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在道，暫寄行李驢馬於驛所，還可以通融。但是不具備官客身份者，謂之私客，於律不容接待或留宿。驛卒們這時一改容色，商議了片刻，把慈元和驢迎入廄中，整治了一處乾爽透氣的角落，容他歇息，供應些素食乾糧；辭色之間，頗有告罪還禮的意味。
李白則順手從篋中包裹了藥材，交黨四娘帶回去煎服。侯矩蹲在驛所旁一座長年不熄的烽爐邊上，不時往爐裡添些枯枝，冷眼看了半晌，待黨四娘一去，便問道：「汝為士人？」
李白搖搖頭，道：「白身耳。」
「讀得書、識得字，便是士人了。」侯矩道，「本朝乃是士人之天下！信然。」
「汝亦自安西來？」
「已然不記來處了。安西曾殺過幾人，瀚海亦殺過幾人，北庭也須是殺過幾人。」
那是阿史那賀魯在碎葉水一役大敗之後，又過了將近二三十年，西突厥十姓部族時叛時降，卻一再被唐軍清剿得七零八落、日益離散。直至武則天垂拱元年—也就是李白誕生之前十六年；西突厥僅餘兩部族，分別以漢語名之為「興昔亡」與「繼往絕」；顧名思義，是要保留這種願意歸附大唐之異族的一脈根苗。
五年之後，是為天授元年，其中受封為蒙池都護的「繼往絕」可汗，名叫斛瑟羅的，收輯各處殘餘部眾，大約有六七萬人，入居內地，以大規模移民爭取唐朝廷的信任，遂官拜右衛大將軍，改號為「竭忠事主可汗」。「竭忠事主可汗」領有平西大總管的頭銜，鎮守碎葉，稍稍得到了喘息。然而，這只是從中原遠眺所及見者；自突厥內部視之，則「竭忠事主可汗」卻是一個殘虐凶暴之主。
果然，平靜了不過三年，就出了內亂。西突厥有一別種，名曰「突騎施」，酋長烏質勒，原本是為斛瑟羅手下一官，官名「莫賀達干」。此人能撫下用士，頗立威信，一時諸胡皆附，乃崛起。以一萬四千兵，奪取碎葉城、弓月城。此人用兵飄忽無定習，出沒無常兆，於攻破碎葉城之時，把「竭忠事主可汗」趕回了內地。
烏質勒一夕崛起，控御所及，盡有斛瑟羅故地，東鄰突厥，西接昭武九姓。但是此君並無驕恣雄霸的野心，而願意與唐廷交好。武氏聖歷二年—也就是李白誕生之前兩年；烏質勒還遣送其子入朝。
突厥各部起落，無論就近就遠，皆多少牽連可及於李白早年的身世，以及日後的遭遇。李白五歲那年，一家人就是在這樣一個倥傯不安的情勢之下，繼續向東漂泊，而號曰歸鄉。
同一年，烏質勒受封為懷德郡王；復二年，更受封西河郡王，然使者未至，而烏質勒已死，其子娑葛代統其眾，陳兵三十萬，極為強勢，唐封之為金河郡王。然而，娑葛與其部將阿史那忠節不和。《大唐新語》完整地記載了這件事，並且提到當時與之有關的一個大人物—宗楚客。宗楚客是武三思的爪牙，神龍年間擔任中書舍人之官。當娑葛與阿史那忠節鬧糾紛的時候，安西都護郭元振提出一議，要把阿史那忠節所部吏民徙往內地。可是宗楚客和他的弟弟宗晉卿以及朝臣紀處訥等，由於收受了阿史那忠節的賄賂，不但不接受郭元振之議，反而發兵進討西突厥，也就是準備一舉殲滅娑葛。
娑葛震怒之下，舉兵入寇，襲擒阿史那忠節，殺了唐廷使者馮嘉賓，擊潰安西副都護牛師獎。郭元振始終以為：儘管鬧出兵禍，可是娑葛理直無咎，遂上表請赦其罪，才算安撫了這一場亂事—娑葛日後為突厥默啜可汗所殺，默啜的人頭卻曾經在侯矩的手中飄零數千里；而宗楚客的孫女，卻嫁給了李白。
李白在金堆驛烽爐邊聽到侯矩說起往事之膚廓，大約也只能想像：當他這一家人高車健馬、冒牒潛歸之際，侯矩正以「徵人」之身，向西進發。
唐代兵制，以府兵為核心。大體言之，舉國府兵之數，約在四十萬，一般為五番輸役；每番供役五分之一（也就是八萬人上下）屬常備役，番番輪替而行；其主要的任務為「番上宿衛」，其次才是「征戍鎮防」。不過，除了隸屬各折衝府的府兵之外，還有為了應付突發而大規模征行任務，各地州縣尚須召集兵員，點名應卯，強制從軍，這種「兵募」所招來的男丁，沒有「衛士」的頭銜，於律稱之為「徵人」。
「徵人」不隸屬於折衝府，而是以州為單位，較常見的情況是：某州須要從當地征發軍行，便自行招募，不從朝廷派遣。招募之後，也由州統一發放軍行器械、裝具。「去給行賜，還給程糧」，也就是說，從應募之地（州），到服事之所（軍），往返衣食之需，例由當局供應。有些時候，由於荒欠的緣故，在籍丁男不能按時完糧納稅，情急之下，倏忽應兵募而去。
畢竟，朝廷用人孔急，往往顧不得餘事；而壯年之人所有，無非一肉身。到雄關絕塞之地，博一博天命時運，比起困死在鄉里隴畝之間，可要痛快得多。這些人之中，也有不少能夠獲得一些微薄的升賞，而恍若衣錦還鄉者，閭裡中人反而多以「邊城兒」呼之。
李白聽侯矩此地亦殺人、彼地亦殺人，看來不在本籍、亦不拘裡貫，或即經常在邊關之地衝鋒陷陣者；遂不禁好奇一問：「汝系兵募乎？」
侯矩仍舊像座鐵塔似的蹲著，不屑地揮揮手，一挺腰桿，朗聲道：「某乃私裝從軍！」
「啊！」李白不覺驚呼出聲，「是義征，看汝魁偉過人，真不似尋常兵募的士卒！」
這話脫口而出，並非恭維。有唐立國之初，霸業四圖，積極向外用兵。太宗征高麗的時候，就曾經在常備的府兵之外，增以兵募」。在太宗、高宗兩朝之間，「兵募」還是軍旅中戰鬥的主力。高宗中葉以後，更準確地說，是顯慶五年大破百濟、苦戰平壤之後，情形顯然不同了。
劉仁軌在麟德元年十月間給高宗的上書中就曾經提及：「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回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可是，到了高宗剿滅西突厥的顯慶五年前後，卻變了局面；從征士卒「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及得脫；無錢參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這就是「兵募疲敝」的實況。
大唐天子志在九州島八極，所從來久矣；廣取天下丁男，仍嫌不足，另特許各路行軍總管自行招「義征」—也就是繞過州縣官府，直接發動那些自覺驍勇善戰，而又不能在本籍加入「兵募」的年輕好鬥、或者是側目功名之徒。當年在征遼一役中大放異彩、身價百倍的薛仁貴，便是這樣一個出身。於是「義征」之人，自詡非凡，他們入伍，和「府兵」、「兵募」最大的不同是自願從軍、自備衣裝、自為一營，有一種激動奮發的元氣。但是—
「戰罷回鄉，仍須勾當這驛丁生涯，真真悶煞人也！聞道突厥入寇涼州，某不免還要去海西走走。」侯矩拿刀柄敲了敲胸前的明光鎧，道，「倒是汝輩識字之人，在此無事之地，同那和尚盤桓些什麼？」
李白一尋思，還真不知道該如何作答，支吾片刻，勉強道：「天下山川何啻千萬，隨和尚行腳，開一眼界罷了。」
侯矩聞聽此言，先前臉上那輕鄙之色又浮露了出來：「汝可知—敕勒部奴鑄此劍者所為何事？」
「劍者，百兵之君，狹處對敵，長兵不可及，唯劍—」
「不然！」侯矩揚手止住，道：「汝家傳此物，而無傳家之語乎？」
「有。」李白道，「謂此劍能『摧伏怨敵』。」
侯矩又縱聲笑了，道：「此劍乃是降者之劍！」
「降者？」
「兩軍對壘，必有勝負。」侯矩道，「敗軍之將，可以戰死，亦可以奔亡；兩者皆不能，而猶欲保全部曲屬民，唯有一降—降將請以此劍斬首！」
於此，李白聞所未聞，勉強揣摩昔年那丁零奴贈劍的用意，一時還摸索不著端緒。難道，授首於人，便是「摧伏怨敵」嗎？他沉吟著。低頭看一眼腰際之劍，忽然覺得這劍竟然如此陌生；也不免為之一懍：啊！那個在記憶中面目愈發模糊的丁零奴，竟也同樣如此陌生。
「士子！」侯矩從鎧甲中掏出一塊干餅扔過來，道：「汝與某素昧平生，日後未必得見，即此奉勸一言：這劍，還是收藏了妥切。」
李白笑道：「今來受汝一餅，他日不免將得珍饈一席以報，怎說未必得見？」
「看汝行程所向，應須去益州？」侯矩也笑道，「某在金堆驛充服這小徭役的庸期也將滿了，家中又無田畝可以完納租調，或恐還是要赴涼州投軍去—與汝自是東西兩途。他日若有珍饈一席，天涯兩地，遙舉一杯作耍罷？」
人生初見，恰似浮雲，李白與侯矩都沒有料想到，整整三十年後的天寶八載，他們竟然重逢了。
那是一個罕見的酷寒之冬，行年將近五十的李白身在梁苑，仍是羈旅。那時他所拋棄的家室在魯地，拋棄他的皇帝在長安，他相親相敬的友人則散處天涯海角，有的遭到貶逐，有的投靠了邊帥，有的遇害殞身，有的抑鬱而死。他忽然醒覺到：以自己年力，生之前景，即將溷入一片萎爛的泥淖；而他，再也不可能為朝廷建樹什麼偉業，或是為自己掙得一份令名了。
他從一座剛剛脫手賣訖的酒樓中一步邁出，口中還信自喃喃作聲、吟誦著修訂一篇新作—《雪讒詩》；但見眼前階下一人，端嚴九尺之軀，昂藏如山，頷下是一部雜灰透白的三尺虯髯，點點紛紛沾帶著飄雪。更惹眼的，是半遮臉的一頂大氈笠子，上頭遍是紅黑斑斕的陳年血跡，還有那一肩行李上插著的朴刀，刀環在朔風之中琅琅扣響。
來人從笠簷之下看了李白老半晌，不肯移動半步，猛可道：「士子！果耳開眼界了？」
李白一眼不及認出，再打量時，才看清楚，卻又都看模糊了。淚眼迷濛中，像是看見了三十年前一夕談，無酒無餚、無茶無飯，甚至無一語道及文章、無一言涉於學問；然而較諸平生際會，面前這個已然蒼老無比的侯十一無疑卻是最讓李白心動的人。
那一夜金堆驛烽爐邊的閒話，侯矩說了三件事，對李白的一生影響，無日或已—大流星、默啜頭、魯門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