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誰敢當前。

我在1961年8月18日考進台大歷史研究所,苦於生計,由姚從吾、吳相湘兩位老師之介,進了羅家倫、陶希聖主持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做臨時僱員,每月一千元,幫忙找開國文獻,但不撰寫什麼。羅家倫是「五四」風雲人物,跟我長談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傳他「一身豬熊狗」,見之果然,長得真是又怪又醜,更糟的是他的聲帶,此公聲帶有異,發音沙沙作響,好像公火鴨似的,他大誇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這個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實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辦黨、寫毛筆字,所以一點兒也沒當年「五四」的影子了。我後來寫《胡適評傳》時,向他主持的國民黨黨史會借《競業旬報》,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來源,其畏首畏尾心態,有如是者!陶希聖做過汪精衛的宣傳部長,以漢奸名,為人陰險外露,他拉攏我入國民黨不成,最後把我請走了,請走後還寫文章罵我,實在卑鄙。我被陶希聖請走後,另一國民黨大員張其昀對人說:「人棄我取,我想請李敖到我這邊來。」當有人轉達這一好意後,我表示:「我已經後悔去陶希聖那邊了,我再也不要跟他們有任何干係了。」雖然此事息於未萌,我也從不認識張其昀,也沒見過此人,我倒覺得他不無知人之量。

我進文獻會前,已投稿《文星》;到文獻會後,與文星關係愈來愈近:離文獻會後,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變了我的「經濟結構」,當文星老闆蕭孟能把第一批寫書稿費一萬元交到我手上的時候,我真是開了洋葷。——我有生以來,手中從來沒有握過這麼大的數目,當然我看過一萬塊錢是什麼模樣,但那是在銀行,錢是別人的,這回可是自己的,感覺完全不同。與文星合作,雖然最後成為「魔鬼終結者」,但不論自己怎麼「聲名狼藉」、怎麼得、怎麼失,在經濟上,我卻從此走向「有一點錢」的不歸路,我終於逐漸擺脫了窮困的歲月,「一錢難倒英雄漢」的日子,對我終於遠去。文星結束時,我有了一戶三十二平方米的公寓房子,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從二十六歲時還向朋友李士振借錢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歲時遷入自己價值十二萬的「國泰信義公寓」做寓公,當然對我是大事。我心裡至今感謝蕭孟能,雖然這是我勞心勞力冒險犯難所應得,但有此機緣,不能不說和他有關。——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數,能數的,起自一萬元最具體了。

這一「國泰信義公寓」,是四樓公寓的頂樓,總價十二萬,六萬元付現進門,余六萬元分期付款。我這戶東面兩戶是文星資料室、西面一戶由陸嘯釗買到,四戶相通。在起造過程中,我發現房子蓋得不老實,偷工減料,面積也不足,我單槍匹馬,跑到國泰建設公司去理論。它的老闆蔡萬霖親自出來,很傲慢地向我威脅說:「李先生,你知道我們蔡家兄弟是什麼出身的?」我說:「你們是流氓出身的。」他聽了我這種單刀直入的口氣,嚇了一跳。我接著說:「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麼出身的?告訴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過我會寫字,你不會,要不要打官司、上報紙,你看著辦吧!」蔡萬霖不愧是聰明的土蛋,他識時務,立刻屈服了,賠錢謝罪了事。他之所以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訟,自是原因之一。這土蛋當年沒今天這麼胖,今天純粹已是腦滿腸肥兼滿腦肥腸的傢伙了。這土蛋變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後,深居簡出,住在我的隔鄰大樓「霖園大廈」,警衛森嚴,有一天我在京兆尹吃飯,「霖園大廈」豪門突開,我遙望對面蔡萬霖家過年大張紅幔,上寫「金玉滿堂」四字,覺得好笑。《老子》書中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譴其咎。」當然土蛋蔡萬霖是不懂這段古書的。蔡土蛋不懂古書,卻懂顛覆三民主義,且和孫中山好有一比。孫中山做欽命要犯時,滿清政府按照慣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醜化他,在公文書上,「孫文」變成了「孫汶」;蔡萬霖做一代財閥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書上,「蔡萬林」變成了「蔡萬霖」。兩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後者加雨而已。孫中山講三民主義,發明土地「漲價歸公」之說,自以為得意。但這種閉門造車、一相情願的主義,其實是沒有可行性的,因為「漲價歸公」要能實行,乃以土地有無移轉為要件,若土地根本沒買賣,則對有買賣者而言,即為不公:若對沒買賣者抽稅,則因根本沒買賣而增加負擔、因根本未獲漲價所得而增加稅捐,又是不公。可見沒那麼容易!如今國民黨偽財政部賦稅署官員表示:大財閥炒作房地產獲取暴利,並不是因為他們逃稅,而是政府課不到他們的稅,因為他們買到土地以後根本就不賣,所以土地增值稅也就無從課起,「漲價歸公」也就徒呼負負!土蛋蔡萬霖已經闊到不賣房子只租房子了,孫中山想得到嗎?多可憐呀,會做夢的革命家!做了半天夢,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孫中山被蔡萬霖打倒,我卻打倒過蔡萬霖,只是小規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顛覆三民主義上,他和我卻有志一同。雖然各搞各的,卻正巧殊途同歸,亦足發噱也。

1961年6月1日,共產黨出身的謝然之接任國民黨第四組主任。在他接任後五個月,同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發表《老年人和棒子》,從此興風作浪,使國民黨怒形於色、謝然之喜上眉梢。國民黨怒的是,李敖從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謝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殺的大買賣可做矣。在謝然之的帶頭媒孽下,《文星》處境日漸惡化。拖到1965年11月,正好發生了謝然之與余紀忠公開衝突事件。余紀忠在11月29日的《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上,以社論「黨紀國法不容誣陷忠良——請謝然之交出證據來!」為題,質問這個國民黨「敗類」,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請蕭孟能去找余紀忠,取得聯合作戰共識;一方面以《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戰法,引蔣介石言論以諷謝然之。12月4日,《中央日報》登出《中央四組與(徵信新聞報)雙方表示誤會冰釋》。後來余紀忠向蕭孟能抱怨,說你們出手這麼重,可不太好。同時12月3日的《公論報》上以短論評論,說:「有兄弟兩人,因細故誤會,偶爾失和。做鄰居的人,應該善意規勸,使他們重修舊好。絕不可以大唱『反調』,推波助瀾。」我看了一笑,心裡想:一點也沒錯啊,他們是「兄弟」,我們是外人,說得可真好!我寫《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擊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的作風;事實上,只是「為例」以概其餘,隱指國民黨總裁言行不一,未按「憲法」規定,把黨部自司法界和軍隊中撤出。這篇文章構成了《文星》被消滅的最後條件,殺身之禍也就立竿見影了。殺身之禍是那年12月間籌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時發生的。第九十九期預定1966年1月1日出版,可是12月15日,警務處轉下警總(54)訓喚字第8706號代電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25日,又發生了情況,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員直撲中山北路一段67號清水商行印刷工廠,收扣了部分稿件;27日,由市長高玉樹出面做狗腿,下達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後,謝然之主持的第四組秘密行文給蕭同茲,不准復刊,《文星》雜誌從此便進入歷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這篇殺身之作後,寫信來,責怪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側」,其實仔細看去,並非如此。君之側固然是無恥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證出「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因果責任。蔣介石的左右在為他朗讀這篇文章後,立刻氣得下手令:「該書店應即迅速設法予以封閉。」可見傷到要害,蔣介石本人都感覺出來。當然,在那種「冰河期」中,寫這類文章是無法暢所欲言的,只能欲說還休地點到為止。正因為這篇文章有這種缺點,所以在多年以後,它正好用來彰顯出當年文禁文網是何等威風,而我們在那種威風不敢捋虎鬚的勇氣,是今天「不知稼穡之難」的青年人所不能想像的。雖然國民黨即時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這篇文章流傳,但是海外報刊上,卻頗多轉載。後來我又寫了一篇《我們對「言論立場」的嚴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謝然之不少底。這兩篇文章在中國言論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謝然之權傾一時之際,住在天母三路35街5號,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發覺,怒將孕婦趕出家門。後來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個兒子?於是遍尋下女,找了兩三個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喬,敲了兩萬元(近四十年前的兩萬元),才把兒子交出。謝然之的無行,此為一端。但無行沒關係,他仍深得另一無行者蔣經國的歡心,後來自第四組主任榮升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再外放為駐薩爾瓦多大使。這一外放,放出了麻煩。——大使卸任後,他對蔣家王朝已無信心,乃抗命不歸,見風轉舵,投奔美國。蔣經國氣得要命,但對小人之叛,毫無法子。1981年,許榮淑《深耕》雜誌第八期刊出謝然之在美不歸的事。謝然之居然老臉皮厚,寫信來更正。說他只是「來美療疾。……大節所在,義無反顧。……鄙人因病滯外,純係健康問題」云云。《深耕》主編林世煜問我怎麼處理,我說信可以刊出,但是註明除非謝然之肯回來,否則一切自謂忠貞,都無以證明。謝然之當然不敢回來,他的更正都是假的。同年11月7日,《自立晚報》刊出省主席李登輝在省議會公開承認國民黨中「有彭德、謝然之等敗類」,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說,國民黨搞出這些敗類來防範我們的思想,但是真正出問題的,卻是國民黨自己。國民黨自作自受,真活該啊!同時,我忍不住要質問:你們他媽的國民黨到底怎麼回事?你們當年豢養這些忠貞分子,職司鉗制言論之責,整天整我們,說我們思想有問題,現在時窮節乃見,原來有問題的,全是你們窩裡的,這下子可怎麼辦?人是你們用的,如今出了紕漏,你們沒有一聲自責、沒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嗎?說你們該負道義責任,太抬舉了,你們該負的,其實正是不義責任。為了你們的不義,多少年的歲月與心血,都耽擱了、泡湯了,你們的禍國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殺的作業裡,除了國民黨「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源1962年,發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論戰。論戰是由兩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適的《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為論戰失敗,遷怒到《文星》,乃轉移陣地,自4月起,在《世界評論》上,展開暴跳如雷的攻擊,攻擊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許登源和洪成完。到了8月,在倫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給《文星》一篇投書,《文星》於9月1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當年參加「閩變」叛國的話;10月1日,我寫《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現代史研究的立場,對「閩變」叛國,也做了一點研究。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氣了。他來了「三位一體」的控告——告蕭孟能、居浩然、李敖誹謗!胡秋原這一舉動,曾經引起輿論的非議。10月9日的《自立晚報》上,就發出這樣的社論:「……涉訟公庭要賴法律來評斷是非,我們更不知道這是進步還是退步。法律或許可以裁決一勝訴一敗訴,可是中西文化的論戰,難道能憑法律裁判誰直誰曲,得出一個結論嗎?」但是胡秋原既然堅持要訴諸法律,我就隨他的便,那時我沒有錢請律師,我就買了一些法律的書,自己先備戰起來了。這時候,一個神秘的消息傳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級的出面,雙方先行達成和解。這當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時我還不認識居浩然,我也沒說什麼。後來居浩然從倫敦回來,認識了我,坦白告訴我他怕老婆,老婆說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說:「別什麼老婆不老婆吧!你們湖北人就是沒有種!文天祥說『時窮節乃見』,你們湖北人是『時窮節先見』,一件合作,只要有點風吹草動,第一個澆涼水、扯後腿、背叛原則又出賣朋友的,一定就是你們湖北人。你們九頭鳥總是teamwork中最先變節的,別怪老婆了吧!」居浩然聽了,哈哈大笑,就默認了。居浩然以外,蕭孟能受了親朋的壓力,也動搖過,不過,我的態度影響了他,我的態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們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時二十七歲,很年輕,也很堅定。我認為,我遭遇的,是「是非」問題,不是「人情」問題。在「是非」上,我沒有錯;在「人情」上,為了真理,我六親尚且不認,何況非親非故的胡秋原和非親非故的蕭孟能呢?我又認為:我出道寫文章以來,就準備殉道,我絕對對我寫的任何一個字負責任,並願面對考驗與審判、打擊與監獄,我是不怕的。和事佬們都是蕭家的朋友,他們包圍了我,力勸我和,說不要道歉,只要聲明所說不實,表示遺憾即可。我說不行,我所說的都是實的,也無憾可遺,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這樣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1963年的秋天,法官張順吉做了判決:李敖、蕭孟能,罰錢;胡秋原,也罰錢,因為張順吉說,告人誹謗的胡秋原也誹謗了他告的人。地院判決後,雙方都上訴到高院,從此官司就拖了下來,從1963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1974年,其間所換法官的人數與出庭的次數,都舉不勝舉了。到了1974年的時候,我早已因叛亂的案子,被關到警備總部軍法處了。國民黨的法院配合警總,居然等警總先關我、審我後,才開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聲、吳純、高廷彬,他們把國民黨胡秋原的大量誹謗之言,一律改判無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蕭孟能了。1974年5月4日,我在景美軍法看守所的押房裡,收到這一判決,真又好氣又好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在我內心深處,我感到一種求仁得仁的滿足。十二年來,我為真理而戰、為信仰而戰、為抵抗國民黨的打擊而戰,在這漫長的戰鬥中,雖然有青春的離去、有戰友的離去、有人世的巨變和浮生的蒼涼,但我一直堅定,毫不動搖。我覺得我是大丈夫,我為光明爭取言論自由而面對黑暗法律審判,做了一個偉大的榜樣。有趣的是,這一場官司引發了我的「好訟」性格,自此進出法院,前後長達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終在他案上被我打敗,因為解嚴後,有些法官終能有點兒自主了、不看風色了,所以偶有勝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賠了我三十五萬元,我分了一半給我的律師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為花兒子的錢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錢,才更痛快呢。

1963年9月25日,對我是一個大日子,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傳統下的獨白》。出版後,我的風格與「一些淺人們」眼中的李敖風格,便從此確定,「遊戲文章」與「專愛罵人」之謚便跟了我一輩子了,我也樂觀此謚,老子就這樣寫了、這樣罵了,又怎樣?《傳統下的獨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後被國民黨偽政府查禁,禁後各種盜版蜂起,前後一二十年,愈禁愈流傳,自非國民黨偽政府始料所及。這書剛出版時,在「中國廣播公司」主持節目的「中國小姐」劉秀嫂,特別約我做一次訪問,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進錄音間。劉秀嫂長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純屬一流。在錄音間時她的鉛筆掉在地上了,我彎腰為她去撿,順便親近了她的小腿。雖然接近是短暫的,但是印象是永恆的,她的小腿修長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這時報上盛傳劉秀嫂、李敖戀愛的事,1964年10月3日《中華日報》上且有記者洪敬思的一篇《從絢麗歸平淡——劉秀嫂棄虛榮》的報道,就「傳說她跟李敖在鬧戀愛」一點上,有段話說:「7月初在選舉第四屆『中國小姐』會場,我問她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經將來發展來證明了。」事實上,這是「報派情人」。到了第二年2月25日,《中華日報》登記者劉一成的專訪,劉秀嫂這回否認了,理由是「李敖沒有追求過她」,這是真的。——我生平追過不少漂亮女人,卻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過去,幸或不幸,劉秀嫂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時代,結識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我早在台大時,馬宏祥就對我說:「居浩然的《十論》大可一看。我原以為這個淡江英專校長是個普通黨國元老的紈褲子弟,其實不然。此公為文,極有創見,並且文筆清新可讀。」經過這一介紹,我把《十論》讀了一遍,深覺馬宏祥的判斷不錯,從此對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後多年,我為他寫過幾篇文章,揭發國民黨大員張建邦逼媽媽居瀛玖(居浩然姐姐)上吊、逼舅舅居浩然離職等內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寫信給我說:「甚為欣慰,感謝萬分!你替浩然一次次地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這位朋友。」她同時有信給王小癡,說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氣,非常感謝」!最有意義的是:在《十論》絕版多年以後,我把這書出了新版,為居浩然跟我的因緣,用一本書做了週而復始的句點。

居浩然去澳洲前,說他做東惜別,出人意料的,地點竟在北投一家旅館中。在座有吳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蕭孟能、周群、張繼高(吳心柳)等,飯後忽然竄進兩個女人,進門即脫,其中之一戴起假陽具,對另一女作勢,隨著兩女易位,作勢者人亦作勢之,忽前忽後,令人眼花繚亂。我做個鬼臉,對張繼高說:「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繼高大笑。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爺臨別惡作劇也。

文星時代朋友中,張繼高最健談。文化論戰時,他從香港寫信給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瀉千里,盡見渾水」。他回台後不但相見,且做了鄰居,常常深更半夜,從《中國時報》下班後到我家神聊。後來文星垮了,他趨向國民黨高層,早無往還了。多年後我出獄,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請吃飯,我含糊過去,自此不復相見。蕭孟能誣告我時,蔣芸在香港急電張繼高,挽他出面調停,但他滑頭閃躲,以致坐看蕭孟能一誤再誤。後來他跟國民黨高層日近,我看不慣,乃揭發他冒充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生的醜聞。我揭發後,他噤若寒蟬,直到死去。死後他的夫人張瑞芝被他的情婦翟瑞瀝欺負,求援於我,我請龍雲翔律師有以協助。張繼高講風度、講談吐,實為一高級騙子,但他只能騙嚴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蘭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時代朋友中,吳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吳申叔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黨國元老」吳忠信。吳忠信早年的風光,顯然在蔣介石之上,他在民國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總監,革命歷史之悠久,更是先聲奪人。肇和軍艦起義,據邵元沖《肇和戰役實紀》,司令長官是陳英士、參謀長是吳忠信,位在蔣介石之上,這就隱含了禍延自己和子孫的某種「原罪」。吳申叔在向我談到他的「原罪」時候,如怨如訴,頗為感傷。他是學藝術的,在台灣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電影,這部影片,其實是一部主題上肯定「國民黨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曉得怎麼回事,偽國防部總政治部就是不讓他這部片子過關,他弄得一身都是債,困窘難言,在走投無路之時,他說他只有去拜託當時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經國哥哥」(他是一直用這樣的老稱呼稱蔣經國的),可是沒有下文;他無奈,感到吳、蔣兩家關係已經非比從前了,蔣經國也許不喜歡這一老稱呼了,於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輩的身份,重新提出陳情,可是仍舊沒有下文;他又想到,過去吳、蔣兩家關係非比尋常,吳忠信手中,有不少蔣介石寫的信件,也許這些信件物歸原主,會邀得一點垂憐(事實上,過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來點化,而交出這類手中的信件過,以換取周佛海一命)。於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還是沒用,還是沒有下文。吳申叔在向我敘述了這些感傷之事以後,最後說:「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氣的一點是:沒有我們吳家替他們打天下,哪有蔣家的天下!如今他們有了天下,卻連場電影都不准我們拍,這算什麼公道!」可見蔣家父子的涼薄,非局內人不知也!我初識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他請我在台北「喜臨門」吃飯;最後一次見申叔,是1966年4月9日,他約我在他家吃飯。這次飯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學生)、洪錦麗(林文奎學生)、丁墨南、李湘芬、張繼高、蕭孟能。熊式一等對我頗稱讚,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寫過《蔣介石傳》,馬屁十足,所以不喜歡他。京戲名角李湘芬說:「我小時候在老師梅蘭芳家看到年輕時候的胡適,現在看到你,覺得你真像那時候的他!」林文奎將軍是孫立人將軍的參謀長,孫案發生,他飽受驚嚇,精神狀態遂漸有異,這時已是滿口怪力亂神,申叔拜他為師,也就病中生幻,一發不可收拾。不久以後,申叔就閉戶不見朋友,以至於死,前後不過一年多時間。這次最後的晚餐,如今回想起來,好像是申叔有意設下的惜別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親切,一如往常。誰也沒想到,這樣一位熱情而有才華的朋友,就這樣悲憤莫名地離開了!那天飯局時,林文奎一再說喜歡看我的文章,並拿出他的照片集給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後喜歡的同班同學,畢業前夕我才發現她很迷人,可是太遲了。她是林文奎的乾女兒。

在文星時還有許多中學生的讀者,我知道的有陳曉林最優秀,直至今日猶為能文之士,並且是我好友。還有一位中學生讀者,字寫得歪七扭八,向我備致仰慕之忱,且由張菱舲轉達此意,此人後來搞雲門舞集,即林懷民。還有一位黃三(黃勝常),比我小十一歲,我在文星時候,他通過蕭孟能夫人朱婉堅,與我結交。他的父親是桂系要人黃雪村,母親是左宗棠曾孫女。這小朋友聰明過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學,因與教官衝突,被開除。後來入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一天上課時偷著幫我校書,被老師抓到,把書搶走,他向老師交涉,說可任憑處罰,但是書要還他,老師不肯,致起衝突,事聞於校長成捨我,成捨我裁決黃三應公開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過。黃三的親友都勸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灣無書可讀。他來找我,我說豈有此理,這哪裡是辦教育,這樣羞辱青年學生,成什麼話!乃寫一信由黃三持交成捨我,大意是說:你成捨我當年為了在軍閥統治下爭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卻如此迫害你的學生,豈不值得反省。黃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嚀千萬照校長意思做,不期他卻手持李敖之信,給了成捨我一次「教育」。成捨我看信後面露獰笑,說:「我們世新是個小廟,容不下你這大和尚,你還是走吧!」就這樣地,黃三為了向不良教育抗爭,又給開除了。後來他轉赴美國了。黃三在台灣,是抗爭國民黨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爭比國民黨還國民黨的偽君子成捨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紀那麼小,就那麼有志氣、有犧牲的勇氣,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後,我在電視上揭發成捨我種種劣跡(包括逼女友打胎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黃三報仇。

1966年9月4日,青年黨領導人左舜生來台灣,和我見了一面,從清早5點50分談到7點30分。談話後第二天,他在《中央日報》上發表《記留台北三周的觀感》,最後說:「近年台灣一部分的言論(包括短篇文字與專著),可能有若干也說得過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賣弄聰明,使人不快),不免與政府及社會若干人士以難堪的刺激,但我們必須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對政府及佔有有利地位人士的責難,或對一般現狀表示不滿,往往不免過分,這在一個專制或民主國家,都是司空見慣的事,用不著十分認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濟必要的朋友們,更不可運用刀筆的方式,非把少數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須瞭解,真正要阻遏言論自由或禁止某一類書籍發行,並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我覺得:關於這一方面,政府與社會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還有提高的必要。……」左舜生這些話,顯然是為我而發,並且,由於胡秋原寫過一本《同舟共濟》的書,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為明顯。難怪後來胡秋原要大力攻擊他。我對左舜生這一義助,至今不忘。在談話中,左舜生告訴我一個故事:他在延安時候,見到湖南老鄉毛澤東。毛澤東激動地說:「蔣介石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兩個太陽給他看!」毛悍氣,於斯乃見!

自文星時代起,我雖「暴得大名」,但耐人尋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灣卻被多方面地封鎖。封鎖的方式眾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試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況有三:第一類是「不願提法」、第二類是「不敢提法」、第三類是「不肯提法」。第一類「不願提法」像徐復觀說的:

本人從不以李敖為文化討論中之對手。年來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罵你」等類之語言時,本人即閉門不出一語。不僅年來本人筆下,從不寫「李敖」一字;即與本人有關之《民主評論》,外來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將該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誤會。李敖訴狀中所稱之「李某」,系本人轉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稱李敖之名,筆下不能不寫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嚴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復觀最後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稱」、「筆下不能不寫」李敖了,他好可憐喲!(他的作風,使我想起六朝之時,中國人家諱趨嚴,絕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復觀當然不會把李敖二字當成父諱,但卻巧合如此!)第二類「不敢提法」以俞大綱、方豪等最精彩。俞大綱寫《戲劇縱橫談》、方豪寫《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請我校訂,但出書之日,序中只提別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綱、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時候,只不過時當文星犯諱和被封而已,我已經被敬而遠之如此矣,比照後來在我被捕時,台大歷史系出版《姚從吾先生哀思錄》,把與姚從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標出姓名,只有一個變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論」中!至於第三類「不肯提法」,試看國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紀彩色百科全書》中沒李敖名字;中華出版《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中沒有李敖的名字;偽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中沒有李敖的名字……就可知道封鎖李敖,實在是一件時髦的事呢!尤其後者,值得細表:1990年6月9日,「中國電視公司」趙寧主持的節目中邀我亮相,限定錄像範圍,只談風花雪月,我趁機帶去這部書。我一面拿著書,一面指出:雖然美國《紐約時報》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華民國偽政府卻不承認我是作家,由這部書就可以證明。這部書九百多頁,可是沒有李敖的名字,可見李敖雖寫了一百多本書,可是並非作家屬實(這一段錄像,6月12日的電視上並未播出,也就是說,給剪掉了)。這部書是1984年6月出版的,發行人是偽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奇祿。全書從正文到附錄,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個。「中華民國」作家從頭數,數到七百零三個,還數不到李敖,可見李敖之不入流矣!陳奇祿在該書序中說:「先總統蔣公昭示我們:『文化為文藝的根干,文藝乃文化之花果。』……本會基於對作家的崇敬,對文學史料的重視,特策劃整理近三十年來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可見被國民黨文化官僚「崇敬」、「重視」的結果,原來是為「先總統蔣公」的「昭示」做腳注的,這樣看來,文化官僚們把柏楊、胡茵夢等七百零三人都當成作家奉獻,獨開脫李敖而不與,實乃真知我者焉!至於1998年時,頭腦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天下》雜誌開列影響台灣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則是封鎖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視而不見,就是這票人的「遠見」了。

在文星的讀者中,有一位請我吃飯,他是我台大同學王裕珩的父親王崇五。他曾在俄國留學,是共產黨,後來被國民黨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國民黨大員,就拉他跟國民黨合作,免了他的死刑,還做到濟南市長。到台灣以後,他擔任「國際關係中心」副主任,當時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還有吳俊才。卜道明死後,吳俊才當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請我吃飯時,講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他給共產黨辦過《紅旗》,他知道什麼是好文章,並且知道怎麼樣辦宣傳。他這輩子所看過的文章裡,能有魯迅的諷刺、胡適的清晰、陳獨秀的衝力,唯獨李敖一人耳!他說:「現在是團體對團體、組織對組織的時代,你只是一個人,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傑,如果他只是一個人在這裡,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興風作浪?」他又加強語氣說:「李敖兄,不要以為你在這個島上無能為力,不要以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澤東或周恩來他們一個人來到這個島上,他們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個人的時候,沒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談,使我明確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遠要走向一個人的戰鬥路線了。但是,現代的戰鬥是群體對群體、集團對集團、組織對組織。當個人對群體時,個人便變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進入一個群體,變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護。如果純粹是一個個人,那就毫無力量。這種現象,表現在企業主管和政府大員身上尤為明顯,這種人在台上風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變成一個個人時,他就什麼都不是了。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台上神氣活現、一下台就洩氣完蛋的道理。所以,他們看似很強,其實很弱,因為他們變成一個人時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蔣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個人,他絕對不如李敖行。我當兵的時候,我那個副連長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為他沒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個群居動物,根本沒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個個人——最有力量的個人。我能夠獨來獨往,也能夠孤軍作戰,我不是群居動物,但我卻一再展示個人的力量出來,絕非人海微瀾、默默無聞。在現代的戰鬥形態中,我是最後一位展現個人力量的,可說是「末代個人」。我死了以後,這個世界大概很難再出現這種伏爾泰(Voltaire)式的怪傑了。

在文星時,1963年,美國《紐約時報》的名記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國新聞處的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in Bottorff)約了我,三個人在一家咖啡館裡談話。在德丁提出的問題裡面,有一個很有味兒的題目,他問我:「為什麼在台灣的這些大學教授們都顯得活力不夠?為什麼他們不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我的答覆是這樣的:中國大學教授們不是沒有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的情況,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時代教授們的氣象。現在不行了,現在他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墮落的墮落了。留在大陸的許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鬥;而到台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他們在台灣島上,十足表現出「沒辦法」和「無能」的醜態,這是不難想像的,他們只是把持住現狀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進步與朝氣了。為什麼我向德丁表示到台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呢?因為當年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根本不會跟國民黨走,換句話說,根本輪不到給國民黨來騙——他們早被共產黨「騙」走了。當時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不會跟國民黨的。相對地,跟國民黨來的,其流品也下矣!與德丁談話後二三十年下來,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識分子,在台灣,形成了學閥;並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學閥的一些格調,新一代也視而不見。新學閥跟老學閥不同的是,老學閥的缺點新學閥都學到了,老學閥的優點卻一點兒都沒學到。老學閥沒吃過豬肉,還看過豬走路,可是新學閥連豬走路都沒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們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識分子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為是第一流知識分子了。——人間規格與尺度的混亂,竟一至於此。1989年4月19日,報上登出所謂「二十一名自由派學者」發起的「民間組織『澄社』」,他們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熾、李鴻禧、何懷碩、林正弘、林俊義、胡佛、徐正光、張存武、張忠棟、張清溪、張曉春、陳師孟、韋政通、黃光國、黃榮村、葉啟政、楊國樞、蔡墩銘、蕭新煌、瞿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學者、座談會花蝴蝶,總而言之,他們是當年「二流貨」和不入流的教授們教育出來的國民黨或國民黨同路人,其中實為國特者有之、冒充東洋博士者有之、見風轉舵兼媚「民進」「台獨」者亦有之。這些貨色的知識分子,如今單獨作秀,意猶未盡;又成群結隊,以「澄清天下」為招徠,組織「澄社」。事實上,這些貨色又安足以語「澄清天下」?《後漢書》寫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說新語》寫第一流的知識分子陳蕃,「言為世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這種知識分子,他們為人間正義,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這些貨色呢,卻什麼犧牲全避之唯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於先、又不敢冒犯暴民於後,口口聲聲說「知識分子不可做政治幫閒」(「澄社」社長楊國樞語)。事實上,他們是最大的政治幫閒!他們口口聲聲超然於「黨政職務」之外,但是他們自己,又幾個不是國民黨?而他們在發佈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請黨政雙修的國民黨大佬、「總統府」國策顧問偽君子陶百川為「名譽社員」。這些貨色的勢利與格調,豈不立刻呈現得一清二楚嗎?他們唐突古人陳蕃、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為依傍,以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自期。殊不知「費邊社」的人物,論才、論學、論品、論膽識、論抱負,都非這些貨色所能攀附,這些貨色費了半天勁,其實全搭不上邊。結論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為彼輩所澄,倒霉極了。「澄社」如此,其他什麼社、什麼團體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於1998年,活了九十多歲,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談,想到今天知識分子的嘴臉,愈發好笑。

1964年5月14日,居浩然寫來一信,說:「至友吳錫澤君仰慕大名,亟願識荊,不知能否賜彼電話23163約時一晤?……」吳錫澤曾任台灣省新聞處處長,我想他找我一定有某種公幹,就跟他約見了。見面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是陳誠想見見我,托他先做安排。我和他約好在5月22日去陳誠家。可是5月21日晚上,我接到五次電話;22日早上,又接到兩次。全部電話,不是「副總統官邸」打來的,就是吳錫澤打來的,一再敲定見面時間。到了22日10點10分,見到陳誠,吳錫澤首先解釋為什麼晚了十分鐘,我心裡想,他們的官兒,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見面後,陳誠請我坐在大客廳的長沙發上,他坐在側面的單人沙發上,此公此時面目清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舊西裝,左袖有四個扣子、右袖只剩三個。黑褲黑襪,衣著非常寒酸,跟他豪華的大客廳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釋他不喜歡住這麼氣派的房子,並非矯情,可是總統下令蓋了這房子,他只好從命。陳誠敬我煙後,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裡想,此公的胃已一開刀再開刀,居然還喝這種東西!陳誠說他讀了我寫的《胡適評傳》,非常佩服。接著談胡適家世。他說他在民國二十四年,在北平蔣夢麟請客的席上,認識胡適的。胡適曾詳詢他江西「剿匪」的事,從此結為好友。他說他極佩服胡適,胡適絕不在背後說人話,對他知無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資料,可是有一船資料出事沉了。胡適每次見他都勸他寫回憶錄。他說「適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義相去不遠」。由胡適談到蔣夢麟的婚事。他告訴蔣夢麟,如果與徐賢樂結婚,他們夫婦將不再去蔣家。胡適勸阻結婚的信,也有副本給他。可是大家無論怎麼勸,蔣夢麟都不聽。後來結婚結出了麻煩,蔣夢麟有信給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陳誠怕我寫出來,特別說:「此事不能寫啊!」陳誠又談到他發跡。他當十七師副師長,被帶去看兵,建議頗得曹師長賞識。武漢事,蔣介石以陳誠威望不夠,本擬使何應欽、白崇禧兼,後來才勉強全給了他。又談到裁軍的故事,說陳調元說今天的兵好像叫花子拿棒子,沒有棒子,狗就要咬他了。吳稚老說出門總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門。他說他去過我的家鄉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歲,他問我生年,我說我就是你同蔣夢麟、胡適吃飯那年生的。他大笑,說:「那時你還沒生呢!」他問到我結婚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三十而立』才好。」又說:「今天台灣三十歲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蔣孝文是名人。」我說:「今天台灣的年輕人很難出人頭地,老一輩的高高在上,內閣年齡平均六十六歲。八十開外的於院長、莫院長實在都該表現表現風氣,該下台了。」陳誠說:「你說的全對,我也該下台了。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定是悲劇。」不過他最後說:「你李先生還不到三十歲,你前途遠大。」我說:「我在部隊裡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寫,內文是:『我們像什麼?我們像玻璃窗戶上的蒼蠅。——前途光明,可是沒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陳辭公二十六歲2月間還是中尉,可是9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後三十歲就當少將師長了。如今一個青年軍官,想從中尉升到少將,別說四年,十四年也沒機會啊!」陳誠聽了,為之默然。他說他跟肯尼迪總統談話,事先美國朋友提供他兩點談話基礎。其中之一是基於美國利益來談。他自己又加上兩點:第一,「不要什麼東西。」第二,「不談理論,理論有見仁見智的不同。只談個人經驗,談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經驗。」他說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他談,他很聽得進。」他問到我的意見,我說:一、軍隊苦悶,訓練不徹底。二、內閣年齡太大,青年人出不了頭。談話談了兩個小時零二十分鐘,我告辭了。陳誠一再說談的事太小了,是否耽誤了李先生寫文章的時間。他勸我多做研究,說李先生前途遠大。他送我出門,我上車,車開了,他還在招手。他給我一種不久人世的感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彷彿要對一個年輕人說些心頭話,他找到了我。整個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說:「共產黨的失敗,並不就是國民黨的勝利。」我想,這是一種動人的覺悟。可是,已經時不他與了。談話後九個月,陳誠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後,陳誠的兒子陳履安到我家來看我,我們做了朋友。陳履安前後來了七次,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有一次談到他父親死前種種,他說:「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親一聲不響地忍耐著,我真想像不到那種疼痛是怎麼忍受過去的。」我說:「你父親死得像個軍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軍人本色啊。」

陳誠約我聊天後四個多月,當時蔣經國系大員李煥請我吃飯。時間在1964年10月3日中午,地點在台北新台北飯店。先由調查局的楊雪峰接我,吃飯時,楊雪峰也一直在場作陪。據我側面瞭解,這次吃飯,原因和安排蔣經國要見我有關。那時李煥是在朝的炙手可熱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側目的人物,蔣經國拉攏人才,自在意中。不過蔣經國和李煥的大腦中,是不能理解知識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對國民黨不合作主義,使聰明的李煥立刻覺察出來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蔣經國見面。李煥請我吃飯的另一原因,是想瞭解一下我與「台獨」的關係。在吃飯前十三天,正好發生了彭明敏案。據彭明敏《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憶:「李敖與《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無關。可是,謝聰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後,警總人員覺得該《宣言》文章寫得太好(這應歸功於謝聰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於台灣人之手。他們猜來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筆的。審問期間,他們對此一再追問不捨,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為特務人員懷疑和注意的對象。這是李敖與《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唯一的『牽連』。」正因為特務人員懷疑宣言是我代筆的,所以李煥請吃飯時,就旁敲側擊地問我:「聽說這份宣言文章寫得極好,是經過你李先生指點或潤飾過的?」我笑了起來,我說:「若是我寫的或經我潤飾過的,一定更好!」李煥聽了,哈哈一笑,就不再問下去了。那次飯局,大家談了兩個多小時的話,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煥談他親歷的西北人民的苦況。李煥說他在西北行軍,見到西北農民硬是全家穿一條褲子,褲子掛在門口,誰出門誰穿。聽了以後,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唐詩《石壕吏》中「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的描述,並且感慨於千百年來,中國的貧窮,竟如此「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李煥又談到西北人民與糖的關係。搞到錢來買糖,只能買到一小包。而此種小包,不是吃的,而是給病人來開胃的。又談到西北人民對熊的迷信,儘管熊群有害農作物,西北人民仍迷信,視為天神等物,跪求駐軍不可殺它們。飯局終了後,季煥送我出門,臨別他緊緊握手,誠懇地說:「我會到府上去拜訪你。」我姑妄聽之。因為我不相信國民黨政客的話,後來他果然言而無信。多年後,我在一條龍餃子館碰到文化局長王洪鈞,他也緊緊握手,誠懇地說要到我家來拜訪,我想到李煥那一幕,幾乎笑出聲來,王洪鈞是等而下之的國民黨政客,其言更不可信。後來我碰到尤清,也表演了這一套,可見什麼國民黨、什麼民進黨,都是一樣的。近年以來,李煥住我家附近,和我和盧修一受同一位管區警察的照顧。1986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小屯在附近一家小店買東西,在門口碰到李煥,他主動向我打招呼,伸手來握,二十多年不見,此公的記憶力實在驚人。他說他很久沒看到我寫文章了,其實那時我天天著書立說,只是國民黨大員不讀書耳!幾個月後,小屯晚上從外面吃麵回來,她那天穿的是短褲,她說一路上發現有位男士盯著她大腿看,後來才想起,那就是李煥啊!我聽了一笑,說:「國民黨大員也有他們真情畢露的一面啊!孔夫子活著,都要好色勝過好德呢,何況李煥!」有趣的是,李煥家浴室窗外正對著的,就是盧修一家的後窗。有一次,可愛的女人李慶安笑著告訴我:「盧修一可能偷看我爸爸洗澡。」過了幾天,我碰到盧修一,笑問可有此事,不料他鄭重其事否認,並指責李煥洗澡時窗戶不關好云云,我看他那樣認真,為之大笑。後來我講這一趣事給李慶華聽,慶華說:「有一個笑話說:一對夫妻,太太很醜,一次搬了新家,新家浴室窗簾還沒裝好,太太不肯洗澡,怕別人偷看她。丈夫說:你長得那副樣子,誰要偷看你!放心好了。」我問:「你這笑話是挖苦你爸爸?」慶華笑著否認,說:「我怎敢挖苦他?我只是說個笑話。」1998年蔣經國死了十年,李煥出書大表追念,馬屁盡出,我大為不滿,在《李敖笑傲江湖》電視節目中一連罵了他好多天。朋友奇怪,說李慶安幫你兒子入學,你欠她情;李慶華又是你的好朋友,你罵起人家老子來,竟一點兒都不口軟。我說這就是李敖啊!別只看我罵李煥吧,我也為他洗過冤,當尤清捏造歷史,說他在滿洲國做過辦報的漢奸時,我就公開指出這是造謠,我是講求真相的人,即使對敵人,我們也不可造謠啊。

在文星時,國民黨大員我還領教過蔣夢麟,他是爸爸在北京大學時的代校長,在台灣主持農復會,他為了寫「西潮」以外自傳的事,約我到農復會,談了許久。他本想找我幫忙,可是他一直不談報酬,也許他的意思是先幫了再議,可是我的經濟情況不允許我做完了再拿錢,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了。國民黨大員還有王德溥,他透過郭鑫生,與我吃了一頓飯。他自道做「內政部長」時反對「戶警合一」事,甚令人感佩。我講話亦頗直杵,頗攻擊和他有關的「中醫」、「奉命不上訴」及「出版法」等事。他含糊過去,轉說他頗為東北出我這種人才而愛惜雲。此公在大陸時亦殺手也,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化名周彬,在新疆給盛世才做民政廳長。盛世才後來不干共產黨了,下毛澤民於獄。在倒向國民黨時,國民黨派王德溥查案,盛世才秘不交出,顯然預留餘地,以為反覆無常的籌碼。後來王德溥堅持由他親審,毛澤民遂難逃一死,在1943年9月,被盛世才槍決。據王德溥《政海遊蹤》一書中回憶,當時他「就前樓五開間大廳上,佈置成極為莊嚴神聖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殘酷刑具羅列滿庭,武裝戰士列隊助威。……首先傳呼久患喘病的毛澤民,嚴詞審訊,一言不實,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時,該四人均先後招認不諱。……乃依法判處死刑」。於是毛家又添新鬼矣。

1963年,王尚勤跟我的同居關係漸近尾聲,尚勤表示,如果不能結婚,她想到美國留學去。我表示,我在台灣凶多吉少,難免牢獄之災,我的處境是不適合結婚的。尚勤通情達理,她明白我的真義,決定放洋。不料到了美國不久,卻發現和我在一起時不小心有了身孕,她慌張打長途電話來,我問她能不能設法「拿」掉,她說在美國有困難,最後決定就生在美國,就這樣地,1964年女兒李文在紐約出生,出生紙上填的父親名字是李敖。兩年後,尚勤把李文送回台灣,希望留在她父母那裡,以一年為期,她結婚後再把李文接到美國。後來她結婚了,我認為李文跟她,會給她不方便,決定由我接回。這時已過一年的約定,顯然女兒的外公外婆喜歡外孫女,不肯放人了,於是我施用巧計,約外婆帶李文看電影,電影散場時,在人叢中我和女兒有計劃消失,由我弟弟一面通知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裡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當晚李文外公王光臨等報警來搶李文,當警察查明原來小孩是到她爸爸家的時候,爸爸跟女兒的血親自然比外公外婆近得多,警察也管不了了。後來王光臨氣得在電話中大罵我:「你是共產黨!共產黨!共產黨!」河南土話中黨字發平聲而不發仄聲,聽來每逢黨字出口,都是男高音,聞之尤覺恐怖。因為他老先生是河南省專員出身,他在家鄉,官拜少將,為了革命,生殺予奪,不在話下。為了革命的需要,連他的小舅子都被當成共產黨殺掉,其凶殘性格、其大義滅親氣派,由此可見。逃到台灣後,王少將落魄,下放做台北縣南港成德國小校長,人才小用矣!這次為了接我女兒回來,與他發生衝突,他以「共產黨」做認定眼中釘標準,就是這樣從寬錄取的。他在台灣,如果有河南專員萬分之一的權力,我早就被當成共產黨殺了。多年以後,國民黨偽政府開放探親了,大陸共產黨黨中央也宣佈不咎既往了,有人問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搖頭說:「共產黨饒我,可是被殺的人的家裡,若有人出來,給我難看,這張老臉怎麼兜得住?」最後,他以八十之年,老死台灣。蓋棺論定,此公不失為正直之人,只是頭腦跟不上他的正直而已。

我在文星時代,所做的,一如《紐約時報》說李敖的,是一個「火首」(firebrand),一個放火者、煽動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後燒得老K哇哇叫,我也被關在八卦爐裡,變成火眼金睛。「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多?」——王崇五的話,三十三年後仍在我耳邊響起,知人論世,這真是我最好的總評了。

《李敖快意恩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