第七十六章）
亞歷山大常常跟著母親去教堂做禮拜，但不久羅斯托夫的所有教堂就關閉了。他成了一名少先隊員，後來又成了一名共青團員，儘管家裡財政緊張，面臨著住房困難，但他依然過著無憂無慮的學生生活。他永遠也不會忘記「在許多教堂做禮拜時度過的童年時光，更不會忘記那種非同一般的初次感受，這種感受清晰純正，任何磨盤、任何高明的理論也無法將其磨滅」。（《致全俄羅斯大牧首皮緬的一封寫於大齋期的信》）
1930年。夏天，亞歷山大的母親帶他回到了父親的家鄉薩博利亞村。這個十二歲的男孩坐著大馬車回到礦泉水鎮的情景，永遠在他的記憶裡保留了下來：「他們幾個人駕著車沿著一條道路向前駛去，經過一個村鎮又一個村鎮，那山脈似乎就在眼皮底下了，他們就要駛到那兒了，那一個個白雪皚皚的山頭，那一塊塊裸露出來的巨大岩石，那一條條陰暗而神秘的峽谷，都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但那積雪似乎一小時一小時地從山麓往上融化，那山脈似乎離開了地面，已經不是立在那兒，而是懸掛在半空中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一章）
在學校裡，索爾仁尼琴結交了一些年輕人，他們後來和索爾仁尼琴一起在大學裡學習，在某種程度上也將與他同呼吸共命運。
這是「科卡」，尼古拉·維特凱維奇——正是因為在索爾仁尼琴大尉與維特凱維奇的信件中含有對斯大林的不敬言辭，他們兩人都被逮捕了。後來，1974年初，當《古拉格群島》在西方國家激起軒然大波時，克格勃在維特凱維奇的家鄉布良斯克逼迫他向離經叛道者索爾仁尼琴寫《憤怒的駁斥》，這份《憤怒的駁斥》在蘇聯國內廣為傳閱，同時也傳到了西方[6]。
這是基裡爾·西莫尼揚，未來的醫生，有一天他與母親、妹妹在家裡搞了一場招魂術遊戲。後來他不堪忍受重壓，在克格勃的利用下，寫了一篇反對索爾仁尼琴的抨擊文章。
這是麗達·葉熱列茨，唯一一個擁有一套大住宅的同學，朋友們都聚在她家裡即興創作長篇小說。
最後這位是在另外一所中學學習的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她後來成了索爾仁尼琴的第一任妻子，也是《與時間爭論》一書的作者，這本書寫的是索爾仁尼琴，由蘇聯新聞社出版，供外國讀者閱讀[7]。
少年的索爾仁尼琴是班級裡的班長，足球愛好者，戲迷，參加了學校裡的所有戲劇排演（根據契訶夫、羅斯丹、拉夫列尼約夫等人的劇作改編）。正如索爾仁尼琴在自己的回憶錄《牛犢頂橡樹》中所寫到的那樣，他的童年時光「打上了貧窮的烙印」，但多虧母親的操勞（塔伊西婭為了兒子並未再嫁），這些時光回憶起來畢竟還是幸福的，也可能是因為頓河畔的羅斯托夫距離首都十分遙遠的緣故。
1936年。考入羅斯托夫大學。索爾仁尼琴選擇了數學力學系，而他的朋友們則選擇了化學系。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當時在音樂學校學習鋼琴。索爾仁尼琴買了輛自行車，和朋友科卡一起開始環高加索長途旅行。
1937年。莫斯科開始了針對所謂「人民敵人」的大型肅反運動。索爾仁尼琴後來對自己的老朋友基裡爾·西莫尼揚寫道：「關於1937年及其刑訊，我們當中你知道得更清楚，雖然也向我解釋過，可是我當時很難理解這件事。」
1939年。索爾仁尼琴和他的朋友科卡考入莫斯科歷史哲學與文學學院（莫斯科文史哲學院）函授部學習。索爾仁尼琴當時喜歡的作家是「同路人」作家、革命浪漫主義歌手鮑裡斯·拉夫列尼約夫。索爾仁尼琴給拉夫列尼約夫寫了一封信，後者許諾會幫助他。他想寫關於革命的長篇巨著（《1917年的革命》），並有了愈來愈清晰的輪廓。在戰爭和監禁年代保存下來的材料中有一個筆記本，上面概要地記述了薩姆索諾夫將軍率領的軍隊在東普魯士失敗的過程：其中的一些片段後來成了《紅輪》第一部《1914年8月》中的一「節」。他還寫了不少敘事長詩，其中的一部叫《19》，裡面刻畫了同貌人德沃伊尼克[8]的形象，他譴責作者違背了自己的志向；還有一部敘事長詩，寫的是法國著名數學家埃瓦裡斯特·伽羅華（1811—1832）的悲劇命運。在保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早期手稿中，作者這樣寫道：「此詩永遠都不適合發表」，作家並不打算把這些早期的試筆之作納入到30卷文集中。
1940年。索爾仁尼琴繼續在羅斯托夫大學數學力學系學習，並通過考試。4月27日與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結婚。
1941年。6月，索爾仁尼琴獲得羅斯托夫大學畢業證書，並到莫斯科歷史哲學及文學學院參加夏季考試。6月22日凌晨到達莫斯科，在宿舍收聽廣播時得知了戰爭的爆發。索爾仁尼琴及其妻子被分配到莫羅佐夫斯克市的一所中學任教，他教天文學和數學，而妻子列捨托夫斯卡婭則教化學。
10月，索爾仁尼琴應徵入伍，在費羅諾沃站運輸營當了一名列兵，此後，他經常身負各種任務在鐵路上奔波，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出差八天，到斯大林格勒把文件送到軍區司令部。索爾仁尼琴覺得自己只是龐大的應徵入伍者中微不足道的一員。後來，這些感受在短篇小說《發生在科切托夫卡車站上的故事》中得以表達，同時也成為寫於1948年並於1999年首次發表的中篇小說《請愛革命吧！》中的核心主題。
1942年。5月，索爾仁尼琴獲得了去高爾基州謝苗諾夫市參加炮兵軍官進修訓練班的派遣證，由謝苗諾夫又去了科斯特羅馬。那時，索爾仁尼琴的母親和妻子已經撤離羅斯托夫。在速成學習期間，索爾仁尼琴受到傳統的機械式教育，後來又傳授給自己的下屬。他在《古拉格群島》中就此事表達了自己的悔過想法。11月1日，索爾仁尼琴獲得中尉軍銜。11月2日，新任命的中尉軍官們從科斯特羅馬被派往薩蘭斯克，那兒剛組建了一個炮兵營，索爾仁尼琴在該炮兵營裡擔任聲源偵察連連長。在此期間，他寫了短篇小說《中尉》的開頭部分。
1943年。2月，炮兵營被派往前線。索爾仁尼琴負責指揮聲源偵察連，從奧廖爾一直行進到東普魯士。8月末，他參加了布良斯克城郊的進攻作戰，後來又參與了蘇聯軍隊從奧廖爾至戈梅利的急行軍，此後，他率領的炮兵連因為德國反攻的原因在索日河畔堅守防禦陣地。由於佔領奧廖爾有功，索爾仁尼琴被授予衛國戰爭二級勳章，一年後，又因攻下羅加喬夫而被授予紅星勳章。索爾仁尼琴作戰勇敢，受到了上級指揮官、已晉陞為少將軍銜的團長特拉夫金的肯定：「在我的部隊服役期間，索爾仁尼琴以身作則，對待自己和下屬一視同仁，他所指揮的連隊無論是作戰還是軍紀都是我們團裡最優秀的連隊。在執行作戰任務時，他屢次表現出了無畏精神。」[9]
索爾仁尼琴偶然得知，在距聲源偵察炮兵連十公里遠的地方駐紮著由尼古拉·維特凱維奇（科卡）指揮的化學連。從此，兩個朋友經常見面，並多次就俄羅斯革命的命運及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索爾仁尼琴寫完了短篇小說《中尉》。
1944年。1月1日至3日，他和他的朋友擬出了《一號決議》，後來這成了他被捕的主要證據。然而，對俄羅斯的未來及革命的思考仍表明他們是堅定不渝的社會主義者。
1月17日，索爾仁尼琴的母親奄奄一息。這時，他已晉陞為大尉。7月，他來到了巴拉諾維奇，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父親戰鬥過的地方。
1945年。在特拉夫金的評語中說道，1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索爾仁尼琴大尉率領自己的炮兵連成功突圍。作家曾在自己的作品中三次寫到這一夜：即《古拉格群島》、回憶錄《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中的《透過煙霧》一章和中篇小說《阿德利格·什文濟堅》。
尼古拉·維特凱維奇受到軍隊反間諜機關的監視，他與索爾仁尼琴的通信引起了反偵部門的注意。在信中，他們公開言說自己「政治上的不滿」，用「沃夫卡」這一指小名字稱呼列寧，對斯大林則用綽號「帕漢」（莊稼人的意思）相稱。然而，這兩個人天真的秘密活動未必能蒙騙住別人。
2月9日，索爾仁尼琴在特拉夫金的指揮部被捕。「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像的一種形式最輕的逮捕。它不是把我從親人的懷裡奪走，不是迫使我離開人們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歐洲的二月天裡，從我方插向波羅的海的、不知是我們包圍了德軍還是德軍包圍了我們的一支狹長的箭頭上把我揪出來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連以及戰爭最後三個月的景象。」（《古拉格群島》，第一部，第一章）審問是在盧比揚卡進行的。後來，索爾仁尼琴又被轉到布登爾卡監獄。犯罪證據無可辯駁，嚴加審訊毫無意義。7月27日，根據刑法第58條（第10款和第11款）索爾仁尼琴這位昔日的大尉被判處八年集中營勞動改造：「為了讚美這個條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為俄羅斯語言或涅克拉索夫為俄羅斯母親用過的更多的修飾詞：偉大的、雄健的、豐富的、多權的、多面的、橫掃一切的五十八條啊。」（《古拉格群島》，第一部，第二章）
索爾仁尼琴的服役地是在新耶路撒冷城裡的磚廠，後來他又被轉到莫斯科，在卡盧加城關附近的建築勞改營裡。他的這第一次集中營經歷在《古拉格群島》和劇本《鹿和小窩棚女子》中都有體現。
1947年。7月，索爾仁尼琴被押往當時名為「馬爾菲諾的沙拉什卡」的第16號特殊監獄，它位於莫斯科市北部。他在那兒的聲學實驗室工作，試驗新型「發聲模型」。索爾仁尼琴與工程師德米特裡·帕寧、日耳曼語文學家列夫·科佩列夫建立了友誼，他們三人成了形影不離的「三劍客」。「沙拉什卡」裡的囚犯們被獲准與妻子每年見面一次。從1947年7月9日至1950年5月19日，索爾仁尼琴與妻子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見了四次。他們是在塔甘卡監獄和列福爾托沃監獄見的面。「這些會面就像古希臘的淺浮雕墓碑，上面畫著墓中人和那些立碑的生者。但是在墓碑上常常畫有一個小條，它把彼岸世界與現實世界分開。生者溫和地望著墓中人，而墓中人望著地獄，他的眼神既不快樂也不憂傷——清澈且閱世很深。」（《第一圈》，第37章）索爾仁尼琴讓妻子不要顧念曾經的承諾，他開始創作自傳體敘事長詩《小路》，借助火柴棒（上面包著寫滿鉛筆字的紙片）把這首詩熟記下來，後來在數次流放中及在埃基巴斯圖茲時，他則開始用念珠計數：每十行詩用火柴棒或數珠來標記，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將每十行詩都記得很牢，所以如果在數珠上出現的是另外十行詩，他就知道弄錯了，於是又重新誦讀最後的十行，以便找到那遺漏掉的那行。「沙拉什卡」裡的條件相對寬鬆，而且在那兒的生活經歷教會了作家很多事情。與關押在馬爾菲諾的囚犯學者們之間的對話，反映在了小說《第一圈》中，特別是與帕寧（小說中叫索洛格金）和科佩列夫（小說中叫魯賓）之間的交流。
1948年。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因是「人民敵人」的妻子而被莫斯科大學實驗室解雇。12月19日，在與索爾仁尼琴會面時，她告訴丈夫必須正式離婚，第二年她就去梁贊教書。
1950年。6月25日，犯人們被押離布登爾卡監獄，兩個月後抵達位於卡拉干達[10]北部的埃基巴斯圖茲[11]。索爾仁尼琴做跟普通犯人一樣的「苦力活」。這個集中營裡的條件比「沙拉什卡」還要惡劣得多。一直到1951年夏，索爾仁尼琴（就像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伊萬·傑尼索維奇一樣[12]）在生產隊裡當砌石工瓦工。後來被任命為機械製造車間班長。
1951年。索爾仁尼琴在頭腦中構思喜劇《勝利者的歡宴》和《小路》的大部分內容，然後借助自製的念珠將它們熟記。
1952年。1月22日至28日，索爾仁尼琴參加了在埃基巴斯圖茲集中營爆發的暴動。「這種不聲不響的一致抗命，抗拒一個從未原諒過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權的命令，這種長時間的頑強的不服從，看來要比在槍彈紛飛之下奔走呼號更加可怕。」（《古拉格群島》，第五部，第十一章）
他的腹股溝上長了一個瘤。2月12日，囚犯裡的一名外科醫生給他做了手術。不久，醫生就要被遞解，但他還是對著躺在病床上的索爾仁尼琴喊道，他已經把腫瘤切片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去做組織分析了。（一年半以後，索爾仁尼琴忍受著病毒擴散的疼痛，向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詢問，從那兒得到了回復，這使杜納耶娃醫生找到了正確的治療方法。）手術兩周後，傷口還未癒合的索爾仁尼琴就被趕出軍醫院，他又來到了鑄造車間，開始了他和搭檔一起肩挑鐵桶（裡面裝滿了150公斤水泥）的工作。
1953年。2月，索爾仁尼琴從集中營裡釋放出來，發配到「永久的流放地」——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科克—捷列克區（哈薩克語意為「綠色的白楊」），這裡與荒漠咫尺之隔。
3月5日，斯大林去世。索爾仁尼琴的流放生活開始了（每天他都需要到警備司令部登記備案）。「在世上，是要愛你從孩提時代就苦戀、對耳聞目睹的一切都習以為常的地方呢？還是愛第一次對你說：『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邁開自己的兩條腿走！『帶上你的鋪蓋，走吧！』」[13]（《癌病房》，第一部，第二十章）
索爾仁尼琴租了一間地面是土的農舍，後來還買了一間小房子。與同為流放者的祖博夫夫婦建立了友誼，他們在《癌病房》裡姓卡德明；在《古拉格群島》中他們之間的真實故事得到了詳盡的描寫。
索爾仁尼琴在鄉村中學教數學和物理。他創作了劇本《囚徒》（最初名為《沒有經歷十二月的十二月黨人》），在紙上記下了《小路》和《勝利者的歡宴》。
1954年。索爾仁尼琴體內出現病毒擴散，於是他住進了塔什干軍醫院，他入院時實際上已經像《癌病房》裡的主人公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樣，是一個垂死之人了。「那年冬天，我來到塔什干的時候人幾乎快死之了。我就是來這兒赴死的，可上蒼還是讓我再活些日子。」（《右手》）夏天，索爾仁尼琴又一次入院。給他治病的是杜納耶娃醫生（即《癌病房》裡的東佐娃）。只要病情稍有好轉，他就開始緊張地從事創作。在兩次住院期間，他寫了劇本《勞動共和國》（後來又創作了《鹿和小窩棚女子》）。他將寫好的作品藏在香檳酒瓶子裡，然後埋在地下。
1955年。他在中學教書，暗中寫作《第一圈》。
1956年。4月9日，索爾仁尼琴獲得了自由；6月20日，他離開了科克—捷列克，去往莫斯科，帕寧和科佩列夫迎接了他，從莫斯科又去了頓河畔羅斯托夫和格奧爾吉耶夫斯克，那兒有他母親的墓地。但他卻希望在弗拉基米爾州謀得教師一職，並且離鐵路較遠（《我潛入俄羅斯中部的腹地》），他成為了弗拉基米爾州泥炭鎮（一個死氣沉沉的小鎮）上的數學教師，並在鄰近的米裡采沃村裡的集體農莊莊員瑪特廖娜·扎哈洛娃那兒租了一間房子。1956—1957年的冬天，瑪特廖娜被軋死在火車車輪下。這一事件成了索爾仁尼琴代表作之一——短篇小說《瑪特廖娜之家》——的創作基礎。
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前來探望昔日的丈夫，他們決定復婚。他們之間的關係很複雜：從1950年到1956年末，列捨托夫斯卡婭與弗謝沃洛德·索莫夫一直是合法夫妻。他們的婚姻持續了六年半，也就意味著比第一次與索爾仁尼琴婚姻的時間還要長很多；當索爾仁尼琴在流放時期，她並沒有應索爾仁尼琴的請求去看望他，而是一直與第二任丈夫生活在一起。不論怎樣，她與索爾仁尼琴又重新恢復了關係，並於1957年2月2日登記復婚。
在米裡采沃居住期間，索爾仁尼琴完成了長篇小說《第一圈》的創作。
1957年。2月6日，根據蘇聯最高法院的決定，索爾仁尼琴同其他千千萬萬個無辜被鎮壓的人一樣被完全恢復了名譽。他搬到了梁贊，他的妻子和岳母住在那兒。直到1969年前，他都住在這裡。他一邊繼續教書，一邊埋頭於《第一圈》第二版校對工作。
1958年。這一年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引起了軒然大波。從地下走出來的時機尚未成熟，昔日的囚犯靠著「如果不是長長的喙，任何人在森林裡也認不出啄木鳥」（《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這樣的原則生活。伸出自己喙的時機還未到……作家寫了最初的《袖珍散文》。
1959年。2月9日，在莫斯科西弗采夫·弗拉熱克小巷的帕寧妹妹家裡，馬爾菲諾「沙拉什卡」的四位難友又歡聚在了一起，他們是帕寧、科佩列夫、畫家伊瓦捨夫—穆薩托夫和索爾仁尼琴；這一天是從他被捕那天起滿十四年的日子。「吃份糧、喝白開水、臭菜湯和稀粥的『勞改犯日』——永遠挨餓的勞改營犯人的鮮活感覺。這個日子第一次是在流放地紀念的，此後通常是在孤獨中度過。這次的週年紀念日可過得熱鬧，有吃有喝；更何況幾個朋友能夠有所回憶和思考。」[14]
從5月18日起，索爾仁尼琴用五十八天寫完了《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部中篇小說的名字是《新世界》雜誌主編. . 特瓦爾多夫斯基給起的。起初它以書中主人公在集中營的編號為名，叫《854號犯人》。為了能出版，第一版的用詞比較委婉。例如，文中根本沒有提及斯大林，而列別捷夫要求至少要提及一次，於是就出現了「長鬍子爸爸」。與之相比，長篇小說《第一圈》則做了相當大的改動：「爆炸性」的事件被替換成了「醫療」事件。
索爾仁尼琴到克里米亞去找祖博夫夫婦，並在那裡創作了《瑪特廖娜之家》。他深深被這種地下文學創作所吸引：「……我熬過地下寫作的那些歲月，是因為我心存一個信念：這樣不露聲色的機敏者並非只我一人。我知道我們這樣的人有幾十個，分散在俄羅斯各地，是一些閉塞而又倔強的孤獨者，每個人都憑榮譽感和良知寫作，寫出他們對我們時代的瞭解，寫出什麼是主要的真理。」（《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
年底，他完成了電影腳本《坦克知道真相！》的寫作（是關於埃基巴斯圖茲起義的）。
1960年。秋天，索爾仁尼琴完成了短篇小說《右手》，隨後又寫了劇作《風中之燭》。這部劇的創作動機源於一件具體的事情，然而，作家把故事情節換成了某個並不存在的西方國家。後來，索爾仁尼琴本人承認這部作品不是很成功。寫完了最後一篇《袖珍散文》。
1961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號召繼續與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個人崇拜」進行鬥爭。這次會議召開後，索爾仁尼琴決定把《854號犯人》拿出來出版，通過列夫·科佩列夫把手稿轉交給了《新世界》雜誌社。12月末，作家應特瓦爾多夫斯基之邀來到了莫斯科，後者在1961年12月12日自己的工作筆記本中寫道：「最近幾天，最強烈的印象是. 梁贊斯基（索爾仁尼琴）的一部手稿，今天我要與他見面。他的手稿讓我想起了『彼岸世界的焦爾金』。」[15]
1962年。儘管特瓦爾多夫斯基事先徵得了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的同意（他的助手列別捷夫給他讀了《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但是索爾仁尼琴這部中篇小說最終得以出版仍然克服了不少困難。1963年4月的《新世界雜誌工作筆記本》中的記錄證明了這一點：「正如你所料，整件事的起因是這樣的：經過長時間的思考，還有對索爾仁尼琴說的無數熱烈而激動的話語以及綜合從上層聰明人那兒聽來的一切評語之後，我終於決定向前推進這件事，並說服整個編輯部必須這樣做，因為已經無路可退。好像正是由於這次『突破』，一切都進行得順利、輕鬆，令人愉快。怎麼也想不到，天上大雨傾盆，地上泥濘不堪，似乎是對這件事的最大不滿。實際上真是如此！」[16]
終於，《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和特瓦爾多夫斯基為此寫的一篇簡短的序言在《新世界》雜誌第11期上發表了。這部小說發表的消息傳遍了全世界。索爾仁尼琴頃刻間天下聞名。他也被介紹給赫魯曉夫，後者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他。
「現代人」劇院計劃上演他的劇本《鹿和小窩棚女子》，索爾仁尼琴向演員們講解了劇情。12月末，索爾仁尼琴在中學上完了最後幾節課。
1963年。《新世界》第一期刊登了《瑪特廖娜之家》和《發生在科切托夫卡車站上的故事》（這是索爾仁尼琴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專門為雜誌社寫的短篇小說）。在蘇聯的報刊上出現了攻擊索爾仁尼琴的首批文章，他本人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發表後，也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這些評論足夠編一部文集，名字就叫《〈伊萬·傑尼索維奇〉大家讀》。索爾仁尼琴後來寫道：「信件如潮水般從全俄羅斯各地向我湧來。」
他還為《新世界》寫了另一部短篇小說《為了事業的成功》。儘管特瓦爾多夫斯基因支持索爾仁尼琴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雜誌社還是提名索爾仁尼琴為列寧獎金候選人（「我們報復你是因為你在第二十二次大會上的發言，是因為索爾仁尼琴，是因為桀驁不馴，是因為一切，但主要可能還是因為索爾仁尼琴……」[17]，特瓦爾多夫斯基在4月5日的工作筆記中寫道）。
索爾仁尼琴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部小說的稿酬買了一輛「莫斯科-412」小汽車，並把它叫作「傑尼斯·伊萬諾維奇」。直到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蘇聯，「傑尼斯」一直陪伴著他。
受到讀者來信的鼓舞，索爾仁尼琴的創作熱情空前高漲，他的寫作「極富成效」，他著手創作《古拉格群島》。他的材料來自全國各地，來自昔日的囚犯和「古拉格的見證者」。因為害怕通過郵局寄信，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他們邀請索爾仁尼琴單獨見面，於是索爾仁尼琴四處奔走，會見了許多的見證者。（2005年，當再版《古拉格群島》時，索爾仁尼琴首次列出了與自己通信的所有人員名單，共計257人。）他還寫了《癌病房》和關於1917年革命的長篇小說（上文已有提及）。索爾仁尼琴正在全力構思新小說，但卻有人試圖迫使他參加主題為「長篇小說之死」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他以辛辣諷刺的筆觸將這件事寫進了《牛犢頂橡樹》裡）。
索爾仁尼琴考慮到《第一圈》有可能出版，就著手對其進行刪改。他多數時間都住在梁贊附近的索洛特恰鎮，在小河岸邊、橡樹樹蔭下，伏在一張自製的小桌上寫作。
1964年。復活節時，特瓦爾多夫斯基來到梁贊，在那兒待了三天，閱讀了《第一圈》。
薩穆伊爾·馬爾夏克[18]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文章，名叫《一部真實的中篇小說》。
《袖珍散文》在地下出版物上廣為流傳，贏得了廣泛的聲譽。
10月，赫魯曉夫被推翻。作家預感到自己的處境將岌岌可危，開始採取措施秘密「儲存」自己的作品。
索爾仁尼琴在沒有妻子的陪同下隻身去了列寧格勒，在那兒發生了一段短暫的艷遇，之後回到了梁贊。他又與妻子一起前往塔什干[19]。索爾仁尼琴在塔什干向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承認了自己的不忠行為。他們的夫妻關係出現了裂痕，對雙方來說這很快就變成了「真正的地獄」。這還反映到了《紅輪》裡（沃羅滕采夫上校和奧莉達·安多澤爾斯卡婭之間的艷史）。娜塔莉婭·阿列克謝耶夫娜[20]不僅對自己這個轉瞬即逝的情敵醋意大發，而且（甚至更可能）還對那些反映了這件事的作品怒氣沖沖。柳德米拉·薩拉斯金娜在自己的書中引用了娜塔莉婭的原話：「你用我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如今你會用另一個女人寫出另一部小說」[21]。這確是事實：「一部小說」即《第一圈》（涅爾仁、娜佳、西莫奇卡），「另一部」即《紅輪》，更確切說是《1916年10月》（沃羅滕采夫、阿麗娜、奧莉達）。
1965年。索爾仁尼琴夫婦在距莫斯科西南部伊斯季亞河畔的聖誕城買下了一個郊區小別墅；他們稱其為「鮑爾佐夫卡」（這是別墅昔日主人的名字）。
9月，索爾仁尼琴的朋友、數學家維尼阿明·捷烏什的家被搜查，因為索爾仁尼琴曾把自己的書稿保存在他那裡。然而，捷烏什未經作家的允許就向自己的朋友們朗讀了索爾仁尼琴讓其保存的手稿；其中的一部分未經作者許可就交給了吉利別爾貝格，後又落入克格勃手中。作家的很多手稿都落入到了克格勃之手，其中有《第一圈》、集中營詩篇、劇本（包括《勝利者的歡宴》）。
作家與政府之間的對抗拉開了序幕。「他們對你積怨太深」，特瓦爾多夫斯基對他說道。索爾仁尼琴時常住在位於別列傑爾金諾的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22]家裡，然而，每次都是短短幾天。（在科爾涅伊·伊萬諾維奇[23]死後，1973—1974年的冬天，在被捕和被驅逐之前，當他徹底失去在莫斯科居住的可能時，他在別列傑爾金諾住的時間最為長久。）
1966年。索爾仁尼琴輪流居住在伊斯季亞河畔的聖誕城、索洛特恰、別列傑爾金諾三個地方。在聖誕城他寫了《癌病房》，在別列傑爾金諾創作了《復活節宗教遊行》，而《古拉格群島》則是在他自己最重要的「棲身處」——愛沙尼亞塔爾圖市科普利亞—米亞爾吉的莊園裡寫出來的，他能在那兒順利住下則是多虧了自己的難友、愛沙尼亞律師和政治活動家阿爾諾爾德·蘇吉的幫助。「如今克格勃把一切——成千上萬人混成一片的呻吟聲、臨死前的低語聲、所有死者沒有說出來的遺囑——都掌握在他們手中，這一切我已經無法回想起來了，腦子再也無法運轉了。」（《牛犢頂橡樹·扼殺》）他像一個志願去服苦役的犯人一樣，在那裡連續寫作了兩個冬天。
「第一個冬天，我在這兒待了65天；第二個冬天，待了81天。在這兩次幽居期間，而且，一摞《古拉格群島》的準備材料和最初幾章已經用打字機打好了，共70個印張（缺第六章）。在『棲身處』隱居寫作的這146天，我一生中還從未有過，這甚至不是我在寫，而彷彿有人在推著我，彷彿我的手在拖著我寫，我彷彿是一個被壓了半個世紀又突然一下子被鬆開的彈簧撞針。我什麼也不讀，偶爾晚上翻一翻達列夫斯基便簽手冊，上面的每一個詞都像一顆極甜美的露珠。我只是在吃飯、做家務、燒爐子的時候才收聽西方電台的廣播。通常晚上七點鐘，我已經累得精疲力竭，躺下睡覺了。凌晨一點多鐘甦醒，這時的我精神飽滿，我迅速起床，在明亮的燈光下開始工作。」手稿保存了下來：索爾仁尼琴沒有燒燬它，而是保存在自己的一位愛沙尼亞朋友那兒。把手稿埋到了花園裡，它挺過了蘇聯解體；1994年索爾仁尼琴回到俄羅斯之後不久，手稿就歸還給了他。
《新世界》雜誌1月號上刊登了短篇小說《扎哈爾—卡利塔》。索爾仁尼琴把《癌病房》的手稿交給了雜誌社編輯部。
2月，對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和尤早·達尼埃爾[24]進行了審判。他們被判處監禁。開始了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時代，索爾仁尼琴對此從來就沒有擁護過。
夏天，作家前往蘇聯北部，想親眼見見高爾基引以為榮的白海運河，為建這條運河犧牲了上萬的人。隨後他和妻子又突然「突進到南方」，來到了塞瓦斯托波爾，在那裡迎接他們的是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流放時期的難友祖博夫夫婦。
8月，《新世界》雜誌發表了弗拉基米爾·拉克申的一篇文章，旨在與揭發索爾仁尼琴的人進行論辯。
11月16日，在蘇聯作家協會莫斯科作協小說分部大會上決定支持發表《癌病房》。韋尼阿明·卡維林在自己的發言中極力為出版此書出版進行辯護。索爾仁尼琴又恢復了自信心。注意到了克格勃的猶豫不決，他在《牛犢頂橡樹》中指出：「我在思想意識上享受到了」治外法權。然而，在此之前他與特瓦爾多夫斯基之間就產生了分歧，其他一些雜誌社還不敢出版這部長篇小說，因為時代變了……
作家對科學研究所（其中包括庫爾恰托夫院士研究所）的邀請做出回應，他讀了《癌病房》和其他作品中的一些片段。他的自由思想在首都文化圈裡成了傳奇。「我似乎覺得，這是第一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看到怎樣鍛造歷史。」（《牛犢頂橡樹·受傷的鳥》）
12月，索爾仁尼琴回到了科普利亞—米亞爾吉莊園，並在那裡完成了《古拉格群島》的寫作，且將所有手稿都拍了照片。「在不停地工作吸引了我全部注意力的這個冬天，我發現我在49歲的時候我結束了自己的頭號[25]工作。除了最主要的最後一部作品《1917年的革命》之外，我已經把一生中準備寫的作品全部寫完了……不遠的將來，我才終於有這種可能著手寫這多年夢寐以求的作品。當我剛一開始翻閱一些書和一些筆記時，我的手掌都發熱了。」（《牛犢頂橡樹·受傷的鳥》）
1967年。2月，索爾仁尼琴在列寧格勒將《古拉格群島》交給伊麗莎白·沃羅尼揚斯卡婭，請她打印這部「頭號工作」，也就是說他倒數第二個任務已經完成。在數周內又完成了回憶錄《牛犢頂橡樹》的寫作。作家接受了斯洛伐克記者巴維爾·利奇科的採訪。
5月22日，第四屆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召開。索爾仁尼琴向與會代表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抗議書刊審查機關的強橫霸道及對他的迫害：「當普通的詞彙都能推動因循守舊的物質上的巨石時，作品的開端就會極其沉重。但並無他路，如果所有物質已經不是你的，也不是我們的。總而言之，因為一聲喊叫山上就出現山崩的情況也不少見。」（《牛犢頂橡樹·受傷的鳥》）
肖洛霍夫要求：「禁止索爾仁尼琴的創作！」可以這樣說，從1967年5月起，索爾仁尼琴就開始了公開、無情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這場鬥爭與持不同政見運動不同，因為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不想由於參與這場美式自由主義的集體運動，而使自己的主要任務（《古拉格群島》，而後是《紅輪》）處於危險境地。他在《文學生活隨筆》一書裡描述了這場鬥爭的主要經歷，這本書的正式名稱是《牛犢頂橡樹》。「獵手們知道，受傷的鳥是危險的」，他在寄給代表大會公開信的前天晚上補充寫道。
索爾仁尼琴同自己的妻子娜塔莉婭·阿列克謝耶夫娜、葉非姆·伊特罕德還有他的妻子葉卡捷琳娜四人一道沿著薩姆索諾夫將軍部隊當年的足跡旅行。參觀了加裡寧格勒、斯摩稜斯克、維爾紐斯[26]和裡加[27]之後，他們四人一起返回了此趟行程的出發點——列寧格勒。8月初，作家拜訪了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後者在日記中寫道：「他覺得自己是勝利者。他肯定地說，國家在不久的將來總要做出讓步。『現在我可以相信，至少在最近三個月不會有人用槍暗殺我。』」[28]
9月12日，索爾仁尼琴寫信給作家協會理事會書記處；9月22日，他被叫到書記處，要求他放棄以前說過的話，但他絲毫也沒有動搖。索爾仁尼琴重新發動攻勢，要求作協收回針對他的誹謗公文。
三個大學生去梁贊拜訪了索爾仁尼琴。作為談話的繼續，索爾仁尼琴又給他們寫了一封信，信中試圖說明什麼是公正：「它本來指的就是良心，但這不是個人的，而是全人類的良知。」[29]很快，這封信就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傳起來，並在西方發表。
在12月間，《癌病房》校對完畢，擬在《新世界》雜誌上刊發。
1968年。索爾仁尼琴來到索洛特恰潛心創作，住在「第二個瑪特廖娜」阿加菲婭·福洛姆基娜的小木屋裡，嘗試開始寫作生命中最重要的書——《1917年的革命》：「把薩姆索諾夫事件將軍們的照片擺了出來，準備開始寫。」（《牛犢頂橡樹·發作》）然而，他又暫時放下了這項工作，在伊斯季亞河畔的聖誕城續寫完了《古拉格群島》。
4月16日，索爾仁尼琴向作家協會成員分發了一封信，信中講述了他與書記處的分歧。
葉蓮娜·楚科夫斯卡婭和. . 沃羅尼揚斯卡婭兩人用雙手（正如《牛犢頂橡樹》裡寫道的那樣）打印了《古拉格群島》的終稿。而. . 列捨托夫斯卡婭把這份打印本又翻拍了下來，作家則檢查了每張片子。這套三卷本的書總共印了四份。在伊利亞·愛倫堡[30]的秘書娜塔莉婭·斯托利亞羅娃（昔日的集中營犯人）的幫助下（她將膠丸狀膠片轉給了薩沙·安德列耶夫，他是瓦吉姆的兒子、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孫子），索爾仁尼琴成功地把膠片轉到了西方。
西方出版了《癌病房》和《第一圈》。「彷彿來到了傑克·倫敦[31]筆下的夏威夷海岸，彷彿站在光滑的滑板上，無法站穩，毫無依托，在巨浪的浪尖處，在撕心裂肺的那一刻，我預感到，這會順利地送到西方！這一定會成功！而蘇聯官方則會毀掉這些書稿！」（《牛犢頂橡樹·發作》）。索爾仁尼琴在收聽西方廣播時，獲悉手稿被成功地轉到了西方的消息：「那時正好趕上柳枝節[32]，但天氣很冷。13日（是週六）這天還下了雪，雪很大，也沒有融化。在英國廣播電台的晚間節目裡我聽到了《泰晤士報》的文學副刊刊載了《癌病房》的『長篇摘要』。這真是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震動！開始了！我在小徑裡不停地踱步，迎著春雪。終於開始了！我在等待，也沒有等待，不論怎樣等待，這類事件總是出人意料地發生。」（《牛犢頂橡樹·發作》）
7月26日，《文學報》上刊登了索爾仁尼琴好幾個月前就寄到編輯部的那封信：他在信中否認西方出版自己的作品，反對發表「草率的」譯作。刊登這封信的同時，《文學報》還發表了一篇反索爾仁尼琴的長文。《癌病房》的部分章節在巴黎「Plamen」雜誌發表。
索爾仁尼琴找到了他以打印稿[33]保存下來的《第一圈》的最初版本，開始重新寫作。
通過娜塔莉婭·斯托利亞羅娃的介紹，索爾仁尼琴與自己未來的妻子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芙娜·斯維特洛娃在莫斯科第一次見面了。「您在無須耗費精力的地方耗費了精力。您缺少精力旺盛的年輕幫手。要我給您介紹幾位嗎？」而在此次會面之前的兩個小時，在法因貝格[34]家裡認識了安德烈·德米特裡耶維奇·薩哈羅夫[35]。這兩次會面的內容都寫進了《牛犢頂橡樹》的第十一篇隨筆《新網》中。索爾仁尼琴強調說：「這發生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星期之後，發生在紅場七人靜坐示威三天之後。」
的確，8月21日，蘇聯軍隊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索爾仁尼琴草擬了一份題為《作一個蘇聯人是恥辱！》的傳單，但並沒有對外公開表示自己的抗議，為的是不使《古拉格群島》毀於一旦。「要保護自己的喉嚨發出最重要的一聲怒吼。時間不會太久了。」（《牛犢頂橡樹·發作》）
12月，索爾仁尼琴因小說《癌病房》和《第一圈》獲得了法國「年度最佳外國作品獎」。索爾仁尼琴五十週歲生日時，他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均表達了對他的支持。
1969年。作家又開始著手寫作《1917年的革命》。他保留了三十年前寫下的沃羅滕采夫訪問薩姆索諾夫參謀部的梗概和二十年前創作的托姆恰克素描。然而，索爾仁尼琴以自己現有的作家經驗對這些早年寫的文本評價道：「……它們毫無用處，說明我不會寫作，但佈局安排還不錯。」並聲明說：「這部長篇小說已經構思了三十年，從十年級結束時起，我就開始醞釀、反覆考慮、留存起來備用、不斷積累材料，它一直是我生活的主要目的，但是事實上一直沒有動筆，總有什麼事情妨礙，不得不一拖再拖。」（《牛犢頂橡樹·受傷的鳥》）
春天，索爾仁尼琴和小說家鮑裡斯·莫扎耶夫[36]一道去坦波夫州，追隨1920—1921年農民起義的足跡。他有意把「安東諾夫起義」這段歷史寫進《紅輪》中。這次旅行在他的小說裡留下了印記，但與這段歷史直接相關的「節」卻沒有寫出來。坦波夫省的農民阿爾謝尼·布拉戈達廖夫具有鮑裡斯·莫扎耶夫的個性特徵：「我一直豎起耳朵聽著，兩眼貪婪地盯著鮑裡亞[37]，他活像俄羅斯中部的莊稼漢，這才是個造反者。」
夏天，索爾仁尼琴與娜塔莉婭·斯維特洛娃一起去北部地區，到了皮涅加河岸邊，這裡曾經是舊禮儀派活動的中心。他們在那裡認真討論了在地下出版一份俄語雜誌的可能性：後來這一構思在《在巨石的重壓下》文集裡得到了部分實現。
11月4日，索爾仁尼琴被作家協會梁贊分會開除。他出席了會議，並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話來為自己辯護：「誰不憂傷憤怒地活著，誰就不愛自己的祖國。」
11月12日，正式宣佈了索爾仁尼琴被開除的消息。他給作家協會書記處寄去了一封言辭激憤的信：「你們的白癡文章四處傳播，你們的膚淺無知司空見慣，但卻沒有論據，有的只是投票表決和行政管理。」作家指責負責文學的官員們，說他們說話辦事缺少善意，並強調說：「歸根結底，我們應該銘記一點，我們首先屬於全人類。」
索爾仁尼琴與娜塔莉婭·斯維特洛娃同居，兩人開始生活在一起。他在茹科夫卡市找到了安身之所，這是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38]別墅旁的一個廂房，索爾仁尼琴稱它為「謝斯拉維諾」。
1970年。索爾仁尼琴委託瑞士律師弗裡茨·赫耶布全權處理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他想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離婚，這樣他就會失去梁讚的戶口（列捨托夫斯卡婭住在那兒），也不會獲得莫斯科的戶口（斯維特洛娃住在那兒）。「最近六年，我承受著深刻的、瀕於破裂的家庭不和，並且一直遲遲做不出某種決定，每次都因為無暇顧及此事，總想等到書稿完成後再說」（《牛犢頂橡樹·補記之三》）現在他決定徹底解決這件事。
10月8日，根據弗朗索瓦·莫裡亞克[39]的提議，索爾仁尼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與帕斯捷爾納克不同，索爾仁尼琴並沒有拒絕，他只是沒有出席授獎儀式。全世界的報刊都刊登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文章和肖像。10月14日，親共產黨的法國週刊《法國文學》為紀念這位蘇聯作家、持不同政見者刊登了一些資料。皮埃爾·戴克斯[40]寫了一篇文章祝賀「這位俄羅斯當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報社總編路易·阿拉貢[41]實際上也表達了支持他的看法。
整整一年，索爾仁尼琴和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之間的緊張情況持續加劇，列捨托夫斯卡婭產生了自殺的念頭，最後甚至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作家下定決心公開與妻子斷絕關係。「家庭分裂……這件事早就不可避免，而一旦發生，一切就像一件嶄新事物一樣，就像胸脯上還發紅的咬傷。但無論如何都要渡過這個難關，因為，確定無疑的是，這是創作出我的小說的必經之路。我不能為了妻子而犧牲未來的小說，因此才會發生這一切。」（〈1917年的革命〉寫作日記》）
1969—1970年，是索爾仁尼琴生命中的轉折點。他在五十歲時，把自己的命運與娜塔莉婭·斯維特洛娃連在了一起。
斯維特洛娃的專業是數學，她跟持不同政見者圈子裡的人走得很近，初次見面就表現出了對作家的絕對忠誠。索爾仁尼琴把他們的結合稱為「完全相互信任的友誼」（《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對他來說，斯維特洛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比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之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為重要。她成為了他最重要的和唯一的文字編輯。儘管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開始寫關於丈夫的回憶錄，收集他寫的文章（她認為自己是索爾仁尼琴傳記作者的最佳人選），但是索爾仁尼琴堅持要與她分手。當索爾仁尼琴得知自己要做父親並且斯維特洛娃準備獨自撫養孩子的消息時，一切都已經再明確不過了。一對「正式」夫妻居然在羅斯特羅波維奇別墅裡分房而睡，當索爾仁尼琴去莫斯科時，他就暫住在科濟茨基小巷斯維特洛娃那兒。12月30日，索爾仁尼琴和斯維特洛娃的兒子葉爾莫萊誕生了。
1971年。3月，在斯維特洛娃的房間裡對《古拉格群島》進行了第二次拍照。第一次拍攝的底片托付給了薩沙·安德列耶夫，結果卻是徒勞的，因為安德列耶夫夫婦拒絕把《古拉格群島》的複印件交給任何一個德語或其他語言的譯者；阿霞·杜羅娃（她在法國大使館工作）把第二次拍的照片運到了巴黎，之後又轉交給了尼基塔·斯特魯維[42]。在巴黎出版了俄語版《紅輪》的第一「節」，即《1914年8月》。
克格勃搜查了伊斯季亞河畔聖誕城索爾仁尼琴的房子。在與. . 烏格裡莫夫遊覽新切爾卡斯克時，曾有人企圖用蓖麻注射劑毒死索爾仁尼琴。
11月18日，德國《明星畫刊》雜誌刊載了對索爾仁尼琴的親戚伊琳娜·伊萬諾夫娜（「伊拉舅媽」，她是索爾仁尼琴母親的嫂子）的一段採訪，其中提及了他的社會出身。很快這篇採訪的譯文就刊登在了《文學報》上面。
1972年。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仍然不同意離婚。「公共事件隨時都會發生，都需要我去處理，可家庭事務就像墨水中的沉澱物，就像腳邊的水草一樣讓人無法脫身。這就是找錯配偶的沉痛代價……突然又出現了一串難題：所有這些不幸都是我給她帶來的，而不是她帶給我的。心情如此沉重，我還怎麼能工作？這種沉重的心情不會永遠也擺脫不掉吧？」（《〈1917年的革命〉寫作日記》）
整整一年他都是在與官方作鬥爭的情況下度過的。政治局屢次磋商「索爾仁尼琴的特殊案例」。克格勃始終準備執行將其驅逐的圖謀。索爾仁尼琴給大牧首皮緬寫了一封「大齋期的信」。亨利希·伯爾[43]來蘇聯進行一次作家訪問。他將索爾仁尼琴為以防萬一寫下的遺囑和電影劇本《坦克知道真相！》的手稿帶到了蘇黎世[44]。
3月30日，作家接受了《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採訪。他揭露了「來自隱秘帷布後面的誹謗」，他還指出，他被禁入蘇聯檔案館（「我想寫關於俄羅斯的小說，但我卻很難收集到資料，這比我寫有關波利尼西亞[45]的作品還要難。」）；他還講述了自己親人的真實情況。
一位芬蘭記者寫了一本對索爾仁尼琴懷有敵意的書，他認為，《1914年8月》的作者有「親德」傾向。
4月，瑞典科學院主席原計劃在莫斯科授予索爾仁尼琴諾貝爾文學獎，但因蘇聯政府拒絕給科學院秘書卡爾·拉格納爾·基洛夫辦理簽證而被取消。索爾仁尼琴為此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
在法國塞裡濟市舉辦了一次索爾仁尼琴創作學術報告會；奧斯維辛[46]集中營曾經的犯人、法國記者彼得·拉維奇和前社會革命黨人、於1918年1月被解散的立憲會議代表、文學批評家馬克·斯洛尼姆，都參加了此次學術報告會。拉維奇後來回憶起這次由索爾仁尼琴的文學作品引起的「大震盪」：「在我們眼前誕生了一位經典作家。」
9月，索爾仁尼琴和斯維特洛娃的第二個兒子伊格納特出生。當列捨托夫斯卡婭與丈夫和斯維特洛娃會面後，她同意通過民事登記處辦理離婚。
1973年。克格勃改變了戰術，開始通過寫匿名信的方式恐嚇作家。
3月15日，索爾仁尼琴與. . 列捨托夫斯卡婭辦完離婚手續，並於4月20日與. . 斯維特洛娃登記結婚。
8月，公開審理了亞基爾[47]一案。薩哈羅夫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蘇聯是一個巨大的集中營。」
8月21日，索爾仁尼琴給內務部長寫了一封公開信，抗議當局干涉他的私生活（如有意拖延他的離婚申請，拒絕為他妻子的莫斯科住所提供居住登記）。「借此機會，我想提醒您，我國的農奴制在一百一十二年前就被廢除了。而且，人們都說，十月革命掃除了農奴制的一些最後殘餘。」
8月23日，索爾仁尼琴接受法國《世界報》和美聯社的採訪。索爾仁尼琴再次對迫害行為表示了憤慨（「我現在已是無家可歸」），並倡導「堅韌不拔和自我犧牲精神」，他最後說道：「在世界輿論連篇累牘的報道下，我國的監獄將會退卻並隱藏起來。」
9月3日，索爾仁尼琴獲悉，伊麗莎白·沃羅尼揚斯卡婭（她曾將《古拉格群島》打印了一遍，作家一再勸她把手中的那份打印稿燒掉，但她卻沒有聽，並把打字稿交給了列昂尼德·薩穆京保存）遭到了克格勃為期五天的審訊，說出了手稿保存人的名字，後來人們發現她在自己的寓所裡懸樑自盡。兩天後，索爾仁尼琴對外公佈了這個消息，並向巴黎轉達了可以出版《古拉格群島》的意見。「正像對麥克白預言的那樣：博南森林會到的。」（《牛犢頂橡樹·補記之三十一》）[48]
9月，索爾仁尼琴和. . 斯維特洛娃的第三個兒子斯捷潘降生了。
12月末，由尼基塔·司徒盧威任總編輯的巴黎伊姆卡-普列斯出版社出版了《古拉格群島》第一卷。「沉重的石頭落了地，一切憂慮都已消逝。」（《牛犢頂橡樹·補記之四》）
1974年。1月，在蘇聯報刊界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反索爾仁尼琴運動。1月19日，作家接受了《時代》雜誌的採訪。1974年2月2日，在《對報刊界的聲明》中寫道：「我堅信悔過的作用，也堅信心靈的淨化。」
2月12日，索爾仁尼琴被捕，被送至列福爾托沃監獄。第二天，他被剝奪蘇聯國籍、驅逐出國，送往西德（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49]發表聲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準備為索爾仁尼琴提供政治庇護）。被驅逐的當天晚上，他在法蘭克福市亨利希·伯爾那兒暫時居住，隨後又來到蘇黎世，他的律師住在那裡，那裡也是《1917年的革命》中「列寧各章節」的活動地點。他等著蘇聯政府允許他的妻子和三個兒子也搬到他這兒。
2月13日，索爾仁尼琴的文章《不要靠謊言生活！》開始廣為傳播，呼籲進行道義上的反抗並拒絕一切欺騙。
2月14日，國家機密保密總局下令，把. . 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從圖書館借閱部撤出。還包括刊登過作家作品的四期《新世界》雜誌，這些作品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瑪特廖娜的家》《發生在科切托夫卡車站上的故事》《為了事業的成功》和《扎哈爾-卡利塔》，以及《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兩部單行本。
2月20日，《文學報》刊登了斯捷潘·希帕喬夫[50]一篇名為《文學界弗拉索夫分子的末日》的文章。
3月3日，索爾仁尼琴對外傳播了早在六個月前就已經寄出的《致蘇聯領導人的信》。在信中，作家呼籲不要亦步亦趨地信奉馬克思學說，要發展「俄羅斯的東北部」。
娜塔莉婭·斯維特洛娃及其母親和四個兒子（最大的兒子是她與第一任丈夫所生）獲准與索爾仁尼琴團聚。
5月，亞歷山大·什梅曼神甫來到蘇黎世。據什梅曼所言，進行了一次「山地相會」——他和作家兩人一起在索爾仁尼琴從事寫作的施泰恩堡一座山上的小別墅裡度過了幾天時光；這之後，他們一起回到了蘇黎世索爾仁尼琴的家裡。什梅曼給索爾仁尼琴全家做了懺悔，舉行了聖餐儀式，並做了禮拜。
6月17日，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時，索爾仁尼琴批評了那些自願選擇移民的同胞，並對西方的軟弱感到同情。他宣佈成立俄羅斯社會基金會，以幫助那些由於政治原因被驅逐的人們及其家人。出版《古拉格群島》所獲得的所有稿酬都投到了這個基金會裡。
11月，索爾仁尼琴在蘇黎世自己的家裡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以便推介其主編的《在巨石的重壓下》文集，集子裡收錄的論文充滿了民族宗教精神。前言和三篇文章是索爾仁尼琴所著，它們是《恢復呼吸和意識》（他又回到了昔日與薩哈羅夫關於社會主義性質、關於趨同理論以及缺乏「精神自由」的爭論）、《作為民族生活範疇的懺悔和自我限制》（文章進一步論述了《致蘇聯領導人的信》中關於「自我限制」是俄羅斯發展之基礎的思想）、《教書匠》（文中作家嚴厲批評了蘇聯知識分子留戀自己的特權，呼籲他們要有自我犧牲精神）。
12月，法國出版家波爾·弗拉曼和克洛德·杜蘭來到蘇黎世拜訪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把自己所有作品在全世界的出版權都轉給了塞伊出版社（1978年後，這些版權又轉給了將與杜蘭合作的「YMCA-Press」出版社，1980年後又轉給了由杜蘭任主編的法亞爾出版社）[51]。
1975年。4月，索爾仁尼琴因《牛犢頂橡樹》一書問世來到巴黎參加《略字符號》電視辯論節目，並召開記者招待會；在招待會上他講述了亨利希·伯爾為他提供的援助。塞伊出版社為作家與其作品的法語翻譯者們舉行了見面會。
6月，為了全家搬遷和尋找居住地，索爾仁尼琴和妻子一起橫跨了整個加拿大，從蒙特利爾到溫哥華，然後又到了阿拉斯加[52]，之後是俄勒岡[53]，他們在俄勒岡的一位舊禮儀派教徒家裡做客。隨後，他們又去了聖弗朗西斯科[54]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55]，那裡有很多私人基金會，如克倫斯基[56]基金會、利沃夫公爵[57]基金會、鄧尼金將軍[58]基金會及俄羅斯其他許多政治活動家和白衛軍運動[59]時期的基金會；他們在檔案館裡工作了幾個星期（「用四隻手」）。
還在俄勒岡時，索爾仁尼琴就收到了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喬治·米尼[60]的邀請；參觀完胡佛研究所後，索爾仁尼琴動身前往華盛頓拜訪米尼，並做了兩次重要講話（一次是6月30日在華盛頓，另一次是7月9日在紐約），兩次講話是對「騙人」的西方民主制度的警告，並呼籲對共產主義對抗要有耐心。參議院為他舉行了一次隆重的歡迎儀式。
索爾仁尼琴徒勞地在美國尋找一處他們能買下的房子。當他們已經回到歐洲後，阿拉克謝·維諾格拉多夫幫他們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城找到了一所房子。索爾仁尼琴夫婦沒有在買房之前回到美國看看房子的情況，就在他們不在場的情況下買下了它。
10月，《列寧在蘇黎世》一書出版，這是史詩性巨著《1917年的革命》中的第一、二、三卷的選集，現在這本書叫作《紅輪》。
索爾仁尼琴第一任妻子娜塔莉婭·列捨托夫斯卡婭的俄語版回憶錄在莫斯科出版，目的是想使其傳到西方。
1976年。3月，因為根據《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拍攝的挪威電影要放映，索爾仁尼琴又來到了巴黎。
3月末，他在西班牙國內旅行。西班牙左派對索爾仁尼琴關於佛朗哥[61]溫和獨裁的說法表示憤怒。
4月，在面對英國電視採訪時，作家把《列寧在蘇黎世》一書的體裁定為「藝術調查」。法國歷史學家、政治活動家鮑裡斯·蘇瓦林在《東西》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這部著作在描寫歷史事件方面不準確[62]。索爾仁尼琴的答覆發表在1980年的《歷史》雜誌上，文中反駁了這位「共產國際老黨員」蘇瓦林的觀點。「現在，當世人都明白了他們那次可怕的流血事件的最終目的時，您作為一個親歷這一切的人，還想企圖向讀者灌輸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的膚淺表述，說『列寧是在優秀的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幫助下才奪取了政權』（滑稽可笑的戰鬥力）。您幾乎無法掩飾對這個大惡魔的讚歎。」
4月2日，作家將全家留在瑞士，只身前往美國，1983年才返回歐洲，後來於1993年又回到了歐洲（是來告別的）。索爾仁尼琴在胡佛研究所工作了兩個月。他辦理了正式移居美國的手續，7月30日全家抵達他的住處。他們搬進離卡文迪什城不遠的一處購置的房子裡。除了正房外，整塊地的面積有20公頃，索爾仁尼琴建了一個圖書室，用於收藏有關俄羅斯的手稿和書籍，還蓋了一間書房。很多記者對索爾仁尼琴拒絕接待他們而感到不滿，他們在美國報刊上撰文說出現了一個「用帶刺鐵絲圍起來的新古拉格」。「五溪谷」莊園可供他居住、工作十八年，這裡還是他的潛修室和家的港灣。
從1976年至1991年，索爾仁尼琴一直在創作《紅輪》。在卡文迪什，作家開始了新一輪令人吃驚且富有成效的創作階段。常常是索爾仁尼琴一整年的時間都禁止自己把注意力轉到其他任何事上，不論是電話交談還是接待訪問者。「我似乎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一成不變的作息已經持續了兩千多個日夜，我總是處於一種沉靜之中，這是我在蘇聯生活期間一直都幻想的那種沉靜。」（《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二部，第六章）。創作六千頁的史詩巨著需要投入巨大的準備工作。作家閱讀了一些移民作家寫的許多未出版的手稿、書籍（這些資料是通過附近的達特茅斯學院圖書館館際業務借來的）及當時的俄語報刊，是從美國各地給他寄來的。葉蓮娜·安娜托利耶夫娜·帕希娜[63]從胡佛研究所給他寄來了一些微電影。他製作了成千上萬張卡片，這些卡片完全能夠再現他要刻畫、他想生活於那個時代的各種場面、人物、習俗和事件。正房裡通常住的是他的妻子、兒子們、岳母，偶爾還有一些臨時的助手，如伊琳娜·阿列克謝耶夫娜·伊洛瓦伊斯卡婭[64]（她1979年離開美國，去巴黎負責《俄羅斯思想》報社），後來是塔吉亞娜·格奧爾吉耶夫娜·瓦爾沙夫斯卡婭[65]，她們都曾為他做過文秘工作，把大量信件進行分類整理，或是應索爾仁尼琴的請求翻譯一些歷史資料。索爾仁尼琴成年累月地沉迷於創作。「當你全神貫注於唯一一項工作時，你就不知道，也不會理解還有其他的任務。」（《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二部，第六章）。
索爾仁尼琴知道，要想「再現俄羅斯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他應該心無旁騖。「我經常祈禱：『上帝啊，給我條明路吧！』於是，只要我需要，上帝就會指點迷津，我過著平靜的生活。」（《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二部，第六章）
由此可見，這幾年間的所有事情與這項幾乎始終沒有中斷過的寫作相比，都是次要的。這項工作規模巨大，在文學史上尚無前例：單單的創作構思就用了十七年，而且幾乎是在與世界隔絕的情況下度過的。索爾仁尼琴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向自己的妻子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芙娜·斯維特洛娃即「阿麗婭」表達了感激之情，她不僅在這段非常時期一直陪伴他左右，而且還挖掘相關文獻、收集各種證明、打印手稿，最重要的是，她還是他的編輯：「阿麗婭（. 索爾仁尼琴娜）用IBM電腦把每一章都輸入到電腦裡——在每一次排版時，在排版頁的空白處還寫有大量的反駁意見、建議，提議對順序進行調換、壓縮語句，有時還建議刪除多餘的內容。她做的這些標記保證了作品的質量，有時讓我激憤，有時令我讚歎，但對我這項任務繁重、規模空前的寫作而言，卻總是給予非常及時的幫助與不懈的支持。後來，阿麗婭排版的速度甚至超過了我寫作的速度……有時還提出新的反對意見，我就重新按照她的建議進行修訂——而她則將那一章工工整整地謄寫一遍。這種共同工作進展得很順利，由此我們兩人都變得年輕起來。」（《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四部，第十四章）
孩子們起初在家裡受教育，於是索爾仁尼琴不得不又教起數學、物理和天文學了。索爾仁尼琴全家去鄰近的東正教教區參觀，教區裡的神甫教孩子們宗教基礎知識和歷史知識。
1976年，索爾仁尼琴暗地裡背著所有人參觀了幾所美國大學，如胡佛研究所、耶魯大學，在那裡他偶然遇到了葉非姆·伊特罕德，他們兩人在蘇聯的時候，葉非姆曾幫助他收集過歷史資料。在後來的歲月裡，他與幾所美國大學俄羅斯檔案館裡的負責人一直都保持聯繫，那裡收藏著有關俄羅斯歷史的文獻，如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檔案館，特別是斯坦福大學及胡佛研究所的檔案館。所有的資料他都是通過圖書館館際服務業務獲得的。
1977年。9月，索爾仁尼琴呼籲俄羅斯移民幫助他出版一套《全俄回憶錄文庫》。第三批移民（查理澤[66]、西尼亞夫斯基）頻繁指責這位「佛蒙特的隱修士」。作家本人並沒有作出回應（因為他沒有讀到這些消息），然而他的妻子卻非常擔心。亞歷山大·什梅曼神父不斷為索爾仁尼琴進行辯護。
1978年。4月，娜塔莉婭·索爾仁尼琴娜飛往巴黎，去公開為亞歷山大·金茲堡[67]、尤里·奧爾洛夫[68]和納坦·夏蘭斯基[69]辯護（金茲堡是援助政治犯基金會的負責人，索爾仁尼琴將出版《古拉格群島》的稿酬都投入到了該基金會）。
5月，索爾仁尼琴打破了自己離群索居的生活，同意在哈佛大學畢業生典禮（Commencement Day）上進行演講。他在高高的講台上向西方發出莊嚴而隆重的警告，西方國家宣稱「幸福」是最高價值，且對其他文化（包括俄羅斯文化在內）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他把「英敢精神的喪失」與「西方人道主義」看作是惡的主要根源。索爾仁尼琴既譴責東方國家像一個「黨的集市」，同時也批評西方國家像一個「商業集市」，他聲明，唯一的出路在於個人英勇主義，俄羅斯就是其榜樣。
這場演說引起了激烈的論戰。一些人認為其與丘吉爾[70]1946年發表的「和平砥柱」演說或者與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71]1948年發表的演說相似：索爾仁尼琴提出了要援助西方，但這不是物質上的援助，而是道德精神層面的援助！其他人批評索爾仁尼琴「無知」（這也是他對西方媒體的態度），批評他的「神權論」，批評他對美國看法狹隘。索爾仁尼琴收集相關的文章，只是在後來當他著手創作回憶錄《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時才閱讀它們。相反，面對一些法律性質的攻擊時，索爾仁尼琴被迫即刻弄清楚並會運用這個他不太熟悉的知識領域。
6月8日，索爾仁尼琴戳穿奧莉加·卡爾萊爾[72]在其《回歸神秘的圈子》一書中的各種「謊言」，書中講述了她給作家提供了很多幫助，但他卻「忘恩負義」。
12月，巴黎YMCA-Press出版社出版了經索爾仁尼琴及其妻子校對過的俄文版作家文集前三卷。前兩卷是長篇小說《第一圈》的定稿，共有九十六章（這取代了之前的八十七章版；索爾仁尼琴對其進行藝術加工之後，又回到了小說原初的「原子」版本）。
1979年。《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的第一部第五章《透過煙霧》發表了。在這本書中，索爾仁尼琴對來自蘇聯的對他及其家人的誹謗做出了回應。
時值作家被逐出蘇聯五週年紀念日，索爾仁尼琴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闡述了自己對1917年革命的新見解：「我急於寫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只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但後來我明白了，二月革命不幸的經驗，這一點對於當下我國的人民而言才是最重要的。」索爾仁尼琴否認一系列的「傳說」，如說二月革命是一種正面現象這一推斷。這種隨處可見且是災難性的向左派靠攏的趨勢幾乎說明了一切，即不僅是自由派在社會主義者面前、社會主義者在布爾什維克面前，甚至是沙皇在自由派分子面前的「自我墮落」：「他[73]正是被那種自由派圈子中蔓延的瘋狂的好戰主張所吸引」。
作家警告西方國家，他說：西方不曾料想，它正在為「新的1917年2月革命」做準備，它自己也成為這次革命的犧牲品。根據索爾仁尼琴的論斷，由於俄羅斯拒絕謊言，所以真正道德個性自由的國家是俄羅斯。他不承認自己是「僑民」，還強調指出，如今「全人類歷史的中心」是在俄羅斯。
4月28日，亞歷山大·金茲堡及其他四位持不同政見者被官方釋放，用他們交換了兩名蘇聯間諜。金茲堡住在了索爾仁尼琴的家裡。
7月，索爾仁尼琴作品文集第四卷面世。
9月至11月期間，許多持不同政見者開始指責索爾仁尼琴盲目信奉伊瑪目[74]霍梅尼[75]（即「霍梅尼主義」）式的宗教狂熱主義。他們中有作家的老朋友、批評家和翻譯家葉非姆·伊特罕德，後者曾在列寧格勒檔案館裡幫助索爾仁尼琴收集相關資料。索爾仁尼琴揭穿了這一「波斯人的把戲」（這是他本人的表達）。西尼亞夫斯基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名字叫《索爾仁尼琴的民族主義的危險》。
1980年。2月，索爾仁尼琴在《時代》週刊上撰文再次提醒美國和西方國家，把蘇聯和俄羅斯混為一談就意味著把罪犯和受害者混為一談。
神甫、持不同政見者杜特科[76]和亞庫寧[77]被捕。「勃列日涅夫連神甫都無法忍受」——3月27日作家在《俄羅斯思想》上面寫到。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索爾仁尼琴寫的一篇長文，他又一次對自己的一切美國論敵們作出回應，這些人當中包括歷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斯[78]。
索爾仁尼琴文集第五、六、七卷出版，即《古拉格群島》連同一些很大的改動，這些新補充的資料都是以作家在西方的親身見證為基礎寫成的。
奧莉加·卡爾萊爾控告索爾仁尼琴誹謗，並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索爾仁尼琴夫婦忐忑不安，更何況他們又需同時處理與佛列貢的官司，他是一名卑鄙的倫敦出版商，在法律訴訟方面既狡猾又經驗豐富。但是，儘管處於反對自己的「第二條戰線」，創作仍使索爾仁尼琴感到「身心自由，如釋重負」。
1981年。巴黎出版了索爾仁尼琴文集第八、九卷，這兩部是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芙娜在卡文迪什這段時間整理好的。這包括《勝利者的歡宴》（這部作品曾於1965年少量出版過，僅「供內部使用」，是祖博夫使其免於被查抄的命運）、劇作《囚徒》以及《坦克知道真相！》和《寄生蟲》這兩部電影劇本。
羅納德·裡根[79]當選美國總統後，索爾仁尼琴在美國的處境發生了變化：新總統經常在自己的講話中援引作家說的話，甚至邀請索爾仁尼琴到白宮做客，然而，總統顧問、歷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斯獲悉此事後，改變了早先定下來的會見形式，他決定邀請十幾位客人舉辦一次小型且隆重的早餐會，索爾仁尼琴婉拒了這次邀請。
「第二條戰線」的戰鬥仍在進行：出現了新一輪攻擊，這次是歷史學家亞歷山大·亞諾夫[80]。
1982年。奧莉加·卡爾萊爾的起訴被駁回，這在某種程度上讓索爾仁尼琴恢復了對西方的信任。
索爾仁尼琴一口氣讀完了反對他的所有文章，並寫了《我們的多元論者》一文，他認為，這是對憎恨俄羅斯人民的「蟑螂會戰」的回應。在又寫完了一「節」《紅輪》後，他才允許自己「活動活動筋骨」，動身遊歷亞洲各國：這個想法兩年前就有了。後來，他將這次旅行作為一章寫進了回憶錄《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裡，他津津樂道、自我嘲諷地描寫了這次出行中的許多細節。索爾仁尼琴遊歷了日本、台灣，在東京和台北發表了演說。在接受曾經的蘇聯犯人、教授 （內村光良）採訪時，他指出日本在民族傳統和現代文明之間找到了很好的平衡，這要比西方國家做得好，但這種平衡仍然不穩定。
1983年。索爾仁尼琴與妻子一道去了英國一趟，這幾乎成了正式訪問，在白金漢宮[81]索爾仁尼琴因「在世界的道德危機面前，為增強人的精神做出特殊貢獻」獲得了鄧普頓獎[82]。他與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83]、查爾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會面，戴安娜王妃還給他看了自己的長子——威廉王子，索爾仁尼琴還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見了面。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中，記者托馬斯·馬爾科姆·馬格利什問索爾仁尼琴能否再次回到祖國。索爾仁尼琴回答道：「我不僅僅是希望，而且我內心深處對回國深信不疑。我就靠這一感覺活著，即我一定會在有生之年回到俄羅斯。」
在卡文迪什，索爾仁尼琴接受了貝爾納·皮沃的再次採訪，他詳細地講述了《紅輪》的構思（他早在中學讀書時就產生了寫作這部書的動因）。法國《解放報》[84]記者達尼埃利·隆多也對索爾仁尼琴進行了採訪，在訪談中索爾仁尼琴談的更多的是文學，包括寫作《紅輪》的經歷。
《俄羅斯東正教通報》（第139期）刊登了《我們的多元論者》[85]。法國刊物上刊出了西尼亞夫斯基一篇怒氣沖沖的文評。
1984—1987年。作家在卡文迪什繼續創作小說《紅輪》，只是偶爾因記者來訪而中斷。比如，1984年，在《1916年10月》第二「節」出版後，索爾仁尼琴就接受了《美國之音》的記者和法國《快報》的尼基塔·斯特魯威的採訪，他闡明了自己寫作這部史詩性巨著的意義；1987年，借出版《1917年3月》第三「節」之機，英國廣播公司對其進行了採訪。參議院開始調查通過《美國之音》「收聽」《紅輪》產生的「負面影響」。美國報刊界仍然就「反猶太主義」而激烈地抨擊作家，他們認為，《1914年8月》裡面就體現了這種傾向。
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芙娜及孩子們獲得了美國國籍，但索爾仁尼琴卻沒有這樣做。
1986年。. . 戈爾巴喬夫執掌了政權，蘇聯出現了改革的最初症候。准許. . 薩哈羅夫從流放地高爾基返回到莫斯科。第八屆蘇聯作家「改革」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蘇聯領導停止了改變西伯利亞河流流向的工程：這是俄羅斯根基派作家的勝利（主要包括謝爾蓋·扎雷金、鮑裡斯·莫扎耶夫、瓦連京·拉斯普京等人）。他們都是索爾仁尼琴的朋友或戰友。
1987年。作家繼續創作《紅輪》、回憶錄《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和《俄語擴展語詞典》。這部詞典作家編了40年，該詞典後來於1990年首次出版，後來又再版了兩次（1995年和2000年）。但卻可以說，他幾乎直到逝世前仍在補充新詞，因為在1998—2004年出版的《文學彙編》的所有文章裡，他仍在記錄那些恰當（在他看來）的新詞語。
1988年。8月，《新世界》雜誌總編謝爾蓋·扎雷金請索爾仁尼琴同意出版《癌病房》。索爾仁尼琴提了一個條件，即要先出版《古拉格群島》。編輯部內部產生了意見分歧，第二年夏天，《古拉格群島》還是發表在了《新世界》雜誌上。
1989年。改革的步伐越來越快：舉辦各種紀念活動隆重慶祝羅斯受洗1000週年，決定推選幾位候選人進入最高蘇維埃，報刊和出版機構大量印刷移民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品。戈爾巴喬夫派謝爾蓋·扎雷金來到卡文迪什，並讓他把1945—1946年間對索爾仁尼琴大尉進行調查的案宗轉給了作家本人。
1990年。8月，索爾仁尼琴及其妻子重新獲得蘇聯國籍。
9月，《共青團真理報》（它與當時其他蘇聯報紙一樣，發行量達數百萬份）刊出了索爾仁尼琴的隨筆《我們應當怎樣安置俄羅斯？》。「共產主義已敲響了自己的喪鐘。但共產主義的水泥構架尚未坍塌。那我們該怎麼辦，這並不是要獲得解放，而是不被共產主義的廢墟砸得粉身碎骨。」索爾仁尼琴贊同將12個共和國從蘇聯分離出去，贊同把注意力轉移到國內發展，贊同擺脫「帝國麻醉劑」，認為應鼓勵在地方實行民主，對中央政權遭到限制（但仍很強大）表示歡迎。
《紅輪》的全部四「節」幾乎創作完畢。作家編寫了餘下十六「節」的提綱，但他始終沒有寫完這十六「節」。《〈1917年的革命〉寫作日記》也將寫完：「好吧，我終於費盡周折寫完了《紅輪》，《〈1917年的革命〉寫作日記》也將要收尾了。這些年裡，我們之間的對話讓我悟到了很多道理。再見了，我的朋友！如果將花在《牛犢頂橡樹》和《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上的時間用於寫作政論文，那麼寫出來的東西幾乎會達到在整整20年裡用於寫《紅輪》上的容量了。」
1991年。年初發生了維爾紐斯[86]悲劇：立陶宛宣佈獨立，一群維護和平的示威遊行者試圖保衛維爾紐斯電視中心不被軍隊佔領。1月13日，由於使用武力，造成了14人死亡。
6月12日，. . 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與此同時，作為蘇聯總統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卻逐漸地失去了手中的權力。由於莫斯科市民富於自我犧牲精神，再加上葉利欽關鍵時刻沒有手軟，「八·一九」事件以失敗告終。在索爾仁尼琴寫給俄羅斯總統的信中，他向葉利欽的果敢精神表示欽佩，但提醒他需要注意兩件事。第一，需要變動那些想脫離蘇聯的共和國與俄羅斯的國境線，這樣可以使有俄羅斯人居住的領土保留在俄國境內。第二，必須謹慎處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不要受其操控：他們能豁免拉丁美洲各國和波蘭的債務，「但絕不會免除俄羅斯的債務，而會一點一滴地搾取我們歷經千辛萬苦獲得的礦藏」。這年年底，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國簽署了《別洛韋日協定》，蘇聯不復存在，戈爾巴喬夫辭職。
索爾仁尼琴在卡文迪什關注著俄羅斯的現狀，如社會局勢的惡化、混亂無序，有些人趁機拚命撈錢，他斷言「第三次混亂時期」到來了。他發表演說，反對將列寧格勒改為那個歷史上留下來的、「非俄羅斯的」名稱「聖-彼得堡」，建議將之換為彼得格勒、聖彼得格勒或涅瓦格勒。
最高檢察院撤銷了對1974年索爾仁尼琴因判「叛國罪」對他的立案。
巴黎出版了索爾仁尼琴文集第二十卷及最後一卷。
1992年。由於實施了改革舉措，俄國的經濟逐漸復甦，然而代價卻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索爾仁尼琴繼續在卡文迪什從事自己的寫作，但同時也在做著回國的準備；他在自己家裡接待了自己的老朋友鮑裡斯·莫扎耶夫，在作家流亡時期他們也一直保持著聯繫。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芙娜去了俄羅斯，以便在莫斯科市郊購置一塊地來建造房子，並使援助在押政治犯基金會獲得法律上的認可。
1993年。俄羅斯處處充滿了危機，並演變為總統（在4月4日的全民公決時獲得了人民的支持）與最高蘇維埃之間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10月4日，最高蘇維埃大廈被攻佔，之後決定進行新一輪議會選舉。索爾仁尼琴在列支敦士登[87]獲得了一項獎勵，他發表了題為《我們再看不見目標》的演說。他多次接受採訪，在採訪中抨擊了蓋達爾的「休克療法」，批評組建國家杜馬及賦予議員五年任期的權利（他認為，這樣做俄國的條件尚不成熟），還對國家的新名稱——「俄羅斯聯邦」表示質疑（「俄羅斯從來就不是一個聯邦」）。他再次呼籲國家和人民進行「自我節制」。在葉利欽祝賀他75週歲生日時，他回答道：「我從未對我國人民的道德力量感到失望。但是，我痛苦地看到了大多數人民的赤貧狀態，看到了私有化只讓少數人變成了富人，看到了對國家財產的無恥掠奪，看到了國家機關裡嚴重的行賄受賄行為，看到了犯罪團伙逍遙法外。」
1994年。5月27日，索爾仁尼琴夫婦和小兒子斯捷潘從馬加丹飛機舷梯上走下，他親吻了俄羅斯大地。昔日古拉格群島的一些獄友代表迎接了他，就像每到一個城市他租賃的專用包廂都有人接站一樣。（在索爾仁尼琴計劃停站的地方專用包廂會停一天、兩天或三天；然後，包廂就掛靠在另外一列通行的列車上，向下一站駛去，在那裡又重新掛靠新車上。）英國廣播公司拍攝了索爾仁尼琴回國的過程。作家於7月21日抵達莫斯科，並在雅羅斯拉夫火車站做了一場簡短的發言，他最後說道：「在我國沒有民主」。這次從東向西的長途旅行激怒了一些人，同時也振奮了另外一些人的精神。
9月，索爾仁尼琴探望了瑪特廖娜·扎哈洛娃的墓地，他曾租過她的房子；他又到俄羅斯南部和中部的一些城市旅行，如頓河畔羅斯托夫、塔甘羅格、斯塔夫羅波爾、新切爾卡斯克、皮亞季戈爾斯克、基斯洛沃茨克、坦波夫、沃羅涅日、梁贊等。
10月28日，他在國家杜馬發表講話，又一次抨擊了對俄羅斯的掠奪行徑。索爾仁尼琴的歷史政論著作《20世紀末期的俄羅斯問題》出版。
索爾仁尼琴的特殊「地位」招致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聲音，其中就包括弗拉基米爾·馬克西莫夫（他是《大陸》雜誌的創始人），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來揭露索爾仁尼琴的「所謂的宇宙自我中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