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人的命運很奇特，他們要比自己的鄰居民族更有遠見，但悲觀，能夠勇敢地說出自己的觀點，這就是俄羅斯人，米希勒稱他們是「啞巴」。
——. . 赫爾岑，《彼岸書》，1855
作家的一切想法源於一小撮「新十二月黨人」，他們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監獄兼實驗室裡創建了一個自由人的新「科學院」。這樣一個志同道合的男性的「方舟」決定了索爾仁尼琴的命運，成了他力量的源泉，並使他成為了當代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他向全世界展現了一個靠奴隸為生的令人恐懼的原始工廠勞作狀況，他重新使文學回歸道德，缺少這種道德感，文學是不可能獲得世界意義的。
索爾仁尼琴先知的角色一點也沒有降低其作為作家的聲譽。他的藝術觀、世界觀及有著非凡整體性的鴻篇巨著體現出了十分鮮明的「貝多芬式的」強大精神力。多彩的旋律、冷峻的嘲諷及爭辯的激情使他與歌德或托爾斯泰這些偉大的歐洲人相提並論。這是因為索爾仁尼琴的作品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意義，如對土地的全新眷戀之情，重新恢復塵世生活中萬事萬物的純正感。這賦予了他對我們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暴力與卑劣行為的揭露的一種特別的力量。作為一個冷嘲熱諷的人和揭露者，他始終以我們賴以生存的強大的「精神基礎」為出發點，這使他的創作詩學格外厚重。我們覺得，似乎整個人類史連同其一切的卑劣行徑都得到了詳盡的描繪，而且是以一種凡人難以企及的、恆定的全宇宙背景來展開的敘事（在沙拉莫夫筆下，宇宙、大地都統統不見了，甚至也看不到小草的痕跡，托爾斯泰認為，就是在監獄的鵝卵石間也能頑強地生長出小草，這不取決於人類）。「沒有我們，這些小島從大海中緩緩升起；沒有我們，島上出現了二百多條生長著各種小魚的湖泊；沒有我們，島上到處都是松雞、兔子和鹿，從來不曾有過狐狸、豺狼和其他野獸。形成了冰川，又融化成了雪水；花崗巨石擠滿了湖岸；湖水在索羅維茨島冬夜中凍成了冰，大海裡狂風怒吼著……雲杉樹慢慢長大形成了厚厚的一層，鳥兒在啼鳴，幼鹿發出低沉聲。大地連同其所有的過往經歷都在運動著，王國消亡了，又誕生了新的國家，而這裡，原本沒有任何野獸，也見不到一個人影。」（《古拉格群島》，第三部，第二章）
如果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中沒有對這塊保存完好的淨土的描寫的話，他的暴露就不會有批評作品固有的能量。正是淨土為作家的創作賦予了某種高尚，儘管他抨擊的是人世間的殘酷和慘禍。寬廣而詩意的感性世界，嘲諷和非同尋常的創作自由，使索爾仁尼琴迥然有別於與他同時代的俄羅斯小說家。他並不是唯一一個甚至也不是最好的當代俄羅斯寫實作家。他只是眾多作家中的一員，他們用語言向讀者揭示了鬥士獨自反對專制國家的歷程。索爾仁尼琴的長篇小說也遠不像有些作家（如布爾加科夫）的作品那樣充斥著各種文化引文。《廢物系》（20詞典——168頁）的作者道姆勃羅夫斯基肯定會比索爾仁尼琴更加有力地表達受壓迫世界的荒誕性，以及由此滋生的個人的神話和恐懼感。同樣寫的都是犯人在監獄內的囚禁生活，但是從美學意義上講，西尼亞夫斯基的《來自合唱隊的聲音》反映出來的人文精神及宇宙意義要比索爾仁尼琴更精緻[1]。但是，索爾仁尼琴就是索爾仁尼琴，他善於把自己悲劇且坦誠的抒情與歷史進程和肆意的暴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暴力使人變得凶殘無比，但作家會把人物放置在歷史和未來的空間裡進行評判。眾多無名無姓的「數字編號」寫滿了受害者名單，發出各種各樣的嚎叫聲。從這些「號碼人」棲居的森林深處傳來了神秘的合唱聲。
如果不是這個具有敏銳記憶力且固執己見的數學教師兼天生的戰術家，把反抗當作修士應盡義務的人，他們能否通過更為人文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呼聲？確實，索爾仁尼琴身上有許多地方令人無法忍受，比方說像新教徒一樣的激情，危險的摩尼教信徒，對接受自己的西方（正是西方的新聞報道救了作家）懷有敵意，自負等等……但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反抗精神，他對記憶是治癒民族傷痛唯一良藥的堅信不疑，他對確定不移的正義懷著天真但始終如一的信仰，這些特性不僅救了他自己的命，而且成為了我們精神生活的組成部分。索爾仁尼琴的信仰，兒時教堂對他的影響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說：「……我注意到了所有發聲的人和物，聆聽聖歌，觀察人們如何擺放蠟燭和聖像前的油燈，如何燒香以及香爐上反射出的太陽光，而最吸引我的是教堂圓頂下面大殿四個柱子上掛著的聖像以及使徒、上帝和聖靈的畫像，我一邊仔細地看一邊思索。我絲毫不感到無聊，也沒有在儀式還沒結束就提前離開的想法。而且離開教堂的時候，我始終（不僅單單是在領聖餐之後）會感到自己的心靈更加純正，內心變得輕鬆，就好像身體的一部分觸到了大地一樣……整個儀式過程連同其全部外在的樣式、教堂的光度和亮度還有東正教禮拜期間唱的歌聲就這樣進入了我的心田。」[2]的確，作家在自己小說的某些章節裡（特別是在《第一圈》和《1917年3月》）再現了這些活生生的回憶。但作家的信仰既體現了基督教的內容（包括加爾文宗和詹森派），也含有舊禮儀派的儀式（列夫·波利亞科夫繼馬克斯·韋伯寫的論著之後，在自己1991年出版的著作《舊教派信徒史詩——俄羅斯的公正史》中詳細地比較了兩者的異同）。除此之外，作家對勞動充滿了虔誠的崇拜，還把這種感情與個人禁慾聯繫起來，這都是純正清教徒的信念。他反感「增值」（即沒有發財的慾念），不貪私利，經常誇讚節制，對歐洲藝術那「異國的美」極為冷淡（比如，聖彼得堡顯著的歐式建築），擯棄生活中的舒適和「妥善周到」（但卻熱衷於複雜的計算和技術含量高的巧妙地解決問題），這一切與清教徒的生活觀念十分接近，據馬克斯·韋伯說，正是基於這種生活觀念他放棄了自己的所得財富。這一謬論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古拉格群島》這本書作者的本性。
現在我們弄明白了，索爾仁尼琴對極權體制的仇視只不過因為它是西方唯利主義的一個縮影，後者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新的第三次「歐洲」工業文明到來之前，索爾仁尼琴揭露了毒害人類的「唯利是圖」，與西方相比，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受害更深。他嘲笑歐洲中心主義，這種學說預言所有社會形態都必須經歷工業化進程並在形式上完成民主進程（索爾仁尼琴認為，在這一過程中，每一個人都會極力擴大自己的財富規模併力爭使其私有化）。因此，作為隱秘的、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品德即自我克制與頑強生命力的代言人，他筆下的瑪特廖娜成了人人效仿的典範，無論是歐洲人，還是亞洲人。但是，在當今的俄羅斯像瑪特廖娜這樣的人又會有多少呢？已捲入其中的索爾仁尼琴成為最先反對追名逐利這種現象的文化人，儘管效果甚微。
面對推翻「西方模式」的索爾仁尼琴，西方的答覆越來越令人氣憤。1979年，《紐約人》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把作家比喻成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並指出兩者共同的特徵——不接受無神論的西方。這個結論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說，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都對西方放棄信仰表示否定），區別只在於，索爾仁尼琴與霍梅尼不同，既不是神職人員，也沒有政治抱負，從未想過要奪取爭取。更何況，他不止一次地回絕過類似的提議，沒有被任何權力所誘惑（除了藝術賦予他的特權）。更客觀公正地說，索爾仁尼琴身上令人歎服的洞察力讓他能夠看破當今許多問題的實質（包括伊朗革命的問題）。他始終堅信，那些與西方作對的國家不會做出讓步，他在內心深處對它們懷有好感，這些國家包括伊斯蘭世界、印度和中國。至於俄羅斯，無論是那個曾經在意識形態的掩飾下不太明晰的蘇聯，還是今天屈從於消費慾望的俄國，大概，他曾經設想在「民主管理」的幫助下會變得服服帖帖，但後來變得悲觀起來，並認為普京不可能徹底修復俄羅斯的內政。施本格勒先前認為，人類在無法預料的悲劇之後將進入民主管理的階段（施本格勒和他的同時代人沒有看到悲劇的發生），但很遺憾，這種預測再也無法實現了……
索爾仁尼琴的偉大就在於：他具有全球視野，極為推崇宗教信仰虔誠的國家，憂心地呼籲各個國家要「自我克制」，並必然附上告人民書。索爾仁尼琴對人的最低要求是：保有榮譽感，換句話說，不要讓自己的心靈遭到玷污；可以成為受害者，但不能做劊子手。在《1914年8月》中，沃羅騰采夫誇誇而談的就是榮譽。榮譽在於「不能靠謊言生活」。但他對人還有更高的德行上的要求，即自我犧牲精神。榮譽是文雅的美德，它使索爾仁尼琴筆下的人物神似古希臘羅馬神話中的主人公還有斯多葛派信徒以及蘇格拉底。而自我犧牲精神則使人堪比基督教的聖徒。
索爾仁尼琴不是一個政治家。他的所有籲請針對的都是「自給自足的」個體，從來就不是有組織的多數人說的（後者常被當成政治工具）。他的每一部作品，他的每一聲公開高呼，都是他作為一個自足的個體的人在「刺人鐵絲網時代」的經驗教訓或是對類似題材的思考。那個打算在格倫瓦德森林藏匿起來靠吃草根樹葉果腹的農民勃拉戈達廖夫是自給自足的；古拉格群島的聖徒們也是自給自足的，不過這是更高層次的自足罷了。
摩門教信徒索爾仁尼琴需要正式的敵人。作為一名歷史的描述者，為了完成《紅輪》他開始了與死神的競賽，他能否經得住與天真的自由派分子「算總賬」的誘惑呢？反抗者可以懷恨，但寫歷史的卻不能。把自己的歷史敘事從1914年寫起很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此時所有的籌碼都已經下完注了。合理的方式是在俄羅斯自由主義剛剛興起時就開始展開對他們的清算，這要上溯到設立地方自治機構、鄉村學校和醫院、夜大學時期，也就是契訶夫時期，當時的俄國儘管表面上看一團糟，但正在一點一滴地建設一個更加公正、有效的社會。當然，索爾仁尼琴對公民社會的法律形式表示不信任也是不對的，他重蹈了斯拉夫派以及他們的偽繼承者（諸如波別多諾斯采夫之流）的覆轍。作家在鴻篇巨著《紅輪》中用上千頁的篇幅進行了詳盡的研究，最後卻走到了「死胡同」。這種研究一直持續到《1917年4月》，再往後，好像一下子就衝到了古拉格。作家對此的解釋是：「多年之前，這部寫1914至1922年歷史的著作想寫成20節，每一本一節。從1969年開始，在持續不間斷的寫作過程中，憑借手頭收集到的材料明顯已完不成原先的設想。於是敘事中心放在了二月革命上。『1917年4月』就已經預示，二月政體要不可避免地垮台，因為俄國除了布爾什維克以外，再也找不到一支堅定團結且充滿活力的力量了，所以從4月起就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即十月革命必然會發生。4月後，時局的變化並不是質上的，而是量上的。」
當然，這位歷史敘事者無論如何也不能認同這種想法，這更像是一個醫生的診斷……歷史史詩的寫作工作中止了，這與其說是年齡的原因（在完成這部書後，索爾仁尼琴又創作了15年），不如說是因為慌亂，刻畫了眾多的舊俄國崩潰的場面，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確定，俄國是何時何地又是怎樣並基於什麼原因偏離了正確的路程。在自己的政論文及一些歷史反思題材的文獻中，索爾仁尼琴認為他揭示了「俄羅斯混亂」時期的根源，但卻無法有機且詩意地向讀者做出最後的結論。這種藝術構思與創作實際成果之間不一致的現象，在許多19世紀偉大的作家那裡也同樣可以見到（如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
他的持續了數十年的呼籲，有一種深刻的信念並以此影響了所有人。一百三十多年前，佐西馬長老讓自己的學生阿廖沙來到「民間」。這個人間變成了一頭可怕的豺狼，索爾仁尼琴親自經歷了這一切並把它反映在了自己的作品裡。在《紅輪》的結尾，一些人物也像阿廖沙一樣，外表充滿鬥爭的渴望，但內心卻充盈著和平的光芒。而現在，這個世界雖然摘去了自己身上意識形態的面具，但還像先前一樣凶殘，於是恐慌只會越來越厲害。無情的車輪轉動著。要轉到何時為止呢？
索爾仁尼琴是否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呢？無疑，是的，因為他參與了對俄羅斯官方話語權的道德抵制這場運動。但為了完成《古拉格群島》這項偉業，他放棄了平日的鬥爭。1905年，夏爾·貝璣對俄國發生的事件表示歡呼，似乎俄國會成為一個將上映與埃斯庫羅斯的劇作《乞援女》類似的劇目的大舞台。《古拉格群島》有點像《乞援女》。「人間的痛苦千萬種。誰曾見過兩種一樣的痛苦？」——埃斯庫羅斯中的人物這樣說道。索爾仁尼琴的世界裡滿是對人世間悲慘際遇的描寫。儘管故事的主人是俄羅斯人，但它卻是全人類共同的痛。
索爾仁尼琴與薩哈羅夫之間的論辯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這場論爭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何對這個不斷滋生人間悲慘際遇的世界進行修正？普濟主義者薩哈羅夫認為，只有科學才能拯救世界，前提是在發展科學的同時也能夠提煉出一種普遍的道德學說。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精彩地記述了自己與索爾仁尼琴的這場會面：「他首先對我的做法表示讚許，認為它具有歷史意義，打破了那些站在金字塔頂部的人們的沉默狀態。接著，他機智地論述了他的不同於我的見解。不要提任何有關趨同的想法。西方對我們的民主化進程不感興趣，而且其自身也深陷純物質進步和毫無限制帶來的負面影響，但社會主義會徹底葬送西方。我們的領導者們都是些冷酷的機器人，他們只考慮自己手中的權力和到手的福利，所以不擊到他們的痛處，他們是不會做出回應的。」[3]
索爾仁尼琴同樣講述了與薩哈羅夫（這是一個學者兼蘇聯人權的熱衷捍衛者，但遺憾的是，他卻瞧不起俄羅斯）幾次談話給他留下的印象。例如，他說：「初次見面，從他最初說出的話語中，均給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高高的個頭，特別坦誠的性格，陽光而柔和的微笑，明亮的眼神，溫和而喉音很重的說話聲。這一晚，我們一起暢談了四個小時，時間對我來說已經很晚了，所以我反應有點慢，說得也不是很清楚。我還在回味初次見面給我留下的難以忘懷的感受：你瞧瞧，旁邊坐著的這個人，他那只藏在淡藍色夾克衣袖裡的手為世界發明了氫彈。我可能不夠禮貌，過多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儘管我後來才意識到這一點：我既沒有表達謝意，也沒有說祝賀的話，一直在批評、推翻、反駁他的主要觀點。我花了兩個小時愚蠢地指責他，正是這個過程他徹底地征服了我！他一點兒也不生氣（儘管他有生氣的理由），他也沒有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他一邊解釋一邊略微有些失望的微笑著，但卻一次也沒有流露出嗔怒的樣子，絲毫也沒有，這說明他心胸寬廣，為人慷慨。後來我們相互試探地問對方，是否應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來表達我們的觀點，但我們沒有找到那個可以表達我們強烈反對意見的人，因為所有的名人都一口回絕了。」（參見《牛犢頂橡樹》中的《遭遇戰》一章）
兩人的爭論主要圍繞民主的普遍意義以及歷史時間的問題。索爾仁尼琴認為，歷史是無法壓縮的，任何試圖加快歷史進程的嘗試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糕。在象徵派詩人們提出的論據中最著名的一個是普希金歌頌的「通往歐洲的窗口」內部卻千瘡百孔，而西方卻力求與俄羅斯拉開距離，限制俄羅斯人湧入歐洲，盡量不向俄羅斯提供支援，換句話說就是，一心要關上這扇窗。眼光敏銳的讀者不難發現，類似的爭論一直持續到現在（儘管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越來越鞏固）。
在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寫的《裂了縫的高大建築物》中，作者懷著尖刻的嘲諷描述了持不同政見者的言行，在某種程度上對極權體制下人的一切言行進行了匯總，這是一部充滿晦暗想像的作品，小說結尾寫道，共產主義得以建成，烏托邦的夢想也實現了，但這一切卻是庸人獨裁的結果。甚至共產主義的垮台也沒有改變季諾維耶夫的觀點。他描繪了一個始終如一的未來生活場景，人們喪失了英雄氣概，也沒有高尚的情感，人剩下的唯一存在方式就是在社會生活中見風使舵。《裂了縫的高大建築物》中的人物形象有時會對像索爾仁尼琴這樣的追求真理的人給予寬厚對待：「不要指責他們。要理解他們的處境。他們的觀點都是在單槍匹馬的抗爭中形成的。他們寫書的目的是希望誰也猜不到這一點。如果他們批評別人，那麼就批得體無完膚；如果他們表達自己的同情，那麼就極盡讚美之詞……這些人都是環境害的，儘管他們看起來像是先知，因此他們都想當生活的導師和法官。」
季諾維耶夫是一名學者，多義邏輯學方面的專家。與他的世界相比，索爾仁尼琴的世界顯得「清晰透明」。兩人之間橫亙著一條無形的界限，就像歷史學者與社會學家、邏輯學家與道德說教者之間的區別。從「體制」內走出來的邏輯學專家，不由自主地滑向了冷酷的悲觀主義。從古拉格群島走出來的道德說教者卻最終選擇了宗教。索爾仁尼琴毫無疑問是偉大的，他的偉大體現在，他對我們共同經歷的20世紀歷史進行了大幅度的提純。他不只是單純地懷著歷史學者素有的高漲熱情，澄清了眾多吞沒無形的古拉格群島的「未知領域」。除此之外，作家還淨化了我們的靈魂。他本身就是答案，對我們面對極權這個龐然大物時笨拙舉動的回復，是對「反抗者」（加繆）提出的問題的回復，既狂熱又尖酸刻薄，既冷酷無情又熱情似火。在他之後，一切變得明晰且純淨。這種對時代、人性的提純和淨化是通過詩意的語言表現出來的，既有抒情也不失嘲諷。索爾仁尼琴使俄語再次煥發青春，讓它恢復了原有的民族活力和啟示思想。他的存在就是一個明證，即歷史有時還可以通過作家的創作來重建。要知道，只有文學才能夠把感受、不滿、嘲諷、呼喊、祈禱等這些眾多難以調和的情緒有序地表達出來，沒有這些情感，我們就無法想像那個充滿了苦役、流放的時代。
索爾仁尼琴並不是第一個用俄語寫監獄生活的作家，也不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唯一一位專寫集中營的作家。他繼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西爾維奧·佩利科[4]和使徒保羅本人的早已有之的傳統。與自己的同時代人不同的是，索爾仁尼琴根本就無法接受囚禁制度，而在沙拉莫夫或西尼亞夫斯基那裡，這一制度不僅決定了外在的世界，而且也影響了人的精神世界，即大營區和小營區（用犯人的表述），最終強烈地深入到了季諾維耶夫的晦暗世界（儘管他並沒有體驗過古拉格群島的囚禁生活）。透過囚禁經歷，索爾仁尼琴領悟到的不是荒誕的黑暗現實，而是人生意義的迸發。這段經歷鍛煉了他的性格並使之得以最終形成，從那裡傳來了他痛斥東西方的充滿號召力的吶喊聲。對於他而言，牢獄之災並不是那擺脫不掉的長時間折磨心靈的鬼魅，而是「初戀」，使其自由思想得以萌發。作為新「使命」和從人類的視角進行自我克制的預言者，索爾仁尼琴成了一位被放逐的人，就像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先知們一樣。
似乎人只有經歷放逐才能發出振聾發聵的喊聲，無論是精神放逐還是外在放逐。似乎這對於那些能夠沖毀「真理大廈」致使其崩潰的人來說是一種自然狀態。是的，索爾仁尼琴最後回到了家鄉，但即使是在自己的祖國，他仍像所有先知們應該做的那樣繼續表達著自己的思想，它源自其被放逐的經歷，源自那個已消失在歷史深淵深處的無形的俄國。遭受了類似經歷的赫爾岑也是一個偉大的俄羅斯人，他跑到歐洲後，依然在不斷地揭露西方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和自私自利，為了不使自己深陷歷史悲觀主義的泥沼，接受了斯拉夫派看待俄羅斯的主張。赫爾岑最終也沒有回到自己的祖國，而另外一個偉大的「被驅逐者」托爾斯泰卻一直待在俄國。這三個人有一個共性，即對西方沒有好感。像赫爾岑一樣，索爾仁尼琴也生活在一個烏托邦式的、幾乎「不存在」的俄羅斯。來到另外一個世界或者另外一個語言環境中，必然要招致最高的懲罰——「失語」。於是，索爾仁尼琴仍然待在自己的荒漠裡，作為一個永恆的宗教信徒和禁慾主義者，他從荒漠發出自己的籲請。這一「烏托邦」做法能把我們帶到哪裡呢？
索爾仁尼琴成功地攀上了自己的第一個懸崖，因為他的呼喊衝擊了世界上所有的古拉格群島。於是他開始攀登第二個懸崖。但是，正像《西西弗的神話》中的阿爾貝·加繆一樣，他認為抗爭本身就是勝利。他經歷了「內心的巨變」且登上第一塊「巨石」後，開始向第二塊巨石衝擊，即1917年革命，他試圖解析這一場民族災難。囚禁生活讓他感受到了腳下的土壤，這同托爾斯泰在自己翻耕的土地上勞作時的追求是一致的。索爾仁尼琴用他俄羅斯人素有的卻又是先知般的嗓子高興地、自由地、「暢快地」吶喊著，並找到了腳下那塊被「死亡氣息」掩蓋的土壤。他所選擇的第二項探索工作即他的第二項西西弗式的勞作，對於他而言成了無比困難的任務。索爾仁尼琴就像一個游泳健將一樣在傾覆巨輪的碎塊之間來回穿梭，目的是撈起飄落到水中的珍奇異寶……
[1]1984年，索爾仁尼琴讀了西尼亞夫斯基那篇轟動一時的隨筆《和普希金一起散步》後，他寫了一篇文章《你那左右搖晃的三角桌》以表達自己的憤怒之情。他認為，阿勃拉姆·捷爾茨（西尼亞夫斯基的筆名）筆下的普希金「空洞」，「好色」，屈從於政權，在作家看來，這是知識分子墮落為「迂腐學者」的明顯標誌。捷爾茨書中的輕浮語調以及集中營慣用語更加激怒了作家。
[2]源自索爾仁尼琴私人檔案筆記，. . 索爾仁尼琴娜把這段話寫到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勇敢的作家」的展覽手冊裡。
[3] . . . .，2011. . 295.
[4]西爾維奧·佩利科：意大利詩人，愛國志士，燒炭黨黨員（1789—1854）。1822年，他被奧地利當局關押在斯皮爾博城堡。他在這個可怕的監獄裡度過了8年時光，在囚禁期間他暗暗地在頭腦中進行悲劇創作。出獄後，佩利科發表回憶錄《我的獄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