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鳴放」到了關鍵時刻，王蒙命運的一大拐點出現了。5月15日，毛澤東寫成《事情正在起變化》，提出「反右」。據說，對那些要重點保護的黨內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給他們先看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說是市委將派車接他去機關看一個文件；等了幾個小時，通知又來：不去了。
在王蒙要不要劃「右派」的問題上，領導們也拿捏不準。在團組織相對文明的啟發幫助下，王蒙交代了思想深處的一些問題，比如海德公園式的民主也不賴。最後周揚拍板：劃。
批判會後第三天，王蒙拍下他整個青年時代最帥的照片：將小棉襖甩在肩上，一臉陽光瀟灑，有點普希金風格。他也提道：「只有一個晚上，我很慌亂，一夜無眠，不斷地起夜小便。」
1958年夏，王蒙「戴帽子」。10月，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其時王蒙正在山溝裡勞動，妻子在山西上大學，故起名「王山」。兩個多月後，王蒙第一次看到王山，對著兒子一首接一首唱歌。嬰兒回之以啊啊啊。
王蒙有三個孩子，每個孩子的名，都印刻他與妻子的一段經歷，有山有石，有伊犁。
勞動使人強健、接地氣、開眼界、長知識。比如北京東城的大糞比西城的有勁、價格高，因為東城富人多。
鬥爭中也有發現：基層「右派」（來自各行各業）有一種受虐、虐人的積極性，他們願意互相批鬥，尤其把自身所受的一切強暴轉施於人時，表現得習以為常、駕輕就熟。王蒙有悟：常常挨打的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無慾者授受最親。這本是一個人性彰顯、適於反躬自問、問一問「個人在運動中該負什麼責任」的題目，卻被平反後的大部分人略過了。
1957年結婚5個月在頤和園後湖。拍攝者：鮑乃鏞
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會上。拍攝者：鮑乃鏞
「文革」的爆發是必然的，王蒙說。他的老友馮驥才說，推動「文革」的，不僅是遙遠的歷史文化和近前社會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點，嫉妒、怯弱、自我、虛榮，乃至人性的優點，勇敢、忠實、愚誠，全部被調動出來，成為一支支可怕的力量。
「文革」中，王蒙燒掉了家中所有帶字跡的紙，包括日記。他丟失了鋼筆，也不心疼，安慰自己免得「禍從筆出」。1969年，他重新拿起筆，為剛出生的女兒記嬰兒日記。他讀大量相關書籍，研究記錄嬰兒便秘、腹瀉、消化的經驗，直到孫輩們出生仍能發揮作用。他被子女們授予「屎學家」稱號。
1979年，周揚見到王蒙：「你現在成了老作家。」王蒙心裡一酸：一巴掌就拍成了老作家——寫成《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21歲半，再回文壇，23年過去了。
馮驥才告訴我，他的生命裡有兩次歸零。一次是從「文革」抄家的廢墟中爬出來，一次是從唐山大地震的廢墟中爬出來。有那麼幾分鐘，他有神經錯亂的表現。
張賢亮告訴我，22歲進監獄，蹲了22年，出來時還沒碰過女人。他與叢維熙被稱為「大牆文學之父/之叔」。
艾青錯劃「右派」21年，平反時給他三個字：搞錯了。詩人算了算，每個字要了他7年的光陰。
晚年嗓音退化、風度依舊的周揚，對從各個角落裡踉蹌著復出的作家們說：「你們說要干預生活，其實是干預政治，結果是政治也要來干預你。你干預一下政治，也許沒什麼大不了的。政治干預一下你，你會受不了。」
1979年5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多人合集《重放的鮮花》。人們爭相傳閱，細嗅政治風向的變化。每一篇小說詩歌後面，都活生生站著一個摘帽子「右派」。這批包括王蒙、劉賓雁、陸文夫、劉紹棠、鄧友梅、公劉、流沙河、李國文、耿簡在內的「前青年作家」重返文壇，成了新時期文學的領軍人物。
1988年2月在廣州迎賓館迎春節，與夏衍在一起
1988年，陪同胡啟立同志看望冰心
朱學勤就是在那段時間裡接觸到《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橋樑工地上》等作品的。此前下鄉插隊時，他已讀到一些「右派」的故事，「深深地同情」；「整個80年代，我對王蒙印象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