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精神世界是有的啊

問:德國四年,收穫了什麼?

張汝倫:明白什麼是教授。就是你五年裡開的課沒有重樣的。當年有的同學錯過了Bubner的某一門課,但他下次開講可能是十年後,這些同學寧願推遲畢業,等他十年。Bubner一輩子都在批評哈貝馬斯,但哈貝馬斯說(當時跟我一起在圖賓根留學的張繼武想拜哈貝馬斯為師,跟他見了幾次面),圖賓根大學哲學系就兩個人有真學問,一個是Bubner,一個是Manfred Frank。Frank現在是德國哲學界的風雲人物,當年他是系主任。一個法國文學博士可以做到哲學系教授,可以想見他的能力。他本來是日內瓦大學的,轉到圖賓根時,有些學生因為捨不得他,跟著一起轉學。Frank每一次講課的備課筆記就可以出一本書,當然Bubner反對這樣做(他一生的著述就那麼幾本小冊子,百把頁,很「干」,但識貨的人都懂,靈啊),但他也是一絲不苟用打字機一張張講義打出來。他們都是名教授,但認認真真備課,沒有一門課吃20年,更沒有「順便」把自己手邊研究的題目當課程來講(不用備課了)。原典難讀,就幫助學生讀原典,而不是什麼虛頭巴腦的「某某前沿問題研究」。我就想,等到自己退休的時候,開過的課列出一張表來,備過的課拿出講義來,都是能示人的。

現在每年的中美校長論壇上,大家都同意中美大學的學生差距不大,差距主要在老師。老師差距在哪裡,課程質量和敬業精神。

問:近代中國從事西方哲學的前輩中有沒有您服氣的?

張汝倫:一個陳康,的確厲害;一個研究黑格爾的張頤,做過四川大學校長,水平高的,他是先在美國、後在英國牛津拿的哲學博士,回國後跟張君勱就黑格爾哲學有過一次著名的論戰,最後以對學術界的失望收場。1949年後,他以身體不好謝絕出山。中國的黑格爾研究往往要追溯到賀麟先生,張世英先生是他的弟子。賀先生晚年跟弟子宋祖良講,外界都說我是黑格爾專家,我其實還沒搞懂。這是上一輩人的風範。他們漸漸退出歷史舞台之後,另一類人成為哲學界的主流,不客氣地說:一知半解。

問:想起有段時間流行的對30年代大學的美好回憶。

張汝倫:有一次我勸一位媒體朋友:不要造神。張慶熊(復旦哲學系教授,因學生缺課去捧梁朝偉的場而發文)專門做過調查,當年留德學文科的,拿到學位的很少。當時留洋的要麼是小開,要麼是官宦子弟,吃喝玩樂的人多,看書的少。看趙元任、俞大維的回憶錄,真正用功的兩個人,一個陳寅恪,一個傅斯年。在當時,只要喝過洋墨水,回國就有一個很好的位子等著你。你去看季羨林的回憶錄,他當時在清華唸書,他說,我上過課的這些老師,基本上是不備課的,大部分人,靠著在國外做博士論文的兩本筆記講一輩子;真正有資格不備課的一個人——陳寅恪,倒是備課的,而且極其認真。再看千家駒《我在北大》,你會發現當時教授多麼好做。學術水平的提高,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後繼,不做他想,就一心一意把這東西弄通。

日本人是有這點執著的。有次看一部日本電影,裡面有一個虛構的情節(中國電影裡不太會出現):太平洋戰爭爆發,大學生都要上前線,這傢伙第二天要出發了,頭天晚上還在看《蘭克全集》,看到某一頁,做好記號,說我回來還要接著看。我想這情節一定是真實生活裡有的。

問:課上常聽您激揚馮契先生。

張汝倫:馮契先生是有哲學家氣質的人,而且人格高尚。我至今認為,他的價值未被國人所認識。我佩服他兩點:一、打通中西;二、有原創思想。他這條路走得是對的,儘管很難走。

當然馮先生也受他身處的時代和所能接觸到的哲學的影響——後世看我們這輩搞哲學的,大概也會有這感覺。譬如人能認識到的是現象還是事物本身,他認為人能認識事物本身,這點跟他的老師金岳霖仍然是一致的。

問:思想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張汝倫:信和疑。像康德和黑格爾,你看他們的書,一上來就是疑,許多的疑。尼采也是有疑有信,有破有立。疑和信相互支撐,才能成就一個學者。沒有疑的信,是盲信。中國現在這票朋友,聰明啊,所以他們能做「公知」,只要把流行的意見用自己的話講一遍,就變成他的「信」。這裡面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水平不夠,一種是出於某種目的假裝信——當然這可能是人類的常態。

學者真要有點自己的東西,我想還是要「獨」一點,冷清一點。我有時候跟學生講,什麼時候混到沒人理你,好!如果走到東走到西,都是座上客,哪怕有八輩子武功,遲早都會廢掉。

18世紀以來,人類的思維水平在不斷下降。表現在日常生活裡,就是大家都沒有思考的習慣,人云亦云。媒體尤其如此,有一段時間,什麼事情發生了,先找專家說說。有一次電視台打電話給我:張老師,延安中路綠地放了幾隻天鵝,請您談談看法。我也不生氣了,跟他講,地鐵裡隨便找個人,都能講清楚的。

晚清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開啟民智,但我理解不是向民眾灌輸思想,而是讓民眾養成批判思維的習慣。我為什麼這麼賣力講課,就是希望我的學生裡能出一些哲學水準較高的人——這種人多出20個好了——如果他們有公共關懷的話,進入公共領域發言的時候,可能情況就會改觀。

在人類文明歷史上,那些最被銘記的知識分子一定是思想類型的,遠的不說了,近代哈貝馬斯、羅爾斯、以賽亞·伯林、理查德·羅蒂、查爾斯·泰勒……不管他的政治立場是左還是右。如果一個國家推向前台儘是些研究鬥蟋蟀的、種菊花的、收藏明代傢俱的文化英雄,我就覺得有點可疑了。

問:什麼樣的人能成為哲學家/思想家?

張汝倫:每個時代都不缺聰明人,但不是每一個時代都有哲學家。哲學考驗智力,更考驗心力。承認每個人根器不一樣,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有時候要把苛評當成一種動力。伽達默爾當年的碩士論文只有16個註腳,海德格爾看了大搖其頭:這個人一點希望都沒有。海德格爾的學生都是名留哲學史的精怪人物,像勒維特、漢娜·阿倫特、馬爾庫塞,按理說被這樣的大師下了斷語,伽達默爾就該放棄哲學,該幹什麼幹什麼去了。但伽達默爾在自傳裡說,我們這個家族的人有毅力、有恆心;我雖然腿腳不靈便(小兒麻痺症),但我要在哲學路上一直走下去。十年後,他的教授資格論文讓海德格爾的看法大為改觀,並指導其完成。1929年經濟危機,伽達默爾沒有工作,生活有困難,海德格爾還留他在家裡住了兩個星期。聰明人不一定能當哲學家,哲學家不一定聰明,持之以恆才是成就之道。

哲學家還要看境界,好的哲學家應該致力於如何在時代的問題中看到人類永恆的母題。

問:您怎麼看知識分子成為利益集團代言人?

張汝倫:是有人說,左派麼多跟領導接近接近,自由知識分子多跟老闆打打交道。我可能讀書中了毒,比較幼稚,就相信知識分子應該始終獨立,哪一派都不是,就講自己的東西,也許他的觀點跟某一派相合。他的責任有兩個,一是替沒辦法發聲音的人講話,二是擔當社會的良心。

現在「左」「右」都有一個想法,人是階級利益的代表,現在這些思想陣營已經劃好,只要站站隊就行了。其實,我認為「左」和「右」都是現代性一根籐上結的瓜,是一幣的兩面。如果抽像地講,每一派我都有贊同的東西,但他們的理念,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採取的手段,包括他們的邏輯都是現代性的,我是都不同意的。

馮契先生晚年最恨的,就是那些「做戲的虛無黨」(魯迅語)。有時候我也懷疑,高唱這主義那主義的人,也許什麼都不信。所以說中國缺少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共產黨領導,但中國就出不了帕斯捷爾納克,出不了肖斯塔科維奇,出不了茨維塔耶娃。這恐怕跟制度沒什麼關係,有更深層的原因。張東蓀講過,「五四」以後就再也沒有出過像他老師梁啟超那樣的人,有「高尚潔白的心胸,昂首天外的氣概」。我至今記得1980年央視轉播薩特死時的畫面,巴黎五六萬人給他送葬的壯觀場面,總統國王的葬禮也沒這麼多人。全世界的「左派」「右派」都跑去了,其中一定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場,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夠格。他能寫出那種東西,背後是有理想支撐的。

問:最近顧彬先生說「中國人都在混日子」,您又光火了。

張汝倫:這傢伙自以為能講流利的漢語,是哲學系畢業的,有獨立思想,到了中國如入無人之境,訓中國人像訓三孫子一樣。他對「德國之聲」記者講,你們不要把這個民族當回事,這是一個沒有頭腦的民族,他們就想著怎樣活過明天;如果說日本人相當於東亞的普魯士人,那麼中國人就是東亞的奧地利人,他們始終在混日子。話講得是比較過分,但細想想呢?表示義憤沒有用,孔子說「反求諸己」。中國人怎樣才能優秀起來、智慧起來?從每個人做起!現在這種樣子,人家當然要小看。

問:我們的思想文化產品,看看也蠻繁榮,但總像缺點什麼。

張汝倫:就是拿不出讓人感動的東西。最近西方出了四個名單:幾百年來最偉大的一百個作家,托爾斯泰出現在三個名單中,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現在兩個名單中。人家還是識貨的。這些人,真是「人類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而且超越了個人的際遇、一己的苦難。有個60後文學批評家說起契訶夫激動得嚇人,他說,你讀過契訶夫,就懂得什麼叫教養。我們現在的人,不曉得好糗,他那只胃口好像接受不了崇高的東西了。

問:從80年代的「純真」「理想」到現在它們貶值,不過短短30年。

張汝倫:現在是缺少做夢的人,缺少理想主義者——這些都是要被嘲笑的。我們常常聽說,西方有追求真理、為真理而真理的人,而中國人沒有這種思維習慣,學問實用者居多。但翻翻中國歷史,「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朝聞道,夕可死矣」的人是有的啊——南宋時,岳蔍書院的山長叫張栻,當年他跟朱熹關於《中庸》裡「已發」「未發」的問題有不同看法,於是提議二人當面討論。朱熹騎著馬從福建到長沙,走了一個多月。四面八方的讀書人也騎馬、步行趕去聽。一個土台,兩把椅子今天還在。除了吃飯、睡覺,兩個人整整討論了三天三夜,底下的人也聽了三天三夜,跟他們同來的馬,把前面兩口池塘裡的水都喝乾了。

問:現在大師沒了,大學也變成「教師企業家的鬆散聯盟」。

張汝倫:大學今天的問題在於教的人和學的人大多都沒有了神聖感,向道之心沒了。我有時候跟學生講,我們相聚在這裡為了一個東西:道!就是真理。

現在為什麼出不了大師,首先要想想,這是一個怎樣的人。熊十力的文字背後有一種豪傑氣概,有天地英雄之氣,不是學院裡斯斯文文的教授所能有的。這背後,是一種淋漓的生命元氣,它在今天的學術工業中越來越萎縮、式微。

張中行晚年回憶老師熊十力,說老師真是很可憐。因為熊先生特別不會照顧自己,而且從來就是一個字:窮。冬天穿的是空心棉襖,裡面沒有襯的。他在北大的宿舍裡,只有一口破箱子,沒有鎬鏈,也沒有鎖,是用麻繩捆在一起的。熊先生要去廣州,還非要把這口箱子送給張中行。熊師母要去北京照顧他,他堅決不要,他跟張中行講,她來照顧我,我總要跟她講話,總要耗掉一點時間吧,沒必要。他有使命感,覺得老天爺就是要他為中國做事情的,所以要把全部的生命押在學問上。

古今中外大哲都是這樣。薩特晚年寫《辯證理性批判》的時候,身體已經很差了,大把大把吃激素,為了保持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別人問他,你還要不要命了,他反問,一個人要命是為了什麼?福柯查出患艾滋病後,跟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說,你這裡查資料方便,也清靜,給我留間工作室——拚命在那裡寫他的《性史》。

有一種西方舶來的論調,一個人的水平跟他這個人沒有關係——錯!學問在一般的階段,人格很差的人也能取得小成就,但想攀登頂峰,知、情、意中的情和意會起到很大的作用。看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大小邏輯」,雖然它們外在的形式不像詩歌小說那樣感性,那樣容易接近,語言非常晦澀,思維非常抽像,但如果你有心,會被它感動。我十七八歲就讀黑格爾,現在想來,可能讀懂的部分很少,但從此一輩子就被它迷住了,因為它內在有一種日常生活中缺少的崇高的氣味。你會感覺到進入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你會覺得,做人當如是。我們不可能每個人都做出那樣的豐功偉業來,但至少可以向這種生活靠一靠。

哲學應該對認識生命有所貢獻。它不是形上、形下、先驗、超驗這類抽像概念的遊戲,它是一種對自由生活的追求,是一種道德的事業,是一種生活方式。

問:復旦歷史上有「大專辯論賽」的光彩一頁,像是跟哲學有關。

張汝倫:我是根本反對搞這種辯論的。為啥?《論語》裡所謂的「巧言令色」,古希臘收錢教說辭幫人贏諍訟的智者。抽到正題反題,各擬一套說辭,這不是孔子所謂的鄉願,典型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嗎?跟追求真理一點關係沒有,君子怎麼可以這樣。有人說這是智力遊戲,我覺得不對,有些東西就是殺頭也不能放棄的,不要說為了贏人家。這培養的是什麼能力呢?只要會說,黑的就是白的?

問:有個相關的問題始終沒想明白。辛普森案之後,許多人講,看,這就是程序正義。可是我想,人怎麼就賴上了一套程序,是非到哪裡去了?

張汝倫:程序正義是一種知性的思維方式,它的前提是:肯定多數人的意見是對的。程序正義是不問是非,只問多少。是非好壞屬於價值問題,票數多少是事實(數量)問題,它混淆了兩種不同的範疇。按程序正義行事,可以推導出極其荒謬、惡劣、無法無天的結果來——別忘了蘇格拉底就是依據表決被處死的,納粹就是靠選票上台的——這是現代性結的果。

問:社會矛盾叢生、亂象迭出之時,哲學應該站出來講話。您覺得貧富差距大、教育不公平等等,它們產生的根源,從哲學的角度怎麼分析?

張汝倫:在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有幾條是不容討論必須確立的。比方說:人人平等,強者對弱者關愛,人與人相互依存。這相當於哲學中的「第一原理」「絕對命令」。但是,在全人類都以利為第一原理的現代性軌道裡,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關愛和相互依存,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所以儒家首先要講清楚義和利。儒家道理千條萬條,這是首要一條。讀書也好,做官也好,先懂這個。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掌教的時候,請陸象山去講學,陸就講義利之辯。那是初冬,史書記載,朱熹在旁邊聽得汗流浹背,不停地在扇扇子——內心震動啊。但現在人們對歷史上出現的宗教聖人也好,捨生取義也好,都覺得沒有必要。

人與人之間不可能有絕對意義上的平等,這是無法消除的事實,否則也不用追求平等了。莊子有個命題,「以不齊為齊」,不是說取消個體的差異性,把大家拉齊,而是在承認這個自然的不平等前提下,如何照顧到平等。這就跟制度有關了。梁漱溟厲害,30年代他就看出,窮人的孩子不能出頭了,教育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過去科舉制度能把窮人的孩子選拔出來,像范仲淹這種家裡窮得不得了,干飯都吃不起只能喝粥的,最後能當上「副總理」。但到近現代卻不可能了,因為教育已經變異為一種產業,一種需要購買的商品,優質教育資源要求付出的也多;而優質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多半在社會上佔據要津,長此以往,一定是窮者愈窮、富者愈富。

哈佛大學的許多專業都有獎學金,唯獨出路最好的商學院和法學院是不設獎學金的,意思是回報高,所以投入也要高。以知性的邏輯看,這個制度是合理的。所以福山會說,美國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早已不存在,階級一旦形成就是鐵板一塊至少有60年以上了。不獨美國、中國,全世界都如此,而且變成大家都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制度。

問:所以現在有「拼爹」一說。

張汝倫:要麼怪你老爹沒本事,要麼怪自己投胎投錯了。現在跟制度決定論相配套的,是什麼事情最後都歸過於執政黨。要看到,執政黨的執政行為也是現代性的產物——為了完成一個任務、目標,使用各種手段。譬如救國、反壓迫,譬如維護正義,只要動機是美好的,意圖是正確的,目標是正義的,那麼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要求大家都容忍由此而來的各種手段,這就是所謂的意圖倫理。

問:好比捉到一個嫌疑犯,刑訊逼供。

張汝倫:對,這就是現代性。全世界如此,只不過不同政體之下的執政黨有的做得遮蔽一些,有的做得赤裸裸或者更猛一些。看人類,為了過上所謂中產階級的生活(目標、意向),把地球破壞到今天這個樣子(不對後果負責),而且,我們能說過上中產階級生活這個目標是正確的嗎?我們今天所謂的舒適生活中,有許多是不必要的,代價卻是把本屬於後代的資源提前消耗掉了,但每個人都安之若素,因為背後有一整套制度的支持。

問:為什麼說現代性是野蠻的?

張汝倫:現代性這三個字,不等於合理、正確、文明,很有可能指向野蠻。荀子說,春天不要砍柴,因為樹木正發芽,春天也不要打獵,因為動物正孕育生命,獵一物很可能害兩條命;夫子也說,「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這是前現代的文明。

而我們今天,水、空氣、魚、熊膽,沒有一樣是不能下手的。我看電視上的辯論,圍繞的是熊疼不疼的問題,不疼,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取膽汁——這實在是低層次的討論,如果康德在世,他會說,萬物一體!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關係,這相互依存是超越功利的。

十幾年前我去浙江余姚拜祭陽明先生墓,往前一百米就是一個小村莊,浙江山水好,村子裡有小河,人們在裡面淘米洗衣服,水還是乾淨的。後來我偶然看到網上貼了三十幾張那裡的照片,河裡佈滿了生活垃圾,幾乎看不到水了。我心裡一整天都不好過,想想陽明先生九泉下有知,會對他的鄉親說什麼。

現代性的野蠻是從人類為自己謀利這個角度來講的。現代性所有的義,是用利來解釋的,義是相對的,利是絕對的,是最高原則,毛病就出在這裡。黑格爾偉大,他講現代性從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普羅塔戈拉那句「人是萬物的尺度」就開始了。現代性「以人為本」,忘記了要對世界上有生命沒生命的其他東西做出讓步,這就很可怕了。技術無止境的濫用,對環境無止境的攫取、破壞……看看虛偽的哥本哈根會議,1600輛大排量轎車裡走下替地球操心、呼籲減少環境污染的大人物,會務費不算,還得用掉1億美元的保安費。熊十力先生很早就看到科學技術和資本結合在一起,將貽害人類——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局面。

問:據我所知,哈貝馬斯這十年也寫了不少批判現代性的東西。

張汝倫:當然,否則他在歐洲混不下去。但在根本上,他相信現代性是不錯的;不錯的,也就是「五四」倡導的兩條之一:民主和人權,科學他也是有保留的。但人在爭奪資源、利益的關頭,從來就沒能超越利。比方歐洲對待移民的立場——我在德國碰到一個出租車司機,他跟我講,想在德國政府機構當公務員,必須三代都是日耳曼人。戰後德國男人少,從土耳其引進大量勞工,這些人定居德國,他們的後代可以當選議員,但不能申請公務員。所以,哈貝馬斯的現代性理論在許多關節點上不能貫徹始終,暴露出很多問題來。人類要超越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按:2001年4月25日晚,滿頭銀髮的哈貝馬斯抵達上海,與包括張汝倫在內的六七位學者舉行小規模座談。哈貝馬斯向中國學者提出的唯一問題是:為什麼在中國有這麼多的知識分子會接受歐洲的後現代理論,對尼采、海德格爾感興趣?難道後現代理論真的能夠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

張汝倫從經驗的角度作答:中國雖然尚未完全實現現代化,但現代性的許多弊病在中國同樣出現了,甚至比在西方更甚,因此後現代思想並非與中國不相干,而是有著相當的相關性。]

問:您怎麼看「最不壞的」民主制度。

張汝倫:我們初識民主制度,猛然一震,覺得先進,覺得它好,都是情理中事。但能否站在一個更長的歷史脈絡裡來思考它?民主制度最不壞的一點可能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壞事,我們可以懲治他。但一個好的社會不能永遠停留在制止壞事上。如果今天孔子和蘇格拉底活著,他們會覺得今天的人怎麼會這樣想問題,怎麼這樣愚蠢。

問:張灝先生大概要講,東西方對人的預設不同,西方是「人性幽暗」,中國是「人之初,性本善」。

張汝倫:《論語》一萬六千字,有一句話出現兩次: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你說孔子對人性是樂觀還是悲觀?孟子更悲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荀子說:人性本惡,其善偽也。這個偽不是虛偽,是人為的、後天努力的意思。朱熹也說,天人交戰。如果性善,還要交什麼戰。但蘇格拉底相信,除了知性的世界,還有一個崇高的理性世界存在。康德不是一樣嗎?作為人,我們是要服從自然規律,七情六慾皆有,但我們同時還是另外一個世界的公民,精神世界是有的啊。當然,他用絕對命令把道德框住,就是說,這東西是不容討論的。

問:那麼,怎樣才能做個有道德的人呢?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常年學雷鋒,並設道德獎。

張汝倫:開什麼國際玩笑。資本主義的第一個受害者一定是道德;啟蒙運動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從此不能信任任何人。15—16世紀,從熱那亞開往英國的商船,十船染料九船是假的。羅馬帝國晚期,歐亞大陸一片混亂,從上到下處於腐敗、糜爛之中。基督教像一陣清風吹來,不過一個世紀左右,風氣丕變,那是因為人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觀給改變了,它靠的是「覺悟」。

問:現在皈依佛教的人越來越多了。

張汝倫:假的呀。一個星期六天半做壞事,半天吃齋念佛。我認識一些富婆,給廟裡捐很多錢,跑得來得個起勁,叫她把房子換小一點,別開車了,肯嗎?我有個德國朋友,剛好住在教堂邊上,每週六來做禮拜的人都把車停在他樓下,極吵。他跟我講,如果我是上帝,只要他們不開車、不給世界製造噪音,不來做禮拜都行。

問:樹幾個典型看樣子不行,那麼,請您設計一套制度來幫大家做有德之人。

張汝倫:現在的人都得了制度依賴症。這不是能靠制度設計出來的,我向來認為這事要靠人的自覺,而人的自覺又是最沒把握的事。但康德相信:只要是一個人,都會覺得做一個有德的人比做邪惡的人要好。一個人為什麼要做對自己不利的事?比方看到一個小孩很餓,自己肚子也餓,只有十塊錢,寧願買東西讓小孩先吃自己餓著。康德最後就說,不要來問我為什麼,因為你是人不是動物,人是自由的、自律的!但是今天的人很輕易地把康德丟在一邊,用經驗的事實(我看到每個人都是為自己的,所以這是合理的)來駁康德所謂的先驗自由(我必須懸置知識,為信念留出地盤)。

問:那怎麼辦呢,靠知識精英批評吶喊?

張汝倫:我也很不喜歡「啟蒙」這個詞,我不相信幾個人登高一呼,大家就會照做。朱子、陽明都曾流露過深深的悲觀,認為天理永遠戰勝不了人欲。但康德晚年還在說,有德者才配有幸福,歷史終究要進步。這也是康德哲學的動人之處。

問:蘇珊·桑塔格談到資本主義的時候,一下子點到它的虛無主義價值觀。現代人的精神狀態、道德表情多少跟虛無接軌了。

張汝倫:在桑塔格看來,資本主義是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社會思潮,它摧毀過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簡單化。現代文明的核心是理性,盧梭是近代第一個指出理性內在弔詭的人。他說,理性產生了科學、藝術等等,把地球變得一片荒蕪——激進程度不亞於尼采。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理性在運用的過程中失去了其目的,淪為工具理性,成了滿足人慾望的工具,跟意義、價值無關了。但工具理性解決不了生命意義、人為什麼活著這樣的問題,這就是近代虛無主義的根源。近代以來人類道德的墮落、社會的邪惡和苦難、社會的機巧,人被慾望(七情六慾和工具理性)所把持,要負很大的責任。所以盧梭在《愛彌爾》裡講,重要的是恢復完整的人性。

問:說到荒蕪——有時候想想,物質雖然豐富了,但「我想怎樣生活」的路反而好像越走越窄了。

張汝倫:伯林老早講過,20世紀的人的自由一定比18世紀的人來得少。因為解釋生活的意義、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那套方法被規定了,它一定會收窄思想的廣度,就像都在給孩子請家教、報這個班那個班,不隨這個大流,倒顯得另類。號稱自由的時代,其實最沒有自由,號稱個人主義,其實沒有了個人。這就使得社會朝著一個很奇怪的方向發展,就是平均化、同質化、平面化、娛樂化。

問:您怎麼看常識?

張汝倫:常識(common sense),在古典哲學裡譯為公感,放在日常的、平均的生活裡沒有問題,但把它當作普遍真理使用就有問題。常識往往是對一時一物的認識,它是片面的、相對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有些人會把常識等同於真理,迷信常識只能說明他的膚淺和短視。接觸過德國哲學的人都知道,哲學家就是在追問中得出超越常識的重要思想,它代表人類超越有限性和習慣性的努力,就是要揭露似是而非的問題。宋儒所謂「於無疑處有疑」也是這個意思,馮契先生的哲學性格就是這樣。但凡有點頭腦的人應該對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常生活和經驗保持警惕。超越常識會帶給人一種新的感受力,是對生活的拓展而不是脫離。

問:您怎麼看微博?

張汝倫:吃飽飯沒事幹。這世上值得花時間的事情太多了,比方每天都有新知識的產生、舊知識的沉澱,一個人窮一生之力也只能得其萬一。大好時間花在140個字的遊戲裡?發表一些隨性的、不成熟的意見?我是沒工夫。有時候在地鐵裡看到一車廂的人都盯著手上那隻小玩意兒,都在滑動或者按鍵,好像一車廂的人都成了終端、接收器,變成一車廂的塑料心。微博是什麼?是現代人虛榮心、表現欲、孤獨感等等東西的集中之地——當然也有重要信息,但被大量的七嘴八舌淹沒了。我向來不想當意見領袖,那種被粉絲簇擁的感覺說實在的,會讓我起雞皮疙瘩。

問:大眾又是什麼呢?

張汝倫:很容易被欺騙被操縱的一群人。這也不用我說,從19世紀克爾凱郭爾開始就有人說明了。現代傳媒工具發明之後更是如此,喬姆斯基對「宣傳」的揭示夠深刻了。所以當年金克木先生跟我講:不要太在意輿論,我是辦過報紙的。

采於上海 寫於2012年4月

《那些說不出的慌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