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後的1994年，點燃於《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嘩然於《黑馬與黑駒》的「二王之爭」爆發，許多作家學者捲入舌戰。兩代文化人之間的齟齬、互不理解、互不寬諒，大體上以一種感性大於理性、指責多於分析、戾氣盛過和氣的方式展現。這背後一層的原因，又被輕輕略過了。
順著「中國當代那些極聰明的作家、文人，雖是書生，卻沒有一點書生氣」，生於1962年的王彬彬緊接著提出書生應有之「氣」——
我所謂的書生氣，是指一種知識分子精神，一種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一種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我所謂的書生氣，首先表現為一種獨立思考的品質，一種抗拒流俗、不為喧囂的時潮所左右的風範，一種依據某種神聖的尺度評判世界評判社會的立場。
人類歷史上，屢屢有某些時期，社會以某種名義剝奪某些類別、某些職業的人特有的「氣」，讓他們喪失自身特有的內在規定性。……而在政治全能時代裡被剝奪被割除的書生氣，在商業大盛的今天，也同樣遭鄙視，遭譏嘲。
這篇寫於90年代初期的小文章表達了對當時現狀的不滿：知識分子從鴉雀無聲到紛紛轉身告別80年代；商品經濟大潮令全社會出現一些新的怪的不那麼妙的苗頭。其時滬上四位學者：王曉明、陳思和、張汝倫、朱學勤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王彬彬的聲音是其中一支，頗引贊同。
王蒙此時發言：我們有過人文精神嗎？哪來的失落？謝泳立刻指出：王蒙的參照系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我在此次採訪中分別請教了張汝倫和朱學勤，想弄清當年所謂人文精神的參照系到底是西方的、中國傳統的、「五四」之後民國前後的，還是新中國「文革」之前抑或80年代的，以及它的所指與能指。沒有找到清晰的答案。
朱學勤說，當時可能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指向的「人文精神」，將大家聚在一起的，是對當時現狀不滿的共識，是某種壓抑中的自然爆發；當他發覺批評正慢慢走向聲討市場經濟的路子上時，便退出了討論。
在回憶這場大討論時，王蒙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敘述，從考證定義開始。他最後認為，這場討論存在「惹不起鍋惹笊籬」的問題，「他們看不清或惹不起（拜金、物質主義）這些問題的產生的體制性前現代性權力掌控性的原因，卻去大罵市場、拜金和通俗文藝去了。」
王蒙在自傳中描摹了他所熟悉的文化人：「力不縛雞，心多波瀾，眼高手低，巧言令色，神思天宇，氣接大荒，可愛，可笑，可悲，可歎，而且每個人都自我感覺良好，每個人都看著別人不甚習慣。」
「文人多半是蛙種，我也具有強烈的蛙性，思叫，思吶喊，要鼓與呼，還要驚天動地，盡興。不同之處只在於我意識到自身有蛙性、蛙運、蛙勢，我很少將自己與同行們無條件地誤認作騰雲降雨、掌管天時、左右乾坤的蛟龍。甚至也不想，絕對不願，死活不幹，以精神領袖的面貌出現，並對所謂精神領袖的概念抱半信半疑基本全疑的態度……謹防大言欺世，這是我一輩子的經驗……」他提到魯迅，也提到托爾斯泰：在中國有人視其為道德與人格楷模，在俄國未必。
然而，王蒙的智慧中也有對某些波段不起作用，或曰迴避、矛盾的部分。比如說，他認為現實中不存在的彌賽亞（先知、救世主）是一種語言現象、精神現象，是文人的凌空蹈虛、大言欺世，那麼，他少年時代就信仰了的、除了馬克思在理論上論證過、「並不等同於現實」的共產主義呢？這樣的普世價值，是不是也應歸於精神的力量與火焰，人之區別於動物的偉大與悲哀呢？
當我請教「如果跳出黨內的『左』『右』之爭、意識形態之爭，真理/普世價值這東西您覺得到底有沒有？值不值得追求並為之付出一定的代價？」暫無回答。
馮驥才向我描述了70年代末第一次見到王蒙的情形：
那是在《人民文學》編輯部韋君宜的辦公室裡。我當時在那兒搞創作，王蒙還在新疆，關係還沒調回來，他是作為新疆代表回北京參加團中央恢復之後的第一個會。我印象中他頭髮特別黑，坐在一個破沙發裡，怯生生的，很拘謹。我後來跟他開玩笑，說他就像一個剛來報到的新生，兩手中指緊貼著褲縫那種。
當時三中全會還沒開，還在講「兩個凡是」。北京文壇左和右的思想碰撞特別厲害，劉心武的《班主任》已經出了，傷痕文學也冒頭了，大部分人還是「一看二慢三通過」。王蒙就在這種形勢下調回了北京，住前三門，有了兩間小屋，在9樓。
王蒙在回憶中寫道：「回城的時候，有了一個23平米的棲身之所，劫後餘生。」「已經大齡了，猶有一搏，猶有少女的夢與青年的豪情，眼淚咽到肚子裡，笑容出現在臉上。」
「我無法淡化自己的社會政治身份和義務，還有一個原因，我需要爭取更好的境遇，我意欲全面表現自己的特質、優勢、資歷與通達能幹，有利於把兩個兒子弄回來，去新疆時他們太小，我沒有徵求過他們的意願，我對他們負有一個老爹的責任。」
1980年，王蒙坐六角錢的悶罐子車從西安去三原看得了抑鬱症的二兒子，「這是我平民生活的最後一點痕跡」。
此後，他創作噴湧，著書立說，被委以重任，出國訪問，搬進高知樓，安上電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成了張賢亮所坦白的：（我們都是）三中全會之後的既得利益者。
韋君宜在小說《露沙的路》中借露沙的頭腦明白了一個事實：我們全身上下都是公家的，我們不能在公家之外，再打任何主意。
王蒙說：「年輕人盡情嘲笑他們的前輩內心恐懼，他們不知道，是前輩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青春，用兩地分居、用生活艱窘為他們鋪了路、墊了底，充當了盾牌。他們竟然這樣小瞧極左的曾經肆虐，這樣小瞧為反極左所付出的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不能不令我傷感。」
我在同一天晚上看了《青春萬歲》和《小時代》兩部電影，看到歷史跳躍的大拋物線。然而歷史又是無法割裂的，沒有當年的青春萬歲、蹉跎歲月和傷痕們，哪來今天理直氣壯的「小時代」？我們每一個人，何嘗感同身受去理解上一代人？王蒙未必理解丁玲，王彬彬韓寒不理解王蒙，那麼，十年後又萬歲了的青春呢？
馮驥才有點激動地說，未來必有一種文明會反省今天的無知、粗鄙、時尚化和商業化。他更擔心的是，那種文明/文化反省的方式是否會比這一百年來業已展現的有些長進。
朱學勤說，代與代之間的這種溝壑，是一個悲劇現象。「五四」以來，每一代文化人對上一輩都是不認同、嘲笑、劃清界限的姿態，否定傳統，否認積累，好像歷史都是「從我開始」，結果歷史仍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中國文人這一路多半都是弒父弒兄過來的。這也跟時代變動過於劇烈有關，戲還沒唱完，佈景已經全然換了一套。慧如王蒙，也看清歷史上這種「虎頭蛇尾」，原因在於，「著急啊」。
根子出在哪裡？朱學勤說，還是沒有學會尊重歷史。尊重歷史的前提是正視歷史、同情之理解。
2007年，王蒙曾流露遺憾：「我們至今沒有一部自己的國史。」他建議出各種版本，官方、高校、研究機構都可加入進來。2010年，終於有了黨史專家們合著的國史，港版，寫到1981年打住。
王蒙說，什麼叫忘卻？就是把回憶權記錄權詮釋權概括權評價權感歎權……拱手讓給他人。中國的革命者沒有怕過清廷，沒有害怕過蔣的八百萬軍隊，沒有害怕過日本皇軍和所謂聯合國軍，卻會怕自己在特定時間段的幾個踉踉蹌蹌的腳印嗎？問題是，中國人裡有幾個怯於表功而誠於悔過的？中國的戲台上有大鑼大鼓、大喊大叫的文化，中國的人群裡缺少認錯、懺悔的文化，從上到下。
張汝倫列舉了雅斯貝思的《德國的罪責》，朱學勤列舉了赫爾岑的《往事隨想》，都涉及反省的深度，涉及「不是一個人的罪責，但個人是否有責任」。
書生們指望王蒙這輩人做些什麼呢？在體制內抗爭？試圖抗爭的品種都被消滅了，剩下的都是適者生存。犧牲？他們已經付出了青春。書生們自己又在做什麼？朱學勤說，如果在特殊情形之下不理解上一代人的軟弱，那是太不知專制的殘酷了。但一位長輩，不該在本來就很少的敢於抗爭的青年人站出來、受難並且毫無還手之力的時候，高高在上，冷冷譏諷，不僅有違中國傳統的道義，還頗有獻媚之虞。長輩的失份就在這裡。
王蒙不解釋。但他也在坦誠面對內心的那一刻給出了解釋——
自幼受到黨的訓練和培育，我懂黨的原則、黨的規矩。
有一種東西叫國家利益，有一種東西叫作生活，有一種東西叫作大勢/形勢。
除了相信和樂觀，堅持與穩住，沒有別的選擇。別的選擇是死路一條。
他甚至有更大的野心。他希望他提倡並示範的寬容、和煦、建設性的政治文化能在黨內獨樹一幟、漸漸成為主流；希望這個黨能兼容並包（如他在《人民文學》主政時做的那樣），清污除垢，溫和漸進地改良；而他，願意充當黨民之間的橋樑，減少摩擦的緩衝墊。他四處傳播「建設性」。
毛澤東搞「文革」如羅丹之搞雕塑，「把不要的統統鑿掉就是了。」
主席整整一輩子，從來都是強調打破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卻很少提建造制定什麼法制規範。
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概括為四個字：造反有理。而鄧小平歸納為另四個字：實事求是。
建國以來，我們進行了多少砸爛舊世界、顛覆反動政權的鬥爭教育：罷工罷課、絕食靜坐、遊行示威、建立根據地、監獄裡的絕唱、刑場上的婚禮、偌大華北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長項，我們自己教出來的。年輕人學了這些會到台灣、日本、美國去鬥爭嗎？他們就地消化實驗，同袞袞諸公幹上了。
我們又有幾部電影、幾部小說鼓勵青年人鑽研學問、發明創造，要一點一滴搞建設、發展經濟、追求和諧？我們有沒有一部影片可以跟美國人拍的《居里夫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