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政策是一首詩歌，是一個並非詩人的人突獲靈感所作的詩歌。俾斯麥就像一個在繩索上跳躍奔逐的人，不會從繩索上跌落正是他備受讚譽的原因。而對所有跳繩索的人都給予這樣的讚美，將難以符合每個人的雅好。”
——西姆松
1、“鐵血宰相”
“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我正在議會，我不得不聽著那些稚氣和情緒激昂的政客說的一些很怪異的傻話，不過，這倒是讓我得到了幾分鐘的閒暇，儘管這種閒暇並不是我想要的……我當大使時僅是一個官員，不過我感覺自己算是一個上等人，可是當了內閣大臣以後，我反而覺得自己像做了奴隸。……人們因各不相同的動機聚集在這裡，存在爭吵自然就不奇怪了。……這種體制導致的必然結果是大家以自相殘殺為樂。……普魯士是不能讓這群只會空談的人來治理的。對於這些缺乏靈氣卻生活過於舒適的人，我們必須加以抵制。他們生性愚蠢，享受著舒適的生活，卻自大狂妄……不過用‘愚’來形容可能略失恰當。因為他們受過德意志大學教育，聰明，也懂些知識，但是這些並不意味著他們對政治很瞭解，這就好像我們還是學生時——我們那時懂的其實比制度還多。他們就像孩子不懂世事一樣不瞭解外國政治。當他們通過議會聚集起來討論其他事情時，他們也就都成了孩子。”
這封信是俾斯麥寫給莫特利的，莫特利是他少年時的朋友。在他開始執政的前幾個月，他就懷有這樣一種態度。他一方面看不起這群他要與之共同奮鬥的理想家，一方面又覺得這群人中還是存在一些有知識的人的。他覺得自己在有關歐洲的事情上比其他人都強。但由於他要和自己顧及體面的感覺不停地鬥爭，所以他覺得內心非常痛苦。以前倘若碰見看不順眼的事，他肯定會毫無保留地回擊，但現在他收斂了。以前他可以當面和對手爭論，把演說台變成戰場，這種事在他還是議員時是經常發生的，他當外交官時也可以在書信和報告中論戰。但此後他不再這樣了，他開始把自己的思想和計劃都隱藏起來，不讓那些代表知道。因為要是不這樣做，一旦消息洩露，被外國人知曉，他就不得不重新制訂所有的計劃。於是一旦他執掌大權，他就又變得獨來獨往了。
他看到一張柏林的報紙後甚感訝異，上面刊登了一篇恭維他陞官的文章：
“他剛出來做事的時候，是個有適當政治知識的鄉紳，他的見解和學問都沒有比其他受過教育的人更好，1849年和1850年，他在議院的名聲達到最高點。他把一些事情看得很淡，他的演說往往暴露出他是一個粗狂並且殘暴的人。他有時候喜歡說一些俏皮話，但是常流於粗俗。這樣的人怎麼能發表政治觀念呢？”一些民眾確實有點兒看不起他，他在最後10年中為和平所做的重要事情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知曉。他沒有教士的性格特徵，但是他的很多行為非常秘密。《邊疆報》曾刊登弗萊塔格的撰文：“假如一個人跟議院的強大勢力碰撞，哪怕這個人擁有更大的魄力，他還是會觸礁沉沒。我們可以給俾斯麥一年的時間，讓他去這樣做。”果然是詩人的預言，俾斯麥掌權的時間長達28年。
此時他身邊有個人經常覺得他神經有問題，因為這個人總是留心觀察他。他的一個下屬在幾個星期以後寫道：“俾斯麥患了不輕的神經病，有的時候我注意到他對自己的行為的結果不太在意。比如，在給報館發佈訓條時，他的思維非常活躍，猶如一匹奔騰的野馬，以至於記錄的人跟不上他口授的速度。由於他不注意休息，所以大部分柏林外交界的人都認為他的壽命不會太長。”
現在俾斯麥會用很科學的方法平和而且遲緩地對所做的每一件事進行仔細考慮。主意定下來以後，他並不是立刻下令執行，而是從各方面進行分析和實驗後才小心地進行。他之前給羅恩寫過一封信，信中談到如果他掌握了大權，大眾肯定會說：“現在要給魔鬼還債了。”他決定不按照他的對頭們的猜想行動，因為這些人認為他的舉動將激烈而且糊塗。他剛上任就以取消1863年決算的方式同議院停戰。他想從老自由黨中選出幾個人入閣，於是跟這些人進行了商討。他提議的內容已經令這些人感到驚愕，但是他提議時的狀態更令人震驚。有個議員看不上俾斯麥，但是俾斯麥沒表現出懼怕，覺得他就是個君主黨，而且沒什麼意識，反而跟他進行長談，表現出很瞭解君主同時又對君主進行批評的樣子，這個議員事後會對他的朋友怎麼說呢？有個自由黨議員叫厄特克，說他第一次見俾斯麥時，覺得他肯定是“一個深具奴性的貴族，一個不做事又喜歡玩樂的賭徒”。“沒想到，幾分鐘後他就改變了我對他的印象，我發現他並不是這種人。……他長得很高大，走到門口非常客氣地迎接我。握手時，我感覺他很有力氣但是動作很輕柔。握手後，他把椅子順手拉過來讓我坐，面帶微笑地說：‘好啊，原來是你，有失遠迎，有失遠迎。’然後他說，自從他強烈反對民眾在街頭大鬧這件事後，時局改變了很多。他在法蘭克福學到很多東西，他對《十字報》的咒罵並不少，而且他罵人的語句是我沒有說過也沒有聽過的。”
因為俾斯麥的很多對手都猜想他是個特沒禮貌的人，因此他用客氣的接待和開誠佈公的態度來對付這種猜想。這個叫厄特克的人不是什麼做小生意的，也不是小官吏，也不是那些常在鄉村俱樂部對政治高談闊論的俗人，而是一個受過較好教育的律師，是黑森的諸多領袖之一。俾斯麥的盛情款待讓他覺得很歡喜，不是因為俾斯麥作為宰相來接待他，而是因為這個和氣的宰相是一個普魯士貴族少爺。在那個地主鄉紳自大無禮的時代，俾斯麥能這樣做是很難能可貴的。大家都認為俾斯麥還會用這種態度對待別人，沒想到他並不是這樣，他的行為舉止都很自然。即使對頭們在場，俾斯麥也會批評那些反對自己的黨派做得太過，表示自己並不會因為被民眾稱為“大人”而變得古板，也不會成為只講理想的貴族公子，他對人情世故很瞭解，與眾不同，卻是一個可以被當成典範的普魯士官員。
施勒策在俾斯麥掌握政權的初期有幾次與其同飲，在這個時期他最為關注俾斯麥。施勒策這樣寫過：“俾斯麥總試著用自己的滑稽戲去嚇唬君主和其他黨派。任何人都能被他極好地敷衍，這很有意思。在兵役期限問題上，他正在試圖讓君主做出讓步，他把自己提議的問題在上議院進行嚴重渲染以嚇住他們。……他對待下議院議員們的方法有時很毒辣，有時又不是，不過他做這些都是為了讓他的提議得到通過。他讓德意志的各內閣都相信他新推行的加富爾主義連君主也阻擋不了。他到現在還是靠他天才一樣的能力在人們心目中建立了自己偉大的形象，讓他們稱他為男子漢！”
他到現在為止對人都非常客氣，雖然他在嘗試過程中嘗到了很多苦處。他在掌握政權才一個星期的一次委員會議會中，對自己所做的事情進行坦白。他在辯論時打開了裝雪茄的煙盒，把一根橄欖樹枝拿出來展示給對頭們說：“這是我打算送給民眾的黨派的，以作為議和的紀念品，是我不久前從亞威農撿來的。不過我現在覺得還不適合這樣做。”雖然他神情輕蔑，但是語調很客氣，就好似從亞威農也帶回了客氣。但是一會兒，這個政治老手就換了語調，說報紙上批判他的內容（講他通過宣戰把人們的注意力分散了，導致人們對國內的動亂漠不關心）都是假的，他接著說：
“在德意志境內發生的戰亂我們是很難避免的，不過這不是我們的失誤，德意志對普魯士的自由主義置之不理，只關心自己勢力的發展。因為南部德意志諸邦很想自由實行自己的自由主義，因此沒有人想把普魯士的地位交到他們手裡！好機會已經往返過好幾次了，所以普魯士要把兵力彙集起來，為好機會做好準備。自打數次和維也納簽訂條約以來，我們沒有很好地劃定邊界，這對建立強健的政體非常不利。很多重大時局問題演說和多數議案都決定了（這本來是1848年與1849年的大錯），它們只能靠鐵血政策來解決。”
說這句話時，俾斯麥正站在一張綠色的桌子旁邊，在他面前是一二十個議員以及幾個閣員，沒有人激他說這話，從表面上看這個演說似乎是即興發揮的，其實這是他早就準備好了的。儘管那個時候沒有速記員記錄這句話，可是當它傳遍整個德意志，被報社及大眾以“鐵與血”的節奏發表並形成一種或真或假的恐怖氛圍時，俾斯麥承認他說過這句話。
可是對於這三個字的使用他卻感覺後悔。他當內閣主席後第一次揮拳時的情況和14年前他當議員後第一次揮拳時的情況一樣，拳頭都落在了空氣中。這兩次揮拳都把包括朋友和對頭在內的全部人得罪了。羅恩是他的朋友和知己，在他們一道歸家的途中，羅恩也對他表示了責怪：“它本來是新鮮而且有芳香的題外話。”俾斯麥在面對一個議員就這件事情進行解說時曾說：“我旨在說明君主需要軍隊。我說的那些話只是對維也納和慕尼黑提出警告，並不是說要大步推進德意志問題，也不是說要使用武力反對德意志諸邦。‘血’指的是‘軍隊’。現在我才領悟到這些字眼應該小心選用。”這句話是俾斯麥所說的話中最受人關注的，但是成為他戰略上最後的錯誤。
君主看到這些用詞以後也感覺恐慌，在巴登時王后指責俾斯麥，王后過生日時，太子和太子妃也指責了他。這位宰相剛上任，就讓君主非常擔憂。一個星期前，這位新任宰相才對他誓言效忠，他也對王后做出承諾要嚴加約束這個人。波林雅克、路易十六與斯德拉福等諸王室成員聽到這句話後都非常生氣。俾斯麥說那句話的時候正好趕上王后的生日，所有慶賀生日的快樂都被弄得無影無蹤。對於自己的演說會在巴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俾斯麥已有預感。他也能預料到君主心裡在想什麼，即使君主既沒有給他發電報，也沒有給他寫信。他想像過幾天威廉從巴登回來時，自己的耳朵裡會裝滿怎樣的一些警告和責備。因此俾斯麥開始採取手段應對君主，他秘密出行，事前也沒告知君主和內閣，預備在君主回來之前就去半路上見一下威廉。
溫魯是一個認識俾斯麥的自由黨成員，俾斯麥在買車票的時候碰到了他。他們在同一節車廂，小心地討論著時局問題。俾斯麥在車到朱特博時就借口探望親戚下了車。然後他在一個還沒有建好的車站裡頭坐著，“在黑暗當中，坐在一輛小車上”。他的周圍是很多工人，還有其他不相干的人。他向一個駕駛員詢問君主所坐的是哪趟火車，結果得到了粗暴的回答。對方不知道他是何種身份的時候，他就是個凡夫俗子。他一貫主張人們應該向他那個高貴的階級致意，但又好像不要人們向他的官階致意。那個人人都知道的“鐵血政策”的主張者，那個被全世界談論同時也指責的人，現在正在一輛被推翻的小車上坐等著君主到來。
俾斯麥見到普魯士君主的時候，他正獨自坐在一列普通列車的單間裡，燈光昏暗，看起來很沉悶。俾斯麥向君主提出對時局進行解說的請求，卻被君主攔住，“這件事最後的結局是什麼我很明白。在奧本巴拉茲，就在我的窗下，他們會來砍你的頭，再過一些日子，他們也會來砍我的頭”。
在君主身後，俾斯麥覺得好像閃爍著奧古斯塔的影子，他答道：“陛下，那再後來是什麼呢？”
“再後來，我們都死了！”
“對啊，我們到那時都會死了！我們最終都要死，這樣死難道不是最體面的嗎？我應該為我的君主和領袖戰鬥而死。對上帝賜給您的權力，您願以您的鮮血來祭奠嗎？把自己的身體和生命當作賭注，為了上帝的恩賜，最後死在戰場上和死在絞架上都是沒有差別的！路易十六無論活著還是死了都是一個懦夫，他不是歷史上出色的人物，君主您不必聯想到他。查理一世為了自己的權力而戰鬥，敗北走向絞架時不動聲色，就死時顯露出一股從容的王者之氣，他永遠是歷史上高貴的人物，陛下不妨想一想他。陛下您除了奮鬥已經無路可走了。即便是以您的生命去冒險，您也不能投降，必須堅決抗爭！”
“我越說，君主的精神越振奮，越感覺自己是一個軍人，為了自己的王位還有國家下定決心奮戰。……普魯士軍官若非為了自己，是不會對死亡感到恐懼的，他們會服從所有命令，並且拚命戰鬥，他就是其中的一個模範。若是為自己鬥爭，因為對在他之上的人們和世界的指責感到畏懼，他反而會變得懦弱。他在巴登為自己的夫人慶祝生日時已經沒有了信心，但是我幾分鐘的鼓動就使他恢復了自信，人也開始顯露出高興的表情。……還沒有到達柏林，但是從君主如何接待迎接他的大臣和官吏就可以看出，他很有興致和幹勁。”
事態的變化就好像上演了一齣戲劇，讓人感到驚訝。俾斯麥在30年後寫了這件事，這件事也是他眾多傑作中的一個。在這件事情中，俾斯麥只是試圖讓憤怒的君主改變立場，讓君主支持一個他自己認為本不該說的演講，他不是在逼迫君主主戰，也不是在逼迫一個對頭投降。俾斯麥良心不安地坐在那輛小車上，上任一星期的宰相無法向君主承認自己不該說“鐵血”兩字，如果面對的是一個對頭，他倒是可以認錯。因此他鼓勵自己努力勸說君主。最終俾斯麥激發了威廉的好戰心，從而為以後的局勢奠定了基礎。
俾斯麥天生的機警和擅長謀劃成就了他所有的手段，這也是他內心深處的感覺。俾斯麥自最初幾次決鬥後便準備好了活到老戰到老。他一生中從來沒有對犧牲生命感到過懼怕。這個宰相有非常真實的勇猛特性，君主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膽量的軍人，他可以最真實地理解俾斯麥的勇氣和膽量，這也成為俾斯麥激發君主最有效的武器。
只要君主一顯露出懦弱，俾斯麥就用這個好辦法激勵他。
2、君臣之間
俾斯麥曾說：“我跟親王相處不融洽，對付這個人一定要採取細膩一點兒的方法。”威廉在那時已經做了攝政王，在俾斯麥成為宰相的前四年，君主更換，他也常常對格拉赫談論各種覺得難做的地方。他對普魯士來說合不合適是那個時候最大的問題。施勒策既愛他，又恨他，不敢講他是合適人選。君主是僅有的普魯士人，能否將普魯士交給他並允許他進行各種政治活動呢？剛開始的時候必須籠絡威廉，現在則要把威廉牢牢地拴在自己身邊。俾斯麥和威廉之間的關係就像是一個男人在對付他所愛的一個女人，這個男人知道不能完全相信她對自己的愛情，如同一個建造者對付一個資本家，他想要製造新的機器的話還必須靠這個資本家給他提供資本。他們的性格差異很大，他們為了自製而不是權力在無聲無息地相互爭鬥，這種爭鬥規模浩大而且沒有盡頭，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又互為所需，各自有各自的責任和功勞。究竟誰的功勞大一點兒並沒有定論。這個君主歲數較大而且才智平平，但是得讓這個歲數比自己小的人來當宰相，還要在各種事情上做出讓步，他天資聰穎，深具才學，而不僅是個出身貴族的公子。他作為政治家有魄力有謀劃，但是得遷就這個遇事不果斷的君主，作為讀者，你想想誰更為難呢？就好像一個老人在騎馬，老人不相信自己騎的馬，馬也常常對老人的羈勒表示不甘。
他們兩個人商討國家大事的時候，都是誰有什麼意見就直接提出來，但是常常事情還沒有得出結論兩個人就鬧翻了，甚至想立刻就結束這種君臣關係，各走各的路。不過假如兩個人都忍無可忍了（更多的時候是把它當作一種靈活的手段），為臣者就向君主請辭，君主就會因為害怕而退讓。一般文字記述的都是些小爭吵，他們倆有時也會憤怒大吵，局面僵持不下。
君主和他都還沒掌握大權的時候，俾斯麥還是個大使，他就知道會出現今天這種情況。他現在都是用宏觀一點兒的方法處理他跟君主討論的國事。他對人情世故很瞭解，很擅長出入宮廷。他有時是個軍人，但是因為擔心君主害怕，所以他經常稱自己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君主現在已經72歲了。雖然君主年紀很大了，但是常常發怒，有的時候甚至還會因為在氣頭上把公文揉成一團。俾斯麥經常在君主發怒後笑著觀察被揉成一團的公文，心裡覺得特別有趣，就像一個大畫家看見畫像上的褶皺會覺得更有意思。君主發脾氣時要保持鎮定，這個本領是俾斯麥最近才學會的。他瞭解現在的君主跟口是心非的腓特烈·威廉不一樣，腓特烈·威廉會欺騙自己的大臣，而且會利用這個大臣去打壓那個大臣，而現在的君主性格直爽，願意承擔所有的責任，並且毫無保留地相信他，所以他也不責怪君主。
俾斯麥在剛開始處理國事的時候就知道君主是個怎樣的人，因此也覺得君主不是小人，不會乘人之危。不過君主卻在俾斯麥都已經在宰相一職上有了很多成績之後才瞭解他，消除對他的很多偏見。他本來很不情願跟俾斯麥共事，因為這個原因，開始那幾年他的很多親人和朋友都對他倆的君臣關係起了破壞之心。起初政客們都找親信去求見君主，讓他放棄任俾斯麥為宰相的想法。看著自己的人民對自己沒有什麼同情，老君主心裡很難過。早前他不在乎有些人因為恨他叫他“霰彈親王”，現在是自由的時代了，他又開始獲得這種同情。俾斯麥當宰相四個月以後，有個是君主老朋友的軍官致信君主說：“人民對陛下是忠誠的，可是他們並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利，反而會緊緊地抓著……我請求上帝免掉一種可怕的誤會造成的很多負面後果！”
這些話讓他怒從中來，反抗讓他更加堅持己見。他像個少年一樣生氣地給這個軍官寫了一封信，在他覺得重要且需強調的句子旁邊還加注了兩三行的密圈。信中這樣說道：“向來我都說因為我的人民信任我，所以對於我的人民我也是絕對相信的！那些希望借由我的手讓人民對我失去信任、失去愛戴的低俗行為都應該受到斥責。……人人都知道有人想達到這個目的會不擇手段的。……難道我沒有讓400萬嗎——我實在太不幸了！……一個人如此使用自己的權力，把決算削減這麼多，等於什麼國事都不用辦，就把他鎖在精神病院好了！我想問你，什麼事都是政府讓步，而議員們決不讓步的規矩哪條憲法裡提到了？”
這封信是一個君主寫給一個無官職的人的，我們相信他能寫出這些憤怒的語句肯定是因為他的良心已經被嚴重擾亂了，虔誠的他同上帝爭論正是為了他的宰相。
每次發生緊急狀況，俾斯麥都要跟上帝禱告，然後才把寫給君主的信件寄出去。君主在耶穌誕辰的時候贈予他一根手杖，他做了個不是很美妙的比喻，管它叫“艾倫的棍子”。俾斯麥會把每個有待做決定的大計劃都詳細地跟威廉討論，然後把決定權搶到自己這邊，但是如果決策還沒有定下來，俾斯麥也會先細細琢磨君主的心思。他在給羅恩的信中寫道：“君主的心不在這一邊。……君主是站在我的對立面的。”動員令到達羅恩手裡之前，“一拖再拖，指不定君主的心思在復活節前那個星期天又轉變了，所以明天一定要讓他發佈命令”。幾年後他又說道：“我什麼想法都沒了，老這樣跟君主爭來爭去的，我真是不想幹下去了。”
威廉和俾斯麥在開始的時候相互不喜歡對方。俾斯麥自認比君主能幹，以至於常常自滿，極不謙虛，他本來就是這種人。他年少時就愛對見到的那些人的身體情況還有氣色進行細微觀察，長大一些之後，為了讓自己在各方面都比潛在的對手優秀，他開始研究起別人的學識。從威廉成為儲君，然後成為一國之君，再到兩人成為共商國是的君主和臣子，俾斯麥漸漸產生了兩種感情，正是因為這樣的感情，才讓他對自己的處境多加忍耐。後來俾斯麥對君主的態度再次轉變，開始一方面當他是封建制度的主人，另一方面當他是自己的父親。俾斯麥在給自己新婚不久的夫人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已經發誓對他的血統效忠。”現在俾斯麥每天都和威廉見面，看樣子好像要成為保護君主的人，他所具有的封建制的忠誠精神也變得越來越廣泛。並且一看到年老君主威嚴莊重的天子容顏，這種精神就會被進一步加深。俾斯麥晚年的時候會和君主談論他們之間這種君主和臣子的關係就好像是父親和兒子的關係，父親愛發脾氣，又很執拗，兒子不要有怨言，要多擔待退讓。不過俾斯麥說到這些的時候應該不記得自己小時候其實對父親並不是很敬重了。
那些年間，他慢慢讓君主接受自己所說的話，他自己也漸漸體恤忍讓君主。這種感情在威廉過世以後變得更加強烈，跟他對威廉二世的憎惡截然相反，他說得越發感性，打算給後來的人們看。在前十幾年出現過好幾次危機，每當這時，俾斯麥都站在他心性頑固的君主這邊，並有機會目睹威廉縱橫戰場和不懼暗殺時的勇猛姿態。
王后對“戰略方針”的批評是威廉唯一害怕的事情，俾斯麥很厭惡這種對政事進行干預的女人，最憎惡的就是這個“王后”，這種憎惡是從3月的一天跟奧古斯塔在波茨坦的僕人的大廳中談話時引起的。雖然俾斯麥對王室很敬重，有的時候對女性還是很寬容的，也會說“女人也有女人自己的權利”，但是他沒有辦法讓自己對王后的憎惡少一些。
俾斯麥曾經把他和奧古斯塔之間的爭鬥稱為“我這一生最惡的爭戰”。奧古斯塔不僅在枕邊還在帳裡跟君主評議俾斯麥，講他怎樣看不起自己，說了自己些什麼壞話。她除了做這些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假如她能對俾斯麥提出異議，不管有什麼政治觀點或者意識理由，就算她敗北了也是雖敗猶榮；不過她沒有任何理由反對俾斯麥，只能講講這些空泛的人道主義。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害怕再有一個1848年，她心裡覺得俾斯麥會對自己的丈夫造成負面影響。可是她不知道3月時發生的事不是俾斯麥的錯誤，而是她的。俾斯麥對她的計劃置之不理，要把君位留給她的丈夫；她誣蔑俾斯麥動機不純，不幫助他，也不願意承認他在保護君主權力上的功勞。
俾斯麥總覺得很多人要反對他，這是因為他生性多疑而且憤世嫉俗，不過在奧古斯塔這件事上，我們確實應該體恤他，因為奧古斯塔讓他受了26年的苦。面對對手是一個女人而且是王后這個事實，他除了默默忍受以外也沒有其他辦法。不管何時，被王后的讒言（奧古斯塔常常在用餐時用帶有目的性的信件刺激君主）蠱惑的君主的心思，俾斯麥一眼就能洞穿。剛開始的時候俾斯麥如果向君主詢問事情是不是王后主導的，回答只有一個，“君主會講一句很嚴厲的加以否認的話。他哪怕真受了蠱惑也是不會承認的”。
俾斯麥會用很多很奇怪的恭維話來促使君主反對王后。1865年，他們在加斯泰因商討奧地利條約的時候，有很多人反對俾斯麥提出的方針。於是君主告知俾斯麥他剛剛把這件事秘密講給了王后。回到家以後，面對君主應對國家大事的這種方法，俾斯麥失去了信心，他知道君主會這樣做，以後也肯定會破壞他的計劃。他坐下來親筆寫了一封要求信（因為對這種需要謹慎的事情他不放心讓別人做），這封信比較長，裡面是這樣寫的：
“如果陛下覺得要特別謹慎地辦這種國家大事，那麼我想提及適才陛下對我所說的話，如果有冒犯您的地方，懇請饒恕。……王后陛下會嚴守您講給她的秘密這一點，陛下相信，我也相信，可是因為對有血緣關係的親戚過於相信，很多信息會從科布倫茨傳到維多利亞王后或者太子及太子妃耳朵裡，或傳到魏瑪、巴登，我保守的秘密就會被眾人知道。弗蘭茨·約瑟夫皇帝足以因為這一件事就對我們永遠失去信任，最後把整個局面都毀掉。最終的結果就是我們不得不和奧地利交戰。
“如果一定要宣戰的話，也不是由隱藏的不軌之心決定的，奧地利也不會把最後可以承認的權力給陛下，而是應該取決於事情原本的情況以及君主的責任。我會因為陛下出於後者的原因宣戰而感到有所不一樣並且覺得自由。我懇請陛下相信我這樣想是為了幫助陛下的事業和陛下高貴的人格。可能是我多慮了，即便如此，倘若陛下真的覺得我的思慮無關緊要，那麼我想陛下的心可能是受到了上帝的指引，但是我是不會就此忽視我的職責所在的。我懇請陛下允許我發一封電報，讓信差傳回薩爾茨堡，以讓我的良心得到安慰。要傳他回來的話只需用有重要的內閣公事做借口就行。明天早上可以用另外的信差，或者用追回來的那個信差。……陛下一直對人寬容，這一點我深深地知道，我也深信如果陛下不認同我的提議，您也會赦免我。為了盡責，更為了陛下您高貴的人格，我才如此忠心虔誠地為君主謀劃。”
50年前，一個政治家覺得給君主寫這麼一封信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個政治家，那麼這個君主就只能是歷史上無足輕重的一個人。讀這封信時我們不禁想像，一個搞政治的人要不就是求君主寬恕，要不就是求富貴榮華嗎？因為當時加斯泰因發生了一些事，這封信的作者想得到比較滿意的答覆，因此思慮了很長時間。在經過許久的奮鬥之後，君主最終同意了他的提議。這麼多的國事都跟上帝、責任、良心、國事的需要沒有關係。他就是一個擅長下棋的人，幾步讓人費解的棋就把他的對頭逼入絕地並且要把其吃掉。他的主人正在和他討論條款中幾個最難解決的問題，這樣與君主爭來爭去讓他覺得非常疲憊，因為所有的事情都已經洩露了，所以他的計劃看來也將被摧毀。他想像自己的計劃怎樣借助閒言在國家之間傳來傳去。如果奧古斯塔告知維多利亞王妃（太子妃）這個秘密，王妃在英國的母親（指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就會知道這個消息，女王就可以給德累斯頓或維也納寫信，利用外交和仇敵將整個計劃毀掉。我們不能因為俾斯麥愈發看不起君主而責備他，他還是一個君主黨反而讓我們覺得訝異。
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親貴幫助俾斯麥。腓特烈受自己的夫人（他的知識沒有夫人多）的壓制，她經常對君主的謹慎加以反對。很多很好的英國觀念都是他引進普魯士的，但是他自己缺乏和國人爭鬥並使他們接受這些觀念所需要的勇氣和力量。俾斯麥頒布法令對新聞自由加以限制以後，他表現得特別凶狠，這也是他唯一一次發威。那個時候太子和太子妃出巡到達但澤，公眾非常歡迎他們。在市政廳的歡迎會上，腓特烈壯膽說：“我到這裡時政府和人民之間不和，我覺得很驚訝。因此我不明白現在的法律，之前對這種事情也是聞所未聞。”
君主看到腓特烈的演說（普魯士各報都有刊登）後非常生氣，不是因為太子做了回民主黨演說家，而是因為太子是軍人，接受過紀律約束，發表這種演說意味著陸軍服從命令的基礎已經面臨質疑。10年前他也遇到過這種情況，但是他很好地克制住了自己的憤怒。他在克里米亞戰爭時同樣是對命令只服從不反抗，他更加生氣的是太子竟然當著這麼多人發表異議。俾斯麥是幹什麼的！宰相很輕易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讓君主重罰太子。俾斯麥知道君主有權力把太子叫回來，或把他貶黜，或在炮台軟禁他，以示懲罰。可是俾斯麥反倒讓君主赦免太子，難道他想討好太子？不是這樣的！俾斯麥可能有這種想法，覺得要是讓太子獲罪，可能倒讓他得了一份榮譽！由於君主很喜歡引用《聖經》中的典故，於是俾斯麥就跟他說：“您要謹慎地對待這個少年。您正在氣頭上，但是應該從國家大事出發，不要輕易做決定。如果少年弗裡茲和自己的父親有爭執，兒子往往會得到更多人的同情。我自己覺得，人人都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包括太子在內。”君主和太子之間的矛盾就這樣被他這些謹慎的言語消除了。
腓特烈現在最恨的人非俾斯麥莫屬，他經常斥責俾斯麥反對民主黨的政策的言論，因為他對俾斯麥總是毫無保留地抗議，所以他也不願意再去聽內閣裡的不同聲音。一些日子以後，當他們再次見面時，俾斯麥向腓特烈詢問他這麼久不入內閣的原因，因為他覺得內閣過些時日就會屬於太子，太子來發表一些看法對這個過渡有益。
這句話讓太子非常震驚，俾斯麥說：“太子覺得（我認為是如此）我是想鋪好路以讓自己過渡為他的臣子。他說話時顯露出來的驕傲，我好幾年都忘不了。當時他微向後傾著自己的脖子，臉從左邊斜著看我，漲得通紅（俾斯麥在30年後提及這事）。我聯想到阿爾巴和卡羅斯，努力平息自己的憤怒，跟他說我指的是朝代的過渡……我從來不想哪天成為他的臣子，也盼著他不要有這個幻想。他雖然易怒，但是也很快就平息了。他倒也很平和地說了最後那幾句話。”
讓我們想像一下這個情景，這兩個帶著佩刀穿著軍裝的人站在一間大廳裡，裡面陰冷，俾斯麥感覺被人重重地羞辱了一番，他的傲骨遭到了踐踏！無論任何人都不曾這般對他表示輕蔑。他異常憤怒，有那麼一瞬間甚至想揮起佩刀，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將羞辱慢慢自我消化。他猜想著對頭在想些什麼，逼迫自己以卑微的語氣表示：“這種想法在任何時候我都不曾有過。”
3、持不同政見者
除去一部分因為血統關係而反對俾斯麥的對手，許多人是因為志向和性格等方面的原因與他不和，此外，理念的不同也使很多人成了俾斯麥的對手。俾斯麥正是根據這三種不同原因而將這些敵人劃分為一、二、三等仇人的。
只有羅恩一個人是與他完全和諧的，除此之外，不論是閣臣、軍長，還是其他出入宮廷的人，抑或是各黨派的領袖都難以取得俾斯麥的完全信任。在俾斯麥的眼裡，《十字報》和路德維希·格拉赫都過於偏激，而在自由黨看來，俾斯麥才更易走極端。唯有面對羅恩一人，俾斯麥才會流露出大丈夫應有的寬容與友情，不為某些相左的意見所干擾。曾經有一次，他極不情願地批准了羅恩長達六個月的假期，他說：“假如失去了你的政治法權的輔佐，我將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因為我們兩個相處的時間是最長的。”
俾斯麥曾經找到喬特爾來幫助自己。喬特爾是一位音樂家，同時也與喬安娜交好，因此俾斯麥非常信任他。出乎意料的是，僅僅幾個星期的時間，他們之間就產生了矛盾。喬特爾曾經通過書信來勸誡俾斯麥，他認為在丹麥問題上，俾斯麥務必要爭取輿論的支持。此外，他還強調，假如俾斯麥與他政見不合，他寧願保持二人之間的友情，回去做一位音樂家。俾斯麥收到信的第二天就召見喬特爾，“輕聲細語，顯然是受到了很大觸動”地問道：“麻煩你告訴我寫這樣一封信的理由，假如你妄想能夠不動聲色地改變我的決定，我可以直截了當地告訴你，對你這個年紀的人來說，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你對我有一定的瞭解，並且在很早的時候就知曉我的為人，難道你以為我會像一個小軍官一般性情急躁、粗心大意地辦這樣的大事？難道你不知道在上帝面前我要對我的行為負責嗎？對此，我實在難以忍受，只要一想到就會連續失眠、輾轉難安。你的辭職毫無原因可查……我要你切身體會你給我帶來的傷心和憤怒！”喬特爾當即請求俾斯麥的原諒，表示要收回自己的信。俾斯麥說：“如此一來，我們之間冰釋前嫌，再沒有任何芥蒂。……如果你再與我意見相左，不要寫信，要與我當面商討……”
俾斯麥就是這般孤立無助，這個與他已有15年的交情、與他夫人相識遠不止15年的朋友，如今卻成了俾斯麥的下屬，要畢恭畢敬地呈上他的奏折。他對事物的見解與普通觀念一致，使俾斯麥這位政治家寢食難安。然而，面對媒體的批駁他並不為所動，他憤恨地想：“布魯圖，連你也與我對抗！”儘管這件事最終被遮掩，但是他們之間的友誼如同破鏡難圓一般不復以往。對俾斯麥來說，喬特爾只是一個才幹卓越的幫手，是一個擅長音樂的人，他無法做到像施勒策那樣贏得自己的尊敬。
對俾斯麥而言，外交部內所有成員的反對實在是一件“不必煩心”的小事。他會在一個新的區域通過自衛的辦法來應對駐紮國外的使臣對自己的反對。派駐佛羅倫薩的使臣烏澤多姆以及出使巴黎的戈爾茨為了成功當上外交總長，曾直接給君主寫信，譭謗外交總長的政策、命令。然而，對自己的外交總長深信不疑的君主卻將這些信件直接交給了俾斯麥，由他自己答覆。這在腓特烈·威廉時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俾斯麥曾經也做過類似的事情，給君主和格拉赫寫私人信件彈劾自己的領導，但如今他身在相位，絕不容許歷史重演。這位帶著特有自信的天才人物，堅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道德的基礎，而戈爾茨與烏澤多姆的行徑是不能與他之前的行為相提並論的，他絕不允許類似的事情發生。戈爾茨伯爵原本是被他派駐巴黎的。俾斯麥給戈爾茨寫了一封可以作為同類信中的獨特範本的信函，在這封信裡，公事與私人的問候相互交融，天衣無縫。他這樣寫道：
“不會有人用這樣的方式來反對總長的命令和政策，不過你的報告並不是習慣意義上的報告，而更類似於總長的奏折，來勸誡君主採取一種反對的政策。……這樣相左的政見除了耽誤正事之外，毫無用處。因為，這樣的矛盾只會導致決策者更加優柔寡斷。在我眼裡，無論什麼樣的政策都要勝過多變的政策。……我很重視你的政治意見。但是與此同時，我也不認為自己愚蠢透頂。我已經為接受你的指責——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做好了準備！讓我告訴你，最後的兩個星期，我所努力做的事情正是你報告中的提議，你聽好了，你將會被我的愛國精神與見解所折服！
“不過既然你已經毫無保留地宣佈你想反對當前的政策，你說，如果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又怎麼可能放心地將我內心深處的想法告訴你呢？……假如要保證國家的利益不受侵害，那麼我作為一位外交部長，就要絕對地開誠佈公，即使是我的政令的最後一個字，都要對派駐巴黎的使臣交代得清清楚楚。我要掃除與其他閣臣、參政之間的所有障礙，包括那些活動於暗處以及與兩院、報館、外國宮廷的障礙。絕對不可以因為閣臣與使臣的爭鬥，通過一宗誣陷我管轄範圍內的機構的綱紀而增加障礙。……今晚正是聖誕夜，下屬都已經告假離開。我很少寫如此長的信函，不管是給誰的信，都沒有超過這封信的四分之一長的。而今天，我之所以寫這麼長，是因為我對是否應該用你在報告中所用的疏遠冷漠的腔調給你寫公事信躊躇不決……假如你要推翻內閣，你不能以你現在的地位推翻，你必定要成為反對黨的領導者，在這裡和報章內推翻。既然你已經決定要推翻這一切，望你以你自己的格言作為指導。當愛國主義與朋友交情難以兩全時，務必以愛國主義為重。我會讓你相信，我的愛國主義是堅定而純粹的，雖然朋友交情不能與之相提並論，但是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這樣的一封信足以使寫信人偃旗息鼓！俾斯麥儘管真的動怒了，卻仍然通過高明的手段，以敬辭與恐嚇的完美結合，使這封信威力倍增，同時也明確表露了他作為朋友的傷心。雖然他的恐嚇並不是非常明顯，但足以警告戈爾茨，倘若戈爾茨真的企圖推翻他，恐怕從今往後將要麻煩不斷。俾斯麥知道君主喜歡戈爾茨，因此才用官話來拒絕他。在“糖衣炮彈”的圍攻之下，戈爾茨誤認為他的長官對他讚譽有加。這位使臣向來喜歡他人的恭維，因此這種方法能投其所好，使他滿心歡喜。儘管我們只引用了其中的四分之一，但是仍然可以看出，這封信頗具美學藝術，假如再仔細地觀察揣摩，就會發現我們好像在仔細察看一座古代石像。不得不說，僅僅是這樣一封信函，就足以表現出俾斯麥卓越的外交才能。
曾經有人通過辭職來挑戰這位犀利的長官，這個人就是什列斯維希的總督，他不僅是君主的朋友，也與俾斯麥交情頗深，因為難以忍受外交部對瑣事的干預，他憤而辭職。俾斯麥在回信中寫道：“我非常願意批准你的辭職請求，並將其呈給君主，但是請你注意一點，如果君主任命你當外交總長，而我是什列斯維希的總督，我提前聲明，我一定會嚴謹奉行你的政令。……並且絕對不會做出任何事情使部裡感到為難的事情。……如果是我面對這種情況，經常說自己殫精竭慮，或許我早就應該隱退了，雖然贏得了表面上的安閒，但是由於聽令於君主和為國效忠而獲得的心安理得都喪失殆盡了。……因此，我希望你知道，我的這封信是在與你進行友好而秘密的交流，當然，我原本是更希望與你當面交流的。”
這樣的俾斯麥還是一位主張“鐵血政策”的宰相嗎？這就是循循善誘的俾斯麥。
不過，對待他的敵人——自由黨時，俾斯麥的態度卻大相逕庭，有時他會對他們說些輕視的話，有時又會說些挖苦的話。與19世紀的所有的獨裁者一樣，俾斯麥認為他自己的立場是公道而合法的。當他想要背離憲法從而使陸軍獲利時，就開始對憲法重新做出解釋。他特意做了各種毫無意義的細緻入微的區別。私下裡，俾斯麥一定也覺得很可笑。曾經有一件事，因為涉及憲法中相互矛盾的三項內容，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在其中找到漏洞。1848年，俾斯麥懷著憤怒的心情目睹專制國家被推翻，如今它又被重建。在議會上，俾斯麥坦白道：“國家機器不可能停止運作，法律的衝突最終會演變為權力的爭鬥，不管是誰，只要他掌握了政權，那麼他就可以隨心所欲。”
換言之，俾斯麥的意思就是“強權勝於公理”——在面對疑難問題時，俾斯麥對這句話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聰明如他，自然不會讓這句話從自己的嘴裡說出來。他在為自己狡辯時稱：“我只是陳述了一個事實，除此之外，我什麼事都沒有做。”
這是乾脆而大膽的一步，它使俾斯麥身臨峭壁，毫無退路。隨後，他馬上為上院通過了毫無更改可能的預算，並在下院宣稱這個議案不合憲法時直接站了出來，要求議員在下午3點的時候到宮裡來。俾斯麥在宮裡宣佈，君主已經做出實施改革的決定，因此議會被解散。消息一出，普魯士媒體一片嘩然。有人要求對宰相的權力加以限制，而保守黨則希望罷免俾斯麥的職務。柏林人戲稱，議會被解散後，剩餘的少得可憐的11個人真可以被裝在一輛街車裡頭。
不僅如此，俾斯麥在六個月之後的會議上採取了更加毒辣的手段，一時間，報館的聲討與演講的矛盾更加激烈。路西亞在一段文章裡是如此形容俾斯麥的：“他的大鬍子是棕褐色的，正如他頭上的幾綹短髮一般。站在閣臣的桌子旁，他形容威武，身材魁梧，愈發顯得精力充沛。即使在閒暇時，他的態度、舉止及言辭也都流露出挑戰的意味。他的右手放在褲袋裡，這樣的情形使我聯想起在學生們奮戰時那些性格急躁的見證人。”他的言談舉止時時刻刻都帶有挑戰的意味。現在，他話講得比第一個星期——也就是他還未在利用議會還是反對議會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中做出任何選擇的時候——更加流利。施勒策也曾經這樣描寫：“在那個時候（第一個星期），他講話時還略微口吃，沒有兩句話是連貫流利的，這是因為在那個時候，他一個人需要同時騎兩匹馬！”
但是現在，俾斯麥意氣風發地宣告：“政府可以自主決定宣戰，議院沒有權力做出任何決定。”他曾在1月27日說過：“普魯士國（四年前的這個日子，普魯士國的一位儲君出生，這是一個吸引注意力的巧合）並沒有奉行它的使命，並不打算只作為議院的裝飾品而行事。”俾斯麥所說的儲君指的是君主的長孫，即後來的威廉二世。
若干年後，俾斯麥表示，在議院中與他對抗的那些人，無論在哪一個方面都無法超越他。這句話的憑據要在此後的半個世紀的歷史中去尋找——正如回眸過去50年的歷史，一切皆成雲煙。從前歐洲所致力建立的功業不過就是“以君主為元首的共和制”，即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在歐洲戰事前後，在各國發生的諸多事情，大部分都被普魯士的少年進步黨的計劃所記載。正像俾斯麥寫給莫特利的信中所說的那樣，進步黨與他們的同盟，也就是最早的社會民主黨“空有才幹，缺乏從事外交的本領”。昨天自由黨還受制於一個專制君主，而且專制和知識的增長是分道揚鑣的，因此在一開始缺少歷練是必然的。自由黨人都接受過高等教育，才能卓越，但是並不是實幹家，並且創造性不足。因此，這些理想家習慣於閉門造車。而現在一位真正的實幹家出現在他們面前，他擁有更加深邃的眼光，可以對現在進行細緻的觀察，同時可以運用以往的策略來應對當前的一切。
在進步黨中，菲爾紹最為出色，他在持人道主義的中下層社會中成長，外表文弱，僅僅比俾斯麥年輕幾歲。菲爾紹勤奮好學，少有大志，比俾斯麥更甚，與俾斯麥一般，精於分析問題。但是，通過對比30歲的菲爾紹寫的信與俾斯麥在相同年齡時所寫的問題大致相同的信件，不難發現，這位少年即名聲大振的大博士、頗具盛名的科學研究家卻落後於那位懶散虛無、無所事事的貴族公子。菲爾紹的思想空洞而氾濫，多有妄想，頗為魯莽；俾斯麥的思想卻無一不是歷經細緻的思索而獲得的。菲爾紹不止一次對他的父親形容，他有一種感覺，卻將其隱藏頗深——由此可見，菲爾紹所渴求的唯有感覺而已。而他自以為的強烈的感覺以及那些無法付諸實踐的觀念，卻連續地被外部力量掃蕩一空，被潮流衝擊而去。“作為一個科學家，我當然從屬於共和黨，只有在共和制度的國家裡，按自然規律和人性的要求做事才有實施的可能性。”少年時代的俾斯麥所寫的信卻是言之有物，且經過慎重的鑒別的，在他的信中時常流露出一種傲慢的意味，他的文筆也帶有很深的感觸。菲爾紹的信件慣用口語，鑒於他的官職，他承諾不在政治上製造事端，這就好像在1849年3月，俾斯麥剃去鬍鬚，改變裝束一樣的合情合理。他們二人在30歲時都半路出家成了政治家，那時的俾斯麥只是一個二等的地主，但菲爾紹已經成為一個病理解剖學的巨擘，更何況，在少年時，菲爾紹就因為發表多篇有影響的社會評論而聲名鵲起。但是此後的15年內，俾斯麥從國家內部狀況入手潛心鑽研政治，菲爾紹則致力於纖維病理學的研究。於是，一個對歐洲國情相當瞭解的人打敗了空有政治天賦的人，其實說起來不足為怪。
俾斯麥和菲爾紹經常在議會裡爭辯不休，彼此都認為對方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某些毫無關聯的事情，兩位天才竭盡全力地對自己與國人進行糟踐，這種行為真令人難以理解。
俾斯麥認為：“一個略微知曉解剖學的人，正在聽眾面前口若懸河地發表演講。在政治上，他同情之前發表演說的那個成員，在私下也與其交好。但是對於解剖學，那位議員比他知曉得更多。在聽眾面前，這位言辭不如方纔那位議員的演說家能夠自信地說出幾句與解剖學有關的話。而作為解剖學方面專家的議員，自然能夠發現這個演說家的破綻，但是他是不是只有在面對那些同樣對解剖學深有研究的聽眾時對這些破綻進行批駁，才能將其駁倒？”
菲爾紹則說：“但願歐洲的許多外交家都極為看重的高貴地位被宰相獲得，就像我在我所研究的專業中所獲得的成績與榮譽一樣。他的政令缺乏固定的規範，也有人指責他實際上毫無政策……在民族政治方面，他可謂是一無所知。”
俾斯麥譏笑道：“我對這位議員在他所擅長的領域中獲得的成績表示認可，在此方面，我的確無法與其匹敵。但是當這位議員背離自己的專業，在缺乏任何歷練的情況下對我的領域進行侵犯時，我就會讓他知道，就政治而言，我並不看重他的觀點。諸位，我在想假如一定要讓我說出口的話，那麼我只好承認，我的政治知識要遠勝於他，這並非是我自誇。這位議員曾批評我對民族政治一無所知，那麼我就去掉‘民族’二字，反過來評斷他根本不懂政治為何物。在我眼裡，這位議員對政治知識是一竅不通的。”
用化妝間裡戲子的爭吵來形容這兩人的唇槍舌劍再合適不過，他們兩個各誇各的重要性和受歡迎程度。難道還有其他的事情比俾斯麥與菲爾紹的爭吵更讓人感到他倆的小肚雞腸和斤斤計較嗎？菲爾紹曾經對他人說過，在他看來，宰相的話是缺乏可信度的，俾斯麥知道後大發雷霆，一定要與菲爾紹決鬥，但菲爾紹寫信拒絕了決鬥。這時的俾斯麥已年屆半百，這次的主動挑戰是他少年時期血氣方剛的最後一次再現。
在俾斯麥大權在握、做事得心應手之際，他所建立的功業就更加為人稱頌。西姆松曾經讚頌俾斯麥說：“這種政策是一首詩歌，是一個並非詩人的人突獲靈感所作的詩歌。俾斯麥就像一個在繩索上跳躍奔逐的人，不會從繩索上跌落正是他備受讚譽的原因。而對所有跳繩索的人都給予這樣的讚美，將難以符合每個人的雅好。”俾斯麥則驕傲地表示：“雅好和正當這兩個問題，我大可不必對其進行討論。”
這就是他用來對付他的對手的常用手段和方法，但是當他運用國家這個利器的時候，就能充分顯示出他的豐富閱歷，一些勢力的因素是可以被用來解決某些國家大事的。實際上正是由於俾斯麥不想，或者說不再去想25年前所希求的皮爾或奧康尼的地位，現在的他認為運用獨裁製的可能就是衝突的最好結果。他的自信以及他把持朝政的方式，實際上都體現了一個專制者的屬性。因此，他反而覺得在那衝突不斷的四年裡做事要比在幾十年的立憲政府裡做起事來更加得心應手。只要與人民權利有關的事情，他都毫無顧忌，正如從前獵熊一樣，他似乎不知道危險為何物。他時常暗自慶幸在“這樣沉悶的如同普魯士一般的國家中”還能有這樣冒險的事情存在。
現在是參政們的仇人報仇的時候了，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在用人上如此勞心的政府元首。不管何人，俾斯麥只要認為其思路不夠規矩，都難逃被罷免的命運。那些在司法領域和行政領域有或者是被懷疑為有自由觀點的人在他到任之初就立即被清除了，僅僅在最開始的四年裡，被免職的官吏就達1000多名。下一步則輪到替那些被免職的官員求情的進步黨的議員頭上，連鄉團的自由黨軍官也難逃被罷免的厄運。市長、市政廳的參議員、彩票員、銀行的辦事人員以及公用的種痘人的薪水都被扣除了二分之一。司法領域的官員也在此列，有的被懲罰，有的被扣減薪水，有的則被取消了養老金。
而報界則成了他集中火力、全力應付的最後一個目標。俾斯麥通過借鑒俄國的律法，頒布了比拿破侖的政策還要殘酷的報館條律。曾有一家報館僅僅因為刊登了一篇抨擊政府的文章，就被俾斯麥一怒之下列出種種罪狀，責令永遠禁止出版，而實際上，這家報館本只需受到停版幾天的處罰。俾斯麥的這些行為，都打著所謂的道德的幌子，並且援引一些憲法條文作為依據，以至於“近幾年來因為黨派或感情的深入人心且並非出自於自然的激動心境，將讓位於安靜平和與較為和諧的心境”。俾斯麥往往稱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出於上帝的教化和道德的感召，從而獲得了君主對他的行為的公道性的認可，這是他最後的一招。而且只有這樣的解釋才能讓喬安娜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滿意，因為喬安娜的母親還健在，這位老太太對精神層面的追求並未改變，俾斯麥沒有忘記這位老太太對寫給她的女兒的信中所表達的對匈牙利革命的看法，也沒有忘記自己當初給她的回復。但是，他自己根本不需要這樣的借口來寬慰自己的良心，對這些人，他懷著蔑視的態度，只要他掌握政權，用武力馴服他們，這就足以讓他感到滿意。
從某種意義上說，俾斯麥是一個德意志人，因為，相對於自由來說，他更熱衷於權勢。
4、奧地利受挫
雖然普魯士國內的激烈衝突使整個德意志都歡喜異常，但是這種衝突也日益鞏固著普魯士政府的權力。讓議員對預算進行批駁是一些反動派的小邦的主要做法。在薩克森，博斯特任由百姓慶祝民族之戰，並且任由年少的特賴奇克發表激烈的演講去鼓吹德意志自由主義，來使他在柏林的同事感到憤怒；維也納則格外開心；西摩林對一個立憲計劃進行贊助；勒克堡發現了解決德意志問題的辦法；一個之前當過革命黨的“平民”受到了絞刑，因為他實施了一個為自由與正統主義而制訂的計劃，而正是這個計劃可以使奧地利與德意志迅速握手言歡。
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變得岌岌可危，而俄國與普魯士正在訂立同盟，這對正在革命中的波蘭人來說是極為有利的。在1863年的春天，波蘭之所以可以成功地反對俄國，一方面是因為戈爾恰科夫在俄國的首都爭取到了一批親波蘭派，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民族自由的旗幟下，那些順應西方自由趨勢的使徒，將他們反對俄國的真實意圖掩蓋了。由於法蘭西的婦女都癡迷於肖邦那震顫人心而令人沉醉的愛情音樂，甚至連拿破侖三世也對自由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隨即事態變得緊張，就像1854年那樣，甚至還有下最後通牒的消息。也許最後的決定權就掌握在普魯士的手中。這個時候的俾斯麥又有哪些行動呢？此時的他果斷地與俄國皇帝簽訂了陸軍條約，希望把握住機會，將沙皇緊緊地抓牢。
英國派駐的使臣鄭重表態：“歐洲絕對不會給普魯士幫助俄國的機會。”
而俾斯麥則一臉平靜地發問：“歐洲是誰？”
“各個大邦。”
俾斯麥繼續說道：“難道各個大邦還會聯合嗎？”英國大使沉默了！俾斯麥耗時12年才想出當前這種在三次重大的危機中會導致相同或相似的聯合的局勢。俾斯麥會在晚上用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對他所寫的100多篇提要、報告和書信進行仔細的斟酌，從而判斷這種局勢會出現的各種可能。現在的他正如一個象棋手一般，伶俐、乾脆、自信地佈局，掌控全局。
在議會中，自由黨大聲呼喊：“俄國宣戰，我國四五千萬平方英里的面積難以逃脫戰事摧殘，而我國政府對此不管不顧……因為這樣一種政策而使國人流血，這是多麼罕見的情況！……我們被牽連到了以人為獵物的慘事當中，這種牽累多麼無辜，這會被全歐洲所厭惡！”一旦特韋斯騰、沃爾德克和菲爾紹等發表這類演說，俾斯麥就會彬彬有禮地問：“一個獨立的波蘭肯將但澤與杜倫讓與它的鄰國普魯士嗎……將國家利益讓與別國而不顧，這是一種德意志所獨有的政治上的惡疾。”
這兩件事因為這兩句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就外交方面而言，俾斯麥是正確的。他的目的主要是親近俄國，反對波蘭則是次要。一個中興的波蘭與俄國以及法國組成聯盟來攻打普魯士是極其可能的。但是如果普魯士給予俄國一定的幫助，不讓俄國因為波蘭而擔憂，那麼在普魯士與奧地利交戰時，亞歷山大就不會選擇幫助奧地利。俾斯麥僅僅以簽一個字引起波蘭商人仇恨的極小的代價收穫了俄國的友誼，而非付出一場殘酷的戰爭的代價，或者是發生任何流血事件的代價。俾斯麥曾接到過兩封宣佈他死刑的信，一封來自華沙，裝在黑白帶子捆著的盒子裡，另一封則來自巴塞羅那，信上寫道：“革命宣傳委員會已經傳召你到堂接受審判。委員們經過表決，一致同意定你死罪，並於下月第一個星期內執行。”
俾斯麥頗具武士精神，最好的體現就是他從來不會畏懼。正是這種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堅定不移地向著目標進發的精神，使他對一切障礙和阻撓，不論是兩院的恐嚇、君主的懷疑、王后的反對、朝廷的惡意攻擊，還是大使的陰謀、外國革命黨給他定的死罪，抑或是不久之後發生的狂妄理想派的手槍事件都置之不理。即使他的根基尚未牢固，做的事都是錯誤的，但是他的膽識也是德意志文官和諸多有膽量的人的楷模。自他之後，許多領袖及諸王侯之所以悄無聲息，皆因缺乏這種膽量。
維也納善用陰謀，波茨坦則講究膽量，目前，維也納人更傾向於虛張聲勢的威脅，當日耳曼兄弟雷霆震怒時，奧地利的大臣卻決定付之一笑。當他們知悉俾斯麥的計劃時，他們已經開始微笑了。俾斯麥上任伊始就曾對克羅來伊說：“我們兩國之間的友誼，或者更好或者更壞，這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更願意兩國交好，不過假如貴國的內閣並無遷就我們的意思，我們只能另做考量，並為之做好準備。……或者廢除所謂的反對普魯士的政策，或者廢除一條名義上的條約。請相信我們更願意為你們提供保護。當然若是你們對我們視而不見，忽視我們的想法與期待，那麼我們將會用事實使你們明白，你們的選擇有多麼愚蠢和錯誤。”這是自腓特烈少年時代以來，第一個用這樣的語氣和態度對奧地利大使說這樣的話的普魯士人。即便如此，克羅來伊骨子裡還是對這位“鐵血宰相”極為讚賞，而且作為匈牙利人，他沒有任何必要進行無謂的爭吵，於是他很紳士地反問俾斯麥：“我們在哪裡得到賠償？”
俾斯麥給出了一個漂亮的答覆：“將重心轉移到布達佩斯是最好的辦法。”這句極為聰明的話堵住了這位伯爵的嘴，實際上作為匈牙利人，克羅來伊雖然不好用自己的嘴說出來，但心中必然存著這種想法。不久，對另一位維也納的使臣，俾斯麥則強調：“兄弟們‘自相殘殺’這個字眼我是絕對反對用的，我所承認的唯一政策是一種不調解的政策，拳腳相向，拚命打擊。”這種話傳到維也納產生的效果，就是維也納的大臣們都微笑著認為俾斯麥得了很重的精神病。
對德意志聯盟的形式進行更換就是奧地利的策略。以奧地利為正主席，普魯士為副主席，設立五個總理，除此之外還要建立一個沒有權力的、由德意志諸議院選派代表的代表議會。當俾斯麥用退席相威脅時，奧地利毫無優勢可言。現在奧地利提議宣召所有王侯，在法蘭克福召開議會，從而使他們自我感覺威風八面、高人一等。弗蘭茨·約瑟夫在突然拜訪威廉時曾說：“一切都將由我們這些上帝恩賜的王侯來商討決定。”他提出成立帝國議院，不僅有王侯的議院，還有人民的議院。奧地利皇帝邀請普魯士王與他同赴即將在法蘭克福召開的王侯議會，其他王侯都應邀赴約，威廉老王也深有此意，這使弗蘭茨·約瑟夫非常高興。
可惜俾斯麥這位深受普魯士王痛恨的宰相常伴威廉老王身旁，哪怕是在奧地利的山中。俾斯麥在晚年時回憶：“1863年的8月2日，我正在加斯泰因。那時我正坐在一棵有長尾白頭翁鳥巢的松樹下，拿著一塊表，計算著這兩隻白頭翁在一分鐘內會捉幾次蟲子給小鳥吃。正當我冥思苦想這種鳥的用處時，突然看見威廉正獨坐在山溪對面的板凳上。”他回家後就看到君主的來信，讓他去就奧帝來訪一事進行商討。“這實在是太遲了，如果我在研究那些自然景物上少浪費些時間，能夠早些看見君主，那麼奧帝的提議給他的印象自然會有不同。
“第一，他從未見過這樣突然的毫無禮貌的邀請。不過威廉老王之所以覺得很高興，大概是因為奧帝的提議意味著諸王侯的一致贊同……我也曾被伊麗莎白皇后逼迫去法蘭克福，但我回答說：‘如果君主決定要去，我自當同行，替他分憂，但是這就意味著我將不再回來擔任宰相。’這位對前途毫無信心的王后，見此不再勸君主與我對立，我費盡心力才成功地勸說君主不去法蘭克福。到達巴登之時，我還認為君主已經同意了我的見解，未曾想到，薩克森王在我們剛到巴登之時，就以所有王侯的名義再次對君主發出邀請。我的君主多次提及，有30多位在位的王侯邀請，同時信差又是一位國王，這讓他覺得無法推托……我絞盡腦汁，急得大汗淋漓才勸住我的君主。君主躺在榻上，不由得涕泗橫流。我使出渾身解數才使君主拒絕了薩克森王的邀請，此時我已經精疲力竭，恍惚中幾乎站不住身子。我走出君主的屋子，身形搖晃、步伐紊亂，精神狀態非常差。當我從外面開門時，竟弄斷了門把手！”俾斯麥將這封信交人送走之時，為了釋放自己，故意摔碎了一個盛有玻璃盅的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