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1年8月18日考進台大歷史研究所，苦於生計，由姚從吾、吳相湘兩位老師之介，進了羅家倫、陶希聖主持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做臨時僱員，每月一千元，幫忙找開國文獻，但不撰寫什麼。羅家倫是「五四」風雲人物，跟我長談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傳他「一身豬熊狗」，見之果然，長得真是又怪又醜，更糟的是他的聲帶，此公聲帶有異，發音沙沙作響，好像公火鴨似的，他大誇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這個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實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辦黨、寫毛筆字，所以一點兒也沒當年「五四」的影子了。我後來寫《胡適評傳》時，向他主持的國民黨黨史會借《競業旬報》，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來源，其畏首畏尾心態，有如是者！陶希聖做過汪精衛的宣傳部長，以漢奸名，為人陰險外露，他拉攏我入國民黨不成，最後把我請走了，請走後還寫文章罵我，實在卑鄙。我被陶希聖請走後，另一國民黨大員張其昀對人說：「人棄我取，我想請李敖到我這邊來。」當有人轉達這一好意後，我表示：「我已經後悔去陶希聖那邊了，我再也不要跟他們有任何干係了。」雖然此事息於未萌，我也從不認識張其昀，也沒見過此人，我倒覺得他不無知人之量。
我進文獻會前，已投稿《文星》；到文獻會後，與文星關係愈來愈近：離文獻會後，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變了我的「經濟結構」，當文星老闆蕭孟能把第一批寫書稿費一萬元交到我手上的時候，我真是開了洋葷。——我有生以來，手中從來沒有握過這麼大的數目，當然我看過一萬塊錢是什麼模樣，但那是在銀行，錢是別人的，這回可是自己的，感覺完全不同。與文星合作，雖然最後成為「魔鬼終結者」，但不論自己怎麼「聲名狼藉」、怎麼得、怎麼失，在經濟上，我卻從此走向「有一點錢」的不歸路，我終於逐漸擺脫了窮困的歲月，「一錢難倒英雄漢」的日子，對我終於遠去。文星結束時，我有了一戶三十二平方米的公寓房子，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從二十六歲時還向朋友李士振借錢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歲時遷入自己價值十二萬的「國泰信義公寓」做寓公，當然對我是大事。我心裡至今感謝蕭孟能，雖然這是我勞心勞力冒險犯難所應得，但有此機緣，不能不說和他有關。——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數，能數的，起自一萬元最具體了。
這一「國泰信義公寓」，是四樓公寓的頂樓，總價十二萬，六萬元付現進門，余六萬元分期付款。我這戶東面兩戶是文星資料室、西面一戶由陸嘯釗買到，四戶相通。在起造過程中，我發現房子蓋得不老實，偷工減料，面積也不足，我單槍匹馬，跑到國泰建設公司去理論。它的老闆蔡萬霖親自出來，很傲慢地向我威脅說：「李先生，你知道我們蔡家兄弟是什麼出身的？」我說：「你們是流氓出身的。」他聽了我這種單刀直入的口氣，嚇了一跳。我接著說：「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麼出身的？告訴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過我會寫字，你不會，要不要打官司、上報紙，你看著辦吧！」蔡萬霖不愧是聰明的土蛋，他識時務，立刻屈服了，賠錢謝罪了事。他之所以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訟，自是原因之一。這土蛋當年沒今天這麼胖，今天純粹已是腦滿腸肥兼滿腦肥腸的傢伙了。這土蛋變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後，深居簡出，住在我的隔鄰大樓「霖園大廈」，警衛森嚴，有一天我在京兆尹吃飯，「霖園大廈」豪門突開，我遙望對面蔡萬霖家過年大張紅幔，上寫「金玉滿堂」四字，覺得好笑。《老子》書中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譴其咎。」當然土蛋蔡萬霖是不懂這段古書的。蔡土蛋不懂古書，卻懂顛覆三民主義，且和孫中山好有一比。孫中山做欽命要犯時，滿清政府按照慣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醜化他，在公文書上，「孫文」變成了「孫汶」；蔡萬霖做一代財閥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書上，「蔡萬林」變成了「蔡萬霖」。兩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後者加雨而已。孫中山講三民主義，發明土地「漲價歸公」之說，自以為得意。但這種閉門造車、一相情願的主義，其實是沒有可行性的，因為「漲價歸公」要能實行，乃以土地有無移轉為要件，若土地根本沒買賣，則對有買賣者而言，即為不公：若對沒買賣者抽稅，則因根本沒買賣而增加負擔、因根本未獲漲價所得而增加稅捐，又是不公。可見沒那麼容易！如今國民黨偽財政部賦稅署官員表示：大財閥炒作房地產獲取暴利，並不是因為他們逃稅，而是政府課不到他們的稅，因為他們買到土地以後根本就不賣，所以土地增值稅也就無從課起，「漲價歸公」也就徒呼負負！土蛋蔡萬霖已經闊到不賣房子只租房子了，孫中山想得到嗎？多可憐呀，會做夢的革命家！做了半天夢，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孫中山被蔡萬霖打倒，我卻打倒過蔡萬霖，只是小規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顛覆三民主義上，他和我卻有志一同。雖然各搞各的，卻正巧殊途同歸，亦足發噱也。
1961年6月1日，共產黨出身的謝然之接任國民黨第四組主任。在他接任後五個月，同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發表《老年人和棒子》，從此興風作浪，使國民黨怒形於色、謝然之喜上眉梢。國民黨怒的是，李敖從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謝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殺的大買賣可做矣。在謝然之的帶頭媒孽下，《文星》處境日漸惡化。拖到1965年11月，正好發生了謝然之與余紀忠公開衝突事件。余紀忠在11月29日的《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上，以社論「黨紀國法不容誣陷忠良——請謝然之交出證據來！」為題，質問這個國民黨「敗類」，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請蕭孟能去找余紀忠，取得聯合作戰共識；一方面以《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戰法，引蔣介石言論以諷謝然之。12月4日，《中央日報》登出《中央四組與（徵信新聞報）雙方表示誤會冰釋》。後來余紀忠向蕭孟能抱怨，說你們出手這麼重，可不太好。同時12月3日的《公論報》上以短論評論，說：「有兄弟兩人，因細故誤會，偶爾失和。做鄰居的人，應該善意規勸，使他們重修舊好。絕不可以大唱『反調』，推波助瀾。」我看了一笑，心裡想：一點也沒錯啊，他們是「兄弟」，我們是外人，說得可真好！我寫《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擊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的作風；事實上，只是「為例」以概其餘，隱指國民黨總裁言行不一，未按「憲法」規定，把黨部自司法界和軍隊中撤出。這篇文章構成了《文星》被消滅的最後條件，殺身之禍也就立竿見影了。殺身之禍是那年12月間籌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時發生的。第九十九期預定1966年1月1日出版，可是12月15日，警務處轉下警總（54）訓喚字第8706號代電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25日，又發生了情況，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員直撲中山北路一段67號清水商行印刷工廠，收扣了部分稿件；27日，由市長高玉樹出面做狗腿，下達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後，謝然之主持的第四組秘密行文給蕭同茲，不准復刊，《文星》雜誌從此便進入歷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這篇殺身之作後，寫信來，責怪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側」，其實仔細看去，並非如此。君之側固然是無恥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證出「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因果責任。蔣介石的左右在為他朗讀這篇文章後，立刻氣得下手令：「該書店應即迅速設法予以封閉。」可見傷到要害，蔣介石本人都感覺出來。當然，在那種「冰河期」中，寫這類文章是無法暢所欲言的，只能欲說還休地點到為止。正因為這篇文章有這種缺點，所以在多年以後，它正好用來彰顯出當年文禁文網是何等威風，而我們在那種威風不敢捋虎鬚的勇氣，是今天「不知稼穡之難」的青年人所不能想像的。雖然國民黨即時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這篇文章流傳，但是海外報刊上，卻頗多轉載。後來我又寫了一篇《我們對「言論立場」的嚴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謝然之不少底。這兩篇文章在中國言論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謝然之權傾一時之際，住在天母三路35街5號，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發覺，怒將孕婦趕出家門。後來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個兒子？於是遍尋下女，找了兩三個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喬，敲了兩萬元（近四十年前的兩萬元），才把兒子交出。謝然之的無行，此為一端。但無行沒關係，他仍深得另一無行者蔣經國的歡心，後來自第四組主任榮升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再外放為駐薩爾瓦多大使。這一外放，放出了麻煩。——大使卸任後，他對蔣家王朝已無信心，乃抗命不歸，見風轉舵，投奔美國。蔣經國氣得要命，但對小人之叛，毫無法子。1981年，許榮淑《深耕》雜誌第八期刊出謝然之在美不歸的事。謝然之居然老臉皮厚，寫信來更正。說他只是「來美療疾。……大節所在，義無反顧。……鄙人因病滯外，純係健康問題」云云。《深耕》主編林世煜問我怎麼處理，我說信可以刊出，但是註明除非謝然之肯回來，否則一切自謂忠貞，都無以證明。謝然之當然不敢回來，他的更正都是假的。同年11月7日，《自立晚報》刊出省主席李登輝在省議會公開承認國民黨中「有彭德、謝然之等敗類」，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說，國民黨搞出這些敗類來防範我們的思想，但是真正出問題的，卻是國民黨自己。國民黨自作自受，真活該啊！同時，我忍不住要質問：你們他媽的國民黨到底怎麼回事？你們當年豢養這些忠貞分子，職司鉗制言論之責，整天整我們，說我們思想有問題，現在時窮節乃見，原來有問題的，全是你們窩裡的，這下子可怎麼辦？人是你們用的，如今出了紕漏，你們沒有一聲自責、沒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嗎？說你們該負道義責任，太抬舉了，你們該負的，其實正是不義責任。為了你們的不義，多少年的歲月與心血，都耽擱了、泡湯了，你們的禍國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殺的作業裡，除了國民黨「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源1962年，發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論戰。論戰是由兩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適的《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為論戰失敗，遷怒到《文星》，乃轉移陣地，自4月起，在《世界評論》上，展開暴跳如雷的攻擊，攻擊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許登源和洪成完。到了8月，在倫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給《文星》一篇投書，《文星》於9月1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當年參加「閩變」叛國的話；10月1日，我寫《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現代史研究的立場，對「閩變」叛國，也做了一點研究。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氣了。他來了「三位一體」的控告——告蕭孟能、居浩然、李敖誹謗！胡秋原這一舉動，曾經引起輿論的非議。10月9日的《自立晚報》上，就發出這樣的社論：「……涉訟公庭要賴法律來評斷是非，我們更不知道這是進步還是退步。法律或許可以裁決一勝訴一敗訴，可是中西文化的論戰，難道能憑法律裁判誰直誰曲，得出一個結論嗎？」但是胡秋原既然堅持要訴諸法律，我就隨他的便，那時我沒有錢請律師，我就買了一些法律的書，自己先備戰起來了。這時候，一個神秘的消息傳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級的出面，雙方先行達成和解。這當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時我還不認識居浩然，我也沒說什麼。後來居浩然從倫敦回來，認識了我，坦白告訴我他怕老婆，老婆說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說：「別什麼老婆不老婆吧！你們湖北人就是沒有種！文天祥說『時窮節乃見』，你們湖北人是『時窮節先見』，一件合作，只要有點風吹草動，第一個澆涼水、扯後腿、背叛原則又出賣朋友的，一定就是你們湖北人。你們九頭鳥總是teamwork中最先變節的，別怪老婆了吧！」居浩然聽了，哈哈大笑，就默認了。居浩然以外，蕭孟能受了親朋的壓力，也動搖過，不過，我的態度影響了他，我的態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們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時二十七歲，很年輕，也很堅定。我認為，我遭遇的，是「是非」問題，不是「人情」問題。在「是非」上，我沒有錯；在「人情」上，為了真理，我六親尚且不認，何況非親非故的胡秋原和非親非故的蕭孟能呢？我又認為：我出道寫文章以來，就準備殉道，我絕對對我寫的任何一個字負責任，並願面對考驗與審判、打擊與監獄，我是不怕的。和事佬們都是蕭家的朋友，他們包圍了我，力勸我和，說不要道歉，只要聲明所說不實，表示遺憾即可。我說不行，我所說的都是實的，也無憾可遺，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這樣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1963年的秋天，法官張順吉做了判決：李敖、蕭孟能，罰錢；胡秋原，也罰錢，因為張順吉說，告人誹謗的胡秋原也誹謗了他告的人。地院判決後，雙方都上訴到高院，從此官司就拖了下來，從1963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1974年，其間所換法官的人數與出庭的次數，都舉不勝舉了。到了1974年的時候，我早已因叛亂的案子，被關到警備總部軍法處了。國民黨的法院配合警總，居然等警總先關我、審我後，才開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聲、吳純、高廷彬，他們把國民黨胡秋原的大量誹謗之言，一律改判無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蕭孟能了。1974年5月4日，我在景美軍法看守所的押房裡，收到這一判決，真又好氣又好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在我內心深處，我感到一種求仁得仁的滿足。十二年來，我為真理而戰、為信仰而戰、為抵抗國民黨的打擊而戰，在這漫長的戰鬥中，雖然有青春的離去、有戰友的離去、有人世的巨變和浮生的蒼涼，但我一直堅定，毫不動搖。我覺得我是大丈夫，我為光明爭取言論自由而面對黑暗法律審判，做了一個偉大的榜樣。有趣的是，這一場官司引發了我的「好訟」性格，自此進出法院，前後長達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終在他案上被我打敗，因為解嚴後，有些法官終能有點兒自主了、不看風色了，所以偶有勝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賠了我三十五萬元，我分了一半給我的律師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為花兒子的錢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錢，才更痛快呢。
1963年9月25日，對我是一個大日子，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傳統下的獨白》。出版後，我的風格與「一些淺人們」眼中的李敖風格，便從此確定，「遊戲文章」與「專愛罵人」之謚便跟了我一輩子了，我也樂觀此謚，老子就這樣寫了、這樣罵了，又怎樣？《傳統下的獨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後被國民黨偽政府查禁，禁後各種盜版蜂起，前後一二十年，愈禁愈流傳，自非國民黨偽政府始料所及。這書剛出版時，在「中國廣播公司」主持節目的「中國小姐」劉秀嫂，特別約我做一次訪問，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進錄音間。劉秀嫂長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純屬一流。在錄音間時她的鉛筆掉在地上了，我彎腰為她去撿，順便親近了她的小腿。雖然接近是短暫的，但是印象是永恆的，她的小腿修長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這時報上盛傳劉秀嫂、李敖戀愛的事，1964年10月3日《中華日報》上且有記者洪敬思的一篇《從絢麗歸平淡——劉秀嫂棄虛榮》的報道，就「傳說她跟李敖在鬧戀愛」一點上，有段話說：「7月初在選舉第四屆『中國小姐』會場，我問她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經將來發展來證明了。」事實上，這是「報派情人」。到了第二年2月25日，《中華日報》登記者劉一成的專訪，劉秀嫂這回否認了，理由是「李敖沒有追求過她」，這是真的。——我生平追過不少漂亮女人，卻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過去，幸或不幸，劉秀嫂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時代，結識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我早在台大時，馬宏祥就對我說：「居浩然的《十論》大可一看。我原以為這個淡江英專校長是個普通黨國元老的紈褲子弟，其實不然。此公為文，極有創見，並且文筆清新可讀。」經過這一介紹，我把《十論》讀了一遍，深覺馬宏祥的判斷不錯，從此對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後多年，我為他寫過幾篇文章，揭發國民黨大員張建邦逼媽媽居瀛玖（居浩然姐姐）上吊、逼舅舅居浩然離職等內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寫信給我說：「甚為欣慰，感謝萬分！你替浩然一次次地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這位朋友。」她同時有信給王小癡，說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氣，非常感謝」！最有意義的是：在《十論》絕版多年以後，我把這書出了新版，為居浩然跟我的因緣，用一本書做了週而復始的句點。
居浩然去澳洲前，說他做東惜別，出人意料的，地點竟在北投一家旅館中。在座有吳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蕭孟能、周群、張繼高（吳心柳）等，飯後忽然竄進兩個女人，進門即脫，其中之一戴起假陽具，對另一女作勢，隨著兩女易位，作勢者人亦作勢之，忽前忽後，令人眼花繚亂。我做個鬼臉，對張繼高說：「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繼高大笑。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爺臨別惡作劇也。
文星時代朋友中，張繼高最健談。文化論戰時，他從香港寫信給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瀉千里，盡見渾水」。他回台後不但相見，且做了鄰居，常常深更半夜，從《中國時報》下班後到我家神聊。後來文星垮了，他趨向國民黨高層，早無往還了。多年後我出獄，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請吃飯，我含糊過去，自此不復相見。蕭孟能誣告我時，蔣芸在香港急電張繼高，挽他出面調停，但他滑頭閃躲，以致坐看蕭孟能一誤再誤。後來他跟國民黨高層日近，我看不慣，乃揭發他冒充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生的醜聞。我揭發後，他噤若寒蟬，直到死去。死後他的夫人張瑞芝被他的情婦翟瑞瀝欺負，求援於我，我請龍雲翔律師有以協助。張繼高講風度、講談吐，實為一高級騙子，但他只能騙嚴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蘭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時代朋友中，吳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吳申叔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黨國元老」吳忠信。吳忠信早年的風光，顯然在蔣介石之上，他在民國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總監，革命歷史之悠久，更是先聲奪人。肇和軍艦起義，據邵元沖《肇和戰役實紀》，司令長官是陳英士、參謀長是吳忠信，位在蔣介石之上，這就隱含了禍延自己和子孫的某種「原罪」。吳申叔在向我談到他的「原罪」時候，如怨如訴，頗為感傷。他是學藝術的，在台灣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電影，這部影片，其實是一部主題上肯定「國民黨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曉得怎麼回事，偽國防部總政治部就是不讓他這部片子過關，他弄得一身都是債，困窘難言，在走投無路之時，他說他只有去拜託當時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經國哥哥」（他是一直用這樣的老稱呼稱蔣經國的），可是沒有下文；他無奈，感到吳、蔣兩家關係已經非比從前了，蔣經國也許不喜歡這一老稱呼了，於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輩的身份，重新提出陳情，可是仍舊沒有下文；他又想到，過去吳、蔣兩家關係非比尋常，吳忠信手中，有不少蔣介石寫的信件，也許這些信件物歸原主，會邀得一點垂憐（事實上，過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來點化，而交出這類手中的信件過，以換取周佛海一命）。於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還是沒用，還是沒有下文。吳申叔在向我敘述了這些感傷之事以後，最後說：「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氣的一點是：沒有我們吳家替他們打天下，哪有蔣家的天下！如今他們有了天下，卻連場電影都不准我們拍，這算什麼公道！」可見蔣家父子的涼薄，非局內人不知也！我初識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他請我在台北「喜臨門」吃飯；最後一次見申叔，是1966年4月9日，他約我在他家吃飯。這次飯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學生）、洪錦麗（林文奎學生）、丁墨南、李湘芬、張繼高、蕭孟能。熊式一等對我頗稱讚，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寫過《蔣介石傳》，馬屁十足，所以不喜歡他。京戲名角李湘芬說：「我小時候在老師梅蘭芳家看到年輕時候的胡適，現在看到你，覺得你真像那時候的他！」林文奎將軍是孫立人將軍的參謀長，孫案發生，他飽受驚嚇，精神狀態遂漸有異，這時已是滿口怪力亂神，申叔拜他為師，也就病中生幻，一發不可收拾。不久以後，申叔就閉戶不見朋友，以至於死，前後不過一年多時間。這次最後的晚餐，如今回想起來，好像是申叔有意設下的惜別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親切，一如往常。誰也沒想到，這樣一位熱情而有才華的朋友，就這樣悲憤莫名地離開了！那天飯局時，林文奎一再說喜歡看我的文章，並拿出他的照片集給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後喜歡的同班同學，畢業前夕我才發現她很迷人，可是太遲了。她是林文奎的乾女兒。
在文星時還有許多中學生的讀者，我知道的有陳曉林最優秀，直至今日猶為能文之士，並且是我好友。還有一位中學生讀者，字寫得歪七扭八，向我備致仰慕之忱，且由張菱舲轉達此意，此人後來搞雲門舞集，即林懷民。還有一位黃三（黃勝常），比我小十一歲，我在文星時候，他通過蕭孟能夫人朱婉堅，與我結交。他的父親是桂系要人黃雪村，母親是左宗棠曾孫女。這小朋友聰明過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學，因與教官衝突，被開除。後來入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一天上課時偷著幫我校書，被老師抓到，把書搶走，他向老師交涉，說可任憑處罰，但是書要還他，老師不肯，致起衝突，事聞於校長成捨我，成捨我裁決黃三應公開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過。黃三的親友都勸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灣無書可讀。他來找我，我說豈有此理，這哪裡是辦教育，這樣羞辱青年學生，成什麼話！乃寫一信由黃三持交成捨我，大意是說：你成捨我當年為了在軍閥統治下爭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卻如此迫害你的學生，豈不值得反省。黃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嚀千萬照校長意思做，不期他卻手持李敖之信，給了成捨我一次「教育」。成捨我看信後面露獰笑，說：「我們世新是個小廟，容不下你這大和尚，你還是走吧！」就這樣地，黃三為了向不良教育抗爭，又給開除了。後來他轉赴美國了。黃三在台灣，是抗爭國民黨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爭比國民黨還國民黨的偽君子成捨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紀那麼小，就那麼有志氣、有犧牲的勇氣，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後，我在電視上揭發成捨我種種劣跡（包括逼女友打胎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黃三報仇。
1966年9月4日，青年黨領導人左舜生來台灣，和我見了一面，從清早5點50分談到7點30分。談話後第二天，他在《中央日報》上發表《記留台北三周的觀感》，最後說：「近年台灣一部分的言論（包括短篇文字與專著），可能有若干也說得過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賣弄聰明，使人不快），不免與政府及社會若干人士以難堪的刺激，但我們必須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對政府及佔有有利地位人士的責難，或對一般現狀表示不滿，往往不免過分，這在一個專制或民主國家，都是司空見慣的事，用不著十分認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濟必要的朋友們，更不可運用刀筆的方式，非把少數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須瞭解，真正要阻遏言論自由或禁止某一類書籍發行，並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我覺得：關於這一方面，政府與社會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還有提高的必要。……」左舜生這些話，顯然是為我而發，並且，由於胡秋原寫過一本《同舟共濟》的書，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為明顯。難怪後來胡秋原要大力攻擊他。我對左舜生這一義助，至今不忘。在談話中，左舜生告訴我一個故事：他在延安時候，見到湖南老鄉毛澤東。毛澤東激動地說：「蔣介石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兩個太陽給他看！」毛悍氣，於斯乃見！
自文星時代起，我雖「暴得大名」，但耐人尋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灣卻被多方面地封鎖。封鎖的方式眾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試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況有三：第一類是「不願提法」、第二類是「不敢提法」、第三類是「不肯提法」。第一類「不願提法」像徐復觀說的：
本人從不以李敖為文化討論中之對手。年來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罵你」等類之語言時，本人即閉門不出一語。不僅年來本人筆下，從不寫「李敖」一字；即與本人有關之《民主評論》，外來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將該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誤會。李敖訴狀中所稱之「李某」，系本人轉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稱李敖之名，筆下不能不寫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嚴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復觀最後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稱」、「筆下不能不寫」李敖了，他好可憐喲！（他的作風，使我想起六朝之時，中國人家諱趨嚴，絕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復觀當然不會把李敖二字當成父諱，但卻巧合如此！）第二類「不敢提法」以俞大綱、方豪等最精彩。俞大綱寫《戲劇縱橫談》、方豪寫《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請我校訂，但出書之日，序中只提別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綱、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時候，只不過時當文星犯諱和被封而已，我已經被敬而遠之如此矣，比照後來在我被捕時，台大歷史系出版《姚從吾先生哀思錄》，把與姚從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標出姓名，只有一個變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論」中！至於第三類「不肯提法」，試看國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紀彩色百科全書》中沒李敖名字；中華出版《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中沒有李敖的名字；偽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中沒有李敖的名字……就可知道封鎖李敖，實在是一件時髦的事呢！尤其後者，值得細表：1990年6月9日，「中國電視公司」趙寧主持的節目中邀我亮相，限定錄像範圍，只談風花雪月，我趁機帶去這部書。我一面拿著書，一面指出：雖然美國《紐約時報》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華民國偽政府卻不承認我是作家，由這部書就可以證明。這部書九百多頁，可是沒有李敖的名字，可見李敖雖寫了一百多本書，可是並非作家屬實（這一段錄像，6月12日的電視上並未播出，也就是說，給剪掉了）。這部書是1984年6月出版的，發行人是偽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奇祿。全書從正文到附錄，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個。「中華民國」作家從頭數，數到七百零三個，還數不到李敖，可見李敖之不入流矣！陳奇祿在該書序中說：「先總統蔣公昭示我們：『文化為文藝的根干，文藝乃文化之花果。』……本會基於對作家的崇敬，對文學史料的重視，特策劃整理近三十年來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可見被國民黨文化官僚「崇敬」、「重視」的結果，原來是為「先總統蔣公」的「昭示」做腳注的，這樣看來，文化官僚們把柏楊、胡茵夢等七百零三人都當成作家奉獻，獨開脫李敖而不與，實乃真知我者焉！至於1998年時，頭腦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天下》雜誌開列影響台灣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則是封鎖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視而不見，就是這票人的「遠見」了。
在文星的讀者中，有一位請我吃飯，他是我台大同學王裕珩的父親王崇五。他曾在俄國留學，是共產黨，後來被國民黨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國民黨大員，就拉他跟國民黨合作，免了他的死刑，還做到濟南市長。到台灣以後，他擔任「國際關係中心」副主任，當時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還有吳俊才。卜道明死後，吳俊才當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請我吃飯時，講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他給共產黨辦過《紅旗》，他知道什麼是好文章，並且知道怎麼樣辦宣傳。他這輩子所看過的文章裡，能有魯迅的諷刺、胡適的清晰、陳獨秀的衝力，唯獨李敖一人耳！他說：「現在是團體對團體、組織對組織的時代，你只是一個人，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傑，如果他只是一個人在這裡，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興風作浪？」他又加強語氣說：「李敖兄，不要以為你在這個島上無能為力，不要以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澤東或周恩來他們一個人來到這個島上，他們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個人的時候，沒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談，使我明確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遠要走向一個人的戰鬥路線了。但是，現代的戰鬥是群體對群體、集團對集團、組織對組織。當個人對群體時，個人便變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進入一個群體，變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護。如果純粹是一個個人，那就毫無力量。這種現象，表現在企業主管和政府大員身上尤為明顯，這種人在台上風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變成一個個人時，他就什麼都不是了。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台上神氣活現、一下台就洩氣完蛋的道理。所以，他們看似很強，其實很弱，因為他們變成一個人時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蔣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個人，他絕對不如李敖行。我當兵的時候，我那個副連長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為他沒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個群居動物，根本沒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個個人——最有力量的個人。我能夠獨來獨往，也能夠孤軍作戰，我不是群居動物，但我卻一再展示個人的力量出來，絕非人海微瀾、默默無聞。在現代的戰鬥形態中，我是最後一位展現個人力量的，可說是「末代個人」。我死了以後，這個世界大概很難再出現這種伏爾泰（Voltaire）式的怪傑了。
在文星時，1963年，美國《紐約時報》的名記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國新聞處的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in Bottorff）約了我，三個人在一家咖啡館裡談話。在德丁提出的問題裡面，有一個很有味兒的題目，他問我：「為什麼在台灣的這些大學教授們都顯得活力不夠？為什麼他們不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我的答覆是這樣的：中國大學教授們不是沒有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的情況，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時代教授們的氣象。現在不行了，現在他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墮落的墮落了。留在大陸的許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鬥；而到台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他們在台灣島上，十足表現出「沒辦法」和「無能」的醜態，這是不難想像的，他們只是把持住現狀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進步與朝氣了。為什麼我向德丁表示到台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呢？因為當年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根本不會跟國民黨走，換句話說，根本輪不到給國民黨來騙——他們早被共產黨「騙」走了。當時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不會跟國民黨的。相對地，跟國民黨來的，其流品也下矣！與德丁談話後二三十年下來，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識分子，在台灣，形成了學閥；並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學閥的一些格調，新一代也視而不見。新學閥跟老學閥不同的是，老學閥的缺點新學閥都學到了，老學閥的優點卻一點兒都沒學到。老學閥沒吃過豬肉，還看過豬走路，可是新學閥連豬走路都沒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們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識分子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為是第一流知識分子了。——人間規格與尺度的混亂，竟一至於此。1989年4月19日，報上登出所謂「二十一名自由派學者」發起的「民間組織『澄社』」，他們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熾、李鴻禧、何懷碩、林正弘、林俊義、胡佛、徐正光、張存武、張忠棟、張清溪、張曉春、陳師孟、韋政通、黃光國、黃榮村、葉啟政、楊國樞、蔡墩銘、蕭新煌、瞿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學者、座談會花蝴蝶，總而言之，他們是當年「二流貨」和不入流的教授們教育出來的國民黨或國民黨同路人，其中實為國特者有之、冒充東洋博士者有之、見風轉舵兼媚「民進」「台獨」者亦有之。這些貨色的知識分子，如今單獨作秀，意猶未盡；又成群結隊，以「澄清天下」為招徠，組織「澄社」。事實上，這些貨色又安足以語「澄清天下」？《後漢書》寫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說新語》寫第一流的知識分子陳蕃，「言為世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這種知識分子，他們為人間正義，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這些貨色呢，卻什麼犧牲全避之唯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於先、又不敢冒犯暴民於後，口口聲聲說「知識分子不可做政治幫閒」（「澄社」社長楊國樞語）。事實上，他們是最大的政治幫閒！他們口口聲聲超然於「黨政職務」之外，但是他們自己，又幾個不是國民黨？而他們在發佈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請黨政雙修的國民黨大佬、「總統府」國策顧問偽君子陶百川為「名譽社員」。這些貨色的勢利與格調，豈不立刻呈現得一清二楚嗎？他們唐突古人陳蕃、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為依傍，以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自期。殊不知「費邊社」的人物，論才、論學、論品、論膽識、論抱負，都非這些貨色所能攀附，這些貨色費了半天勁，其實全搭不上邊。結論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為彼輩所澄，倒霉極了。「澄社」如此，其他什麼社、什麼團體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於1998年，活了九十多歲，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談，想到今天知識分子的嘴臉，愈發好笑。
1964年5月14日，居浩然寫來一信，說：「至友吳錫澤君仰慕大名，亟願識荊，不知能否賜彼電話23163約時一晤？……」吳錫澤曾任台灣省新聞處處長，我想他找我一定有某種公幹，就跟他約見了。見面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是陳誠想見見我，托他先做安排。我和他約好在5月22日去陳誠家。可是5月21日晚上，我接到五次電話；22日早上，又接到兩次。全部電話，不是「副總統官邸」打來的，就是吳錫澤打來的，一再敲定見面時間。到了22日10點10分，見到陳誠，吳錫澤首先解釋為什麼晚了十分鐘，我心裡想，他們的官兒，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見面後，陳誠請我坐在大客廳的長沙發上，他坐在側面的單人沙發上，此公此時面目清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舊西裝，左袖有四個扣子、右袖只剩三個。黑褲黑襪，衣著非常寒酸，跟他豪華的大客廳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釋他不喜歡住這麼氣派的房子，並非矯情，可是總統下令蓋了這房子，他只好從命。陳誠敬我煙後，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裡想，此公的胃已一開刀再開刀，居然還喝這種東西！陳誠說他讀了我寫的《胡適評傳》，非常佩服。接著談胡適家世。他說他在民國二十四年，在北平蔣夢麟請客的席上，認識胡適的。胡適曾詳詢他江西「剿匪」的事，從此結為好友。他說他極佩服胡適，胡適絕不在背後說人話，對他知無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資料，可是有一船資料出事沉了。胡適每次見他都勸他寫回憶錄。他說「適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義相去不遠」。由胡適談到蔣夢麟的婚事。他告訴蔣夢麟，如果與徐賢樂結婚，他們夫婦將不再去蔣家。胡適勸阻結婚的信，也有副本給他。可是大家無論怎麼勸，蔣夢麟都不聽。後來結婚結出了麻煩，蔣夢麟有信給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陳誠怕我寫出來，特別說：「此事不能寫啊！」陳誠又談到他發跡。他當十七師副師長，被帶去看兵，建議頗得曹師長賞識。武漢事，蔣介石以陳誠威望不夠，本擬使何應欽、白崇禧兼，後來才勉強全給了他。又談到裁軍的故事，說陳調元說今天的兵好像叫花子拿棒子，沒有棒子，狗就要咬他了。吳稚老說出門總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門。他說他去過我的家鄉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歲，他問我生年，我說我就是你同蔣夢麟、胡適吃飯那年生的。他大笑，說：「那時你還沒生呢！」他問到我結婚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三十而立』才好。」又說：「今天台灣三十歲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蔣孝文是名人。」我說：「今天台灣的年輕人很難出人頭地，老一輩的高高在上，內閣年齡平均六十六歲。八十開外的於院長、莫院長實在都該表現表現風氣，該下台了。」陳誠說：「你說的全對，我也該下台了。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定是悲劇。」不過他最後說：「你李先生還不到三十歲，你前途遠大。」我說：「我在部隊裡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寫，內文是：『我們像什麼？我們像玻璃窗戶上的蒼蠅。——前途光明，可是沒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陳辭公二十六歲2月間還是中尉，可是9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後三十歲就當少將師長了。如今一個青年軍官，想從中尉升到少將，別說四年，十四年也沒機會啊！」陳誠聽了，為之默然。他說他跟肯尼迪總統談話，事先美國朋友提供他兩點談話基礎。其中之一是基於美國利益來談。他自己又加上兩點：第一，「不要什麼東西。」第二，「不談理論，理論有見仁見智的不同。只談個人經驗，談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經驗。」他說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他談，他很聽得進。」他問到我的意見，我說：一、軍隊苦悶，訓練不徹底。二、內閣年齡太大，青年人出不了頭。談話談了兩個小時零二十分鐘，我告辭了。陳誠一再說談的事太小了，是否耽誤了李先生寫文章的時間。他勸我多做研究，說李先生前途遠大。他送我出門，我上車，車開了，他還在招手。他給我一種不久人世的感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彷彿要對一個年輕人說些心頭話，他找到了我。整個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說：「共產黨的失敗，並不就是國民黨的勝利。」我想，這是一種動人的覺悟。可是，已經時不他與了。談話後九個月，陳誠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後，陳誠的兒子陳履安到我家來看我，我們做了朋友。陳履安前後來了七次，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有一次談到他父親死前種種，他說：「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親一聲不響地忍耐著，我真想像不到那種疼痛是怎麼忍受過去的。」我說：「你父親死得像個軍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軍人本色啊。」
陳誠約我聊天後四個多月，當時蔣經國系大員李煥請我吃飯。時間在1964年10月3日中午，地點在台北新台北飯店。先由調查局的楊雪峰接我，吃飯時，楊雪峰也一直在場作陪。據我側面瞭解，這次吃飯，原因和安排蔣經國要見我有關。那時李煥是在朝的炙手可熱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側目的人物，蔣經國拉攏人才，自在意中。不過蔣經國和李煥的大腦中，是不能理解知識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對國民黨不合作主義，使聰明的李煥立刻覺察出來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蔣經國見面。李煥請我吃飯的另一原因，是想瞭解一下我與「台獨」的關係。在吃飯前十三天，正好發生了彭明敏案。據彭明敏《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憶：「李敖與《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無關。可是，謝聰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後，警總人員覺得該《宣言》文章寫得太好（這應歸功於謝聰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於台灣人之手。他們猜來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筆的。審問期間，他們對此一再追問不捨，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為特務人員懷疑和注意的對象。這是李敖與《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唯一的『牽連』。」正因為特務人員懷疑宣言是我代筆的，所以李煥請吃飯時，就旁敲側擊地問我：「聽說這份宣言文章寫得極好，是經過你李先生指點或潤飾過的？」我笑了起來，我說：「若是我寫的或經我潤飾過的，一定更好！」李煥聽了，哈哈一笑，就不再問下去了。那次飯局，大家談了兩個多小時的話，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煥談他親歷的西北人民的苦況。李煥說他在西北行軍，見到西北農民硬是全家穿一條褲子，褲子掛在門口，誰出門誰穿。聽了以後，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唐詩《石壕吏》中「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的描述，並且感慨於千百年來，中國的貧窮，竟如此「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李煥又談到西北人民與糖的關係。搞到錢來買糖，只能買到一小包。而此種小包，不是吃的，而是給病人來開胃的。又談到西北人民對熊的迷信，儘管熊群有害農作物，西北人民仍迷信，視為天神等物，跪求駐軍不可殺它們。飯局終了後，季煥送我出門，臨別他緊緊握手，誠懇地說：「我會到府上去拜訪你。」我姑妄聽之。因為我不相信國民黨政客的話，後來他果然言而無信。多年後，我在一條龍餃子館碰到文化局長王洪鈞，他也緊緊握手，誠懇地說要到我家來拜訪，我想到李煥那一幕，幾乎笑出聲來，王洪鈞是等而下之的國民黨政客，其言更不可信。後來我碰到尤清，也表演了這一套，可見什麼國民黨、什麼民進黨，都是一樣的。近年以來，李煥住我家附近，和我和盧修一受同一位管區警察的照顧。1986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小屯在附近一家小店買東西，在門口碰到李煥，他主動向我打招呼，伸手來握，二十多年不見，此公的記憶力實在驚人。他說他很久沒看到我寫文章了，其實那時我天天著書立說，只是國民黨大員不讀書耳！幾個月後，小屯晚上從外面吃麵回來，她那天穿的是短褲，她說一路上發現有位男士盯著她大腿看，後來才想起，那就是李煥啊！我聽了一笑，說：「國民黨大員也有他們真情畢露的一面啊！孔夫子活著，都要好色勝過好德呢，何況李煥！」有趣的是，李煥家浴室窗外正對著的，就是盧修一家的後窗。有一次，可愛的女人李慶安笑著告訴我：「盧修一可能偷看我爸爸洗澡。」過了幾天，我碰到盧修一，笑問可有此事，不料他鄭重其事否認，並指責李煥洗澡時窗戶不關好云云，我看他那樣認真，為之大笑。後來我講這一趣事給李慶華聽，慶華說：「有一個笑話說：一對夫妻，太太很醜，一次搬了新家，新家浴室窗簾還沒裝好，太太不肯洗澡，怕別人偷看她。丈夫說：你長得那副樣子，誰要偷看你！放心好了。」我問：「你這笑話是挖苦你爸爸？」慶華笑著否認，說：「我怎敢挖苦他？我只是說個笑話。」1998年蔣經國死了十年，李煥出書大表追念，馬屁盡出，我大為不滿，在《李敖笑傲江湖》電視節目中一連罵了他好多天。朋友奇怪，說李慶安幫你兒子入學，你欠她情；李慶華又是你的好朋友，你罵起人家老子來，竟一點兒都不口軟。我說這就是李敖啊！別只看我罵李煥吧，我也為他洗過冤，當尤清捏造歷史，說他在滿洲國做過辦報的漢奸時，我就公開指出這是造謠，我是講求真相的人，即使對敵人，我們也不可造謠啊。
在文星時，國民黨大員我還領教過蔣夢麟，他是爸爸在北京大學時的代校長，在台灣主持農復會，他為了寫「西潮」以外自傳的事，約我到農復會，談了許久。他本想找我幫忙，可是他一直不談報酬，也許他的意思是先幫了再議，可是我的經濟情況不允許我做完了再拿錢，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了。國民黨大員還有王德溥，他透過郭鑫生，與我吃了一頓飯。他自道做「內政部長」時反對「戶警合一」事，甚令人感佩。我講話亦頗直杵，頗攻擊和他有關的「中醫」、「奉命不上訴」及「出版法」等事。他含糊過去，轉說他頗為東北出我這種人才而愛惜雲。此公在大陸時亦殺手也，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化名周彬，在新疆給盛世才做民政廳長。盛世才後來不干共產黨了，下毛澤民於獄。在倒向國民黨時，國民黨派王德溥查案，盛世才秘不交出，顯然預留餘地，以為反覆無常的籌碼。後來王德溥堅持由他親審，毛澤民遂難逃一死，在1943年9月，被盛世才槍決。據王德溥《政海遊蹤》一書中回憶，當時他「就前樓五開間大廳上，佈置成極為莊嚴神聖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殘酷刑具羅列滿庭，武裝戰士列隊助威。……首先傳呼久患喘病的毛澤民，嚴詞審訊，一言不實，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時，該四人均先後招認不諱。……乃依法判處死刑」。於是毛家又添新鬼矣。
1963年，王尚勤跟我的同居關係漸近尾聲，尚勤表示，如果不能結婚，她想到美國留學去。我表示，我在台灣凶多吉少，難免牢獄之災，我的處境是不適合結婚的。尚勤通情達理，她明白我的真義，決定放洋。不料到了美國不久，卻發現和我在一起時不小心有了身孕，她慌張打長途電話來，我問她能不能設法「拿」掉，她說在美國有困難，最後決定就生在美國，就這樣地，1964年女兒李文在紐約出生，出生紙上填的父親名字是李敖。兩年後，尚勤把李文送回台灣，希望留在她父母那裡，以一年為期，她結婚後再把李文接到美國。後來她結婚了，我認為李文跟她，會給她不方便，決定由我接回。這時已過一年的約定，顯然女兒的外公外婆喜歡外孫女，不肯放人了，於是我施用巧計，約外婆帶李文看電影，電影散場時，在人叢中我和女兒有計劃消失，由我弟弟一面通知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裡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當晚李文外公王光臨等報警來搶李文，當警察查明原來小孩是到她爸爸家的時候，爸爸跟女兒的血親自然比外公外婆近得多，警察也管不了了。後來王光臨氣得在電話中大罵我：「你是共產黨！共產黨！共產黨！」河南土話中黨字發平聲而不發仄聲，聽來每逢黨字出口，都是男高音，聞之尤覺恐怖。因為他老先生是河南省專員出身，他在家鄉，官拜少將，為了革命，生殺予奪，不在話下。為了革命的需要，連他的小舅子都被當成共產黨殺掉，其凶殘性格、其大義滅親氣派，由此可見。逃到台灣後，王少將落魄，下放做台北縣南港成德國小校長，人才小用矣！這次為了接我女兒回來，與他發生衝突，他以「共產黨」做認定眼中釘標準，就是這樣從寬錄取的。他在台灣，如果有河南專員萬分之一的權力，我早就被當成共產黨殺了。多年以後，國民黨偽政府開放探親了，大陸共產黨黨中央也宣佈不咎既往了，有人問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搖頭說：「共產黨饒我，可是被殺的人的家裡，若有人出來，給我難看，這張老臉怎麼兜得住？」最後，他以八十之年，老死台灣。蓋棺論定，此公不失為正直之人，只是頭腦跟不上他的正直而已。
我在文星時代，所做的，一如《紐約時報》說李敖的，是一個「火首」（firebrand），一個放火者、煽動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後燒得老K哇哇叫，我也被關在八卦爐裡，變成火眼金睛。「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多？」——王崇五的話，三十三年後仍在我耳邊響起，知人論世，這真是我最好的總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