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的性格如烈火一般，普魯士人並不喜歡他，他們在做事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考慮過俾斯麥的存在。現在，如果他突然闖進這個狹小且有限的環境中，普魯士人能接受他嗎？對於普魯士來說，他真的適合嗎？所以到最後，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把戲。”
——施勒策
1、大使生活
“說起來，這真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覺得自己對這裡面的種種實在是厭倦了。……雖然奧地利人不間斷地搞著各種陰謀，但是在表面上我們還是得裝出一副相處友好的模樣……大致看來，各個小邦派出的代表都是作風老派的專業外交家。即使是借個火這樣的小事，他們也會做出外交家的姿態。他們會用外交家特有的禮貌、精心選擇的字詞，擺出一副友好的態度，向你索要廁所的鑰匙。……如果在這個地方我可以不被他人挾制，我就要斬草除根，不然的話我就該回自己來的地方了。……在這裡，我覺得自己的才能有些被埋沒，自由也被無謂地剝奪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一切會得到一些改變。……除非我能手握重權，不然我就無法知道我們德意志的政策是否能夠實行，如果能夠實行，又不知道這種實行會達到哪種程度。……根據我的觀察，我得出了這樣的看法：在普魯士的外交界裡，一個成年人的奢望很少能夠得到滿足，實際上他能辦到的事情根本沒多少——除非這個人是一個君主、副軍長或是一位外交大臣。”
基於上述理由，俾斯麥初入外交界時，心情狀態在不耐煩與厭倦、挖苦與諷刺之間徘徊。他曾經渴望的東西到手也只過了幾個星期，現在他處在可以影響整個普魯士的地位，但是他也曾經說過，一個成年人並不會覺得他所做的事是值得做的。現在的他認為他的同事們非常可笑，同時他也很想解除自己身上受到的種種束縛。如果這個時候有個人跟他說，大權直到1862年才會落到他手上，並且問他願不願意再等上11年的時間，他一定會立刻遞交辭呈，然後回到在申豪森的家裡，悠閒度日。他喜歡當君主，但是完全不喜歡當副軍長。倘若這能夠成真，那麼他會在瞬間解決德意志的問題。
然而現在讓他神傷的事情是，他有了生平第一個頂頭上司。他不但要聽從這個上司的命令，而且還得面對這個上司上面還有一個上司的事實。俾斯麥第一天來到法蘭克福就給喬安娜寫信說：“我得習慣做一個枯燥無味的辦事人，按著時間辦事，哪個時間做哪件事，而且做起事來總得好幾個小時，然後就這樣死心塌地地工作到老。上帝既然把我安排到了這個位置上，我就與那些遊戲和跳舞再無關聯，從此做一個認真辦事的人。”他這樣鄭重地對他的夫人說這些話語。但是實際上，他的夫人和他一樣，並不相信他會變成一個認真辦事的人或者一個枯燥乏味的人。他依舊是以前的那個他，激情洋溢。他的性格決定了他永遠無法安靜下來，不管他在某件事上取得了怎樣的成功，過不了多久他對這樣的成功就看不起了。如果像浮士德那樣遇上必須通過長久的努力才能辦成的事，按照他那永遠無法滿意的性格，這件事必定會被魔鬼破壞。
俾斯麥在寫給格拉赫的信中說：“去年春天的時候，如果把我派到德意志做一個最無關緊要的代辦或學徒的話，我覺得我說不定反而會更高興一些。”實際上，在他看來，不管是哪種差事，比起最後的三年裡整日聽著他所不齒的那些代表隨便說些沒道理的話來，都要強得多。他是首次與這些外交官打交道，對於他們，他的感覺是“比起下議院的代表們，他們更可笑，而且也更盲目自大。……現在我深深地知道，他們在一兩年或者五年之內會做成一些什麼事。只要他們乖乖地待在那兒，一整天都不要胡鬧，我自己就能在一天之內辦成”。他之前還誇讚過柏林的氣候不錯，哪知道在法蘭克福待過幾年之後，再度回到柏林的時候他又開始生氣了：“議院裡發生著很多根本沒有任何道理的爭辯，以及令人氣憤的各種各樣無理取鬧的事情。說實在的，我真的很想在聯邦的議事堂裡，以有禮的姿態做一番長長的辯駁。”
俾斯麥的心情總是這樣變幻不定。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由於他對事物的觀察十分細緻而明確，而且他還善於推理，憑著這種技能，他總能快速解決許多問題，有時候甚至比一個議會解決問題的速度還要快；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他的性情是變幻莫測的，這使得他一旦辦成了某件事，馬上就對這件事不屑一顧。如果俾斯麥能成為一個征服世界的人，那麼他一定會因為沒有什麼可以再征服而愁苦地死去。
現在他擔心的是腓特烈·威廉會因為承受不了奧地利施加的壓力而最終取消大使的派遣。如果仇敵們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他們一定會非常高興！在給格拉赫的信裡，他還說：“我的野心並沒有你的兄弟想像的那麼大。……倘若給我這個職務是因為黨派的緣故，如果我辭職了，別人就會以為這是因為某個有勢力的人覺得我不稱職。……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我很渴望得到這份差事。”他通過這種雙面夾擊的方法來遊說格拉赫兄弟二人，他認為這兩個人一定會把自己說過的話轉述給君主聽。不過在他的內心裡，對於自己的將來，他仍充滿信心。他在寫給夫人的信裡說道：“現在我的薪水已經達到了3000元，加上我們自己其他的進項，在這裡生活是沒問題的，但是節省還是必要的。如果直到夏天我還是沒能當選聯邦議會的大使，那我就會要求他們給我加薪。如果這樣的要求無法達到，那我就不幹了。”
另一方面，他的朋友們卻在設法勸君主下定主意：俾斯麥今年也才36歲，一向沒為國家做過什麼貢獻，現在所有的例案都被推翻了，居然還當選了大使。這是因為他本來是君主麾下的俠士，是君主的幾位最重要的俠士的一個朋友。
現在俾斯麥首先要做的就是置辦傢俱。這些都是他一手操辦的，這是因為他的夫人缺少社會生活閱歷，兼之又不在他的身邊。與少年和晚年時期一樣，他為了讓自己的生活更加舒服，就必須添置一些物件。作為大使，他的薪俸從21000元起，在過去的日子裡，他從來沒拿過這麼多錢，所以剛開始的時候他就置辦了許多東西，但是他還是堅持節儉的作風。他在寫給哥哥的信中提到：“一年前，或者六個月之前，沒有人能想到我會花5000金幣（每個合2先令）來租套房子。為了預備君主生日的請客，我甚至還僱用了一個法國廚師。……雖然我已經在購置傢俱上花費了10000到12000元，但是到現在我還是沒能將傢俱置辦齊全。在我置辦的所有東西裡，花費最多的是金、銀、銅、玻璃、瓷器等器具。在地毯和木器上花的錢卻不算多。這是因為這裡吃飯的規矩是每一個盤子都要配一個叉子，這樣一算，宴請30位客人的話至少要準備100副餐具。……我準備開一個有300人參加的舞會。……僕人們忙碌於準備各種東西，沒有用處的花費實在是太大……更不用說必須支付給那12個僕人的工錢，這些僕人男女各半，其實我寧可管理30個鄉下來的僕人。”
這是一個講究鑽營的社會，但是我們可以大膽地猜測，當時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像俾斯麥那樣，在開始做一件大事的時候這樣從容自如。他不是一個沒見過大世面的人，但他還是會細緻地對使用多少副餐具進行探討，或者跟他的哥哥說起他的老馬伕，說他穿上了新式衣服就像一位伯爵一樣。從他對他的哥哥說的瑣事裡，我們可以看出俾斯麥的祖先成長的家庭經濟不是很寬裕。在遙遠的波美拉尼亞，女孩子們會把他稱作“世界偉人”，但是事實上他只是一個二等鄉紳，他只不過突然就受命成了國家的代表。從一開始到最後，俾斯麥始終無法擺脫他那鄉紳的本色，比如說少年時他花錢大手大腳，直到後來才開始知道要節儉，他一心想著如何增加田產，盡力還清因為田產而擔負的債務，然後再添置新產以及森林和村莊，來為子孫們謀取利益。在某些時候，他覺得這麼做令人感到厭煩，但是從根本上說，這樣做養成了他以後的性格。正是因為經營著這許多產業，他變成了一個小心翼翼的經濟學家，而且他做事的風格也從家長製作風轉變成了國父的作風。
而他的階級驕傲，也突然間變成了進入上流社會的貴族公子的種種做派，因為這種驕傲比一位圖恩伯爵的驕傲更大，這位伯爵的觀點是：請法蘭克福的商人吃飯是失了身份的舉動。俾斯麥在給他的長官——外交總長曼陀菲爾的報告中說道：“我與那些賣傢俱給我的商人的太太跳舞，她們非常有禮貌，有時候我甚至暫時忘記了她們的丈夫是狡猾的商人這個事實。那位女士坐在我的對面，她是把雪茄煙賣給我的商人的太太，而之前坐在我身邊的女士正在與一位先生跳著舞，那位先生前天剛把窗帷賣給我的太太。”這就是俾斯麥所做的第一件事——向不同的階級宣戰，國內政策的施行也是如此，這些行為完全符合他的個性。
實際上，明瞭這一切的只有他的哥哥，但是對於俾斯麥的其他事情，他不太明白。這就是他的哥哥之所以被稱為“一個老實地主的俾斯麥”的原因吧。雖然這兩個兄弟事先商量好了，兩人的錢財要區別開來，不能混淆，也從未有證據證明當外交家的俾斯麥托他的哥哥代為經營一些事情，不過，他們相互間卻不斷地傳遞經濟方面的信息。他現在任職於當地的政事局，但是向局裡訴說的主要是申豪森現在的主人要求的填補款子、河堤之類的事項。“現在我收到從申豪森送來的欠租，制訂了很多還債的計劃，看起來我好像變成了一個很貪婪的資本家。”在他們夫婦不斷收到王公貴族們的邀請時，他卻在心裡計算著“赴宴時必須得帶著行李和僕從，坐馬車和喝酒都需要花錢，這樣一算的話，為赴別人的宴席所花的錢也足夠我們自己在家請客了”。接下來他又開始算計，按照自己所處的地位需要請客的次數。“請這麼多次客要花上很多錢，我必須要小心地打算好，和現在相比，我從前對於錢財太不小心了。我們現在很節省，賠補上去年冬天的費用後，到七月初一，我的財政狀況就可以好起來。”對於這樣一筆1000元的款項，過去他是可以記在公賬上的，現在卻變成自掏腰包，對此他當然很不高興。所以在這之後，面對社會上的許多應酬，他就不願意再花錢了。這些提到宴會的話不僅存在於他早幾年的信裡，甚至連後來六年的信中都有。“提到這些宴會，我最討厭的莫過於那些被切碎了的肉！如果我自己把剩肉給吃了，我的脾胃就會被弄壞，如果我宴請的男女老少幫我吃掉了，而我自己喝了太多酒，我的脾胃也會受到傷害。”
基本上來說，他覺得外交官的生活實在是稱不上有滋有味。他在給岳母的信中寫道：“我從早上起來喫茶點，然後直到中午這段時間都在接見大使，聽僱員們向我報告公事……隨後再去議會那兒，直到閉會。不過，閉會總是很晚，最早也得到1點鐘，最遲的時候甚至能到4點。閉會之後等到5點鐘，我或者會去騎馬，或者去閱覽公文。……在吃大餐的時候，多數情況下有一兩位隨員會陪在我的身邊，而且往往我還沒吃完，就有人邀請我出去。一天中最舒適的時光是餐後那一段時間。喬安娜和兒女們都圍著我，我可以躺在大虎皮交椅上愜意地吸煙，翻閱20張報紙。但是，等到晚上9點或者9點半左右，就有人走進來報告說，馬車已經準備好了。每當這個時候，我總會覺得非常不快，我痛恨社會上所說的那種快樂，為了在歐洲的上等社會中演戲，我們還得裝扮好自己。在這樣的宴會上，喬安娜得陪同老年婦女們閒聊，我則要與她們的女兒跳舞，抑或是與她們的父親討論一些嚴肅的話題，每次都要到半夜，有時還要更晚，才能回家。回家之後我一般都會躺在床上看書，看到自己睡著。等喬安娜叫醒我的時候，她會問我是起床還是繼續睡。”
“使館裡倒是給人一種隨意的舒適感，這種感覺來自於它的亂，因為反過來，太多的禮節往往讓人不自在。有一次，一個美國人，我的老朋友莫特利來法蘭克福探望我，在談話中，他提到‘這兒有好幾座大房子，人們在裡面待著，非常隨便’，這就是其中之一。……位於後面的私宅都向著花園。在這裡，人們相處得非常親密，老老少少，祖父母們帶領著小孩兒，一條小狗跟在他們身邊。在這樣的大宅子中，像啤酒、飲料、香檳之類的東西應有盡有，每個人都收藏著很好的哈瓦那雪茄，想吸的時候就拿出來吸上一口。他們在這裡吃、喝、吸煙或者彈鋼琴，悠然自得。”讓俾斯麥感到高興的是，他可以在這兒穿著他那件帶花的睡衣，而且穿到很晚的時候，有時候甚至能穿到中午。但是，一旦到他要出門時，他就不得不脫下這件花睡衣，打扮得整整齊齊的。“買上五件更好一些的內衣要比買十件漿洗過的內衣好得多，因為只花兩元錢是不可能買到好內衣的。”
這種生活方式讓他感覺自己活得很年輕，他的朋友柏克為他畫的一幅油畫可以做證。在這幅畫中，俾斯麥顯得年輕多了。在剃了鬍子之後，他臉上的蒼老感就減少了許多。他曾經顯得有點兒蒼老，但那是在他沒有當上大使的時候，現在他漸漸地恢復了年輕的樣子。他之所以剃掉了鬍子，是考慮到自己是外交家。雖然他對夫人說的剃鬍子的理由是遵從她的要求，實際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塞洛德的那句示意語。當時他正要覲見沙皇，有人猜測尼古拉不喜歡鬍子，所以他就剃掉了自己的鬍子。坐著不動的生活會讓他覺得難過，他無法習慣這樣的生活。他把不滿意的話說出口：“那些宴會無休無止，這使我極度討厭，乃至達到瘋狂的地步。對我而言，這簡直是一種糟蹋行為。人們要敷衍到宴席終了，就不免要吃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要毀了我的肝了——我就先不提這些不良後果了。”然而當他的醫生對他說，每天早上得5點起床，披上一塊濕布時，他就換了一個說法：“如果可以找到一個死得更自然的辦法，我寧願選擇更自然的死法。”
他長得比較胖，只能依靠騎馬、打獵來稍微減輕一些體重。如果因為公事致使他無法出去打獵，他就會經常發火：“說到底，最好的消遣方式還是打獵。森林深處的地方，沒有人，也沒有電線，在這樣幽靜的地方，我會感到格外的舒服。我想過鄉下的日子，都想出了思鄉病。……日漸衰老的情況是無法避免的，我很希望享受這種安逸閒適的生活。”為此，他向自己的哥哥要了一匹馬。“它要能把我載起來，還得長得好看點兒，我不會在意它的脾氣有多大，只要它有這樣好的體力就行。”他在這10年間的變化從他需要什麼樣的馬就可以看出來。過去，他認為馬匹和女人是越野越好，但是現在，他已經不想馴服什麼人了。例外的情況倒也有一些，當他在丹麥狂風大作的海口外，需要在船上過一夜時，當他在匈牙利聽見他的朋友們在森林裡同強盜格鬥時，在露天宿營時，他有時候還會帶著很大的火氣發著牢騷：“在讓人討厭的法蘭克福，人們是無法得到這樣的閱歷的。”
事實上，使他老得很快的是他的新事業。從37歲到48歲，俾斯麥一直擔任大使，雖然他的精力在慢慢下降，但是他變得更難應付。看著時光轉瞬即逝，他變得更加敏感。在這10年間，雖然他對普魯士所做的事情很不滿意，但是他無法去改變什麼，在持續不斷的報告和公文中，他的精力慢慢地被消磨掉。他在兩年之後寫道：“過去，我從來不相信自己會習慣例行公事這種事情，但是現在，我在這裡已經習慣了這些。……我不願意寫東西和我的懶惰都是天生的，但是現在我對自己竟然可以節制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驚訝。”只要想想過去的俾斯麥是什麼模樣，你就會知道現在的他受到的約束是怎樣的。有一次，他外出旅行，不過是兩星期沒有報紙看，他就後悔自己虛度了少年時的光陰。在法蘭克福待了三年之後，他又說出了他的不滿意，“因為無事可做”。
日常公事是由他的僱員去辦的，所以他說的事自然不是日常公事，而是政治上的事。當議員們在聯邦議院裡發表一些繁雜而冗長的演說時，他在一邊自在逍遙地寫信。但是也有特殊情況，有一次，他得知要拘捕一個犯了政治罪的少年，於是他大清早就爬了三層樓去找這個年輕人，對他說：“你趕緊躲到國外去吧。”少年對他的提議非常猶豫，於是俾斯麥又說：“看起來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誰。估計你也沒錢，我資助你一些錢，你趕緊逃到國外去。不這樣做的話，別人就會說外交家辦事不如巡警麻利了。”還有一次是在俄國都會，使館認識一個逃犯，俾斯麥幫他預備衣服，使他改變裝束，最後讓他從後門逃走——之後俾斯麥反而責備警察，說是警察讓犯人逃走的！當然，這種不合法的事不太多，但是每當遇上這種事，俾斯麥那種冒險、敢為的精神就佔了上風。
他的腦子在寫信時轉得很快，這些可見於他的僱員的說法。他們說他穿著一件綠色的睡衣走來走去，從嘴裡說出一句又一句的話，語速非常快，中間還往往夾雜些批評的話。而當他心情好的時候，他就會拖住一位秘書，讓秘書記錄他的話語，從半夜一直持續到天亮。在做人家長官的時候，他是很正直且很和藹的。但是他受不了他的秘書拘泥於禮節，因為這會讓他感到他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不舒服。他邀請他的秘書們和他一起去打獵，一起喝酒，當然，在不大得志的時候，不管秘書做什麼事情都不會令他滿意。他的兩位秘書在談論到他的時候，所描述的情形基本上是一樣的，俾斯麥就像訓斥兩個不聽話的小學生一樣訓斥他們。有一次，一位秘書雖然接受了他的命令，但是並沒有完全聽從，對此，俾斯麥說：“我覺得你以後必定會後悔的，因為我知道你我二人的見解是一樣的，那就是一個人如果顧及體面的話，只要他負責做一件事，他就會把這件事做得很好。”從俾斯麥口中說出這些的話本身已經頗有威懾力了，而且他還用一種非常和氣的語氣說出這樣的話，這種情形真讓聽著這些話的人感到不寒而慄。有一次，一位秘書記錯了一個歷史事件，他用客氣而冷冰冰的語氣問：“柏克的世界歷史××頁記錄了這件事，難道你沒有讀過嗎？”
2、政治魔方
奧地利是他們最重要的敵人，俾斯麥本人最痛恨的當然也是奧地利。他在法蘭克福的時候，在尚未體驗過哈布斯堡朝廷的傲慢無禮時，就已經列好了全部作戰計劃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奧地利。俾斯麥原本就不喜歡奧地利，又因為種種原因多了一層不信任的因素，所以他就更加反對奧地利了。俾斯麥在法蘭克福已經等待了12年。先後四任外交部部長都受到過他的猜度，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正是他希望取得的。他所懷疑的對象甚至包括要取代普魯士地位的每個國家，在他的眼中，只要是普魯士界外的德意志都是別的國家，尤其是奧地利。奧爾米茨事件帶給他的難過甚至比條約本身帶給他的難過要大。他想要延緩戰事，卻不想通過袒護這個條約來避免戰事的爆發。在這種時候，他所要採取的方針是由個人的慾望決定的。
在一開始的時候，對於自己不能居於最高職位他不是很滿意，但是他也不得不裝出一副親密的樣子與十幾位大使坐在一起。對於一個如此自大的普魯士人來說，主席的職位是屬於別人的，而不屬於他，這真是一件難以忍受的事情。對俾斯麥來說，那個成了主席的人就是他要挑戰的目標。就自大和狡詐這一方面來說，圖恩伯爵不輸給施瓦岑堡。俾斯麥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他：“穿著一件短褂坐在主席位上……他的衣衫扣著，但是裡面顯然沒有穿上背心，領邊只露出一點兒，在討論議會的事情的時候，他就像在拉家常一樣。”從這幾句話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極其看不起這位主席。俾斯麥說他用來思考這位令人奇怪的主席所用的是科學家的理智和冷靜，但是我們對他的話並不是很相信。“圖恩經常出現在俱樂部裡，往往是在賭博，賭博的時間會持續到早上4點鐘。跳舞也是這樣，從10點鐘開始，直到凌晨5點才結束，他的臉上呈現出一種很舒服、很享受的樣子。看到他的這種樣子，真不知道他這一夜到底喝了多少冰鎮的香檳酒，還有那些濃妝艷抹的美艷婦女……他身上融合了貴族的冷漠和斯拉夫民族農人的狡詐，而且他身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謹慎的詭譎。”對於圖恩的副手，一個男爵，俾斯麥這樣說：“這個人有時候是一個極易動情的詩人，看戲看到動情處常常不由自主地落淚。表面上看來他對人很和氣，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但是他喝酒常常過量。”
這幾句挖苦的話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當然，這並不能說明激發他這番話的是什麼情形，比如說是怎樣的眼神和怎樣的話語。俾斯麥曾任使館秘書一職，在任時，他曾拜訪過圖恩一次，還有一位柏林的官員陪同他去。因為知道俾斯麥就快要出任大使了，圖恩就特意撇開他，不同他說話。出來的時候，俾斯麥因為極為不安，聲音都發抖了，他對同事說：“你看見了嗎，圖恩是怎麼對待我的？”這一次不愉快的會面基本上決定了俾斯麥與圖恩的個人關係今後的發展狀況。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俾斯麥以大使的身份正式拜訪圖恩，這次圖恩只穿著內衣（因為天氣熱）就接見了他，他坐著抽煙，而俾斯麥也在他面前點了一支雪茄。見到這樣的情景，圖恩大為詫異。這次俾斯麥可以說總算是出了一口氣了。等到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想讓天下人都知道這件事。
當聯邦議會召開會議時，俾斯麥卻在會上做著自己的事情——寫家信：“現在我所在的位置很糟糕，因為我被兩面夾擊了，夾擊我的就是左右兩位鄰居的氣味。你還記得嗎？甲的氣味是不乾淨的壞牙的臭味，而且他還有狐臭。而乙呢？他所發出的氣味是因為吃了太多好東西卻無法消化，這種氣味是外交家們經常有的。”
在法蘭克福，聯邦議會有明顯的唯個人意志是從的傾向，這在很多問題上都有體現，不只俾斯麥有這種情形。表面上看來，諸邦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因為最近一些歷史事件，實際上稱雄的是奧地利。普魯士在三年前離開這裡，宣佈要重新建立一個聯邦議會，也就是說要撇開奧地利，但是現在又覺得後悔了，重新跑了回來。因為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奧地利的代表一定會當著眾代表的面欺辱普魯士的代表。與奧地利有諸邦的支持相比，普魯士的所有支撐只有北德意志四個小邦的投票。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其他邦的疑慮，他們對普魯士十分懷疑。在他們看來，強大的奧地利不會在聯邦議會上壓制他們，但是普魯士就有可能這樣。因此，幾乎全部諸侯，也就是說全部的專制派都比較附和奧地利。
俾斯麥在法蘭克福見到的種種情景，都可以證明他從前的見解，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這裡的情形並沒有什麼能讓他感到詫異的。從中年到老年時期，他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奧地利與普魯士交好“只是少年人在解放戰爭之後的夢想”。他來到法蘭克福，原本抱著的信念是反對奧地利，但是當他發現奧地利對普魯士抱有那麼深的仇恨時，他十分訝異。俾斯麥原本想去打聽施瓦岑堡關於奧爾米茨的公文，其中所說的內容如下：要麼侮辱普魯士，要麼很大度地饒恕普魯士，這種決定權都掌握在施瓦岑堡的手中。在普魯士議院裡，俾斯麥對《奧爾米茨條約》是極力袒護的，現在他一看到公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心中無名的怒火就不由得躥起來了。
到達法蘭克福六個星期之後，他曾經發表過一次演說：“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奧地利都是賭錢的騙子，推倒一切就是奧地利人的奢望，和他們交往的時候，他們的外交政策都缺少一種正確的思想進行引導，我覺得他們一定找不到真正的同盟。”
在11月的時候，他得到了首次反擊的機會：“圖恩伯爵說話的意思和波扎（波扎是席勒所著的一出悲劇中的人物，他是一個具有自由思想又想對暴君施加影響的人）一樣，發明了很多大德意志民族的幻想，我現在說一些話來補充一下他的發明。我說，按照這種情況，普魯士存在於這個世間，尤其是出現了宗教革命，原來是一件讓人惋惜的事。……在過去的歐洲，這樣的普魯士是不存在的，就如同腓特烈大帝的遺產不被承認一樣。在我可以說服本國採取這樣一種政策之前，必須使用武器解決這些事情。”記載這兩個聯盟“友邦”談話的還有另一段文字，這段文字把所有的遮擋都撕掉了。只是讓我們感到詫異的是，俾斯麥之戰直到15年後才發生。
多次被扔到維也納的這種批評性的發言，自然會使兩國對彼此的猜忌不斷加深。與此相對地，在格拉赫為君主大聲朗讀俾斯麥的一段來信時，柏林的感覺也很糟糕。那封信上說：“這一切不幸的根源是我們向奧地利讓步，因為比起一個外人來，和我同床共枕的人更能傷害我，打我、毒死我，甚至勒死我……尤其當和我同床的人是一個既殘忍又懦弱的人時，這種事情更容易發生。”到那個時候，即使撤回圖恩伯爵，也於事無補。接替他的職位的是一個政治家，他在未調來之前擔任的是奧地利駐柏林大使的職務。
比起圖恩來，普羅克施-奧斯滕伯爵較有意味，他對近東的情形很瞭解，算得上是一個比較好的歐洲人，但讓普魯士大使不安的是他有個特殊的地方。普羅克施-奧斯滕曾經多次拜訪俾斯麥，而且他一坐在那兒往往就得好幾個小時，來了就只是做一些與孩童嬉戲的事，未免顯得太過於和氣。在開會的時候，他與俾斯麥談話的時間總是很長。“總體來說，比起和圖恩的關係，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我與普羅克施-奧斯滕的關係還要更壞一點兒，因為圖恩偶爾還會說點兒實話，而普羅克施從不說實話。”俾斯麥接著說：“不過即使這樣，從他臉上的表情，我還是經常可以看出一些真實的情況。”不幸的是普羅克施一時疏忽大意，賣掉了一張寫字桌，而桌子裡面有反對普魯士的文書。這幾份文書都是辯論革命的草稿，即將登在普魯士的報紙上，刊登這種言論的事一向都是民主黨們做的。俾斯麥看到這種情況，就在給上級的報告裡建議採用相同的攻守辦法進行反擊。但是如果就這些文書向普羅克施提出抗議，使這位奧地利大臣無法立足，稱不上一個正確的辦法。最妙的辦法是“倒不如讓他自己感覺地位不穩固，將這件事秘密地告訴我們的同盟，使我們隱而不發。讓他們產生這事對他們有利的錯誤認知”。還有一個好辦法，就是在報紙上登載普羅克施的幾則假論說，然後在私下裡透露，說這些東西是政府從私人手裡找出的，這樣可以讓政府產生疑心。
俾斯麥開始著手操辦這件事，他非常狡猾，但是他經常表達自己的不滿，說他的對手不夠真誠！與此相對地，普羅克施也是一個精於世故的人，他這樣描述俾斯麥：“俾斯麥對外宣稱普魯士是世界的中心。……想要破壞我們聯盟的代表人物就是俾斯麥。如果有一天一位天使從天而降，如果他佩戴的不是普魯士的徽章，俾斯麥甚至都不會讓他進來。……他的頭腦非常清醒，就像馬基雅弗利一樣清晰明瞭，他這個人辦事太麻利，對自己的鋒芒也掩飾得很好，他當然會看到自己手中的利器，而且我們還必須承認一點：他辦事會一直辦到底……就這樣，他堅持不懈地嘗試，讓聯邦議會什麼都做不了……他甚至不惜花錢收買報館來取得話語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應該如何去指責奧地利的不是。……他堅信普魯士一定會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對我說過很多次，說在普魯士的領導下，德意志一定會統一的。在我的一生裡，我從沒有見過比他更自信的人，過於按照自己的意志辦事。”
對於普羅克施對他的這些評價，俾斯麥自己也非常認同，後來的人也可以證明俾斯麥的這些特徵。只要觸犯了他的普魯士，哪怕只是極微小的地方，他也要用手槍來對付。在一次會議結束之後，維也納的勒克堡伯爵同俾斯麥發起脾氣，並提出要和俾斯麥到附近的一個樹林裡決鬥。俾斯麥的回應是冰冷的：“我們何必去那麼遠的地方？這裡的花園怎麼樣？非常寬闊，也有很多空地，這麼大的地方足夠我們用手槍進行決鬥了。我知道離這兒很近的地方住著幾位普魯士軍官，當然對你來說找出幾位奧地利人來也容易得很。我唯一的要求是你要讓我把這次決鬥的原因寫出來，我可不願意讓我的君主誤認為我是一個蠻橫的人，連搞外交這種事情都要用武力來解決。”說完之後他就開始撰寫報告。勒克堡發現他的這些行為讓自己顯得像一個傻子，覺得很無趣，就悄悄地溜走了，之後再也不提這件事了。
到維也納的那一次行程，讓俾斯麥對奧地利的仇恨又增加了幾分。全部德意志的關稅聯合本來是德意志統一的先聲，在過去，這個關稅聯合是普魯士和其他德意志諸邦強有力的聯合，但是現在奧地利也想躋身其中，目的是挫損這種政治聯合的鋒芒。如果奧地利全部的小邦都加入這個聯合，那麼今後的關稅問題和一些政治問題自然地就要聽奧地利的意見。對於這些條約和約定，俾斯麥同意的只有一個商務條約，在其他問題上則毫不退讓，關稅問題更是沒有任何變動。事情一經處理完畢，俾斯麥就馬上離開了維也納。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俾斯麥的第一次大勝利，因為不管奧地利採取什麼措施，耍什麼陰謀，關稅聯合也一直採取放寬的政策，但是奧地利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在維也納和布達，俾斯麥喜歡的永遠只有一個人，那就是現年22歲的少年奧地利皇帝。在他為皇帝閱讀普魯士王的來信時，他說比起霍亨索倫，他的家族居住在瑪赤的歷史要更加久遠。他最喜歡說的就是這句話，在那個時候，他常常說弗蘭茨·約瑟夫的好話，稱讚這位皇帝“不但有火氣、有威望，而且還善於體恤別人，他的性格爽快、坦白，而且對人很真誠，特別是在他開心地哈哈大笑時”。
君主喜歡俾斯麥，這幾年下來，俾斯麥和他的長官的關係非常特殊，因為種種原因，他的長官曼陀菲爾非常不喜歡他。主席的內閣大臣們對於俾斯麥能得到這份差事也很不高興，因為為他爭取這份差事的是格拉赫，曼陀菲爾和這兩個人的關係很差。在俾斯麥作為曼陀菲爾的部下待在法蘭克福擔任八年大使的時候，他看到曼陀菲爾為政的特點是小氣、冷淡、狡獪、弄權，而且搖擺不定。實際上，在軍事指揮方面，比起曼陀菲爾來，俾斯麥往往更有勢力，這其中屬於滋擾的勢力比較多。曼陀菲爾很明白，俾斯麥將來會接任他的職位，同時他也很明白俾斯麥做事既大膽又缺少耐性，所以他在俾斯麥面前不敢擺出長官的架子，也很少阻礙俾斯麥做事。不過，有時在一些小事上，他卻表現出頑強的執著，讓人感到很吃驚，他居然敢在君主面前反抗俾斯麥。有一次，法蘭克福發來的一封電報稱，應該扣留一個可疑領事的行李。為了解決這件事，曼陀菲爾召開了內閣會議，還邀請這位領事本人來宮廷參加宴會。還有一次，俾斯麥想將一位在法蘭克福使館工作的很沒有人緣的屬員辭退，但是曼陀菲爾不同意。在格拉赫傳俾斯麥到柏林的時候，曼陀菲爾寫了一封信，用尖刻的語言囑咐他不要逗留太久。
俾斯麥說：“今年的他比去年還要懶得多，因為雖然我這邊頻頻請示，但是柏林那邊很久都沒有回音，我得不到任何結果。”表面上，他們兩個人很和氣，彼此常常有一些私信來往，而且曼陀菲爾是俾斯麥兒子名義上的義父，但是這位長官僱用了一位名氣很大的私人偵探，打聽到很多俾斯麥與君主、格拉赫的書信的內容。過了幾年，君主想要探問俾斯麥是否願意擔任財政大臣一職，就通過曼陀菲爾來詢問，曼陀菲爾沒經俾斯麥同意就自作主張地代替他答覆君主說：“俾斯麥什麼都沒說，只是在我面前大笑。”
很多陰謀的中心就是為了整垮格拉赫，他是副軍長，又是君主的朋友，地位非常重要。他需要俾斯麥的幫助來反對曼陀菲爾。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指導俾斯麥。除了俾斯麥之外，他看不起所有與他接觸的人。對於曼陀菲爾，他是這樣評論的：曼陀菲爾是一個沒有道德的人，同時還是一個靠不住的大臣。他又說君主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暫且不說他是一個無法揣測的人”。其實換句話說，就是他把君主當作一個瘋子。格拉赫閱歷很深，虔信教義，可以說是一個大陰謀家。他比俾斯麥大25歲，視俾斯麥為自己物色出的人才，把自己看成是他的義父。但是他沒有預料到的是，只不過短短幾年的時間，這個年輕而且官階也很小的義子就變成了一個大陰謀家，甚至比起自己來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超過了君主，還超過了曼陀菲爾。只要腓特烈·威廉在位，俾斯麥就會非常小心地和格拉赫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不過，倘若威廉親王成為攝政王，俾斯麥和格拉赫的關係就不能像過去那麼親密了，因為對格拉赫，威廉親王是不能忍受的。
俾斯麥給格拉赫寫了一些信，很多信件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信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因為在這些信裡，他表達了很多政治觀念。同樣，他給夫人寫的信也具有很大的價值，因為這些信裡表現了他的很多的家庭觀念。在這些信中，存在很多活潑的思想和諷刺的話語。其中，很多信有12頁印版那麼長，俾斯麥經常為君主高聲朗讀這些信，所以說他有直接影響君主的潛力。這些信包含的力量比由他口裡說出的話的力量還要大，因為它們的作者是一位公文好手，而且它們是在此人準備成熟之後才寫下來的。最開始的時候，俾斯麥在給格拉赫寫信時，稱他為“大人”，自稱為“最服從的朋友與僕人”。後來稱呼改變了，變成了“所敬的朋友”，把自己稱為“忠誠的朋友”。在信中，村名代替了國名，個人的姓名也變成了莎士比亞作品裡面的人名，很多信的內容和語言都很活潑，有的信裡記敘了宮廷生活裡的許多奇聞逸事，這些並不適合人們拿來閒談。這些信全都帶有一些目的，其目的不僅是為了讓格拉赫讀完之後覺得有趣，也是為了間接地讓君主聽了覺得有意味。俾斯麥費了這麼多心思，他的義父也用盡了手段，只為不讓他的勢力變得太大。1854年，在君主想讓俾斯麥出任大臣的時候，格拉赫從中阻攔，想方設法不讓他栽培出來的人在保守黨中得到太大的勢力。但是在別的事情方面，格拉赫以牧師自居，並為此感到很快樂。俾斯麥那時提出“要起用一個光棍漢，因為這有利於辦公”，格拉赫就認為提醒他是十分有必要的。“對別人提出警告，不要因為希望得到好處而去做壞事。”在此類事情無法辦成的時候，俾斯麥經常是忍氣吞聲，暫時壓抑他高傲的本性，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估計他就會得罪這個在他和君主之間架起橋樑的人。因此，在給格拉赫回信的時候，俾斯麥通常是懷著一種非常虔誠的態度，極力讓格拉赫覺得滿意。
“我盡量每天同您聯繫一次……同時還要做祈禱，遵從上帝的旨意，因為這是上帝要求我這樣做的。”他又寫道，“如果沒有您，我是毫無根基可言的。如果我不跟您保持密切的關係，我大概就會被人連根拔起……即使我心情愉快地為君主效勞，如果不是因為和您有真誠、親密的消息往來，我想這也是不可能的。我不只與您共患過難……無論我開展許多活動的宗旨與目的之間存在什麼樣的差異，都不能使我脫離您。”他又在一封信的結尾說道：“我將同您暫時分別，請您相信我對您的愛，您可以懷疑天星是個火球，但不能對此產生半點兒疑慮！”他又有一次寫道：“為了君主，同時也為了您，請信任我，我必定是最可靠的。希望任何事情都不會動搖您對我的信任。”後來俾斯麥也接到過這種別人對他表示效忠的信，其實，他在內心深處對於寫信人是非常恥笑的。
但是他必須架起一座可以讓他得到許多夢寐以求的權力的橋，他有著遠大的志向，所以為了得到君主的扶助，他會不顧一切地抓住所有的依靠。更何況，這位君主還是一位專制的君主。腓特烈·威廉在很多年裡都很欣賞俾斯麥，甚至以為自己終於找到了一位賢臣。俾斯麥對此笑稱“他把我當作他所產下的卵”。對於君主來說，俾斯麥也有其自身的價值，比如可以用他恐嚇自己的閣臣，讓他們乖乖地聽命。同時，還可以利用他來阻撓曼陀菲爾。當君主的神經質越發嚴重的時候，他經常欺騙他的閣臣們，讓他身邊的那一黨負責起草重要的文件。他不讓曼陀菲爾看這些文件，卻將它們送到了身處法蘭克福的俾斯麥的手中。有時候，對於君主的命令，即使作為腓特烈·威廉喜歡的人，俾斯麥偶爾也會發發牢騷，對君主這種突如其來的專製表示不滿，他說：“他總是猶豫不決，辦事毫無規則可言，容易被秘書所左右。”
在法蘭克福時，俾斯麥常常遵從君主或格拉赫的命令去柏林。有一年，他就這樣在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往返了無數次，其間所走的路程合計大約有2000多英里。有時，他因為君主的傳喚到了柏林，但腓特烈因為被公務耽誤不能見他，又不讓他回去。“這是學校常用的一種教育方式，多用來對付被降級後又復了班的學生。我感覺自己就像被關在了沙羅滕堡的宮殿裡，幸虧送來的早飯還不錯，我可以勉強接受這一切。”當君主準備派他出任駐維也納的大使時，俾斯麥認為這跟將自己交給仇敵沒什麼區別，只有專門命令他去，他才會去。君主說道：“你應該自覺自願地去，而不是等我下命令，你主動求我派你去那是對你特別的恩賜。——你應該對我這樣對待你心懷感激，因為只有你才值得我費這麼多事兒。”
得到了君主的恩惠的臣子，就要忍受君主那變幻無常的喜惡，這便是君臣關係的榜樣！有一次，君主把他叫到某處，讓他修改曼陀菲爾的公文。修改好的公文發出去之後，君主稱讚了他的一些用詞。但是即便如此，他還堅持讓俾斯麥侍奉在他的左右，不肯讓他離去。當時俾斯麥的夫人身體不適，他早就想回家去看看了，於是他沒有得到君主的命令就離開了。君主知道後龍顏大怒，發電追回改好的公文，將俾斯麥改過的語句又重新改了一遍，以此作為對他的懲罰。當時的普魯士就處在這樣的統治下。
俾斯麥對於君主的喜怒無常非常瞭解，他不會讓自己過於重視君主對自己的態度。“當我手中的權力到達頂峰時，前途將是一片光明。這時，宮廷極力善待我，大人物爭相討好我，小人物拚命求助於我，然而我很清楚這樣的輝煌可以在24小時內化為烏有。接著在宮廷宴會上，我就會發現很多人完全對我不理不睬，跟在我得意時很多人巴結我的情形一樣。”
五年後，他在寫給格拉赫的信中說過幾乎相同的話，他對於這種情況絲毫不以為奇，“情況已經變了，幸好君主看出來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與眾人沒什麼兩樣，不然就會有很多人詆毀我——不管怎麼說，他現在不用像以前那樣常常召見我了，宮廷的貴婦人和小姐們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對著我和氣地微笑了，男人們也不會像從前那樣熱情地拉著我的手了”。他換了一種腔調接著往下說：“我最尊敬的朋友，你應該沒有他們那麼小氣，倘若現在你對我的信任和從前相比淺了許多，那麼除了因為我受到君主的喜愛少了一些之外，我希望你能告訴我其他的理由是什麼。”
君主對他的恩寵已經越來越少，但他如今用這種若無其事的筆調來取悅一位對君主極為虔誠的大臣，他對一位有哲學思想的人說的恭維話慢慢地取代那種略微有些責備的腔調。
3、歐洲政壇新星
因為沙皇尼古拉是當時歐洲最有勢力的人，所以只有他統治的龐大的帝國境內尚無戰事。俄國的農奴制還未改變，從這個國家的外部看來，好像根本沒有人注意它。在匈牙利鬧革命的時候，沙皇能夠派軍隊援助弗蘭茨·約瑟夫，其所派的兵力足以幫助弗蘭茨·約瑟夫反敗為勝。從那以後，沙皇尼古拉便想控制奧地利。現在諸國正在瓜分土耳其，尼古拉首先稱土耳其人是“病夫”。然而拿破侖三世不肯讓俄國獨領風騷，他要洗刷拿破侖一世在1812年與1814年的兩次戰敗的恥辱。還有一個最為可笑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那個傲慢的沙皇在給他寫信時使用的稱呼已經不再是“我的兄弟”，而變成了“我的老表”，這一點徹底得罪了拿破侖三世。當時決定歐洲命運的往往是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而不是什麼大事。1854年年初，兩方勢力逐漸形成，一方是即將宣戰的俄國，另一方則是英、法、土耳其三國組成的聯盟。奧地利由於害怕俄國的勢力在巴爾幹半島得以發展，便決定加入英、法、土耳其三國聯盟。這個問題也列入了普魯士當時討論的內容。
所有想爭取自由的人都想通過加入聯盟來對抗俄國。圍繞在君主左右的人中也有許多主張作戰，比如說曼陀菲爾，而威廉親王則是主戰派的首領。只有老保守黨反對攻打俄國，因為他們說俄國在1813年時原是普魯士的同盟，老保守黨的首領就是格拉赫。到了3月，局勢越發緊張，俾斯麥便被格拉赫召回了柏林。威廉立刻召見了他們。雖然格拉赫並不喜歡俾斯麥，但是他知道俾斯麥對腓特烈·威廉會產生很大的潛在影響，他能夠左右這位猶豫不定的君主。更何況最近威廉和曼陀菲爾還一起做了俾斯麥的次子（後來被叫作比爾）的教父。
威廉第一個發言說：“你看，現在有兩個彼此衝突的黨派擺在我們面前，一派以曼陀菲爾為代表，另一派則是以在俄都的孟士德和格拉赫為代表的親俄派。君主召你來的目的是打算讓你做個公斷，由於你的見解很可能會影響時局，所以我希望你在向君主表達自己的觀點時能夠考慮以下因素：俄國的態度已經引起了歐洲的一致反對，它肯定會敗在歐洲的手下。這也是拯救俄國的唯一途徑。”
俾斯麥回答道：“我不能這樣說，因為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宣戰。我們打仗的目的是什麼？不過是為了激發一個被征服的鄰國的痛恨和對報復的渴望。難道因為我們害怕法國或者說為了幫助英國，就得像印度這類英國的殖民地一樣為它的大英帝國效忠嗎？”
威廉親王聽後勃然大怒，漲紅了臉大聲喊道：“這根本就不是因為害怕或向誰效忠的問題！”從親王的話中，俾斯麥聽到了奧古斯塔的聲音，由於她不喜歡自己的俄國母親，所以她也是反對俄國的（在不喜歡自己的母親這一點上，俾斯麥和她似乎有某些相通之處）。俾斯麥認為奧古斯塔“對於國際大事的關心遠遠大於對於國內之事的關心”。威廉與奧古斯塔夫婦在科布倫茨建造了一座宮殿，其豪華程度簡直可以與無憂宮相媲美。
這是威廉親王和俾斯麥在政治上發生的第二次衝突。四年前，威廉親王主張向奧地利宣戰，俾斯麥卻提議去奧爾米茨議和。威廉親王認為如果派他的政治對頭去法蘭克福當大使，那便像征著他已經向奧地利屈服了。如今這位親王又唯恐會被俄國侮辱。難道俾斯麥是個懦夫嗎？俾斯麥異常氣憤，在寫給曼陀菲爾的信中說道：“不管怎麼說，這個人倡議的政治活動看上去就像一個高年級的小學生提出的似的。”
其實這是俾斯麥第一次躋身於大型政治活動。克里米亞戰爭時，他成了歐洲的一個政治家。他認為普魯士不管怎麼做，都會讓奧地利坐收漁人之利。因為這一點，他不願意“讓我們敏捷而堅固的戰船和奧地利那生了蛀蟲的戰船發生合作關係，重大的時機對於普魯士的成長是非常有利的。我們要大膽地（甚至是殘忍地）抓住並利用這個時機。……無論怎樣，事態的發展會使幫助我們發展的動力越來越大。”要想普魯士同意幫助維也納，奧地利必須承認普魯士在德意志的獨尊地位，但是這位猶豫不決的君主不知道該做什麼。今天他同意和奧地利簽訂攻守同盟條約，明天他就會免去主持這個條約的人的職務。柏林人都這樣說：“君主今晚在無憂宮裡與英法兩國同眠，明天早上卻會和俄國一同起床。”
第二年，俾斯麥的見解與宮廷的想法分歧變得更大。他去過一次巴黎，當時並沒有肩負什麼特別的使命，但在回來的時候，他產生了這樣一個念頭：普魯士很可能會與拿破侖三世聯手，只要環境對普魯士有利。他的這個想法在無憂宮遭受到極大的非議。格拉赫甚至寫了一封極為虔誠的信反對“與這樣的魔鬼保持同調”。君主也表露出了對俾斯麥的極度不滿。後來他第二次赴巴黎，這次他是奉公辦事，但那個和拿破侖三世聯手的想法更加強烈了。
在1857年到1861年之間，俾斯麥與拿破侖三世先後有過四次親密的會談，最後一次談話的情景極度令人吃驚。他們這次談話是在色當會晤時發生的，當時拿破侖三世滿口胡言，俾斯麥差不多也是如此。拿破侖三世在克里米亞戰爭與在巴黎簽署和約之後，有了一種自己是歐洲最有全權獨斷的人的感覺。在殿前等候拜見他的那位普魯士使者，彷彿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雖是這樣說，但他還是隆重地接待了俾斯麥，讓俾斯麥非常引以為榮。其實，皇后只是很敷衍地招待了他，他卻被皇帝與皇后深深吸引，他甚至說皇后歐也妮本人比她在畫像上看起來還要美貌、大方，拿破侖三世也是一個非常聰明、非常和藹的人。他說：“我願意稱讚她，因為她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女人……當然，這並不只是因為她的美貌。”（歐也妮卻是這樣形容俾斯麥的：“他比巴黎人要好說話得多。”）俾斯麥在寫這個暴發戶的意外得勢時，寫得深具挖苦意味，很看不起他，甚至還用帶有些譏笑的語氣稱反而正是那次革命讓拿破侖三世做了皇帝。可是在公事上或與私人交談時，俾斯麥卻說著恭維拿破侖三世的話，從這一點上，我們就能看出俾斯麥的本質，他是一個真正的普魯士人，並且是一個君主派、正統派，現在對於巴黎以及和這兩個暴發戶的談話，說得最多的就是他了。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他與法國還是投不了脾氣，但他能夠和英國保持友好往來。雖然今天的巴黎能夠使他著迷，但是相信不用多久，他就會說出法國的種種不是。不過他為什麼沒有說拿破侖三世的不好呢？難道是因為拿破侖三世優待他，所以他才對拿破侖三世這樣熱心？
俾斯麥是一個性情冰冷的人，當國內嘗試革命或民主制時，他在議會中壓下自己心頭的怒火，以一種料事如神的態度，冷冰冰地絲毫不為道德所打動，執意堅持使用武力干涉。他知道拿破侖三世很有誠意與被征服的俄國聯盟，他還知道奧地利也正努力同沙皇修好。那麼，該走一條什麼樣的路，才能使普魯士不處於太孤立的狀況，免於被毀滅的危險呢？唯有同法國聯盟！法皇願意遷就他的一半條件，承認要求以萊茵河作為邊界是一件很愚蠢的事，而且聲稱法國只想在地中海發展。
“法蘭西人很擅長陸戰，卻不熟悉海戰。所以他很想利用海戰征服法國。普魯士要想獲得更大的發展，必須取得什列斯維希、漢諾威與霍爾施坦，然後成為二等海權國，這樣才能和法國一起對英國進行牽制。鑒於這種目的，一旦我國和奧地利為了意大利發生了事端，我們便應該保持中立。我想你應該就這件事去試探一下君主的意思。”
俾斯麥說：“我十分欣喜地聽到陛下對我說的這些話。首先，我能從這件事中感覺到您對我的信任；其次，我雖然是普魯士唯一的一名外交官，但是我能夠在回國後保守秘密，甚至不向我的君主透露半點兒——因為這樣的提議是我的君主絕不會容忍的。其實讓君主知道這些事情是很不慎重的，因為如果他知道了這件事情，他會認為我們兩國之間的友好是非常危險的。”
拿破侖三世說：“這不僅僅是不慎重，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陰險的！”
俾斯麥說：“你會深陷泥潭。”拿破侖三世知道他說的這句話的潛台詞，也感謝俾斯麥能夠把話說得如此坦白，並且答應他不會再提這件事情。
第一次在歐洲戰場上嶄露頭角，俾斯麥的表現就非常不凡。他機智，有膽識，有責任心。他不允許任何人干預德意志的事情，在人們發現火光之前，他就已經用腳將這火光踩滅了。雖然他把奧地利看作仇敵，但他還是堅持這樣做；雖然他已經決定說服君主與法國聯盟（在所有的普魯士大臣中，他是唯一一個有這樣計劃的人），但他也要堅持這樣做！他對自己說道：“你現在的樣子太可疑了。”——這麼機智的法國人卻提出這樣不嚴謹的計劃，確實讓人吃驚。讓我們來猜一下，難道拿破侖三世已經看穿了這個普魯士人的新外交政策了嗎？他想以坦白的話來換得對方的坦白嗎？
如果他真是這麼想的，那他就錯得離譜了。因為當俾斯麥如此坦白地說話時，那正是他在威嚇人或虛張聲勢的時候。一旦他獲得了對手的完全信任，他就不會再那麼坦白了。他用這種方式回答拿破侖三世，目的就是想取得他的信任，結果他真的成功了。他果真如他答應的那樣，在報告中隱去了詳情。但他一回國，就將此事和盤托出，詳細地告訴了君主與格拉赫。他對拿破侖三世說他是唯一一個敢於隱藏他的提議的普魯士人，在國內確實是只有他敢於勸君主請拿破侖三世來柏林——那時，《十字報》經常刊文指責法蘭西皇帝的種種不是。在俾斯麥的從政生涯中，這是他第一次對波茨坦的浪漫派和專制派持反對態度，也是他首次將一個黨派的宗旨拋棄，卻從未宣誓要忠於這一黨。在給格拉赫寫的一封很長的信中，他說自己有種種理由和他分道揚鑣。犧牲掉專制派的基礎宗旨，從一個黨人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政治家，他願意將自己從前所做的決定全部拋棄。
“那個人（拿破侖三世）在我的記憶中並沒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容易發現別人的短處，不容易發現別人的長處，所以我很少稱讚別人，也許這正是我的弱點……如果你指的是可以推行法蘭西與它的正統主義的宗旨，我肯定會表示贊同，我完全可以把它置於我的普魯士愛國主義之下。我之所以會注意法國，只是因為它會牽動我的祖國。在我看來，法國僅僅是政治棋盤上的一顆比較重要的棋子，我們只能與它發生政治上的關係。我在下這盤棋時，心中想到的唯一使命就是為了國家和君主。我進行外交活動的目的是我的祖國的利益，我認為不管是我自己還是其他人，對於外國人都不可以心懷個人的喜、怒、恩、怨，一旦有了這樣的聯繫就不是忠君也不是忠國了。……在我個人看來，即便是君主也不能讓國家利益受制於這種喜、怒、恩、怨之下……
“我想問你，在歐洲哪一個內閣會比奧地利的內閣更能阻礙普魯士的發展，有哪一個內閣會比奧地利的內閣更能削減我們在德意志的勢力？……從外國來說，除了英國和英國僕人，我永遠都無法對他們表示同情，我至今都無法擺脫這種情感。但是我們的友誼並不被他人所接受，需要有人證明給我看，是不是能有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可靠的政策來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我看見我們的軍隊將炮彈投向法國人、英國人、俄國人或是奧地利人，我同樣會感到滿意。
“在這幾個國家中，從沒有哪一國表示過什麼，即使有所暗示，但是他們暗示的是什麼？是停止革命？我們的辦法，就好像如果他們不危及我們，我們就會饒恕他們所做的一切。如果他們不悔過，甚至還引以為榮，那麼在宗旨上，我們也就不必提出過高的要求了。……如果我們想找革命的發源地，選擇的對象就應該是英國而不是法國，除非想在羅馬或德意志尋找更早的發源地。……試問在近代的政治世界中，有幾個朝代不是由革命興起的？試考慮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荷蘭、瑞士、瑞典、希臘、英國、美洲的全部共和國、巴西……就今天的德意志諸邦侯王所取得的土地來說，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來自皇帝和帝國……當然，還有一部分來自於自己的產業，不過這些都無法證明來歷是完全正統的。就拿我們自己的國家來說吧，我們也不能說它根本不是靠革命取得的。……即便過去的革命也不能說明這一切，只是使人像《浮士德》裡的女巫一樣，對於這些現象，說道：‘這裡有一個瓶子，現在什麼惡氣味也沒了，因為我有時也自己吃幾口。’——可是我們還總是不夠貞潔，會禁不住因為相愛而擁抱。”
我們第一次接觸到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俾斯麥，就是在這裡。從他寫給格拉赫的信中，我們可以瞭解許多關於他的政治生活的情況。他在82歲時所持的見解與他在42歲時所持的見解一模一樣。比如自由黨的偵探局如同政府的偵探局一樣，辦事很得力。一位議員記得這位貴族公子在幾年前曾詬罵過那些在巷戰革命中獲得王公侯伯之位的人。他在那封信中說了些什麼？他說：“原來是這樣的！”“既然如此，我們都是最初革命的。而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卻不是革命不革命，只是以前是什麼時候革命的！所謂上帝惠賜的王冕，卻並非從上帝手中得來。古時候，階級鬥爭與諸侯之間的競爭，人民反抗王公貴族，都會使用武力決定誰能夠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今天他們仍然準備這麼做！如果這樣的話，一個霍亨索倫難道就能比一個拿破侖更加正統嗎？一個羅曼諾夫朝的沙皇難道比一個薩伏依氏的公侯更配做帝王嗎？有什麼能夠證明只有貴族可以理所當然地享受這些權利？這是否就是一個實行階級對抗的人首次宣佈的關於帝王和貴族的真實情況？”
事實並非如此，早在七年前俾斯麥就已知道，就像今天一樣。明天他會正式對此予以否認，就像七年前所做的那樣，那時他想方設法地在自己的土地上鞏固自己的階級特權。在本國的時候他就是這麼做的。在外國卻不然，只要覺得有利於本國，覺得可以自由行動，就可以這樣做，他對於外交事務毫無成見。在本國已斷定的事在外國人看來就是感情用事；在本國被當作國家理由的事被外國人恥笑為“浪漫主義”。度量本國政策與外交政策是俾斯麥的基本觀念，這需要用不同的標準來度量，我們可以說他向黎塞留學習，將這兩種標準介紹給德意志。以這樣的標準進行劃分，會造成全部的錯誤，在本國的德意志人會因此而久受痛苦。不過在外國不是這樣，國家的勢力會隨著俾斯麥自己所謂的勢力的增長而增長。
到了這裡，我們已經對俾斯麥的勢力有個大致的概念了，感情或宗教是不會動搖他的，他的意志是專門用於增強本國勢力，對許多促使19世紀歐洲前進的觀念進行恥笑的。在國外，當他的意志贏得許多勝利時，在本國卻正在侵犯國人的許多權利——無論什麼政治家都不可以強行奪取這些權利。俾斯麥不但愛看軍隊炮擊外國人，而且愛看軍隊炮擊德意志人，唯一的前提就是他認為這一切有利於普魯士。後來，就因為普魯士的一些反叛者在管理自己的土地時不採用他的方法，他就想動用軍隊對其進行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