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藍。下午，龍應台出現在台北火車站，背一個鹹菜綠雙肩背包。她穿得像一個大學生：白襯衣束進牛仔褲，白色運動鞋，短髮被一頂鹹菜綠燈芯絨帽壓著。她跟隨80位藝大的學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動，有點笨拙，但充滿活力。
龍應台生於1952年。朋友們說，很少有人在這個年齡還能保有一團真氣，一身熱氣。
許多鏡頭對著她。其中一台攝像機後面站著黑衣墨鏡的大導演王童，他會將由此展開的一系列活動拍攝成紀錄片。
許多話筒伸向她。「我是身體很笨的人……」她一邊用紙巾拭汗，一邊微笑著解釋這個名為「藝術席捲空間」的活動。
星期四晚上10點，她來綵排過。面對汗津津的舞蹈系學生，她用悅耳的聲音說：「我要告訴你們的是，這不僅僅是練舞室裡的舞蹈，還是空間的釋放。這個城市裡的人很忙，心裡積壓了很多東西，他們經過這裡，看到你們，被邀請一起跳舞，也許心裡會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雙雙年輕的、乾淨的眼睛注視著她。
再早幾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樓的小辦公室裡開會，同下屬敲定「釋放」的每一個細節。白襯衣、黑馬夾，最普通的短髮樣式。
一個流傳頗廣的故事：13年前，龍應台從德國初回台灣地區，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有一天，她踅進一家設計感頗強的美發沙龍，小妹一聲「局長我是你的讀者吔」，聽得她暈陶陶：台灣文化有希望。於是被設計，又燙又剪，弄成一個「戴安娜王妃頭」。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幣）結賬，赫然發現看錯一個零，這「王妃頭」價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乾淨口袋，在髮廊員工一字排開的「歡迎再來」裡落荒而逃，回去就問同事「台北物價怎麼這麼高」，被告知挨宰，「王妃頭」實在是「冤大頭」。
處理公務時的龍應台表現得思路清晰，心細如髮。她的指間夾一支筆，不時在空中點劃，如同樂隊指揮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請不要忘記」來起承轉合，是高度靈敏的傾聽者和反應者；她的想像力和控制力甚至延伸到現場在電視畫面中的樣子。
在她右側的牆上，懸掛《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90歲時的手澤：「取捨由時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會議室兩面書架上，是台灣各區、縣、鎮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辭典》之類的台灣史，以及琦君、賴和、張我軍、李喬、周夢蝶等上一輩文學家的作品。有幾層架上，是她的十幾種著作，從《目送》《親愛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錢買來贈送往來賓客的。她在扉頁上的簽名，像一條不羈的龍。
空間釋放的創意來自龍應台的歐洲經驗。她從Youtube上找來幾段放給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場，歌劇家扮演的賣菜人突然開唱，市場陡然生色；在丹麥的車站，旅客愉快地被捲入突如其來的舞陣，肢體甦醒。龍的一位同仁也親歷過在紐約梅西百貨買鞋，櫃檯旁冷不丁有人開唱音樂劇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龍應台對我說。這些觀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養。
可彼岸的文化與此在的生活匹配嗎？在這個女性都會拖著長音嗲嗲說「是——」、開計程車的男性習慣被稱「先生」而非「師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麼反應？機要秘書鄧宗德告訴我，成人通常會害羞，若是一對小情侶，女的開跳，男的會跟隨。兩天裡，我看到廣場上不少用餐者舉起手機錄影；看到流浪漢光腳坐著，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滾圓的中年婦女被音樂和節拍領著，從身體到容顏都動了起來；也看到許多人，瞄一眼，匆匆而過。
就在幾天前，車站廣場大廳里拉起紅線，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勞（外國勞工，台北有許多菲律賓、馬來西亞籍務工者）進入。通常他們把這裡當作台北的草坪，假日裡三五席地而坐，說說閒話。我看到電視裡有個女的憤憤不平：我們也不願來這裡「佔用公共空間」，「有礙觀瞻」，但休息天我們想出去的話，還能去哪裡？這件事被視為侵害了外勞的人權，遭到輿論廣泛批評。龍應台「敏感於人權」，與「交通部長」商議後，特別在議事會上強調邀請外勞參與「釋放」。但不知什麼緣故，頭一場只見舞者，不見弱者。第二天，即使溫和派報紙也表達了「一個車站，兩種標準」的婉轉批評，暗暗指向車站管理部門，這不是龍應台希望看到的。部門之間的溝通合作，本部門的上令下達，各個細密的齒輪在龐大的官僚機器裡如何艱難咬合、負重運作，13年前她就有領教。如今，由局長而「部長」，意味著機器更龐大，齒輪更多，咬合更複雜，政治的因素更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