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俾斯麥並非對全人類有益，不過對德意志來說，的確是非常有幫助的。對德意志來說，俾斯麥就如同一副對一個近視者再合適不過的眼鏡，近視的人擁有這樣的眼鏡的確是種幸運，但是不幸的是，他只能一直戴著這副眼鏡。”
——布蘭德斯
1、帝國議會
在北德意志帝國議會開幕之後，俾斯麥向各位議員發出請柬，這使得一些人民代表頗為激動。請柬的具體內容是這樣的：“在此帝國議會召開之際，從4月24日起，俾斯麥伯爵將於每星期六晚9點鐘，在寒舍恭候某某議員光臨。”
對於這樣的方式，有一些議員很喜歡，但反對者亦有之。西姆松說：“為了保證這次會見的莊嚴性，我們必須穿上晚禮服。”但事實上，俾斯麥既不需要晚禮服，對“莊嚴”也不感興趣，他的目的在於，他想利用這樣的會見來建立一個每星期都能運轉的政治交易所。在他看來，如果建立了這樣的交易所，很多問題只要在客廳的一角用10分鐘便能輕鬆得到解決，不然的話，就要在帝國議會裡詢問，這樣會麻煩很多。
長久以來，俾斯麥已經不再赴約會，也很少進宮，而在家的大多數時間裡，他總愛穿一件長褂子。這個褂子的領子十分誇張，幾乎把領結都給遮住了；再不然就是玩他的破制服，這總會使毛奇無聲地微笑。事實上，俾斯麥已經老了，習慣於服從人的本能慾望。然而，由於有著貴族的傲氣，他更加喜歡做主人，而非客人，不管要向什麼人表示感謝，都會讓他產生厭惡的情緒。正是因為以上諸多原因，再加上辦事的機敏性，同時他喜歡尋找機會來施展他的個人影響，所以，他每星期都請自己最危險的仇敵到自己家聚會。
在過去有戰事的10年間，菲爾紹曾一度被俾斯麥認為是比拿破侖三世或弗蘭茨·約瑟夫更為和氣的仇敵。然而到了俾斯麥開始執掌政權的第二個10年的時候——這是和平的10年，整個帝國議會都與他對立。俾斯麥一人孤立無援地面對著幾百個仇敵。然而，這樣的處境反而激起了他的好戰精神，他將仇敵的房子鎖起來，把鑰匙放在自己的口袋中。即使這樣，他仍舊不滿意。作為一個喜歡公開挑戰的人，只有從什麼事情中挑出點兒刺兒來後，他的心裡才能夠平靜。假如他是一個專制君主，他也要找出許多齟齬的緣由。正是因為這樣的性格，在此後的20年中，俾斯麥暴躁易怒，常常不滿意。這種不順心的感覺像蛇一樣，時常纏繞著俾斯麥，使這個鬥士的生命力之弦永遠緊繃著。不僅如此，這種永不重複的內在衝突還促使他不斷做出新的決斷，來對付眾多外在的對手。
也就是這種樂此不疲的好鬥性，使俾斯麥犯下了許多錯誤。他詬罵世界的脾氣與日俱增，因為他絕不願向任何一個對手讓步，無論是地位還是才能，他還越來越獨斷，不肯與人商量，所以他既看不到時勢的變遷，也看不到別人和別的階級的邏輯思想及願望。但是在外交上，他絕不輕視任何一個對手。當沒有優勢兵力，沒有更重的炮，或者沒有更有力的聯盟做後盾時，俾斯麥是絕不會冒險行動的。然而當輪到了國內的事情時，他便開始冒險了。由於他那與憲法相悖的制度已經取得了成功，他便輕視起新的和老的對手，正因為如此，他終於被他們推翻了。毛奇的好機槍，羅恩的大炮，令出必行的普魯士人的紀律，曾經迫使歐洲寬恕了俾斯麥以強權奴役公理的罪行，但正因為他以強權奴役了公理，最終他自己的人民使他遭到了報應。
俾斯麥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國家，將帝國議會視為自己的敵人，而非幫手，他相繼解散了所有的政黨。因此，彼時的一位漫畫家將俾斯麥畫成克洛諾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了。處理國內事務時，他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無論是與其他國家結盟，還是撕毀約定，全憑他自己的意願。甚至在外交方面，一旦他認為有意義，亦是如此。後來，全國沒有任何一個階層再信任他，因為一旦臨近五年一次的選舉，他便會和其他階層的人民產生矛盾。在歐洲人眼裡，他的睿智激勵著整個大陸，讓人詫異，讓人奉若神明，然而他的獨裁政策令全國百姓無比憎惡，他們無法理解他的外交能力。他從事外交工作的時候，能夠單獨一個人沉默不語地同列強坐在一起下棋。他僅僅對老王一個人負責，不過他卻可以讓老王聽從自己的擺佈。處理國內事務時他就不能如此。倘若處理國內事務，事先必須提交議案，然後還要為他的議案答辯。他經常因為自己討厭帝國議會的某位領袖而拒絕讓步，而議會也常常因為厭惡他而拒絕服從他的意志。一個人只可以做一個獨裁者或者是做一個政客，但是絕對不會同時成為這二者。
星期六晚上，議長豪宅的大屋子裡擠滿了人民的代表，甚至連某些反對黨的議員也被他們的勁敵吸引到此處，當然，也有一些人是被那豐盛的美食吸引來的。主人準備了上等的美食佳釀，將此當成是政治上的定心丸。俾斯麥非常禮貌地歡迎他的客人，偶爾還帶著刻意而為的禮節。雖然他無法說出每位客人的姓名，但是他們他全都認識，因此，他形容自己的眼睛猶如新式槍一般瞄得非常準，但是他的記憶力太差，而且靠不住，如同用火石的舊式火槍一般。俾斯麥僅僅在客人進門時表示了歡迎，除此之外，他並沒有更多的禮儀，連客人也未做介紹，反而跟著客人跑過去打開黑啤酒的龍頭，裝滿一大杯啤酒。此種自由散漫的聚會，女士參加得非常少。聚會持續到大概午夜時分，依舊有一大群人圍繞著主人，聽他喃喃自語地講述著曾經的故事，描繪今後的藍圖，永遠保持著一個明星演員的風格。他周圍環繞著很多人，他們正在尋找好的機會，來取代那個高不可攀的人。
俾斯麥半靠在椅子上，右手拿著德意志大煙筒，旁邊放著很多報紙，這種情景讓他好似一位面對著一群伴唱演員的獨奏演員。他的眼睛緊緊地盯著客人的雙眸，看得非常深也非常通透，尤其關注他的主要對手。他穿著軍服，連武器也沒有攜帶，本應帶幾個保鏢。兩隻威猛的丹麥狗保護著他，一直伴隨在他的身旁，凶相畢露地注視著周圍的一切，好像箭在弦上，任何時候都能夠發射出去。在這個大宴群臣的夜晚，可能他更加應該注意被宴請的100多個對手。他的一位至交好友如此寫道：“在這場晚宴裡，他自由自在地隨便吃喝，當他派人將他的煙筒取來時，他好像一位師長面對著他的一眾門徒。”參加晚宴的人，性格迥異，命運也千差萬別，這就是“性格決定命運”。
你會看到有這樣一個人：他非常孱弱，然而動作迅捷。他額頭高凸，腦袋差不多完全禿了，濃黑的鬍鬚和紅亮的臉龐倒是較為匹配。他雙目有神，閃爍著狡黠睿智的光芒，他的神態溫和而不失莊嚴。單從外表看來，沒有一個人不把他當成一個仁慈的人，不過他臉上那道深深的刀疤卻讓人猜測他是一位軍官，但他的神情氣度又彰顯出他已有家室。實際上，他是一位已有家室的仁愛的軍官——他就是本尼格森，那個時代最優秀、最具智慧的人之一。他跟羅恩一樣，沒有多少話，頗具男子氣概，寬容又忠心耿耿，隨性謙和。不過他並不妄自菲薄，好像注定要讓他當國家領袖一樣，但是在緊要關頭，他始終不想進入內閣，他好像要用全部的精力來做一位黨的領導人，他的調停能力似乎與生俱來。由於他的極為少見的正統的演講，由於他在委員會會議的辛苦工作，經常同他的所有同事待在一起，他工作起來非常得心應手。他的黨派本來是一個中立黨派，即民族自由黨。在這個黨裡，他處於兩個極端之中。
俾斯麥認為他太溫柔，厭惡他好似一幅畫一樣，毫無激情。俾斯麥覺得他是一位日耳曼理想家，這點非常好，並認為他思維敏捷但是行動滯後。在本尼格森70歲高齡時，他依舊在格丁根大學和學生坐在一起聆聽老師授課。他是下薩克森一位元帥的兒子，是世襲的豪門貴族，甚至能和俾斯麥家族相提並論，因此宰相對他還算尊敬。他背井離鄉，遠離故土——漢諾威，效忠於德意志，但並不熱愛普魯士。他非常清楚正是俾斯麥將漢諾威併入了普魯士版圖。俾斯麥偶爾還會將本尼格森稱為“備受尊重的好友”。作為黨派的領導人物，本尼格森甚至遭遇了自己的黨派拒絕聽命於自己，反而執意要同自己決裂的困窘境地，這是俾斯麥不管怎樣也無法理解的事情。因此，俾斯麥認為本尼格森實在是一個笨伯。
另一個則是卡爾多爾夫，他看起來較為粗魯淡漠。他身材健壯威猛，透露出他意志堅定，而他那頭並不齊整的灰色頭髮使他看起來頗有幾分鬥士的風度，如同俾斯麥一般，他也是一位鬥士，揚揚自得又蠻橫粗暴。他較宰相俾斯麥更為年輕，在他不戴眼鏡的時候，他那一雙灰藍色的眼睛也似俾斯麥一樣犀利而逼人。不過，當人們將注意力放在他的古銅色的臉上時，都會被他的藍白色的鼻子所吸引，因為這是假鼻子。他在還是學生時，在一次決鬥中失去了自己的真鼻子。
他的性情和他的才能一度引起了俾斯麥的關注，但是由於他一心想要獨立，所以他擺脫了為俾斯麥所控制的命運。正因為他是獨立的，因此可以同俾斯麥長時間地做朋友。當其他的人徹底離開並另侍明主的時候，他卻仍然效忠於他的朋友的家族。與和他相同階層的人相比，他的思想更為開明，儘管身處右派政黨之中，他卻經常會勇敢地步入自由的領域之內。在經濟政策方面，他固守著在易北河以東盛行的眾多觀念，擁護俾斯麥實施保護稅的政策。
參加宴會的多為德意志貴族，在這些人之中有一位猶太人十分顯眼，他又黑又瘦，臉上稜角分明，他就是拉斯克。他和本尼格森同歲。同本尼格森一樣，在困於自家的高牆深院之中時，他學習了馬術與擊劍。他在還是一個小孩子時，曾在波森的一個小城鎮裡居住。在那裡，他讀了一部名為《塔爾木特》的希伯來法典，並將席勒的著作翻譯成了希伯來文。他原本是一位很好的律師，聰慧睿智，是激進派的領導人物，因此他迅速成為本尼格森強大的對手，實在不足為怪。若是論作為評論家、辯論家、演講家，與他相比，本尼格森是要自愧不如的。他理想中的國體是君主立憲制，但是本尼格森偏向於民族國家。他有些社會黨化的傾向，對祖國的熱愛毫不遜於本尼格森，他的目的就是實施。他並無特別的愛好，脾氣粗暴，因此難以同俾斯麥友好相處——更何況俾斯麥更偏向於讓胖子和寬和的人圍繞在自己身邊，對瘦子和熱情的人卻沒有那麼喜歡。
還有一個猶太人，與拉斯克屬於同一政黨，這個人就是班貝爾格爾，他的臉呈灰白色，聆聽拉斯克的講話時面上總是帶著疑慮的神情。他年紀較大，胸膛瘦窄，而且背還有些駝。他看起來非常瘦弱，讓此時見到他的人無法相信他曾經在1848年有過聲勢浩大的行動，也無法相信他過去是個有名的大力士。看到如今的他，人們會覺得，這樣的一個人，僅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做些小事，他的熱情最多只是嘴上說說罷了。然而，過去的班貝爾格爾儘管患有肺結核，但也曾被自己的激情所驅使，加入到激進派中。因為惹下了幾樁麻煩事，他不得不從普魯士逃離，原來打算逃到美國去，結果逃去了倫敦，同他一位富有的親戚住在一塊兒。26歲的他擔任了銀行的二等助理，掙了大錢，在戰爭開始之前移居巴黎，他的浪漫精神令他沉迷於此地——法國人的睿智，法國人的風格，法國人的詼諧以及巴黎的美女，將他徹底迷住了。他奉行唯美主義，社會各界都非常喜歡他，對他表示歡迎。
這個人在歷史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一度非常活躍。不過他後來漸漸變得遊戲人生，但是，在他心情愉悅的時候，他會自個兒登台表演。他沒有結婚，人們對他都非常歡迎，無論是口說還是書寫，他運用法語竟然如同運用他的母語一般流暢，因此他的觀察能力以及事先預測的靈活方法使他在巴黎大有可為。大赦之後他返回德意志，加入了民族自由黨。戰爭開始後，他懷著一種可以稱之為中立的態度。在給一位至交好友的信中，他說：“當我在巴黎的時候，親身感受天主教的浪漫主義之風瀰漫整個巴黎，而在凡爾賽，我卻清楚地看到一位暴發戶倡導的激進主義在德意志的大本營裡佔了上風。巴黎的巴士底獄正在被圍攻，福爾和甘必塔一心維護正統，但威廉和俾斯麥一心倡導革命。”雖然他這樣說，他依舊奉命來到大本營，因為俾斯麥可以使他在銀行方面的專門知識有用武之地。班貝爾格爾非常公正地將俾斯麥形容成“一個由普魯士軍官、斯圖亞特王朝的保王黨、德意志封建制度的貴人以及西班牙的堂吉訶德式化合而成的人物”，不管是現在還是今後，他永遠不會否認俾斯麥的高明和偉大，但是俾斯麥對他難以忍受。
還有一個名叫利希特的人，他年紀輕輕，但是留有鬍鬚，是一位稀客。俾斯麥討厭他，甚至比對班貝爾格爾的討厭更甚。能夠推斷，俾斯麥今晚絕對會難以入睡，因為利希特遠離了人群，一個人遠遠地站著，眼鏡下的雙眸緊緊鎖住俾斯麥，用犀利而批判的目光盯著他。利希特身體健壯，年紀又輕，沉迷於奮鬥——作為一個比他年老的人，俾斯麥對他擁有這些優勢非常嫉妒。利希特知曉很多事實，這令人感到非常奇怪。他毫不動搖，無比堅定地堅持自己的信念，任何誘惑也不能令他有絲毫改變。在矛盾尖銳的那些年，他遭受懲戒，是俾斯麥眾多犧牲者中的一個！他被免去了地方行政長官一職，連市長的職務都被免去，失去了這項收入，這一切都是由於他竟然寫文章批評警察的獨裁專權。無奈之下他只得改行做了記者。不過，由於拉薩爾和俾斯麥談判的時候，他曾經對拉薩爾表示反對——他最樂意替人民的公共利益效命，他所追求的既非自己的私利，也非權勢，他僅僅希望對群眾有利的事情可以一直發展，因此他非常密切地關注著拉薩爾的一舉一動，正如此時他非常密切地注視著俾斯麥一樣。他不肯在統治階層面前自降身份，更不願意在一個居統治地位的龐大勢力面前受辱，因此，只要利希特在議會中開始發表演說，俾斯麥就會立即走開。等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飯的時候，俾斯麥就會在報上讀到利希特的攻擊——可能是針對陸軍預算的批判，不僅有數字為證，還有很多被揭發的事情作為佐證——俾斯麥立即趕到帝國議會進行反擊。“遺憾的是，利希特往往待在屋子裡，埋首於報紙堆，對現實生活並不十分瞭解。民主黨的這位獨裁專政者尤其喜好誇大其詞，說些威脅人的話。他的演說中總是藏著一根刺。”對此，利希特就以令人憤慨的平和表情回答：“帝國宰相知道……嗎？”
宰相可能看到這位客人身後有其他兩位客人的身影出現，這兩位全是影子，正如班寇的鬼魂，而非血肉之軀。因為俾斯麥同這兩個影子之間的無形的辯駁，僅有兩個相互矛盾的和無法和解的世界的毫無聲息又怒氣衝天的爭鬥，這種衝突是一種如地球的南北兩極一般相距甚遠的意見的衝突。或者是你，或者是我，絕對不可能是“我們”。李卜克內西就是兩個影子中的一個，他可以像俾斯麥一樣追溯自己的歷代先祖，在他祭拜先人時他甚至可以考證出他是一位偉人的後代。這個人與俾斯麥有眾多相似之處，連俾斯麥強盜武士出身的祖先，都沒有他和俾斯麥如此相像，而李卜克內西是路德的後人。除此之外，他可以考證出好幾位學識淵博的德意志名人都是他的祖先，既然他是他們的後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學者，並成了一個學會的會員。他年少時即父母雙亡，生活得非常艱辛。倘若學習他們相同階層的人，這位有志青年的日子會過得非常舒適，不過，他所懷的目標就像一位理想家所懷著的理想一樣——他不僅僅要替自己的階層的利益考慮，更要為全人類的利益而奮鬥。因此，他在20歲的時候，由於是一名共產黨員而被驅逐出境。1848年，他參與了巴登人民起義。22歲的他，就這樣扛起了共和主義的旗幟。然後，在幸運之神的眷顧下，他碰巧從鎮壓中逃離，否則就會和自己的同伴一起被殺害——正如70年之後他的兒子因為創建共和國而被殺害一樣。
這樣的人過的是怎樣的生活！這種人將一直同敵視自己的裁判員相對抗，同冷血的獄卒相對抗，被囚押在狹窄的牢房中，只有被驅逐出境才能重獲自由。然而，他們奮鬥的事業仍在自己的祖國，他們對祖國的熱愛絕不比君主派少。俾斯麥的精神世界在近40年的努力中必然會飽受摧殘，這位天生具有治國之才的人奉命管理國家事務，人們也曾經聽到過他抱怨，不過他的物質生活水平卻日益優越。他買下森林和城堡，他能夠享受美味的精緻食物。與此同時，君主與百姓還在比賽似的爭著給他賞賜，贈送他物品。如今李卜克內西向他的裁判員說：“假如我取得了絕無僅有的諸多勝利之後，我依舊會是一個窮人，但是我自己仍然會覺得非常欣慰。”在他被驅逐出境12年之後，他再次返回祖國德意志，此時的他的確貧苦不堪，身無分文。他唯有通過精神世界的富足來減輕物質生活的窮困潦倒：既非因錢財也非因權勢而減輕，僅僅是被他堅定的意志所減輕。
倘若這兩個人素不相識，邂逅在遙遠的異域別國的森林小路上，俾斯麥和李卜克內西肯定會快速地成為朋友。他們都非常喜愛森林草木，都熟悉鳥性，而且對於德意志，他們兩人都是無比熱愛的。但是實幹家很快就發現他是個搗亂者；憤世嫉俗者也看出他是個剛愎自用的人；預言家則察覺出他是一個夢想家——倘若這條小路過於狹窄，兩人又都寸步不讓，也絕不肯走回頭路，那麼他們就會打鬥起來，因為他們骨子裡都是專制獨裁的人。
倍倍爾不像他們這樣專橫獨裁。他的先祖中不僅沒有革命家，也沒有人道主義者。他是軍官之子，在炮台上出生，從遺傳學角度來看，他理應對命令絕對服從，他應當是一位倡導紀律的人。他原是一個鏇匠，由於勤奮好學加入了勞工的教育會。入會之初，他的聰明才智就令他迅速瞭解了他以及像他一樣的人因何生活如此困頓。他由於憤慨而熱衷於演講，他鼓動他的同伴，竟然加入了帝國議會，與此同時他依舊繼續干手工活。為他提供機會讓他得以推廣自身才學的人正是俾斯麥。他所受到的懲戒是被囚於一座炮台中，由於他生長在炮台，因此此種監禁並不會令他恐懼。他在監獄裡與李卜克內西相識，李卜克內西的年齡比他大很多。他自這位難友身上學習了他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眾多基本理論，他為此類事業已然犧牲了自己的自由。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被囚押了兩年的時間，倍倍爾因此得到了熟悉馬克思理論的機會——李卜克內西在倫敦向馬克思學來的。
平民之子踏實肯干而且思維靈活，超過所有的學者，他的聰明睿智是非常可靠而且非常明顯的，他擁有簡單且毫不晦澀、足以超越如今和他訂立永久盟約的人的判斷能力。這兩人的驕傲自信何其相似，敢於自我犧牲的精神也如出一轍，甚至同樣具備以自由和健康為代價的膽略。倍倍爾一度從事長期坐著不動的工作，長達五年之久，偶爾會遭受因神經衰弱而無法安然入睡的痛苦。他說：“每當我難以入睡之際，就會想起俾斯麥，這個人也由於神經衰弱遭受著難以安眠的苦楚。”
這兩位客人離開了俾斯麥的客廳，其他客人也相繼離去了。那個整晚都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動不動的矮小人物，此刻也站起身來。就算他站起來，依舊像是一個侏儒。他邁著小步，走到主人面前停下，頗有些小巫見大巫的意思。俾斯麥的大手似乎能夠將小矮人的手一把捏碎，但是小鬼的手能夠以魔力鉗制大鬼的手。然而，他們並未如此，反倒是非常和氣地握手道別。在離開之際，那位巨人對著小侏儒說了句話，好像要由他嘴裡掏出一句預言。這個小侏儒就是溫德赫斯特。他那孱弱瘦小的軀體上極不協調地頂著一個大腦袋，碩大的頭上又有一張大嘴，不過他卻極少張嘴說話。他凹陷的灰色眼睛隔著厚厚的鏡片看著空中。俾斯麥俯視著這個骷髏一般的人，這個骷髏一般的人將右手縮到黑色長褂當胸的位置，俾斯麥盯著溫德赫斯特臉龐上所顯露的睿智的光芒。在這個小侏儒張嘴回答問題的時候，聲音非常堅定，甚至還帶有幾分嚴厲，而俾斯麥的語調則非常高昂，十分尖厲。
由於這個侏儒的視力很差，因此他將自己的聽力和記憶力鍛煉得非常敏銳。在帝國議會裡，不管是哪個人在台上發言，他都可以分辨得出這個人的聲音、語調，還會硬插幾句嘴。在他自己講話時，由於他不需要看記事本就能夠將全部的要點記得一個不差，最終絕對會讓他的對手看起來像是在無理取鬧，非常滑稽。他的祖先幾代都是律師，因此從遺傳學角度來看，他得到了非常大的好處。他的身材瘦小，視力先天較差，這就逼迫他不得不磨礪心志來彌補自己身體的不足。溫德赫斯特青年時期曾在格丁根大學孜孜不倦地學習。他每餐飯僅僅花費幾個銅板，而且滴酒不沾。與之相比，俾斯麥卻對自己的精力和興趣盲目自信，用他貧苦的父親辛苦掙來的錢花天酒地。因此，溫德赫斯特在30歲的時候就成了高等法庭的一位審判官，而當時的俾斯麥正在絞盡腦汁用狂飲和總是惹麻煩的騎術在波美拉尼亞的伯爵夫人們心裡留下些許印象。
溫德赫斯特的朋友回憶說，溫德赫斯特信奉宗教，然而他一向可以忍受不同的派別。他擅長製造富有趣味的東西，因此不願意當預言家。他的嘲諷在同人辯駁時就會演變為戲謔的形容，若他想到自己的獨特之處，他甚至還會戲謔地形容自己，嘲諷自己矮小的身材，諷刺自己粗鄙的相貌。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總是難以自抑地放聲大哭。他偏好與人閒適地談論音樂，他和女人交談的時候，經常有意惹惱她們，他說話放肆不羈，這正是古時候侏儒弄臣的特點。但是，他和他們並不一樣，他從未對過去的駝背人表露出絲毫惡意，他最多只表示他瞭解同伴的缺點，但是他絕對不會輕視他們。這和俾斯麥有天壤之別。說到自重，他就和俾斯麥一樣，並無二致。他是一個政黨的領袖人物，黨員們都認為他是一位獨裁者。不過他始終覺得自己是政治家，但他的某個朋友形容他政治家的成分不足而政客的成分有餘。這話說得非常對。在這兩個世界內，他是一個無可匹敵的戰術家。他看起來似乎是快要沒有體力了，他沒有必要像俾斯麥那樣保護自己的身體，因為他的人格非常精神化。他似乎是生來為諸多的理性力量做顧問的，他十分謹慎小心，極少寫信，在他必須寫信的時候，他還會叮囑收信人讀過之後馬上燒燬。既然他沒有僧侶的風帽，那麼他就無須俯首帖耳；他可以鬥爭但是無須裝成有先知的火。在帝國議會開會的時候，他要在柏林度過星期天，每個星期天的早上他都去赫德維格教堂，接著去探視巴裡施羅德，這個信教又倡導宗教的人。他的星期天過得非常特別，他從未試圖實現自私自利的目標。
唯有溫德赫斯特一人可以通過人格來使俾斯麥屈服，因此，這位被征服的鬥士始終無法忘記自己的失敗。俾斯麥說：“恨同樣是人生的鞋，它的重要性比愛更甚。有兩人我絕對不能少：一個是我的妻子，另一個則是溫德赫斯特。”
2、頒布“五月法令”
三次戰爭取勝的後果就是天空聚滿了恐怖的烏雲。俾斯麥預見到了即將來臨的危險，他認為自己能夠辭職。20年之前普魯士的君主曾經說“唯有需要強權政治的時候”俾斯麥才能夠擔任宰相。10年之前，儘管如今的君主認為仍有很多問題需要顧慮，但是最終仍舊任用了俾斯麥，因為國家需要一個手段強硬的人處理內政。俾斯麥充分利用他專政者的地位在國外取得了三次戰爭的勝利，倘若這樣一個人要回到他的原點，會令人認為他的氣魄足夠在國內擔任專制者，人們還會覺得驚詫嗎？他此番嘗試未取得成功，人們還會詫異嗎？他因為自己不依靠任何理想學說而揚揚自得，他無法預見哲學意義的危險。他鄙視和他對抗的一眾政黨，他不知道，他並無任何政黨做自己的堅實後盾。他自戰場回國時日尚短，又缺乏能夠用來作為基礎的社會學的理念。實際上，僅憑這位大建築師的才華無法將他自己的家治理得井井有條。
他的絕對自信是導致他失敗的更深層次的原因。一旦想到國外，俾斯麥就明白存在著眾多能夠與他匹敵的對手同他抗衡。就好像在下一盤棋，他要絞盡腦汁讓自己有充足的實力來打敗敵人，或者是打亂對手的戰略部署，然而在治理內政上，戰局尚未拉開時，他就十分明白，他必須具備知識、精力和手段才可能戰勝他的眾多敵人。國外列強仍然虎視眈眈，他需要想方設法地戰勝他們，而國內的政敵與之相比僅是小魚小蝦，他們缺乏與他抗衡的膽量。在外邦，俾斯麥站在同他地位平等的人們之間，這些人絕對有資格作為德國的敵人；而在國內，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他是一國的總指揮，假如他心情愉悅，願意指出幾條康莊大道，他的國家就能因此步入強國之列，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著更好的道路，他絕對不允許他人提及。談到德國在歐洲列強中的地位問題，他本來是位專家，談到歐洲的眾多社會問題，只要是在德國發生的，他就是此類問題的專制者。因為他習慣於衡量大小，卻沒有衡量觀念的習慣；習慣於衡量武官的勢力，而沒有衡量文官勢力的習慣，因此他拒絕讓步。他把持著內政，因為取得了絕對的王權而變得非常強硬。
最開始的矛盾是他與教會之間的矛盾。
在凡爾賽的某天，梅斯的督監同宰相俾斯麥相對而坐，於是，我們就看到，一個戴僧帽的人與一個著軍服的路德派相對而坐。這位督監希望獲得保護，來宣傳持“帝制憲法”觀念的天主教教會。他沒有達到目的，就立即轉換話題，談論教會的內部事務。
“宰相您是明白的，信仰天主教的人去世後，他們的前途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要光明得多。”
俾斯麥始終微笑著，沉默不語。
“不過，依照您的思維來看，或許一個信奉天主教的人也無法獲得救贖吧？”
如今，這位耶穌教的信仰者轉而談論他的寓言。
“一個信奉天主教但是不執教職的人，自然不會獲得救贖。而至於執教職的人，我還或多或少有些猶疑。倘若他因抵制神靈而犯罪，《聖經》上的話會訓斥他的。”
督監以略帶嘲諷的鞠躬對他的笑話做出回應。兩位政治家，一個身著元帥服，一個身著督監服，相視而笑，然而，俾斯麥對天主教的抵制，即使在玩笑一樣的微笑之下，也表露無遺。當時，他原本打算到科隆或者弗爾達向如今被“強盜王”嚇怕了的教皇請教，他認為“假如想要德意志人徹底清醒，讓他們理解，最妙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讓他們親眼看到這位教士的廚房就在身旁”。
我們從此事以及其他許多事情中，就能夠看出俾斯麥根本不清楚道德的力量。他熟諳歷史，然而他對宗教史一無所知。
不過在此事上，俾斯麥並非為觀念而戰，觀念僅僅是一種籌碼，在這最後的20年間，他當變則變，他是為權力而戰的。況且他對於一切不需要花費金錢的事情都可以容忍。他之所以抵制教會，正是為了權力，而非為了倡導其他特殊的教會，僅僅在教會的影響危及國家富強之際，他才會將他們看作敵人。20年前，在法蘭克福的時候，他預測到此類戰爭即將爆發，遂宣稱進行一場戰爭來“抵制天主教軍隊裡的狂熱好戰分子”是不可避免的。在奧地利同教皇簽訂和約之後，他曾經說有眾多普魯士的敵人總是聚集在那座營帳之中。當他大權在握之際，教皇政府竟然形容他為“魔鬼的化身”。溫德赫斯特在事後說：“教會戰爭的開端是柯尼希格雷茨之戰。”實際上那時候在普魯士身著教士服且信仰異端的人，特別是柏林宮廷中的一位牧師曾寫過：“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一定會受到福音的教化，也就是說絕對會信仰基督教。”
但是，真正的危機卻是發生在教皇在羅馬舉行會議，要將信仰天主教的歐洲國家的權力全部集合起來之時。在1870年7月戰爭之初，教皇向大家宣佈自己絕對是對的，這就涉及俾斯麥的認知以及他的意志。他實在無法容忍任何人說他自己絕對正確！連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麥是不會出錯的。所有信仰某種宗教的德意志人全部要接受另外一個國家的調遣和命令，這簡直荒謬至極。在他起程趕去法蘭西之際，他嚴正警告德國天主教的督監，禁止他們私自答應教皇；同時又警告教皇，禁止他暴力從事。與此同時，他糾集所有可能的反對力量，來積極地對抗此事，以護衛他們的祖國，抵抗天主教的勢力。倘若接受教皇這項新的決定，“督監則成了外邦的官員，他們就和政府分庭抗禮了”。
正因為如此，在戰爭仍在繼續的時候，溫德赫斯特的朋友就主動成立了中央黨，並作為參戰的天主教黨之一。俾斯麥原本打算成立德國天主教教會，不過失敗了，因此他急忙採取攻勢。科隆大督監，也就是大主教，已經頒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學的學生聽自由派神學家發表的演說。俾斯麥隨即以自己正在建立帝國為理由宣佈這一禁令無效。他覺得在他進行他的建設時，宗教的辯駁就是對帝國進行攻擊，而羅馬恰是帝國一切敵人的集結之地。當他回國時他發現新黨的成員已達57名，集結在此的全是因心懷怨憤而鬧事搗亂的人。
即使是比俾斯麥更加鎮定的人面對現在的狀況也會瘋狂的。他謀劃自己的事業已有20年之久，為此事他已經奮鬥了8年，而在最後幾個最為重要的星期裡，他竟然不顧逆風，將這艘船駛入了港口。如今他疲憊不堪，受盡風吹雨打，實在是心力衰竭，他返回國內和人民商討。他究竟被怎樣的麻煩阻礙了腳步？一眾與之對抗的議員，以宗教為紐帶緊密團結為一體，儘管他們的領袖依舊遠在德意志之外，然而他們絕對是抵制新登基的路德派君主的，這是因為這個領袖對曾經那個敬重教皇的皇帝心懷同情。俾斯麥才發表過關於他親手創辦事業的優劣性的演講，他的猶豫不決使他目睹一個政黨拿著一把看不見的錐子，即將刺穿這個大費周折才建立起來的龐然大物。無論是誰也不希望此時此刻站出來一個處於此種非常容易憤怒的境況下的人。他的頭腦被戰鬥精神充斥著，他下定決心要保衛自己的事業，不過這個瞄準了敵人太陽穴的人竟然將距離遠近看錯了，他原本打算射殺幾名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人，卻出乎意料地擊中了遠在羅馬的龐大勢力，這股勢力並沒有遭受重創。征戰者的好鬥情緒以及締造者的憂患疑慮，這些實幹家的行為被人完全誤讀，解釋說他害怕信仰天主教的人集合起來對他的年輕帝國進行抵制。不僅僅這一個黨派列陣抵制他，國內一切受損之人，天主教的教士、阿爾薩斯人、波蘭人等全都攜手合作反對他。外邦的敵對勢力——奧地利人、法蘭西人同國內的抵制勢力聯合。社會民主黨，它像帝國一樣年輕，像歐洲一樣弱小，卻像中央黨一樣有所覺悟。在全部的帝國的敵人中，中央黨只是最早出戰的。因為在德意志的各個大學中有一些神學家，其中包括赫因羅厄紅衣大主教，對這個所謂的“絕對不會出錯”的決定表示反對。因為巴伐利亞信仰天主教的君主支持他們的反抗；因為德國中央黨動手伊始就受到了羅馬方面的嚴厲斥責，但是局面日益混亂。那些與此事毫不相干的被束縛的首領也從旁煽風點火，伺機吵鬧，就像薩維尼，幾年前，他的理想曾經被俾斯麥扼殺。
俾斯麥儘管憤怒，但是他絕不會被成見和心情所干擾，在對自己即將要做的事所產生的政治後果進行仔細衡量之後，他才會著手去準備此事。他認為進行此種爭鬥不僅可以鞏固新意大利的抵制教士的運動，還可以讓意大利同法蘭西分道揚鑣，同時能夠使德意志和俄羅斯的同盟關係更加牢不可破，因為俄羅斯一直對羅馬持反對態度，特別反對天主教教士，因為他們曾經唆使波蘭人民反叛。在國內，此種政策將會令太子與他更加親近。自由黨對憲法必定心懷不滿，此種政策也將會平息他們的不滿，因為太子和自由黨信仰的全是一種源自理性的哲學，因此同教會對抗是他們最熱衷的事情。
5月，盟約剛剛簽訂，俾斯麥馬上就向教會宣戰，他的用詞讓人回憶起軍營的腔調。他準備了一篇半公式化的宣言：“馬上，德國政府就要決定攻擊……300年前德國的日耳曼情緒與天主教情緒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更是這樣……如今，羅馬早已經失去了世界首都的地位，如今的德國皇冠也沒戴在一個西班牙人的頭上，而是戴在一個德意志人頭上。”此刻的俾斯麥並不是無條件地讓政教分離，他所要求的僅僅是用堅定信念來抵制天主教的攻擊。這一政策的實施，第一步就是在帝國的內部頒布《教堂講台條例》，禁止在教堂講台上談論國事，如有違抗便會被處以監禁。在緊急情勢的逼迫下，他在一兩年的時間內就在普魯士頒布了“五月法令”，這有著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他將負有管理公共法律法規和教育職責的禮部內的一股天主教勢力廢除了，並把憲法中有關保護教會的幾章廢止了。他干預主教轄區中的行政以及學校的宗教教育，將耶穌教以及其他性質相同的教會驅逐出境；並採用暴力強迫的方法對法律予以增補刪除；用流放、罰款、監禁或者拘留於炮台中的辦法威脅那些有宗教狂熱症的人，將其財產充公；在許多教區內增設牧師；離間主教和教士、教士和不執教務的人，使其發生家庭糾紛；令教士、不執教務的人、學生、婦女就“良心問題”展開討論，因此就出現了道德和利益的衝突。如今實施的政策針對的對象都是那些對他構成最強烈威脅的人，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人們竟然會排除萬難去做這些事。
他向他的敵人叫喊：“你們沒有著急的必要，我們不去卡諾沙，不論是身體還是精神，全都不去！”他有極大的可能會為自己說的這兩句話而懊悔。這兩句話很快就由德國飛了出去，越過了阿爾卑斯山。一位教會的王公將德意志政府比喻為一位涉河者，在未探知河水深淺的情況下就匆忙跳下去，一直向前走，便立刻遭遇了他意料之外的深淵。也有人形容俾斯麥是個屠殺巨蟒的人。溫德赫斯特回顧過去剛信仰基督教的人的事：普魯士的主教宣佈他們抵制“異教國的宗旨”，教皇命令德國天主教教徒抵制新的法律。俾斯麥站在演講台上，非常激動地發表演講：
“我們同信仰耶穌教的王朝抵制天主教教會這件事沒有任何關係：我們與信仰和不信仰之間的爭鬥沒有任何關係。當前最緊要的事是爭奪權力，這種爭奪是人類生而皆有的本性，這就是君主制度和教士制度在爭奪權力。這種爭鬥在救世主出世以前就存在，因為此種爭鬥在奧德修斯、阿伽門農曾經要同事先定好的人宣戰——他在這一戰中失去了女兒——來抵制希臘推行自己的政策之時就存在於世了。此類權力爭鬥在德意志的歷史上層出不窮……這樣的權力之爭在中古時代找到了解決的辦法。彼時，偉大的士瓦本帝胄的最後一位皇帝，被一位法蘭西勝利者趕上了斷頭台，並死於他的刀斧之下。如今，這個法蘭西人同當年的教皇結為盟友。我們如今漸漸步入了與之類似的爭鬥之中，的確，我們應當考慮到此時的習俗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倘若法蘭西征服之戰取得勝利（開戰時，恰是教皇頒布命令時），誰也無法說清德國境內我們的教區歷史上會做何記載，更無法說清上帝借法國人之手做的事情。”
俾斯麥一向不喜歡多說話，此次卻奔走呼號，五次對群眾吶喊“爭權”。他用了一個非常絕妙的對比，讓人對歷史的地位產生誤解，以便清晰地顯露他的真正目的中並沒有教會問題的存在。談論這種“教儀之爭”的原因是什麼呢？
菲爾紹作為俾斯麥最開始的敵人和最後的戰友，出於非常不同的動機也保護這場被稱作“教儀之爭”（這四個字是菲爾紹向拉薩爾借來的）的競爭。菲爾紹說：“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穌教的發展趨勢是朝四面八方為人類開拓更廣闊的空間的，它逼著你們奮勇向前完成獨立的事業。為了推動你們的主教實現更大的自由，推動你們的官吏實施更獨立的政策，你們必須盡你們的力量，那時，所有的事情都會與現在不同……這種非德意志的羅馬制度是你們必須反對的……你們如果認為你們有理由把宗教信仰區域推廣成凡間的事物……我們就完啦。德國發展的全盤進程將會被你們破壞。”
自由與科學嗎？我們剛才聽說的不是爭權嗎？今天與10年前沒有差別，兩個不同的世界，菲爾紹與俾斯麥（將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裡跳，讓人發笑）兩個人暫時講和，在一起戴面具跳舞。這時，那個好鬥的中央黨的領袖馬林克洛特起身講話，打算把沒有靈魂的病理學家轟下去。
“信奉耶穌的人往往有更為偉大的預見力，這表現在什麼地方呢？他們人人自以為是，使得他們紛亂到了沒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難道這就是這種預見力的體現？……我們卻不會這樣亂糟糟，我們的一個基本主題是教會就是傳佈真理的。……當教會形成一個決議時，這個決定就要被信奉天主教的人承認。你我簡單的區別在於我們的宗旨在乎法權，而你們的宗旨在乎個人的裁決。所以，經過1900年後，我們仍然同從前一樣強大，我們是統一的，而你們卻要傷心地面對你們建築上的磚石一塊兒一塊兒地坍塌下來的情形！”當帝國宰相讀到這篇演說時，他會有什麼樣的感想呢？難道他不覺得自己與這個對手的聯合更加密切，從而超過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緊密程度嗎？這個信奉天主教的演說家用和以前從俾斯麥嘴裡聽到的相似的話語，學著俾斯麥的節奏、俾斯麥的派頭，大力反對菲爾紹。
這兩位選手各施所能地拼爭，德意志政治辯論的焦點也變成了他們關於“教儀之爭”的演說。不過，經常打勝仗的是溫德赫斯特。俾斯麥嘲罵他是心懷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並勸誘中央黨反對他們這個反對帝國的領袖；又嘲笑他個子矮小，說他動彈不得，等等。而溫德赫斯特只是平靜地反駁道：“雖然我有許多缺點，但你從來不會看到我在議院辯論時發怒。在議院裡，在議院的圍牆之外，我的脈搏都是每分鐘跳60次。何況，我的對手罵中央黨只是因為我矮小的身軀屬於中央黨，請問，這是在恭維我呢，還是在貶斥我？”
溫德赫斯特說俾斯麥應將國家權力移交給議院。俾斯麥聽到之後，手顫顫抖抖地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趕緊喝了幾口水，似乎要喝下溫德赫斯特說的話。溫德赫斯特依然在繼續說：“如果我們的學校把宗教摔出去，誰來擔負起教育的責任呢？國家能夠勝任這項工作嗎？國家是否有條件完成這項工作呢？若是有，請把你有關新的國家的回答告訴我。將來或者是一個異教的國家，或者是一個無神的國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時，俾斯麥既不願意答覆，也不能答覆，他只是帶著個人的不快反駁說：“我出來辦事多年，我會證明普魯士君主制的宗旨是我一直維護著的。”
第二天，俾斯麥用很激烈的話罵人，開始了他的反攻：“你話裡的油是助長怒氣火焰的油，而不是療傷的油。對於紛爭要進行勸說或調解是我很少從議員那裡聽說的……假如這位議員能夠知道我所得到的來自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保佑我來抗拒我會遭遇的悲慘命運……如果你不承認天主教的領袖地位，那麼你將更容易為國家的安定做出貢獻。天主教的許多希望唯有當紛爭與革命在國內佔優勢時，才能夠成為事實。”
溫德赫斯特馬上回答說：“我什麼也不是，我什麼事情也不能做，然而你們卻似乎希望我做些什麼……我不願意就宰相對我的攻擊發表任何感慨，因為我是處於這個議會的議長領導之下的，但是大臣似乎是不受束縛的，不管面對著什麼，我都不會選擇退卻。那位先生問我是否還效忠於漢諾威王室。我自認為我已經遵照《聖經》的教誨，聽從我的良心，做了我為人臣子應當做的事情。有人說中央黨存在秘密計劃，並以此將一位議員認定為嫌疑犯，打算以此來威脅這個黨派。這就是我們目前實施的類似於壓制言論自由的恐怖主義政策。我要跟這位先生說清楚，要他知道，假如幸運之神眷顧，維持君主專制制度非常容易，但是倘若運氣差，還打算通過暴力強迫人民服從，那是無法辦到的！”
溫德赫斯特的奮鬥就是如此有聲有色。事後，他闡釋此種強權主義與奮鬥之所以可以成功推行的重要原因時說：“由於此位先生擁有眾多的軍隊，擁有充足的財富，這二者均比我富足，因此他實施他的政令就會更有成效。……倘若一個人擁有200萬軍隊作為堅實的基礎，他的外交政策自然很容易推行！”當溫德赫斯特仍在那兒演講的時候，俾斯麥離開了議院，溫德赫斯特保持著微笑給他放了一支冷箭，全當是給他送行，“碰到此類進攻的時候，武士的習慣是要本人親自接受挑戰的……如果可以在德意志面前和我的敵人談判，我會因為此種殊榮而倍感驕傲”。這個大衛就是如此驕傲，如此巧妙地以玩笑的口吻將石子狠狠地擲向歌利亞的頭。
然而他沒有命中目標！俾斯麥馬上就發現自己在宗教問題上所做的事是錯誤的。他用好勇鬥狠的皮胡的死亡和擅長處理外交事務的利奧十三世的上台這兩件事作為遮掩，暗地裡將提案收回，將他倡導爭奪的責任盡數推到下屬的身上。直到1873年年末，安德拉西寫道：“任何時刻，一旦提及教皇，俾斯麥就會橫眉怒目，暴跳如雷，自他口中蹦出的語句像是在咒罵。他惡狠狠地說，教皇危及各個國家的安危；他還說，教皇是一個革命黨、無政府黨，無論哪一個君主，如果他希望保住王位，都務必要反對教皇。”隨後他反應過來：羅馬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因此他就歸咎於他的禮部大臣法爾克。當俾斯麥同符騰堡大使米納特見面商談時，他用了一個非常精妙的比喻，說：“國家就如同一位手執利刃的憲兵，躡手躡腳地追捕行動敏捷的教士。”他說，在婚姻法頒布時，他正在瓦森。他非常正式地告訴薩克森的大使法裡森：
“他們抵制我的計劃，同我爭鬥。我僅僅在和中央黨進行政治鬥爭，我把所有的天主教徒激怒了，但是實際上這並非我的過錯。我一開始是反對這樣做的……然而甘豪增和法爾克兩個人用辭職相威脅，因此我只能讓步。如今我非常懊悔，為什麼在我簽字之前竟然未能讀到這幾條法律規定，這裡面的很多話純屬胡言亂語……我麻煩你回稟你的皇帝，這兩年普魯士所發生的事，不該由我承擔責任。”
但是，一年之前俾斯麥曾教唆半數國民抵抗另外半數的國民，他說：“對我們的祖國構成威脅的正是那位宣稱不會出錯的教皇！任何權力，哪怕是宗教之外的權力，他都肆意奪取，他宣佈我們制定的法律無效，抽取我們的稅捐。總而言之，在普魯士，沒有一個人比這個外國人更有權力！”然而如今他說了那樣的話。
他希望德累斯頓早已經將他過去所說的話忘記了，然而，他錯了。不僅歐洲將他的話記得清清楚楚，連羅馬都是如此。其他的人也無法忘記他在25年之前說過的話：“我幻想我可以看到本時代的那一船蠢笨的人，在基督教會這塊礁石上摔得粉身碎骨！”當老格拉赫告訴俾斯麥說他依舊是虔敬派的時候，他面無表情地解釋說，他說的是耶穌教教會，羅馬的預言家不能不微笑。皮胡去世之前說他的大對頭是一個信仰耶穌教的巨人。他做出了最後的預言：“最終將有一塊兒滾到山腳下的巨石，將這個巨人活活碾碎。”
3、揮舞懲戒之杖
為了避開革命，威廉於1848年3月18日從柏林逃走了。1871年3月17日，威廉於23年以後成功地回到柏林成為君主，民眾對他的歸來表示熱烈的歡迎。革命政府第二天在巴黎宣告成立，所有的德國人都聲稱同情巴黎的起義人士，俾斯麥為此感到害怕，說：“我又因此徹夜難眠。”倍倍爾是首次帝國議會（這是戰役告捷以後的第一次選舉）中唯一的社會黨，和約簽訂兩個星期以後，他站到台上說：“在巴黎建立革命政府只是革命的開端！‘把資產階級消滅，解放無產階級’這個巴黎革命者的口號過不了幾年就會成為歐洲所有無產階級的戰鬥標語！”（大家都笑了起來）倍倍爾接著說道，對於阿爾薩斯人和洛林人，他希望他們加入德意志人的自由之戰，這樣未來才能被解放，到了那個時候，歐洲人民將會得到只有在共和國裡才能實現的自決權。於是俾斯麥說：“你們完全沒有必要害怕我對最後的演說者的回答。你們都會認同我的觀點：在這個議會裡回復他的演說實在沒有必要！”可是後來他說倍倍爾的演說像一道瞬間照亮了時局的閃電。當國家和社會都處於危境的時候必須保護他們自己。所以要先將這個仇敵消滅掉。
俾斯麥於拉薩爾過世很長時間以後還在和他的繼承人往來，從始至終都沒有把拉薩爾的國家社會意識忘掉。可是現在他在巴黎革命以後把社會主義丟到了一旁。根據他的計劃，他已經不再需要什麼政黨來對付自由主義了，因此他們的方針是要通過幾部新的法律以對財產進行保護。每次進行社會主義演講的人他都要囚禁。當帝國議會否決了他的議案的時候，他告誡他們說：“社會民主黨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出幾年，市儈們就會叫喊懲處的法律我們也需要了。”年輕的社會民主黨通過下一次的選舉取得了12個議會議席，他把懲戒之杖請來做決斷，這是上帝用來統治人的一項補救方法。新的思想潮流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他評價這些是“烏托邦式的胡謅，持這種觀念的人相信燒好的鴿子會飛到他們的嘴巴裡”。他又建議“醫治這種違犯刑律的瘋病要用新鮮陽光和空氣”。他要採取激進的手段對付社會黨，但是因為帝國議會不敢通過特殊法律來壓制民眾中的特殊分子，所以失敗了。
當前，一顆子彈令僵持的緊張形勢得到了緩解。
1878年5月的時候，已經80高齡的老皇帝坐馬車到外面巡查時，一個被逐出社會民主黨的可憐蟲向他開槍射擊。此人是個學生，身上的衣著很破爛。這個消息被俾斯麥得知後，他拍著桌子叫起來：“他們被我抓住了！”
“你指的是社會黨嗎，尊敬的大臣？”
“是自由黨，不是社會黨！”
他一下子就把計劃制訂出來了。現在自由黨肯定會受到老皇帝遇刺所引起的動亂的影響，為了使一部非常法律通過而要求進行投票表決，那麼關於教儀的爭戰就會被晾在一旁，自由黨也就沒什麼用處了，可以把他們拋開。當天司法部大臣就奉他的命令草擬了新法律，翌日他就將草案送給大臣們看。這部早想實施的法律10天後（完成得很倉促，當中有很多法律錯誤）就被拿到議會，成了議案。這部法律之所以推出，用的借口是：“我們只有跨過因為憲法形成的很多障礙，才能在和社會民主黨的爭鬥中擁有更多優勢。因為憲法太過從理想上保護政黨和個人，所以在幾部所謂的基本法裡存在很多阻礙。”距圖謀刺殺皇帝的事情已經過了20天，議會中只有保守黨支持這部法律，其他人都反對。本尼格森曾預言，假如這部新的法律被通過，那麼未來會有很多陰謀事件發生，這比正大光明要危險得多。各階級但凡受到過這部法律的攻擊的，都會非常怨恨它。向來不違背法律的人會說：“假如這種法律只保護富人而不保護幾十萬的國民，那麼我們就要問，為什麼我們還要遵守法律呢？”本尼格森往下說道，這部法律肯定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利希特也持一樣的觀點，說這部非常的法律給原本默默無聞的人們準備了殉道者之名。
3個星期以後，從菩提樹下大道的一個窗口又射出一槍，當時老皇帝正在他的馬車裡走動，此次他受傷嚴重。過了3個小時，內閣參政台德曼給正在大花園裡的俾斯麥送信：“我進去找他的時候，他旁邊跟隨著高大的丹麥種狗，他們在陽光裡緩慢地在青草地上散步。他看我走過來很歡喜，跟我說他在哪裡散步，說新鮮的空氣對他很有益。”
“我這裡有幾封緊急電報，很重要。”
“電報真的重要到一定要在這空曠的鄉下來處理嗎？”
“很不幸，這真的很重要。又有人想謀害皇帝。皇帝被子彈打中了，傷得很重。”
俾斯麥猛然停下來，並且把他的橡木手杖狠狠地頓在地上，深呼吸了一下，說：
“這樣的話，那麼我們馬上把帝國議會解散！”
他匆匆地走出大花園，進到屋子裡，台德曼一路給他講述具體情況。一進屋他就跟隨從說，準備回柏林。
今天的俾斯麥特別高興，誰都沒見過他何時比今天還高興。12年前老皇帝授予他大權，讓他可以自由發揮自己的才能，所以他很喜歡老皇帝。雖然老皇帝的固執經常讓他不安並且滿腹牢騷，但是他不會和別的人那樣輕視老皇帝。就如同打理家務很久了的兒子對易怒的老父親加以容忍一樣，他無論如何都會遷就威廉的怪脾性。俾斯麥希望威廉活得長久一點兒，因為他希望自己的官一直做下去，他是在為自己考慮。說不定明天他的對頭腓特烈太子就會繼承皇位，那麼他將無法再掌握權力了。這個理由連同私利，讓俾斯麥從初始就對威廉的受傷情況尤為關心。
俾斯麥很記仇，還是個打手。晚上他心裡恨著別人，白天就謀劃，眼睛時常注視著敵人。什麼？他首創的帝國議會現在要否決他的計劃！這些溫德赫斯特、本尼格森、拉斯克還有利希特的勢力可以阻擋他去和偷盜財物、破壞秩序的人鬥爭！最近這幫能說會道的人剛剛從他手上奪走了武器！先不理這一槍是誰開的，它確實拯救了局勢。這個連姓名都不清楚的刺殺者來自哪個階級，他這時並不知道，也不知道皇帝傷得怎樣，更不知道這個80歲的老人還可不可以康復。他知道的只是皇帝因為這個刺客所受的傷是他在選舉爭鬥中的無價之寶，讓他在戰場上取得無可估計的勝利。因為這個事情，他現在可以消滅他身旁所有的敵人，他要將議會解散。
議會果真在九天以後被解散了。只是幾星期的時間，俾斯麥解散帝國議會的議案就因為皇帝第二次被刺殺的事情而得到了大部分議員的支持。
當俾斯麥瞭解到刺殺皇帝的人諾畢林是一個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的瘋子，並且這個人在自殺前說他不想就這麼悄無聲息地死掉，他要讓一個名人來給自己墊背。這些他都不關心。諾畢林的供詞和罪行充斥於報紙上。整個德國的報紙每天都在揭露陰謀，宣佈柏林進入戒嚴狀態——就好像有敵軍就在城外一樣。“最好鼓動難以避免的衝突，使用武力壓制起義，等人們徹底恐懼時再在帝國議會裡通過嚴厲法律。”在幾十年以後，這個不需要法律的宰相又回到了他當初的起點。在外交上，俾斯麥的“鐵血政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國內他也想用強制手段讓這個政策收到他預想的效果，可是太子反對這種政策。太子在老皇帝無法管理國事的時候替他治理國家，他不想一接觸權力就大肆殺人。全部自由黨都希望老皇帝死去，想讓太子繼承皇位。因為制定非常法律表面上的目的是保護自己父親的安全，所以腓特烈也不敢明著說他反對這項法律。太子內心的矛盾變得越來越嚴重。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讓人意外的事情——老皇帝的傷有很大的好轉。他的那頂頭盔挽救了他的性命。那天他一反常態地戴了頭盔。原本不想打仗的威廉贏得了三次戰爭的勝利，現在他卻遭遇險境。可是難說，普通人可能明白這樣的說法。以前怨恨老皇帝的國內民眾現在卻很擁護他。他復原以後下了床，用幽默的口吻說他需要的其實就是放一下血，醫生給他治病的效果也沒有這個諾畢林好。整個德國都沉浸在喜悅中，連俾斯麥也感覺老皇帝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這樣活躍和開心過了。俾斯麥、太子、太子妃、德意志人，甚至整個歐洲起初都認為威廉皇帝會活得很長久。他就好像一個要獲得幾百年來都沒有出現過的圓滿結局的童話中的國王。無論怎樣，這一槍功勞太大了。趁著這個大好的機會，俾斯麥大刀闊斧地去做最危險的事情。
在老皇帝遇刺後不久舉行了選舉，左派政黨的勢力大大減弱，因為俾斯麥不斷變化著口號標語，而保守黨的右派勢力則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因此俾斯麥就能在帝國議會強行通過他的非常法律，並且可以藉機把法律條文弄得更嚴酷。他一度又像以前一樣常常怒對自由黨，溫德赫斯特幫助他改變自由戰線（溫德赫斯特笑著宣佈教會政策破產了），輪流利用民族自由黨和中央黨，以獲得大多數的議會席位。俾斯麥的新法令試著實施了兩年，之後延期，又實施了四年。制定這個法律的目的在於使官吏們都有壓制和懲罰“危害公眾安全”的行為的自主權。他們可以驅逐所有宣揚社會黨理論的人，可以拘役開酒店的人、賣書的人、印刷的人；報界的各種自由和公開演說的權利社會黨都無權享有，只要是州郡長官就有權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實施戒嚴。
這個法律被討論的時候，就如同受到夏日閃電的照射一樣，一個新世紀的樣貌時不時地顯露出來。總是與神聖和永恆同盟的俾斯麥，就好像從來沒有和拿破侖三世走近過一樣。他大聲地和社會黨說：“你們滿懷輕蔑和恥笑對人民做出五花八門的應答時，要他們相信他們一直以來以為神聖的東西都是一個莊嚴的謊話，例如收入、家庭財產、繼承遺產、信仰我們的君主、愛國主義、信仰上帝等——當他們的這些信仰全部被你們奪走時，那些知識匱乏的人很容易就被你們指導去重複浮士德曾說過的話，‘上天給予希望，上天賜予信仰，上天賦予忍耐……’這種人還有什麼呢？對僅有的可以讓他感覺歡樂的肉慾享受的瘋狂追逐不是他們唯一擁有的嗎？……如果我們在一個強盜的專制下生活，那麼我們的生活也沒有意義了。”
倍倍爾答道：“圖謀把一個瘋子的行徑當成一個籌劃已久的反動派改變政策的機會，法庭還沒有對皇帝遇刺的事情進行審訊結案，他們就已經決定發動政變了……有一個政黨反對所有的謀殺，可是它又覺得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都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任何想要把罪責歸到這個政黨頭上的企圖它都加以反對——這些企圖都是在自貶……我們只是要保障所有人的利益，使財產的分配比較公平，並不是為了取消財產。”接著他一一揭露了俾斯麥和拉薩爾來往的詳細事實，這讓整個德國都很震驚。
現在偵探和暴虐橫行的時代以及賄賂和仇恨的時代都開始了。拘役、驅逐出境和搜查住所的事情在全國各個地方都有發生，他曾經對民主自由黨做出承諾，說只有“到了極其必要的時代”他才會宣佈戒嚴，把人驅逐出境。可是他卻在四個星期以後公然違背自己所說的話，宣佈柏林和其附近的地方戒嚴，並且在柏林驅逐了67個社會黨領導者。因為他不滿意漢堡自由市的選舉，所以他又宣佈漢堡戒嚴。過了不久，又有1500人被監禁，總的囚禁時間加起來超過1000年。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在德意志國內就有200個會團被關閉，250類書籍被禁，六個月以後，禁書已經達到600類，並且有幾千個人因為這些沒辦法繼續生活下去。倍倍爾將這些事比成中古時代的事情非常有根據。他說：“這些人和我們有一樣的思想，他們的生計被人奪走了，他們受人欺侮，被人誣蔑為沒有名譽又不遵守法律的人。當官的人曾想引發動亂……這種充滿攻擊、謀反和殺人的日子是德國近代史上最為淒慘的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