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元與李白所走的這一條驛路是由長安西南行往益州、姚州與黔中道播州的幹道。自京師出南山，另有沿斜水、褒水而行的褒斜道，以及駱儻、子午二谷道。褒斜道時通時廢，駱儻道人跡稀少，到開元年間連驛棧都荒堙了。子午道分新舊二途，舊道王莽時即已開通，久經戰亂，又鮮少修治，日後索性就廢棄了。到了南朝蕭梁時期，又修築了一條子午新道，北口在長安縣南六十里處的子午谷，西南至洋州署衙所在的龍亭，通往梁州。這一條道路平坦堅實，可以奔馳快馬，多年後的天寶時期曾經廣置驛所，為皇室貢荔枝，一時官事往來頻仍，直到安史之亂以後，往來之利才逐漸中落。
梁州再往西南深入五百里為利州，復行二百里到劍南道的劍州，再走三百里，才是綿州。置身在綿州驛道口東北一望，浮雲悠悠，山巒隱隱，長安恰在千里之外，李白此行的前途卻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他要再沿著這條驛道幹線往西南走五百里。
行前想像，道路間不過是他與慈元二人相伴，應該頗為寂寥。然而一旦來到了驛路上，他才發覺不是那麼回事。
在大唐數萬里驛路程途上，兩驛之間三十里，泰半皆屬荒野。朝廷為了確保郵遞平安無擾，便佈置了驛兵往還巡行，三十里佈兵三百，歸兩驛節度；也就是每驛單向調遣一百五十兵員，均數則堪稱每裡有五名武士捍衛。
慈元和李白一旦步行就道，舉目所及，每見荷戟跨弓的士卒；他們大多身穿薄棉纊衣，衣裡微微露出輕甲，有的看似為了提防馬匹騰踏，還繫掛了胸鎧，有掛著虎皮批臂的、也有登縛戰靴的。這些驛兵一旦瞥見李白身上配了劍，總會多眄幾眼—畢竟，他們都還身負保護驛路的職責。
其次就是驛所例行伕役的往來。
驛所亦有等第，上驛宏大，飼馬六七十匹；中驛配十八到四十五匹，是律定數額，許多許少，但視養活與否；下驛狹小，也有八到十匹健騮在槽。這些，都需貯備草料，就要由驛所自行開墾牧田以足給用了。常例，每驛有七百畝牧田供應苜蓿，光是應付養植、收割、貯備等日役，便須仰賴民夫徭役，春日雜工繁重，還得額外僱傭，以為支應，如此一來，入眼也盡有一番熙來攘往的熱鬧。
另外，結隊同行的商旅也出乎李白意料之多。
驛所依里程構建，經時既久，有些不乏井水之利的地方，就會自然而然形成逆旅的聚落。這些散處營生的人多被稱為「火集」，例皆供應爐灶器皿，有的還齊備衾褥席榻。客商們算計行程，多能就這樣的所在落腳；慣常也由於行客總是自備谷糧菜蔬，來時差遣火集上司役的丁婦代為執炊，不過就是充飢而已。每逢春夏之日，夜長候暖，許多人都只小憩一兩個時辰，也就結群登程而去了。
不趕夜路的，每於一夕將息之後，黎明即起，也就聚伴搭伙，少則三五成行，多則數十人，喧鬧出入。也常見故友舊誼，天涯重逢，而喜笑歡踴的；或者是旦暮締交，倏忽辭別，而涕泗紛揮的。果然人情如阡陌，縱橫百出。
慈元與李白走了一程，正值黃昏時分，來到次一驛—地名露寒，是個下驛。若是按照趙蕤所估算的，應該就是在此間覓一火集而宿。可是慈元卻另有打算—他知道：前行十里出驛路入山，有一蘭若，名為福圓寺。他得趕到寺與執事僧交割幾宗移轉債務的文書，正因為不方便當著李白的面處分，於是交代他：自於露寒驛上尋一處人跡較密的火集住下，次日午時到前路福圓寺山門再會。
李白凡事無可無不可，自便於露寒驛駐足，信步在諸家火集間徜徉。無意間一瞥，見道旁一挑招，黃竹一丈，藍布八尺，雙幅迎風飄搖，五個大字：「神品玉浮梁」。字跡頗似前輩書家褚遂良，可是用筆稍淺，勾畫較瘦，也堪稱是十分秀逸的書跡了；然而玉浮梁三字雖然認得，卻不識為何物。盡此一不知，便引得李白大步向前。
此地閣捨也與相鄰諸火集大異其趣。旁處為便利往來行旅，門前多設施一灶，客至隨即發付水火，烹茶煮飯，煙火迷離。相較之下，「神品玉浮梁」則顯得淡雅多了。迎路並無門牆，倒是栽植了許多應時花木，不過丈許深的青紅園圃，繁茂紛披，一步近前，即忘卻身後塵囂。
過了這一陣花木，是一棟泥牆木柱所構築的屋宇，寬只二架，深約三間，唯廳堂盡處復有一門緊閉，其後通往何處，深淺若何，復有多少房舍，便不得而知了。只這廳堂，滿室浮動著酒香，其馥郁逼人，像是看得見一片天雨醍醐。
原來廳中陳設，也大不同於時尚—環堵間一無几榻、二無胡床，遍地壓塵的草荐大約從來沒有更換，或許隔些時便重新鋪墊一新，這省工費料之法，據說是從胡地那些幕天席地的旅棧中傳來，所費不貲；倒是踏腳所及，異常柔軟，頗解奔波勞頓。
更不常見的，是陳設了十餘口大半埋在地裡的陶缸，缸面壓一厚板，已經有些早到的旅人圍著缸，或跽或坐，嘈哳而語，不外就是隨口寒暄，或是催促侍奉。侍立者乃一胡姬，身著白圓領窄袖襦、翠綠披帛覆胸、朱色長裙，素花錦帶繫腰，挽了個鴉巢髻子，正忙著支應。她伸手推開板上一槽門，當下酒香又浮湧鼓蕩起來—莫道這酒原來就在木板之下、行客圍坐的缸裡。
此時卻有一人，年事已長，一部亮銀髯鬢，三尺蕭森；然而長身玉立，挺拔不減少年。他面南而立，戟指向著面前的粉牆，像是比畫塗抹、像是拂拭摩挲，又像在仔細尋找牆面上隱藏著的某宗物事。他身邊另有一人，盤膝斜倚，手擎一隻盛餑餑的巨碗，碗中波光碧綠，有如春潭掩映，須便是香氣淋漓的酒了。持酒者年紀較輕，卻也鬚髯雜白，他凝神仰臉，看著摩挲粉牆的老者，不住地頷首微笑，狀似極其賞識的一般。
李白正待呼喚那胡姬打點，卻聽見面牆而立的老者忽然開了口：「踟躕了！」
這一歎，相當不尋常。他用語簡潔，「踟躕」兩字鏗鏘，慨歎所關，寄意曠遠。而盤膝倚坐的中年人整了整頭上軟巾，接著吟誦起詩句來：「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隔河望鄉邑，秋風水增波—」
「狂客居然還記得？」老者笑了，俯身就壓缸的板上擎起另一隻大碗，鯨吸一口，道：「長庚星主台前，吟此拙作，豈不愧煞老夫？」說著時，竟回頭深深看了李白一眼。
李白當下打了個寒顫—這，是我聽錯了麼？
中年人這時也轉臉沖李白微微點著頭，道：「後生！汝不聞夫子之言，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汝且坐。看薛少保作畫。」
被稱做「薛少保」的老者則轉回身，繼續向壁指畫。中年人大約熟門熟路已慣，也不召喚胡姬，逕自探手從缸邊勾掛處摸出另一隻巨碗，並瓠杓一支，推開板槽活門，下手便舀了一杓，酒漿之色，翠碧晶瑩，好似向光的墨玉。中年人只手高高捧了，令李白接去飲。
這酒軟滑清涼，入喉不滯，一注落腹，通體暢朗。只是醅釀未臻透熟，還殘留了些許浮蛆微粒，彷彿帶脂的果瓤。中年人此刻似亦有所覺，即道：「略咀嚼，令齒牙間稍轉其味—」
李白嚼了嚼，果然口中那渣滓一般的蛆脂隨即融了，甜膩稍減，轉出另一股較為沉著的醪香，他忍不住讚道：「真醍醐也！豈人間所有？」
「別有天地，何必人間？」面壁指畫的老者隨聲應道。
李白循聲抬眼，眸光閃爍，更吃了一驚—難道是驀然間受了酒力而神馳眼離了嗎？只這一瞬，他竟然看見了老者在牆上所指畫的，是一巨幅山水，當中是一頭白鶴，雙翼若展若垂，一隻纖細的腿獨立於煙波微茫之處—正是先前老者所歎之語：踟躕。
踟躕，說的是徘徊不安、猶豫不定；欲前又止，欲止又前。才一眨眼，壁間忽然閃現的白鶴便銷形而匿跡，也就在鶴形忽現忽滅之間，粉牆上那一片看似巴山寫景的畫圖上，居然此起彼落、聲聲不歇地揚起了一陣又一陣的猿鳴。
一山啼猿，萬里穹霄之眾生亦能為之切切而哀，李白聽過，這是遙遠無端的感動。便在這颯然不知其來處的猿聲裡，中年人繼續吟誦起先前那首詩，全文如此：
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隔河望鄉邑，秋風水增波。西登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傅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回換，人生知幾何？
這首題為《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是老詩人的舊作。當時詩人還在陝縣供事，奉召還京途中，出陝縣西行，來到第一長亭，已是荒郊。在不知多少年月以前，有人給這一亭起名為「望蒲亭」，對於詩人來說，這地名十分鬧心—因為他的故鄉就在一水之隔的蒲州。「北顧」匆匆，只能一望而過，這讓迎面扑打而來的秋風，像是將河水催激得更洶湧，而河面也顯得更遼闊了。
蒲州有二山。一名傅巖—又名傅險；相傳為商代起身於版築之業的名臣傅說發跡之地。另一座山叫首陽山—也稱雷首山或者首山，位於蒲州永濟之南。首陽山要比傅巖更為人所熟知，是因為《史記·伯夷列傳》記殷遺民伯夷、叔齊兄弟義不食周粟，作歌采薇於山，終至餓死之事；後儒引為大義，而享身後之大名。詩人將傅巖、首山並舉為對，是有意在思鄉的主題之外，更推拓出宏大的胸懷與感慨。此則唐人「客宦」、「游宦」之一主題，集鄉思、國事、天下憂熔於一爐而冶之，為人生無常之遇，平添沉摯蒼鬱之情。
唐初以來，為取士任官而愈形鑄造端整的「律句」規格讓日後一千多年的「近體律絕」成為吟詠之主流，但是律中格調所規範者，往往不傳其所以然。譬如說：五、七言八句之律體，中兩聯須作對句，否則即是「落調」。至於何以非如此不可，則並無因緣果證可說，大凡照章敷陳、不忤前例則可。
然而，正是在這古近體交相發皇、而古體尚未因朝考制度之偏倚而逐時讓位於律體之際，詩人還能相當細膩地掌握「對句」出現的個別美學作用，而不只應付聲調、僵守規格而已。
即此《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明明是五言古風，卻在「傅巖」以下四句，作成工麗的對偶—「傅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這就是有所為而為之、求其所以然而然的典範。質言之：此處修辭，若不用對仗之句以呈現反覆遲回之態，便不能表現其進退宛轉、行止蹉跎的隱衷了。至於因為應考規範所需，而不得不在首聯、尾聯之間作駢偶、講黏對的「中式」之作，就不能與這樣的技法相提並論了。
至於踟躕二字，恰是此詩神髓。
李白不識老詩人為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陰人。他的曾祖父是隋代名滿天下的文人顯宦薛道衡。薛道衡歷仕北齊、北周，隋朝成立，任內史侍郎，加開府儀同三司。卻因為經常訾議時政，而受同僚之謗，說他：「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
終於因為這種隱昧的罪名，薛道衡遭隋煬帝賜死。他原有名句「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為一時所傳誦。據說在臨刑前，隋煬帝還留下了切齒之言：「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而薛道衡這種橫遭巨禍、殘斫清才的命運，似乎不能及身而止。
薛道衡的曾孫薛稷，比李白大上五十二歲，大半生也是名爵顯赫，官資堂皇—曾任黃門侍郎、參知機務，累官至工部、禮部尚書。薛稷的外祖魏徵、祖父薛收、從父薛元超，也都是唐初朝廷顯宦。他本人則是在武則天朝舉進士，前半生多於中朝任官，睿宗李旦的女兒仙源公主還是薛稷的兒媳。
李旦登基，薛稷益發貴盛，封晉國公，加太子少保，賜實封三百戶。此外，薛稷更是知名的畫家和書法家；曾師事褚遂良，張懷瓘《書斷》將之載入「能品」，稱道他：「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而竇臮的《述書賦》有說薛稷的字比褚遂良還要「菁華卻倍」，形成「青出於藍」的美譽，是以後人還將他與虞世南、歐陽詢與褚遂良並列初唐四大書家。此外，薛稷還工於繪畫，長於人物、佛像、樹石、花鳥，尤精畫鶴，一時皆稱「鶴侍郎」、「鶴尚書」。
這樣一個文才、藝事、官祿俱全之人，為什麼會有踟躕二字之歎？這又要從中宗朝宮中之一隅說起；而這一起宮廷之變又牽絲攀籐地捲上許多原本無關無涉之人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