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手機裡時有短信傳來,等她處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務。她最近有點憂慮。她背著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後,她遇到了郭金坤。

「嘩,『部長』哎。」高雄市計程車司機郭金坤載上龍應台。

「嘩,他們都沒有認出你?他們夠爛。」郭司機好口才,兩語三言道破龍應台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五屆公共電視董監事名單未獲通過):「這麼好的名單通不過,夠爛!這跟民進黨沒關係,就是國民黨內部在搞。你應該告訴馬英九,搞什麼搞!叫輿論去罵,他們就會收斂一點。你知道嗎,那些『部長』都一樣,私人時間出來都還帶一個秘書幫背包包,招呼計程車看都不看我們,不是你這樣的……如果台灣每個『部長』都像你……不過你待不久啦。」

龍應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覺得我會幹多久?」

「一年啦。公共電視那件事以後,還好你沒有馬上說我不幹了,不然馬英九會更丟臉。坦白講,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這麼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灣的政治跟經濟會壓得你什麼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說,「今天倒閣案(指由民進黨立委柯建銘等43人提交的針對「行政院長」陳沖的不信任案)沒通過(表決結果46票贊成,66票否決),過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龍應台放聲大笑。

郭先生最後認真地說,當龍應台宣佈下台,他會很留意看報紙。

幾天後,我面對「中研院」錢永祥先生,聽他對台灣政治的分析:民主制度當然有很多好處,台灣不僅應該實行,而且做得也不錯,但它還在學習中。但今天的台灣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漸形成這樣一個狀況:執政黨和反對黨鬥得很厲害,兩黨的關係基本上就是互相絆對方,就是怎麼讓對方做不成事,怎樣令其出醜。所以,有點理想的政務官很難有所作為。官僚政治化也帶來公務員的「常識」: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溫和地說:「台灣政治是另一種綜藝節目。」

幾天前,我拜會了剛退休的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夏鑄九教授,他細述台灣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歷程。他說,就學習民主而言,陳水扁應被授予金牌,因為他讓台灣在痛苦中不再相信民粹主義。「看2000年以來的藍綠兩黨輪替,如同看連續劇,戲劇效果太強了。」夏說,在這樣一個環境裡,文人從政的龍應台有其優勢:她是文化明星,舉手投足引人關注。媒體在台灣政治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多官員立委都在絞盡腦汁謀劃怎樣明天上報紙,龍應台在這一領域有足夠的號召力,而且她的影響橫貫兩岸四地華人世界。但作為龍應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著三把汗:一、她面對一個組裝起來的老衙門,官僚氣很重,她能否拖得動;二、藍綠營的「國族認同」不一樣,會帶給她政治的壓力,文化糾纏著政治議題,其中佈滿「地雷」;三、台灣過去的文化官員多半並不真愛文化,龍應台如何立文化?

當年龍出任文化局長,李敖斷言她做不到三個月,結果她做滿一任,三年零三個月。輿論送行時說:「龍應台在將自己的文化理念通過官僚機器的運作變成現實後,最終一塵不染地回歸文壇。」龍應台則將這一段歸納為「實踐平等觀念過程中的受傷筆記」。

這一次,也有人預言她將是第一個辭官的「部長」,結果「財政部長」第一個辭職;9月28日,「勞工部長」含淚卸任;10月7日,「行政院」發言人請辭獲准;八個月過去,龍應台還在。

從作家龍應台到「部長」龍應台,這個案本是一個小奇跡,令人看到背後的那個相對寬鬆、活潑的環境——

1999年7月,正當龍應台籌劃著帶兩個孩子沿萊茵河岸的單車旅行,接到台北市長馬英九秘書的來電,大意是邀請龍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請龍老師把履歷寄到台北」。

龍不假思索答道:「要履歷?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嗎要寄履歷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

幾天後,她接到馬英九的越洋電話。交談中,她知道,這位市長還真讀了「那些沒什麼意思的書」。

又過幾周,接到電話:市長將到法蘭克福,「龍老師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談?」

「只有『王』來見『士』,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龍應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認真。

於是,馬英九從台北飛到羅馬,在密集而繁瑣的公務行程之後,隻身與秘書悄悄飛到法蘭克福機場,再從機場搭出租車,在德國的暗夜中找到了龍應台離城20里路鄉下的家,風塵僕僕……

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出席文創精品頒獎典禮。拍攝者:梁辰

台北火車站,與參加「藝術席捲空間」的學生們一起跳舞。拍攝者:梁辰

這不僅是一段現代版的「三顧茅廬」佳話,也是馬英九綜合考量的結果。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副教授告訴我:如果兼顧台灣本土和大格局下的歷史文化,兼顧華人世界的影響力,在台南農村的清貧中長大,會說台語、漢語、英語,至今只拿一本台灣護照的龍應台是不二人選。她的影響力,也能從台灣媒體幾年前所做的民意調查中得見:龍應台、林懷民、嚴長壽……名單通常是這樣。

自此,一個一貫批評政府的作家進入了官員體系。而且,她得到來自台灣文化界的擁抱遠多於擠壓。夏鑄九說:「她是內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關係比歷任文化主管官員都要真切緊密。我曾經向她抱怨,自從參與寶藏巖案(一片城中村性質的空地,在龍應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藝術村),我開的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只是,政壇非菜壇,無處不塵埃。官場的重點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陳學聖在質詢時說,有些「部會」送「立委」進口大葡萄當中秋賀禮;有些「部會」送香煙,一出手就是十條;只有「文化部」什麼都沒送,讓其他「部會」出糗、成為箭靶。龍應台說,「文化部」從未編列預算送禮給「立委」,以後也不會送。

「但這個錯,我為你喝彩。」陳學聖說。

「我能感受到你的誠懇。」龍應台說。

「你這是對我的侮辱。」陳學聖說。

「為什麼?」龍應台問。

底下眾「立委」笑。太多的官場潛台詞,她還不熟悉。有報紙在第二天報道這一幕後,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說過,龍應台筆下犀利,私底下是個傻大姐。」

龍應台以她的人氣、血氣面對官場的習氣、陰氣,多有挫折。她以鏡頭之外的無奈、無言表明:政治是鬥爭,是行動與後果的算計,是台上與台下的演出,是步步為營。政治夠渾雜,雜到她每天必須按捺住一些什麼,忘掉一些什麼,才能矯健地、粉身碎骨地投入其中。

《那些說不出的慌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