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的宦家多是傳統國學根基較為深厚之家，出生在仕宦之家的王世襄自然受其影響，何況西清王氏家族中還有像進士出身王慶雲和狀元及第王仁堪等這樣的博學高士呢！當然，這裡我們需要解析的則是作為外交官父親王繼曾和畫家母親金章（號陶陶女史），以及其外家那幾位著名藝術家舅舅，對童年並少年乃至青年以後王世襄成長之影響。很顯然，這對於我們今天瞭解王世襄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奇士」，有著不容忽視且極為重要的意義。
從王世襄三歲時那張握筆描紅照片上，我們不難得知其接受啟蒙時間較早，且是中國傳統教育的啟蒙方式。確實，工作之餘喜歡搜逛古玩店舖的父親王繼曾，經常購買一些殘缺的古瓷標本，以供閒暇時摩挲、賞玩和研究，這種金石之學在中國已經擁有一千多年的漫長歷史。據史料記載，誕生在北宋時期的這種專門研究古銅器及其銘文和石刻文字之學，不僅與史學發展關係十分密切，而且也與官府大量收集古代銅器有關聯。據說，在瘦金體書法創始人宋徽宗趙佶執政年間，由於他本人對書畫及古代銅器、石刻文字等興趣濃厚，並竭力在民間搜求以入藏內府供其賞玩，遂使這一嗜好在士大夫階層開始上行下效，一時間，收集和買賣古物之風大為盛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金石學的產生與發展。特別是北宋元祐七年（1092），當呂大臨將宮府及私人所藏二百一十一件青銅器及十三件玉器，按照王朝時代順序對這些器物的尺寸、形狀和收藏者一一進行列舉，並詳加考釋銘文撰寫成一部名為《考古圖》的著作後，就此奠定了金石學這一流行千年學科的堅實基礎。
3歲王世襄臨帖
在這裡，之所以要特別提到呂大臨及其著作《考古圖》，是因為他在這部著作中率先指出了研究這些古代器物之目的宗旨，那就是為了「探其製作之源，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當然，在宋代除了呂大臨之《考古圖》外，與金石學相關著述還有王黼撰寫的三十卷《宣和博古圖》、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以及趙明誠的《金石錄》和歐陽修的《集古錄》等，這些著作都對金石學盛極一時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
遺憾的是，到了元、明兩季，金石之學不為世人所重，發展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毫無建樹。而到了清代，以較為殘酷的「文字獄」為發端和緣由，漢族士大夫階層中的一些耆老碩儒為了逃避現實，而將學術目光轉向了考據之學，並逐漸波及影響到了當朝統治階層，遂形成了幾乎風靡整個清季的「乾嘉學派」，僅從乾隆年間至清朝末年，出版金石學方面的著作就多達數百種，研究範圍也比北宋時期有所擴大，使元、明兩季黯然失色的金石學獲得了較大空間的發展。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學而優則仕的西清王氏家族，特別是那進士出身、狀元及第之先祖們，毫無疑問地都對金石學產生了興趣，或有所研究乃至造詣不凡。即便是出生於清朝末年的王繼曾，也不能不受到這一流行學派之影響，這從其閒暇時搜購古瓷標本中可得佐證。當然，風靡整個清代的金石學發展到清朝末年時，雖然昌盛之態似乎並不曾衰落，但卻使絕大多數學者在不覺中陷入了為考據而考據之窠臼，這種習慣於在典籍中爬梳即所謂「掉書袋」的治學方法，與從海外擠衝進來的先進而科學的野外考古學極不合拍或者說嚴重滯後。於是，一些接受西洋考古學專業訓練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後，以其注重實據即通過野外考古發掘出的實物檢驗文獻史料正誤的治學方法，開始撼動已經幾近僵死狀態的乾嘉學派，從而使中國近代考古學在其先驅金石學的基礎上得以產生。
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王世襄後來以其堅持實物、文獻與工藝相結合的治學方法，而取得諸多獨到而卓越的學術成就，豈不是在中國近代產生的考古學基礎上又前進了一大步？當然，我們如果細細解析屬於王世襄所獨創的這種治學方法，其啟蒙不能不受到金石學或者直接說乾嘉學派流韻之影響，而對其產生直接影響的，自然是其喜好搜購古瓷標本的父親王繼曾。
10歲王世襄隨父母遊覽杭州靈隱寺飛來峰
如果說王世襄獨創的筆者名其曰「三位一體」的治學方法，離不開其所處時代背景及自身在玩樂中喜愛琢磨之天性的話，那麼其自幼接受中國傳統國學之教養的根基更是不應該被忽視。確實，王世襄幼年時家中便聘請有私塾先生，專門教授他們弟兄三人，即便寄寓上海外家時也和幾位表兄弟們一起接受其外家老學究的教授。當然所教授內容無非是古漢語、經、史和詩詞等傳統國學，可活潑好動的王世襄對看似枯燥的經史典籍並不感興趣，唯獨對朗朗上口的詩詞比較偏愛。對此，王世襄後來回憶說：「我的國學啟蒙老師是一位在外家教家教的老學究。入學時，幾個表哥都已經在學寫詩，我則先學對對子，從背誦『天對地，西對東，夏雨對秋風……』一套順口溜開始。我倒挺喜歡這玩意兒，往往放學前主動請老師出對子，回家對好，第二天呈送給老師看。長大一些後，學做律詩和試帖詩，還跟大人學作詩鐘，實際上都是在對對子。」
正是從這種看似簡單對對子的啟蒙開始，奠定了王世襄後來極為深厚的國學根基，這種根基從其刊行的詩詞歌賦及學術著作中不難體味和發現，比如那備受世人讚羨的《大樹圖歌》和《明式傢俱的「品」與「病」》兩文。而當啟功（字元白）先生評價王世襄「深通中國古典文學，能古文，能駢文，能作詩，能填詞」時，他則自謙地說：「每天下午回到家中，又請飽學的國學老師教我兩個小時，直到1934年上大學才停止。老師十分認真，從國學基礎課文字學、經史，到詩詞、駢文等都教。但除了詩詞我比較喜歡，學到了一些以外，其他各門都沒有用心去學，實在辜負了父母和老師，不過文言文還是勉強能寫的。」其實，王世襄所謂「勉強能寫的」文言文，我們單從其用文言文所寫的《中國葫蘆》這一著作因受讀者歡迎而一次次加印中，便不難理解其古文學根基之深厚及文章文辭之優美。
除此之外，我們還是從王世襄三歲時那張右手握筆描紅的照片上，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他自那時起便接受了源遠流長且精深博大的中國書法之熏染和啟蒙。記得一位知名學者曾這樣說：中國歷史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任何人只要步入其中或者偶有涉足，都不會也不能更不忍拔腿離去，因為那種無限魅力使人永生享受不盡。眾所周知，中國的書法藝術千古芬芳魅惑誘人，特別是當一個書法家懂得將目光轉向大自然中的生靈萬物時，必將使其藝術靈感得到最為淋漓而張揚的噴發，比如北宋年間的文同（字與可）就是從兩條正在絞斗的蛇身上第一次領悟出了書法藝術那種講求律動的原理。確實，大自然中無論是雄獅猛撲奔跑時顯示的力量之美，還是麋鹿輕巧跳躍時所展示的靈動之美，抑或是大象的笨拙與長蛇的迅疾，都非以毛筆這一握具所產生的中國書法藝術而不能表現其美妙。所以，書法作為中國舊時儒者一門必修之功課，即便是才高八斗者，如果逸筆草草的話，那也是極為難堪丟失顏面的事情。因此，私塾先生在悉心教授王世襄中國傳統經史子集的同時，自然不會忽視對其在書法上的指教，而王世襄在這一方面的啟蒙教育，毫無異議是由母親金章所完成的。
王世襄的慈母金章
作為民國初期中國最具藝術才華的女畫家，母親金章那一手工整娟秀的書體，是幼年王世襄百臨不厭的法帖，也是王世襄晚年時不曾淡漠的永恆記憶。對此，晚年王世襄在接受《中國書畫》雜誌採訪時就曾深情而驕傲地回憶說：「她確實是當時女畫家中的傑出者。字也寫得好，小楷完全是晉唐風韻。幼年時和舅舅們一起在家館學習。一天她父親對老師說：男孩子讀書寫字，請您多加管教；女孩子早晚出嫁，不必太認真。我母親聽了很生氣，認為不應該重男輕女，所以讀書、寫字、作詩詞等特別用功。後來除大舅外，幾個舅舅都不如她。」
由此，我們不難明白王世襄之所以能寫一手古韻流溢的歐體字，實在是幼時與母親金章以其雋永書藝之墨香熏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古語說「書畫同源」，所以林語堂先生明確提出這不僅是指在使用工具、材料與技術上，更是指在批評精神與原理上。精擅書法藝術的母親金章，尤是以擅畫魚藻而聞名於世的才女畫家，其傳世名畫《金魚百影圖集》堪稱同類題材中的經典之作。毫無疑問，善畫金魚的母親金章不僅對或游弋或嬉戲或靜止或跳躍的藻中之魚有著精準而細膩的觀察，而且以其敏銳的洞察力與非凡的藝術表現力，賦予了魚藻一種物我胞與的親近與和善，否則不可能有那些給人以天人合一與生命和諧之親切感受的傳世畫作。
1910年在法國巴黎的金章
至於母親金章編撰的四卷本《濠梁知樂集》，更是被畫魚者奉為圭臬的理論著述。民國三十三年（1944），王世襄在四川李莊中國營造學社那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竟然手抄石印母親金章的《濠梁知樂集》，1999年又不顧八十五歲高齡病目，在香港翰墨軒出版了專著《金章》一書，隨後被收入《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之中。同樣是在母親金章的熏染和啟蒙下，王世襄一生對書畫情緣永懷深摯，不僅在燕京大學研究院以《中國畫論研究·先秦至宋代》這一跨學科論文而獲得文學碩士學位，而且立志向學時，也是要從研究中國美術史而開始的。後來其學術研究方向雖然發生了變化，但從來也不曾稀釋過心中對於書畫的深情，還深藏若虛地畫一筆古意盎然的山水花卉，這與畫家母親金章的藝術熏陶實在是難以割裂。
在王世襄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熏陶的氛圍中，其四位藝術家舅舅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王世襄上述其母親金章不能與之相比的大舅，就是20世紀初中國北方畫壇的領軍人物金城（又名金紹城，字鞏伯，一字拱北，號北樓，一號藕湖）先生。民國九年（1920），創辦當時最重要的研習國畫之組織——中國畫學研究會的金城，不僅工於山水、花鳥和人物等，而且精於摹古，對中國古代名家之畫作都曾臨摹或意摹過。遺憾的是，在其正當形成自己鮮明繪畫風格的四十多歲時，不幸英年早逝。不過，這位傳世有《藕廬詩草》和《北樓論畫》著述的當時中國北方畫壇之盟主，不僅對中國近現代美術史有著重要影響，而且對其外甥王世襄在書畫方面的熏陶和教益也是極大的，這從王世襄在《自珍集——儷松居長物誌》中對其所藏北樓先生十一幅山水花鳥畫的簡短記述和評價中可以明瞭。
懷抱愛貓的少年王世襄與父母合影
王世襄的二舅金紹堂（字仲廉，號東溪）、三舅金紹基（字叔初）和四舅金紹坊（字季言，號西崖），都對文物或博物館學興趣濃厚，其中金東溪與金西崖兩位先生因精於書畫而在竹刻藝術領域中成就斐然。特別是其四舅金西崖先生一生刻竹不輟，留有諸多刻竹藝術精品和專著《刻竹小言》一書，被世人公認為是中國近代刻竹第一家。對此，王世襄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引錄香港著名竹刻收藏家、醫生葉義先生的話說：「對竹雕做出最全面之研究者，可說是金西崖於1948年所寫的《刻竹小言》。」而關於四舅金西崖及其《刻竹小言》對王世襄之影響，我們今天從王世襄的一段深情回憶中可以找到答案：「從干校回京後，為我四舅父金西崖先生整理編次他撰寫的《刻竹小言》。為整理此書，我閱讀觀看了不少有關文獻和實物，此後才開始自己寫竹刻文章並出版了《竹刻鑒賞》等。《刻竹小言》整理完後，不能正式出版，而我舅父年事已高，只好油印一本供他過目。此後我用工楷手抄一遍，並請幾位名家題跋，有張伯駒、啟功、李一氓、黃苗子等先生，隨即請曹辛之先生裝幀設計成直行本，送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然而，令王世襄感到十分無奈和遺憾的是，這部被葉義先生譽為中國竹雕藝術研究最全面之作，卻在出版時遭遇了尷尬的局面。對此，我們從王世襄將該書贈送朋友時所附的一首打油詩中可窺出版之經過：
交稿長達七載，好話說了萬千。
兩腳跑出老繭，雙眸真個望穿。
豎版改成橫版，題詞頁頁倒顛。
紙暗文如蟻體，墨迷圖似霧山。
印得這般模樣，贈君使我汗顏！
好在近三十年後即2003年11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慧眼識珠，將當年由王世襄手抄的《刻竹小言》精裝影印出版，在大受讀者歡迎的同時也算是彌補了王世襄心中之缺憾。
如果說上面專述了少時王世襄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之熏染教養的話，那麼下面實在有必要解析西方文化及教育方式對其成長所產生的影響。
毫無疑問，王世襄所處之家是名副其實的學兼中西的書香門第。父親王繼曾早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便遠赴法國進修學習，宣統元年（1909）又偕在法國進修時所結識的夫人金章再次遠赴法國就任清廷留學生監督一職，民國九年（1920）出任中國駐墨西哥公使兼理古巴事務時，獨身一人第三次到海外任職。所有這些海外經歷都使父親王繼曾飽染西方文化之深蘊，至於長達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更促使其以放眼世界之眼光教育自己的孩子們。對此，王世襄對父親王繼曾把自己專門送到北京乾麵胡同美國人為其子弟所辦學校就讀一事，曾這樣回憶說：「我父親曾出使墨西哥，回國後考慮到可能再派出國，所以把我送進美國學校，以便將來帶我出國，可與外國學校接軌。這是一所專為美英僑民子女開辦的中小學校，學生全講英語，只有少數中國學生。我在此從小學三年級上到高中畢業。英語不用學，聽就聽會了。1948年我去美國參觀考察博物館，人們都認為我是在美國長大的。」
對於在美國學校接受教育的這一經歷，王世襄後來還自謙地總結自己學習英語時的經驗說：「可是英文我並未學好，英文好必須多看書，多寫作，不用功不行，所以我的英文始終是低水平。」但是，啟功啟元白先生則是這樣評價王世襄英文水平的：「外文通幾國的我不懂，但見他不待思索地率意聊天，說的是英語。」確實，我們今天從王世襄口授、美國韓德樂博士及梅先生筆記合譯《明式傢俱珍賞》和《明式傢俱研究》這兩部巨作時的照片中，可以為啟功啟元白先生之語找到明證。至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王世襄前往歐美考察博物館時用英文所寫的《游美讀畫記》，那更是世人領略其英文寫作水平的最佳載體。當然，如果當初誰有幸於1990年在美國費城美術館聆聽過王世襄以其嫻熟而純正英語所做關於中國明式傢俱學術報告的話，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一定會被王世襄竟然能將明式傢俱中諸多生澀拗口的專門術語英譯得準確淺顯而拍案叫絕。
如果說父親王繼曾著力於為王世襄創造一個學習中西文化外在條件的話，那麼同樣留學於海外的母親金章對兒子學兼中西之影響當屬於一種潛移默化。據嬰幼兒及青少年教育專家介紹說，潛移默化對於嬰幼兒的影響，言傳身教對於青少年的影響，是對這兩個年齡段孩子教育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因為一個成年人的性情基本上是在這兩個階段培養形成的。所以，自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便和哥哥們一同留學英國長達五年之久的金章，身上不僅具有江南大家閨秀那種嫻雅高貴的氣質，而且還有經過西洋文化浸染後那種開闊大氣的性情。這位生長生活在富足安寧、條件優裕環境下的畫家母親金章，在操持日常家務和寄情繪事的同時，從沒忘記對兒子王世襄進行藝術熏染。所以，少時的王世襄雖然因為母親金章的溺愛而耽於玩樂，而王家那種中西文化交織、中西藝術融合的氛圍，還是潤物細無聲地伴隨著王世襄茁壯成長起來。
少時便中西兼學的王世襄，並不是舊式學堂裡那種墨守成規的好學生，他的主業也不是傳統國學經史子集中的之乎者也或西方文化基礎中的ABCD，而是他鍾愛的鴿子、蛐蛐、蟈蟈、大鷹和獾狗。有趣的是，這個出生在書香門第的宦家子弟，在沉迷於老北京這些傳統民間遊藝中時，不僅增長了見識、強健了體魄、陶冶了性情、磨煉了意志、培養了能力，最重要的是沒有被舊時的治學傳統特別是不科學的陋習所羈絆和束縛，這不能不說是王世襄成長為一代「奇士」的內在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王世襄就索性玩個痛快，玩個盡興，玩個不分晨昏，玩個不分主次，玩個京城聞名遐邇。而這時筆者的文章也不得不再次轉入其求學燕京期間的瀟灑遊藝中，即便與第一章中的「玩樂少年」似有雷同之嫌，也不妨礙我們跟隨王世襄繼續遊藝瀟灑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