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7日，復旦大學西光華樓305教室，新學期第一堂德國古典哲學課。講義之外，張汝倫帶來一本黃色硬皮封面、頁面泛黃的《小邏輯》。他翻到某頁，開始朗讀40年前在淮北農村初遇即為之動容的段落—1818年10月22日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開講辭：
……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時間，尚沒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狹隘目的系統的束縛，而且還有從事於無關自己利益的科學工作的自由。
……我首先要求諸君信任科學，相信理性，信任自己並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氣，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學研究的第一條件。人應尊敬他自己，並應自視能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精神的偉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視的。
200年前德國哲學家的句子冗長、抽像、晦澀。它們的意思，對應於底下滿室的筆記本電腦、iPad、觸屏式手機、Hello Kitty文具，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但在張汝倫元氣充沛、朗聲動情的宣讀之下，別有一種力量。
30年來，張汝倫一次次在課堂上、演講中帶出他的青春，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參照。
我看王安憶的《69屆初中生》很親切。上海69屆下鄉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陽專區太和縣，靠近河南省的一個窮地方，土地貧瘠，種不出東西。許多年後母親說，你下鄉時我們有萬箭鑽心之痛，是因為你不能受教育了。
父母是1949年前的大學生，父親在工廠，母親是教師，家門裡認「唯有讀書高」。二三十年代，外公送母親姊妹幾個去上學，旁人不理解，女兒是賠錢貨，唸書做什麼。外公以為，女子讀點書會不一樣，至少不會那麼依賴男人。父母平時的言行態度透露著，他們所尊重和推崇的，都是讀書人。記得楊振寧、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獎，父親說，這是真孝。
下鄉時一年的生活費是20塊錢，主食是紅薯干，每天只能吃個半飽。那東西吃多了，胃酸厲害，回城大概有十多年我一見澱粉就反胃。
下鄉之前我基本上是以書店為家的。從吳興路騎車到市中心，在南京東路新華書店或者福州路上的四家書店，一晃就是一天。那時候還有一些舊時代的老人——你不曉得他是什麼身份，可能從前是洋行的高級職員，也可能是北洋軍閥的後代——有學問。我記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來，一支雪茄，一根枴杖，跟我們一樣，他不買，只是翻各種書，你願意聊，他就跟你聊。他對國學，尤其是各種工具書的用法門兒清，我最初的國學知識就是從他那裡來的。我的哲學知識也從書店裡來——有人告訴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說，有個人比康德還了不起，叫黑格爾……慢慢地就交了一批年長的朋友，他們會介紹書或借書給我看，朋友滾朋友，書滾書。
這些人後來都失蹤了，大部分沉在社會底層，重新恢復的高考制度並沒有把一代精英打撈起來。他們可能是運氣差，也可能不適應考試，總之沒有進入體制。但在我看來，他們的水平不比現在大學裡的某些教授差，只不過他們比較純。
1971年尼克松訪華前夕，春節我回上海探親，看到《參考消息》上說，北京書店裡可以買到漢譯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開放了，上海一定開放，第二天一大早趕到南京東路書店（我對那家店特別有感情），果然！那裡可以買到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還有盧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買了好多。雖然當時接受起來還有困難，但跟平常看到的「東風吹戰鼓擂」完全是兩個世界！它給你打開了一種文明啊。
我兒子小時候不理解：飯都吃不飽，怎麼有心思看這種書？我跟他講：我在書裡看到人類最好的東西，是好東西，我就要擁有它。有它們做啟蒙老師，還有什麼話好講，你不會只看到個人那點事，會把自己放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中去考慮問題。
1979年，高考不理想，張汝倫入安徽蕪湖師專讀英文專科。他與同一批進校的心氣頗高的知青一樣，都明白自己的歸宿不在那裡。
說到心高氣傲，張汝倫說自己還是小學生時就有睥睨縱橫的氣概，覺得天底下沒什麼事能難倒他。青年時代，「錯誤地認為接近知名學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領到王元化先生家一言不發，以至於90年代與王先生真正交往後，元化先生怎麼也想不起數年前此人曾來造訪。前不久學生問他，年輕時對自己有怎樣的期望，59歲的張汝倫半開玩笑半認真：「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1981年，張汝倫考入復旦大學哲學系，師從劉放桐先生。兩年後攻讀博士，導師本應是清代大儒全謝山的後人全增嘏。但張汝倫只在入學時見過全老一面，再見已是追悼會上。於是，社科院哲學所王玖興先生（馮友蘭弟子，德語譯著尤見功力）成為他的導師。張汝倫每年北上一次求教交流，大部分靠自己學。偶爾跟師兄們一起論學，導師說，就你話最多。
「不管有沒有恢復高考或者改革開放，我想我都會走哲學這條路，這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在哲學裡，我看到了我在人類精神文明的其他門類，像文學、音樂、藝術裡看到的一切好東西，哲學最能滿足我，而且它比較難，我喜歡挑戰有難度的東西。」
用上海話講，張汝倫的眼睛好比生在額角上，他自設的各項起點頗高。文學、藝術、繪畫、雕塑、建築、戲劇，他都有興趣進入，作為一種修煉，而非娛樂。
「感覺它們都是在講形式。接觸西方文化越久，越能體會到形式的重要。」
研究生時代他就聲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匯讀書週報》上有一篇記述他的小文《狂者進取》，作者陸灝借夫子之言來理解其「狂」。彼時，張汝倫剛剛發表一系列解讀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漸漸有了名號：復旦的尼采。
那時候，李澤厚先生到復旦講學，問：海德格爾的「存在」是什麼。張汝倫答：這個問題不能這樣提出，在海德格爾那裡，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他那時常常跑到11號樓，跟陸谷孫先生的學生、英語系的汪躍進（現在哈佛任教）一聊一個小時。在《讀書》上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他跑到北京，叩門求教。金先生站在門口，拿手一攔：「從哪裡來？」「從上海來，是復旦大學研究生。」
金先生又問：「搞什麼專業的？」答：「西方哲學。」
「那問你一個問題，答得出進來，答不出你就請回。」
金先生問的是：康德哲學中的形式是什麼意思？張汝倫侃侃而談。金先生說：「對啦，形式就是內容。」從此，張汝倫成為金先生可以對談的後輩晚生。「當然，主要是金先生講，我聽，老先生一講一兩個鐘頭，不容人插嘴。」
張汝倫學生時代的演講場面就很可觀，朋友笑他「煽動力這麼強，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軀裡濃縮著激情、求知慾、批判力和理想主義，彷彿象牙塔裡一座會移動的火山。
1988年，張汝倫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先後就讀於圖賓根大學和弗萊堡大學，受教於兩位導師：一位是Bubner教授，伽達默爾的弟子；一位是馮·赫爾曼教授，海德格爾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編撰者。
張汝倫不止一次在課堂上向學生們描述Bubner教授開講《存在與時間》的景象：教室裡坐滿，地板上坐滿，然後延伸到講台四周，以至於Bubner先生轉身、挪動都有困難。
1989年海德格爾誕辰一百週年時，德國出版其著作《哲學貢獻》（全集第65卷），被認為是僅次於《存在與時間》的重要著作。此書極難讀，赫爾曼教授開了一個研究生討論班，每晚5點到8點上課。有一位老太太，駝背，拄雙拐，風雨無阻來聽課。「因為上完課我跟她搭同一路電車回家，所以印象深刻。她不要學位，也沒別的想法，就是求知。」
德國人嚴肅古板、不苟言笑，但這個民族對思想的熱愛，對問題的窮盡，令他喟歎。康德的先驗方法論、黑格爾的大小邏輯、一戰後德國思想界生成的所謂「1918年人」，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氣息——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一次走進上海博物館青銅器館，他的眼淚流下來——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文革」期間，在親戚家第一次聽到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整個人如遭電擊。第一次聽到摩門教合唱團演唱的歌劇片斷，簡直昏倒——跟「向前向前向前」相比，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聽瓦格納的歌劇《尼格龍根的指環》，看伯格曼的電影《魔笛》，他感動的不是技術，是思想——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旁人眼裡，談起理想、道德、人等等與哲學有關的命題，張汝倫「凜然不可侵犯」；談起週遭醜惡，他每作獅吼。「作獅子吼」，這是他的詞彙，用在他欣賞的一類人身上：熊十力、梁漱溟、蘇姍·桑塔格、費希特……他欣賞傳說中為論學打到桌子底下的熊十力和廢名，贊成「我批評你不留情面，就像你批評我不留情面」，壓根兒沒想過要做一個斯斯文文、虛心謹慎、四平八穩、看眼色行事的學院中人。他得罪不少人。當他將開《論語》課時，有同學私下議論：且看老張怎樣講解「溫良恭儉讓」。
他又是天真的。有一年教授《論語》，期末佈置寫論文，收上來一看，許多答卷通篇四平八穩，挑不出毛病，卻也沒有一句個人的心得。張汝倫給了低分。有位女生寫來郵件，話語誠懇：「張老師啊，我這次考得不理想，請指出我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以便於今後進一步學習。」張汝倫吭哧吭哧從幾百份考卷裡翻出這學生的卷子，再看一遍，一點一點給她講，審題不好在哪裡，論證不好在哪裡。結果女生一封回信否絕：「你講的一點也不是事實。我一點也不承認。我認為我寫得很好。」然後：「我從小到大沒得過C，你給我個C，我將來怎麼找工作，怎樣免試直升研究生，你負不負責啊。」張汝倫這才明白學生的真正意圖：「我50多歲的人弄不過20歲的人。」
張汝倫脾氣不好，常常罵人，有時候一句話講得不對他就翻臉——有學生說，他其實是孩子脾氣，陰晴圓缺都在臉上，直來直去。如果上課鈴響過已久，有學生不打招呼破門直入，他會厲聲道：「出去！」學生私下也交流：去請教張老師，千萬不能謙虛，起首就講「我書讀得不多」之類——張老師多半眼睛一瞪，沒好氣地請你先回去讀書。
他也全然不像是花甲將至。同事看不懂，「一把年紀了，上課還那麼激動」。他上課中氣之足、身心之投入，實不多見。有一次，收上來的作業表明同學們對「觀念」的理解不過關，他半夜醒來仍在苦想，第二天把咀嚼後的「觀念就是事物向我們呈現的形式」寫在黑板上。一不小心，他也會在講台上流露一句：「我是愛你們的。」
這種愛，表現在他的備課講義裡，表現在針砭時弊的淋漓中，表現在對北校門賣螃蟹的博士生、熱衷於炒股的數學系高才生、忙著找工作而無心上課的實用主義的痛罵裡。
痛罵，是與時代潮流相反的牽引之力，蘊含一種奇特的磁場。他的課常常人滿為患：教室後排和兩側總有人站著，或者席地而坐；有從外校來的，也有中年面孔。2002年應趙敦華之邀，他去北大開講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有研究生從郊區騎自行車來聽，有商務印書館退休的老編輯來聽，走廊裡都站滿了人。2012春季他開的《德國古典哲學》，正式選修的是8位，來聽課的卻總有130多位，不得已，換到大教室。
上海爆發甲肝那年，板藍根緊俏。有一天，一位男同學敲開他宿舍的門，鞠一躬說，「張老師，我聽過您的課。您多保重。」遞上一包板藍根，沒待他反應過來就跑了。他的學生中有畢業後也當了老師的，在課堂上告訴自己的學生，張汝倫不僅是師長，也是父親。2011年，他被選為最受喜愛的研究生導師之一，得票數名列前三。
他也是高校學生團體最喜歡邀請的演講者。「不喜歡扮演青年導師」，但總有推不掉的人情架不住的熱情，他又站在演講台上。演講往往佔用晚上私人時間，他捨得，他喜歡現場那種心靈間的互動。他說，接觸學生，對他們有幫助，那種成就感不亞於撰文著書。中西書局的編輯找上門說可以出本演講集了，他說我電腦裡只有5篇講稿，編輯說，不要緊，網上有人整理了，我們都攢著呢。
康德、蒙田，以及斯多亞學派的哲人說：我們的責任不是製作書本，而是製作人格；我們要贏得的不是戰役和疆土，而是我們行為間的秩序與安寧；真正的大師傑作是一個合宜的生活方式。科學是硬心腸的、技術是冷冰冰的，這世界需要一點人文精神。張汝倫嬉笑怒罵、苦口婆心、翻來覆去講的，也就是這些。他試圖把已被時代拋棄的舊詞語：理想、道義、崇高、生命的意義……重新植入人心。
他反覆告訴學生：生命不等於生計，生命的本質是自由。至少有兩處說明他不是在唱高調。20年前，在中國式教育之下，他也面臨要不要給孩子請家教、上興趣班的問題。有個朋友正告他：必須！因為現在一個孩子面對的不僅是他的同輩，而且是其背後的六七個成人，你教一個孩子怎麼去跟六七個大人拼？張汝倫想了想，一個家教也沒請，一個興趣班也沒報，倒是給兒子講了不少故事，有關英雄，有關禮義廉恥，有關「一個人在這世上不能為所欲為」；他引導兒子不迷戀電視、遊戲，而是紙質的書。
他的兒子在北大法律系念了四年，始終提不起興趣，轉學經濟，在學經濟的過程中接觸到數學，被激活，於是轉向數論研究，現在美國一所大學攻讀博士。從熱門轉向冷門，張汝倫給了兒子有力的支持。
每每在課堂上觀察「九○後」對他借先哲展示的那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反應，我就覺得時代虧欠了他們——這些話，他們原來要聽。確實有不少人聽進了他的話，改變了人生之路。
學院知識分子這些年名聲並不太好。作家劉恆在一次受訪時捎帶漏出：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基本上是附庸著什麼存在；他們的知識並不是發明，有發明的知識分子非常少，基本上是知道了別人發明的東西，然後拿過來幫忙或者幫閒。他們互相吹捧，然後抱團兒，形成山頭，引得後輩們來拜；同時，在教育產業化、管理行政化的框架之下盡可能地佔有資源——難怪美國密歇根大學前校長詹姆斯·杜德達斯說：我們可視大學為教師企業家的鬆散聯盟。
還有，層出不窮的文抄公事件。最初只露冰山一角，近年來，隨著陳年舊賬不斷被翻出，嘩：原來是座大山脈。而且，越是優秀的學者，早年著述中的問題可能越多。這是某種「還債」——不是餓極了的時代，不會如此急迫，急於進食，急於凸顯。
1995年，張汝倫的著作《歷史與實踐》出版，榮獲華東地區優秀圖書一等獎。當時讀過此書的一眾學者都認定這是一部難得的好書。學者汪丁丁說：「這本書給我的震動很大，所以專門寫文章介紹它。」專門寫文章的還有同攻德國哲學的孫周興教授。但一些懂德文的老輩人看出：它的某些部分與德文版《哲學歷史詞典》似曾相識。
2000年，孫周興到了德國，「在大學圖書館裡看到了洋洋十大卷的《哲學歷史詞典》，就聯想起張汝倫教授的《歷史與實踐》。一方面是學術良心的驅使，另一方面，老實說，也是出於某種好奇，我決意花一點時間來澄清這件事情」。澄清的主要結論是：書中有7頁文字、32個註釋、6750個漢字譯自《詞典》，但未註明出處，具有抄襲性質。因此，「這是一部偽書」。同時，「我仍然願意說：就書本身而言，這是一本蠻不錯的書，至少，是一本很有資料參考價值的書」。
孫周興先後發表了兩篇文章，張汝倫回應了一篇，之後不再作聲。相比於那些做了類似的事情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學者相比，張汝倫沒有那種消與化的能力，他受到復旦學術委員會的處分，同時被西方哲學委員會請出。連不怎麼喜歡他的同行都說：這個處分過重了。有人說，誰叫張先生平時那麼狂，得罪那麼多人。也有人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採訪最後，我小心翼翼重提往事，想聽聽張老師的反思。但見他手中的水杯被推向桌面，發出「叮」一聲響，接著臉色沉下來。我做好了被罵的準備，繼續說。也許是話語中有「同情的理解」，也許張汝倫不僅僅認為我是個愛打探的記者，他漸漸收起敵意，流露出一些東西。他喃喃說著「歷史自有公論」之類，手指在那只破舊的、別人用剩下給他的翻蓋式小手機上來回摩挲。那一刻，我很自責。
人生有些問題，是不能靠答記者問來完成的，是只有當獨自面對自己或靈魂時才有可能打開的。張汝倫講過，一個優秀的哲學家必須擁有「永遠朝向自己的懷疑和批判」。他會在獨處時完成這種「反求諸己」麼？翻閱張汝倫的演講錄，找到這樣的句子：「每當我做錯事的時候，一想到老師會覺得慚愧，覺得老師在盯著我看。」
張汝倫的脾氣恐怕是改不了的。漸漸地，他變得獨來獨往，跟學術圈來往稀少。這也是90年代以來學術圈的真實氣息：彼此缺乏共識，彼此不佩服。那麼獨善其身，或者是個人可以達到的最高境界。他跟學生講：現在的大學生尤其怕被同學「拋棄」，如果一寢室的人出去吃飯，唯獨不帶你，可能想死的心都有了——心想自己怎麼混到這個份上，連吃飯都不帶我。其實這沒什麼關係。現代人「獨」的時間太少，只有保持適當的距離，才能「從己」，才能「獨自站立」。
在學術上，王元化稱熊十力有「孤往」精神，張汝倫在交往中體會到王元化先生的「孤往」，不管主動被動，他似乎最終也走上了另一種「孤往」之路。這三位，脾氣都相當可觀。
漢娜·阿倫特常引一句話：「他以對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象。」通常被認為是她對海德格爾的看法。在這個思想紛亂而蕪雜的年代，張汝倫以對真理的激情卻好像抓不住真理的存在。他所受的教育、個人的經歷、從西哲向中哲的返身，令他選擇了「什麼主義都不是」。而這些主義所指向的那個對美好人間的設計本身，尚處在變動中。所以，像上一輩知識分子一樣，張汝化身上帶著一些矛盾的、胎記般的東西。
以俗世眼光，張汝倫「混得好不好」？聽他應答：「什麼叫混得好，不就是在現在的體制裡如魚得水？我的標準跟別人不大一樣：不管喜歡你的人還是不喜歡你的人，所有人都能在心裡承認，你是有水平的。這是搞關係、拉幫結派、出賣靈魂都不能實現的。我對自己能保持現在的『格』，挺滿意的。」
4月初，張汝倫的新著《〈存在與時間〉釋義》正在印刷廠印製，100多萬字，1200頁，寫了8年。這是一部對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的釋義加導讀，將海德格爾的思想放在西方哲學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中進行研究，也有批評性闡發。它很可能是張汝倫迄今份量最重的著作。這一次，註腳做得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