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劍南道益州治所，領有百姓之眾，僅次於長安和洛陽。遠非那些個名城—如江南東道治所蘇州、嶺南東道治所廣州、淮南西道治所楚州、河南道治所汴州等—可及。但是李白萬萬不曾料到，金堆驛上那豁牙漢子佈施給慈元的銅錢，到了此處卻不能花使。市上一肆商隨手挑了一枚，向戥子上過了過，瞑眼撇嘴道：「此錢不足兩銖，是惡錢，官敕不許用的。」
大唐立國未幾，高祖武德四年，開鑄一種名為「開元通寶」的錢；由於形制質樸，極易仿作，天下各地盜鑄者不計其數。到了高宗顯慶五年，發兵征討百濟、困戰於平壤前後，民生愈發困窘，惡錢偽冒日多，朝廷不得不應對，便懸令「以一善錢售五惡錢」，計以為百姓一旦繳交出這些成分窳劣的惡錢，再由官司收取，統為熔冶，補益銅質，鑄造成「良錢」，也是善政。
老百姓的想法卻不一樣。試問：原本並無法定價值的錢，一旦由官司明令作價，則不能復以偽冒視之，而是有了等同於「良錢」的身價—雖只五分之一而已。此時民間不但不以五易一，反而將盜鑄的「惡錢」妥為收藏，以待日後朝中弛禁變法，到時不一定以二兌一、以一兌一，則利頭就遠非當下報繳之可比了。僅執此念，還有人索性將船駛入江中，就在船上起爐鑄錢，避人耳目。
果不其然，到了武氏當國的時候，非但不再雷厲風行地緝拏盜鑄，市上之錢但凡沒有穿孔，或者不是一經手眼即可看出含鐵、錫過多而過於失真者，都得以公然交易。
玄宗登極，初號先天，長安、洛陽兩京繁盛，錢溢如海，盜鑄者十分之一二，居然通行無礙，遷延兩三年，朝廷一直拿不出有效弭止的對策。只能下令：官鑄銅錢一枚二銖四分，不到這個份量的，便歸於惡錢，一律禁止發行。
這時皇帝想起被外放擔任廣州都督的宋璟。打聽之下，聽說這位在中宗時期已經官歷宰相之職的大臣，居然在萬里外的嶺南仍有驚人的政績—他懸令禁築茅舍草屋，教導百姓以磚瓦建蓋屋宅，減少了當地經常發生的火災，人人樂道，有膏雨時化的令名。不過，宋璟先前是因為司理一宗杖刑的時候，失之於輕省，顯然有「市恩」之嫌，而李隆基一向疑忌大臣如此，遂外敕貶睦州。一直到了開元四年，他才被調返京師，主持刑部。
這一回，宋璟和當朝名宦蘇瑰之子—也是極具才華、謀略與擔當的蘇頲，商計出一套新的政策。他們知道，當年「以良錢一易惡錢五」的手段有一定可行之處，但是失之於粗糙。於是他們繞了一個大彎—首先還是寬鬆通貨，請出太府錢兩萬緡（每緡一千），於京中置南北市，以平價買取百姓家中「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也就是說，憑空生造出一筆又一筆原本不會出現的買賣。
同時，宋璟與蘇頲還有第二步；他們主張以不收取利息的方式鼓勵兩京群官，盡量預支俸錢。而這些太府錢、借支錢，當然都是良錢。此一措施既使交投熱絡，也充分供應了良錢，加之以收取惡錢於不著痕跡之中，很快地就讓惡錢變少了。
宋璟較蘇頲年長七歲，自是一代人；宋、蘇之相得，原因不只一端，主要的原因，在於蘇遇事不與宋爭，而宋論事則多得蘇之助。
蘇頲的父親蘇瑰也曾歷任刺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中宗神龍初年之時，官尚書右丞、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由於通曉典章法律，嘗奉命刪定律令，一朝格式，皆出其手，封許國公，為太子少傅。死後玄宗贈以尚書僕射，稱得上是一代名宦。宋璟曾經公開論列蘇氏父子：「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替可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可見對蘇頲的看重。
據說，蘇頲年少時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可是卻能惕厲自修，好學不倦。每欲讀書，苦無燈燭，嘗於馬廄灶中，吹火照書讀誦，其苦學如此。至於蘇頲的名爵官資，雖然也位居國家大臣，但是通盤看來，不若乃父。
蘇頲滿二十歲的時候就舉進士第，很順遂地從烏程縣尉起任。武後朝，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御率府胄曹參軍、監察御史，轉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與詩人、燕國公張說都因為文章而頗負時譽，時號「燕許大手筆」。同時，蘇頲也由於書法精美，多為時人撰碑，曾經借朔方兵大破突厥於黑山呼延谷的隴右節度使郭知運碑，便出自蘇頲之手。
史家於年輩稍早的姚崇稱「應變成務」，而於宋璟則許以為「守法持正」，可知其為人剛直，遇事果敢，而蘇頲則能「盡公不顧私」地襄助宋璟推動政務，使得當世唐人每以高宗時代的房玄齡、杜如晦喻之。
然而，這不是沒有隱憂—宋璟在遷都洛陽一事上，曾經和皇帝有過正面的衝突。那是開元五年春，正月的時候。由於宮中太廟原本是前秦苻堅時代所興建，年久失修，因而腐朽崩壞，宋璟、蘇頲就曾經聯銜對奏，以為睿宗升遐未滿三年，皇帝還在服孝期間，遽爾行幸東都，恐怕是由於天意不愜的緣故，才以此示儆，希望皇帝「暫停車駕」。可是，姚崇卻以為「王者以四海為家」，太廟崩壞則不應歸諸迷信，應該將責任付諸有司，先暫遷神主於太極殿，再更修太廟。玄宗在這件事上，嘉許了姚崇，甚至因而特命「五日一朝」，可見倚眷深重。
自從為世子、太子時便久歷權勢傾軋的李隆基是深謀遠慮的，他知道：身邊不能沒有一個看起來經常與他作對，但是又不至於真正違逆他意志的大臣。在表面上，皇帝要表現得虛懷若谷，謙抑從諫，這也得臣下在犯顏直諫的同時，還能滿足他的虛榮—而玄宗很快地發現：宋璟的確具備這樣的智慧。
就在太廟崩毀的同一個月裡，發生了另一件事，讓皇帝對宋璟徹底改觀。
東幸洛陽終於得以成行，皇輿來到崤谷，卻發現道路沒有整治妥當，皇帝受了顛簸，以為河南尹李朝隱和知頓使王怡失於部伍，督導民夫不力，都該治罪。宋璟上對，以為：巡幸才開始，便以民力之不逮而降罪於官吏，將來受害的還會是老百姓。
皇帝聽進去了，正要釋放李、王二人，宋璟又道：「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這幾句話讓皇帝深深放心了，他發現：宋璟的確既可以為皇帝博一納諫之名，又可以保全皇帝在百官群僚面前的無上恩威。
然而對於宋璟，皇帝從未疏於
伺、防範，他隨時都在找一個適恰的機會，排去其逐漸強大的勢力—正因如此，和宋璟一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蘇頲也因此受到牽連，一時俱去，才得以在他的下一個官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任內與李白相遇。而這份機緣之所以成就，正是由於嚴禁惡錢。
也就在李白和慈元啟程南遊之前的三個多月，監察御史蕭隱之奉命搜檢江、淮地區市面上盜鑄的惡錢，朝廷法令與民間經濟，看來各處極端—惡錢之所以氾濫，乃是流通所需，也有不得不爾的情由；蕭隱之搜檢嚴苛而急躁，大殺百姓生機，又引起了相當激烈的民怨。
皇帝先貶了蕭隱之的職官，接著追究政令所出；眾矢一時而集，隨即指向宋璟和蘇頲。未幾，宋璟罷為「開府儀同三司」。這個官位，從六朝以來便無實權，高掛宰相的閒缺而已；蘇頲，則遷為禮部尚書，實施了整整兩年的錢禁於是開弛，惡錢再度滾襲於天下各地，其勢不能復扼。
可是，益州偏處西南，地方上大小官署還在猶豫兩可之間，商舖或張或弛，並無定准。加之以李白和慈元行色匆匆，一看便知是外鄉人，身行所有，泰半為市肆中人指為惡錢。這令李白大為不耐，低頭尋思片刻，忽然想起了一事，遂向慈元道：
「和尚，酒樓去得否？」這話當然是玩笑，李白也未指望慈元答應，逕自接道：「某另有俗事，所去處，汝亦到不得。看這錦城也消得幾時盤桓，何妨就此別過？」
慈元滿懷所罣念者，還是在福圓寺那筆契牒移換上，蝕了幾千文錢。每念及此，便怏怏然若有所失，心下早就琢磨著：得在成都當地的廟宇，藉著別宗交易，勻些資本回來。倘若李白不在身旁，何止耳根清淨？他也能心無旁騖，從容商量，仔細勾當。於是相約三日後亭午為期，散花樓前再會。
慈元卻沒有料到：李白所謂的俗事，也是討索債務，只不過另有名目。
便在李白的行篋之中，李客早就為他準備妥當了。此行無分水程、路程，一路之上，但凡所經過的通都大邑，都有李客原本應該前去「抬舉」的契券—就好比官司中征發賦稅而作的「手實記賬」一般；旅人來到某地，手持到期文書，尋著了舉債之家，登門索欠，謂之「抬舉」。
舉，借貸也；抬，償還也。據說這是從翻譯佛經而輸入的語詞，一方面是指借貸償還，另有利息，故所舉之數，應須加抬。另一方面，在常民語言裡，抬舉也含有扶持、照料的意思，一如孫舫《柳》詩所謂：「不是和風為抬舉，可能開眼向行人？」說來頗為溫煦動人，這就表示貸方之於借方，還有通財施捨的情誼、義理。
李白打的主意很實在：既然坊市間多指路客的錢「銖兩不足」，也就是惡錢，其中分明藏有藉機高其物價的意思。應對之道，便是讓對造納出現錢。這是李白混跡江湖的第一筆生意。至於「酒樓」，並非設席飲酒之地，而是一釀酒坊。
唐代開國，承襲了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的政策，官方、民間都可以經營酒業，釀酒、賣酒沒有認證或許可之制，業者也毋須將營利歸公。直到代宗朝，才發生了變化。那是李白過世之後兩年的廣德二年十二月，皇帝敕書：「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
再過八年，到了大歷六年二月，又進一步確立了這種榷酒制度—也就是由國家控管生產和營業，將官方許可的酤酒戶按量產額度，分三量等，逐月收取稅錢，還可以用布絹供抵。這樣改制，當然有其長遠的背景。其一，就是飲酒者眾，利潤龐大，國計所需，豈能不分一瓢飲？其次，天下人以糧制酒，酒貴而糧賤，一旦任令自由供需，也會壓迫到糧食供應。
其後，顯然征榷過重，唐德宗曾經一度頒《放天下榷酒敕》。然而為時不久，基於發動削藩之戰，軍費糜耗繁劇，府藏散減空虛，不得不從榷酒的利益上彌補，於是又確立了此後近千年的榷酒制度。僅僅從榷酒確立施行之後的幾十年間計算，宣宗大中七年時：「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也就是說，榷酒所得，將近挹注了國家總歲入的十分之一。
而在李白生活的這個時代，酒麴尚未為官司壟斷，只消操持釀造的技術，人人可以借此而謀生。李白一生之中最是功名偃蹇的時候，也最是飲酒無度的時候，他幾番在東西兩京和魯地開設酒樓與這一趟遊歷有著相當的淵源。
李白行篋中的第一份契券，是成都陳醍醐酒坊主人陳過所賒欠的三百碩麥子，文書註明歸還之期為開元四年八月，顯然過了時日。
貞觀元年，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舊日楚地分屬江南西道、山南東道和黔中道。而長沙一向都是為楚之糧倉；果有「楚粟熟，天下足」之稱。這顯然也是環境使然。
以長沙為垓心，作為農產集散的大邑，有基於水利之便的四大渠道。其一，是從湘江至洞庭，可沿長江下達揚州。其二是越洞庭湖入長江至漢水、荊襄抵中原。此外—也就是李客行商天下的幹道：經由澧、沅支流過巴蜀，以及過靈渠、漓水通嶺南一路。
常年以來，李客組織商幫，看上了「楚粟」之豐之美，一旦東行貨船空艙西返，往往趁著麥熟之時，多糴糧米，於返棹時沿埠躉售。這也是因為當時「諸郡出米至多」，「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滄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
除了供應萬民食用，李客轉運「酒米」、「酒麥」還有一個令釀家樂於與之交道的好處：他為人寬和，不汲汲於蠅頭之利；每逢買主手頭不大寬綽時，他便道：「一諾為然，豈必取錢？」
對於李客多年以來走南闖北的生意之道，李白十分懵懂，貿然來陳醍醐酒坊，只道是依契取值，拿了錢就上路，以充盤川而已。豈料主人陳過一看那契券，一時肅然。他十分慎重地詢問了李白的行止，得知三日後與慈元尚有散花樓之約，於是立刻安排李白的下處—就在散花樓旁，尋覓了一潔淨的逆旅，接著便是設宴款待；迎勞十分隆重。
明明是不速之客，陳過卻煞費苦心地安頓著。他四處探聽：李客父子在成都還有何淵源？有何戚眷？或可相納於一座之上，聊共歡忭。可是訪來問去，一無所獲，直到臨開席，才約莫得著一句：「據聞綿州刺史舉薦過李客之子，但不知是不是這個兒郎？」
這就更令陳過為難了，看李白形容佻達，舉止逸蕩，不像士人；然而傳聞果若不虛，此子竟能蒙一郡諸侯青眼，則更不能不謹慎迎將一番了。商計謹慎，才想到一個在錦城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酒徒，名叫盧煥。
此公年少時曾經一第中舉，近五十年前在成都附近的新都擔任過縣尉，與當時極負盛名的文士盧照鄰同僚，兩人相去將近二十歲，雖然年輩參差，但是意氣相得，連宗以兄弟相稱。秩滿之後，盧照鄰在蜀中遊歷了幾年，這一對忘年之交仍時相過從。爾後盧照鄰赴洛陽，被禍下獄，罹患了風疾，又因為服食丹藥而手足俱廢，侘傺潦倒，隨即投穎水自盡。
盧煥則始終沒有離開成都，他自號「倒載山人」。這個諢號，來自東晉民歌，所形容的是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之子山簡，詩云：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倒載」說的是醉倒之後給倒馱在馬背上歸來，朦朧間勉強起身坐穩，白帽子卻反戴著。單憑這諢號可知：盧煥大約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總之招酒即來，乘醉而去；看來也不會計較什麼緩急尊卑。
不過，盧煥與李白初識，僅能以「一言不合」狀之。盧煥只道來者是一行商之子，又夤緣見過郡牧，還是前來抬舉債務的，不免先入為主，憾其顏色驕矜，還道不上幾句寒暄，便端顏整襟地說：孺子行年弱冠，猶未留心於文場乎？老夫深以為可惜。」
話裡彷彿另有話，像是對於李白不在士人行中頗為詫訝，表面上像是有幾分惋惜，但是聽來又不無輕鄙，倒像是質問他：怎麼不及早謀一個像樣的出身呢？
李白在趙蕤處讀書，從來不是為了應科考、守銓選。在他看來，天下之謀、郡國之計，不外就是從經史學問之中搬取故事，開濟當前；換言之：從讀書到致用，本來便是一蹴可幾、一以貫之的事。而這老人家開宗明義，如此直言無隱，看來對於仕宦之道，還有相當不同於趙蕤的成見，於是李白拱手一揖，道：「唯有請教。」
「國朝重文，貞觀、永徽尤盛，比之於三代，應該也不遑多讓；此即天子朝廷為士人開一蹊徑所致。」盧煥搖頭晃腦地隨手指點著當央主人陳過的席幾，道，「彼等商賈，所日征月逐者，不外錢谷而已；渠設筵款待我輩，便是親沐教化了。然則，我輩如何便有教化可施呢？還是以出身為有據。」
陳過連忙頷首稱諾：「盧少府教訓得極是。」
「老夫年耄矣！可以杖於鄉國了—」盧煥不由分說，接著道，「當年某十九歲舉明經，偏逢天下才人蜂出，人人都是國器；某守選多年，恨不能再進一階，以宏詞登科，少說也能討得一個集賢校理，然而說耽誤也便耽誤了。」
這一感慨，滿載著士人求官的辛酸。陳過與他酒坊中來陪席人等未必明白，李白卻是瞭解的。由於只中進士不能得官，一般保守資格、等待銓選，就算是進士科出身了，也要等上三年；明經科的則要等七年左右，才能分配到官職。
有的士子大約就在這一段期間繼續讀書，應「博學宏詞」或者「書判拔萃」等制科，百人之中，取不過二三。這一科雖然比較難，但是榜下即用，可以不必守選。但是，盧煥顯然沒有考中「宏詞」、「拔萃」，至少不能入集賢院，得一份校書的差事；這一類的職務雖然沒有品秩，但是外放到縣裡當個最基層的縣尉，就有了品階，也得以寄取俸祿。總之，雅號「少府」，已經說得很清楚：盧煥一生便是縣尉到頭，飄零諸郡，沒有再升過官。
「汝年華正好，聽說又蒙太守青眼相加，焉能不一心向台閣大用而去？」盧煥一口氣將場面話說到此，轉問李白：「本朝文章，至高宗皇帝時為之一變，汝可知否？」
李白搖了搖頭，道：「某多習前代詩賦，於國朝文筆委實無多浸潤。」
「不當不當。」盧煥皺起眉眼噘著嘴，道，「文與時俱化，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欲有用於彼時，便直須作彼時之文；欲有用於此時，便須會作此時之文。老夫年耄矣！可以杖於鄉國了。當年老夫任官時，可謂躬逢其盛，士人文章，萬流歸宗，匯聚江海，偉業也。那是楚國公上官相公所倡，真可以說是天下風從、天下風從啊！」
李白之於上官儀，只能說多聞其名而略知其人，在趙蕤處求學讀書，也向來不曾關心過這位大前輩的詩文。一旦聽盧煥如此推重，也就了無置喙的餘地了。
上官儀，陝州人。其父為隋代江都宮副監，死於亂。上官儀當時只有九歲，乃私度為僧，隱埋十年，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楊仁恭舉薦赴科考，以《對求賢策》、《對用刑寬猛策》中了進士。詔授為弘文館學士，累遷秘書郎，從此展開了他長達三十七年的仕宦生涯。
後世多所言及者，是上官儀的下場—他曾經以武則天「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的先見，草詔廢後。因而得罪了皇后，緣事被誅，家遭籍沒。直到中宗即位之後，他的孫女上官婉兒在宮中封「昭容」，始追贈上官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以禮改葬。史稱貞固干濟，尤其是文章博學，可為一代翹楚。而盧煥所稱道的，不但是他在詩賦創作上的表現，更是由於上官儀，才算是開啟了一代詩律的定格。
上官儀在揚州寺院裡苦讀，或以為「頗受南朝宮體影響，文並綺艷」，這並不確實。也有人認為：他的詩辭采華麗，稱「上官體」，是由於官爵顯要，也不完全入理。究其根源，寺院幼學所帶來的長遠影響，其實是長期轉讀佛經的訓練所致；而「上官體」之所以能夠風行景從，亦非個人聲譽昭著而已，實是聲律劃入制度使然。
中原音讀，本無四聲，直到南朝轉讀佛經，借取古天竺聲明論之平上去三聲，合中土特有之入聲，都為四聲。此事大備於南齊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蕭子良大集天下「善聲沙門」於王都金陵，製造經唄新聲，所做的，就是考文審音，確認聲字音讀，這也就為同時代的周顒、沈約等詩論家提供了「四聲八病」等音律之學的講究基礎。而上官儀，則是在將近一百五十年後的大唐時代，將這種講究施之於考試去取準則的推手。
「汝且聽老夫吟來，」盧煥本自精神矍爍，說到了詩，眸子更炯炯生輝，他清了清嗓子，道：「一首《入朝洛堤步月》有句如此：『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這般因景造意，是何等手筆？還有，另一首《故北平公輓歌》有句如此：『遠氣猶標劍，浮雲尚寫冠。』這般隨形賦采，又是何等格調？人說楚國公纏綿綺麗，以老夫視之，此論簡直有眼無珠！」
李白回味了兩遍，隱隱然覺得這老人家所言，恰恰與趙蕤對反—趙蕤再三期勉於李白的，就是打破這種琢磨聲字、安頓韻律，不厭其煩追求熟巧，再於無地步處咀嚼旨意，雕鑿奇警的技法。可是，盧煥卻恰好逆其理而行，而且看來對於趙蕤所不屑為之的這種「時調」，竟然有著難以自拔的欣羨和賞慕。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盧煥的興致來了，似乎無意就此罷休，也不讓主客就飲食，語氣則更顯老橫，道，「後生！汝可學詩否？」
「偶作。」
「詩賦，乃是士道之根器，不能偶作！須日日作、時時作，食亦作、眠亦作；造次顛沛必於是而已。」教訓及此，老人家忽然揚了聲：「可有佳句否？」
李白略微思索了片刻，忽然間覺得自己確實久久不曾在合律的文句上下工夫了，遂道：「有寫月之句『萬里舒霜合，一條江練橫』，曾蒙業師稱許。」
盧煥聞言沉吟，微微一點頭，道：「老夫年耄，可以杖於鄉國了；此生閱人多矣—後生麼，才，是有的；然所作不應只此二句？」
「當下可作，請公命旨。」
「此間有前朝蜀王楊秀所建園林，摩訶池、散花樓，址觀猶在，其金閣玉闌，極其壯麗。」盧煥道，「後生得一瞻仰否？」
「尚未。然，前事亦不鮮，《世說》引《天台賦》、《晉書》作《天台山賦》，或謂孫興公亦未嘗至天台山，而有賦焉；昭明太子不察，必以為有斯游而後有斯文，始題《游天台山賦》。」李白道，「此作有『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之句，豈非上官相公『遠氣猶標劍，浮雲尚寫冠』所胎息？」
「後生書史甚熟，」盧煥被李白頂撞得不覺笑了，「且賦散花樓來—」
李白毫不遲疑，琅琅接吟道：「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窗夾繡戶，珠箔懸銀鉤。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游。」